2024年7月15日 第 12 期
总第2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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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9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杨志勇、钟正生、赵忠秀、缪延亮、邵天兰、赵鹏、郑学选、张世顺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成绩来之不易。虽然当前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政策效应在持续显现，市场积极因素在集聚增多。大家还就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不断升级。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以往更为复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要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全面准确掌握真实情况，做好科学决策。要围绕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进一步实施好宏观政策，持续用力、形成合力，提高政策实施效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强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要顺应当前技术迭代更快、颠覆性创新更多、跨领域融合更深等新特点，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支持，促进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要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更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把我国规模宏大的各类创新资源组织好、运用好，持续释放巨大创新力量。

李强希望各位企业家坚定信心、专注创新发展，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同时多反映真实情况，多提出务实建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长，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前瞻性思考和规律性研究，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吴政隆参加座谈会。

国常会：研究部署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讨论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工作，研究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听取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主要问题及初步整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要从全局高度认识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协同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提升平台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发展创新药关系医药产业发展，关系人民健康福祉。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统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破发展。要调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夯实我国创新药发展根基。

会议指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细化分解任务、逐项抓好落实、主动靠前服务，支持西部地区不断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会议指出，滨海新区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要加强滨海新区与京冀相关地区的政策衔接、项目共建，依托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港航功能，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支撑京津冀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会议指出，对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问题，要强化整改责任，全面整改到位，该追回资金的及时追回，该问责的严肃问责，该完善制度的尽快完善。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以整改促落实，以整改提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为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工作方案》围绕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主要包括：全面加强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建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内部制度；建立科技型企业债券发行绿色通道，从融资对接、增信、评级等方面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债融资；强化股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能，加强对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的政策支持；将中小科技企业作为支持重点，完善适应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贷、保险产品，深入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丰富创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和退出渠道；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鼓励各地组建科技金融联盟，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等交流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等。

潘晓娟

央行创设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 进一步健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7月8日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从即日起，人民银行将视情况开展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时间为工作日16时至16时20分，期限为隔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的利率分别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点20bp和加点50bp。如果当日开展操作，操作结束后将发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央行新增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为公开市场操作在工具、期限和时间上提供了更多选择，有利于更好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促进形成央行短期利率调控“走廊”，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历史上日间流动性波动较大，尤其在月中、月末、假期前等关键时点，市场流动性需求较大，本次创设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工具，能够满足金融机构精细化管理流动性的需求，平抑资金面大幅波动。

“此次公告的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新设了隔夜这一期限，进一步拓展了原有的7天、14天、28天等期限，同时将公开市场操作的时间，在现有的工作日9时至9时20分时段基础上，增加了工作日16时至16时20分时段。”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认为，此举将让公开市场操作更加松紧适度、精准施策，可根据流动性供求和市场利率变化做好做细做实流动性调节，更有效地熨平短期因素扰动、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预期、降低短端市场利率波动。

在专家看来，央行创设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再次释放央行将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的态度。

央行行长潘功胜此前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一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

“本次新增临时正、逆回购操作以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基准，形成类似利率走廊的效果，让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作为政策利率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明明说。

庞溟认为，这一新操作与近期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采用的其他创新举措以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道，可以更好地调节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促使短中长等各期利率更好地体现出合理均衡水平，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助力价格水平回升与经济增长。

“这显示收窄利率走廊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介绍，临时正回购利率可看作新的利率走廊的下限，而临时逆回购利率可看作新的利率走廊的上限。如果市场流动性充裕，短期市场基准利率DR007有可能比7天期逆回购利率低20个基点以上，央行可通过临时正回购吸收市场流动性，避免市场利率低于临时正回购利率；反之，如果市场流动性偏紧，短期市场基准利率DR007有可能比7天期逆回购利率高50个基点以上，央行可通过临时逆回购投放市场流动性，避免市场利率高于临时逆回购利率。

王青表示，利率走廊收窄会降低短期市场利率波动性，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向市场清晰传达央行货币政策信号，也会为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马春阳

工信部：聚焦新赛道 构筑新优势

如何看待当前工业经济形势？怎样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7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围绕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工业形成“全、多、大”独特优势

C919大型客机已有6架交付东航，ARJ21新支线飞机共交付139架，“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投入使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介绍，近年来，我国布局建设了30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覆盖动力电池、人形机器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建立2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78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部分重点领域取得一批创新成果。

金壮龙表示，我国工业形成了“全、多、大”的独特优势，即体系全、品种多、规模大。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39.9万亿元，占GDP比重31.7%；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6.2%，占全球比重约30%。

“我国工业发展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总体上讲，仍处在由大变强、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基础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突出短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依然较多。”金壮龙说。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呈现持续回升向好态势。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我们将扎实推进稳增长、保安全、促升级，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金壮龙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新赛道不断涌现。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抓住有利时机，鼓励支持企业率先布局、持续投入，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金壮龙表示，新兴产业要培育壮大。对5G、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优势产业，要加快强链延链补链，进一步增强技术优势，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对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要继续用好国内大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系统推进技术创新、规模化发展和产业生态建设，培育一批生态主导力强的领军企业，形成更多能够引领产业升级的新兴支柱产业。

“未来产业要超前布局。”金壮龙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等6个方向，特别聚焦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元宇宙、下一代互联网、6G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产品，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建设一批企业孵化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工业互联网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很多制造业企业插上“数字翅膀”后，比同类企业“飞得更快”、更有效率。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为系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实施路径。

辛国斌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相关部门，以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重点，优先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大宗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支持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企业开展数字化集成应用创新，引导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分级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一链一策”开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改造。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引导供应链企业接入，打造一批数字化供应链。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重点集群、重点园区，建设一批高标准数字园区。畅通园区内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探索园区数字化整体提升路径。继续实施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

累计建成5G基站383.7万个

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发展较快，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更加凸显。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383.7万个，占全球比重达60%以上，实现了“市市通千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5G行业应用已经融入74个国民经济大类，建成3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300家“5G工厂”，“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过1.3万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我国移动通信探索形成了“超前预研、标准引领、体系创新、网络先行、应用赋能”的发展模式。目前，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达42%，5G基站和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0%。我国拥有10.9亿网民，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

“我们将坚持‘建、用、研’统筹推进。”赵志国说，夯实网络基础设施，稳步推进5G、千兆光网建设；深化融合应用，研究出台“双千兆”网络和应用发展的接续政策，加快建设“5G工厂”；强化技术研发，统筹推进5G-A演进和6G研发创新，超前布局超高速光纤传输和下一代光网络。

刘坤

财政部详解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实行“两个预拨”机制降低融资成本

近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时表示，财政贴息资金实行“两个预拨”机制，提振经营主体积极性，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提高贴息政策效能。

该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高经营主体获得感，财政贴息资金实行“两个预拨”机制，财政部向各省级财政部门提前下达预算，预拨贴息资金；省级财政部门通过21家商业银行落实贴息政策，定期向其省级分支机构预拨贴息资金，后续根据实际贷款情况据实结算。21家商业银行在收到财政部门拨付的贴息资金后，在向经营主体收取利息时扣除预拨部分的利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更好提振经营主体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信心和积极性。

为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财政部进一步明确了贴息要求。此前有关贴息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少数优惠信贷资金沉淀在经营主体账户中，未及时划付至供应商账户，影响政策实施效果。此次，中央财政完善贴息标准，明确按照相关贷款资金划付供应商账户之日起予以贴息，对沉淀的优惠信贷资金不予贴息，更好引导经营主体及时划付资金，加速资金流转，加快经济循环，加力形成投资和消费。

此外，为确保精准有效“滴灌”，该负责人表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审核把关，做好全流程跟踪管理。省级和地市级财政部门将牵头组织审核贴息工作，21家经办银行要落实贷款“三查”责任。

唐姝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话题

“截至目前，中欧技术层面已举行多轮磋商”“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听取欧盟内部呼声，理性、务实地与中方开展磋商，避免反补贴措施伤害中欧汽车产业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目的是依法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将出台新的开放举措，进一步便利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内地发展”……在7月4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商务热点话题作出回应。

集中回应中欧经贸合作相关话题

6月22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基于事实和规则两大支柱，就妥善处理该案立即启动磋商。

“截至目前，中欧在技术层面已举行多轮磋商。”何亚东在回应各方高度关切的磋商进展时如是介绍。

何亚东强调，对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方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目前距终裁还有4个月窗口期。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展现诚意，抓紧推进磋商进程，基于事实和规则，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7月3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将损害在华经营的欧美厂商利益。德国宝马公司也表示，加征关税是“死路一条”，将损害全球企业利益。

何亚东对此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和主要汽车企业已多次明确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措施。“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听取欧盟内部呼声，理性、务实地与中方开展磋商，避免反补贴措施伤害中欧汽车产业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此外，有媒体关心中方日前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猪肉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何亚东在回应调查进展情况时表示，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目的是依法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

6月17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何亚东表示，根据中国反倾销调查程序，立案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利害关系方应向调查机关登记参加调查。在此程序之后，调查机关将采取抽样、问卷等方式继续开展调查。“调查机关将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内法律，切实保障利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

将出台更多惠港开放举措

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三次高官会，实质性完成CEPA服务贸易协议新一轮修订磋商，就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措施达成了初步共识。

何亚东介绍，对香港具备优势且业界广泛关注的专业服务领域，如法律、金融、建筑及相关工程、视听服务等，将出台新的开放举措，进一步便利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内地发展。

何亚东表示，2003年以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及其系列协议，将其构建为具有“一国两制”特色、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议。

“通过CEPA，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何亚东说道，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地对香港服务业开放部门达153个，占世贸组织全部160个服务贸易部门的95.6%，其中69个部门实现国民待遇，既促进了香港专业服务业发展，也有力支持了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就业执业。

魏桥

CPI温和上涨，PPI降幅收窄——上半年物价水平低位运行

国家统计局7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表示，上半年，CPI累计同比上涨0.1%，其中二季度上涨0.3%，涨幅较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PPI累计同比下降2.1%，降幅由年初的-2.5%明显收窄至6月份的-0.8%，其中二季度下降1.6%，较一季度大幅收窄1.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6月份，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全国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比继续上涨。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与上月相同，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从环比看，CPI下降0.2%，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6%。部分应季蔬果和水产品集中上市，鲜菜、薯类、鲜果和虾蟹类价格分别季节性下降7.3%、4.8%、3.8%和2.4%；受供求关系影响，猪肉价格上涨11.4%。

从同比看，CPI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1%，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由上月上涨2.3%转为下降7.3%；猪肉价格上涨18.1%，涨幅比上月扩大13.5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8%，涨幅与上月相同。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整体看，食品价格同时反映了季节性下降和猪肉价格上涨的两方面特征。其中猪肉价格源于中长期周期的回升，是前期产能温和去化的结果。

6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部分工业品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PPI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8%。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总监冯琳认为，6月PPI环比转跌，主要因为近期国内主导的钢铁、水泥、煤炭等工业原材料供应加快，前期出现的价格上升势头明显放缓，其中，钢铁行业PPI环比大幅转跌。同时，受国内消费不足影响，下游生活资料PPI环比连续下跌。不过，受去年同期基数快速下沉拉动，6月PPI同比跌幅仍有明显收敛。

“从行业看，上游煤炭与有色反弹，中下游依旧偏弱。”温彬表示，上游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受前期国际能源价格的滞后影响回落，但“迎峰度夏”补库需求陆续释放推动煤炭类价格上涨，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和加工在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下整体上涨，黑色金属则转弱；中游价格有所分化，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环比回升，但通用设备、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环比下降。

从上半年PPI同比整体表现看，张学武表示，受季节性、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不同行业价格涨跌不一。从促涨因素看，国际油价上行影响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产品出厂价格上涨6.7%。从促降因素看，水泥供大于需，带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8.1%；钢铁需求下降，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品出厂价格回落4.9%；受成本降低、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汽车制造等行业产品出厂价格不同程度下降。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物价运行保持低位，说明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有望进一步增大。今年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已出台政策措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同时，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均衡投放，推动有效需求加快复苏、生产供给调整优化，促进物价稳步回升。

冯琳认为，在物价水平偏低背景下，着眼于做好逆周期调节，有效提振内需，三季度货币政策降息降准都有空间。

张学武表示，展望后期，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价格总水平将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熊丽

权威视点
蔡之兵：科学有效实施宏观调控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实现宏观调控效果的关键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有效实施指明了方向，对加强政策统筹、放大政策组合效应提出了更高要求。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非应对当前经济发展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必然性的务实之策，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从宏观经济理论看，宏观经济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宏观经济变量既会波及其他变量，也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如果针对不同调控目标的宏观政策长期各自为政，调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实施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如果缺少了促进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定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效果就可能会事倍功半。

从宏观经济实践看，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需要宏观调控精准有力。宏观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往往不是局限在某一个领域的简单问题，而是同时受多个领域、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复杂问题。例如，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期症结，该难题的成因既涉及需求侧的居民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等因素，也与供给侧的产品质量和价格水平等密切相关。如果仅从单一的需求侧或供给侧视角去扩大内需，其政策效果往往不及预期。可见，要有效化解某个问题，必须从多个方面同时着手、协同推动、相互配合，这必然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宏观政策的数量多、类型多，所涉及的部门也多，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统筹各层级调控目标存在难点。从国家层面看，实现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等总体目标是宏观调控的方向，必然需要投资、出口、消费等不同领域的诸多子目标作为支撑。实践中，不同层级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并非都是清晰的线性关系，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统筹各层级调控目标、实现不同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绝非易事。另一方面，任何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都与决策质量密切相关，而决策质量又取决于决策者所掌握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同领域宏观政策的信息来源和获取难易程度有较大差异，这也使得实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决策环节面临挑战。此外，由于调控目标的多元化和调控对象的复杂性，保障宏观调控效果需要不同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宏观调控过程往往会持续较长时间并历经多个不同调控阶段。在整个调控过程中，宏观调控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和难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确保宏观政策能够形成合力，必然要求不同宏观政策能在出台的时间节点、实施的时效区间、终止的时间节点等方面增强取向一致性。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需找准着力点。

一是统一认识、统筹推进。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作为各项宏观政策实施的重要条件，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总目标与子目标的关系，始终坚持以总目标引领子目标、以子目标支撑总目标。加强宏观政策决策过程的统筹，加快构建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明确不同宏观调控目标在不同阶段的优先级，对宏观政策相互传递和影响的渠道进行深入分析，精准预判不同宏观政策之间的正向和负向影响程度，确保宏观政策的综合叠加效应与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二是把握好时机、力度和节奏。不同宏观政策出台的时机要合适，需准确辨别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因题施策、分类施策、及时施策，提高宏观政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灵敏度和针对性。不同宏观政策实施的力度要相互配合，系统梳理政策调控的工具集和资源库，对调控目标与所需政策资源和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期跟踪分析，协调不同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不同宏观政策的调控节奏要呼应，加快形成社会共识，引导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

三是确保取得实效。一方面，对宏观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全周期、全环节、全领域监测，按照政策产生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科学归类和比较分析不同轮次的政策调控过程，加快建立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资料库，不断优化宏观政策调控过程。另一方面，加快建立政策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综合运用多元化宏观指标，科学评估每一轮宏观政策调控效果，强化评估效果对政策实施的引导作用，在良性动态反馈中不断放大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蔡之兵

苏剑：有效需求不足 政策仍待发力

2024年以来，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工业需求稳步回升，工业产出稳定增长，需求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的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及部分消费品消费额增速止跌回升。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内生修复动能仍需加强，恢复和扩大需求依然是未来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

从供给端看，今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较1—4月下降0.1个百分点，而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较4月份下降1.1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持续落地起效，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及金融支持政策的持续推进，叠加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带来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态势有望得到有力支撑。预计下一阶段，工业整体开工率仍保持在合理适度水平，工业经济整体处在稳定增长阶段。不过，由于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依旧不足，工业企业盈利和制造业景气水平可能出现边际回落。

从需求端看，消费方面，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较4月上升1.4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3—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波动较大，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作用逐步显现，家用电器等消费增长明显，但全部消费增速依然处于底部，仍需进一步稳定就业、收入预期。投资方面，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较1—4月下降0.2个百分点。尽管受稳增长政策推动，投资增速上升，但内生动力不足，且投资动力单一，经济、投资波动风险犹存，全面企稳有待进一步修整。进出口方面，今年5月，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8%，但由于基数效应减弱，进口额增速较4月下降6.6个百分点，小幅回调。5月，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6%，较前月上升6.1个百分点。预计下一阶段，在政策推动下，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制造业投资呈现扩张态势，但房地产投资依然承压；出口增速或将企稳，进口增速有望延续复苏态势。

从价格看，今年5月，CPI同比增长0.3%，同比增速与前月持平；环比下降0.1%，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供给相对充足是CPI增速持续低位徘徊的重要原因。6月，受南方强降雨、猪肉产能下调影响，食品价格降幅明显收窄，非食品价格增速出现回调，使得CPI增速维持不变。5月，PPI同比下跌1.4%，较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2%，降幅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恢复缓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犹存、工业品总需求弱于供给是导致PPI增速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6月，PPI降幅同比收窄，主要受基数效应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从全年来看，受政策促进消费需求释放和低基数效应影响，CPI整体将处于回升态势，但消费品价格存在一定压力，服务价格则主要取决于需求恢复情况。从PPI看，随着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或将继续震荡，但结构表现有所分化，叠加高基数效应消退，预计PPI同比增速较上年有所提升。

货币金融方面，今年5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4100亿元，不及市场预期。整体而言，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大幅少增，票据冲量明显，企业贷款结构待优化，居民及企业的短期、中长期贷款增速均呈现显著的同比少增，对信贷数据构成拖累，这一方面表明居民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刺激提升，另一方面也有监管层面打击空转套利的因素。5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4.2%，较4月末下降3.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7%，较4月末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整体而言，M2、M1近几个月下降的趋势并没有改善迹象，M2继续创出该指标有记录以来新低，M1负增幅度扩大，两者增速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这其中既有经济内需活力不足，消费、投资意愿下降的原因，也受到禁止银行通过手工补息揽储政策的持续影响。预计下一阶段，在稳经济、促恢复、扩内需等政策持续出台下，尤其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加速落地，信贷规模将获得更好支撑；伴随央行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增发国债、设备更新改造持续推进，M2同比增速或将出现回升。

综合而言，当前中国经济主要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面对消费和物价的持续低迷，应考虑采取相应举措，为居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与收入来源。结合工业生产数据发现，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迅速，居民基本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相应行业就业稳定，但服务行业恢复缓慢。对此，可通过发行超长期国债等推动服务业进一步恢复，稳定营商环境，引导和促进民营企业投资，活跃服务业市场，增加居民就业，稳定收入预期。

二是稳定就业，保障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力保稳岗就业。通过财税政策鼓励相关人力资源产业发展，提高人力资源市场的要素供给。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快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工就业，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三是实施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预期。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向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或数字消费券、数字红包等，增加其收入。

四是创新多样化供给，以供给带动需求。加强品牌建设，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传统文化品牌。增加中高端消费品的国内供应，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包括推动免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不断开拓线上业务、加快发展网络销售、外卖送餐等无接触服务消费，大力发展零售新业态。支持和鼓励发展服务消费供给，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保证供给的多样性，同时加快培育多样化旅游业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产品，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剑

曾刚：如何更好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4年第二季度例会指出，引导大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的不良率要显著高于行业平均，而不良资产增加会使风险加权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会引起资本充足率下降。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需要补充资本金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从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小银行面临着比大型银行要更严峻的资本补充挑战。因此，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与面临的挑战须予以重点关注。

中小银行风险与资本充足状况

目前，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以及民营银行等几类主体）的资本充足率状况仍面临较大压力。截至2023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为15.0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7.56%、13.43%、12.63%、12.22%和12.32%。总体来看，各类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显著低于中大型银行，且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农商行下降15个BP，民营银行下降8个BP，资本充足水平有待提升。

在不良率方面，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9%，其中，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5331.67亿元，不良率1.78%，农村商业银行9052.6亿元，不良率3.34%。总体上，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的不良率要显著高于行业平均。

近年来商业银行保持较大的拨备计提力度，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呈上升趋势，2023年增速放缓稍有回落，但仍维持历史高位。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为205.54%，较2023年末有小幅下降。其中，城商行拨备覆盖率为191.24%，略低于行业均值，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132.71%，不仅显著低于行业平均，也接近120%的监管要求底线。

不良资产增加会使风险加权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会引起资本充足率下降，同时核销规模和风险拨备计提的增加会侵蚀利润，从而降低留存收益对资本金的补充作用，加剧银行资本金不足。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需要补充资本金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从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小银行面临着比大型银行要更严峻的资本补充挑战（尽管大型银行所接受的监管资本要求更严格）。

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面临的挑战

在实践中，对应着不同层次的监管资本要求，银行有内源和外源两种不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内源性补充主要是通过利润转增的方式实现。外源性渠道则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资本工具，在我国的实践中，IPO、配股、定向增发、可转债以及间接入股模式的专项债等渠道主要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永续债、优先股、转股协议存款模式的专项债主要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债主要用于补充二级资本。从实际情况，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面临着一些挑战，值得关注。

首先，经营环境承压，制约内源资本积累能力。在经济结构转型、利差收窄的大背景下，中小银行盈利情况受到一定冲击，影响了银行补充资本的能力。2023年全年，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4万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较2022年的5.44%的增速下滑了2.2个百分点。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源于净息差持续收窄，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1.64%，相比2023年末大幅下行了15个BP，创历史新低。其中，农商行、城商行的净息差分别为1.72%和1.45%，较2023年末下降了18个BP和12个BP，与2022年末相比，则下降了38个BP和22个BP。银行业净息差的下降，一方面来自于当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及中小企业的利息、本金延期的大背景下，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压力增大；另一方面，也是大型银行客户下沉，导致中小银行原有市场竞争加剧。

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缺乏获取非利息收入所需要的业务牌照（如理财、投资银行等），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的背景下，这些牌照获取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这意味着，净息差收窄对收入结构单一的中小银行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从长期来看，利润留存所形成的内源资本补充是银行资本最具可持续性的来源，但在经营挑战加大，盈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内源资本积累能力持续削弱。

其次，监管强化背景下，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有所增加。一方面，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资管新规、金融资产分类规则日趋严格，中小银行面临资产风险权重上升、表外业务回表的压力，这又进一步加速了银行的资本消耗。相对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客户整体风险要高于大型银行，在更严格的风险分类要求下，中小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所带来的资本消耗可能更大。此外，尽管2023年末颁行的资本新规对差异化资本监管进行了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中小银行（特别是100亿以下小银行的）资本监管规则，但正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所指出的，对中小银行的“差异化”监管并不是“放松监管”，在风险资产优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中小机构面临的监管要求实际上可能会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监管制度日益完善，原有不合格股东（因股东资质不合格或资金来源不合规等等）的股权面临清退，而新引入股东的准入门槛又进一步提高，中小银行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来增资扩股、补充核心资本的渠道受到了更严格的管理。

第三，市场化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通畅，部分机构难以达到准入门槛。金融市场是银行外源资本补充的重要来源，就目前的各种外源融资工具来看，中小银行仍面临一些约束，融资规模相对有限。公开上市方面，排队上市的中小银行数量很多，但上市前景仍不明确，且能够最终上市的中小银行凤毛麟角，相对于数千家的中小银行群体来说，难以成为多数机构的融资来源。同时，与公开上市相类似，永续债和优先股同样有着较高的发行门槛，难以普及到绝大多数机构。而在二级资本债券方面，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信用溢价上升较为明显，风险较高机构的相关债券的市场接受度在最近两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第四，地方专项债作为非市场外源融资渠道，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宣布拟发布11项重大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2020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专项债注资中小银行主要有转股协议存款、间接入股两种方式，多数用于非上市中小银行补充资本，亦有部分用于H股上市城商行或省内中小银行并购重组。转股协议存款模式用于直接认购中小银行发行的具备转股协议存款特征的资本工具，可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或二级资本；间接入股主要通过国有平台企业直接认购银行股份或注资，可补充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在中小银行市场化外部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地方专项债成为了重要的外部资本金来源，在推动中小银行新一轮的改革化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0-2023年，支持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地方专项债分别发行353亿元、1594亿元、630亿元和2183亿元，2023年明显加速。分机构类型来看，中小银行资本专项债共注资597家机构，主要用于农村金融机构，其中，农商行总计划金额2231亿元，机构307家，单家平均金额7.3亿元；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总计划金额1009亿元，机构230家，单家平均金额4.4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专项债作为特殊形式的财政资金，其运作并非基于市场化原则，更多考虑的是承担风险化解时期的公共需要，并非中小银行在经营中可以依靠的长期资金来源，否则，一方面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容易扭曲中小银行的风险激励机制。

如何更好地支持中小银行资本补充？

从监管政策角度看，一方面，应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通过重组、合并以及专项债注资等手段，推动高危机构稳妥退出市场。与此同时，引导中小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理念，淡化“规模”情结，转向“质量”优先的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资本集约式的经营管理机制，深耕区域经济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可以继续探索差异化资本监管要求，可根据中小银行的业务和风险特征，在审慎、合规的前提下，探索差异化的监管要求，适度放松其资本约束，缓解资本补充压力，为中小银行更好支持服务本地经济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

从金融市场政策角度看，应不断优化政策和市场环境，拓宽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一是完善资本市场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发股上市融资；二是适当降低各类资本工具的发行门槛（特别是规模类门槛），简化发行审批流程，提高发行效率，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以及二级资本债券，并以此引导中小银行从关注规模向关注质量和效益转变；三是扩大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小银行各类资本工具的流动性。此外，也可以考虑将中小银行发行的资本补充工具（如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纳入货币政策操作范围（如可作为再贷款的合格抵押品），提升市场对中小银行资本债的接受程度；四是继续扩大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人范围，引入更多的合格投资主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优先考虑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以及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私人银行客户等，拓宽投资银行资本债券的投资人群体。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曾刚

王瑞民：保障房租售价格是关键，不能定价太高

2024年以来，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加快。6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视频会议明确，将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范围扩展到县级以上城市。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保障性住房的配租或配售政策总体来看是大方向，但如何制定相对公允的租金或房价，提高供需匹配度是关键。

保障性住房需求不断扩大

和很多打算留在北京工作的应届生一样，找到一间满意的房子，是摆在崔佳面前的一道难题。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租房平台，但提供的房间质量良莠不齐，需要不断地对比、筛选，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太耗费时间精力了，而且后续的服务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基本品质有政府保障，我会比较安心一些，只要价格、地段合适就可以考虑租下来。”崔佳表示。

考虑到首付和还款的压力，在北京从事品牌推广工作的李丽觉得购买保障性住房也是不错的选择。“希望保障性住房建设能更多地考虑到住房品质、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有效需求取决于价格，即是否具有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定价密切相关。合理的定价叠加合理的区位，意味着“性价比”高，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有效需求就会较为强烈；否则可能就会带来供需错配，即“无房住的人”和“无人住的房”并存。

王瑞民认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对房地产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政策响应，意味着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定位的校准与优化，即民生优先、兼顾拉动经济增长，也意味着“购”在住房保障政策框架中的分量加重，大城市住房保障的重心从租赁端向购买端移动。在大城市建设保障性住房，增加大城市住房供应，可以从根本上缓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张力。

解决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是关键

近日，不少城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传来新进展，但各城市在定价、配售方式、申请资格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市场最关注的定价。东莞、西安等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价格是市价的约50%；福州相当于市价的5.2折—5.5折；昆明则按照综合土地划拨价格、建安成本，并控制利润在5%以内来预估售价。从申请资格来看，门槛较高的当属郑州和西安，要求“户籍三年＋本市无房＋低于特定收入标准”。

“住房保障的目标群体是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新市民和工薪阶层。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长期以来房价偏高且上涨快，新市民、工薪阶层居住条件差且容易产生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生焦虑，直接影响到其获得感，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大城市的创新活力。”王瑞民强调，保障性住房租金和房价的确定，核心是给新市民和工薪阶层城市生活的安定感和稳定的居住权预期。

王瑞民建议，可以根据目标群体的支付能力分层施策。对于支付能力较强的，可以直接配售；对于支付能力暂时还不强的，不妨“先租后售”，即配租五到十年后优先享受配售福利。

为了使保障性住房能真正落到实处，刘璐强调，要把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精准的刚需人群，避免出现“开宝马住保障性住房”的情况。比如，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可以提供“床位”性质的保障性住房，从而能够最大化地覆盖更多的保障人群。二线城市由于分化也很大，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和条件，提供从单人间到多人间的保障性住房。三、四、五线城市由于房价相对较低，特别是房租低，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理论上比一线城市低很多。

王瑞民建议，一是让利与共享，即通过政府的适当让利使得相关主体都能得到实惠，从而有效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也要注重充分利用存量房源，政府收购存量房源作为保障性住房要加快进度，力度也要更大一些，从而更加有利于新市民职住平衡，也有利于老市民“卖旧买新”实现居住升级。当然，统筹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需要低成本的金融资金作为配套。二是区位和规模，区位决定了保障性住房供应满足职住平衡的能力，规模决定了能覆盖多少人，会影响到供求关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也很难一步到位，这个规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记者 李晓红

董希淼：央行借入国债对债市有何影响？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健运行，在对当前市场形势审慎观察、评估基础上，决定于近期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

今年以来，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问题引发热议。央行此次公告开展国债借入操作，表明央行开展国债买卖正在成为现实，但这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而主要是为了加强预期管理，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提示市场防范风险。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的情况下，通过单向买入国债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因此部分人士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我国央行将直接下场买入国债，开展量化宽松操作，以刺激经济增长与通胀回升。今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在回答如何看待长期国债收益率走势之时，首次表明：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

我国国债市场规模已居全球第三，流动性明显提高，这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现券买卖操作提供了可能。但央行买卖国债并非为了实施量化宽松操作，而主要是为了完善顶层制度建设，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而且未来央行开展国债操作会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央行既可能买入国债，也可能卖出国债。央行多次提醒，其在公开市场开展国债交易操作是双向的，并不是一味买入，也可以择机卖出。

受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一定程度上出现“资产荒”，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信贷难以有效投放。另一方面，市场信用风险有所上升，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压力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债由国家信用背书，具有较强的安全性，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此前，包括农商银行在内的部分商业银行扩大债券投资，“大行放贷，小行买债”，债券投资收益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国债也成为个人投资者的重要投资选择。因此，一段时间来债券市场出现单边行情，一路走牛，大量资金从存款市场流向债券市场。

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都面临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与此同时，2024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合理区间。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20年来最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至2.5%下方，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中标利率一度与30年期利率倒挂。一些机构还预期央行可能会通过购债行为向市场注入资金流动性，来推动经济恢复回升，因此计划大手笔买入长期国债待涨而沽。

7月1日，央行决定于近期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这是央行在对当前市场形势进行观察、评估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决定，表明央行近期将可能在公开市场开展国债卖出操作。这将影响债券二级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可能影响利率走势，进而避免中长期国债利率过度偏离合理水平。同时，此举也提醒了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中长期债券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央行公告还有助于降低市场对中长期债券的过度投资，部分资金或将从债券市场流入股票市场。

央行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的消息一出，引发市场强烈反应。7月1日上午国债期货市场普涨，早盘30年国债期货涨0.22%至109.84再创历史新高。而下午公告发布之后，国债期货全线大跌，30年期主力合约跌1.06%，10年期主力合约跌0.37%。但是，7月2日，国债期货却逆势上涨，全线飘红，其中30年期主力合约涨0.28%，10年期主力合约涨0.25%。这与7月初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有关，可能也反映出市场对7月中旬重要会议出台强刺激政策的预期。市场逆势上涨的反应，可能会加速央行下场进行借券操作。尽管央行借券操作的具体方式和规模有待观察，但短期内债券市场将可能会迎来震荡。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长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会运行在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相匹配的合理区间内。如果我国宏观经济加快恢复，增速回升至合理水平，长期国债收益率可能将会回升。今年一季度，政府债券发行节奏整体偏慢，发行量同比少近2400亿元。债券供求关系阶段性失衡，促使机构投资者集中购买长久期资产。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发行，“资产荒”情况将会缓解，长期国债收益率将可能出现回升。

总之，投资者应基于对经济基本面的合理预期，对中长期国债投资和收益保持理性，不可单边押注，盲目拉长久期。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银行，应将债券投资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并合理把握久期，做好浮盈变现及后续资产配置接续。个人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中长期国债的特点，高度重视利率风险，结合自身资产负债、风险偏好等情况进行适当配置。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董希淼

王荣：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新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港澳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作用的重要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大湾区坚持以开放促创新，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效初显。一是“两点两廊”（“两点”是指河套、横琴两点，“两廊”是指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科技创新生态更加开放，空间布局更加完善。二是粤港澳协同创新的独特优势得到彰显。三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和《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发布并全面实施，粤港澳三地人才更加集聚，联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但是，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充分发挥、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

为此，建议：

充分利用大湾区对外开放基础与港澳国际化环境优势，率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生态。将推进大湾区科创协同发展纳入国家创新改革试点，探索有利于各类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政策举措。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推动建立重点外国和港澳台专家联系服务机制，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高地。联合更多港澳高水平科研团队与人才参加国家重大科研攻关。推进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试平台等建设，促进大湾区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更多开放型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强央地协同，推动更多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在大湾区落地实施。以“大科学装置+大科学任务+大科学领军人才+大科学创新机制”等形式，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承担国家战略性科研任务。完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格局，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场景应用”中的引领与推动作用，高校、重点实验室等在科研中的主力军作用，行业联盟、社团等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纽带作用。

放大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构建国际化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探索设立粤港澳联合创新专项资金，就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合作。大力拓展直接融资渠道，依托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探索开展“补投贷”联动试点，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参与大湾区创新型科技企业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型科技企业赴港上市，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推动国际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建设联动发展，拓展国际金融中心资本要素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支持功能，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孙立坚：央行为何要借入国债？

近日央行公告，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健运行，在对当前市场形势审慎观察、评估基础上，决定于近期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

今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至2.5%下方，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20年来最低。今年4月至今，央行已通过媒体等渠道多次对长债收益率进行预期引导，一度止住了年初以来债券收益率快速下行的趋势，但近期却又回落至较低水平。例如，6月28日当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30期国债收益率分别降至2.21%和2.43%。

考虑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宏观经济的重要推手之一，特别是财政通过大力发行特别国债来获得融资，一般而言收益率越低，融资成本越低。然而，过低的国债收益率则可能不利于市场长期债券获得资金，从而导致需求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借入国债的操作意味着央行有可能在近期通过“融券卖出”的政策行为干预当前过低的长端国债收益率，拉高国债收益率，一方面激活债券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避免中美利差扩大导致的资金大量流出，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由于是“借入”债券，意味着卖出后会在价格低位时买进国债，此举也旨在通过引导国债价格走低，吸引长期资金进入中国。

一般情况下，实现国内的流动性充裕，需要利率较低，而要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对外目标，则要求利率不能太低，两个目标之间往往需要取舍选一优先级——即对内需要低息实现化债目标，对外需要高息保持币值稳定。因此，借入国债的方式作为货币政策组合拳的一部分，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一方面确保资金流出的压力减弱、短期利率不变，在不消耗外汇储备的同时平抑人民币汇率波动，吸引海外长期资金以较低价位进入，同时也能保持国内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这在根本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强化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增加人民币资产作为财富投资的渠道。

因此，可以看到央行开展借入国债操作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用价格手段而非数量工具来引导市场资金流动。在笔者看来，借债工具的操作方式可能成为央行未来稳定国债收益率的“常态工具”：过低时不仅影响债市交易的活跃度，而且更会影响当下汇率稳定和增加资本流出的压力（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所以，借债“变现”就可以以较低的政策成本和起到较高的政策效果来操作，像目前这样激活市场需求，同时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若未来收益率过高时，则同样可以用借入国债的创新工具进行操作，央行通过借债持有，调整（降低）利率，发挥价格引领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功能。具体来看，若在收益率过高的背景下运用借债工具将实现以下几方面作用。

首先，是引导长期融资成本降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一直以来，政府债券被认为是价格风向标，长期国债收益率太高会影响长期投资的融资成本，通常情况下，债市与股市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降低国债收益率，就间接提高了股权的长期回报。央行通过国债借入操作引导国债收益率下行，从而有利于促使相当一部分长期资金主动调整资产配置策略，更多地流向权益市场并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升资本市场的造血能力，这是引导长期融资成本下行的一种合理方式。

同时，这一政策工具在国债收益率过高时，也可以实现收益率曲线管理的效应。短期来看，这一操作将利好股市，产生流动性效应，帮助企业分散风险创造价值，有利于促进创新。但是，要实现股市的长期向好仍然依赖上市公司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创造业绩。同时，央行借入国债使得国债收益率下行，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国债长期持有者而言，虽然当下收益减少，但未来的收益将会增加，从而产生投资者的收入增长效应。此外，在高收益率背景下，央行借入长期国债的措施能够提升债券价格，则有利于金融机构以高价格的债券做抵押品，在同业间进行资金拆借，解决抵押品不足的问题，从而带动消费投资能力的提升，改善当前金融服务条件。

再者则是提质增效的作用。国债借入这一工具是充分利用央行的信用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举措，优势就在于其成本低而效果可能更为理想。在未来可能的国债过高收益率的情况下，国债借入实际上是央行通过事前的市场干预，探索市场预期管理的效果，尝试建立能降低事后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政策效果疲软压力的政策工具。与其通过降准降息投放货币、在事后释放流动性，不如事前解决市场造血能力，支持长期融资的资金标的，从而实现扩大就业的功能。通过引导过高的国债收益率下行，强化市场上长短资金的协同效应，从而降低事后宏观政策的成本。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杨涛：资本市场助力科技金融需打破堵点

近日，人民银行、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强化股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能”。对此笔者认为，资本市场要更好地服务科技金融大文章，还需从许多层面努力缓解各类堵点问题。

首先，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的规模尚待提升。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也难以获得“水涨船高”的保障。如2023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461.0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17.3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只有13.84万亿元；2023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5.5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2.2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只有7931亿元；2023年末，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2.45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13.64万亿元，同期A股整体IPO募集资金和再融资才分别为4110亿元、7632.12亿元。事实上，考虑到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抵押物少等特点，直接融资应该在支持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考虑到直接融资活动比间接融资更加复杂，也需要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加以支撑，才能使得资本市场真正助力科技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资本市场还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引导。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场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6.76万亿元、0.38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15.34万亿元、0.99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长16.44%、13.0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长6.92%、5.74%，增速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可以看到，上市公司里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科技企业，对于其创新活动，除了股权再融资支持之外，还应探索更多的直接金融、结构金融类产品与服务，实现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奖优罚劣”，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技金融资源保障。

还有，科创板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仍有完善空间。应该说，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成功举措之一，其近年来支持“硬科技”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持续增强，也为诸多科创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据统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开板以来平均研发强度保持在10%以上，83家公司研发强度连续三年超过20%，近三年整体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24%，2023年整体研发投入金额达到1561亿元，是整个科创板公司净利润的两倍。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中位数是12.2%。同时客观来看，一是科创板的发行定价环节仍有优化空间。如相关数据显示，57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347家存在超募现象，占比在六成左右，其背后可能是高发行市盈率。二是交易环节仍存在不足，如据证监会数据显示，科创板运行两年来主要指标表现平稳，但流动性出现分化，头部企业成交情况较好，而中小市值企业交易活跃度仍待提升等。

再者，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北交所从设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据统计，截至今年1月14日，北交所挂牌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五成；多家公司被评选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多家企业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平均研发强度超过4%，是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的3倍；平均每家拥有约20项有效发明专利，是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2024年上半年累计新进层公司数量预计达37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4家，占比31%。同时也要看到，一方面北交所挂牌公司真正实现挂牌公司的质量优化，仍然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另一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也需进一步探索改革对策。

最后，区域股权市场服务科创也存在一些挑战。众所周知，国内最早的区域股权市场是2008年成立的天津股权交易所，经历了多年市场治理，目前国内共有35家这类“四板市场”。就其运行情况看，一些交易所仍存在融资门槛较高、融资效率较低、交易不够活跃、信息披露不够规范等众多问题。对此，考虑到许多科创企业在初创阶段可能距离其他市场的门槛较远，所以区域股权市场可以成为科创企业在“萌芽期”的重要助力，也可使其提前接受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路演”。当然，现有区域股权市场发展仍需进一步协同，也亟需推动法律法规、监管机制、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明确各类建设标准与原则，从而形成高质量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规模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杨涛

国研分析
回归本源重新认识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市场和控制的结合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被中外学者广泛研究的议题，研究重点从“货币观点”到“信用观点”以及重视成本、负债和风险承担传导，并在近期转向重视流动性，认为银行作为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负债端和表外活动的不同项目传导至实体经济，从而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机制。从国际上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集中于零利率下界负利率的问题，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更加精准地把握我国货币运行的规律和新特点。近期，我国货币金融运行出现了M2高增长、社会融资规模高增速，低通胀和GDP低增速的新特点，存在部分信用创造与实体经济运行关系不密切，居民因风险偏好变化引发资产结构调整，以及对未来预期不确定而导致的边际储蓄上升等情况，出现了与宏观经济运行负相关的M2货币的增加。此外，在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较高的情景下，微观主体的债务置换行为较为普遍。宏观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微观主体的流动性短缺，等等。为此，有必要在分析我国货币金融运行新特点的基础上，回归本源重新认识货币以及货币政策传导。

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再认识

现代社会，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并使用货币。如持有人民币、美元等硬币纸钞或拥有银行账户上的电子货币、第三方支付账户上的零钱，等等。但我们持有的只是货币的载体（符号），在本质上货币到底是什么？这是困惑无数人的问题。

事实上，货币是一种抽象物，是社会的普遍信任。货币的载体和具体边界并不确定，是不断变化的，受到历史演化和现实选择的共同影响。历史上货币以不同的载体凝聚着社会的普遍信任，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最初是多种多样的实物，如贝壳、山羊、石头等，最后逐步集中到少数贵金属，如黄金、白银）和信用货币两个阶段，目前还出现了数字货币。信用货币时代，根据流动性和信任基础的牢固性、普遍性不同，货币还被划分为相互关联的M0、M1、M2……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

货币始终处于变化和流动中。因此，谈到货币数量时往往是指某个时刻货币流通量的横截面。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只是一个账面数字，通过金融机构资产端（企业和个人的负债端）的信用扩张创造出来，并在负债端（企业和个人的资产端）记录为货币。创造出来的货币在不同机构和个人之间流转，实现了货币的流通。货币就是在“无中生有”的创造、流转、消灭的动态循环中实现功能，或者整体相互轧差为“零”，仅在内部不同群体间创设和流转。因此，更可靠的状态变量是货币的流动性，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更像是代理变量，依赖于对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假设。

货币缺乏直接标价。与货币相关的标价有三个：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汇率。但这三个价格显然都不是货币的直接标价。通货膨胀率包含了货币的价值变化，也包含因人口、技术等全局性变量变化而引发的整体价格波动。利率往往包含时间价值等自然利率、预期通胀率和风险补偿等。汇率是两种不同货币间的相对价格。我们一般假设币值相对稳定，但现实中的币值经常波动，现代央行一般追求保持一定速率，如2%的通胀水平。

货币又是如何影响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呢？货币代表了对现有资源的支配权。货币的创造、流转和消灭过程，实际上是资源支配权的创造、转移和消失过程。金融机构通过信用扩张，为获得信用的主体提供了额外的资源支配权，与现有货币的持有者共同参与现实世界的资源竞争，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有货币持有者在争夺资源中的相对竞争力。可见，货币显现的绝不是中性“面纱”，而是具有资源再配置效应。但货币的资源再配置，并不是在存量货币内进行，而是在存量货币和增量货币转换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进行的。资源再配置是按照金融机构信用扩张背后秉持的标准推动的，一般认为是经济效率标准，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会有所偏差。如果考虑到币值变化，会产生“逆水行舟”式的鞭策，资源再配置的强度会更强。

不同种类的市场参与主体会以不同方式响应货币政策激励约束条件的变化，或改变预期形成不同的风险偏好，或在受监管的表内和表外资产负债表框架内调整行为，或创新组织形态以不受监管的合作、影子银行等方式回应，在某些特定制度环境下甚至无觉知不响应。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传导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将此归纳为“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需要有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微观基础是由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组成的。政策的传导是通过商业利益来进行的，而不是按照主观意图来传导的。取决于它的资本、市场价格和治理情况。在高杠杆出现风险情况时，机构首先考虑的就不是常规的商业利益，而是保命问题，因此传导作用就会受影响。构成微观基础的市场机构也会面临各种约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约束是监管约束。当然社会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约束”。

因此，货币传导表面上好像是从央行基础货币到银行存款货币，再到影响实体经济（流通中货币）的过程，是先创造货币再使用货币的过程。但实际上货币创造、信用扩张和实际影响是同时发生的。所谓的货币传导，实际上是货币／信用的创造、流转和收缩，并引发市场主体行为的调整。在谈论货币政策传导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微观基础的，也不宜去改变微观基础的”。

当货币政策传导引入政策因素后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政策是出于自上而下的控制还是自下而上的合理响应，会产生不同的传导路线和机制。又如，自然利率和内生货币（或者适宜流动性）不可见，政策最终是对冲意外的外部冲击，还是引入外部冲击成为意外，政策是创造温室环境，还是只是提供救生艇，等等。

实际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市场和控制的结合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被中外学者广泛研究的议题，研究重点从“货币观点”到“信用观点”以及重视成本、负债和风险承担传导，并在近期转向重视流动性，认为银行作为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负债端和表外活动的不同项目传导至实体经济，从而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机制。从国际上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集中于零利率下界负利率的问题，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

此外，数字化正在快速改变货币及其传导。数字化打碎了企业和个人的组织和业务“黑箱”，打破了“我是谁”以及“如何做”等传统认知，正以新的理念和结构重构金融生态。货币的含义、货币的传导需要重新认识和研究。

我国实践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考察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的历史，我国金融体系和货币调控方式几经调整。目前还没有公认的衡量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指标，但根据经验来观察，货币政策传导在两个时期比较顺畅。

一是严格规模管控时期。那时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都统一在人民银行，不允许企业间融资，仅豁免个人间融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金融活动几乎都集中在银行体系。在严格的产业政策环境下，控制住了银行信贷等信用扩张规模，实际上就基本管住了货币投放和市场行为。当然，也导致了刚性结果，受制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过度有效传导”困境。当然，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传导特指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不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过渡性的“严格规模管控”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兼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征。实际上在保留较多计划和管控时期做法时，周小川、张晓慧在《多重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文中指出，很多计划“层层分解到下面后，由于激励机制，行为常常扭曲变形，最后实际情况和想象中的也很不一样。此外，人们作出判断的根据往往来自信息报送体系，而多年来信息报送体系存在较大的失真与造假”。

二是外汇占款主导货币投放时期。这时的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是自下而上反向倒逼的。企业因贸易顺差获得外币，在严格按比例强制结售汇的要求下，须出售给银行（结汇）。此时，已经创造出存款货币。银行获得美元后按照规定须向央行结汇，倒逼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过量的基础货币推动国内信用扩张，央行不得不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冻住形成的“储备池”，最终实现合意信用扩张和货币投放。在这个阶段货币环境总体宽松，央行以实施相对有效的“紧缩”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传导是顺畅的。

其他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尽如人意。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大部分属于希望货币政策宽松等政策效率较低的时期，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通过货币投放影响信用扩张的可控性下降，以及我国金融机构对非经济因素和金融稳定的关注超过金融效率，对利益调整型政策不太敏感等。我国也采取了众多改革措施以期提升效率，如，不断拓宽货币统计口径，调整货币调控框架和方式，从规模管理到比例限制，再到价格走廊，最后又部分回到规模控制等；又如，试图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强化信贷和债券市场的联动等。尽管在货币政策传导边际上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仍苦恼于传导不畅，流动性大量淤积在金融体系，担忧“放松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缓解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反而会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经济脱实向虚，使资产价格泡沫盒风险迅速累积”。

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是不同部门政策协调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跳出西方黑箱式（本质上是假设微观主体是独立的、利益导向的行为主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方式，穿透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组织黑箱，回归行为分析，会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是政策传导，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带有一定不确定性的博弈。

相对西方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人（决策和责任边界独立）和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行为责任，我国微观主体的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是决策和责任边界的半开放性。除了党委、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影响外，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控股股东与实控人对上市公司决策的影响较为突出。修改后的《公司法》为了保证决策的边界封闭，甚至引入了纵向穿透（母子公司）与横向穿透（兄弟公司）的做法。我国部分上市公司还存在大量对外投资（以LP身份）。考虑到我国部分信托产品不规范（委托者可以影响信托财产的投资决策等）和有限合伙制的灵活性，形成了不透明和尚未理规范的上市公司的影子机构。其次，是能力体系建设分布在国家、行业和微观主体三个层次，其中金融机构体现得较为突出。最后，是实践中不太区分目标形成机制（董事会）与目标实现机制（职业经理层）。

我国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其中党建工作受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我国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接受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统一管理。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也按照国际惯例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此外，在我国金融机构还需要直接执行部分政策性职能，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我国对金融机构人才的要求较为特殊，需具备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我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落实信义责任，践行ESG和负责任金融等理念。因此，我们的每次货币调控和政策调整，不仅涉及市场行为的调整，也涉及管理体系的重大调整，因此，政策的统筹协调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头戏和难点。

从货币政策传导角度，我们可将此种现象归结为微观主体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尚未“长大”。近些年的微观主体和金融市场改革，甚至是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改革，都试图平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甚至希望将其转变为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可以相对超脱。但直到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仍是综合市场化行为调整、政府管理优化调整、金融稳定等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尚不能过早寄希望于微观主体的完全独立，有必要继续坚持以博弈论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道富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交通强国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次深刻革命。交通运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必将推动行业深刻变革，成为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为交通运输现代化与交通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新形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推进交通运输发展的总体思路

交通运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一种行业生产力体系，覆盖从微观的要素层面到中观的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层面，再到宏观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多维体系，涵盖交通运输新生产者、新技术、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服务，从交通运输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到交通运输新业态、新模式，从交通运输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交通运输产业，从单一交通运输方式创新到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协同创新，从交通运输有形创新到体制机制政策标准等无形创新，交通运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体系性的，也是结构化、层次化的，有其内在紧密逻辑关系的“四梁八柱”。

第一，从需求层面来说，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交通运输最终目标依然是为了提供高质量的客货运输服务。从具体的需求维度来看，客运和货运又有一些差别，客运主要追求的是安全、便捷、智慧、舒适、低碳等，货运主要追求的是敏捷、可靠、智慧和环保等。

第二，从供给层面也就是产业发展的层面来看，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有综合立体、产业融合、产城融合、智能高效和绿色低碳。其中，综合立体主要是指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应当有序竞争、协调统一，按照各自的经济技术特性和比较优势发挥在综合立体运输网中的作用；产业融合主要是指交通运输应当与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相协调，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相互衔接、合作，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转效率和竞争力；产城融合主要是指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更好地融合协调，发挥集聚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智能高效主要指交通运输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交通运输体系、结构、功能、方式、装备等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实现运输服务高效率高效益；绿色低碳主要指交通运输着眼于生态文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安全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土地、能源、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最大程度减少交通运输活动的负面影响。

第三，在产品、服务与网络层面，受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交通技术与装备更先进，网络更通达，服务更精益、高效。

第四，在要素层面，支撑交通运输产业和需求变革的不仅有传统要素的升级，也有新要素的加入。在交通运输领域，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管理、组织、模式、科研和教育等。

此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起反作用。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体制、机制、政策、标准的变革。适宜的体制、机制、政策、标准可以为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二、新质生产力推进交通运输发展的重点方向

（一）坚持安全可靠的发展方向

交通运输的安全可靠包括安全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其中，安全性是指所提供的运输服务可以使运输对象完好无损、平安实现位移的满足程度；可靠性是指运输服务的执行过程具备稳定、可预测和可信赖的特征，达到所要求的标准。交通运输安全可靠直接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稳定运行，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法规制度逐步健全，人员素质显著提升，装备设施安全性能明显改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距离交通强国提出的“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安全基础薄弱、安全责任不严不实、安全改革创新不足、新业态安全监管不适应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依然任重道远。

（二）坚持数字智能的发展方向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对传统运输工具、运输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坚持数字智能的发展方向可以提高交通信息的获取速度和处理效率，提高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交通运输的服务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行业信息化数字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基础依然薄弱。数据采集能力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动态感知的范围较窄、深度不够；行业成体系、成规模的公共数据较少，数据开放与社会期望还存在差距。二是应用协同性不强。不同方式和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纵向的全国一体化协同应用较少，横向的综合性应用尚未充分整合、有效联动。三是安全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网络安全主动防护、纵深防御、综合防范的能力不适应新形势，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不足。四是发展环境有待完善。先进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的融合深度、广度仍显不足，可规模化复制推广的模式和标准尚未形成，重建设、轻运维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

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控制碳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重要议题之一。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据统计，中国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大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0%。交通运输的绿色低碳发展，对于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交通运输行业全面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持续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应用，新能源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和城市物流配送汽车总数达到100余万辆，现有LNG动力船舶290余艘，全国港口岸电设施覆盖泊位约750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超过1万个；强化绿色交通国际交流合作，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积极参与航运温室气体减排谈判等。

虽然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发展已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交通运输结构还要进一步优化，行业污染防治和碳减排面临一些瓶颈制约，绿色交通推进手段尚不完善。

（四）坚持融合协同的发展方向

交通运输对供应链的成本、效率和服务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在供应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交通运输的布局和类型直接影响着供应链的布局、容量和效率。现阶段，中国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尚存在所有制的差别，公路、铁路、水运、民航的市场化程度不一致，公路运输高度竞争，铁路、水运、民航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因而，多式联运也是有效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和难点。

为此，交通运输部开展综合运输服务“一单制”“一箱制”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同时加快推进互联网货运新业态健康规范有序发展，交通运输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融合协同发展得到了有效提升。2023年8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的意见。

但总体来看，交通运输在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融合协同发展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随着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交通运输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差异，以及相关人才短缺等依然是制约供应链整体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三、新质生产力推进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一）坚持科技创新驱动

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聚焦制约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促进新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推动交通运输产业创新发展。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研发，着力突破交通运输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交通运输领域的科技制高点。二是完善交通运输相关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布局，推动一批相关科研平台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相关科研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三是加快智能交通发展，推广先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装备应用，加强联程联运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建设，推动一批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测试基地和先导应用试点工程建设。四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激发交通运输企业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二）持续优化调整运输结构

持续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推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节能减排降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交通贡献。一是强化规划统筹引领，提高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布局和建设水平，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挖掘既有干线运能，提升综合运输通道功能。二是优化枢纽空间布局，提升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水平，完善枢纽综合服务功能，优化中转设施和集疏运网络，强化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实现不同运输方式协调高效，发挥综合优势，提升综合交通体系的整体效率。三是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推动冷链、危化品、国内邮件快件等专业化联运发展，鼓励重点城市群建设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鼓励港口航运、铁路货运、航空寄递、货代企业及平台型企业等加快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转型。四是加强铁路、港口、船公司、民航等企业信息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建立完善货物装载交接、安全管理、支付结算等规则体系。

（三）深入推进数字交通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数字交通体系建设，显著提升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有力支撑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一是推进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综合开发和智能应用，打造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大脑”。二是加快推进交通新基建，推动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发展，赋能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三是建设一体衔接的数字出行网络，鼓励企业整合多方式出行信息资源，为旅客提供全链条、多方式、一站式出行服务，推动旅客联程运输发展和全程服务数字化。四是建设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网络，创新智慧物流运营模式，推进电子运单跨方式、跨区域共享互认，推动“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五是升级现代化行业管理信息网络，统筹推动交通运输政务管理和服务联网一体化运行，推进交通运输数字政府部门建设，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发展

随着全球对碳中和的追求，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可持续发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将会日益重要。一是加强标准化、低碳化、现代化运输装备和节能环保运输工具的推广应用。加快推进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进新增和更换港口作业机械、港内车辆和拖轮、货运场站作业车辆等优先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推动公路服务区、客运枢纽等区域充（换）电设施建设，为绿色运输和绿色出行提供便利。二是促进安全绿色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研发新型动力系统、高效清洁载运装备、新能源安全储运装备、船舶和码头油气回收和安全检测成套设备。发展生物降解包装、智能打包、循环及共享包装等新材料新技术。三是健全绿色交通标准规范体系。修订绿色交通标准体系，加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标准的有效供给。四是强化绿色交通评估和监管。完善绿色交通统计体系，统筹既有监测能力，利用在线监测系统及大数据技术，建设监测评估系统。完善评估考核方案及管理制度，强化绿色交通监管能力。

（五）加强交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着力加强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夯实筑牢交通强国安全发展根基。一是完善安全生产投入保障机制，提升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优化运输装备的安全性能，改善生产作业的安全环境，不断提升交通生产的安全水平。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全面增强行业人才队伍的安全素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线上线下教育培训基地与平台，完善安全生产相关职业资格制度，加强安全监管队伍专业化知识培训，严格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专兼职安全管理队伍的培训考核，强化一线从业人员的关键安全技能教育。三是完善安全生产法规制度体系，有效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理顺综合安全监管与行业安全监管的关系，推动安全监管职能整合，深化综合交通执法改革，健全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完善内河应急救助机制，加快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救援水平。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力度，突出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全面实施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频发。五是加大安全科技创新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安全发展的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强化行业安全生产前沿关键科技研发，鼓励行业内外科研力量以及社会资源积极参与，推动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与安全监管工作深度融合。

（六）提高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水平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交通运输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新格局。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国际联运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建设具有国际物流功能的物流园区和货运场站建成运营，积极推动国际航运、国际航空合作，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二是积极参与交通运输国际组织事务，认真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在铁路合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等重要交通运输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是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和合作方式。积极开拓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经营、远洋运输、交通运输装备、船舶检验、航海教育等众多业务领域，从传统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向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标准输出转变。

（七）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新质生产力推进交通运输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一是瞄准技术创新这个“主靶心”，凝聚各个学科、各种行业、各具特点的人才，解决交通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的问题，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二是构建以职业技工院校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行业企业为主体、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造就一批政治素质较高、综合素质较强、专业水平高和创新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三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交通管理干部队伍，激励领导干部自觉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把干部队伍培养成交通运输行业各领域的“政策通”和本职岗位的行家里手。四是建立科学管用的关键核心技术人才选育管用制度，探索推行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制度和创新科技人才持股制度，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积极引进急需紧缺的相关人才。

（八）加强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

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完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厘清铁路行业政府和企业关系，推进铁路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进公路收费制度和养护体制改革，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持续推进空管体制改革，完善军民航空管联合运行机制，实施空域资源分类精细化管理，优化全国航路航线网，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着力打通体制机制、制度环境、标准规则等堵点难点问题，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交通运输市场体系。三是完善行业标准工作机制。发挥企业在标准研究方面的作用，畅通交通运输标准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四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全面落实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优化债务结构，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际刚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征程、困难挑战和相关建议

内容提要：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的宏伟决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后，西部大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已有“地区竞争”＋“政策倾斜”区域发展模式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推进面临着“经济放缓”＋“空间集聚”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转型要向着“从经济增长到公共服务保障”、推进“公民基本权利中央化”的方向调整。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世纪之交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征程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均有很大发展，但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有快有慢，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西部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0.8%下降到2000年的17.3%，而东部地区的同期比重则从43.6%上升到53.5%。

为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此进一步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同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并确立了战略目标，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1世纪中叶，要将西部地区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200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在“建设资金投入和建设项目安排”“金融信贷支持”“税收、土地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吸引和利用好人才”“教育投入”“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等多个方面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初，国务院即成立了由总理任组长、分管西部开发工作的副总理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方针、政策，协调解决重大问题，从制度上保障西部大开发长远有规划、年度有计划、总体有布局、专项有落实。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统筹区域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发展至关重要。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把西部地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国家政策支持结合起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期成效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就，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输等标志性工程建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和人力事业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为全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逐步回升，从2003年的17.0%上升到2008年的18.1%。这一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关键在于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步形成以汽车、住房为代表的消费热潮，带动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产业迅猛发展，由此导致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加快，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也逐渐增强。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对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使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上三个大台阶的总体目标，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西部地区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经济社会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支持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部地区占全国的GDP比重也进一步上升，从2008年的18.1%提高到2013年的20.0%。

（三）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强调，新时代要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2035年的目标，即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他指出，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5年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在梳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相比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还有很大差距，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任务依然艰巨。总体来看，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过去那种“地区竞争”＋“政策倾斜”的区域发展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已有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地区竞争”＋“政策倾斜”的区域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推动区域发展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放权以调动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在财税、投资、外贸等领域将原属于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各个地方逐渐成为拥有更多独立发展权的利益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各地的财政收入、官员的工资待遇、居民的福利水平都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从而有效激发了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上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外来投资，希望通过园区建设、产业引进、项目投资快速带动本地经济增长，各地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形成了我国以“地区竞争”为重要特征的区域发展模式。

在“地区竞争”模式下，各个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禀赋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距离，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随着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逐步扩大，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收入、政府人员工资待遇、百姓福利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如何缩小迅速扩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的区域重大战略，试图通过“政策倾斜”方式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推出的。

在“地区竞争”＋“政策倾斜”的区域发展模式下，一方面，中央采取倾斜性的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资，加强对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减轻西部地区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压力；并对西部地区实施多种优惠措施，例如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希望西部地区在各种倾斜政策的刺激下，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仍处于“地区竞争”模式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环境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仍然对当地官员和居民的福利待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西部地区依然面临着“地方竞争”“招商引资”的巨大压力，有着千方百计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地区竞争”＋“政策倾斜”区域发展模式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取向是试图通过降低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带动两者之间居民所享福利待遇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缩小。

（二）“经济放缓”＋“空间集聚”带来的挑战

过去，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地区竞争”＋“政策倾斜”区域发展模式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模式下，一方面各地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倾斜政策增强落后地区参与竞争的能力。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初期，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我国整体经济的迅猛增长，又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体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各个地区的发展空间也在收窄，这对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尤为不利。因此，在全国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西部地区更容易通过倾斜政策获得发展机会；而一旦全国整体经济形势欠佳，西部地区会面临更大的增长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总体水平的上升，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作用也将愈发明显，这将给我国已有的区域发展战略带来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倾斜政策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速的差距，从而推动各个地区齐头并进，本质上是想让经济活动能够在我国的不同地区（空间）较为均匀地分布。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却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越来越集中。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在一国内部、还是一地区域，经济活动总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富裕国家、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群。

由于第二产业（工业）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农业）活动，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又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工业），所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逐步由以农业为主走向以工业为主，再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时，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也将随之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正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逐步超过50%。在此背景下，经济活动在某一空间越来越集中的规律会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了老龄化加速阶段、人口总量逐步下降，再叠加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效应，导致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分化和极化现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也逐渐拉大。因此，当我国逐渐处于经济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时期，需要顺应经济发展的空间规律，及时进行评估，使得政策效果最大化，进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部分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新城区、工业园和开发区，但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欠佳，反而造成地方债务高企、财政难以持续等问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以“地区竞争”＋“政策倾斜”为特征的原有区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空间集聚”＋“经济放缓”的新形势，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相关建议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转型：从经济增长到公共服务保障

在“经济放缓”＋“空间集聚”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着多种制约，中低端制造业竞争非常激烈、中高端制造业技术门槛较高，过去依靠园区、新城和房地产建设的“以地谋发展”模式日益遭遇地方债务的困境而难以持续，我国现有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新的转型。

正如世界银行在其《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中指出，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趋向于在空间不断集聚，由此导致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是不同的，因此，让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均匀分布、实现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齐头并进的政策意图常常难以奏效。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的要义不是强求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而在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趋同。只要在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采取合理的政策举措，完全可以同时做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和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趋同，从而真正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为此，西部大开发战略面临着转型，需要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转向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虽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其居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却没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美国发达的东西沿海地区人均GDP明显高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但在各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数据上，却没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推进人口的自由流动，采取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推动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不断缩小。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也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的客观规律，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来及时调整发展重点和目标。

事实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

为推进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实施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并调整和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使中央财政更多向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倾斜。然而，与区域协调发展预期实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根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央将教育、医疗等八类18项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的事项，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承担的比例，越是落后的地区，中央承担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广西等12省（区、市），中央财政承担8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责任。然而，尽管中央在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上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但由于落后地区的历史欠账较多等因素，西部地区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调整：“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

在已有的“地区竞争”和“政策倾斜”的制度安排下，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试图通过加快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来提高其居民的福利待遇，这是一种把“地”（区域）与“人”（居民）紧密连接的区域发展策略。如前所述，在我国经济整体放缓、人口总数下降、服务业经济占主导、经济活动空间规律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上述区域协调发展的传统策略正受到越来越多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从更多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更加重视居民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缩小，以更好、更快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西部大开发中推进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的教育、社保、医疗等事项，都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站在现代国家的角度，每一位公民所享有的标准、统一和普遍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中央负责的事项，应由中央政府加以保障，即所谓“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情况多样、信息复杂等各种原因，再加上中央政府自身的行政人员有限，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具体实施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来执行，但责权仍是中央的，应当由中央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当然，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牵扯千家万户、各项服务事项也千差万别、极其繁复，“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具体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究竟包括哪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这些事项的全国统一标准应该如何制定，中央政府又如何保证全国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公平、统一实现，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探讨和解决，但“公民基本权利中央化”的大方向应该尽早明确。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各方发展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特色优势，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宣晓伟

宏观纵览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是一项以宏观调控为基本框架，把总量政策、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结合起来的基础性、综合性、长期性政策。确立和实施这项政策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宏观调控的实践框架、新发展阶段的实践背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实践框架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认识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解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最终会面临理论上的制约，即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无法有效解释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涵。

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中，宏观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性的，不包含结构性政策；政策取向和目标是短期性的，不包含长期政策取向和目标。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与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是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需求的长期影响，把总需求当作短期波动因素，因此其宏观政策把需求管理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短期政策，调控时间过于短暂，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只能应对库存周期和投资周期的需求波动，而对于超长期技术周期引起的需求波动，基本上不能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宏观政策框架，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人均收入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会出现阶段性下降，同时经济增长和需求增长相互影响，需求增速下降日益成为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在这个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总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增速下降不是短期性或周期性的，而是阶段性并转变为长期性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阶段变化之后的需求增速回落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需求对增长的制约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或者说不是短周期的而是长周期的，需求增速在阶段性回落后，不会再出现周期性回升，而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

正确理解、深入把握我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政策，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构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协调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框架。

从实践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宏观调控早已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扩大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时空范围，相继运用了包括总量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保政策、区域政策、城乡政策、改革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趋势和特点表现在：一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化。改变以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为基础的宏观政策取向，实施以稳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可持续政策的宏观经济治理。提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并逐步转变为以跨周期调节为主线。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性。更加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促进发展与防控风险相结合，调控政策与改革政策相结合，更加注重实施统筹兼顾、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系统化政策。三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性。不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方式和方法，强调从中国发展实践和政策需要出发，坚持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宏观调控实践，发展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框架所涉及的政策范围相当宽泛，是一种全面系统的宏观调控，不仅包括短期性政策，而且包括中长期政策，实施的往往是具有一揽子性质的综合政策措施，越来越体现了以立足长远、加强统筹为特点的宏观政策取向。

新发展阶段：政策实施的实践背景

经济发展阶段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背景，这里的发展阶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发展趋势的阶段性，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由客观趋势决定的阶段；二是指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个由发展目标决定的阶段。发展趋势的阶段性与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是相互联系的，客观发展趋势是我们确定重大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同时，发展目标的阶段性离不开发展趋势的阶段性，会受到客观趋势的规律和特点的影响。两种阶段性特点共同决定了阶段性政策的大背景。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确立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重新探索发展方向和路径的过程。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提出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思想，对突破结构性问题和发展模式的制约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同时面临发展阶段转变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必须不断突破需求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看到，解决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依然较强。受多种中长期因素影响，我国需求收缩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加大。二是结构性问题对发展的制约依然突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问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束缚是深层次原因。三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统筹实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依靠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宏观政策也需要满足以下实践需求：一是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着力拓展有效需求空间，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二是坚持把解决结构性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破解供求结构的内在矛盾，使供给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优化相互促进。三是坚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力度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不断排除制约生产力特别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四是注重加强统筹政策的综合协调作用。重点是更好统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促进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相互作用；更好统筹促进发展与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创新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实施的实践要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大调整转变，这对宏观政策特别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调控政策和改革政策的结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

增强了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持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提升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增速和比重，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作用，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和长期需要。以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支撑，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更多地通过扩大内需增强对外需的吸引作用，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增强了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对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引领潜在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加强战略重点。主要是适应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需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视角和战略重点，更加注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最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主要是围绕畅通要素流动和市场循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需求侧管理能力和水平，带动有效需求较快增长，促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改革等。

提升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事关全局的发展战略调整转变，也使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明显上升。一是加强了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两大政策的有机结合需要从经济增长的全局出发，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既推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又推动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促进总供求关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统筹两大政策不是短期性任务，而是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需要。二是加强了基础性和综合性意义。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在畅通经济循环和提升循环动力的过程中，加强两大政策的基础性、综合性作用，增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效果。三是加强了促进统筹工作的意义。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运用统筹协调的方法，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础性统筹政策，有利于带动促进其他统筹政策的安排和实施，如带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郭克莎

对分税制改革30年以来税制结构优化的理论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税制结构是现代税收制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深刻反映出税制运行的总体状况。经济决定税收，税收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深刻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状况，我们全面系统主动地推动实施正确的税制改革策略，使得税制结构总能适应于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如今，高质量发展为优化税制结构提出了新命题、新任务，我们仍然需要从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入手，深入研究优化税制结构的内在规律，这对于更好地深入实施税制改革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通常来说，我们用直接税与间接税的结构比例关系来反映税制结构。如果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代表直接税，用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代表间接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开数据，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总体来看，直接税比重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分税制改革以来，市场主体不断发育成长，为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在内的各类税收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单元，在社会化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市场主体发育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不断成熟的。一方面，产权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发育提供制度基础。构建并完善产权制度将为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化生产、开展市场竞争起到强大的激励作用并为其注入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产权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并经历了多次重大试点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另一方面，税收制度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成员的分配关系，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在不断规范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方面发挥着支持保障作用，有助于加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分税制改革期间，我国构建了新税制框架，特别是以增值税、营业税等为主要内容的流转税体系，以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所得税体系。时至今日，我国税制仍然遵循着上述框架有序平稳运行，在筹集收入、调控分配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之初，内外资市场主体总体呈现出一定差异性，为了更好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根据这种差异性，我们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实行了内外有别的制度设计。但是，随着内资市场主体不断完善，内外资界限逐渐消失，所得税制由内外有别转向内外统一。分税制改革期间，我国实现了个人所得税的内外统一；2008年1月1日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熟、完善，我国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流转税和所得税在不同阶段的增长情况存在差异，从而使税制结构呈现出阶段性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熟、完善，市场主体活力奔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化生产的领域、范围逐步扩大，市场分工体系、交换体系等不断深化细化。无论是流转税还是所得税，都是社会化生产方式反映在税收制度领域的结果：商品和要素流转深刻体现了社会化生产方式，在市场资源配置下有了大分工、大交换，才会出现大流转，国家得以从流转税中充分足额筹集税收收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所得税则体现了市场主体在社会化生产中的价值创造与“剩余”，所得税既能够有效发挥筹集收入功能，又切实发挥分配调控作用，有利于保持社会化生产的有序稳定运行。流转税和所得税之间的结构性变化与产业发展阶段有着紧密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更好利用劳动力优势和区位优势，我国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外向型加工业，同时，为了更好吸引外资，设置了以区域为特征的税收优惠体系，这种发展策略使得我国市场主体快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我国市场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附加值水平不高，这种产业特征使商品和要素的流转逐步活跃起来，但市场主体的收入水平较低，造成不同税种的增长率产生差异，流转税收入增长可能会高于所得税收入增长。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跨越，产业结构逐渐升级，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发展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特征与工业生产存在一定差异，劳动要素在服务业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更高，相应地，其增值率和要素分配比率相对更高。这种生产特征使得所得税收入增长相对更高，表现在税制结构领域，必然造成直接税收入持续提升。

第三，随着市场分工的不断深化、细化，税收制度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的功能作用逐步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高度复杂、多元的经济系统，如何更好维护不同部分的相互衔接、顺畅运行，成为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导向之一。一方面，随着产业类型不断丰富、拓展，产业链不断延伸，特别是随着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工业企业之间、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日趋紧密、深化。为此，根据不同时期的产业链分工特征，我们对流转税进行了相应制度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我国采用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制度设计，这种做法既考虑到当时市场分工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度相对较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不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太大的约束作用，又能够将税收征管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是，随着市场分工持续深化、细化，增值税本身的制度设计以及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所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逐渐对市场分工产生更大的约束作用。为此，我国对流转税实施了不同阶段的改革，比如：2004年启动了增值税转型试点，2009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极大保障并促进了工业发展的市场分工；2012年开始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直到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打通了工业、服务业之间的抵扣链条，从根本上促进了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向更高水平，区域分工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开展跨区域分工，资源配置范围不断扩大，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收入的弊端日益显现。因此，自2002年起，我国不再采用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而是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这次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从根本上优化了区域税收分配关系，有效发挥了激励各级政府建设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这也是我国适应市场分工不断走向新阶段的一次重要改革。

第四，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全面系统主动采取正确的税制改革战略，使得税制结构总是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正确的税制改革要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这是税收中性的本质内涵。从税制的功能结构来看，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发展和分配的关系，是不同时期税制改革的重大战略命题。在改革发展初期，税收支持保障做大社会财富总量“蛋糕”，始终是税制的重要功能导向。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快速增加，不仅要支持保障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大经济总量，更要发挥税制在优化收入及财富分配方面的功能作用。从改革前后不同时期的税制改革战略来看，我们总是能够让税制结构及其发挥的功能结构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在市场分工处于早期阶段时，流转税发挥了出色的筹集收入功能，同时，不会对市场分工产生太大的干预作用；随着市场分工进入更高水平阶段，分工结构更加复杂、多元，但分工深化创造的社会价值更高，为了降低流转税对分工造成的过度影响，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原则，适度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比重，并更加强化直接税在调节分配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不同时期的税制改革措施也不断印证着这个逻辑，特别是2017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简并增值税税率档次、下调基本税率、统一小规模纳税人的年应税销售额标准以及实施留抵退税政策等，均有效发挥了优化税制结构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我们仍然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统筹深化税制改革与创新。一方面，根据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更好统筹税制在筹集收入、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为了更好适应数字经济等相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应全面系统研究其对社会化生产的重要影响，尝试开展税制创新，特别是围绕数据资产、数据流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蒋震

优先推进宏观政策体系改革的三大理由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的多重挑战，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由此可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增加，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科学设计改革次序、抓准抓牢改革重点。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通过顶层设计，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调控理论逻辑等关键要件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更好地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宏观政策目标，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三大类宏观政策之间的积极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由此，便能从根本上提高宏观政策效率、改善社会预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从而为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因此，应当将宏观政策体系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项。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宏观政策效率

中国的宏观政策效率有待提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显示，2020年—2023年稳定政策效率指数均值为44.8，与2016年—2019年的均值47.2相比有所下降。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宏观政策效率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宏观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传导机制出现阻塞。第一，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多种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结构性障碍，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也难以有效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第二，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偏弱，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削弱了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了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带动效果。第三，数字经济可能会导致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异，从而引发宏观政策效率的下降。比如，数字经济会降低价格黏性，降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有效性。再如，数字货币的发行会对现有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形成冲击，削弱政策效率与实施效果。

要想破解上述三大症结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仅仅依靠宏观政策自身调整是不够的，需要深入推进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宏观政策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优化政策目标体系和政策工具体系。就政策目标而言，传统宏观政策在理论上局限于短期稳定目标，较少关注经济结构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而在实践中，政策目标反而过多，并不聚焦于少数目标。通过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重构宏观政策目标体系，在短期稳定目标之外，进一步纳入经济结构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这有助于提升宏观政策体系对于经济结构和长期增长两大维度的关注程度，从而疏通宏观政策传导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提升宏观政策效率。就政策工具而言，传统宏观政策体系以稳定政策为核心，而稳定政策很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就难以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通过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将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工具箱，重点使用结构政策实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使用增长政策实现提升长期增长动力的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策调控效率。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改善预期管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信心保障

当前，经济形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如果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提振我国的居民预期。这归咎于西方预期管理模式的三点不足。第一，西方预期管理主要是短期预期管理，缺乏对中长期预期管理的关注。具体而言，中国不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长期问题，这是西方预期管理所无法应对的。第二，西方预期管理主要指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对其他宏观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然而，要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失衡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只靠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对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预期管理。第三，西方预期管理以理性预期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而对适应性预期的务实性考虑较少。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批判后，理性预期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宏观政策的主要依据。然而，由于微观主体在收集、处理信息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上的差异，理性预期并非唯一的预期形成方式，建立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有鉴于此，不能寄希望于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预期偏弱问题。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预期管理的优势，更好地改善预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信心保障。中国特色预期管理不仅包含短期管理，还包含年度预期管理和长期预期管理。就年度预期管理而言，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会对年度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目标进行前瞻性量化设定，以引导社会预期。就长期预期管理而言，政府部门通过“五年规划”和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制定长期发展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决策部门制定宏观政策的参照基准，以引导社会预期。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提升宏观政策效率，更好地实现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所制定的年度目标，从而改善年度预期管理的效果。年度预期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对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的信心。社会公众会形成如下预期：经过宏观政策每一年的努力，“五年规划”和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目标也可以顺利实现。以此为基础和支撑，社会公众的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将会显著提升，宏观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提振效果也会大幅增强，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以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为支撑的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使得预期管理的效果得到显著改善，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

宏观政策体系经过改革可以兼顾“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从而使得决策部门更加具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的能力和逻辑，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

其一，宏观政策体系改革有助于促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牵引，更好地提升总需求。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到要“着力扩大内需”。从实际情况来看，既要扩大居民消费，也要扩大有效投资。消费和投资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密切关联的，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相对不足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不仅会导致居民消费有所不足，而且会限制消费市场的总规模，由此使得企业面临销售困难，延伸至生产链条后将会限制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动力。如果宏观政策忽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联，分别设计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的应对策略，很可能难以取得理想成效。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更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消费和投资背后的阻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通过加强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等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消除阻碍消费和投资的共同障碍，促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牵引，更好地提升总需求。

其二，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更好地提升总供给。现阶段中国部分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相对偏低，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应对供需不匹配的矛盾，需要着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持续优化供给结构。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推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具体来说，结构性政策可以推动产业优化调整，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升级，进而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增长政策可以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催生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新质生产力成型成势。

其三，宏观政策体系改革不仅有助于分别提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水平，而且能够推动需求和供给之间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优化供给结构，以高质量产品供给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高品质需求，并且牵引和创造新需求，为扩大总需求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扩大需求规模，并且从需求侧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为供给侧的质量提升和规模增长注入新活力。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供需两侧更好地提升经济增速，实现经济高水平良性循环，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减少改革面临的阻力，从而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长期增长目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彦斌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蕴藏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内需重在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经济的确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消费结构升级的确定性；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增长模式。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潜力还是经济增长趋势看，都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断释放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未来5—10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消费市场的扩大。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其主要特点是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已向服务性消费转变。过去10年，全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7.91%。适应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长期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的某些结构性矛盾。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增长潜能。服务性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并已成为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当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需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服务4.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5.2%，这些服务进口成为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供给，也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有相当大的空间。2021年在22个服务贸易行业中，我国有1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50国限制指数平均值，直接影响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服务标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2024年3月份商务部发布的两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有效打通服务领域内外循环，进而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以服务贸易较快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性消费需求的扩大，带动服务进口的较快增长，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成为全球共享中国大市场的重点领域。

新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短缺经济阶段，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决定消费，投资决定增长；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其产出效益将持续下降。当前，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务性消费的投资需求明显增大，而服务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68.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投资结构调整。消费是生产的生产，是投资的最终归宿。从现实看，投资结构调整滞后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进程，加大了服务性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消费结构升级已对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结构优化提出现实而迫切的需求。消费为新投资创造空间性。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性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投资结构与政策调整，不是要不要加大投资，而是要寻求有效的投资空间；消费主导形成新的可持续增长，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造更大的新的投资空间。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主动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政策调整。对不利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干扰；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服务性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相关政策；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着力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错位等问题。以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以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性消费潜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富民为优先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客观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尤其是制约了收入弹性较高的服务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通过调整初次分配结构，争取到2030年提升到5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到50%左右。

加大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力度。居民就业收入增长面临较大挑战。稳消费，重在稳企业、稳就业。在就业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消费和收入都是就业的函数，要以服务业发展为重点，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没有服务业发展，很难吸纳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比第二产业高出20%左右。为此，要高度重视发挥服务业对吸纳就业、激活就业的重要作用；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相关社会政策与制度，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提升劳动者可持续就业能力。

充分发挥政府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公共消费既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条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费的重要保障。总体看，公共消费有较强的现实需求、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居民服务性消费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为此，要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力度，逐步提升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比重。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性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

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突出的问题在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近3亿农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根本之策在于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推动农民工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市民化质量。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化前高出14.6%。如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质量，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使新进入城市的人群人均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服务性消费供给、消费环境、消费设施等影响，农村服务性消费的潜力尚未有效释放。要真正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金融透视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绿色金融体系是实现双碳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然而，真正实现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并不容易，其不仅要求经济社会各部门有序推进绿色发展路径的制定与执行，更意味着高碳排放、高能耗行业亟需大幅加快脱碳措施的应用与工艺流程的优化。这些过程均需要巨量资金供给，使得建设与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成为我国推进“双碳”战略的关键路径。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金融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如表1所示，经过二十余年来的发展与完善，尤其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等政策颁布，以及碳达峰碳中和“1+N”体系逐步构建以来，从不同层面推进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已逐步形成了资源配置、风险防范和价格发现“三大功能”的绿色金融政策思路，以及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与市场体系、国际合作在内“五大支柱”的保障措施。

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截至2023年三季度，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到28.58万亿元，居全球首位，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1.98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其中，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以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领域，仅截至2022年二季度，我国六大国有银行合计向2501个项目发放了2.72万亿元碳减排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9%—4.61%），累积带动碳减排量5887.90万吨。

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困境

尽管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初具规模，但远不能满足实现“双碳”目标所需要的绿色金融支持规模。根据生态环境部预测，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每年至少需要3万亿至4万亿元的绿色投资（其中，财政支出覆盖比例约10%至15%）。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化工作起步较晚，在“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发展困境。具体包括：

（一）政府层面的困境

1.协同性制度体系不健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历程较长，政府的职能部门经历了多次撤销与合并，中国人民银行、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等均发布了相当部分的绿色金融政策文件、实施方案与标准规范，但是配套政策的一致性、协同性有限。国务院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碳达峰行动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也规定了所谓“绿色项目”的项目名称，但相应的配套性政策、支持措施相对滞后，义务与权利主体并不明确，绿色金融法规和新环保法缺乏一定的强制性、协同性与约束力度，使得难以充分发挥金融的引导作用。

2.监管机制尚不完善。我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监管机制处在起步阶段，仅有部分政策性规定、欠缺专门面向绿色金融的法律体系。在国家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尽管已经有6部法律和28部法规涉及了绿色金融相关知识，但均未明确规定绿色金融监管的具体流程与内容。尤其在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方面，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中重点强调了健全绿色投融资的信息披露制度，但现有部门规范性文件强制力不足、执行力偏弱，使得金融机构和投资企业的披露相关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高。

3.标准化和评估体系有待完善。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绿色项目与绿色企业的定义繁杂，国内各部委、试点与地方的标准化和评估体系尚未统一口径，且与国际主流认可的评价体系有所出入。以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界定标准为例，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与发改委施行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项目分类差距较大，诸如节能环保重大装备等项目在不同标准下的判定相反；此外，现行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将部分煤炭类项目列作绿色产业项目，但国际上主流标准《绿色贷款原则（GLP）》与《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原则（SLLP）》对此类项目的评价更为谨慎。这使得政府部门在统计时、市场主体在参与时以及金融机构在界定时，难以统一标准地衡量和证明项目绿色性质，降低了绿色金融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市场层面的困境

1.现有绿色金融产品不全面。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绿色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2.45、7.27和4.13万亿元，合计占本外币贷款余额的83.45%，诸如农业及工业化企业现阶段获取绿色金融支持的途径相对有限。此外，主要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同质化、服务领域重合现象严重，集中布局在回收周期较短且综合风险较小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与能源行业，而与生态环境保护、两高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等相关的项目却欠缺合适的绿色金融产品，使得市场主体的选择相对受限，阻碍了更广泛的资金流入绿色领域，同时也制约了金融助力经济社会碳达峰。

2.风险认知和信息不对称。我国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生态环境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均多次强调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信息披露为例，截至2023年一季度，正式披露ESG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已披露信息普遍存在内容随意性强、选择性披露、报告质量低、信息准确性不足等问题，增大了企业与投资者等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绿色金融涉及业务领域较为专业，且各行业的发展状况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投资者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导致了风险认知失调，抑制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壮大。

（三）企业层面的困境

1.技术和经验不足。绿色低碳转型是全部企业所面临的共通问题，然而绿色金融涉及系统复杂、需求知识繁多，并且欠缺大量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解决技术瓶颈的专业人才。这使得企业在绿色金融领域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经验，难以有效识别、推动与实施绿色金融项目，从而限制了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能力和水平。

2.融资难度较大。发展金融旨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但在当前绿色金融的发展情景下，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困境，且以非国有小微企业为代表的较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更高。此外，我国绿色基金、ESG主题产品与碳金融主题产品更多流行在概念层面，使得企业绿色金融融资服务方式、可用融资渠道均较为单一。

3.利益冲突和短期主义。“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部分企业仍然受到传统经济模式的制约，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而影响其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决策，从而诱发“漂绿”“洗绿”等短期主义行为。此外，部分企业受限于长期可持续性和绿色发展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结合融资问题、未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制约甚至抵消了其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对策建议

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以健全有为政府、构建有效市场和发展优质企业为落脚点，有助于逐步解决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中的困境，推动其稳健发展。

（一）健全“有为”政府

1.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绿色金融领域的专门法律法规，以高层次文件明确绿色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战略方向和体系架构，避免导向冲突。强化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各相关部门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制定一体化的绿色金融行动方案、支撑政策与配套落实文件，确保出台政策间的协同性，形成统一的绿色金融发展战略。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绿色金融政策，同时加强区域间的政策交流和合作，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良性竞争格局，确保绿色金融政策的协同落地。

2.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明确绿色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为绿色金融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绿色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形成合力。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监管，明确ESG信息、综合效益、风险状况等信息披露要求。充分发挥媒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提高监管力度，加大对绿色金融市场的舆论监督力度，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落实和完善，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3.推动标准与评估体系统一化。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产品分类体系，明确各类绿色金融产品、资助对象的定义、范围、特点和评估体系，建立科学合理与统一的绿色标准及评估体系。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与评估体系的动态调整机制，畅通市场主体参与渠道，依据市场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鼓励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

（二）构建“有效”市场

1.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提高市场上绿色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促进更多资金流入绿色领域。发展绿色融资租赁、碳金融，以及新型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产品，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推出针对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可持续农业等方面的绿色金融产品，用于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鼓励设立绿色投资基金和绿色证券，面向两高产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转型资金支持。加强对绿色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推广，鼓励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发产品，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和质量。

2.提升风险管理和信息透明度。完善面向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信息聚合平台，鼓励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绿色金融项目的评估工作，提升市场透明度与信息的真实准确性。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建立绿色金融风险基金等风险共享机制，共同应对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鼓励行业协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绿色金融项目库、专家库与产品库，试运行行业黑白名单，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对绿色金融市场主体的风险教育和培训，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认知水平。

（三）发展“有志”企业

1.提升技术和经验水平。通过研发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企业加大绿色金融技术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以企业为核心开展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建立绿色金融技术合作平台，共享绿色金融技术资源，促进技术交流和合作。鼓励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绿色金融技术和经验，加强与国际绿色金融机构的合作，提升在绿色技术和经验方面的水平。

2.培育与发展第三方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担保机构，鼓励和支持专业机构开展绿色金融评估认证业务，提高评估认证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信力，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组织遴选、培育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供应商，加强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鼓励第三方机构创新业务合作模式，搭建绿色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绿色金融解决方案，推动金融机构扩展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3.强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生动力。综合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宣传贯彻，营造弥漫社会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氛围，提升企业高管和社会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水平。结合评级体系与环境规制手段，推动企业采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建立符合绿色金融要求的治理结构与企业文化，激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推动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认证工作，创新完善绿色项目、绿色企业认证制度，提升企业的市场绿色信誉水平与可持续竞争力。建立绿色产业链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降低企业的短期行为倾向。

辽宁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范姝

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大金融服务新模式

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下企业发展动力结构、依赖要素种类、生产运作模式、风险特征、要素分配结构、企业间相互依附关系等均发生重大变化，对金融服务模式提出新要求

金融机构要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的特点、发展规律、风险管理及投融资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丰富金融服务工具，加快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需求的八大金融服务新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科技驱动新特征，创新科创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面临的风险新变化，创新风险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动产要素主导特征，创新动产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股权及组织结构新特征，创新治理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创新全周期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关系的新变化，创新产业链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重组整合需求，创新并购金融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多元经营目标特征，创新绿色金融模式

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下企业发展动力结构、依赖要素种类、生产运作模式、风险特征、要素分配结构、企业间相互依附关系等均发生重大变化，对金融服务模式提出新要求。金融机构要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的特点、发展规律、风险管理及投融资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丰富金融服务工具，加快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新模式：

一要匹配新质生产力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打造科创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二要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面临的风险环境及风险特征的新变化，推动传统资本金融加速向风险金融转变，创新风险金融服务新模式。三要适应数字、技术等新要素在新质生产力企业中的主导引领作用，推动不动产金融模式向动产金融模式转型。四要匹配新质生产力企业所有权、股权结构及组织运营方式的新变化，推动以优化企业财务结构为单一目标的融资金融，向优化财务结构和治理结构并重的治理金融转型，通过双重结构优化形成制度优势。五要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新需求，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工具融合的、长短期资金相互配合的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六要适应新质生产力下企业从注重供应链到融入产业链的转变，更好适应链主模式、园区模式等新特征，打造产业链金融服务新模式。七要顺应新型产业关系下企业重组整合的需求，通过大力发展并购金融来激活并购重组市场，创新并购金融服务新模式。八要匹配新型生产关系下，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的趋势，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形成绿色投融资正向循环，丰富绿色金融新内涵。

一、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科技驱动新特征，创新科创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需要构建匹配新质生产力企业发展需求的科创金融服务新模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

新质生产力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需要建立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模式。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及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难以很好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一方面，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推进创新要素证券化的能力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科创企业灵活的股权融资及激励需求；另一方面，在传统服务模式下，我国金融市场对科创企业信息的处理有效性不足，吸纳长期资金和股权投资的能力有限，难以为科创企业提供足够的、长期的、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下，金融机构需要围绕科创企业的新需求，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形成更多创新资本。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要提升对硬科技企业的识别、判断、挖掘能力，鼓励科创企业嫁接资本市场，要有效发挥企业信息披露在发行定价中的作用，提高科创企业定价的合理性，要服务好“耐心资本”，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交易撮合、流动性管理、投资研究等多元化服务，推动实现长钱长投，提升市场长期资金对优质资产的配置比例，发挥好长期资金在服务新质生产力上的基石作用。

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特征，创新科创金融服务还要发挥商业银行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服务模式转型，加强针对科创企业的信用研究能力，推动抵押贷款向信用贷款转型，优化对新质生产力企业信贷支持。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走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切实了解企业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难题，理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需求，丰富科创金融内涵，创新科创金融新模式。

二、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面临的风险新变化，创新风险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需要加速推动资本金融模式向风险金融模式转变，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全流程的风险管理需求。

新质生产力企业更多在未知领域、不确定领域进行探索，探索过程中试错成本较高、经营风险较大，有较强的风险管理需求。大量新质生产力企业除资金短缺以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风险问题。相对传统发展模式，创新驱动模式下的企业普遍承受较高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技术风险包括早期的技术方向决策错误风险、中期的研发失败风险、后期的技术泄露风险；市场风险包括创新项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市场上竞争对手数量激增等风险；政策风险包括新技术的推广乃至企业发展领域产业政策调整的风险。从境外成熟金融机构的经验来看，其核心功能和竞争力已在很大程度上由资本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型，围绕采购、生产、销售、资本运作等各个环节，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风险管理服务。

我国金融机构也要加速向风险金融模式转型，通过提升全面、全周期风险配置能力来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风险管理的新需求。具体来看，金融机构需要更多围绕新质生产力企业的风险来源、呈现形式、传染特征，提供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管理等综合风险管理服务。

在风险识别环节，金融机构要在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业务运营、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加大对主要风险来源的研究，为企业搭建风险控制指标体系，推动企业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风险观念。同时，要注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数据滥用、算法歧视、新型技术控制等潜在的负外部性，及时识别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

在风险计量环节，境外成熟金融机构普遍走在风险定价和评估创新的前列，我国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各类新质生产力相关风险的计量和定价方法的研究，构建与风险相匹配的风险定价模型，以实现合理的风险定价。

在风险管理环节，金融机构要更为积极地提供与新型风险相匹配的服务模式，通过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来帮助企业管理科技风险，通过支持产业链整合与高端化来帮助企业管理产业链风险，通过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来帮助企业管理生态风险。

三、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动产要素主导特征，创新动产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推动不动产金融模式向动产金融模式转型，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企业以技术、数字、管理等现代动产要素为主的特征。

过去企业生产依赖土地、设备、厂房等不动产要素，而新质生产力企业更加依赖数据、管理、技术等现代动产要素，这些现代动产要素在确权、定价、交易等方面较传统不动产要素有本质的区别，需要的金融服务也完全不同。

第一，现代动产要素具有可复制、可流通、可共享的属性，同时大部分现代动产要素附着在人才上，而人才又附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动产要素确权难度大，要求金融服务模式由不动产金融模式下的所有权金融向动产金融模式下的使用权金融转型。

第二，动产要素往往不直接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导致金融机构对其关键信息的获取和理解难度较大，并且传统金融投资估值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动产要素的特征不匹配，加之针对现代要素的估值定价标准和指引普遍欠缺，导致金融机构缺乏对动产要素定价的实践经验积累，需要尽快建立针对现代动产要素的定价服务模式。

第三，各类现代动产要素普遍缺乏成熟的交易市场，尽管各地相继建立了大量的技术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和大数据交易市场，但是缺乏对这些交易市场的体系、分类、相互衔接关系以及交易方式等的统一规划和整体设计，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动产要素交易服务模式。

从境外发达市场的经验看，资本要素对于其他要素有带动作用，其他要素的价值要通过资本化的过程来体现。我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借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动产要素的财务化、货币化、资本化，从而实现动产要素价值最大化，提升全社会要素配置效率。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动产要素的财务价值统计方法，体现新要素财务价值，要加快探索动产抵押评估，制定评估标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对数字企业、科技企业估值方法的创新，推动数字企业、科技企业价值实现。

四、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股权及组织结构新特征，创新治理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推动以优化企业财务结构为单一目标的融资金融向优化财务结构和治理结构并重的治理金融转型，通过财务和治理“双结构”优化来形成制度优势。

新型生产关系本身是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力，生产关系的创新在宏观层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不断发展上，在微观层面体现在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革新上。新质生产力企业依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较强的革新内部治理结构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企业制度出现不少创新，例如平台企业发展壮大、一人公司快速发展、同股不同权企业普遍化，未来大量企业将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通过灵活、包容、创新的治理结构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发展极其依赖高端人才，需要实现分配方式的现代化。传统金融服务聚焦在针对企业的财务支持上，但对财务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认识不足，未来金融服务需要更加重视企业财务结构和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融资结构、股权结构的优化来带动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

一是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等投资机构需要通过创新投资业务模式来提升参与相关上市公司治理的专业化能力。公募基金要加强产业投研，促进其一、二级市场投资一体化发展，通过构建长期考核机制推动其投资长期化，并通过增加相关培训、建设投后管理团队等形式，全面提升主动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意识和专业化能力。社保等长期资金也需发挥积极的作用，学习境外养老基金积极股东主义实践经验，积极尝试以私下协商、公开信、递交股东议案等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共同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

二是近年来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是我国上市公司优化要素分配关系、提升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具有一定专业性，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要积极为企业提供相关激励方案设计、财税筹划等综合金融服务，帮助上市公司构建合理高效的激励机制，通过企业财务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效应，进而形成企业整体的制度创新优势。

五、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创新全周期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兼顾企业流动性需求和资本性需求，打造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工具融合的、长短期资金相互配合的综合融资服务。

新质生产力企业以创新为发展驱动力，创新贯穿了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对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均有较大需求。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界限分明，三类融资关注的企业风险类别截然不同。贷款融资高度关注企业的短期流动性风险，债券融资高度关注企业中长期流动性风险和偿债风险，股权融资则高度关注企业长期经营风险。新质生产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短期流动性风险、中长期偿债风险、长期经营风险高度关联，所以很难从风险源的角度把融资服务划分为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

此外，新质生产力企业有可能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的初创企业，对风险投资资金的需求较大，也有可能是传统领域的成熟企业，对稳定的社会化资金需求较大。这就要求金融市场为其提供多种融资工具融合的、长短期资金相互配合的综合融资服务。

在宏观层面，要加速健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金融体系。《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要合理把握债券与信贷两个最大融资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要在做好信贷高质量投放、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畅通流动性的传导渠道，重视跨市场的联动。

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注重提升各类融资工具间协同水平，打通股权融资、贷款融资、债券融资的链条，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大型银行要探索以投贷联动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综合融资服务，平衡好融资方案中企业、银行股权融资方、银行债权融资方的利益，并建立严格的风险防火墙，理顺投贷联动方式中的风险控制主体和责任顺序。证券公司要推动投行业务、投资业务更好协同发展，围绕新质生产力企业的产融需求，为其提供从早期风险资金融资到成熟期股债公开融资的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

六、适应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关系的新变化，创新产业链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推动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向产业链金融模式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型企业关系网络及产业链结构等新变化。

新质生产力带来企业间相互依附关系的改变，产业结构不再是简单的上中下游结构，而是技术链、数字链、信息链的结构。在新型企业相互依附关系下，大量经营主体依托于平台生态、技术生态、数字生态而生，产业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产业发展更多呈现出由线上技术和线下应用交织成的网状关系结构。例如，在数字化转型生态中形成由核心技术企业提供基础技术、转化企业提供服务、应用企业购买服务的“三段模式”行业生态。又如，大量企业在线下园区或线上平台上聚集并形成企业团体。

新型产业组织结构也带来公司治理结构、劳资关系的较大变化。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由于平台化行业生态上聚集了大量市场主体，公司内部制度与市场规则进一步接轨，平台企业的内部运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市场运行规则及竞争关系，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劳资关系方面，传统的公司与员工间双边劳动关系弱化，工作内容随机化，灵活就业、一人多职等新现象显现。

传统供应链金融重点围绕物流、资金流，为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一体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需要立足于新型企业相互依附关系及其对企业的影响，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针对链主模式，金融机构要更多与大型龙头企业合作，更加精准识别核心技术企业，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核心技术企业，并聚焦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针对园区模式，应将园区整体而非局限在园区内具体企业当作服务对象，服务园区在整合升级过程中接受批量服务的需求。例如，证券公司可积极探索园区主券商模式，将金融服务内嵌在园区服务中，以园区为载体提升产业链整体的集约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

针对平台模式，金融机构要客观理解平台经济的天然垄断问题，处理好平台功能扩张与市场公平性之间的关系，在发挥平台金融普惠性的同时引导各类平台金融有序规范发展。

七、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重组整合需求，创新并购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通过大力发展并购金融来激活并购重组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导向下企业旺盛的重组整合需求。

新质生产力企业不仅依靠自身内生资源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数据链、信息链、价值链构成的企业生态网络，有较强的融入企业生态链的需求。在新时期，并购重组发生原因和方式产生很大变化。企业并购重组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过去的谋求股权控制、资源控制和优势互补等，转变为谋求在网络化的新型产业结构中的合作，很难被归为以往的横向并购或纵向并购。对于一些“模块组装式”开放模式下的企业，并购重组是其发展初衷和必然发展途径。

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并购重组大体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传统产业为了提升竞争力而并购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二是平台企业为了扩充功能模块而并购该功能领域的企业；三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了整合核心要素资源而进行相互并购。除并购以外，企业分立、分拆也是新质生产力下产业整合的重要途径，顺应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的要求。

由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下企业并购重组的商业逻辑与具体方式发生改变，传统并购重组相关的金融服务适配性不足，需要通过服务创新来支持新质生产力企业融入生态网络的需求。

第一，金融机构要提升对并购重组交易是否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的判断能力，研究形成并购重组交易商业合理性的判断依据，重点防范蹭新质生产力热点而进行的盲目跨界并购和违反市场公平性的并购，支持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导向的并购重组。

第二，在金融机构并购重组估值时要突破以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为主的估值，对于新质生产力综合采用改良DCF估值、EV/EBITDA等方式进行估值，通过估值方法多元化来推动交易的实现。

第三，并购市场也要支持并鼓励更多元化的支付方式来促成并购重组的实施，鼓励并购双方更多通过私募债、可转债等方式完成交易，特别是通过拓宽定向可转债的适用范围和运用场景、完善以定向可转债方式完成并购重组交易过程中的多方保护机制等途径，加大对并购重组中定向可转债的支持力度。

八、适应新质生产力企业多元经营目标特征，创新绿色金融模式

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形成绿色投融资正向循环，服务新质生产力企业绿色转型及寻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的需求。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企业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社会、环境多方面协调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发展，但普遍面临多重转型难题。例如，受制于绿色数据采集标准的不明确以及境内外相应标准的不统一，企业披露的绿色数据不受市场认可。又如，绿色数据采集及披露成本较高，企业除了需要负担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费用以外，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碳核算均可能产生额外费用，对中小企业压力较大。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绿色金融的发展更多是受政策引导，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挖掘不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仍未形成绿色融资成本优势与绿色投资超额收益优势的正向循环，产品体系仍不够丰富，基础标准体系建设仍有欠缺。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机构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实质性降低企业绿色化转型成本，推动企业主体形成绿色转型共识。

第一，金融机构要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直接绿色投融资工具。有能力的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发展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项目设计的个性化产品。例如，针对绿色产业中小企业抵押担保物价值相对不足问题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或是针对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风险提供绿色金融衍生品服务。

第二，金融机构要在积极为传统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提升传统企业绿色转型意识，降低其绿色信息披露等成本，并引导增量资金持续流向绿色经济领域。

第三，资管机构要加速业务流程的绿色化改造，将ESG纳入到投研和风险管理等业务流程中，建立绿色标的识别机制和绿色投资内部评价体系，发挥长期资金的市场引导作用，推动资本市场形成绿色融资的成本优势和绿色投资的超额收益率，从而促进形成绿色投融资正向循环。

第四，金融机构要顺应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的趋势，在帮助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通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融合发展来引导推进企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 龚芳；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研究员 袁宇泽

地方金融风险的表现、根源与监管应对

本文首先提炼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接着分析地方金融风险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地方金融风险应对和监管改革方向，认为我国金融风险应对和相关金融监管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不过在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下，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仍然是一个长期任务，金融监管仍须动态优化。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国际上公共事业领域常用的发展模式，用于弥补因外部性导致的公共品市场效率不足的问题。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PPP模式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带来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升，但同时也引发了部分道德风险和政府隐性债务问题。2024年4月，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下称“17号令”），明确了新机制下特许经营是基于使用者付费的PPP模式，统一了特许经营与PPP的内涵，开启了“使用者付费”的PPP新机制。

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着重强化了金融稳定和发展机制的改革优化，金融监管体制成为重中之重。一年多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不断深化。2023年10月末，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直以来，地方金融风险应对是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领域，也是金融稳定和发展机制的重要方面，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和监管优化成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之一。2024年4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县域监管支局统一挂牌，代表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进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级垂直”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正式运行。我国金融风险应对和相关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当然，在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之下，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仍然是一个长期任务，金融监管仍须动态优化。

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

地方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风险领域，较为广泛地存在于各类地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之中，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个别环节甚至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我国地方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这主要包括国有或股份制大型金融机构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主要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分支机构，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是地方金融生态体系的核心主体，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从监管看，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强调中央事权，实施的是以中央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为核心的监管框架。在证券业之外，实施的是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系统“四级垂直”的监管组织架构。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是金融系统的常规化风险，是金融监管当局重点关注的基础风险领域。比如，银行业机构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

二是地方金融组织风险。主要是此前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成立的“7+4”类地方性、专业化金融组织。“7”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是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实施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和社会众筹机构。这11类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原则和标准主要由中央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具体实施主要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但是，由于部分领域法律制度和监管标准仍未健全，各地金融监管存在差异，部分机构和金融活动存在监管不足，监管质效总体亟待提升。由于地方金融组织性质和业务的差异性，其金融风险的形态差异较大。

三是关联性风险。在现代金融体系之中，金融一体化是基本特征，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市场以及不同经济体都通过基础设施、资产负债、市场波动或信息传递等不同机制关联在一起。不管是地方金融机构，还是地方金融组织，都广泛地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等紧密关联，从而形成了较为复杂的风险传染链条。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都较为深入地参与了房地产市场及其金融活动，部分地方金融机构还与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直接关联，形成了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机构等复杂关联体系和风险传染链条，潜藏风险自我强化的反馈效应。这种关联性和反馈效应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甚至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地方金融风险的根源分析

金融风险是多样化的，金融风险的来源也是多样化的。一般地，金融风险来自经济周期波动、金融系统自身风险累积、外部因素冲击以及政策调整或制度变化可能的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来源与一般金融风险的来源具有共性。由于金融主要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系统的资产主要对应非金融实体部门的负债，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尤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顺周期效应更为凸显，金融风险暴露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地方金融生态同样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等的外溢影响。

地方金融风险与地方经济金融生态更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些因素具有上述共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地区特殊性或个体差异性。其一，由于区域经济发展金融需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同时，金融服务具有半径约束，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与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紧密相关。欠发达地区的传统金融风险可能更为凸显。其二，地方金融风险受制于地方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职能的统筹。部分地方为争取更多金融资源以更好发展实体经济，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弱化金融监管职能，从而使得金融风险更为突出。其三，由于金融专业能力和水平的约束，部分地方金融监管较难有效发现并处置金融风险，从而使地方风险不断累积甚至爆发重大风险事件。其四，对于金融创新较为活跃的地区，如金融监管没有及时有效地覆盖，可能会导致地方金融风险快速集聚。其五，不法分子可能集聚于金融监管和法治环境较弱的地区，进行多样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从而引发地方金融风险。

地方金融风险特殊性还来自多主体的风险关联。这种关联风险主要来自不同主体的利益趋同与利益关联，甚至是个体理性引致的合成谬误。比如在上述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机构的利益关联中，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行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利于拉动土地需求并产生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或“土地财政”，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为金融机构提供房地产开发贷、住房抵押贷款的商业机会并会提升住房类抵押品的市场价值，但是，这多主体利益关联的合成效应可能使经济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形成房地产泡沫效应，而且过度消耗储蓄，破坏经济发展的储蓄—投资转化长效机制，导致未来经济发展缺乏足够资本或储蓄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内部治理问题是地方金融风险暴露的重要根源。部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存在较多的公司治理问题。一是股权管理不合规。股权分散的机构经常出现内部人控制，股权集中的机构则往往出现一股独大，金融机构控制权不够明晰甚至混乱。二是过度追求资产规模。在利益驱动、市场竞争、业绩考核和管理层自主性等多重因素驱动下，部分地方金融机构脱离地方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和现实需求状况，过度追求资产规模扩大，资金运用过度冒险，风险偏好大大提升的同时风险敏感反而不断下降，带来资产负债、期限以及成本收益等多重错配。三是业务关联过度复杂。部分地方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同业机构、互联网平台和第三方机构进行多样化合作，为高风险领域提供多主体关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得地方金融风险关联性和复杂性大大提升。四是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质效弱。在大肆扩张资产负债表、表外业务和第三方关联业务的同时，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并没有同步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金融风险管理质效，使得风险失控。

部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机构经营的直接干预是地方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过去几年，地方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的确在不同领域呈现多发状态，为了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有效处置金融风险并确保经济平稳增长，部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干预是较为直接的。比如，为了配合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券发行，地方政府可能要求城商行、农商行等认购城投债。再如，为了承担地方金融风险应对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可能要求地方金融机构“凑份子”，出资协助地方平台处置债务风险，甚至直接要求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债权进行债务重组。当然，地方政府直接干预能取得“成效”，与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在资产配置上强调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业务拓展上强调主要从事与政府隐性担保相关的金融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前述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机构的风险关联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不同主体的利益公约数和风险共担性。

地方金融风险应对与监管方向

整体地，我国地方金融体系和整个金融系统都保持稳健发展态势，没有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2018年以来，特别是为期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后，绝大部分金融风险都呈现收敛状态，包括地方金融的风险应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调整以来，我国地方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监管布局正在进一步优化。

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在日常监督管理和金融风险处置方面的职责划分及协调配合。中央金融监管和地方金融监管的再布局本质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权力结构安排调整，与其紧密相关的还有金融稳定权力、金融资源配置权以及地方金融风险应对和处置的权责等。当然，央地金融权力安排的背后，还内在地关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统筹或权力结构。央地金融监管布局要有助于促进政府作用与市场功能的有效衔接，要有利于促进“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有效融合，要有利于金融发展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效统筹。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已进一步明晰。2023年，我国金融稳定和发展机制进一步优化之后，在金融主要是中央事权的政策逻辑下，金融监管央地协调问题实质性完善，我国建立起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地方政府本质上就只有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权力。2024年4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县域监管支局统一挂牌，代表2023年金融稳定和发展机制改革达成重大进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系统的监管框架基本部署到位。强化金融监管全覆盖，全面加强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着力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同时，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也主要从事监管职责，央地协同的金融监管系统整体将更加关注监管，金融监管职能和金融发展职能得到更好的统筹。

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随之调整。2024年4月，各省基本完成了省级金融管理机制的部署，各省成立了省委金融委员会、金融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各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基本改为地方金融管理局。根据部署，大部分地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将进行相应的职能调整，这对于金融监管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矩阵式全覆盖具有重要支撑。

以省负总责的原则压实地方金融风险应对和处置的主体责任。不管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或地方金融组织风险，还是域内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关联风险，地方金融风险应对整体以各省负总责、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按属地原则和管理权限各负其责作为基本政策逻辑。这种安排将地方金融风险有效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效控制金融风险跨区域传染或向上一层级传染的程度，同时，也可以将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统筹在一起。

中小金融机构处置是地方金融风险应对的重点。2018—2021年我国处置高风险农村地区金融机构627家，截至2021年末，我国高风险中小银行仍达302家。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21年以来，我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积极进展。我国主要采取吸收合并、新设合并、股权收购等方式来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度强调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应对和处置的重要性，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处置任务更重。未来，随着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整体可能呈现量减质升的趋势。

当然，由于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在部分地区或部分领域的金融风险事件呈现多发态势。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监管改革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包括地方金融应对和央地监管布局部署需要根据金融风险演进新情况和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现实需要逐步优化改进。在金融风险应对和机构救助中，省级地方政府负总责，地方政府整体仍然承担主体责任，这其中涉及地方资金支出责任问题，为此，金融监管与风险应对支出责任的协同性成为未来地方金融风险应对和问题机构处置的重点问题。同时，现行金融法律并未清晰界定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中的处置职责，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要承担主体责任，并可能承担救助资金的支出责任，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地方金融风险处置的权责安排。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任 郑联盛

金融领域监管科技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的革命性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催生了金融科技的兴起，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了监管科技的引入。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特性使得金融科技创新呈现出跨地域、跨行业的复合性特点，其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业务风险及操作风险给我国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措施带来了巨大挑战。为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监管科技需要将技术创新与监管变革相融合，在服务于实体经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从监管理念、监管技术、监管规则、监管手段四个方面建构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本研究仅供参考。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创新，监管科技，网络信息安全

历经近20年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和渗透，信息化和数字化已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领域在市场和监管两个层面都面临着新的转变和革新挑战。一方面，技术创新极大提高了市场效率，衍生出更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应用场景；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业务流程、操作规范时相伴而生的各种风险也亟须通过调整监管模式和监管规则进行科学应对。法律体系在适应技术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时，自身需要不断利用新技术成果来更好地应对社会和市场变化，以实现技术创新与法律革新在新形势下的融合。

1 金融科技创新背景下监管面临的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应用于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传统金融业态受到金融科技的巨大冲击，从支付结算基础设施到金融产品发行和销售，均出现了颠覆性的业务逻辑变化，监管面对的金融市场挑战也在不断演绎。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说法，金融科技被描述为“金融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程序、流程或产品，对金融市场和机构及金融服务的提供产生相关的实质性影响”。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金融科技”（Fintech）的定义仍然存在分歧，但毋庸置疑的是“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正不断开创金融业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格局，金融科技已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监管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转变需求。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给金融机构带来了继互联网之后又一次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影响较大，也是应用较多的技术。例如，2022年以来，平安银行、上海银行多家银行推出的数字虚拟员工就是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技术结合对金融服务产品智能化的最新成果。此前宁波银行2020年推出的“快审快贷产品”项目、新网银行2020年推出的“基于多方安全计算的小微企业智慧金融服务”项目等，都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技术对企业或个人的多维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优化信贷审批模型，自动评估授信金额和等级，实现了信贷智能管理。这些创新金融产品正是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路径之一，即将信息科技与金融服务行业相结合形成新的金融业态，如大数据金融、智能金融、数字货币等。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在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促进金融深化，造福金融消费者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给我国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措施带来了巨大挑战。原来针对传统金融业“分业经营”进行的“分业监管”面临冲击，2023年金融监管总局成立并统一了原属于“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更为关键的是，金融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体系中按照金融业务和产品类型实施监管的传统界限。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业务准入门槛，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金融产品的便利性、效率及安全价值。但是，金融科技通常利用技术和创新以电子在线渠道供应金融服务，并通过脱媒规避现有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对金融行业从产品、业务方式、市场形式上都给传统金融业监管造成了重大挑战。

其次，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特性使得金融科技创新能够轻易跨越地域疆界的阻隔，甚至跨越行业壁垒，呈现出跨地域、跨行业的复合性特点。金融科技发展导致跨境数据的快速流动，在推动跨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涌现的同时，传统金融业监管模式对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监管颇为乏力。未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结合，将进一步强化金融业态的复合性特征，对各国的监管构成更多挑战。近几年，由于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呈现出变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等特征，增加了跨国金融监管合作的难度，技术创新的全球化特性与国际监管合作弱化的矛盾更加凸显。

最后，从目前金融科技创新的具体应用实践来看，其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技术风险，包括具体技术的应用程度、质量偏差、可能产生的系统缺陷等；二是信息安全风险，包括采集到的企业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数据篡改与不当使用等；三是业务风险，包括新业务的开展、业务流程标准化设计和传统业务革新相关风险等；四是操作风险，包括实际执行层面问题，如提供服务过程中相关人员行为或系统的合规与内控风险等。

金融科技引发的上述问题从监管层面来说，核心挑战在于数字化技术改变了金融业务的主要运行模式，监管却未能及时实现同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从而造成市场与监管之间的脱节与冲突。当前的金融市场活动越来越依赖数据流的获取、加工、使用与合成，因此监管必须顺应金融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并利用新的数字化技术重塑自身的监管能力，以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而促使监管能够引导新技术更多地运用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增加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社会效益。

2 监管科技对金融科技的回应及现状

为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有效管控金融科技的风险，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引入了监管科技（RegTech），并对监管模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转变。例如，英国金融监管机构于2016年较早提出了“监管沙盒”的概念和机制，并在2018年提出了数字监管报告，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的数据标准化和自动化处理，为下一步的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便利。除英国外，目前美国、新加坡、荷兰、瑞士、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也引入了监管沙盒或创新中心等监管示范项目平台，一些监管机构还开发了分析金融市场数据的人工智能监管项目。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开发的“Apollo”工具、美联储使用热图技术自动分析被监管机构的日常数据压力测试数据等。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将“强化金融科技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确定为重点任务，并于2019年12月在北京启动试点（即中国版“监管沙盒”），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目前，全国已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多个地方开展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截至2023年，全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已进行到第四批，已有逾20个省市或自治区、超160个项目试点和应用进入监管沙盒。

总体来看，目前各国所运用的监管科技大致包括合规科技和规制科技两方面内容。合规科技的应用主体是金融机构，即金融机构主动、积极地利用新技术应对监管要求，满足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数据报送要求等方面的法律规则，提升合规效率，降低合规成本；合规科技主要涉及客户身份识别与管理、金融交易监控、交易及财务风险预警、智能化监管报告及决策等。规制科技的主体则是监管机构，利用新技术对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服务平台实施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金融风险；规制科技则主要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对市场金融异常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自动监测，对金融市场宏观趋势进行预警，使得监管机构能够实现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测的转变。

从实际应用来看，合规科技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工干预。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和有效识别虚拟资产交易中的高风险行为和可疑行为，并为金融机构和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提供实时预警和监控服务，帮助金融机构满足反洗钱合规要求，同时可以为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提供关键数据和信息，为其高效履行监管职责提供助力。此外，这些合规技术还能识别标明欺诈活动的客户行为模式，从而促进合规主体采取主动应对措施。规制科技的应用则主要是监管机构为适应金融市场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采取的监管技术手段，包括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采用数字监管报告、智能监管助手，美国金融金融业监管局（FINRA）推出的高级检测系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市场信息数据分析系统等。规制科技在监管领域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效率，为监管模式的革新提供了基础，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创新效果。但是，监管科技的应用可能引起对行业大型机构的主导地位、数据安全及网络威胁脆弱性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监管科技的透明度可能因现代金融服务中数据源、数据收集和存储的复杂性而受到侵蚀。另一个缺点则是受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缺乏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而过度依赖数据科学家的帮助又反过来导致人们对监管机构运用监管科技的可行性产生怀疑。

在数字经济日益发达的背景下，监管科技的应用已成为主流趋势，但监管科技不仅是一种效率工具，还是导致监管范式转变的关键变革因素。不论是技术与金融的融合还是技术与监管的融合，最终都应回归到金融的本质，即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我国需要对金融监管体系从整体上进行重构，即从重塑监管理念、丰富监管工具、完善监管手段多方面、全方位地构建金融监管制度，以实现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3 监管科技（RegTech）创新与监管模式转变

从法律层面来说，监管科技应从监管理念、监管技术、监管规则、监管手段四方面建构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

（1）从监管理念来看，其一，监管科技应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与金融科技、行业创新同步发展。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在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维护金融稳定并非以牺牲金融创新为代价。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虚拟货币、数字资产、供应链平台建设乃至公司治理等诸多领域，监管机构应在大数据、生物识别、云计算技术的基础上，创新监管工具，利用新技术的自动监测及运行机制提高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其二，监管科技应服务于最大程度地保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安全的目标。由于数据资源和算法模型是金融科技的核心资产，信息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使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由此也产生了大量侵犯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对此，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2月发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JR/T 0171—2020）金融行业标准，虽然该技术规范只是一个推荐性标准，但作为第一部专门针对个人金融信息的行业标准，规定了个人金融信息在收集、传输、存储、使用、删除、销毁等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防护要求，为金融机构建设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合规架构提供了专业化的参考标准。

（2）从监管技术的应用角度来看，其一，监管机构在利用新技术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应保持技术中立，即监管机构应关注其监管目标的达成，而非单纯促进和规范技术本身。这就意味着监管机构应始终立足监管者的目标定位，面临新技术的冲击与诱惑，应选择有利于金融监管目标达成的技术方案，而非为了追求金融科技创新而创新。其二，监管科技应促进金融行业的互联互通，避免技术依赖和监管俘获。监管科技建立在监管和技术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但监管科技具有突出的公共物品属性，其应促进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提高金融行业的可互操作性，从而避免对特定技术的依赖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监管科技应通过调动技术产品之间的充分竞争，促使金融产品或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即确保行业解决方案的互操作性。互操作性是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进行通信或与其他产品共同运行的能力。其三，加强监管科技的国际化协作。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由于地域壁垒的制约，往往无法共享金融数据资源。一方面，须适应金融科技跨域跨业的特征，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国际协作；另一方面，也敦促各国金融监管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能够彼此协调与合作。

（3）从监管规则的制定来看，首先，基于审慎监管的原则，金融科技创新推动监管规则的数字化应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发〔2021〕335号）提出，要通过数字化技术对监管规则、合规要求进行结构化处理，建立数字化监管规则库，搭建有效支持规则识读、执行、对接的监管科技平台，以数字化协议的形式将合规要求封装成模块化、可扩展的接口工具，打造合规机器人等专业化产品。其次，扩大和深化监管科技在货币政策、反洗钱、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场景应用，将数字合规工具无缝嵌入被监管方数据系统中，采取实时异常点监测的方式展开监管，对安全风险漏洞进行及时处置，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最后，健全金融领域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监管的基本规则体系。完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严格落实数据安全保护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在确保数据使用合规、交互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数据安全共享应用平台，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主体，切实保障金融数据安全。

（4）从监管手段的采用来看，其一，进一步深化“监管沙箱”等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试点工作。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金融科技创新应用试点以来，银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支付机构、征信公司、清算组织、保险等机构积极参与到监管试点中，主要应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生物识别等核心技术，涉及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信贷、创新化银行服务、风控产品、供应链、跨境服务等。上述试点项目均进行了合理的风险提示，并安排了相应的补偿机制、推出机制和应急预案，但试点还应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赔付流程及试点评估的具体工作机制等，并建立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试点参与和推广机制。其二，智能监管工具应得到更多关注，这种新的监管形式对应对新的金融体系是必要的。智能监管是系统数字化的结果，涉及新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数字识别系统及支付和交易操作的底层技术和安全标准等，新的金融信用体系将在智能监管系统中获得更高效率和更可信的运行环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监管科技并不是万能药。监管科技的一些效率改进甚至被监管要求及其相关成本的增加而抵消，例如监管机构发出的信息请求数量不断增加，导致金融机构的创新成本增加；过度的金融创新和监管科技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监管对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实体经济真实需求的忽视，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说，甚至增加了市场的复杂程度和信息鸿沟，这就必须从监管模式和法律革新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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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倩（1978-），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法、国际经济法。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 张倩

产业追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文化旅游产业迅速发展，已经逐渐成为新兴支柱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探索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可以从拓宽投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依托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业链；利用互联网平台，创新文旅产业服务、助力文旅产业国际化、培养文化旅游产业专业人才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文化旅游产业，创新服务，现状，发展的意义，发展建议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表明了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国经济中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地位。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我国的旅游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十四五”规划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强调要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促进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路径，还可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文旅产业现状

我国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在2021年达到1132.88亿元，同比增加44.62亿元，增长4.1%。从图1中可知，我国的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在2011—2021年逐年上升，2021年达到人均80.20元，比2020年增长4.0%。

文化旅游产业与一般的旅游产业不同，它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公益性在于大部分文化旅游产业离不开公共资源，需要借助本地区的自然特色景观、历史文物遗迹等等，公共资源是需要政府进行主导开发，以免影响到人们享受的权利。且公共资源具有正的外部性，使得文化旅游产业同样有正外部性，其发展带来有利的辐射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人流量，进一步带动整体的经济进步。经营性在于“产业”二字，文化旅游产业落到产业上需要注重自身发展产生经济效益，在市场化运营上发力，降低运营成本，创造营收。

我国文旅产业的发展一般有三个影响因素：人们消费意识的转变、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消费收入逐渐上升，消费能力随之不断提高，使得消费意识在不断转变。人们的日常消费不再仅仅局限在生活必需品上，旅游成为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也逐渐成为部分人的刚需，从而促进了文旅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高度重视其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我国新兴支柱型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为了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创造绿色收益，这也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意义

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旅游项目存在同质化的问题，文旅融合可以给旅游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在旅游发展中强调文化体验，丰富文化内涵，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其转型升级，赋予旅游产业更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推动文旅深入融合，需要从文化和旅游双向发力。以文塑旅，用好我国传统文化，将文化之魂融入旅游中。深入挖掘和阐释文化遗产的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让文化成为旅游厚植底蕴的精神内核，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感知与体验；以旅彰文，以旅游活动为载体，助力传统文化根植内心。旅游有规模大、贴近大众、密切生活的天然优势，可以在旅游线路规划、景区景点中充分考虑文化遗产，通过创新设计等方式，将文化要素资源转化为人们喜爱的旅游产品，让中外游客在无形之中接受我国文化的熏陶。

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是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旅游覆盖面广、体验感强，是人们认识世界、感受生活的方式。在旅途中可以增长见识，丰富视野，开阔眼界，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闻也是很多创作者的灵感来源。很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旅游行业开展的，搭建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有助于增进友谊。文旅融合发展会根据地区特色，把当地的文化遗产、历史故事和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融入旅游中，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感知不同的文化，有助于当地文化的宣传和传承。文旅产业为向世界宣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渠道，使游客在润物细无声中感知独特的文化。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转向于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旅游是人们寻求精神放松的重要途径。丰富的旅游供给是满足游客精神需求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立足于游客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构建多样的文旅供给体系，提供更多的选项，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拓宽投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

文化旅游产业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管理水平要求较高，所以相关资金需求较大，要多鼓励社会资本加入。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文旅产业想要发展进步，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不仅可以对文化旅游项目进行投资，还可以发挥自身引导作用，给予政策支持。国家对文旅产业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可以释放行业的利好信息，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另一方面优惠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文旅产业，促进其发展。从社会层面来说，通过社会资金投入，可以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比如建设主题乐园、因地制宜依托景点来规划、打造文旅小镇等等，还可以构建能够展现传统、彰显文化特色、激发情感共鸣的场景式文旅产品，这些综合文旅项目可以延长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经营多样化。从银行角度出发，银行具有金融功能，在文旅产业的资金贷款方面可以给予倾斜，企业可以通过向银行抵押土地所有权等资产获得贷款，获得资金投入。

（二）依托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业链

生态、环境和文化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不同区域因天气、气候等差异会具有独特的生态特征，不同的地方也会有特色的文化资源，独特的生态和文化是打造特色文旅产业链的重要竞争优势。与普通旅游相比，文化旅游产业的不同在于具有文化特色，在享受文化旅游产业服务的过程中，让游客感受到当地特色的文化风情，给予他们不同的体验感，从而增强旅游吸引力，形成有力的竞争优势。为了能够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可结合本地区文化的特色进行开发，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多种文化表现形式，例如打造以文化为内核的文旅小镇，通过旅游这个载体，突出特色文化和浓郁的地域风情，提高旅游吸引力和满意度，让文化活起来、新起来。随着当前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文旅产业不能只注重经营收益，还需要重视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作为文化产业之一，文旅产业要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将经济、文化、旅游、休闲、教育以及互联网等相融合，通过沉浸式、生活式等多种模式，打造特色文旅产业链。这样可以激发不同地区的文化经济活力，在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到生态环境，还可以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宣传文化，推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最终形成良性的文旅产业体系。

（三）利用互联网平台，创新文旅产业服务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可以通过打造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提供高效率服务。在大数据时代，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建立智能平台监管模式和数字化文旅咨询中心，提供信息查询、线路推荐、地图导航、线上购买、个性定制以及售后反馈等一站式服务。实体文旅企业可以加快数字化转型，开展线上旅游展会，推动藏品数字化采集、图像呈现等，让游客线上也可以感受文化的魅力，创新文旅产业服务发展。充分利用数字化，将其纳入文化旅游产业相关市场，打造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文旅品牌，优化产品供给；探索数字文旅新模式，为数字化时代下文旅产业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动力。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方特色旅游景点层出不穷，但是缺乏相应的宣传与介绍，针对这类问题可以搭建项目信息平台，在信息平台上可以设置全国旅游项目介绍模块。除此之外，还可以解决项目实施机构缺乏运营团队的问题，加强项目信息的流通性，促进交流，促成合作。

（四）借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文旅产业国际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文旅产业发展需要内外同时发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深入推进旅游产业化，做大做强文化旅游经济，将文旅产业对标国际标准，走国际化道路。对内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目标为基准，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构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做好文化和旅游的统筹工作。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推动文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发展质量。同时需要建立文化旅游的资源保护机制，制定市场管理机制、监管机制等，为其向国外输出奠定基础。对外加强与他国的沟通合作，打造多边旅游合作的新发展体系，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促进我国文旅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中华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此优势下，深度挖掘我国地域文化特色，将中国的文化内容、符号和故事融入景区，同时在旅游线路设计上融合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国内外游客在游赏的同时感悟中华文化，体会中国历史。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积极宣扬传统文化，发挥文化特色，讲好中国故事，突出文旅优势，擦亮文旅品牌，打造华夏文明新名片，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推动我国文旅产业走向国际。

（五）培养文化旅游产业专业人才

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越来越多的文旅产业经营服务涉及不同国家，对从业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其不仅要具备传统的旅游服务能力，还需要进行良好的跨文化交互，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风俗。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适应新发展新要求。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文旅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的专业人才。政府可以给予政策优惠，为数字化人才投入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平台；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在企业共建实训基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更多的专业文旅数字化人才。同时，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重点向“文创+”的跨业态融合转变，它的实质是在文旅中融入文创成果，属于一种新的文化经济形态。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给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挖掘出各类文化产品中隐藏的情感、价值等元素,并利用所挖掘的信息结合形象、故事、图文等进行IP设计，将独特的IP形象融入文旅业态中，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四、结束语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对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非常重要。于国家，不仅可以与其他国家加强经济、文化交流，还可以向国外宣传推广我国传统文化，让优秀的华夏文明走出国门；于企业，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企业的自身发展能够得到保护；于个人，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给人们更多的休闲选项，在学习工作之余有多样化的场所放松身心，在旅游中还可以加深对文化的了解和感悟，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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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龙梅（1995-），女，安徽淮北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曹一帆（1988-），女，上海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管理研究。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王龙梅 曹一帆

新质生产力与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铅锌产业为例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决不能忽视和放弃传统产业。有色金属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材料和重要战略物资，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产业之一。生产过程的特性导致有色金属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严峻的能耗、排放和污染的问题和困难。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色金属行业产业遵循国家政策指引、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依托技术创新和改造在工艺升级、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为行业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有色金属行业上下游、左右岸交叉关联融合程度更深，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需求更加迫切，此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行业未来面向高质量发展、重塑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全新动力和根本指引。有色金属品种多、应用广、生产流程和规模差异化较为明显，但是全行业产业借力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和目标是一致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铅锌生产国和消费国，铅锌产业是有色金属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产业之一。本文以铅锌产业为例，结合铅锌产业近年来在国家支持和指导下取得的发展成果，肯定和明确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和转型的重大意义以及传统产业未来借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和潜力；从政策研究角度梳理近三年与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针对性政策文件，分析国家在未来对有色金属行业特别是铅锌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和指引；针对铅锌产业在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已经或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培育、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造就，以及坚持不懈地推进国际合作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有色金属，铅锌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铅锌产业发展现状

2023年，我国铅锌产量1 254万t，占全国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的16.8%；规模以上铅锌企业实现利润240.8亿元，占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的6.5%。国内铅锌产业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巨大的冶炼规模持续发展，不仅是有色金属产业的重要支柱，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传统和优势产业。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铅锌生产国和消费国，2023年精炼铅产量569万t，占全球的44.3%，消费量546万t，占全球的42.8%；精炼锌产量685万t，占全球的48.4%，消费量697万t，占全球的51.1%，在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十几年的创新和变革，我国铅锌产业不仅在规模上取得绝对优势，技术装备水平也不断提升，整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污染大、效率低的烧结铅冶炼技术和竖罐锌冶炼技术已经被淘汰，先进的富氧连续炼铅、湿法炼锌工艺技术得到普及，在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的铅锌碳还原冶炼工艺正在被富氧熔炼、湿法冶炼技术所取代，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等方面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2　铅锌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展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尽管“新质生产力”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动能被首次提出，但是传统产业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其高质量发展对塑造我国各项新兴领域的新竞争优势起到绝对的支撑作用。我国全面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铅锌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和要素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在发展智能化、绿色化等新质生产力方向已经取得许多重要进展。

2.1　智能化发展

在发展智能制造方面，我国铅锌企业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数字矿山、智能工厂建设，智能化赋能取得实效。

以行业内代表性矿业公司为例，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先后完成了智能工艺装备、智能加油系统、无人驾驶系统等矿山生产过程升级，实现了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全面提升。该矿山目前正在以万兆光环网+5G+WiFi6+UWB多元融合网络为基础[1]，建设基于数字采矿与生产执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全国非煤地下矿山行业数字化标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正在开发中的新疆火烧云铅锌矿海拔在5 000 m以上[2]，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其生产流程将依靠数据要素的参与，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自动化、少人化，通过智能制造确保生产安全平稳。

2.2　绿色化发展

由于铅是有害人类健康的元素，而铅锌又是共生矿产，因此，绿色发展是直接关系铅锌产业生存的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我国铅锌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3年度全国1 488家绿色工厂中，就有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深圳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金德铅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铅锌冶炼行业骨干企业[3]。

《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20）》明确提出锌湿法冶炼工艺须配套浸出渣无害化处理系统[4]。为此，国内通过自主自立科技创新，开发富氧侧吹法处理锌浸出渣和闪速熔炼法搭配处理锌浸出渣技术[5]，基本解决了锌湿法冶炼工艺浸出渣无害化处置的世界性难题。譬如，南方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30万t/a氧压浸出项目采用世界规模最大的198 m2沸腾炉和目前全球最大的30万t/a氧压浸出冶炼系统，配套侧吹+烟化炉工业建成70万t/a规模的锌冶炼渣处理线，代表了当前世界锌冶炼技术的最高水平。

2.3　再生发展

资源有限，循环无限，伴随我国再生金属产业的发展和优化，这种“城市矿”的新矿源模式有力支撑了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双碳战略实施，减轻了我国基本金属对外依存度，保障了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安全。

铅是所有金属中循环利用率最高的矿产，与原生铅相比，每吨再生铅相当于节能659 kg标准煤，节水235 m3，减少固体废物排放128 t，减少排放二氧化硫0.03 t。随着铅下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铅原料消耗越来越大，在矿端可采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再生铅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缓解矿产资源紧张的问题，也为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过去十年间，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再生铅在铅产量中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2023年再生铅产量达到847.8万t，占比为66%，比2022年提升了2.1个百分点。通过开展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建立跨区域转移“白名单”等制度性手段，实现了区域间废铅蓄电池处置能力的互补共享。在加工利用方面，国内形成了一批废铅蓄电池破碎分选设备制造企业和冶炼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物料分选率达99%，各组分互混率小于0.1%，铅栅低温精炼温度下降至400℃等能耗指标的优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实现环境友好的同时确保再生铅品质大幅提升。

3　支持铅锌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政策

尽管我国铅锌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规范引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产业总体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不凸显。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铅锌产业仍然存在若干发展问题和转型痛点：产业链上游矿业投入不足，与新能源战略金属相比，近年来铅锌资源的勘探投入和开采热度均有所下降，全球资源储量及矿山生产量都徘徊不前；“数字矿山”“智能工厂”建设处于初始阶段，支撑行业整体发展的专业互联网还远没有形成。下游新产品开发利用动力不足，部分传统领域应用的铅蓄电池、锌压铸件逐渐被锂和铝替代，而新兴储能领域所需要的铅锌材料开发进展仍未取得显著突破。环境治理方面，锌冶炼浸出渣等环境安全隐患还没有根本排除，“血铅”等严重污染事件仍偶有发生。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铅锌产业亟需借助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的快速转型和升级，从而促进绿色、智能、高端、可持续发展。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对近三年与有色金属行业尤其是铅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梳理。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6]，对能源利用、产能、技术、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特别强调，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到2025年，废钢铁、废铅、废锌等利用量达到相应水平。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7]，对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工作做出针对性部署安排。其中，对铅锌行业提出了具体目标和任务：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防范铅锌冶炼产能盲目扩张，加快建立防范产能严重过剩的市场化、法治化长效机制；在加强低碳技术攻关方面，开展氨法炼锌性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在节能低碳技术方面，重点推进锌精矿大型焙烧技术、业态高铅渣直接还原技术、以底吹为基础的富氧熔池熔炼技术等多项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

2022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通知》[8]。通知旨在以揭榜挂帅方式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挂帅任务中聚焦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细分领域，提出建设绿色、高效、安全和可持续的原材料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探索实时优化控制、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和数字孪生工厂建设、碳资产管理等典型场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产运行平稳、生产过程清洁化。

2023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9]，旨在以优供给、促投资、拓消费、稳外贸为着力点，培育有色金属行业增长的内生动力，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和可靠性。特别提出了要开展铅锌等重点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引导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培育资源开发和冶炼骨干企业；支持新型锌合金等高端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2023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10]，为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鼓励类中包括有色金属现有矿山接替资源勘探开发，紧缺资源的深部、难采及低品位矿床开采，矿山尾矿充填采矿工艺、技术及装备；冶炼鼓励高效、低耗、低污染、新型冶炼技术开发及应用；综合利用鼓励高效、节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特别提出了锌湿法冶炼浸出渣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11]。

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12]（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特别强调“聚焦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电力、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业，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推广能效达到先进水平和节能水平的用能设备，分行业分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设备和软件，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普及应用，培育数字经济赋智赋能新模式；严格落实能耗、排放、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和设备淘汰目录要求，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行动方案》还强调要推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引导低效产能逐步退出；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支持政策，研究扩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制度覆盖范围；支持建设一批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13-15]。

为了落实《行动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编写《有色金属工业大规模设备更新指南》，涉及铅锌产业的内容主要是：推进铅锌ISP冶炼工艺改造；推广液态高铅渣直接还原，绿色高效炼锌；支持电解槽、冶炼炉窑等设备智能化改造，推动在线检测装置、智能天车、智能运输、智能仓储等设备更新；加快推广锌湿法冶炼浸出渣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与设备，支持共伴生原料、冶炼渣中有价金属回收利用；加大铅等再生金属资源回收利用成套设备推广应用，支持铅、锌等冶炼矿产原料和废杂原料的一体化设备改造。

以上文件在内容方面各有针对性，在时间脉络上相互承接，紧密构建了有色金属行业未来产业发展的主题框架、阐明了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任务，为铅锌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实现新的跨越、占据竞争新高地提供了引导和支撑。不同于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布局，传统产业，特别是有色金属行业产业，在未来仍旧以“转型升级”进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任务，“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是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基调。在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新挑战之下，对于有色金属产业上游，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借助数字化、自动化赋能的智能制造，自主化科技创新主导的采冶、综合回收利用技术，大型成套先进设备和畅联畅通的工业互联网等实现提质增效、绿色可持续的竞争新优势；对于下游，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以新促质，做好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支撑保障工作，拓展有色金属新用途，因地制宜打造产业集群等工作，助推产业高端化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新高地。

4　铅锌产业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关注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更是一项系统性、持久性的大工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后是对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落实，铅锌产业在未来需要牢牢把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任务，积极应对产业变革可能产生的诸多挑战。据此，提出四点铅锌产业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关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4.1　政策需要与时俱进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这就需要国家持续完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导和支持政策，才能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传统的政策法规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不断完善和配套。譬如，铅锌产业跨行业、跨学科、跨国界、跨所有制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必然挑战传统的监管模式和政策工具，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作方式，也给传统的税收、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和完善政策法规，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4.2　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培育

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对我国铅锌产业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是创新性、颠覆性技术，可以根本改变产业的面貌，譬如熔池强化熔炼、湿法冶金等冶炼技术的出现，使铅锌产业告别了历史悠久的碳还原工艺，大幅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然而，随着科技向更高层次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熔池强化熔炼、湿法冶金等冶炼技术也需要不断完善，才能具有生命力，这就需要产业培育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

4.3　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造就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而关键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更对产业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至关重要。虽然我国铅锌产业的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成果，但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机制仍不尽如人意，特别是理论与实践、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衔接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涌现，需要有志青年科技工作者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开展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性、颠覆性技术研发，以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4　坚持不懈地推进国际合作

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应对来自国内的挑战，而且需要面对国际上的竞争和压力。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在某些特定领域形成优势，导致产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这对我国铅锌产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如何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成为我国铅锌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在促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技术进步，也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当前逆国际化思潮泛滥的背景下，坚持不懈地推进国际合作，对我国铅锌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语

通过对近十年铅锌产业创新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面临问题的总结，可以看出创新对于传统产业的变革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传统产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也一直在为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蓄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传统产业面向未来、重塑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指引，在未来，“新”和“旧”之间，“传统”和“新兴”之间的距离也将在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之下极大程度上被缩小。铅锌产业作为我国的优势产业更要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部署开展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不断强化和提升我国铅锌产业在全球铅锌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地位，实现我国由铅锌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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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沛宇.持续提高废有色金属利用水平[N].中国有色金属报，2024-03-19.

作者简介：赵武壮（1952—），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特聘专家，主要从事工业经济、冶金工业、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13910922701@163.com；柳新悦（1996—），女，任职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员，主要从事冶金工业产业政策研究，E-mail:1255616815@qq.com。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特聘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赵武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柳新悦

钢铁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电炉/（高炉-转炉）-精炼-连铸-轧制工艺过程都是“黑箱”过程，具有流程复杂、信息源众多、数据碎片化、生产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数字化是钢铁行业由“黑箱”变“透明”，由可控性差到智能预判、全过程优化的有力手段

钢铁行业作为我国工业“老牌、硬核”代表，是典型的传统流程型工业，电炉/（高炉-转炉）-精炼-连铸-轧制工艺过程都是“黑箱”过程，具有流程复杂、信息源众多、数据碎片化、生产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数字化是钢铁行业由“黑箱”变“透明”，由可控性差到智能预判、全过程优化的有力手段。数字化的介入迎来了钢铁行业“由重转轻”的新机遇。

钢铁行业数字化现状

近年来，钢铁行业数字化建设成效显著。一是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两化融合水平从2015年的47.7提升到2021年的59.9，增幅达25.6%。2022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钢铁行业智能制造行动计划，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商用密码、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钢铁行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据统计，2022年钢铁工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2.5%，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3.8%。

二是钢铁企业智能制造的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不断增多。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组织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揭榜挂帅等重点项目，其中在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中，钢铁企业的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不断增多。2021年度全国110家示范工厂和241个优秀场景中，钢铁行业的首钢、石钢、南钢、青岛特钢、承德建龙等7家示范工厂和鞍钢、唐钢、湘钢、德龙等1 2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入选。2022年度全国99家示范工厂和389个优秀场景中，钢铁行业的宝钢湛江、宝武鄂钢、永锋临港、中天钢铁等12家示范工厂和河钢承德分公司、鞍钢、永钢、陕钢汉中、宁钢等29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入选。2023年度全国212家示范工厂和911个优秀场景中，钢铁行业鞍钢、攀钢西昌钢钒、江苏永钢、河北天柱、华菱湘钢等12家示范工厂和泸州鑫阳、华茂特钢、抚顺新钢铁等35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入选。2023年11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2023年5G工厂名录》，涵盖300个遴选出的5G工厂，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20家，占比6.67%。

三是数智化的发展不断带动钢铁企业降本增效。南钢智慧运营中心，“基于5G全连接的JIT（Just In Time）+C2M（Customer-to-Maker）智能工厂”，使供应链有效优化，南钢订货周期由45—60天缩短至15天，人均生产效率提升5—10倍；本钢上线钢铁产业一体化经营与制造管理系统，实现热轧热装率提高12%、在制品库存降幅达21%、吨钢修理费平均降低17%、设备综合效率提升4%；永锋临港应用中冶赛迪自主研发的CISDigital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打通全厂、全流程数据系统，实现永锋临港基地全口径人均产材2000吨，成本比永锋本部低160元以上。

存在问题

数字化成绩喜人的同时，还应意识到我国钢铁行业数智转型的“深广全”程度仍有欠缺，仍需统筹规划和深度研究。截至2023年12月，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灯塔工厂共有153家，我国仅有2家钢铁企业入选，分别是宝钢上海基地（2020年）和中信泰富特钢江阴基地（2023年），与家电类、新能源类3C电子类等工厂相比，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需要统筹规划和持续深度推进。

目前钢铁行业数字化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如下，一是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中小型民营钢铁企业只停留在生产信息链接于MES系统，同时数据采集和信息跟踪仍存在生产车间延迟反馈以及数据无法自动传输或传输障碍等一系列数字化基础问题，数字化的优势并未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影响行业全局数字化水平。二是缺乏钢铁行业数字化验收评价标准。行业发展，标准先行。企业的数字化交付标准、数字化能力评判标准、钢铁工业互联网应用架构标准仍未形成成熟的体系，还需集中交叉学科人才研究编制，形成成熟的数字化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三是生产现场经验技术的传承未能与数字信息有效承载。实际生产过程中，一线专业人员技能主要依赖经验积累，缺乏统一的数据模型或经验技能积累沉淀的数字承载平台，无法让老师傅、老专家的经验技术实现新时代的数字传承和深度学习。搭建技术经验数据库或形成钢铁领域专用的知识大模型（如构建钢铁GPT），对于行业培训新人、行业技术的积累传承再学习、行业技术革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是生产数据仍存在孤岛问题。钢铁冶炼有100多道复杂的工艺流程，且全流程工艺内部均为“黑箱”，其数据繁多且接口不统一、数据分散且自动获取有难度、关键设备数字化率难以保证，控制系统匹配不顺畅等问题急需联合攻关打破数字孤岛，提高数据信息控制水平。五是钢铁+通信跨行业高效联合有待提高。钢铁行业数智化的实现离不开通信行业的配合，目前钢铁行业工控系统网络仍存在工业网络的延时较高、数据中心的算力较低、生产端的边界安全隔离不稳定、可视化的运维管理体系和云边端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需要钢铁企业联合IT信息技术攻关，以实现钢铁数字化生产侧（业务）、平台侧、应用侧的完美接洽。六是钢铁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钢铁行业数字化人才涉及跨学科实践且学科专业差异较大，复合型人才需要既懂冶金流程化工艺，又懂数字化发展技术的能力，人才储备存在一定难度，需加大力度宣传和培养钢铁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借助人才力量推动钢铁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七是数字化硬软件装备系统国产化速度仍需加快。在数字化方面，我们不仅追求在传感器侧（硬件）实现国产化，也要努力实现在工业采集系统等软件侧实现全面国产化。企业生产的数据若经过非国产软件，就丧失了数据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利；同时很多工业软件模块是基于国外的基础软件进行的二次开发，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若国外软件被禁用，将会对我国重点产品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未来建议

随着工业4.0和中国智造2025的持续推进，钢铁企业的发展顺应发展浪潮，才能有条不紊地迈向世界高端制造行列，实现钢铁行业真正将技术、人才、全数据要素赋能企业数智化发展。

一是加强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试点推广工作。分析国外钢铁企业先进数字化转型案例，了解头部数字化企业厂商解决方案，结合数字化设备厂商形成联合方案并在部分钢厂实施试点工作，形成“案例申报-调研评估-示范验收-推广宣传”的数字化专项案例模式。鼓励企业加强智能装备的引进和应用，推行生产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建立以钢铁行业智能制造的开创性技术为核心，提升企业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形成多部门联合行动，多学科交叉互助，为钢铁企业数字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开展智能制造示范推广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二是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动数字化人才培养。运用数字化技术，从钢铁生产的源头实现绿色化，鼓励头部企业实施钢铁数字化建设基础研究的“攀登”计划，加强新兴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推广，优化生产过程和资源利用，通过精细化控制和能源管理系统，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助力钢铁行业朝着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同时，加强钢铁企业与科研院校冶金、材料、通信等相关专业的研发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制定人才梯队培养计划，统筹一体推进人才培养，培养一批冶金数智领域复合型人才。

三是推进智能化铁-钢-铸-轧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推进钢铁生产集控平台建设，建立铁水预处理-转炉-精炼-连铸-轧制多工序大数据中心，将现场技术经验以数据的形式承载在数据中台上，推行钢铁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并据此对现有控制模型进行改善或开发新工艺控制模型。针对不同工序的冶炼功能建立或开发基于机理和关键控制技术的模型系统，实现全生产周期深度学习的钢铁生产新模式。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梦静 赵宏 李延辉 周光辉 王文博；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杨文轩

区域经济
深圳：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探路

提要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兴。全面深化改革给深圳带来的荣耀不仅在于国际领先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还有其创新之城、科技之都、开放高地、文明典范的高质量发展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正是依靠不断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坚强保障。进入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深圳先行示范的改革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研究部署现代化建设阶段的改革任务带来了重要启示。

未来的深圳，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更高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和科技变革的挑战，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深圳作为秉承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热土，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指引和号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善于创新，以千余项原创性、引领性、系统性改革举措，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党的二十大以来，深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深圳的新时代历史使命，埋头苦干、奋勇前进，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推向纵深，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为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而努力奋斗。

一、深圳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当好先行示范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与时俱进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脚步，深入实施综合改革试点，强化创造型、引领型改革突破，深圳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大有作为，积累了一批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前后三次发文推广87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深圳城市综合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成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

一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成为深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牵引。近年来，深圳在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领域出台一系列重磅政策、法律文件，率先制定实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从立法、财政管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多方面细化要求，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尤其是个人破产制度改革“破冰”，是优化营商环境理念的“思想大解放”，让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兼具“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功能。为进一步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圳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稳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深圳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是创新的重要主体，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的若干措施》，提出20条“实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进一步打破企业发展的“堵点”，创新绿色金融监管服务机制，实施私募基金商事登记服务创新和全流程一体化监管等举措，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力求让金融“源头活水”作用充分涌现。2013年至2023年，深圳登记在册商事主体由130万户增长至423万户，增长2.3倍，商事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稳居全国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列举措在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增强创新主体活力等方面起到“牵引”作用。

二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打好坚实根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重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推动数字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孪生先锋城市，打造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标杆，加快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为进一步完善提升“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体系，深圳致力于推动支柱型新兴产业迭代升级，抓住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低空和空天经济等产业新风口，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点。深圳牢牢抓住“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这个“牛鼻子”，鼓励腾讯、比亚迪、迈瑞等本地企业扬帆出海，开辟国际市场“新蓝海”，谋划“深圳创造”“深圳品牌”“深圳故事”享誉全球。2013年至2023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从5002.50亿元提高至14489.6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34.5％提升至41.9％。

三是科技创新体制实现全领域建构，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增添全新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改革。锚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加大创新培育力度，以创新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深圳路径。积极探索更高效的科技管理机制，通过实行大科学计划全链条综合管理，为聚集全球优势科技资源、扩大深圳国际科技影响力提供重要支撑，注重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参与，建立“共有、共享、共为”的治理机制，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了开放有序、充满活力的良好创新生态。聚焦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的瓶颈，深圳坚持让制度打头，率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在国内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应当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团队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2013年至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由643亿元增长至1880.49亿元，占GDP的比重由4.02％跃升至5.81％；专利授权量由4.98万件上升至23.51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由1万件上升至1.59万件，全市商标注册量由23.78万件上升至24.97万件。

四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筑牢精神底座。近年来，深圳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通过城市文艺涵养工程、原创文艺精品攀峰工程、深宣人才高地建设工程等措施改革文化内容创作机制，打造了《咏春》《深AI你》等一系列文艺精品，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培育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一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相继建成，持续推出具有高度理论分量、思想含量、话语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学术文化引领城市文明建设，创建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高层次谋划中国经济学深圳实践、城市文明论、超大城市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等重大课题，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形成了体现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3年至2023年，深圳文化建设领域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实现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由14.9亿元上升至77.4亿元；公共图书馆数量和文献总藏量分别由633座增加至845座、2865.65万册（件）增长至6746.33万册（件）；博物馆由28座增长至61座，总计拥有美术馆13座。文化产业发展成色更足，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打造文旅融合、沉浸式演艺、数字文博等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1357亿元增长至275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5％；全市规上文化企业3369家，营收规模首破万亿大关，实现营业收入11007.95亿元，占全省的49.0％、全国的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深圳繁荣发展，城市文化形象和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五是以人民为中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夯实力量之源。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支部建在社区、建在小区，实现全市645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推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以人民为中心设立“＠深圳—民意速办”民生诉求综合服务平台，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矛盾纠纷多元治理立法机制，制定国内首部《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为化解全类型矛盾纠纷提供制度依据。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围绕医疗、基础教育、住房等领域改革，引导民生事业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2013年至2023年，全市医疗床位总数由2.9万张增加至7万张，医院数量由117家增加至177家，社康机构数量由609家增加至926家，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总数分别由2.54万人、2.8万人增加至5.06万人、5.44万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由1997所增加至2940所，在校学生总数由164.13万人增加至274.80万人，教职工数量由14.12万人增加至27.41万人；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由4万套增加至18.9万套，供应分配由2.39万套增加至10.3万套。在这一个个“靓丽”民生数据的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在深圳的充分表达。

六是生态文明建设打造“深圳样板”，为全面深化改革构筑绿色“屏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通过顶层设计整体性、系统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组织编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重点领域行动计划，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明确“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的战略目标及实施路径；原创性地建设系统考核制度，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运用到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当中；探索多元共治环境参与模式，出台《深圳市碳普惠管理办法》，鼓励社会组织、公众等多主体参与治理，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举报权；制度激励和经济激励相结合，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出台《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制度，率先推进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推出巨灾保险等经济补贴服务，以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这一系列的实践都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讲政治”高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政绩观”在地方的充分实践。

二、深圳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重要启示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兴。全面深化改革给深圳带来的荣耀不仅在于国际领先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还有其创新之城、科技之都、开放高地、文明典范的高质量发展导向。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精彩缩影。深圳实践所蕴涵的世界眼光、正确选择、特区精神和成功治理，构成了改革成功的基因和密码，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全球治理诉求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正是依靠不断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坚强保障。进入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深圳先行示范的改革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研究部署现代化建设阶段的改革任务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第一根本，保障正确的改革方向目标不“跑偏”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自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不断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提供了坚强保障。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迈入新阶段，地方改革对于中央持续、系统的政策配套要求也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与时俱进，亲自部署、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在深圳先后叠加布局“一点两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国家级战略，支持深中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深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先试，成为更加成熟稳健、改革创新、先行示范的“先头部队”。

二是始终坚持追求真理、守正创新，以改革创新实践不断引领改革开放之先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近年来，深圳深化改革在更多领域业已突入“无人区”，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持续探索和深化。深圳坚持守正创新相辅相成，追求真理与正道，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打破思维惯性，不断生发新的认识和实践成果。正是由于在思想上、实践上勇于探索和创新，深圳才能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引领全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三是始终坚持以顶层设计推进实践探索，洞察世界发展大势，探索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遵循，在推进过程中，要求既重视顶层设计，即在已知领域“自上而下”设计总体框架，又要重视实践探索，即在未知领域“自下而上”，摸清情况探索规律。国家将加强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在深圳经济、科技、医疗、教育、文化各领域部署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试点，形成了一大批改革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取得了一系列全方位、深层次、开创性改革成就。越来越多行之有效的深圳经验经过总结提炼走向全国，不仅有助于解决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堵点，也会由个别问题到一般理论，反馈至中央层面，不断积累完善制度创新经验，以顶层设计的形式再反过来指导实践，形成螺旋上升的良性发展循环。

四是始终坚持实现效率与公平，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升改革效能。在追求效率与公平价值中，深圳一方面积极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着力优化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促进公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社会领域的改革事项推向纵深，确保人民群众获利最多、生活改善最大、民生保障提高最快，让全面深化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深圳不断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优质的医疗教育、和谐的社会文化，实现市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五是始终坚持发挥创新自主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构蓝图，创造型引领型改革连点成面、突破成势。深圳改革重视整体性、系统性，全面设计协调改革政策措施，经历了一个广阔的制度引领和体制变迁过程。在具体改革举措方面，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围绕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重要领域的关键环节，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在新产业新模式新兴领域，敢为人先、讲求效率，出台政策、制定标准，深圳速度成为“先行先试”的代名词，形成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为全国改革发展破冰突围、探路先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多领域“百花齐放”竞相创新，将取得明显成效的改革措施梳理归类、全域推广，由实践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

三、勇当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路先锋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深圳应继续做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急先锋”“探路者”的角色，这不仅是深圳乃至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实践难题，也是深圳作为“两个窗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是战略和策略相统一，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站位国家战略全局谋划推进深圳一域的全面改革发展。要注意统一战略的长久性和策略的阶段性，明确具体落实阶段和每个阶段的重点任务；要注意统一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战略规划中涉及的长远问题，必须通过科学严谨、全面完善的论证，面对颇具地方特色的困境和难题，要在具体执行策略上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灵活多变、顺势而为。面对“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和全球标杆城市”的战略性目标，深圳需要在策略方面构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提出更为明确更为具体的路线图、施工表、任务书，将其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综合改革试点、前海改革开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形成积极的联动整合效应。

二是活力与秩序相适应，审慎掌握动态平衡，在持续完善规则体系过程中探索改革新路径。深圳的改革之路，遵循了“先易后难”的渐进逻辑。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有许多“石破天惊”的政策出台，主要瞄准“低效”问题，效果立竿见影。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涉及体制机制变革更为复杂、结构性的问题逐渐显现，改革难度明显增加，需要匹配更为复杂政策调整和法律法规支撑。从表象上看，城市运行似乎受到“束缚”，但这正是改革阶段性特征使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任何一个尊重市场的国家和地区，都决不能以长期违反上位法为代价获取改革红利，自上而下运行的法律体系具有优先次序。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接下来，深圳应进一步探索完善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在规则体系与大胆尝试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在制度创新中促进改革的活力与秩序。

三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相协调，加速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遵循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深圳改革影响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矢志不渝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难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发展信心和底气，成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各种外部冲击。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深圳需要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找到一条以开放创新为主，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新路子。继续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通过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推动资本和人才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基地、平台、通道、联系人的角色，积极融入服务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好战略支点作用。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经济新型体制，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四是发展和治理相统筹，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着眼“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推动深圳改革转段升级。一方面，持续以深层次改革谋求发展，按照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通过解放和发展技术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进治理层面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社区治理、共同富裕、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关注教育、科技、人才等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确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主题。新时代新征程，立足新的时间节点，既要掌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瞄准定位、把稳方向，也要不断“回头看”，在社会发展变革中总结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才能更好按照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下一步，深圳要从国家整体目标出发，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创新已有的改革路径，直面重要而艰巨的改革难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确定改革主要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未来的深圳，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更高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和科技变革的挑战，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深圳市社科院（社科联）院长（主席）、党组书记 吴定海

从县域经济发展论要素市场化改革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战略部署。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范畴，本身并不等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去“构建”。其中途径之一就是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中国广阔的县域是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七大生产要素的重要集聚地。以上七要素可分成三组，即人本型要素（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物本型要素（土地、资本），以及人与物混合型要素（数据）。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出发，发展县域经济，生产要素可实行“三放”，即：人本型要素要“放手”、物本型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

人本型要素要“放手”

从“要素生命产权论”角度看，劳动力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可统称为“人本要素产权”。2004年，我在《转型中国——专家访谈》一书中，发表《在改革中要让人民群众拥有自己的产权》一文，文中强调指出：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知识和技术创新者的知识技术产权、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产权，都是“人本”自己的、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或别人赋予的。

20年后的今天，面对新质生产力和要素市场化改革，首先应该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这四大人本型要素的巨大潜能，让其“放手”去干。

第一，让劳动力在其适合的地方“放手”劳动。农村劳动力是劳动者自己的，不应该被任何人所束缚。劳动力应该自由流动，包括进城融入城市文明。

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县域经济息息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超过1.4亿农民进城并“落户”，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8.3%，二者相差近18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约2.5亿在城镇常住的所谓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解决户籍问题，这中间的政策空间很大。接下来，我们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这是劳动力要素的一项变革，需要高质量推进。

第二，让“大国农匠”放手施展本领。让县域“拥抱”新质生产力，就要落实农民的专业技术职称问题。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需要一批新型的、卓越的“大国农匠”、农民工程师或园艺师等。基于此，县域可以探索建立新型的农民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这方面需要制度创新。

第三，建立县域技术创新者职务发明成果的“产权分割”制度。“职务发明”是指科研人员用公家的设备、公家的资源发明创造的科研成果。我在《广义产权论》一书中指出：对于技术创新者“职务发明”成果，“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已经明确：要“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县域也应该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第四，保护县乡村企业家的管理产权。四大人本要素里有一个是管理要素，按照《广义产权论》中的观点，他们是有“管理产权”的。例如，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林地产权是国家的，但民营企业来经营这个森林公园、管理这个森林公园，它们是有“管理产权”的。2017年，《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点意见》的报告，提出“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创新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其中就包括要保护企业家的“管理产权”。

物本型要素要“放活”

物本型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资本。其中，土地又分成“三块地”。

第一块是“农村建设用地”。根据国家法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个人使用”。 这种出让或出租的“招拍挂”应由集体行使，其收益也应该落在农民之手。

第二块是耕地。据统计，全国耕地面积为18.65亿亩以上。新中国成立75年来，农村土地改革的“产权思路”，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上世纪50年代初期，搞土改讲“一权”，也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改革讲“两权”：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党的十八大后，土地改革讲“三权”：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农户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这就是中央讲的“三权分置”改革。

现在需要继续探索的新问题是：流转以后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山东枣庄市积极探索，形成了创新案例——台儿庄农户承包权的经营权流转到集团或大户以后，集团继续再流转，即由集团往下流转，往农业劳动者（农业工人）流转。调研报告《枣庄市创建示范区调查及启示》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可否再讲“第四权”，即搞活经营权的流转权，实行流转之后再流转，这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现实中土地制度改革须继续推进。

第三块，宅基地。在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农村的宅基地荒废现象比较普遍，浪费严重。城市居民国有土地的房屋可以自由交易，但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子不能交易，关键涉及宅基地问题。下一步，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充分保障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第二个物本型要素是资本。

县域是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之“汪洋大海”，民间资本是其重要要素。民间资本期待“放活”。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资本作为一个“中性范畴”，好比“车厢”一样，要牢牢挂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火车头”上，与整个改革发展大业一同前进。要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资本治理效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正本清源，搞活资本。

人与物混合型要素要“放量”

数据，可以看成是一种混合型要素，既有人本因素，也有物本因素。数据是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其使用管理有着特殊要求。全国第一家以大数据命名的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是一个典型。它鲜明地体现了数据要素的两条“高压线”，一条就是国家安全线（数据的保密问题），一条就是公民的隐私权。这两条高压线不可触碰。

但在两条“高压线”下面，数据要素的前景非常广阔。具体来说可以“双轨运作”：一条是公共数据轨，包括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公共数据要公开，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另一个是公民个人或企业的商业数据，要按规则加以保护。特别提醒一下，“海量数据”里有宝物，有关企业可以用算力算法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灵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修泽

深中通道：构建具有全球领先发展力的“黄金内湾”

提要

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与通车，两地间的交流合作与要素流动势必更加频繁与高效。因优势互补，深中合力将铸造新质生产力；因统一规划，深中共谋将壮大区域竞争力；因深度融合，深中加速将释放机遇蝶变力。由此形成一桥连深中，构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湾区黄金内湾新区域格局。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如同自然界中不同生物或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它们都是一种“生态关系”。如今，城市之间更多的是共生，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发展共赢、通过资源共享获取规模经济效益、通过资源互补提高专业化程度。旧金山湾、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都是经济效应聚集的有力之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集“科技－人才－金融－文化－生态”优势于一体的战略性发展区域，在规划建设深圳、广州等五大都市圈的同时，再度释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信号——建成超级工程深中通道，以此释放发展澎湃动力，让大湾区变得“小了点”，基于优势互补、统一规划、深度融合，构建领先发展力的世界著名黄金内湾。

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与通车，两地间的交流合作与要素流动势必更加频繁与高效。因优势补缺，深中合力将铸造新质生产力；因统一规划，深中共谋将壮大区域竞争力；因深度融合，深中加速将释放机遇蝶变力。由此形成一桥连深中，构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湾区黄金内湾新区域格局。

一、优势互补，深中合力铸造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深圳与中山合力铸造新质生产力势必要在优势要素上形成发展合力，进而助推产业协同。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历经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不仅打造了“中国速度”，还在构建“中国高度”，已储备新质生产力铸造所需的“产业力、策原力、人才力、联通力、国际力”；中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传统优势制造强市、区域经济节点城市，已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产品集聚重镇及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新质生产力铸造所需的“空间力、专注力、文化力”。随着深圳通道的建成通车，两地优势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被注入催化剂，这种发展加速度势必助推深圳“20＋8”产业集群与中山“4＋6＋4”产业集群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引领性、技术前沿性、发展永续性的新质生产力铸造高地。正如“荷兰隧道”建成对纽约和新泽西经济发展的推动数据所现实的，在上世纪20年代早期通行于哈德逊河的车流量大概是20000辆／天，在1927年荷兰隧道通车后每天的车流量可达到51694辆，然而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日均车流量可达到89792辆；与之相伴的是2014年末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年度报告给出，纽约新泽西港口为地区创造就业岗位33．6万个、工资报酬212亿美元、营业收入535亿美元、各项税收收入71亿美元、社会经济价值超过800亿美元。

二、统一规划，深中共谋壮大区域竞争力

在区域发展新要求和区域间重大基础设施即将启动使用新契机背景下，两地应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规划统筹协调作用，增强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能力，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通过持续主动加强在宏观战略层面的规划衔接与合作，加强规划编制和规划成果的研讨交流，共同努力实现规划一体化。基于规划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效，推进跨市域发展规划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规划信息互通共享水平进一步提升，加快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促进东西两岸协同发展要求，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也作出了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工作部署，在深中通道即将开通的重大机遇期，以深中规划一体化引领带动两市一体化发展，深圳市与中山市共同推动制定《关于深入推进（深圳－中山）规划一体化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5年）》。

随着深中通道的建设，两座城市展开了更为紧密而频繁的互动，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破题探路，一项项关系区域合作的改革和机制在摸索中得以突破。2022年深中两市政府签署战略协作框架协议，并共同谋划推出了战略协作第一批44项重点协作事项（项目）；2023年两市同步印发第二批25项重点协作事项（项目）。

与此同时，更是以有形的产业集聚区的形式，助推区域引领力的提升。珠三角首个跨越珠江口的合作区——深中经济合作区加速建设，总规划面积66平方公里。深圳与中山的合作，不同于深圳与汕尾、河源共同打造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河合作区，这种“飞地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种门户枢纽和科技走廊对接模式。深中合作区的特色，是聚焦制造业，构建“深圳总部＋中山制造”“深圳创新＋中山转化”“深圳链主＋中山配套”三重格局。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产业飞地”和“反向飞地”的结合体——双向飞地，等于是在珠三角打开了一个跨越珠江口的高端产业协链。

三、深度融合，深中加速释放机遇蝶变力

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因素以及有关非经济发展因素的空间差异，是导致地区城市群体内城市之间经济与非经济空间活动的主要原因，这种活动对于任何城市群体的空间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区域间深度融合发展的实现将有效赋能产业、创新、人才、资金、交通、营商环境、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两地共同推动《深中营商环境一体化行动方案》《深中产业一体化行动方案》《深中交通一体化行动方案》《深中创新一体化行动方案》《深中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一体化行动方案》《深中规划一体化行动方案》“六个一体化”行动方案，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强调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跨城通办；在产业协作共赢方面，推动产业链条深度协作、搭建区域产业功能服务平台、以深圳“数字＋”赋能中山传统制造；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协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强教育、医疗、人才合作；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交通运营服务能力；在区域规划协同方面，共同开展重大平台规划编制工作，形成联合工作组；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推动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打造协同创新转化体系。

未来，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与通车投入使用，两地的合作将会更为深入、更为频繁，参与的主体也将不断向多元化拓展。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行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社会智库的影响作用，引导推动两地深化合作；做实规划建设产业联动发展区，立足两地产业发展优势，重点推动低空设备制造区、数字产业区、文化创意产业区等建设；发挥前海、河套、光明科学城等国家级平台的带动作用，吸引创新人才和团队入驻，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市场一体化和民生一体化，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空间。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易明

规划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上下响应

规划的属性是公共政策，规划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就属于制度性一体化范畴。因此，哪些维度是需要以超前的规划牵引社会和市场去演进？哪些领域是需要规划去调整已然制约功能性一体化实践的既有制度等公共政策？这是思考“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规划能做什么？”问题的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三角区域协作的成效起伏基本可以归纳为制度性和功能性二条路径的交织互动情况。是制度性一体化牵引功能性一体化进展？还是功能性一体化倒逼制度性一体化响应？二条线索配合得好，长三角一体化的进展就好；配合失当，就出现成效不彰。今天，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就是从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高度上处理好新时代的这二条线索交互关系。这其中规划工作，特别是空间规划，必然大有可为。

1.规划要承担最具难度调节任务

区域融合中，功能性一体化的行为方多是市场主体（企业居多）和社会主体（人民和社会组织）。长三角区域地缘与人缘的一体性决定了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在高质量一体化方面的意愿和行动是高度一致的。

制度性一体化的发力方是政府，规划是政府发力的重要的公共政策。只是不同于单一行政单元的规划，长三角区域相关的规划是多行政主体协商形成、协同发力的制度性安排。小而全、块块经济、地方保护主义恰恰反映了区域规划所要调节的政府主体之间往往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因此规划所要承担的恰恰是长三角一体化中最艰难的调节任务——各方利益兼顾问题。地方利益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而且地方政府锦标赛更加剧了对于地方绩效的重视，当发展周期处于波动中、下行段，竞争而非合作共享便成为地方政府主体可以理解的举动。

2.规划也要认清能力的边界

规划作为公共政策总体上仍应守好提供和规范公共产品这个边界，属于市场的留给市场，属于社会的留给社会。

区域公共产品明确包括了共同的区域发展愿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资源、市场公平机制等等。区域准公共产品涉及科技创新要素统筹布局、重要战略资源要素统筹布局等等。

在区域经济领域，规划引导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是受欢迎的（这属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供市场企业主体可能无意无力做的产业预见、行业平台等公共产品是可为的；规划引导产业分工、功能部署、产业集群、各种链条成型，是需要谨慎为之的。规划师要切记：没有扭曲的市场本身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区域经济引导力量，企业更有激励去建立最高效的产品占位、同行关系和上下游链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长三角经济类规划实践中，并不少见墙上挂挂没有得到执行的情况；或者是得到部分执行而效率低下代价高昂的情况。当然，在当今世界上，的确有一批经济行业领域因巨大前后向带动力、国家间竞争性而具有战略属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些产业也由此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而使得公共政策干预成立。但是，在区域尺度上，由规划去保障一个无摩擦无扭曲的市场依然是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最基础条件；由规划去确定在哪里、由谁来发展什么战略性产业，事实上退回到计划逻辑，在今天依然是行不通的。

3.规划更要创新协同机制

（1）适度超前

规划过分超前于主体间的功能性一体化进程，规划就会落空；规划过分滞后于市场驱动的功能性一体化，规划就成为掣肘而被实践突破。作为公共政策的规划，理想状态是适度超前，不踏空也不落空，起到实际引领作用。

（2）引导中心城市发挥领导力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领头羊，需要承担起关键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和发起一致行动、领导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超特大城市，如果以此划界，再好也就是千万级人口、万亿级地区生产总值的好。对于十亿级人口、百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和千万级平方公里的广袤中国而言，我们需要以及能够造出多少个超大城市才够支撑呢？一旦通过区域一体化，形成超级城市-区域（其内部都市圈、大都市圈、城市群多重相嵌）其支撑力才是扎实的。在我们新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两大矛盾视野下，长三角是发展相对平衡、相对充分的区域，完全有条件和责任实践由点成网及面的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伟业。超特大城市发展本身也能在水涨船高中达到新的高度。

（3）识别区域战略空间

空间规划的成熟经验加以改造依然可以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大价值。比如，从城市到区域依然需要战略空间。区域战略空间可以充当区域一体化的“牛鼻子”。区域战略空间是承担区域性重大功能使命，具有区域公共产品属性的空间。21世纪之初的洋山港，开展西太平洋尺度的海运枢纽争夺，其成就的不仅仅是上海市，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长三角成为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目前区域战略空间主要还是在自然层予以识别。人文层主要是文旅维度串联（比较成功，但也仅限串联）；产业维度主动规划即使有之也事实上属于墙上挂挂（既存的产业跨域集群、协作往往是市场调节形成的）；科创维度总体是与产业类似的状况（低效的规划不适应于日益活跃的科创主体合作网络）。G60科创走廊有少数是由基层政府发起的并取得一定实效和认可度的政府主动规划引导的区域合作案例，特别宝贵。

4.规划师践行参与式规划理念的新前沿

规划是公共政策，但规划师不必仅仅服务于某一个政府的公共政策（区域本质上就是多行政主体），乃至于不是单纯服务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区域协同主体还有企事业机构、人民、社会组织）。为此区域规划要在规划理念和技术上，多向社区规划师学习。社区规划实践中就是为社区各主体提供优化的可行的社区空间规划设计乃至于互动规则。事实上，区域行动的多主体性决定了只有充分体现各方参与性、形成各方诉求有效集成的规划才有执行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屠启宇

企业管理
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思考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章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出发，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对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提出了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分析、财务管理流程、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决策、财务报告可视化等方面的创新思考。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进行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和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成为摆在企业家和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大数据概述

（一）概念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从字面意思上予以解读，大数据便是数量庞大的信息与资料，因为其整体的数量相对庞大，单台的计算机难以满足大数据背景下数据信息处理的需求，需要发挥出云计算技术的价值，运用分布式的处理方式予以处理。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大数据这一技术工具呈现出较强的代表性，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财务管理工作的便利程度，当然整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1]。比如，在销售企业产品的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便能够综合性地分析海量历史数据与当前数据，从而推断出企业财务体系的整体运营状况。在大数据时代，可以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信息，因此，能够获取准确度更高的结论。但是，大数据技术不单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也形成了诸多不同类型的风险。例如企业在对大数据技术予以运用的过程中，云计算、云存储等功能被应用其中，因为互联网体系呈现出一定的侵入性，若是无法有效落实风险防范的工作，企业财务数据信息可能会丢失或者被窃取。站在这一视角上进行分析，大数据对于企业来讲有利有弊，但是合理科学运用大数据，便能够实现利大于弊的效果。对此，企业需要提升对大数据体系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同时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对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运用，从而有效发挥出大数据体系的应用价值。

（二）特征

如今，大数据的应用已成为大势所趋，从整体上来讲，其主要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数据信息的体量相对较大；（2）数据的种类多样，在大数据体系当中涵盖着传统形式的数据库以及图片，同时还囊括着其他形式的社会网络信息；（3）信息的流动速度较快，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工作者具备快速处理信息与决策的能力；（4）价值密度的相对降低。随着数据体系规模的扩大，含有价值的信息所占比例开始下降。这一现象突显了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即通过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并提炼出有用信息。从大数据的发展角度来看，其成长经历了包括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等多个阶段。这些阶段共同构成了大数据管理和发展的完整路径，也为我们理解大数据的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体系在时空方面存在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同时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

二、企业财务管理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价值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快速进步使得大数据技术成为了促进企业创新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财务状况并做出决策，同时显著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和品质。

第一，大数据技术能够提高企业财务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往往依赖于手工录入和处理数据，这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容易出错。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海量财务数据的快速采集、存储和处理，通过高效的数据分析工具，帮助企业实时监控财务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从而大幅提高了财务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第二，大数据技术能够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更加复杂多变。通过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对内外部环境进行深入分析，识别潜在的财务风险因素，如市场波动、信用风险等。此外，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预测性分析，企业可以提前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有效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的影响。

第三，大数据技术可以优化企业的财务决策过程。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中，决策往往基于经验和直觉，这种方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很容易出现偏差。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为企业提供基于大量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深度分析，帮助决策者从多维度、全方位地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市场趋势，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第四，大数据技术还能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透明化和规范化。通过建立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企业可以实现财务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增强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此外，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规范，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管理漏洞，不断优化财务管理流程，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第五，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能够助力企业实现财务创新。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企业可以开发出新的财务产品和服务，如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财务咨询服务，以及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资产配置和投资决策等。这些创新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三、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问题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企业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数据时代为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问题是企业财务管理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首要挑战。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可以获取到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但这些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不少数据存在着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的问题。如果企业在不对数据进行充分验证和清洗的情况下盲目使用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健康。此外，数据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数据量的激增，企业在存储和处理这些数据时可能会遇到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安全风险，这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还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

第二，财务数据分析能力不足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大数据时代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传统的财务知识和技能，还需要掌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技能。然而，当前许多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这方面的能力尚显不足，无法有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导致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无法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第三，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落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这些系统在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分析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无法有效支持大数据环境下的财务管理工作。因此，企业亟需更新升级其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第四，对于大数据技术的依赖也可能带来风险。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企业财务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过度依赖大数据技术也可能导致企业在面对数据技术故障时变得手足无措，甚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因此，企业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应急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技术故障。

第五，大数据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还面临着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不少困扰。例如，在数据收集、使用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企业在使用数据时可能会不知不觉中触犯法律红线。因此，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大数据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明确的规范和指导，是当务之急。

四、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创新成为了企业财务管理不可回避的命题。

（一）财务数据分析的深化与拓展

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可以获取到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务数据。这些数据的有效分析和利用，对于企业财务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需要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其次，企业应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深化财务数据分析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财务数据的深入挖掘，企业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财务状况，预测财务风险，为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二）财务管理流程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传统的财务管理流程往往依赖于人工操作，效率低下且易出错。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企业应积极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CRM（客户关系管理）、SCM（供应链管理）等信息系统，实现财务管理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通过流程的数字化转型，企业不仅可以缩短财务报告周期，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增强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三）财务风险管理的智能化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更加复杂多变。因此，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已难以满足需求。企业应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财务风险管理的智能化。通过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企业可以对各种财务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问题。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结果，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评估风险程度，制定更为有效的风险应对策略，从而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四）财务决策的科学化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精准的决策依据。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也应向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企业应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财务决策机制，将大数据分析结果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市场趋势，评估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从而做出更为合理的财务决策。

（五）财务报告的可视化与实时性

在大数据时代，财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也需创新。传统的财务报告往往格式固定，内容繁琐，不利于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决策者的理解。企业应利用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创新财务报告的形式，使之更加直观、易懂。同时，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财务报告的实时更新和动态展示，以满足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信息的即时需求。

（六）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国际化，财务管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通过集中处理企业内部的财务业务，可以有效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营模式，实现财务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分析，提升服务水平和决策支持能力。

结束语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新变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必须要加强对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自身财务管理水平，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优势。本文简单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给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价值及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思路，希望研究内容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带来一定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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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玉兰（1972—），女，汉族，广西桂林人，本科，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会计，审计实务问题及教学。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玉兰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小企业供应链整合机制研究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小企业在供应链整合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全球高度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尤为重要。为了确立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企业必须对供应链管理给予足够的研究和重视。供应链风险是中小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包括供应商稳定性、物流中断、原材料价格波动等，为应对这些风险，中小企业需要建立健全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全面评估供应商，选择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并制定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状况。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中小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优化产品质量，进而提高市场竞争力。本文旨在探讨供应链管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应对供应链挑战的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中小企业，供应链，整合机制，贸易保护，信息化管理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市场环境愈发复杂和多变。在此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小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供应链整合作为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手段，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建议，实现供应链整合的目标。

1　供应链整合的概念和意义

1.1　供应链整合的概念

供应链整合就是将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企业进行协调整合，以实现整体供应链的优化和效率提高。

供应链整合是一场深度的协作与共享的变革，涵盖了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通过信息共享、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等方式，将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机整合。

在供应链整合的背景下，采购、生产、物流和销售等环节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不仅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预测性，还能显著降低成本并提高整体效率。

供应链整合是一种深度协作和共享的变革，可以将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等目标，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还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供应链整合，并将其作为战略发展的重要方向。

1.2　供应链整合的意义

1.2.1　供应链整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小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足并取得成功，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供应链整合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供应链整合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通过与供应商、制造商、物流公司等合作伙伴的协同工作，中小企业可以优化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供应链整合还有助于中小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通过与供应商、制造商的紧密合作，可以共同研发新产品、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同时，与物流公司的合作可以确保产品按时到达客户手中，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为了实现供应链整合，中小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包括供应商选择、采购管理、生产计划、物流配送等。同时，需要加强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互信、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1.2.2　供应链整合可以降低成本

在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中，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采购成本高、库存成本大、运输成本高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供应链整合，中小企业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供应商、客户和物流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加精准地预测需求和调整生产计划。这种信息共享不仅可以降低采购成本，还能降低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

首先，供应链整合有助于降低采购成本。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好的采购价格和更稳定的供应。此外，信息共享也使得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需求，从而避免过量采购或不足量采购的情况，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其次，供应链整合有助于降低库存成本。通过实时掌握库存信息，中小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调整生产和销售计划，避免库存积压和浪费。此外，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紧密合作，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预测需求变化，从而更加灵活地调整库存水平，进一步降低库存成本。

最后，供应链整合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通过优化物流路径和运输方式，中小企业可以降低运输时间和成本。此外，与物流公司的紧密合作，还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运输价格和更稳定的运输服务，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

供应链整合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因此，中小企业应积极寻求供应链整合的机会，与供应商、客户和物流公司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2.3　供应链整合可以提高效率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由于缺乏系统化的生产计划和物流管理，中小企业往往陷入混乱和低效的境地。生产计划不合理，导致生产进度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影响交货速度，使客户满意度下降。物流管理混乱，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同时提高了库存积压和浪费的风险。这些问题使得中小企业的运营效率低下，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构成威胁。

通过供应链整合，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转机。供应链整合是一种全面的管理方法，旨在优化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提高整体效益。通过整合生产计划和物流管理，中小企业可以实现对生产进度的精细控制，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交货速度，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供应链整合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少浪费和损失，降低库存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为了实现供应链整合，中小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与共享，以便对生产计划和物流管理进行精细控制；其次，建立稳定的供应商关系，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降低库存积压的风险；最后，可以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等专业机构，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和质量。

供应链整合对中小企业的优势不仅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交货速度，还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满意度。当企业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时，客户满意度会相应提高，进而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和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减少浪费和损失，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这些优势有助于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供应链整合是中小企业实现高效运营的关键。通过优化生产计划和物流管理，建立稳定的信息系统和供应商关系，以及借助第三方物流公司的支持，中小企业可以克服传统供应链管理的挑战，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时，供应链整合还能帮助中小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率，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对中小企业来说，积极推进供应链整合势在必行。

2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小企业供应链整合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小企业供应链整合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供应链整合作为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受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点：

2.1　出口障碍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出口业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贸易壁垒、关税的提高及非关税壁垒的限制等都给企业的出口业务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出口业务，还给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

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文化差异等都给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文化差异等存在差异，企业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和适应这些差异，以确保供应链的顺畅运行。

其次，贸易壁垒和关税的提高给中小企业的出口业务带来很大挑战。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采取一些贸易壁垒和关税措施，不仅提高了企业成本，还限制了企业的出口业务。

最后，非关税壁垒的限制给中小企业的出口业务带来很大的挑战。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绿色壁垒等，不仅提高了企业成本，还限制了企业的出口业务。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整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供应链整合与管理，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带来的挑战，以保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2.2　不确定性风险高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些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风险因素带来的冲击。例如，供应商的破产、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中断都可能对企业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影响。这些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需要企业加强风险管理和预警机制的建立。

首先，对于政治风险，中小企业需要更加关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自己业务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供应链。例如，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可能导致企业面临关税壁垒，从而影响其供应链的稳定性。因此，中小企业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掌握国际政治动态，以便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其次，对于经济风险，中小企业需要关注全球经济的走势及各种经济政策的出台。例如，货币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的出台等，都可能对企业的供应链产生影响。因此，中小企业需要对全球经济形势进行持续关注，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降低经济风险对供应链的影响。

最后，对于社会风险，中小企业需要关注社会舆论、公众态度等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可能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形象、市场份额等，从而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例如，如果企业因为不当行为被公众谴责，就可能导致消费者抵制其产品，进而影响供应链的运作。因此，中小企业需要重视社会风险的防范，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作。

2.3　供应链整合管理模式落后

在供应链整合方面，很多中小企业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缺乏创新和灵活性，往往只关注自身的生产和销售，忽视了整个供应链的协同运作。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无法充分发挥供应链的优势，还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提高。

首先，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可能导致供应商、物流服务商等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实现协同共赢。

其次，传统的管理模式缺乏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的支持，无法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与共享，导致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风险和成本。

最后，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缺乏柔性和灵活性，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无法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带来了很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需要加强自身的管理和技术升级，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与适应能力。同时，政府和社会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以促进其发展壮大。

3　中小企业供应链整合的策略

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挑战，中小企业需要进行有效的供应链整合，以下是一些策略和建议。

3.1　建立稳定的供应商关系

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中小企业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有效整合供应链，以确保采购过程的顺利进行。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首先，通过建立互信机制，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等信息。在互信的基础上，供应商更愿意与采购方分享这些信息，从而确保采购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互信机制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预测市场需求和供应情况，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采购决策。

其次，稳定的供应商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在供应链中，供应商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然而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从而降低采购成本。此外，稳定的供应商关系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从而降低风险和损失。

最后，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在供应链中，供应商是产品质量的源头，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可以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市场份额。

3.2　实施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管理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实现供应链整合的关键。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企业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系统，以实现对供应链各环节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共享。

首先，信息化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通过实时的数据监控和共享，企业可以迅速了解供应链各环节的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避免出现延误或错误。此外，信息化管理还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生产计划和物流管理，减少库存积压和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次，信息化管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决策水平。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市场信息和客户需求，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信息化管理还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流程，提高决策效率与准确性。

最后，信息化管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与客户沟通。通过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企业可以更加及时地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信息化管理还能帮助企业优化产品设计和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信息化管理是中小企业进行供应链整合的关键，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系统，企业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数据共享，提升运营效率和决策水平。

3.3　优化物流管理

在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整合中，物流管理扮演着重要角色。物流环节的优化能够降低运输成本、缩短交货时间，并提高客户满意度。为此，中小企业可采取以下策略来优化物流管理；

第一，选择具备可靠性的物流服务商。挑选能够提供全面、高效物流服务的供应商，确保稳定的物流服务及在关键时刻提供及时的物流支持以应对突发状况。同时，与物流服务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物流成本。

第二，实施物流信息化管理。利用先进的物流信息系统，实时监控物流运作情况，及时调整物流策略。通过提高信息共享与沟通效率，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协同性和灵活性。

第三，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先评估、制定应对方案及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以迅速应对突发状况，降低对物流运作的影响。

3.4　加强人才培养和管理

优秀的供应链管理人才是企业成功进行供应链整合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应加强对供应链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资源和实力的限制，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供应链管理人才。因此，中小企业更应重视对供应链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例如，企业可通过定期培训和学习，使员工了解和掌握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提升其在工作中的表现。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如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同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小企业需要进行有效的供应链整合，加强供应商管理、优化物流管理、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和升级等措施来应对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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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耀东（1963-），男，汉族，北京人，专科，研究方向：电磁阀供应链管理。

北京四创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刘耀东

大数据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方式变革及创新研究

摘要：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社会已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正逐步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过程。旧的营销方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大数据据时代企业营销方式已经从“大而全”逐步过渡到“小而美”，企业发展必须紧跟新时代的步伐，采用更加智能化、创新化的营销手段进行企业产品的推广、品牌的营销，让大数据赋能企业生产营销全流程。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的本质及发展方向，探究大数据时代新营销方式的发展机遇并指出了大数据时代新营销方式面临的问题，最终提出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策略，以供行业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传统营销，新媒体营销，个性化，人工智能，变革创新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市场风起云涌，企业迎来数字科技浪潮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用大数据赋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长期盈利水平是很多企业目前关心的问题。纵观全球化数字浪潮，很多与时俱进的企业家主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多方优势，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帮助企业精准抓住客户需求，实现客户的精准营销，使企业从中获利。未来的市场营销将会出现更多技术的融合与突破，不仅要求线上和线下的高度统一，还会出现营销架构上的整体变革，企业市场营销必须变革才能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1　大数据时代的本质及发展方向

1.1　大数据时代的涵义及特征

大数据时代具体是指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并发展至一定阶段后，社会生产要素产生的数据量急剧膨胀、生产数据种类日益丰富，数据处理的难度和重要性也随之提高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代，数据的规模（Volume）、产生和处理的速率（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及价值密度（Value）都超出了传统数据处理方法和技术所能应对的范围。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渗透到各个行业和业务功能领域，影响着决策过程、创新科研、商业活动乃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所谓生产要素，是指大部分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应用到的数据元素。在这个时代，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巨量的数据资产，提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并对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有效利用，成为推动生产力提高和企业盈利的关键。

大数据的概念结构可以概括为“4V”特点：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和价值（Value）。这意味着数据不但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样，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数据生成和处理的速度快，需要实时或近实时处理；数据种类非常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数字、图片、视频、空间信息等；数据的价值密度较低，即大量数据中只有少部分真正有用，需通过复杂的算法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有价值的信息。

1.2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前后，信息技术发展相对落后，计算机系统还未普及，信息采集和处理的配套设施并不完善，信息传播的媒介有限，所以数据的采集量相对受限，基于数据的应用更无从谈起。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模型技术的日趋成熟，来自各种新型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的数据采集手段更加丰富，信息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数据信息来源丰富，更准确可靠，基于数据的有效利用也越来越广泛。

大数据的发展经历了从泛应用到精准应用的过渡。传统时代以数据浅层单向应用为主，未形成数据间的相互流动及通过数据挖掘带来的深度分析。新时代，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更加精准化、智能化的手段赋能各行业，已给各行各业生产方式带来本质上的改变。

（1）在医疗领域，大数据使医疗服务智能化，在临床医学和精准医疗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尝试，如疾病预测、个性化医疗、医疗图像分析等方面。通过分析大量患者数据，实现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通过优化技术加速药物研发，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2）在零售领域，零售商利用大数据分析顾客行为、购买历史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定价优化及库存管理。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使购物过程更便捷、更短时，改善了顾客体验，从而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3）在金融领域，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反欺诈、市场预测等方面。分析海量的交易数据和市场趋势，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风险。投资者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推断、分析及处置功能，制定更准确和有针对性的投资策略。

（4）在制造领域，利用大数据优化企业ERP采购系统中的生产管理、成本控制、供应链流程。用大数据赋能制造产业，优化制造行业烦琐的管控流程，纾解不必要的人力投入，用智能化技术全方位提升产业效能。

（5）在交通领域，通过大数据联网，可以实时监控货运车辆的运行情况，智能管理行车路线。在交通行业，可有效利用大数据的虚拟性和预测性，模拟未来交通的发展情况，为交通行业智能化服务。

（6）在农业领域，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农业管理，包括作物种植、水资源利用和疾病监测等方面，通过监测数据分析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提出科学有效的种植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2　大数据时代新旧营销方式的变革

2.1　企业传统营销方式

传统营销是指数字化技术并不发达，采用传统媒体，如纸媒、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等进行营销的方式。传统营销方法有传播覆盖广、用户触达率高的特点，但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这种交互作用不足、方式较为单一的市场营销方式很难保证宣传效果。传统营销方式包括：

（1）电视和广播广告：电视和广播按秒计费，费用高昂。To C企业的产品通过在电视和广播上购买广告时间，向大众推广产品或服务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投资回报比和品牌影响力，且教育用户周期更短，所以很多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会以电视广播营销作为自己的主流媒体营销手段。

（2）平面媒体广告：2000年左右还没有出现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设备，报纸、杂志、期刊等纸媒在当时流通得很好，人们通过纸媒了解当下时事和行业热点，也会浏览其中夹杂着的广告。这种传播方式往往针对的都是某一行业特定的人群，通过不同版面广告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在当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3）电梯及户外广告：30年前，电梯广告并不普及，分众传媒在当时就是抓住电梯广告这一细分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并成功上市，成为电梯广告领域的龙头企业。户外广告制作是在90年代末期产生的，各级政府希望通过户外广告树立城市形象、美化城市，这些都给户外广告制作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并在当时收到了不错的商业传播和公益效果。

（4）电话及信件营销：通过移动网络大范围拨打电话的方式寻找潜在客户，并形成转化。目前，保险、地产等行业依然在用此种方式，但效果已不能同日而语。互联网兴起之前，通过邮递往来信件，包裹非常频繁，于是在邮寄产品时发送宣传信、小册子或样品等的宣传广告成为企业宣传的又一手段。

2.2　大数据时代新营销方式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许多新的营销方式，利用数据分析、个性化定制和数字化技术更精准地吸引目标受众。商家通过精准捕捉客户需求及客户以往的数据，了解其购物习惯，并场景化地给出针对性的购买建议。以下是一些大数据时代的新营销方式：

（1）个性化营销：基于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更精确地了解目标受众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从而提供个性化的营销内容和服务。购买不再是“人找货”，而是“货找人”，客户省去了搜索时间，找到目标商品更有效率。例如，成立3年就在上海和纳斯达克同时上市的拼多多，借助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打造了“新电商”模式，通过人工智能和社交分享手段，让货找到合适的人，提高了客户购买体验、效率和满意度。

（2）精准营销：客户购买商品往往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又蕴含了一定的规律，所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预测客户的购买行为成为可能。目前，亚马逊已经在实践这种预测分析的营销模式，根据数据给客户提供按月购买购物车清单，降低其每月重复购买的情况，并提醒用户下个月应购买的必需品。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也会根据市场趋势和需求变化调整自己的算法模型，给出购买同类型产品的对比和建议。

（3）社交新媒体营销：新时代，很多新媒体平台崛起，例如“两微一抖”，企业基于新媒体的营销已经非常普遍，很多企业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营销，通过软文推送或嵌入贴片广告的方式植入企业的产品广告，或通过微博大V（意见领袖）的方式进行转发代言。新媒体营销方式充分利用粉丝经济，根据粉丝在购买群体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特点，加上明星的影响力，进行推广营销。抖音也是近些年新兴的短视频平台，通过视频推流或直播带货的方式宣传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4）超感官营销：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是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供沉浸式体验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促进品牌或产品的认知度和销售。该技术通过手机或电脑等设备上的摄像头和增强现实技术，将虚拟的数字信息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从而创造出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消费者可以在购买之前预览产品的外观、功能和用途，或在现实场景中添加虚拟元素，如品牌标识、产品展示等，消费者可通过头戴式设备进入这个虚拟世界，体验产品或服务。目前，地产行业VR看房的技术应用已经非常成熟。

3　大数据时代新营销方式的发展机遇

大数据技术具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现代市场营销方式，必须更具有针对性和特色化。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构建更具多元化的市场营销体系，客户营销的概念也愈发新颖，基于计算机人工智能引擎给企业营销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机遇。

大数据分析能够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偏好和行为，能够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符合其购买意愿和标准的营销方案，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营销机会。通过个性化内容和服务，企业可以更好地吸引客户、提高转化率和忠诚度。大数据能够使企业及时了解客户反馈和市场动态，通过这种高互动的客户反馈，为企业提供实时优化营销策略和快速调整的机会，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

大数据分析基于客户的行为数据，提供了更全面、深入的客户洞察，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目标受众，营销方式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广告宣传，而是有的放矢的精准深度营销。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一方面，可以节约企业的宣传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帮助企业及时更改产品的生产策略、运营模式等。

大数据技术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深入了解用户行为和趋势。通过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企业可以精准定位受众、提高互动性，并针对性地推出有创意的营销活动。依托数据分析和媒体工具，了解消费者的行为轨迹，分析其购买规律，用标签化的方式了解消费者特征，改进产品，并制定针对性较强的营销策略。

大数据时代融合了许多创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这些技术的整合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创新的营销方式。通过场景化的营销模式，增进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商品并不再是隔屏相望，而是可以做到“触手可及”，用户参与度和购买过程变得更加有趣和立体。

这些机遇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创新空间和竞争优势，让营销更加精细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品牌价值，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4　大数据时代新营销方式面临的问题

任何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两面性，在大数据时代广泛采用新营销方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

4.1　数据隐私和安全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企业在掌握大量消费群体数据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例如，现在很多软件要求绑定用户手机、身份信息，滥用数据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泄露，而数据泄露则可能对企业声誉和信任造成损害。

4.2　数据质量和准确性

大数据的收集和整合可能面临数据质量和准确性问题。数据因为来源不同，数据格式和质量可能参差不齐，很难做到数据的统一制式处理，如果数据不准确或不完整，就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失真，影响决策的准确性。

4.3　算法偏见和公平性

在使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时，可能存在算法偏见的问题，导致不公平或歧视性的结果。算法没有感情，只是基于以往数据的推演和测算，所以当数据出现偏差时，整体算法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算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作为复杂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考虑问题不只是显性因素，还有更多隐形因素，算法只体现理性的一面，其他因素很难体现，所以整体预测结果不一定具有公平性。

4.4　信息过载和分析困难

大数据时代，信息过载是指大量数据的涌入，人们难以有效地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导致信息过载的现象。信息过载的主要原因包括数据量的快速增长、信息传播速度的提高、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及信息冗余和重复等。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数据产生的快速性和数据分析的复杂性使得信息过载问题愈发突出。

4.5　合规性和监管挑战

目前，大数据营销方式尚处于萌芽期，很多法律法规监管并不完善，如何走在正确的营销道路上，还需要企业坚持守正出奇的策略，坚守企业生产营销的底线原则，同时能在营销方式上不断创新，企业才能更加贴合市场的方向，发展得更加长远。

5　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策略

传统营销思维和方式注重产品营销的覆盖面，对客群浅层覆盖，在营销方式上注重线下营销，缺乏针对性和创意，在市场竞争中强调突出自我，而不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大数据时代，新兴营销方式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企业营销理念和模式，可以让企业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市场发展规律与模式，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必须不断推陈出新，采用新的大数据模型技术的创新策略，以保证数字技术的有效使用。

5.1　提高信息分析能力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需要更加科学有效地对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分析不同行业的运行状况，同时基于运行状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数据分析会帮助管理层决策更加有理有据，决策也不再是拍脑袋而定，而是根据大数据进行科学审慎的分析后得出的结果，有效规避了因盲目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

5.2　优化营销策略

传统营销策略有其局限性，虽不能完全摒弃，如何和新营销技术做到有效融合，甚至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做到营销技术的创新，提升营销的整体效果，还需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创新营销策略，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内容多样、变化迅速的技术优势，完全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营销活动中，帮助企业提产增效，是下一步需要完成的工作。

5.3　完善客户关系管理

新时代下的客户关系管理将建立更加完善的CRM系统，帮助营销人员快速分析客户的潜在需求，结合数据层面的研判，找到客户真正关心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全面赋能营销人员的工作流程。

5.4　优化数据存储技术创新

确保数据结构清晰、合理，选择适合的存储方案（如云端存储、数据库管理系统），以便快速访问和处理数据。同时，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技术，选择适合企业需求的大数据处理工具，例如Hadoop、Spark等，这些工具能够处理大规模数据，并提供分布式计算能力。

5.5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数据、识别模式、预测趋势，提高数据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在分析前，对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处理缺失值、异常值等，确保数据质量，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建立数据治理和安全措施，制定数据管理政策，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合规。合适的权限管理也是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措施。

5.6　培训和招聘专业人才

人才作为企业发展不竭动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推动市场营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企业需要招聘到合适的市场营销人才，帮其赢得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需要树立开放的思维，在企业间展开合作，相互沟通取得数据信息，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同时，还需要处理好线上营销和线下营销的关系，实现线上营销和线下营销的有机结合。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对企业市场营销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企业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积极探索更具针对性和效能化的市场营销模式，运用系统化思维和创新理念，推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新突破。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数字技术的改变，还是商业逻辑改变带来的认知框架的变化，这个时代强调了数据的重要性和处理数据的挑战性，同时展示了数据所蕴含的巨大魅力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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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黎凯（1988-），男，汉族，河北三河人，MBA在读，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 黎凯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与研究

摘要：在集团化企业中，采用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对提高战略执行力、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法强调绩效管理的设计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紧密相关，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环境变化，并确保评价体系的全面性以覆盖企业运营的所有关键方面。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指标设计难、数据收集与分析难、绩效反馈难及跨部门协调难等。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建议采取四项策略：首先，建立保持与市场同步的指标系统，以确保绩效管理的相关性和实时性；其次，建立高效的数据管理平台，以支持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再次，实施透明且及时的反馈机制，以促进持续改进；最后，推行跨部门合作，以克服部门间的壁垒，实现绩效管理的全面性与一致性。这些策略不仅解决了实施战略导向绩效管理方法的难点，还可为集团化企业提供有效途径，通过提高绩效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关键词：企业战略导向，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绩效指标，战略执行力，数据管理平台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集团化企业的绩效管理尤为关键，其挑战在于如何将企业战略有效转化为操作层面的绩效指标，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指标推动企业目标的实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绩效管理体系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和实践方法，但针对集团化企业特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现有研究仍显示出对战略导向绩效管理方法的深入探讨不足。特别是在如何实现绩效管理的灵活调整、如何确保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及如何加强绩效管理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的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研究空白。针对上述背景，本文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深入分析集团化企业面临的特定挑战，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本文的目标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创新，还在于为集团化企业提供实践中可行的绩效管理策略，以帮助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取得优势。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探讨和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以期促进企业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1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的原则

1.1 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强调绩效管理系统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这意味着企业制定的绩效指标不仅是对员工日常工作的度量，还是对其如何助力企业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一种评估。在相关性原则下，绩效指标的设置不是孤立的，而是要确保每个指标都能反映企业战略的某个方面。相关性原则的实施要求绩效管理不仅关注短期业绩，还要与企业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假设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市场扩张和客户群体的增加，那么其绩效管理中的指标就应围绕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新客户的获取等方面设定。相关性原则还意味着绩效管理体系需要能够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集团化企业中，不同的业务单元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因此绩效管理系统应灵活地适应不同业务单元的具体情况，确保每个单元的绩效指标都与其相对应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清晰地传达公司的战略意图，还能鼓励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贡献。

1.2 灵活性原则

灵活性原则强调绩效管理体系本身需要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及企业内部战略的调整。灵活性原则认识到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绩效管理系统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与优化，以确保其始终与企业的当前战略保持一致。灵活性原则的关键在于绩效管理体系的设计需要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意味着绩效指标和评估标准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战略的调整及技术进步等因素进行实时更新。

1.3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全面性原则着重绩效管理系统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要求绩效管理覆盖企业的各个层级、各个部门及各种不同的业务活动。全面性原则的核心在于确保绩效管理不仅关注单一维度的成果，还要综合考量包括客户满意度、内部业务流程效率、员工成长与发展多个方面。在全面性原则下，绩效管理的设计需要考虑到企业运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一个多元化经营的集团企业来说，它同时涉及多个不同的市场和行业，因此绩效管理系统需要能够适应这种多样化的业务环境。

2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的意义

2.1 有利于提高战略执行力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在提高企业战略执行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企业将绩效管理与其战略目标紧密结合时，可以更有效地确保所有业务活动和决策都支持这些目标的实现。这种绩效管理方法的设计意义在于其不仅是对过去和现在工作的评价，还是一个指向未来、推动战略实施的动力系统。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通过明确的目标设定、持续的监控和及时的反馈，能帮助企业识别并解决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提升整体的执行效率和效果。例如，通过设定与长期战略一致的绩效指标，企业能够确保员工的日常工作与企业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落实。此外，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还能增强企业内部的透明度和沟通，通过明确的目标和期望，员工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如何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联系，这种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感能够激励员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战略执行中，进而提高整个组织的战略执行力。

2.2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意义。通过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哪些业务领域、项目或团队对实现战略目标最为关键，有助于企业在有限资源中做出更加有效的分配和投入。这种方法的设计通过提供详细的绩效数据，使企业管理层基于客观的信息进行决策，而不是仅凭直觉或偏好。例如，绩效数据可以揭示哪些部门或项目的ROI（投资回报率）最高，哪些需要改进或削减投资，有助于优化资本、人力和时间等资源的配置，确保资源能被用在“刀刃上”。同时，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在面临预算紧缩或经济不确定性时作出明智调整，通过持续监控绩效指标，企业能够及时发现资源浪费，从而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

2.3 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核心在于将企业的战略目标与员工的日常工作绩效紧密结合，确保企业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能为提高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作出贡献，有助于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在今天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更有机会获得竞争优势，将战略目标与绩效管理紧密结合，企业能够确保其团队始终关注市场动态，快速调整战略以应对市场变化。此外，基于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强调了持续创新和改进的重要性，通过设置与创新相关的绩效指标，企业能够鼓励员工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种不断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文化能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3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的难点

3.1 指标设计难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指标设计是主要难点。首先，绩效指标必须与企业的长期战略紧密相连，确保每个指标都能有效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将抽象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理解企业的战略意图，并将其转换为明确的绩效衡量标准。其次，绩效指标设计需要考虑不同部门和层级的特点，确保指标既公平又具有可操作性，但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目标有所不同。因此，设计时需充分考虑这些差异，确保各部门的绩效指标既符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又能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要求设计者不仅要有全面的业务理解能力，还要精通绩效管理的方法论，对设计者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最后，绩效指标的设计需要考虑其对员工行为的潜在影响，但错误设计的绩效指标导致错误的激励机制，从而引导员工的行为偏离企业的长期目标。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难

数据收集与分析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也是重要的难点。首先，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是主要难题。企业需要收集来自各个部门、不同业务线的绩效数据，并保证些数据必须真实可靠，以确保绩效分析的有效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数据收集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数据输入错误、信息不完整或时效性差等。其次，对大量复杂数据的有效分析也是一大挑战。企业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支持绩效设计。然而，绩效数据的分析往往涉及复杂的统计方法和数据解读技能，要求企业具备高水平的数据分析能力。对大型集团企业而言，这一任务尤其艰巨，因为其需要处理来自不同业务单元和地区的庞大数据集。最后，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的技术支持也是一项挑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复杂化，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已无法满足需求。企业需要投入相应的技术资源，建立高效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系统，使得企业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3.3 绩效反馈难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绩效反馈是一个常见难点。首先，绩效评估结果必须准确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而这通常依赖多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在实际操作中，评估结果受到主观偏见、信息不全或评估标准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公正、客观的绩效反馈对于保持员工的信任和激励至关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其次，绩效反馈需要以一种能够被员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传达，不仅要求管理者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还需要其考虑到员工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绩效反馈的方式和内容应旨在激励和指导员工，而非只是评判或批评。然而，在实践中，保证既提供真实的反馈，又保持积极的沟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最后，绩效反馈的及时性和连续性也是一大挑战。及时的反馈能够帮助员工快速了解自己的表现，并在必要时作出调整。然而，在大型集团企业中，由于员工众多、业务复杂，实时提供个性化的绩效反馈并不容易，要求企业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和流程，确保每位员工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得到有价值的反馈。

3.4 跨部门协调难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存在跨部门协调难的情况。首先，在绩效管理方法设计时，需要确保各部门的绩效指标不仅反映各自的部门目标，还应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然而，在实践中，各部门因为追求自身目标的优先级而忽视整体目标，或在部门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和工作效率低下。其次，有效的沟通是确保不同部门协调一致的关键。但是，在大型组织中，由于部门众多、结构复杂，沟通往往存在障碍，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或关键信息未能及时共享到所有相关部门，均会影响整体绩效管理的效果。最后，在设计绩效管理方法时，需要考虑如何公正地评估和激励那些涉及跨部门合作的工作，要求企业不仅要关注个人或单一部门的绩效，还要评估跨部门项目和活动的成果，确保这些活动对企业战略目标的贡献得到认可，但部分企业并未做好这一点。

4 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的策略

4.1 建立保持与市场同步的指标系统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建立一个与市场同步的指标系统是关键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是创建一个能够灵敏反映市场变化和企业战略调整的绩效指标体系。首先，企业需要确立一个综合市场趋势、客户需求和内部战略目标的绩效指标框架，要求企业不仅要关注当前的业务表现，还要预见未来市场发展的方向。例如，一个面向技术创新的企业需要将研发投入、新产品上市速度等作为关键绩效指标。其次，在指标的具体设计上，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量化和定性指标。量化指标如销售额、市场份额易于度量和比较，而定性指标如客户满意度、员工参与度则更加注重评价的深度和质量，这样的组合使得绩效管理系统既有实际的业绩度量，又有对软性价值的关注。再次，企业需要确保绩效指标体系的透明性和易于理解性。这意味着所有相关方，包括高层管理者、部门负责人及普通员工都能清楚地理解每个指标的意义、测量方式和目标设定的背景。为此，企业需要举办定期培训或工作坊，确保每个人都对绩效指标有深入的理解。最后，企业在设计绩效指标时还应考虑其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绩效指标不仅应反映当前的市场环境，还应预见并引导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可持续发展，企业会将环境影响、社会责任等因素纳入绩效评估体系。

4.2 建立高效的数据管理平台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建立一个高效的数据管理平台需要围绕数据的集中管理、有效处理和易用性展开。首先，企业需要选择或开发一个适合自身需求的数据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应能集成来自企业各个部门和层级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数据、销售数据、客户反馈、员工绩效数据等。选择合适的技术平台是关键，它需要具备高度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其次，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企业需建立严格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流程，确保所有输入系统中的数据都是准确、完整和最新的，这涉及改进数据收集的工具和方法，比如使用自动化工具来减少人为错误，或定期审核数据以确保其准确性。最后，保持数据安全和合规性也是设计数据管理平台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这涉及确保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安全及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规和标准。企业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安全措施，比如使用加密技术、建立访问控制机制等，以保护数据不被未授权访问或滥用。

4.3 实施透明且及时的反馈机制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实施透明且及时的反馈机制至关重要。首先，企业需要确立明确和量化的绩效目标。这些目标应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并且要足够明确，以便员工能够清楚地理解其工作与企业整体目标之间的联系，量化的目标也使绩效评估更加客观和公正。其次，为了确保反馈的透明性，企业需要建立开放的信息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应允许员工轻松访问与自己绩效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绩效标准、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等。平台应设计得对用户很友好，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容易地获取和理解相关信息。最后，企业还应建立一个双向反馈机制。这意味着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绩效评估，员工还应有机会对绩效管理系统本身提出反馈和建议，这种双向沟通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也能帮助企业持续优化绩效管理系统。

4.4 推行跨部门合作

在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设计中，推行跨部门合作的目的是通过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来提升整个企业的绩效管理效果。首先，企业需要在组织结构上促进跨部门合作。这意味着调整组织结构，以减少部门间的障碍，或创建跨部门团队来处理特定的项目或任务。例如，企业可以组建跨部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开发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确保不同部门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其次，企业需要在绩效管理体系中纳入跨部门合作指标，可以包括团队合作的效率、跨部门项目的成功率、共享资源的使用效果等。企业不仅鼓励员工跨部门合作，还能量化合作成果，从而更好地评估和激励团队协作。最后，需要在企业文化中培养跨部门合作的价值观。这意味着企业领导需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来推动这一文化，例如，通过公开赞扬成功的跨部门合作案例，或在企业内部分享合作的最佳实践。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培训和研讨会等方式，帮助员工提高跨文化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深入探讨了基于战略导向的集团化企业绩效管理方法的设计，旨在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这一方法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战略执行力，还能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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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北靖（1976-），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金融会计、审计、投融资、资金运作、金融结算信贷；李国强（1974-），男，汉族，黑龙江双鸭山人，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会计、审计、投资、预决算。

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赵北靖；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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