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6日 第 11 期
总第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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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推动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下称《措施》)6月24日对外发布。《措施》围绕餐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大宗商品消费、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区服务消费等六方面制定一系列举措,旨在加速推动消费场景应用升级和数字赋能,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培育餐饮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提出,发展餐饮消费细分领域,挖掘地方特色美食资源,鼓励各地发布餐饮美食指引,因地制宜打造“美食名村”“美食名镇”;支持餐饮消费智能升级,推进餐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 推进餐饮外卖点单和配送智能化升级,鼓励根据历史订单、饮食限制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无人配送。

培育文旅体育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提出,积极发展冰雪旅游、海洋旅游、 自驾露营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推广“音乐+旅游”“演出+旅游”“赛事+旅游”等业态,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措施》还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水平。持续优化出入境政策措施,积极研究增加过境免签政策国家数量。适当增加主要客源国的入境航班频次,推出更多优质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

培育大宗商品消费新场景方面,拓展汽车消费新场景被列入首项。《措施》提出,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增发购车指标。通过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安排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汽车置换更新。扩大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范围。稳步推进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运营,打造高阶智能驾驶新场景。开展智能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开展城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结合汽车赛事、自驾露营、汽车文化体验、汽车改装、汽车租赁等,丰富汽车后市场产品和服务,进一步促进二手车放心便利交易。

汽车消费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作为大宗商品消费的重点,是政策发力的焦点之一。此前,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提高营运车辆能耗限值准入标准,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落实便利新能源汽车通行等支持政策。

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实施,新能源汽车发展延续良好态势。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92.6万辆和38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7%和32.5%,销量占全部汽车销量的比例为33.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优化重组,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于祥明

财政部、工信部:财政资金加力奖补“专精特新”

近期,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中央财政资金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工作目标上,《通知》明确,2024年至2026年,聚焦重点产业链、工业“六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综合奖补方式,分三批次重点支持“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首批先支持1000多家“小巨人”企业,以后年度根据实施情况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

“此次支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都是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内容,是财政政策有针对性的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要以持之以恒的态度促进更多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发展。

从资金安排方面看,《通知》具体提到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在奖补标准上,新一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拟沿用此前奖补标准,即按照每家企业连续支持3年、每家企业合计600万元测算对地方的奖补数额。

在资金分配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审核通过的“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奖补标准提出资金安排建议。财政部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资金安排建议或绩效评价结果,按程序安排奖补资金,切块下达到省级财政部门。每批次奖补资金分两次下达,实施期初下达50%,实施期末根据绩效评价情况下达剩余资金。其中,对推进计划投资总额未达2000万元的企业收回资金;对推进计划投资总额达2000万元以上但未完成目标任务的企业,不再安排剩余资金。

在资金使用上,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向社会公示,避免简单分配。奖补资金总额的95%以上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拨付给“小巨人”企业,由企业围绕“三新”“一强”目标任务自主安排使用;不超过奖补资金总额的5%可重点用于对“小巨人”企业培育赋能,包括向“小巨人”企业提供管理诊断、人才培训、质量诊断等培育赋能服务,建立健全以技术支持、成果转化、资金对接、企业孵化、产业融通等为主要功能的专精特新赋能体系,相关工作要求由两部门相关司局制定规范标准,统一进行组织部署。

“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就要讲求绩效,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财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就要真正使这些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培育出不可替代的专精优势。同时,中央财政具有引领投资的作用,可以引导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共同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苏瑞淇

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展质量融资增信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进一步增强质量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介绍,质量融资增信是指以企业具备的质量能力、资质等质量要素为依据建立的增信机制,旨在为具有较高质量效益水平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一些地方实践中,也称为“质量贷”或“质量融”。目前,质量融资增信工作尚处于发轫阶段,主要集中在部分省份和一些城市的“点”上,还未在全国“面”上开展,并且存在融资规模较小、参与金融机构数量不多等问题。因此,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通知,通过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引导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更好更全面地赋能企业质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士义表示,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深入挖掘和利用质量融资增信要素,优化信贷评价和风险管理模型,创新开发相关产品和服务。创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科技创新再贷款等阶段性工具,为银行机构发放相关贷款给予低成本资金支持。通过共享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企业质量信息、探索将质量融资增信业务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范围、提供贷款贴息等。

金融监管总局政策研究司二级巡视员李晓文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银行机构运用质量要素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银行机构开展业务时,要深入挖掘和利用质量融资增信要素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建立健全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市场监管等部门提供的企业名单和质量融资增信要素信息积极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依托质量融资增信要素,为企业量身定制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质量融资增信风险管理制度,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处置。

鲁元珍

引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监管总局推动五大险企发挥头雁作用

近年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推动国有大型保险集团积极发挥头雁作用,强化大局意识和使命担当,引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记者6月12日了解到,相关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2022年5月,原银保监会向人保集团等五家国有大型保险集团印发《关于推动国有大型保险集团发挥头雁作用的意见》(下称《意见》),推动国有大型保险集团坚守中国特色保险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在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国家战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积极发挥头雁作用,引领行业坚守定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有效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作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保障。

记者获悉,自《意见》印发以来,国有大型保险集团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在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头雁作用初步彰显。

具体而言,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五家保险集团为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逾3.1万亿元;在深度参与多层次、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各保险集团加大第三支柱业务发展力度,创新研发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有的保险集团长期护理保险累计覆盖3800多万人;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国有大型保险集团牵头成立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提供风险保障1.3万亿元;在增强保险服务普惠性方面,有的保险集团为6490万户农户提供2.1万亿元农业保险风险保障。

作为行业头雁,五家保险集团在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起着标杆作用。一方面,五家保险集团加快转变经营模式,着力优化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保障型和长期型业务,持续推动降本增效;另一方面,五家保险集团升级保险服务模式,有的保险集团积极践行“千万工程”,探索健康共富“长埭模式”,提供“健康保险+健康管理”综合保障创新服务678.7万人次;有的保险集团落地全国首单综合巨灾保险,实现多风险、长周期保险保障。数据显示,2023年,五家保险集团赔付支出合计1.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此外,五家保险集团还加大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力度。有的保险集团通过开展“五虚”专项治理,夯实合规经营责任,引导全系统树立正确业绩观;有的保险集团通过牵头同业签署合规经营自律公约,共同维护行业信誉及市场秩序。

记者了解到,国有大型保险集团将持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优势真正转化为公司治理效能。具体包括:全面提升服务大局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加快转变经营模式,以实际行动提升保险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全力以赴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韩宋辉

国家统计局:多组数据持续释放经济运行积极信号

6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2024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总的来看,5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有所回升,新动能较快成长。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刘爱华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5月份,多组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环比增长0.30%。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6.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9和4.4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

——服务业持续恢复,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

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比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2.9%、8.8%、5.6%、5.0%,分别比上月加快2.1、2.7、1.3和1.5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0%。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11亿元,同比增长3.7%,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1%。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37亿元,同比增长4.1%。全国网上零售额57669亿元,同比增长12.4%。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8006亿元,同比增长4.0%;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6%。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53.1%、10.4%;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2.5%、19.1%。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7077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1471亿元,增长11.2%;进口15607亿元,增长5.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5864亿元。1~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75042亿元,增长6.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下降

1~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刘爱华说,在“五一”假期等因素带动下,服务业、消费和进出口都有所回升,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具体来看,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生产供给稳步增加。从工业看,工业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九成地区、八成行业、近六成产品实现同比增长。二是市场需求稳中有升。从消费看,受“五一”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显效、“6·18”提前开卖等因素影响,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三是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工业生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降幅收窄,反映国内工业品供需关系有所改善。四是转型升级态势向好。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态势明显,新质生产力继续培育壮大。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3%,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月收窄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上涨0.3%。1~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4%和3.0%。

近期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转为正值,以及同比降幅放缓,这一趋势对未来经济中的价格变化有何影响?刘爱华分析说,5月份,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以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改善等因素影响,一是PPI呈现低位回升态势,从环比来看,环比7个月来首次转正,由上个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是2023年10月份以来首次上涨。二是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受环比上涨叠加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低影响,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个月收窄1.1个百分点。PPI降幅已连续两个月收窄。从结构来看,部分能源、原材料及装备制造业行业价格同比降幅收窄或涨幅扩大。另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下降3%,降幅收窄1.2个百分点。

“部分消费品制造业价格同比延续上涨态势。在消费需求恢复带动下,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价格同比涨幅在0.6%~5.1%之间,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PPI环比转正,同比降幅收窄。”刘爱华认为,下阶段,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但随着国内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逐步落地生效,对部分行业价格将形成一定支撑。同时,当前进入“迎峰度夏”阶段,电煤需求提振,煤炭价格或将继续保持上涨态势。总体来看,预计下一阶段PPI同比降幅将继续收窄。

而对于下阶段CPI走势,刘爱华认为,从目前掌握的食品、工业消费品、服务等价格走势看,CPI仍将继续温和回升。从食品看,随着应季果蔬大量上市,食品价格仍将处于季节性低位。从工业消费品看,总体供给充足,有利于价格保持稳定。从服务看,随着服务需求的进一步恢复,服务价格有望继续回升。总体看,下阶段CPI将继续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目标

近期,相当多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预期。比如,世界银行近期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到4.8%,比上期的预测值高出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段时间也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上调到了5%,比前期预测值提高了0.4个百分点。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充分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从下一阶段各种因素来看,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生产需求、政策支撑等因素分析,经济有望继续回升向好的态势。"刘爱华说。

首先从生产看,创新的动能不断培育增强,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也不断提升。同时,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新产业、新产品、新模式较快增长,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1~5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快于全部投资7.5个百分点。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培育成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2.8%、15.5%。一些新产品的产量,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需求方面看,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恢复。消费方面,今年以来,文旅等服务消费需求保持活跃,市场销售不断扩容提质,根据相关部门数据,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国内游客的出游总花费继续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国潮旅游持续升温。下一阶段,随着促消费政策的落实落细和消费场景的创新拓展,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投资方面,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也在加大,投资规模扩大结构优化。1~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5%,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0.0%,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下阶段,随着"两重"建设项目陆续下达开工,资金保障力度加大,实物工作量加快形成,投资规模将继续稳步扩大。

从政策支撑看,宏观政策的效力也在持续显现。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密集出台和抓紧落实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对工业、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在最近两个月的数据中都有所体现。一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时间还比较短,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落地落细,相关政策效能还将进一步释放,持续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从前5个月经济运行总体的回升向好态势来看,我们认为下阶段经济运行仍会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刘爱华表示,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有所上升,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内生动能仍待增强。下一步,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统筹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促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程晖

经济回升向好 需求持续释放——国家发改委回应当前热点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有哪些进展?如何保障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5月份,随着各项宏观政策持续落地,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有所改善。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外贸出口增势良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物价水平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7.5%、10.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假日消费热度较高,端午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3%、8.1%。

“我们也注意到,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李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李超介绍,近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1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截至目前,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31个省(区、市)都印发了本地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同时,资金支持正在逐步落实,标准制定正在加快推进。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取得良好开局。”李超说,1至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5%;主要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增长超过80%,以旧换新成为推动家电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各地新增了一大批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回收循环利用体系更加健全。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各类资金落地。

保障能源电力供应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李超表示,迎峰度夏是能源电力保供的重点。截至目前,全国发电装机保持较快增长,统调电厂存煤1.98亿吨,水电来水蓄水形势好于去年同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良好工作基础。

“同时,我们必须对今年迎峰度夏电力安全保供形势保持清醒客观的认识,充分研判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李超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重点抓好煤炭稳产稳供,保障重点地区发电用煤用气需求。抓紧补强局域电网、城中村老旧配电网等供电薄弱环节。持续加强发电机组运行管理,尽可能减少非计划停运以及出力受阻等情况,推动水、核、风、光、火等各类电源多发满发和储能设施科学充分调用。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跨省区电力调度,利用各地用电负荷特性差异,积极通过电力中长期合同、现货市场等市场化方式,开展跨省跨区余缺互济,必要时通过应急调度有效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刘坤 范子溪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话题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目前已经完成登记应诉、抽样、问卷发放和答卷回收等调查程序”“欧方搜集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前所未有,远超反补贴调查所需”“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措施”……在6月20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商务热点话题作出回应。

中方对欧盟白兰地反倾销调查已完成登记应诉等调查程序

今年1月5日,商务部应国内白兰地产业申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据媒体报道,在欧盟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法国白兰地生产商对欧盟该项决定即将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并深切关注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的最终结果。

何亚东回应称,立案后即有140多家欧盟企业和行业协会登记应诉,截至目前,近120家欧盟企业正式提交了答卷。欧盟相关协会还多次提交评论意见。

“立案后,中方调查机关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国内法律规定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合法权利。目前已经完成登记应诉、抽样、问卷发放和答卷回收等调查程序。”何亚东进一步说道。

何亚东表示,根据中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在立案60天后,调查机关即有权作出初裁决定。调查机关已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调查,目前正在抓紧审查答卷和评论意见,并已向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了补充问题单。调查机关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裁决。

中方将首次在“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期间举办分会活动

6月26日—28日,第九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何亚东介绍,本次大会,各方将围绕粮食安全、数字连接、让贸易发挥更大作用三个主题进行讨论。中方将出席多场高级别活动,全面阐述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升贸易能力的积极举措,并将围绕粮食安全主题举办分会,分享中国在水稻种植技术、菌草技术等援外项目中的生动案例,展示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努力和成果。这是中方首次在“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期间举办分会活动。

世贸组织“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始于2007年,目的是评估和监督“促贸援助”的实施情况,加强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中方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开展“促贸援助”相关工作,通过建设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提升相关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水平和能力,帮助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欧委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索取信息远超调查所需

有消息称,6月18日,中欧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商务部一起开了一个闭门会,会上中欧车企都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部分企业还表示欧委会在调查中额外要求企业提供其他信息,借调查之名窥探中国技术内幕。

“欧方搜集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前所未有,远超反补贴调查所需。”何亚东对此回应道,据企业反映,欧委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索取中国电动汽车及电池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技术工艺、产品配方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比如要求中国企业详细提供电池成分和配方,还要求企业提供电动汽车生产成本、所有电动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逐笔采购信息、销售渠道和定价方式、在欧客户信息、供应链布局信息等。”

何亚东指出,欧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多次称不合作就将面临不利裁决结果,强制要求企业提供上述信息。在中国企业尽最大可能配合调查、提供信息后,欧委会仍无端指责中国企业未充分合作,对企业裁决惩罚性高额税率。中国企业对此非常震惊和失望。

何亚东强调,欧方有关做法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罔顾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破坏全球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方正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应国内产业申请,商务部依法于2024年6月17日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就此,有媒体提问:在调查期间,中国是否会对从欧盟进口的猪肉征收临时关税?

何亚东回应称,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反倾销条例,经初步调查确定倾销成立且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自初裁后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调查结束后,商务部将作出终裁决定,符合有关规定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还有媒体提问,下一步商务部是否会对欧盟乳制品发起调查?是否收到了业界的反补贴调查申请?

“我们关注到了有关产业诉求。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国内产业有权提起调查申请,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和自身合法权利。”何亚东表示,对于国内产业提起的申请,调查机关将依法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调查机关将启动立案程序,依法对外披露和发布公告。

坚决反对美国以所谓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及其保留并提高对华301关税

近日,美国再次以涉俄为由,宣布对全球30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40多个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公司和个人。

何亚东指出,以所谓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既缺乏国际法依据,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行径,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何亚东强调,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5月14日,美方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产品加征的关税。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严正交涉。美方无视国际经贸规则,执意保留并提高对华301关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不符合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何亚东指出,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措施。

魏桥

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谈货币政策走势等热点问题

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2024陆家嘴论坛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就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热点问题发声。

热点一:货币政策将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不大放大收

潘功胜指出,我们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调控中,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当前的经济和物价形势看,一方面,宏观经济处于回升向好过程中,就业形势稳定,宏观政策不需要“大水漫灌”。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大收大放,通常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触发重大金融风险,或为将来埋下金融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受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影响,经济运行还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挑战,需要货币政策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物价水平偏低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可通过适时适度降息降准,缓解企业和居民实际贷款利率偏高局面。这对三季度乃至下半年激发有效需求,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丽云认为,下一步实施政策性降息面临制约因素: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仍在继续收窄。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54%的历史低位,较上年末下降15个基点,同比下降20个基点。若继续降息,资产端的下行压力会相对更大,使得银行息差进一步承压。而息差下行造成的营收和利润缺口,会影响银行的资本补充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虽然降息也会引导存款利率下降,可适度减缓银行净息差收窄的速度,但又会影响居民端消费,且要防范再度出现手工补息等不规范行为。

热点二: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

潘功胜表示,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利率总体上能够比较顺畅地传导,但仍有改进空间。未来可考虑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王青表示,央行这一表态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从数量型进一步转向价格型,完善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推动利率市场化。在金融创新导致货币需求量变化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加,利率波动加剧,市场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进而导致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减弱。这也表明,传统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需要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以“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

记者了解到,2015年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以7天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为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的利率走廊机制。王青认为,当前短期政策利率为1.80%,利率走廊上下限分别为2.80%和0.35%,利率走廊宽度为245个基点。其中,短期政策利率分别距离上下限100、145个基点,为“上窄下宽”的不对称利率走廊模式。“当前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宽度较大,导致短期基准市场利率(DR007)波动性偏高,未来有必要适度缩小利率走廊的宽度,预计上调下限的可能性更大。”王青进一步表示:“为了将主要市场利率控制在政策目标利率附近,与设定单一政策目标利率相比,实施带有利率上限和下限的利率走廊模式更为有效。伴随利率走廊模式的完善,市场利率波动得到有效控制,市场预期趋于稳定,能够为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提供必要条件。由此,央行可在利率走廊中将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短期市场利率会直接受短期操作利率(即短期政策利率)影响,并通过预期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向长期利率传导,进而形成利率期限结构。”

热点三:考虑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进行动态完善,未来可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

潘功胜指出,传统上,我们对金融总量指标比较关注,但也在不断优化调整。过去,货币政策曾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总量增速设有具体的目标数值,近年来已淡出量化目标,转为“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等定性描述。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看,也需要适应形势不断完善。我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统计口径是在30年前确立的,随着金融服务便利化、金融市场和移动支付等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符合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1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发生了重大演变,需要考虑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动态完善。个人活期存款以及一些流动性很高甚至直接有支付功能的金融产品,从货币功能的角度看,需要研究纳入M1统计范围,更好反映货币供应的真实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讲话中关于“符合M1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发生了重大演变,需考虑动态完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是指当前我国M1主要由企业活期存款构成,不包括居民活期存款和支付机构中沉淀的客户备付金、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及现金理财产品等,统计口径偏窄。王青告诉记者,按照M1的定义,即“直接可用于支付的金融工具”,同时考虑到当前居民活期存款基本不再通过存折提取,可以直接用于支付,以及各类客户备付金及货币基金和现金理财产品也都具有直接支付功能,因此“符合M1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发生了重大演变”,但M1的统计口径尚未随之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我国要把这些金融产品纳入M1的统计范畴。

热点四:逐步将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

潘功胜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人民银行正在与财政部加强沟通,共同研究推动落实。这个过程整体是渐进式的,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也需同步研究优化。应当看到,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是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进一步充实。不过,我国央行买卖国债是调节流动性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海外经济体央行量化宽松(QE)、现代货币理论(MMT)、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政府债务货币化的政策安排和逻辑不同。此外,不同于海外经济体央行在政策利率归零情况下大量购入国债,我国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仍有空间,未来或需在市场沟通方面做更多工作。

赵加仑

权威视点
周宏春:谋划体系建设 让碳足迹管理有章可循

一粒米、一颗苹果,从种植到流通再到食用;一件衬衫、一部手机甚至一辆汽车,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废弃……民众吃、穿、住、用、行各方面所需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始终与碳排放密切关联。跟踪获取准确的碳排放总量是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客观需要。当前,积极推进建设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正在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共同选择。

我国对碳足迹管理路径的探索,正是对“中国速度”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距2023年底对外公开征求意见仅半年之隔,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施工图”即尘埃落定。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到2027年,碳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制定出台1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到2030年,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助力“双碳”目标 碳足迹管理势在必行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作为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产品碳足迹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作为碳排放核算的一种,产品碳足迹是指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包括从原料获取、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到使用、回收、处理的全过程,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碳足迹是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实现“双碳”目标,背后涉及的是一场深刻、广泛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过程中,构建真实准确、高效便利的碳足迹监测和管理体系是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方案》的落地实施正逢其时。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就《方案》相关情况进行解释说明时就赋予了《方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任务书”和“施工图”的定位。

该负责人强调,《方案》从建立管理体系、构建工作格局、推动规则国际互信、加强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明确碳足迹工作目标和任务分工,重点任务更细化、措施手段更聚焦。

在周宏春看来,从更加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角度看,《方案》助力构建跟踪生产链上下游企业的碳足迹平台,将对进一步推动社会各方面主动降碳减排意愿形成促进,“这不仅是我国寻求可持续绿色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是更好适应和参与国际社会规则,提供优质产品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一些国家逐步建立起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评价和认证制度。国际间贸易也更加重视对绿色供应链规则的实际应用。在此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产品碳足迹纳入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要求。

比如,自2023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球首个“碳关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就提出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收碳关税,以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减少55%的目标。

丰富应用场景 绘好“衣食住行”碳足迹

对于碳足迹管理而言,谋建体系化管理须建立在具体可操作的层面之上。换言之,即要确保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实施碳足迹管理。

在周宏春看来,管理好碳足迹有助于降低人们在“衣食住行”以及产品生产使用和后期处置过程中的碳排放,并以较低能耗支撑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祉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可实施和应该纳入碳足迹管理的场景,应该尽可能覆盖产品和民众生活的多方面。”

对此,《方案》也提出了“丰富拓展推广应用场景”的要求。根据《方案》,要适时将产品碳足迹相关要求纳入政府采购需求标准,鼓励政府和国有企业加大碳足迹较低产品的采购和推广应用力度。以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装饰装修材料和汽车等消费品为重点,有序推进产品碳标识在消费品领域的推广应用,引导商场和电商平台等主动展示产品碳标识,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碳产品。

在重点产业尤其是高碳产业碳足迹方面,《方案》指出,将优先聚焦电力、煤炭、天然气、燃油、钢铁、电解铝、水泥、化肥、、石灰、玻璃、乙烯、合成氨、电石、甲醇、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和电子电器等重点产品,制定发布核算规则标准。同时,要优先聚焦基础能源、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半成品和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发布产品碳足迹因子,建立国家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

其间,数据获取是确保明晰碳足迹跟踪和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而我国近年来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有助于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加速建设。

记者 李海楠

逯新红:强化经济韧性实现恢复发展

今年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成立60周年。60年来,联合国贸发会议秉承共同繁荣宗旨,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倡导南北对话,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全球贸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恢复与发展双重任务,如何克服挑战、实现经济稳健恢复,成为重要议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新冠疫情后普遍呈现复苏态势,但这些国家的政策空间和资源调动能力相对有限,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未来增长前景仍不明朗。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在经历分化,各国还将面临通胀压力持续上升、显著的债务风险和货币贬值等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4.3%降至2024年和2025年的4.2%。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展现出一些积极因素。部分国家展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环境也有望得到改善,资本可能重新流入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合作与发展机遇。

新形势下,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恢复,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国内改革和开放、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国际合作,同时,各国还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强政策协调和执行力度,确保经济恢复取得实效。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稳定增长预期,保持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一是加强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协调,以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胀和稳定汇率,增强经济韧性,降低经济波动风险。二是推动结构性改革,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加强金融体系等,以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此外,各国还应加强治理能力,确保法治和社会秩序,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合作,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各国要抓住科技革命窗口,加快人工智能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新一轮革命的重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并涵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多个前沿领域的技术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并逐步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也将充满挑战和风险,科技革命可能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各国应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科技挑战,推动人类科技进步。

各国还应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简化投资程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提高贸易便利化、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技术转移、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内经济的繁荣,同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和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南北差距。充分发挥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数字能力建设和新型工业化等领域提供资源和支持,帮助其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实现经济复苏。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加强外债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建立健全债务管理机制,加强债务监测和预警,采取积极措施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债务成本,提高偿债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债务重组和债务削减计划,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还应稳定货币汇率,加强外汇市场管理,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防止货币过度贬值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加强与主要货币国家的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此外,还应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机构能力建设、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加强跨境金融监管等方式,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中国还将继续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扩大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加强贸易投资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总之,中国的稳定发展和开放合作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逯新红

周城雄:让科创板更好地支持优质科创企业

近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以下简称“科创板八条”)。科创板八条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二是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三是优化科创板上市公司股债融资制度;四是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五是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六是完善交易机制,防范市场风险,丰富科创板ETF品类及ETF期权产品,研究适时推出科创50指数期货期权;七是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八是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长期以来,科创板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有金融资本的注入与支持,科技创新能够快速发展,推动经济进步和社会变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科创板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研发资金。科技创新尤其是初期研究和技术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基础研究、技术试验、原型制作等。资本的投入可以解决科研人员在资金获取上的难题,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技术创新而非资金来源,从而加速科技成果的孵化。

其次,科创板支持可以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供科研所需的直接资金支持,还可以为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建立生产线、市场营销、销售网络等,这些都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不可或缺的环节。有了充足的资金,可以加速科技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同时,完善的科创板可以激励创新与风险投资。投资机构通常寻找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技术或产品进行投资,尤其是在IT、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风险投资的存在极大地鼓励了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它们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愿意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这种投资方式对于推动前沿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也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金融资本通过对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资本的选择和配置,资源能够向更有效率、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倾斜,促进了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

整体来看,科创板有助于创建市场动态竞争环境。资本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能够为科技创新创造一个动态竞争的市场环境。资本可以流向有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的企业,不断调整市场结构和企业生态,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资金补助等方式鼓励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高科技发展到当今时代,具有技术复杂度越来越高、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资金投入越来越大的特征。甚至可以说,现代科技的竞争就是投入的竞争,也就是科技金融体系的竞争,而科创板是科技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决定了投入科技创新的资金是否可持续。

本次改革的举措,虽然是涉及八个方面,但是其背后的意图都是要让科创板能够为优质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一是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目标就是要将资金集中到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上,避免一些披着科技企业外衣却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挤占金融资源。二是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就是要坚持投资的长期主义,让参与科创板股权投资的机构提高专业能力,倒逼他们发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企业,让短期投机者无利可图,鼓励更多的耐心资本进入市场。三是优化科创板上市公司股债融资制度,一方面对企业资质从严,要求是真正从事硬科技攻关的企业,另一方面在行政审批上从宽,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要求加快审批速度,提升优质企业的融资步伐。四是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高科技企业为了提升技术能力和技术壁垒进行的并购重组,往往未必符合传统的估值要求,在审批中可能存在困难。改革后则明确对这类并购重组的估值要更加宽容,可以更容易通过相关的审查。五是完善股权激励制度,也是从提升投资人和公司核心骨干团队长期利益一致性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的政策引导,增强资本和企业双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六是完善交易机制,防范市场风险,丰富科创板ETF品类及ETF期权产品,主要是考虑到科创企业的投资风险较高,还是要尽量提升投资人的专业度,但是可以通过相关产品安排,让中小投资者通过更为安全的间接方式参与科创板的投资,这样也能够吸引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第七是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第八是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生态,这两条则是从监管和法律层面,提高科创板公司的质量和造假欺诈行为的违法成本,保障科创板健康持续发展。

总之,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已经清晰表明,金融体系对于科技创新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健康的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提供不竭动力。科创板是科技金融领域一个非常有效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只有进一步提升科创板的效率,促进科技与资本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不断提升科技引领和支撑能力。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周城雄

锁凌燕:积极探索“保险+健康管理服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健康需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虽然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参保质量持续提升,但考虑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制度特性,个人卫生费用支出仍然占到总卫生费用的27%左右,还需积极促进商业健康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发展备受关注,也呈现出一些深度调整的迹象:一是整体增速放缓,2020年至2023年增长率均低于5%;二是主体结构变化,产险公司健康险保费增速超过人身险公司;三是险种结构变化,产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主要业务为短期医疗险,近年来获得快速成长,而人身险公司险种结构中,长期业务和疾病保险份额持续下滑,整体支撑了短期医疗险业务的更快增长,与此同时,护理保险、失能保险等险种也有了较为突出的进展,产品差异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四是赔付支出特别是医疗保障责任带来的赔付支出呈持续上升态势,近年来商业健康险赔付增长速度高于保费增速。这一方面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健康保险客户群平均年龄逐渐增加,赔付压力在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健康需求的增加,对健康保险的需求也在快速释放,但行业的有效创新不足,未能有效支撑商业健康险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结合其功能定位、突破既有发展思路和模式、尝试更多创新突破。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口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积极促进人群健康水平提升、缩小健康差距,以此促进消费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会不断强化。可以说,健康中国战略不仅事关人民健康,而且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而健康中国建设涉及行业多、范围广,且涵盖个体全生命周期,需要从个人、家庭到社会,从防到治、从环境到行为、从医疗到医药、从生到老等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各类要素协同作用。与基本医疗保险重在保障“病有所医”不同,商业保险可以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各类健康需求,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还有内在的动力来整合各类要素、促进个人健康,这不仅是行业降低经营风险并提升客户黏性的必由之路,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必然之举。

也正因为此,很多险企一直在积极探索“保险+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并越来越多地尝试借助移动互联网服务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提高健康管理服务的效率,以更好推动被保险人群体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提升。而着力发展基于健康管理服务的商业健康险业务,比如基于运动场景或慢病管理场景建立行为模型、设计对应健康险产品,也可以优化商业健康险产品结构、促进差异化,对提高健康险发展质量意义重大。

但发展“保险+健康管理服务”并非易事。一方面,当前我国健康管理行业质量参差不齐,服务的科学性、规范性、效果还需跟踪考证,从中“优选”产品和服务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累积作为基础,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规模有限,参与大健康产业链的“外延”能力还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健康管理的服务对象是人,其效果不仅有赖于服务对象的依从性,也需要持续较长期后才可以显现,服务不仅要人性化、具有主动性,还要求有丰富的经验基础,这也是很多险企所缺乏的。

总体而言,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视野来看,健康保险业需要不断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不仅要能够为民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健康保障产品与服务,还要不断总结经营规律、积累经营经验、完善基础数据库、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有机融入大健康生态体系,积极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组织并参与疾病预防和早期干预,积极推进成本效益比更高的健康技术进步方向,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坚定践行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锁凌燕

杨远:以通道流量推进陕西开放型经济行稳致远

陕西一直积极推动建设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多措并举推进高水平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仍面临一些问题。为此建议:

一、统筹通道运产贸一体化发展,引领主体有序共进。加强统筹规划,出台《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全方位布局通道建设。创新通道主体交流合作机制,引导陆空两港之间、9家自贸功能区之间、7家综合保税区之间开展协同创新。加强经济监测与研判,及时进行产贸发展资源调配和通道建设方向调整。

二、加速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产贸往来基础。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衔接,积极布局“西安—重庆—尼泊尔”方向的班列线路。为“陕货专线”“陕货班列”“陕货车厢”提供补贴,激励班列公司舱位资源向本地进出口企业倾斜。优化线路配置,在西安、咸阳设置中转集运仓,加大快递电商“公转铁”集装箱开设力度。打造立体交通网络,布局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产业园区等配套设施,推进陆空枢纽互联互通,支撑双港融合发展。

三、发挥通道产业聚集优势,打造枢纽经济发展前沿。深化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强化与中亚、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国内货源城市互联互通,吸引产业向我省聚集。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构建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产业联盟。加快“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更好发挥快递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畅通内贸与外贸的“中枢神经”作用。

四、深化通道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产贸降本增效。建立不同数据平台之间的数据对接和共享机制,促进通道信息服务平台高效建设、运营和利用。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区域内货运电子单和信息共享互认。加速完善多式联运标准化建设,建立集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的大通道多式联运综合服务平台,以通道流量推进开放型经济行稳致远。

台盟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 杨远

宋劲松:如何看待和壮大耐心资本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投资选择日益丰富。然而,这种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也带来了资本短期化和投机化的倾向,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企业的长期发展。在此背景下,耐心资本的概念逐渐受到关注。

耐心资本,是一种注重长期投资、强调稳健回报的资本形式。它不同于传统的短期投机资本,而是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耐心资本的特点主要体现为长期性、价值投资和稳定性。耐心资本的投资周期较长,通常不会追求短期价格波动和投机性收益,而是注重企业的长期成长和价值积累;耐心资本的投资策略以价值投资为主,通过分析企业的基本面、行业趋势和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选择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和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进行投资;耐心资本的投资者通常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长期投资视野,能够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不盲目跟风或频繁交易,从而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耐心资本与长期资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长期资本主要强调资本的使用期限,通常指使用期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资本,主要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投资,以及补充营运资金。耐心资本不仅包含长期持有的特点,还强调“态度、心态”,对波动的忍耐、对过程的相信以及对未来的信心。耐心资本是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限展望的资金,它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综合价值,而非仅关注短期收益。长期资本主要关注资本的使用期限和投资目的。在实际应用中,耐心资本在促进经济稳定和企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耐心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其次,耐心资本的投资者通常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最后,耐心资本的稳健性和长期性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减少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提高资本市场的整体效率。

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耐心资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然而,耐心资本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短期利益驱动的投资理念仍然盛行,许多投资者仍然追求短期的投机性收益,忽视了长期价值和稳健回报的重要性。其次,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给耐心资本的投资带来了挑战,需要投资者具备更高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投资智慧。最后,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也可能影响耐心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监管政策,为耐心资本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和有序的市场环境。

壮大耐心资本,首先要引导现有资本市场资本更耐心。一是建立长期投资评价体系,打造长期投资文化。监管部门和基金业行业协会应当对机构投资者建立长期投资的评价体系,引导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长期增长潜力和稳定现金流,而非仅追求短期股价波动和投机性收益。二是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长期投资价值的认识,让投资者明白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冲突,并理解耐心资本对企业和市场的长远影响,引导普通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三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提高他们在市场中的比重和影响力。机构投资者通常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能够更好地发挥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优势。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措施,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并引导他们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和市场的稳健发展。四是优化投资环境。着力优化投资环境,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等,为耐心资本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条件。

壮大耐心资本,需要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长期资本是资本市场耐心资本的中流砥柱。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耐心资本,它们可以承受短期波动或回撤,为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提供支持。壮大耐心资本,要加强政策引导,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同时加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理念和能力培养。一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合法性、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等关键要素。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这些长期资本投资股市,例如对长期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收入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这些长期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风险,确保这些长期资本的安全稳健运行。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的目标不仅限于商业目标,即追求利润,还包括非商业目标,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收支平衡等。这使得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国有经济的资本主要由国家投入,因此其资本的流动性要求相对较低。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决策时更注重长期效益和稳定性,而不是单纯追求短期的市场收益。这些特点使国有资本天然具有资本市场耐心资本的特点。国有资本要成为资本市场的耐心资本,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监管机制、信息披露制度、投资决策机制、风险管理机制、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等,以确保国有资本在投资过程中的合法性、合规性和稳健性。

壮大耐心资本,更需要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进入。加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质长期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劲松

章玉贵:加强“五力”建设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这对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上海要建设的不是一般的国际贸易中心,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中心。基于全球产业竞争、经贸格局变迁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中心一般具备以下“五力”:

一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备国际一流的经济实力。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经济中心是纽约、伦敦和东京,其城市GDP占全球总量之比在1%上下。

二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运输能力。航空运输业发达,交通网络密集有序,是人流、物流、信息流高度一体化的超级流量城市的标配。

三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营商能力。营商能力是一座城市的市场主体基于营商环境、资源禀赋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动态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

四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要素引力。除了对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的吸引力,这种要素引力还包括对高端要素的集聚、整合、创新、控制、分配和激活能力。在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通过创造更大的收益预期来形成新的引力。

五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创新能力。数字技术革命为国际贸易发展注入新的强大驱动力,叠加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演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进入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承担“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战略使命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的战略使命。

上海推出117项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自贸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相关举措,是对国家赋予上海承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使命的及时呼应。加之今年初施行的《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以及《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所列的涉及制度型开放和科技创新、人才、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集聚等若干重大举措,构成了上海加快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的战略支点。

梳理上述方案或条例的核心内容,较以往的类似方案或条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开放的层级更高、领域更宽,二是开放的主动性、积极性更高,三是开放的紧迫感与趋势跟踪能力更强。

就开放的层级而言,上海扮演着“为国家制度”的“正印先锋”角色,即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试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规则条款,及时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经验;就开放的领域而言,聚焦关键领域(金融服务、电信服务、数字贸易)进行改革,重点围绕“三个贸易一个便利化”,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通过开展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来推进制度型开放。

就开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言,强调主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通过加快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为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路。特别是,力争在知识产权全过程保护、深化国企改革、政府采购、竞争中性等领域率先突破,激发国内外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

就开放的紧迫感与趋势跟踪能力而言,针对在沪外资企业和有意来沪投资发展公司的需求焦点,在进一步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信用贷款、绿色贸易、贸易真实性审核等方面快速推广应用,持续提升货物贸易通关效率的同时,主动因应国际贸易格局变迁新趋势,着力深化以电信、金融、医疗为代表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加快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将建设国际数据港、分级分类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等。

同时,依托国际航空枢纽条件,用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加快落地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从空间和载体上助力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升级版。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承担着迄今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使命。下一步,既要在全方位试制度的过程中拿出一份高质量的试验评估报告,还要绘就一张以深层改革促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开放吸引高质量外资的路线图。

集聚中外市场主体对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认同感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升级路径。上海在“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进程中,前瞻性的规划和高水平的落地至关重要。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集聚中外市场主体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广泛的认同感,并将其视作持续分享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战略机遇。

一是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国际贸易是保持经济活力的生命线。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口岸城市,上海要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强化贸易枢纽功能的重要意义。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贸易。2023年,上海口岸货物贸易总额达到10.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25.5%,占全球比重3.6%左右,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下一步,在做大做强货物贸易的同时,要积极主动优化贸易结构,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

二是加强对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研究,积极应对所谓“去风险和多元化”。

近年来,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出现普惠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服务化与再服务化、再全球化与安全化等发展趋势。数字技术成为驱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商业模式重建以及国际经贸格局重塑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应当加强对国际经贸规则变迁、数字技术和贸易发展趋势的研究,以高水平的应用研究、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部分国家正试图通过加大对制造业和先进科技的投资、强化伙伴力量等,追求所谓的“去风险和多元化”。

在此背景下,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需要进一步巩固上海在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核心引领地位,夯实作为全国战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的地位,升格在亚太经济版图中的“锚”角色。

同时,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与离岸贸易,实现要素与资源整合,完善负面清单机制,提升上海作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高质量样本的辐射力,内稳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脱节。

三是加强“五力”建设,提升综合竞争优势。

一方面,在推进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航运中心枢纽功能、国际科创中心策源能力上取得新突破;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上,凝心聚力打造能够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创新高地和充满活力的要素集聚高地。

在此基础上,借鉴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的发展逻辑,以更深层次开放、更宽广的胸怀与自我革命的勇气,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高水平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谋划筹建亚太自贸区中国(上海)示范区总部,力争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从主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引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变革的角色升级。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政协协商议政咨询专家,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章玉贵

赵福军:激发区域经济增长活力

2024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已满一年。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RCEP全面生效一年以来,进一步促进了本区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为提振全球经济复苏增强了信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RCEP生效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助力。货物贸易实现稳中有进。2023年,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12.6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3%。投资合作取得新进展。2023年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26%,高于我国对全球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越来越多企业从RCEP中获利。2023年我国企业在RCEP项下享惠进口905.2亿元,税款减让达23.6亿元。

“RCEP全面生效以来,有效促进了我国产业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表示,RCEP关税减让政策落地,有助于提升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减少进口成本,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绿色包装领域深耕20余年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文博表示,RCEP实施是一项重大利好。未来几年内,公司出口日本的产品关税将从3.5%降至零,产品价格在日本市场将更具竞争力。

在RCEP助推下,越来越多成员国企业锚定中国大市场,共享巨大机遇。韩国护肤品品牌达朗喜大中华区总代表丁雪表示,得益于RCEP生效实施的政策红利,公司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降低,为公司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创造了机遇。

与此同时,RCEP其他成员国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比重从2021年的14.5%,上升至今年前5个月的15.8%。赵福军表示,RCEP其他成员国是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RCEP落地实施,也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合作,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RCEP全面生效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数据显示,2023年,RCEP区域内部贸易达5.6万亿美元,较协定正式生效前的2021年略有增长。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愈发紧密。2023年,RCEP区域共吸引绿地投资2341亿美元,增长了29.8%,是2021年的2.2倍。

“RCEP协议作为高水平自贸协定,需要加强与其他自贸协定对接,充分发挥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赵福军表示,一是加强协定内容对接。如RCEP成员国与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商签自贸协定时,可以以RCEP协议内容为基础,商谈相关条款,有助于成员国企业较好地适应不同的自贸协定。二是充分发挥RCEP成员国之间商签的自贸协定与RCEP协定“双轮驱动”作用。可以针对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情况,在推动商签的自贸协定升级时,将RCEP协议相关内容纳入,并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达成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记者 冯其予

国研分析
释放改革动能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潜能,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实力大幅跃升,研发人才数量居全球第一位,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专利申请量和科技集群数量居世界第一位,部分领域前沿技术应用从跟跑转为并跑和领跑,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复杂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函数发生改变,传统动能逐步减弱,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推动产业结构加快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只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才能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支撑。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将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新形势下,要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探索构建前沿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新模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发展战略需要,集中优势科技力量,在载人飞船、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卫星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依托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超高压输变电、核电装置等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一批批关键零部件实现技术突破和规模应用,一些关键领域产业链攻关取得可喜进展,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多聚焦科技创新前沿领域,能够不断涌现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但也具有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多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竞争,难以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驱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战略研判和科学决策,确保创新资源有效统筹和合理布局。建立常规化的技术预见机制,根据发展阶段和市场化程度,因时因业制宜探索攻关模式和路径,建立透明可追溯的试错、容错创新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强化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建立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代表国家科技水平的中坚力量,能够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效能。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在内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有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增强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体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健全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加强协调和衔接。建好用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创新网络,提高研究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

此外,注重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类主体优势,明确分工促进合作。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育、基础研究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家科研机构在中长期战略任务、应用导向科学研究以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实验室聚焦重大战略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领军企业进一步发挥其在应用型科技攻关中的牵头作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创新中心、区域创新中心的重点任务则是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共享、优化配置、优势互补,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形成创新要素集聚地,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科技创新体系贯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产业创新体系覆盖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更加关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和技术扩散。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创新体系交叉融合、相互作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这就需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将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一是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强大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建立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的常态化机制。二是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支持供应链龙头企业创新带动配套企业创新,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推动产学研用对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三是组织行业上下游企业围绕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建立权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还需优化整合各类创新平台。当前,我国已建立起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区域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由于各类平台在创新体系中作用不同,需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分类施策,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共享机制,增强行业技术供给能力。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

创新不仅需要科研人才,还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生产一线管理人才、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只有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持续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支撑科技强国建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知识结构、人才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亟需培养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多层次人才。一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强化终身教育,促进劳动者知识更新。二是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学生从以理解吸收知识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思考和解决问题,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三是改进教育评价体系,对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分类评价,强化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工程技术教育领域,可借鉴国际经验,发挥行业协会参与教育评估的作用,对课程设置、学生能力以及实验活动效果提出咨询意见,使教学内容和方法更加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此外,还要完善人才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做到人尽其才、各展其能。一是为科研人员营造稳定和宽松的研究环境,鼓励原创、允许失败,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二是鼓励企业家敢闯敢试、敢打敢拼。企业家是重要的创新人才,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有利于优化整合企业创新资源。三是畅通人才职称晋升通道,发挥工程师和专业技能人才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四是坚持扩大开放,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环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吕薇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特色研究

摘 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拓宽了货币投放的对象范畴,增加货币政策操作标的,将自身针对银行机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拓展为针对金融市场的“最后做市商”,乃至直接干预风险溢价和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产生了大规模结构性货币政策。总体看,这些政策虽然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边界,却保持了市场中性,没有试图挑选实体经济部门中的潜在赢家。与之不同,中国推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多是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更具有产业政策的特征,也具有更强的行政主管部门——央行与商业银行联动属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结构性矛盾,财政货币协调

在经典理论框架中,货币政策针对总需求,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促进充分就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传统货币政策实践一般也都针对整个经济体系。但是,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金融市场流动性分层、信用分割较严重的情况下,总量型货币的结构效应同样突出。不少学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不同区域、产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反应程度的显著差异,并考虑了货币政策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的双重职能。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国家较早地实施了雏形式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包括美联储允许成员银行自主设定辖区内贴现率、日本央行开设工业和农业票据再贴现工具等。但央行群体真正关注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并试图加以引导利用,往往与经济体面临的切实困境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通过各种工具促使商业银行调整资产配置,希望能增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因为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标的资产超越了无风险的国债,并且直接影响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就此打开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大门。

一、西方主要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应用情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疫情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开创性应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两个重要窗口期。根据对金融市场干预的程度,可将其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流动性救助机制、利率结构调整操作和信贷引导政策。

(一)紧急流动性救助机制

紧急流动性救助机制主要指央行突破仅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的传统,为各类非银行机构及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创设的工具,包括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贴现工具只能针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发挥作用,难以稳定金融机构持有的各类其他资产价格。在此背景下,美联储打破常规,将货币投放的对象从商业银行拓展到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将操作标的从国债、银行票据拓展到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各类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推出了包括定期拍卖便利(TAF)、短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等带有结构性的流动性救助工具。此外,通过对SPV提供资金,由SPV购买指定目标资产,美联储将自身角色从“最后贷款人”拓展为“最后做市商”,帮助金融市场恢复功能,推出了商业票据融资便利、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和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等结构性工具。

与之类似,欧洲央行在次贷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中创设了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为债券市场提供流动性。在欧债危机期间推出了证券市场计划(SMP)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通过买卖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券来稳定金融市场。

(二)利率期限结构调整操作

利率期限结构调整操作,指央行不干预短期政策利率,同时试图影响长期利率的操作。这同样以美联储的扭转操作(OT)最为典型。在美联储引入扭转操作前,央行一般只影响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则沿着利率期限结构跟随变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零附近,降无可降。即使通过量化宽松大规模购买资产,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也没有出现预期中的下降。为此,美联储再次打破传统,调整购买的资产结构,保持资产购买规模不变,将3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卖出,替换买入5年期和10年期的中长期国债,直接影响中长期国债价格,降低了中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这一操作降低了长期无风险利率水平,使得其他中长期债务工具的融资成本下降。

此外,日本央行的收益曲线控制(YCC)也是货币政策直接干预利率期限结构的经典操作,但不同是YCC是为了保持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保护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低到-0.3%,国债收益曲线出现倒挂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2016年直接明确了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目标水平,承诺通过资产购买操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三)信贷引导和促进工具

信贷引导和促进工具指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压低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风险溢价,来促进信贷增长创设的工具。这类政策工具往往出现在实体经济面临持续危机的地区。因此,日本的实践走在欧美之前,而欧洲的实践走在了美国前面。

2010年后,为扭转经济长期低迷的现象,日本央行推出了增长促进融资便利(GSFF)和银行刺激借贷便利(SBLF),允许商业银行按照优惠利率从日本央行获得中长期贷款,用于扩大向企业和家庭部门发放贷款的规模。新冠疫情出现后,又推出应对新冠疫情特殊资金支持操作,为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合格金融机构提供等额零息贷款。

英国央行则推出了融资换贷款计划(FLS)和期限资助计划(TFS)。本质上,这都是在信贷疲弱的情况下对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提低成本中长期资金,类似于再贴现。FLS允许商业银行以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贷款为抵押品,借入国债,从而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以国债为抵押品获得资金。TFS直接向商业银行借出资金用于贷款发放,利率随商业银行向非金融部门发放的贷款数量提高而降低。

与英国相似,欧洲央行推出了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以优惠利率为信用机构提供不超过其对私人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余额10%的央行再贷款。迄今为止,这一计划共推出了三期,有效降低了欧元区经济体的信贷成本,进而刺激信贷需求。

最后则是美国在2020年新冠疫情出现后,采用了大量创新型结构货币政策工具,以防止出现实体经济危机,包括大众企业贷款计划(MSLP)、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便利(PPPLF)、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公司借贷便利(PMCCF、SMCCF)等。其中PMCCF允许美联储直接购买合格的公司债并向发行人直接贷款,SMCCF允许美联储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企业债和企业债ETF,PPPLF允许美联储向发放小企业贷款的合格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发展脉络

历史上,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剥离商业银行业务,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责时,就于1984年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集中资金、配置资金”,对具体的地区和投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当时,对各专业银行进行再贷款和再贴现在央行实现信贷规模计划、调节基础货币投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乃芳、李宏谨,2023)。直至1996年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计划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才从直接控制转向了以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

转型经济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很快促使人民银行在1999年推出支农再贷款,用于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涉农贷款,缓解城乡差距。此后一段时间,人民银行没有再推出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银行赋予了再贴现工具支持涉农、小微和民企信贷的功能。2014年开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长期面临存量信贷偏多而特定领域迫切需要贷款支持的矛盾。在扩张总量但需解决结构性问题思路的指引下,人民银行推出支小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和定向降准①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此外,2014年前后创设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O)、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也包含了调节金融机构资产结构,鼓励面向特定领域信贷投放的功能。这一阶段人民银行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使用持谨慎态度,并不认为应该长期持续。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为响应对各领域支持的需要,人民银行快速创设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等11项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国民经济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力响应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获得了行业主管部门的好评。

三、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

目前,按照人民银行官方口径,我国共推出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②,其中长期性工具3项,阶段性工具14项,余额共7.54万亿元,约占基础货币余额的20.3%,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7.2%(见表1)。可以概括其特征如下:

一是长期性工具使用率高,而2020年后陆续推出的阶段性工具覆盖面广,但使用率较低。长期性工具主要服务于普惠金融长效机制建设,包括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2024年一季度计划额度为3.3万亿元,实际余额为2.6万亿元,使用率达到87.9%。2014年,这三项工具刚推出时,存量仅为3870亿元,近十年间年化增速达到24%,大力推动了我国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除了2014年创设的抵押补充贷款外,阶段性工具主要于2020年之后推出,其特点是人民银行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委共同设立,有存续期,默认到期退出。目前,我国阶段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品种有14个,涉及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等重点领域,主要是提供低息再贷款资金,也有少数提供激励资金的形式。截至2024年一季度,阶段性工具计划额度(不含PSL、普惠小微贷款减息支持工具、收费公路贷款支持计划)为2.35万亿元,实际余额1.2万亿元,平均使用率为51%。部分工具使用率很低,如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等,需要加快进度或是调整相应工具。

二是低成本再贷款型工具为主,浮动激励型工具为辅但较受欢迎。低成本再贷款型工具普遍采取“先贷后借”模式,即商业银行先将信贷投放到特定行业和企业,再向人民银行报账申请低利率的再贷款支持。目前,一年期MLF利率为2.65%,不含PSL的再贷款型工具平均利率为1.75%,相较于银行2%以上的平均融资成本有一定优势。并且,2022年全年,MLF利率仅下降10个基点,结构性货币政策按照余额加权的平均利率则下行了30个基点(生柳荣、何建勇,2023)。目前,仅有3项阶段性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减息支持工具、收费公路贷款支持工具)采取浮动激励模式,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2024年一季度使用率达到69.3%,显著高于阶段性工具的平均值,除了财政贴息2%的设备更新改造转向再贷款外,这是使用率最高的阶段性工具。从实质看,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提供信贷,人民银行根据其信贷余额增量予以1%激励资金的形式与财政贴息很接近。上述激励资金的补贴力度高于银行从低成本再贷款中能获得的息差,这是浮动激励模式更受欢迎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人民银行创新推出两项直达型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也都属于浮动激励模式,这两项直达工具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应对冲击度过难关,参与的商业银行也很有积极性。

三是面向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层面的工具种类多而规模小,面向地方中小银行的工具种类较少且专注于普惠金融。结构性工具可根据投放对象划分为主要面向全国性银行总行、专属政策性专业机构和主要面向地方中小银行三类。其中,主要面向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包括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10项,这些工具的存续期较短,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更高。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余额为11578亿元,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余额的15.3%,规模偏小。专属政策性专业机构的工具有三项:抵押补充贷款、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和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相对特殊,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力的一条主要渠道,虽然是阶段性工具,但并没有明确存续退出期限,2024年一季度余额为3.37万亿元,占结构性工具余额近45%,其他两项工具余额则接近于0.主要面向地方中小银行的工具有4项③: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以长期性工具为主,2024年一季度余额共2.99万亿元,占比达到39.7%。这样的特征与中国“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设计相呼应:在可以长期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的支农支小领域,人民银行希望以地方金融机构为主;在需要短期提供定向支持的行业领域,人民银行更倾向于依赖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政策性更强的领域,人民银行通过支持政策性机构来履行职能。

四、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特色

总体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局限于危机期间的临时安排,多用于配合其他非传统货币政策,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突破有限,尽量保持“市场中性”,偏离总量性政策的特征不明显。与西方不同,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中国出现得比其他国家更早,应用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也具有更深远的渊源。具体而言,人民银行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策背景、工具与目标和传导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中国创设相关工具是为了应对长期结构性问题

由于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企业在短时间内遭受强烈负向冲击,金融市场失去活力。各国央行在短期内将传统货币政策空间快速用尽,但经济依旧需要支撑,因此需要突破常规货币政策。此外,美国的流动性创造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央行——商业银行”二元结构,高度依赖金融市场,美联储不得不拓展货币政策操作标的以覆盖风险资产,扩大货币投放对象范围以提供充足流动性。本质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不是为了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期间的困局,而更多源于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不一致,且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金融市场流动性分层、企业间信用分化,总量扩张型货币政策不能满足特定部门强烈的资金需求。这突出表现在一段时间内房地产行业对利率不敏感,过快扩张,房价上涨压力大;高污染、高耗能等工业难以持续增长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大多只能依赖内源融资和民间借贷现象突出;城市棚户区改造需求巨大但商业金融难以满足其需求等方面。在理论上,这些结构性问题可以依靠财政政策解决,但一方面我国财政政策决策流程复杂,不及货币政策灵活,另一方面在坚持平衡财政的前提下发力空间有限,因此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金融部门创造性地通过货币政策来舒缓。对人民银行而言,在外汇占款持续走低、国债期限结构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则可以成为基础货币的重要投放渠道。上述因素共同促成大规模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和应用。

(二)中国政策实施以定向调控特定领域为目标

纵观前述发达国家实践,虽然美联储实施的一级交易商借贷便利、定期拍卖便利、商业票据融资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市政流动性便利等各项工具让其货币投放的对象涵盖了银行、一级交易商、货币市场基金、企业、地方政府各类主体,但总体上,其操作以保证金融机构功能,维持金融市场流动性为核心。跟中国实践更相似的欧洲央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和英国央行融资换贷款计划虽都在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并限制了资金流入金融市场,但并未挑选特定行业和信贷项目。日本央行的贷款支持计划同样如此。可以认为,这些央行的超常规政策以调整金融体系无风险资产和信贷资产的结构为中间目标,而最终目标仍然是传统的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物价和就业稳定(彭俞超、方意,2016)。

与这些发达国家不同,人民银行推出的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和其他各类阶段性工具大多以定向调控某一类经济结构问题为目标。例如,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支持工具就是针对“三农”“小微”等国民经济薄弱领域提供定向的金融支持。再如,疫情期间推出的多种阶段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很多都是人民银行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委推出,直接定向支持碳减排、煤炭清洁利用、普惠养老试点项目、科技创新、设备更新改造等,具有一定产业政策的特征。

(三)我国政策工具传导机制更多样

理论上,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支持、低利率、风险缓释和预期引导四个渠道传导。西方发达国家的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低利率、风险缓释和预期引导这三个渠道传导。尤其是在危机冲击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损,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对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人民银行一方面修复了金融功能,另一方面也给市场传递出清晰的信号,让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能形成清晰的预期。少数信贷引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则借助了信贷支持渠道。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大特点则是高度协同。除了前述四个理论渠道外,另有两大特色,一是高度依赖商业银行,内嵌了强烈的激励相容要求;二是在政策出台的前中后注重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充分沟通合作,能借助主管部门的信息优势筛选合格企业。人民银行在政策执行中掌握了更多主动权,商业银行应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节奏及对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也由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评估决定。因此,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能得到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分支机构的密切配合,能高效地将信贷结构改善的外部性内部化,改变银行决策和行为。

注释:

① 当前,定向降准并不被人民银行认定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是宏观审慎评估系统的一部分。

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定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人民银行认可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不一致,容易导致讨论对象的内涵不清晰,难以达成共识。按照学术界的定义,人民银行采取的定向降准、各类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都属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官方在确认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会排除定向降准和各类借贷便利,体现了人民银行期待结构性货币政策能直接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特定行业。

③ 2022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并入支农支小再贷款管理,面向地方中小银行的工具从5项减少到4项。

参考文献

[1]彭兴韵,张运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J]。中国金融,2022,(14):30-32.

[2]彭俞超,方意。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J]。经研究,2016,51(07):29-42+86.

[3]生柳荣,何建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分析[J]。银行家,2023(05):48-52.

[4]苏乃芳,李宏瑾。结构性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与政策效果[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01):32-4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曹胜熙对此文亦有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道富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产业涵义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涉及两者内涵与产业载体。因为先进生产力必然要落实到产业和产业链上,所以从产业涵义角度讨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关系,可以引发人们对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布局的深入思考。

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解构为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3 个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即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3 个特征,是以创新为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出(新华社,2024)。

新质生产力因高质量发展而生,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及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既要求不断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也要求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不但能够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能够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以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还要求能够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使得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均可以得到保障。此外,高质量发展还要求能够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进而也能够极大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包括: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要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协调为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需要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以利于解决发展中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绿色是发展的底色,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强调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也要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开放需要以高水平的姿态构建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共享需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通过加大就业、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力度,使得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国民,从而也能够与生态惠民、生态富民目标保持一致(喻思南,202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从我国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出发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不但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而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生产力发展方向,为新时代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2 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诠释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是驱动绿色发展的先进生产力。依据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质生产力历次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深化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句话的理解。

1对“就是”的理解。大多数专家均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内核为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生产力属性,而且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因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而新发展理念中就包含了绿色发展理念。还有些专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句话进行了论证,认为新质生产力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支撑力,而绿色发展则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外,环保界专家还研究认为在全球碳中和的竞赛中,绿色生产力是决定谁有希望最终胜出并且能够跻身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2政治要求。“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句话既是从政治高度对绿色发展的进一步强调,更是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双碳”目标关切的回应,而不单纯是关于其内涵“是与否”的界定。绿色发展既然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那么绿色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应有内涵。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出发点,从而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向着集约化转变、由要素投入为主向着由创新驱动为主转型,这样一方面不但可以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创新成果之一,学习、领会、贯彻这一理论也应该是对每一位国人的政治要求。

3工作部署。从新华社通稿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放在工作部署的领句位置,而不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由此表明这一句话的内涵是新质生产力可以发挥作用的工作范围,其中涵盖了碳达峰与碳中和、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与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等众多领域。由此可见,这些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必须是绿色生产力,且绿色发展应当得到绿色生产力的驱动与技术支撑。在近年来的国家相关文件中,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等用语,其侧重点均是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部分之所以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而不是经济发展,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均放在文件的前面,即使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也是放在前面的。绿色是发展的底色,如果在绿色发展部分仍然强调经济发展,就难免会导致内容的重复。鉴于以上原因,因而在近年来的国家相关文件中绿色发展部分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从发展方式转型这个角度来进行工作部署。

4绿色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由于新质生产力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推动力,因此绿色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指明了发展方向。学术研究表明,绿色生产力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a.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就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加大绿色科技创新力度,要求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及其供应链,从而可以尽量减少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b.注重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此就要求加强环境治理,要求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可持续性,从而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c.注重气候的友好性。为此就要求重点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要求积极稳妥地实施碳达峰与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要求通过提高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来尽量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从而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也能够担负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d.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就要求发展不但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从而也可以为后代人的发展留有足够的资源与空间。

3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必须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之中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华社,2024)。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思考、梳理、挖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前进方向,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发挥出由科技创新来驱动与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1以新质生产力支撑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也是传统产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的过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途径,信息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与翅膀,大数据是中国式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新质生产力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传统产业是我国现有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还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并且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离不开传统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将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对立起来,更不能一味追求发展新兴产业而忽视甚至放弃传统产业,而应该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以推动传统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

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以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农业、城乡建设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的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工业现代化为支撑,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来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并努力破解碳减排技术进步、碳减排目标实现与制造业占比稳定的“三元悖论”;要通过转变商业模式、管理方式、服务模式,来推动我国制造业迈上绿色低碳、创新引领、智能制造的新台阶,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国产产品的附加值与科技含量。

二要全面实施资源节约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鼓励企业打造高效绿色的产业集群。此外,我国还应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综合利用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碳汇产业等绿色低碳产业,并应加快对节能环保降碳技术的研发应用,通过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力争能够以颠覆性技术与前沿技术来催生出新型经济产业、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新型经济动能,从而以引领我国经济能够迈上具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三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锂电池、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不断取得创新性突破,这些产业也成为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为我国传统产业的工艺改造、技术升级、绿色产品生产等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为我国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规模及其消耗强度提供了新的路径。由此可见,为了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需要我国重点培育、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以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来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要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在由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之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等,2024),就明确指出我国各地要因地制宜,要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重点科技发展方向,合理布局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量子技术、第三代互联网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力,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通过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以不断提升我国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从而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的协调统一。

五要针对不同产业分类施策。为了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就需要针对不同产业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为导向,通过分类施策来不断激励与推动各个产业的绿色生产力发展。例如,采掘业要在提高矿产资源采出率的同时,还要将矿山治理修复纳入总体发展规划,从而以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城乡建设要逐步提高建筑节能标准,鼓励打造绿色建筑,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交通运输业则要构建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体系,并应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及组合效率,从而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2以绿色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不但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而且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彰显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与实践逻辑。为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就要求我国应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等重大关系,要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应自觉把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均限制在资源环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做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其治理修复工作。

a.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了保证空气质量,我国应以细颗粒物控制为主,并应对含有污染物的水蒸气排放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以减轻“气象型”大气污染人为排放的叠加效应,从而以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为了保证水源质量,我国可利用水体营养物-鱼类-水草之间的动态平衡来改善水体质量等方法,来实现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综合治理,从而以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为了保证土壤质量,我国可通过种植能源植物来吸收二氧化碳及其土壤中的有害元素,并应同时强化对固体废物等污染源的治理,以及加快实施减污降碳协同工程,从而以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

b.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环境科技支撑体系、美丽中国治理体系,从而可以为我国的绿色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绿色科技是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为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我国应特别重视对多种污染物一体化治理技术的研发应用,尤其是要将能源转化及能源高效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国际能源组织(IEA)研究认为,目前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相关技术,还有近一半尚未开发出来。因此,我国应当以节能减碳为抓手,来大力推动对能源高效转化、能源储备应用以及氢能源发展等技术的研发;既要培育生态产品,也要拓展能够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路径,进而可以使得生态环境建设者、生态环境保护者劳有所得,并可以极大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的可持续性。

c.我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数据采集、传输、集成、共享、综合利用等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以此来提升生态环境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还应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的环保法律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并保障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产业结构高端化能够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地深入实施。此外,我国不但应充分认识到森林系统作为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潜在价值,以及在国家生态安全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从而以大力推动开展国土绿化行动,而且还需要充分发挥出海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应持续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并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努力实现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 发挥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中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途径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转化效率、提高生产终端用能水平、发展碳汇产业等。我国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就必须通过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生产力来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经学术研究表明,通过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就必须合理发展油气能源,安全发展核电能源,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绿色氢能等可循环利用及可再生性能源。此外,我国还应鼓励发展煤炭开发及转化利用技术,并应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进而构建起以新能源为主体,以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的电力系统(周宏春等, 2021)。

从能源转化和消费端视角来看,为了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就需要我国一方面极大地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终端消费环节努力提高我国的电气化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近年来,虽然我国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迅速,但由于受风力、阳光等自然条件制约,导致风力发电与光伏发电均存在着较大的间歇性、不稳定性、不可控性等问题,因而还需要通过加快储能及智慧能源的发展以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供应的安全。

由于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双碳”目标,还需要从需求端发力,应通过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拉动供给端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升级。为此就需要增强我国全社会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及可持续发展意识,应积极倡导绿色的消费理念,并可通过采取鼓励公众使用节能型环保产品、完善绿色产品认证采信推广机制、鼓励家庭垃圾分类、实施“光盘行动”等具体措施,从而使民众不但能够养成节约资源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而且也能够把建设美丽中国逐渐转化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国还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使之能够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为此,我国既要促进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与环保政策之间的协同,又要完善财税、金融、投资等管理体制,并可以通过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优化资金供给结构,从而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之中。此外,我国还应从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入手,来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难点、卡点,应通过健全中央环保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以及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和可持续发展(ESG)信息披露制度,进而达到能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目的。

参考文献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等,202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2024-05-23[2024-01-18],http: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9021.htm.

新华社,202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支部建设(8):4-5.

喻思南,2024.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4-04-08(19)。

周宏春,李长征,周春, 2021.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J].中国煤炭,47(5):1-6.〔ZHOU H C,LI C Z,ZHOU C,2021.Some thoughts on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neutrality[J].China Coal,47(5):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宏观纵览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将于今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撑和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全面深化改革重要位置,谋划和部署一系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持续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国家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须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和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延续经济增长与追赶势头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保障。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体现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思路。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看,从传统体制转向现代体制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转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产权保护,提倡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精神。因此,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达成都需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更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更加强调经济制度的完备性、更加强调公平竞争、更加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目标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居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章首位。首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前提。现代化经济体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建设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只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证内外双循环的畅通并实现内外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国内循环畅通的核心是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畅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有效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国际循环畅通要求进一步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新时代围绕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当前,我国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多元化,新的经济模式、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形成了丰富的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形式。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国有经济管理体系,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消除隐性壁垒,健全以公平竞争为核心原则的企业法人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自然人所有权和法人产权合法利益的保护,更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把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需求,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为此,必须坚决破除各类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质增效。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实现要素的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造高标准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基础设施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撑。不断提升市场基础设施水平,既是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抓手,又是提升我国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为此,应推动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高效联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道,加快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综合协同监管,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提升监管现代化水平。

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国内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进一步破除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市场体系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李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守英

坚持系统观念 畅通经济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要从经济系统整体性出发,协同推进经济循环各阶段的高效畅通。立足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内循环增强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通过国际循环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的战略抉择。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典范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自觉从系统观点出发,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运用系统观点洞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中凝练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系统观念的时代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在考察经济循环时,必须将各环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研究,做到统筹兼顾、总揽全局。在整体性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过程中,着力强化宏观政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

经济循环畅通的基础在于国民经济系统内各环节的动态平衡。所谓国民经济循环,就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依次转化所形成的经济运动整体。尽管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宏观政策的发力点对各个环节有所侧重,但要实现经济长期的行稳致远,还须各环节协同发力,在保证各阶段分别运行顺畅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之间相互适应、有效联结、有序转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多元和复杂的,来自经济循环的各个阶段,供给侧的冲击、需求侧的收缩,分配制度尚不完善,流通效率有待提高等等。因此,面对不同环节的不同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在推动分类施策的基础上强化政策统筹,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经济顺畅循环离不开国民经济系统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通和互动。系统观念强调系统的开放性,即系统必须时刻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认为开放是实现系统有序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必要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系统开放性原则的出色运用。全面准确把握“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循环畅通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系统与外界高效联通的必要性,良性交互、彼此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必须着力推动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内外循环互促、系统协调全面,推动形成更加有序、更有韧性、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循环。

二、以系统观点分析当前经济循环有待解决的问题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面临“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碰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形势。这表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尚存在较多堵点,经济畅通循环的基本条件尚需满足。

供给端问题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不平衡,创新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供给结构不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另外,现阶段国内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再到商业推广这一技术创新体系的基本链条仍存在多处卡点,产学研联系不够紧密、合作不够深入,制约了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随着全球单边主义上升、大国博弈加剧,部分生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日渐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

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应的是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居民消费倾向整体偏低、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就消费而言,分配结构不匹配消费主体,供给能力赶不上消费升级,中等收入群体服务化、品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加速增长,但受制于供给能力尚未追赶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导致需求难以实现或部分高端消费外流。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制约;基建投资受资金来源单一而回报周期长等因素束缚。

分配和交换作为国民经济系统内部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其效率高低深刻影响着供需能否顺利对接。分配环节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紧密相关。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抑制当前居民有效需求扩大的主要掣肘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居民部门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城乡、行业、地区收入差距较大,要素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从再分配看,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有限,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广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仍需加强;从第三次分配看,公益慈善事业规范度和透明度不足,参与主体多样化程度不高,对收入分配调整的贡献度仍然较低。交换环节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桥梁,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当前,我国交换领域效率偏低,物流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成本削减困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仍然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就国民经济系统与外部世界经济体系的耦合来看,世界经济的动荡变革,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导致内外循环的卡点频出,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等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和国际贸易萎缩。我国的高水平开放面临挑战,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式微,新的综合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形成,商品和要素流动阻力重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规则的制定将我国孤立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还有待加强,制度和规则的对接道阻且长。上述问题都是当前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因素,需要我们统筹兼顾,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多措并举推进经济循环动态高效运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因此,在将经济循环各阶段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认识和剖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更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全面、综合、准确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政策组合的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

协同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供给和需求要在总量和结构上实现动态平衡。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要以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加速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要抓核心技术的基础研发也要抓技术的应用和市场推广,协同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此外,要从全产业链统筹谋划,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着力构建传统产业新机制、新兴产业壮大机制、未来产业培育机制。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是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要综合运用税收调整、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和利率调整、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手段,精准实现对消费和投资的逆周期调节。在消费端,要持续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拓展消费空间,以高质量供给更好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投资端,既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也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发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新技术发展和新行业布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切实提高分配和交换环节对供需两侧的联通、保障、促进作用。多层次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要加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夯实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调节机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规范化管理,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有益补充和辅助,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综合监管体系。

全方位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高效畅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赋能,为现代物流体系提质增效;培育高水平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动各类要素的跨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此外,要着力破除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

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和双向开放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要大力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企业既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同时也要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产业链转变。

加强国内外商品和要素市场的联通。夯实外贸“三大支柱”,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稳固外贸基本盘。在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对国际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循环联动,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注重统筹贸易的发展与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不正当贸易保护,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丰富“反制”工具箱,完善多主体协同应对机制,为各类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良好的自由贸易环境。

加强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建设国内制度,积极“引进来”,尽快健全结构优化、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国内标准,促进标准认证衔接、破除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国内制度的国际化,充分运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踊跃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尤其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我国优势领域,努力实现中国标准成为国际通行标准。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张雨彤

为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奠定重要基础——分税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之一。在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前,我国主要采用财政承包体制,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收入,但由于其未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导致国家财力不能随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步提升,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也受到了一定制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包括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30年来,分税制改革保障了我国中央及地方两级财政收入,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现代税制的建设,并完善了预算改革及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现行财税体制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在总结分税制改革成效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予以完善。

分税制改革成效显著

——财政收入持续提升。在实行分税制之前,受当时财政收入分配模式的影响,财政“包干制”导致国家每年筹集到的财政收入基本是固定的数额,经济增长的成效无法反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积累及财政实力的提升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及地方两级财政关系及责任的明确,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获得更多的税收来源,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呈高增长态势,从1993年的11.93%增长到2012年的18.68%,2012年后虽有所下降,但至2023年也达到14.37%。

同时,实行分税制之后,央地两级政府也更为重视税收管理的规范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的筹集。促进税收收入发展成为财政收入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了衡量地方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实行分税制之后,央地两级的税收收入分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还分设中央税、地方税,但更为重要的模式是中央与地方分享制,尤其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入占比最大的几个税种,均采用了中央与地方共享模式。在经济增长及税收总收入提高的带动下,共享税的模式进一步带动了中央财政税收收入明显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由1993年的22.02%增长到2002年的54.96%,虽然2002年后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23年也达到了45.93%。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实力进一步提升,为我国通过实施转移支付等多项财政改革措施调节地方区域间的财政不平衡发挥中央财政的调节功能奠定了重要基础。

——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实行分税制之前,我国财政收入筹集能力有限,导致能够使用的财政工具也较为单一,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相应受到制约。实行分税制以后,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多次波动,内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始终能够持续发力,助力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向好,这与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具有坚实的财政实力密不可分。30年来,我国通过税收、补贴、国债等多种政策手段,多次相机调控,纠正市场失灵,减少经济波动,有效地发挥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保障稳定功能。

同时,在这30年间,我国实施了多项财税制度改革,免除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农资进行补贴;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些改革措施均是在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实施的,发挥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民生改善功能。

此外,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建立了分级预算管理体制框架,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体制,确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机制。一方面确保了财政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从而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对于维护地方财政平稳、规范、透明运行意义重大,也为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助力我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兼顾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发挥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统筹协调功能。

——现代财税制度逐渐完善。分税制改革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了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市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了国家和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为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央地财政关系框架基础,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30年来,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国从税制、预算和转移支付三大方向持续、全面、纵深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已基本建立现代财税制度,13个税种完成立法,宏观税负水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税收营商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现代化征管水平持续提升,预算管理及绩效评价机制更为科学,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一般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更为完善。可以说,分税制改革为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谋划新一轮改革

回顾分税制改革30年,系列改革成效显著。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应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优化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应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为着力点,一方面,通过省以下财政管理的创新性改革,积极探索实践,积累有益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助力更多的市、县财政强化自我造血功能,在不断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开拓出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进而促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财政不必要的负担,并综合运用预算、转移支付、债务管理等多种财政工具,形成政策综合协调效应,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机制,实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更好平衡及可持续性发展,以缓解目前地方财政困难问题。

在完善财政收入分配方面,应该坚持以保障中央财政收入为前提,进一步深化改革,调动地方积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财政资金应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以及重大风险防范,而这些方面的统筹需要以中央财政支出为保障。同时,我国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老少边穷及生态涵养区仍需要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国仍然需要继续提高地方的造血能力,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涵养税源,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税收收入不足问题。

在建立健全税收制度体系方面,不能仅仅拘泥于形成地方税主体税种,而应该基于整体税制建设的角度,以共享税为主要方式,形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共享中相互促进的成效,进一步夯实中央财政基础,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目前,我国主要以房地产以及财产行为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要减轻地方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程度,从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布局来看,科技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也将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因此,地方经济的布局也应该随之而调整,新质生产力在地方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越大,经济增长潜力就越大,地方税收收入也就越多。应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作用,比如,针对其附加值高的特点,考虑将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增值税免税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适用范围;针对其前期投资成本高的特点,延续实施初创期中小微企业部分阶段性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其无形资产占比大的特点,适度扩大无形资产一次性扣除政策适用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模式的发展给依托传统经济形态而确立的分税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具体来看,新经济模式虚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实体经济的地理局限,为企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虚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企业注册地与税收来源地背离情况愈发严重。以网络销售为例,在平台企业的连接下,企业可打破专设店铺式销售模式的局限,向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一突破物理联结的经营模式就使企业注册地与所得来源地出现分离,而我国的税收收入集中于企业注册地,加剧了税收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不均的程度。同时,这也会迫使部分地区以提供各类税费激励措施的方式吸引企业来本地注册。这一做法在短期内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长期来看,将阻碍市场公平竞争,影响税收收入的公平分配。

因此,在现有的税制体系下,应该建立健全与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更具适配性的税收制度,以促进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收入的整体增加。其中,可以积极探索以消费地为原则的税收分配机制,既可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引导其从“注重投资”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治理模式转变,又可以帮助管理部门摆脱由于新兴经济税收来源地不清导致税收征管执行难度加大的困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旭红

生产力质态跃升形成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形成的,是在传统的生产力质态基础上的革命性再造,是新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我们可以从生产力质态跃迁的视角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生产力质态及其形成过程

生产力的质态,是指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在物质技术属性上彼此互相适应、互相关联的状态,是一个状态稳定的生产力系统。所以也可以简单地说,新质生产力是新形成的、更高水平的、状态稳定的生产力系统。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始终没有脱离劳动范畴。从生产力发展规律看,马克思把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生产力三大来源(劳动力、自然力、科学技术力)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即作为生产力力量源泉的劳动力人化在劳动者身上,自然力物化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科学技术力渗透在生产力三要素中。这使得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形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和自然力相结合形成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二是劳动力和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三是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力相结合形成劳动的技术生产力。

生产力质态形成的这三个方面,深刻反映在历次产业变革的发展实践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机械技术、电气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相继出现,递次实现了生产力质态发展的革命性重塑与深化。首先,不论是珍妮纺纱机之于英国手工纺纱业、大容量发电机之于西门子公司的发展,还是今天微型计算机之于企业生产组织管理的再造,都反映了在技术萌芽期,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方式实现全面变革的历史过程。这既创造和发展了单个劳动力所不能展开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又在实现生产资料与社会化劳动力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叠加的生产力。进一步地,伴随关键技术的逐渐成熟,一系列与关键技术紧密关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诞生,使得技术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和效能、拓展了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使用范围,最终,技术生产力同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共同作用形成新的生产力质态。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不论是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信息化和数智化时代,劳动生产力质态变迁的过程,都是劳动的三种生产力,即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生产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各方面的共同跃升

新质生产力是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由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共同跃升,因此其发展的复杂程度更高、协同范围更广、支持能力更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的技术生产力为核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靠劳动力的单一发展和生产资料的单一技术性改造来实现的,它的发展包含了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质态的全面跃升,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劳动者技能素养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地,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只为单个产业的改造升级提供支持,更需要一体推进全产业发展,形成相互支持、体系完备的产业长期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技术创新的渗透融合作用更加凸显,能够从更高层面引领社会分工协作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的技术变革,在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的优化组合中,形成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发展新模式,推动生产力质态迈向新高度。劳动的技术生产力通过与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叠加作用,在纵向上进一步深化产业内部劳动过程的技术形态变革,形成更高质量的生产力要素和更高水平的生产效能,为更加集约、更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横向上,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打破了产业间协作的技术壁垒,推动了产业分工协作范围和深度的革命性延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只是针对物质生产部门分工协作本身的发展,还包含了与知识生产、技术生产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分工协作的深化。这种科技创新活动同产业活动的更好结合,需要通过对社会分工协作模式的创新性改造,推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来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社会分工协作模式的全局性变革,才能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相互促进、相互适应,从而在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过程中,形成科学高效利用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力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技术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叠加作用,可以实现对产业、产业链、产业体系等各层级产业协作发展模式的革命性重塑,形成有助于高效利用、集约利用、循环利用、开发利用自然力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为前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条件不只来自自然资源,而且进一步拓展至新能源、新材料等高价值量的商品,这为更科学地利用自然力奠定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形成了以发展绿色生产力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跃升。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基于绿色通用技术扩散、绿色专业技术应用和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绿色化转型,实现“改造利用自然力”和“再生修复自然力”两大环节的产业化,进而形成以绿色、低碳、循环为核心特征的经济新形态。这为推动全社会、全产业的绿色低碳、更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与技术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叠加作用,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形成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在内的绿色产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为全社会绿色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与其他产业、产业链、产业体系的多层次协同发展新模式,可以推动全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的社会化循环生产体系。

立足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是要素质量革命性提升的过程,又是要素资源配置体系化完善的过程,还是要素使用绿色化集约化的过程。推动产业实现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立足产业高端化发展,实现生产力的升级“蝶变”。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高端化的必要条件,实践中需要结合不同的技术属性和产业特性,在渐进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生产力升级“蝶变”的发展路径。一是以原创性、颠覆性的数智化通用技术为主导,在对产业广泛赋能中推动生产力质态向更高水平的跃升,在推动产业更新再造中实现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发展。二是以原创性、颠覆性、前瞻性的未来技术为指引,在积极谋划发展未来产业的过程中探索未来技术创新对生产力更高发展起点的奠基作用,实现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种类和形态的极大丰富、生产边界的极大拓宽、生产空间的极大创造。

立足产业绿色化发展,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通过加强对利用和改造自然力的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得以实现与产业绿色化发展相辅相成的生产力质态跃迁。一方面,绿色技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科学利用,通过传统技术改造、设备升级和材料优化,推动了包括生产过程的清洁化、资源利用的循环化、要素使用的集约化、能源消费的低碳化、产品供给的环保化等在内的产业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绿色产业、低碳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作用,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发展模式的绿色化和协作方式的集约化,在各类生产要素围绕“绿色发展”这一共同利益的创新性配置过程中,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环境更加友好、发展更可持续、模式更可推广的新质生产力质态。

立足产业融合化发展,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单靠个别产业的突破革新实现,需要依靠包括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内的产业融合发展来实现。一方面,要在产业与科学技术体系、社会化协作体系的融合发展中夯实和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在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融合发展中,提升新质生产力质态。为此,必须着眼产业发展全局,实现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者全生命周期的融合发展,在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郎旭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冒佩华

金融透视
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的现实基础与未来考虑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探索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文章总结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了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纳入政府工作十大任务,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我国高度重视绿色金融“顶层设计”,是最早将绿色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国家,也是率先建立起比较系统地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的国家。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等部委便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二是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形成。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为主,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产品为辅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末,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绿色债券存量1.98万亿元;我国可持续基金也取得较快增长,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三。三是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完善。央行创设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向绿色低碳领域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四是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人民银行联合中外金融机构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助力全球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

二、交易中心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探索实践

2021年以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双碳目标系列政策部署,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市场机制,服务经济绿色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不断加强系统建设,为绿色金融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服务,有效支持绿色债券融资

银行间市场是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截至2023年末,中国境内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约为3.62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规模约为2.78万亿元,占比76.8%。作为银行间市场基础设施单位,交易中心积极为绿色债券提供发行服务,不断优化交易机制,有效提升绿色债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

(二)完成并持续推进绿色债券贴标工作

20235月以来,交易中心在绿色金融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专家组,按照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以下简称《共同分类目录》),组织中介机构开展银行间市场存量绿色债券的贴标工作。在首批贴标工作中,交易中心建立了初识及复核机制,保证了贴标质量。2023714日,绿色金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符合《共同分类目录》的绿色债券名单,引起市场热烈反响。

截至20242月末,交易中心已牵头公布了9批符合《共同分类目录》的债券(以下简称CGT债券),经认证的银行间市场存量CGT债券共268支,其中221支处在存续期,余额为2936.88亿元。

(三)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交易中心积极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一是不断丰富绿色债券指数系列。自20217月推出第一支银行间绿色债券指数以来,交易中心现已发布10支绿色债券指数,在表征绿色债券的市场行情、丰富投资者业绩比较基准及投资标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首批CGT债券清单发布后,交易中心及时发布首批CFETS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指数系列,帮助投资人构建CGT债券投资组合以及资管机构发布相关产品。

二是为绿色业务提供交易平台。为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交易中心为国开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机构的绿色业务回购交易提供银行间市场本币交易平台;为市场首单挂钩绿色资产支持票据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提供交易服务;支持国开绿债标准债券远期实物交割,促进绿色债券二级市场价格发现。

三是推动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绿色产品创新。例如,中信银行、东方证券等发布了跟踪CFETS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主题的债券篮子,路博迈基金发行了绿色债券主题基金,招商银行携手招商基金发布了市场首支挂钩“CFETS银行间绿色债券指数的绿色债券指数基金。

(四)做好“双碳工具”申报系统开发,高效服务央行履职

202111月,央行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向碳减排和煤炭领域企业发放贷款,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支持双碳工具申报审核,20229月交易中心上线NFCMM系统。截至202312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余额分别为5410亿元、2748亿元,累计推动实现碳减排超过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三、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碳减排支持工具在降低绿色产业企业的融资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信贷分配不均匀、投放领域过于集中等问题。碳减排贷款发放地区集中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放行业高度集中于清洁能源领域(占比97%),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的设施建设与运营为主,碳减排技术领域贷款占比不到0.2%

二是银行间市场在《共同分类目录》基础上做了许多工作,但CGT债券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流动性较低。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CGT债券的流动性较差,原因不在于CGT债券的绿色属性低,而在于CGT债券的数量偏少。CGT债券具有双重认证效应,依次经过两家第三方机构认证,且同时符合欧盟和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因此其绿色属性较强。目前,CGT债券约占银行间市场存量绿色债券的两成左右,占比仍较低。

三是绿色信息披露工作仍存在一些难点,表现在:1.金融机构绿色信息披露发展较快,但基础数据获取困难,数据准确度和采集效率不高。2.企业绿色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渠道以及信息平台,导致绿色数据获取难、质量不高,容易形成企业环境造假、漂绿等现象。3.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缺少集中式绿色交易和信息平台,不利于推动绿色信息展示、数据标准化和绿色金融监管。

四、下一步工作考虑

在人民银行领导下,银行间绿色债券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绿债市场,在服务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一是建议相关部门完善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关工作。延续实施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增加碳减排支持工具规模,适当扩大金融机构对象范围和支持领域,争取更多的地方性银行进入实施范围。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质押品范围,如碳中和债券、碳基金等创新资产,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产业的资金引导与支持力度。

二是建议加强CGT债券市场建设,推动多元化产品创新。继续做好银行间市场存量绿债按《共同分类目录》的贴标工作,推动更多发行人发行CGT债券。推动多元化产品创新,允许在银行间市场推出绿色债券ETF产品,充分利用指数化投资风险分散、透明度高、投资成本低的优势,降低绿色债券投资成本和难度,提升绿色债券流动性,推动实体经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建议加强绿色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推动建立面向银行间发债企业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绿色金融信息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夯实环境信息披露的数据基础。加强宣传培训,提升金融机构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专业能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健全绿色信息披露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温梦瑶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评述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引领作用。自贸试验区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且是我国制度体制机制创新的策源地。2023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在此战略背景下,我国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备受关注,它不仅为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注入源头活水,更为我国高水平扩大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是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实践证明,金融创新不仅涵盖了制度体制机制探索、跨境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应用、金融监管改革等诸多领域,而且通过金融创新案例展现了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转变政府职能、引领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研究金融创新案例是评估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成效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年来的金融创新案例的系统研究,评价其创新逻辑、实施效果、复制推广价值以及启示,为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提供实证检验和决策参考。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概览

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简述

截至202312月,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共发布了727个金融创新案例(见表1),展现了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总体态势。从各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特点来看,前两批自贸试验区在创新案例数量和覆盖面方面表现突出。具体来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账户、交易平台、保险、直接融资(债券)和衍生品等领域;广东自贸试验区侧重于金融科技和保险创新;天津自贸试验区突出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创新;福建自贸试验区主要聚焦外汇管理改革、保险和市场准入创新。相比较之下,后五批自贸试验区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并且没有单独发布金融创新案例,而是包括在制度体制机制创新案例之中。

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复制推广情况

截至202312月,国务院复制推广了七批共167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其中涉及金融创新的试点经验共计15项,占总数的9%。此外,国务院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复制推广了98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其中金融监管机构复制推广的试点经验有23项,占各部门复制推广试点经验的23.5%。商务部陆续公布了五批共84个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其中金融创新案例11个,占比为13.1%,覆盖了风险监测防控、资产证券化、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业务等关键领域。复制推广的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作为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两种表现形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了有机的互动关系。试点经验主要从宏观管理、政策引导层面进行总结和提炼,展现出系统性、创新性和引导性;而最佳实践案例则更多地从微观管理、实践操作层面进行总结和提炼,反映了自贸试验区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实践探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和建设发展。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选取

在探索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过程中,案例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揭示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还可以为其他自贸试验区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确保案例质量、权威性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遵循了四项筛选规则:经国务院或相关部门正式认可、实践操作中已获得可行性检验、能涵盖诸多金融创新领域以及能满足复制推广的时间范围。

在满足筛选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综合性指标来选取案例。这些综合性指标主要包括:案例的权威性和认可度,注重优先选择由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等发布或认可的案例,以保证案例的权威性和认可度;案例的创新性和实证性,注重所选案例应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能为自贸试验区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创新思路或解决方案;案例的成熟度和实施效果,注重案例在实践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及其可持续创新潜力,要有一定的成熟度;案例的影响力和复制推广价值,注重案例在全国自贸试验区的影响力和复制推广价值,以期发挥示范引领效应;案例创新的覆盖面和典型性,注重所选案例应能涵盖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诸多领域和方面,以反映案例创新的覆盖面和典型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注重所选案例具有可靠的数据支持,以服务案例研究的完整性和说服力。

基于上述规则和标准,经过深入调研和严格评估,最终筛选出10个最有代表性的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涵盖了从上海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到湖南、江苏、安徽等地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创新等。这些案例不仅展现了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试验价值,而且因其在全国的复制推广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这些金融创新案例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优化投资环境和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试验成效显著,为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可以预见,更多金融创新案例的复制推广,必将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实施提升战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评述

上海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创新

背景与目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9月成立以来,致力于大胆创新和“先行先试”,不断优化贸易投资环境,引领我国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推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FT账户体系),旨在简化投融资汇兑流程、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积极为自贸试验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资金使用体验。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FT账户体系凸显了综合金融服务功能,覆盖了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投融资创新等诸多领域。该体系通过引入符合国际惯例的管理原则,建立了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实现了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可控。特别是“一线放开、二线有限渗透”的管理模式以及四条资金划转通道设计,极大地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流动的便捷性。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FT账户体系实施效果显著,提升了自贸试验区内资金的使用效率,便利了企业跨境业务,并通过有序管理和严格资金监管,有效隔离了境外资金对境内市场的直接影响。这一账户体系的试验成功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提供了借鉴。与此同时,FT账户体系提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推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不仅如此,这一创新试验也为全球金融管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参考,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创新

背景与目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必然选择。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外商投资企业意愿结汇模式,旨在推动由市场主导外汇资本金的结汇决策,可以提高企业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外商投资企业意愿结汇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赋予企业结汇自主权,允许其根据经营需要和市场汇率自主决定结汇的时机和金额。在操作机制上,强调银行审核与外汇管理部门事后核查相结合,确保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与此同时,引入“负面清单”和银行结汇支付特殊备案制度,优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透明度。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意愿结汇模式扩大了企业资金使用的自主权,降低了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提高了投资便利化水平。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后,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一创新举措证明,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外汇管理的市场化、便利化改革,有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上海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创新

背景与目的。在全球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提升跨境电子商务效率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上海自贸试验区创新推出了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该创新举措旨在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减少汇率风险,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创新的核心在于引入第三方支付机构直接参与跨境电商人民币支付结算,实现支付流程的电子化和自动化。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桥梁,通过电子化平台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简化了跨境支付手续和汇兑流程,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安全性。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实施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跨境电商业务量迅猛增长,交易效率和安全性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该举措还有效解决了多币种交易带来的风险和高汇兑成本问题,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积极示范。此外,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该举措还为跨境支付提供了法律监管保障,推动了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天津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创新

背景与目的。天津自贸试验区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和业务拓展,在服务国内外融资租赁机构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为提升租赁业务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天津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举措,旨在降低汇兑成本和风险,推动天津国际租赁创新示范区建设。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模式的核心在于允许满足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特别是购置资金中外汇贷款或外币负债超50%的公司。此项创新举措大大降低了货币兑换成本和风险,推动了租赁行业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还实施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外汇管理创新政策,其中的“东疆模式”在飞机租赁领域的创新举措尤为突出。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政策实施后,促进了租赁业务增长、汇兑成本降低、国际化水平提升,验证了试验政策的有效性。20177月,该政策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后产生了积极效果,其创新模式在租赁资产证券化、绿色租赁、金融科技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为其他自贸试验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大大提升了天津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行业在全球租赁市场的竞争力。

陕西自贸试验区“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创新

背景与目的。陕西自贸试验区针对中小企业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物而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探索推出了“信易贷”服务。该创新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50万元至500万元的无抵押、无担保贷款,开辟了新的融资路径。在此基础上,推进了自贸试验区的信用体系建设。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信易贷”打破传统的融资范式,通过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企业信用积分系统,实现无抵押、无担保贷款。该模式创新性评估企业信用,突出银行精准信贷,特别是从在线申请、快速授信等服务流程方面提高了融资效率。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信易贷”使中小企业不需要抵押担保即可获得银行贷款,通过建立信用普惠体系和积分系统,提升了企业信用意识,降低了融资成本。与此同时,风险补偿政策激励银行放贷,增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能力。20199月,陕西自贸试验区“信易贷”模式由原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向全国复制推广,助力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其中信用信息共享和评价体系建设的经验为我国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川自贸试验区“银政互通”模式创新

背景与目的。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政务数据的共享与整合已成为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四川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了“银政互通”模式,该创新由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其目标在于利用政务数据优化不动产抵押登记流程,以提高金融服务的响应速度和优化服务效能。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银政互通”模式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其采用的“一网、一分、两互”分布式共享理念。该模式通过标准化的数据接口,系统构建了银行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安全、高效的数据交换通道,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业务的线上协同处理。与此同时,项目还广泛采用了电子证明、电子合同等数字化工具,进一步简化了业务流程,推动了金融服务向全面数字化转型。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截至2020年,四川自贸试验区“银政互通”平台已成功处理抵押登记业务64.3万件,贷款总额达3144亿元,生成电子证明39.4万份。这些成果不仅验证了政务数据共享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有效性,而且也为其他自贸试验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这一创新案例充分显示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也为我国深化金融创新提供了新思考。

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

背景与目的。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资产,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南自贸港凭借其独特的政策优势,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了知识产权的应用和发展,积极助力自贸港建设。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海南自贸港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在于针对其特色产业如生物医药产业探索证券化产品,引入保险池和流动性投资者增信机制,并与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合作以降低法律和金融风险。这一创新举措充分结合了自贸港特点,探索研发了系列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海南自贸港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创新实践,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创新模式得益于政策引导和监管支持,得益于制度创新和多方机构合作,更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在金融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海南自贸港的创新经验为其他自贸试验区提供了借鉴,凸显了知识产权证券化在解决融资难问题方面的应用前景。

山东、天津自贸试验区动产质押融资创新

背景与目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多是因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山东、天津自贸试验区探索创新了动产质押融资模式,允许企业以应收账款等动产为质押获取资金,旨在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山东、天津自贸试验区动产质押融资模式的创新体现在四方面:政府采购合同质押融资,重在解决政府采购链上企业的融资问题;建立线上标准仓单质押融资体系,重在解决传统模式中的重复质押、权属不清以及效率低下问题;结合区块链技术,推出基于数字仓库和可信仓单的动产质押融资;发布数字工程标准,推动大宗商品数字仓库的健康发展。这一创新举措提升了融资效率和安全性,推动了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山东、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创新实践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状况,促进了数字仓库和可信仓单的发展,实现了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目前该成功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动产质押融资模式将为其他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广东自贸试验区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创新

背景与目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跨境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广东自贸试验区作为珠三角的经济枢纽,面临着跨境缴税流程复杂和成本提高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广东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系统,旨在优化跨境缴税流程,为企业提供便捷的税务服务,以适应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增长的跨境业务需要。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系统引入银联信用卡和云闪付App支付,实现税款和社保费的实时清算与直接入库。与此同时,提升境内外支付系统的兼容性,推动跨境人民币银行端查询缴税等服务创新。通过财税库银联网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结合,实现了全流程电子化和自动化。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系统在自贸试验区的成功实践,简化了税务流程、节约了成本,提升了税收效率。横琴片区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其优化跨境缴税的效率。此项创新对其他自贸试验区处理跨境税务问题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更是金融科技与税务服务有效结合的经典案例。

湖南、江苏、安徽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

背景与目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手段,受到传统模式的诸多限制,影响了其融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湖南、江苏、安徽等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

创新点与操作机制。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省、市两级风险补偿资金,与银行合作,针对中小微科技企业实行风险共担;江苏自贸试验区推出在线知识产权融资产品,实施“免评估”模式简化流程;安徽自贸试验区构建“信易贷”平台,支持科创企业在线质押融资,以拓宽融资渠道。

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在实施中提升了融资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进程。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完善金融生态系统,是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其他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的启示借鉴

基于对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的系统梳理,本文分析归纳了其创新点与操作机制、实施效果与复制推广价值等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了金融创新取得成功的核心要素,期待能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与启示借鉴。

政策引导与监管支持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基石

自贸试验区开展金融创新,政策引导和监管支持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宽松的政策环境与有力的监管支持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方向引导和制度保障,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通过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为自贸试验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先行先试”创造了前提条件,可以在宽松环境下测试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一旦这些金融创新成果获得有效验证,即可推动试点在更大范围内实施,从而促进自贸试验区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强。例如,20139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设立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制定出台了系列特殊政策,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赋予“先行先试”自主权。经过大胆探索,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和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等创新案例,均获得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

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是金融创新的动力源泉

自贸试验区通过制度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试验,可以弥补市场发育的缺陷与不足。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创新为例,“意愿结汇模式”扩大了企业资金使用自主权,降低了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证明,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外汇管理市场化、便利化,有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效弥补金融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又如,山东、天津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动产质押融资模式,允许企业以应收账款等动产为质押获取资金,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提升了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水平。再如,湖南、江苏、安徽等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利用企业的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不仅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而且更加精准地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验证了只有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才能获得动力源泉和市场认可。

突出特色与差异化发展是金融创新的核心精髓

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应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的金融创新策略。例如,陕西自贸试验区针对区内中小企业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物而面临的融资难问题,通过建立信用普惠体系和积分系统,探索推出了“信易贷”服务模式,提升了企业信用意识,降低了融资成本;天津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探索推出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模式,降低了汇兑成本和风险,丰富了天津国际租赁创新示范区内涵;海南自贸港发挥中央赋予的政策优势,结合其自身发展条件,选择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作为突破口,探索了知识产权证券化解决融资难问题的应用场景。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应紧跟金融科技发展步伐,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模式实现了缴税全程电子化,为纳税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税务服务。上述因地制宜的金融创新案例,核心精髓在于突出自身特色,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部门协同与跨领域合作是金融创新的组织保障

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协同与跨领域合作。以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业务创新为例,该创新业务涉及支付机构、电子商务、外汇管理等诸多相关部门的政策协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实现跨行业领域的合作,才能完成金融创新的完整流程,达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目标。再如,四川自贸试验区探索推出的“银政互通”模式,其背景是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政务数据的共享与整合成为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关键因素。“银政互通”旨在利用政务数据优化不动产抵押登记流程,以提高金融服务的响应速度和优化服务效能。“银政互通”模式使数据接口实现了银行与政府部门的有效联通,为政府与金融机构实现部门协同与跨领域合作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复制推广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创新的既定目标

成功的金融创新案例应该具备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可以有效推动自贸试验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梳理的我国自贸试验区10个金融创新案例,均是先后被国务院、金融监管总局和商务部等向全国复制推广的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这些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为我国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创新参考,具备较高的可复制可推广价值。笔者认为,金融创新的宗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不断增长的多元发展需要。与此同时,通过复制推广这些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调动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实现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

作者王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银行家》杂志主编、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宋林系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银行家》杂志、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王力;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宋林书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摘要: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发展绿色金融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介绍了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从完善政策体系、改进披露机制、建立评估系统、促进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建议。通过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引导资金流向,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中和,碳达峰

中国在20209月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将进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目标。同时,中国将致力于实现碳中和,力争在2060年之前完成碳中和目标。“双碳”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国家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转型的必经之路。然而,中国的能源消耗结构主要是以煤为主体,这给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再一次强调了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和紧切性[1]。在“双碳”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加强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有必要健全绿色金融制度。

本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系统地分析、总结了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有关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国情,为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有助于金融机构精准识“绿”、用心助“绿”、耐心护“绿”,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一、“双碳”背景下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1.绿色金融制度较为完善,同时配备成套服务体系

随着全球变暖,极端环境问题正在并将继续肆虐全球,侵害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并阻碍人类发展。为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颁布了多项政策。例如,美国通过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等法律;英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制定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和《英国能源安全战略》;日本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等多项法律;欧盟先后发布了《欧盟绿色债券标准》、《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以及《气候基准及信息披露规范》等报告。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得绿色金融得到更完善的发展[2]。同时,部分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配套服务体系。多家金融机构,如国际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发布了绿色金融指数,以指导投资者寻找那些能够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公司。

2.绿色金融市场交易规则逐步完善

绿色金融市场建立了完善的政策监督体系,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英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政府通过提供绿色金融融资担保来鼓励企业开采新能源。政府还为那些致力于研发可再利用的绿色技术的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以促进它们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正在努力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交易规则,以便更加合理地利用市场资源。

3.绿色金融产品持续创新,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西方国家不仅推出了传统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信贷和债券,而且也开始开拓更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托、融资租赁和保险。美国的信托产品更加注重环保,它们专注于环保的房地产,比如BREEAMLEED的房地产资产,它们都是经过国际环保机构审核的。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正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住房太阳能投资计划,旨在帮助那些拥有较高信誉的客户,他们可以免除任何首付,并且可享受640分的贷款利率,贷款的年限可达20年。2016年,大韩民国环境部和韩华财险共同推行低碳环保绿色车险,以此来激发公众的环境意识,并且为了支持公众节能环保,提供了相关的保险补助,以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减少汽车的消耗。

二、“双碳”背景下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1.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基本完善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绿色金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绿色金融的政策顶层设计逐渐深化[3],对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央行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这说明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制定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的国家。从《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至今,央行不断加强绿色金融扶持,实现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理念,并有效完善了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促进我国的双碳目标实现。

2.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渐从区域试点走向全国市场

2011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天津等七个省市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4]。自20136月起,七省市陆续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710月,碳排放单位共成交约4.06亿吨二氧化碳,成交额超过90亿元。20212月,我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面开启了碳排放交易市场新篇章。2021716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七省市试点扩大到全国各地区,标志着碳交易市场由区域试点转向全国市场发展。

3.绿色金融在各领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任务中贡献度持续攀升

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为此不断努力。同时,中国致力于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能源需求量还处于上升阶段。从能源消费结构与来看,如图1所示,2022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消耗总量的56.2%,双碳目标的实现仍任重道远。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各领域、各行业都将进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刻调整。绿色金融的发展为企业减少碳排放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不仅可以降低外部成本,而且还可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来实现双碳目标,从而推动产业的发展,使其朝着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三、“双碳”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困境

1.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完善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绿色金融成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国家为绿色金融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但效果不佳。以目前的补贴政策为例,尽管政府的补贴降低了绿色金融项目的融资成本,但是由于政府补贴的大小和发放机制等缺乏规范,绿色金融机构往往只是因为补贴而向这类项目投入资金,而并非基于创新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这可能会阻碍绿色金融机构对于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从而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2.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亟待完善

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是指用于披露关于绿色金融活动和项目的信息的制度和规则,它在保障投资者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激励绿色金融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尚不规范,主要体现在披露的内容缺乏规范性,不同机构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性较大,难以进行数据比较和投资分析;信息披露渠道分散,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渠道过于分散,投资人难以集中看到信息;投资透明度不高,部分绿色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存在信息缺失,虚假宣传,不实描述等问题,这种情况带来投资者追踪项目的难度。为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有必要加强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的规范性建设。

3.缺乏绿色金融评估标准

绿色金融评估标准是对从事绿色金融活动的机构或项目进行评估时所使用的一套衡量其绿色程度、环保性、社会贡献等方面的指标、标准和规范。其目的是为了规范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市场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相关领域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较发达国家起步晚,因此绿色金融的评估标准还有待完善。

1)评估标准不完善。目前,我国绿色金融评估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缺乏完善的绿色金融评估标准。定量指标不够科学,行业分类不够精细,无法统一衡量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贡献程度。

2)评估机构不规范。绿色金融评估机构数量众多,但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道德规范、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从而使得市场信誉不统一。

3)评估结果不透明。绿色金融评估结果的公开透明度不够高,投资者难以获得清晰、准确的评估结果,难以进行有效价值分析,从而影响了投资决策。

4)评估成本偏高。绿色金融评估涉及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使得评估成本居高不下。

同时,我国对“绿色”项目的认定方法、“绿色”企业的认定标准以及“绿色”信用的统计指标等都存在较大的问题。截至目前,全球有38个国家和134家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领域采用了赤道原则框架,而我国仅有九家金融机构(包括兴业银行、湖州银行、江苏银行、贵州银行、重庆银行等)采用该框架,而六大行等作为绿色信贷主力军均未加入[6]。由图2可知,当前我国的绿色信贷评估标准是基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其评估方式与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原则等相比更为宽泛。

4.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尽管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在国内外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但依然面临着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市场创新能力和产品多样性相对较弱,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具体来说,从融资结构上看,我国目前仍然以绿色信用为主,该领域所占比例超过了90%。在整个绿色金融中,符合ESG要求的绿色债券、绿色股权融资等资管类相关产品的数量和投资规模所占比例都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存在很大差距。此外,从融资产品来看,我国缺乏标准化的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产品多样化程度低,创新力度不够,对创新型、环保型的绿色金融产品缺乏相应的标准与规范,缺乏渠道和平台,导致很多绿色金融产品无法得到有效推广和落地。绿色金融产品安全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等问题仍然没有达到更好的解决,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也阻碍了金融机构开展更多绿色金融业务的动力。

5.绿色金融专业团队人才缺乏

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需要具备绿色金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来支撑,而当前绿色金融专业团队人才缺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虽然一些高校已经开始设立绿色金融课程,但是相应的培养机制还未完善,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人才也较为常见。绿色金融专业人才供需不平衡。目前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专业人才的培养速度和引进速度,导致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绿色金融领域多项复杂性。与传统金融市场相比,绿色金融领域存在很多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和绿色技术应用的跨学科性,需要专业的人才来支撑。涉足绿色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需要具备强大的复合型专业技术能力,包括绿色风险评估、环保项目审查和绿色融资产品定价。目前,绿色金融评价主要关注支持产业目录内项目的绿色金融活动对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而对于复杂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绿色技术应用缺乏相应的专业认知和评判体系。因此,绿色金融领域需要培养金融和环保方面的全面复合型人才,提高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专业化水平,完善绿色金融业务的实施效果。

四、“双碳”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1.加快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必须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并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以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可以加大对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的监管力度,促进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鼓励绿色金融参与者遵守和执行这些标准。行业组织可以发挥协作和组织作用,推动绿色金融的标准化,提高其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投资者可以在投资时对绿色金融项目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评估,尤其是在风险管理和资金运用方面。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和投资者共同努力,加快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和应用,将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扩大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支持环保产业的创新发展和提升环保领域的融资质量,也可以切实维护金融风险防范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改进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

改进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主要措施包括建立信息披露标准体系、加强信息公示和披露要求、强化审核和监管、提高可视化程度和推动信息共享和合作。通过这些改进,可以为绿色金融市场提供更透明、更安全的环境,促进公众和投资机构的参与,并提高社会对环保产业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为改进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应建立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标准体系,由独立第三方机构验证和评估融资方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数据,同时根据不同绿色金融产品的特点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体系,涵盖基本信息、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同时,相关部门应制定更明确的信息公示和披露要求,要求绿色金融产品发行者按规定的要求及时、全面、真实和准确地披露信息,并采用科技手段加强信息披露的质量检验和数据分析,严格审核和监管信息的缺失、虚假和误导行为,对此进行处罚和追责。通过采用可视化手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信息的易懂性和易于查询性,同时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优化市场稳定度并提高公众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知度,改进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可以为绿色金融市场提供更透明、更安全的环境,促进公众和投资机构的参与,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可持续的金融支持,并提高社会关注度。

3.建立绿色信贷评估系统

建立绿色信贷评估系统,有助于银行和金融机构更好地识别、评估和管理风险,提升其环保意识和绿色金融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绿色标识”统计体系,完善“绿色金融”基础标准,明确“区域”和“重点”之间的联系,指导“绿色”投资的高效发展。为促进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发展,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如《气候债券标准》、《绿色债券原则》和《赤道原则》等,加强国际间绿色金融的交流和合作。这不仅可以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认可度,同时可以利用双边合作政策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绿色产业。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合作提供便利,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7]。为推进绿色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进行一系列调整,确保绿色产业和绿色信贷标准的精细化管理。这包括对绿色保险和绿色基金的定义统一标准,以减少同类项目的重叠和交叉等现象,从而更好地促进这些领域的增长和发展。同时,还需要加强行业内部的合作,从不同层面上对绿色金融进行整合和提高。这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绿色金融的大数据平台,探索利用智能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工具进行绿色金融的量化分析和评测。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才能够充分挖掘绿色金融的潜力和价值,为实现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4.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拓宽其融资渠道和投资领域

持续性地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并对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不断地进行充实丰富,拓宽其融资渠道和投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还应该注重保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以满足用户和市场的需求。例如,探索绿色债券、碳配额、可再生能源投资信托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为绿色企业和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拓宽绿色金融的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如合作伙伴关系、跨界融资、股权并购等,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投入。还可以通过制定更加灵活的贷款、投资和风险分担机制,降低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和融资。在推进绿色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中,加快发展和节能减排有关的绿色信用产品以及金融产品,继续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该借鉴欧美等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碳基金、碳配额托管等业务,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注重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加速产品的更新和调整,在增加绿色金融产品的同时,拓宽绿色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积极开展对绿色金融创新模式的探索与研究,寻找更多的绿色金融发展机会。不断提升绿色金融产品的品质和市场适应能力,是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拓宽其融资渠道和投资领域,这对于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加大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培养

利用绿色金融领域协会和组织的资源,定期举办绿色金融从业人员培训,加强高校、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建立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机制,创建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研究室,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8]。为促进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绿色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投入,建立全面的人才培训系统。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可以包括绿色金融领域的分析师、产品设计师、投资经理等,并有能力解决绿色金融领域的复杂问题,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加精准、多元化的服务。加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的合作,引导学生选择与绿色金融相关的专业课程或课程模块,并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和实习机会。建立绿色金融交流平台、举办专业技能培训课程,吸引从业人员参与,提升行业的技术和专业能力。

五、结语

着眼现在,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放眼未来,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我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既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又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为此,必须对绿色金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绿色金融的创新。通过顶层设计,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积极参与到绿色金融项目中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长效机制,从而加快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绿色金融的重要性,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贡献,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评论员.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N].南方日报,2022-11-11A04.

[2]渠润泽.“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及建议[J].前沿,20234411):80-85.

[3]翁智雄;葛察忠.论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及创新发展[J].环境保护,20164420):47-51.

[4]张煜晖.“双碳”目标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34410):12-14.

[5]王晓燕.“双碳”目标实施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海南金融,20226):22-27.

[6]牛佳丹.“碳中和”背景下XY银行绿色信贷风险管理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22.

[7]张洁.“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224949):81-93.

[8]蔡子家,赵斌斌,吕鑫睿等.“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经营与管理,20234675):111-117.

作者简介:李亚溱,青岛理工大学,本科在读;仪鹏,青岛理工大学,本科在读;张馨月,青岛理工大学,本科在读;郭倩倩,青岛理工大学,本科在读;薛雅伟(通讯作者),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士、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能源经济管理;产业与区域发展;制造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李亚溱 仪鹏 张馨月 郭倩倩;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薛雅伟

产业追踪
有色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本文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推动有色金属工业高质量发展,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全球有色金属产业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了有色金属需求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也对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全球有色金属产业现状

1.产量稳步增长,消费需求旺盛

近年来,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国际有色金属产量保持稳步增长。从需求端看,有色金属消费主要集中在建筑、交通、电力电子和机械制造等领域。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城镇化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预计未来有色金属需求仍将保持旺盛。

2.资源供给趋紧,环境约束趋严

尽管近年有色金属总体供应较为充裕,但优质资源逐渐减少,开采成本不断攀升。以铜矿为例,据国际铜研究小组(ICSG)统计,目前全球铜矿平均品位已降至0.5%左右,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1.5%。随着资源品位下降和开采难度加大,铜矿生产成本已逐年上升。

此外,各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有色金属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持续加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已有近20个国家针对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出台环保限产或停产措施,一些低效、高污染产能被强制淘汰。中国、秘鲁、智利等主要铜生产国也相继提高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准入门槛。在双碳目标下,有色金属工业亟须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3.市场波动加剧,贸易摩擦增多

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地缘政治、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有色金属价格近年呈现较大波动。价格的大幅波动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也影响了下游加工制造业的稳定运转。

近年来,美国商务部多次对进口自中国、越南等地的铝合金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并征收高额关税,严重干扰了全球有色金属产业链的正常运转。此外,部分西方国家滥用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高端金属材料技术对外转让,也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裂。

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现状

1.产业规模领先,国际地位提升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国。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建成门类齐全的有色金属产业体系,形成了资源勘探开发、冶炼加工、深加工三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完整产业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幅较工业平均水平高2.9个百分点。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7470万吨,同比增长7.1%,首次突破7000万吨。其中,精炼铜产量1299万吨,同比增长13.5%;电解铝产量4159万吨,同比增长3.7%

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建设。一大批重大工程和高技术产业的实施离不开有色金属材料的供给,如“天问一号”探测器、“慧眼”望远镜、C919大飞机、复兴号高铁、5G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在有色金属新材料研发和应用领域也取得显著进步,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2.结构性矛盾突出,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有色金属产业虽然总量规模较大,但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发展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大宗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铜矿、铝土矿、镍矿等核心资源自给率不足。二是产能集中度偏低,中小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竞争力弱,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发挥不够。三是部分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对外依赖,基础研究薄弱,产学研结合不紧密。我国在伴生稀贵金属提取、复杂难处理资源利用、高端材料制备等领域的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核心零部件仍需进口。

3.绿色发展重,节能减排空间大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有色金属冶炼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居各行业首位。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但从整体看,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推动有色金属工业节能减排,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

国内外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1.供需基本平衡,价格趋于稳定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有色金属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价格将总体趋于稳定。一方面,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预计全球经济将逐步复苏,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将稳中有升。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2023-2024年,全球铜、铝、锌消费量年均增速有望达到3%左右。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和环保标准的提高,预计全球有色金属新增产能将受到一定抑制,供给端将保持克制。据IIF预测,2023-2024年,全球精炼铜、原铝、精锌产能年均增速将降至2%以下,供需缺口有望收窄。总体来看,在需求平稳增长和供给适度扩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有色金属价格震荡幅度将趋于收敛。

2.低碳化、智能化成为发展方向

减污降碳、数字转型将成为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有色金属行业的低碳发展,纷纷制订“净零排放”路线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还将碳税、碳关税作为推动本国产业绿色升级的重要抓手。未来,低碳化将是全球有色金属产业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有色金属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也在加速。“工业4.0”浪潮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有色金属产业加速融合,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建设方兴未艾。通过数字化改造,有色金属企业生产过程更加透明化、精细化,产品质量和稳定性大幅提高,人工和物耗明显下降。未来510年,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全球有色金属产业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3.国际产能合作持续深化

近年,全球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有色金属领域的投资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我国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综合优势,与资源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建境外产业园区和加工基地,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化产业链。

与此同时,随着ESG理念深入人心,我国与各国开展有色金属领域合作也将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未来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维护等问题,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论

当前,全球有色金属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呈现出总量平稳、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全球布局等特点,但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加大、市场震荡频繁等新挑战。

未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强化资源保障,加大国内外矿产勘探开发力度,提高关键资源自给率;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低碳化、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绿色升级。

我国将主动参与全球产业治理,深化与各国在矿产资源开发、先进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有色金属产业链。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推动有色金属工业高质量发展,将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王佳璐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高技术产业作为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技术创新的发展是高技术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现状,发现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研发投入强度较低、消化吸收投入不足、区域间发展存在差异、创新产出质量偏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为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0 引言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本国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也在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而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技术产业作为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其技术创新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科技资源的充分投入是开展产业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而产出则代表了其创新活动的效果。因此,本文将分别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1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1.1 创新投入

1.1.1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

从总量上看,研发经费的总投入反映了创新投入的总体规模;从比值上看,研发投入强度反映了创新投入的发展水平。如图1所示,2012—202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2012年全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为1 733.8亿元,2013年增至2 034.3亿元,2022年达到6 507.7亿元,增长了近2.75倍。但从比值来看,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1%,达到1.7%,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由引进技术转向改进技术阶段[1]2017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正好达到2%,表明从2017年开始向创造技术阶段过渡;2022年投入强度增长到2.91%,表明已完成阶段转变。2012—2022年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2.18%,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但在逐年上升。

作为后发国家,要想追赶上技术发达国家的步伐,比较快速的路径是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法。2012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年均约为104.4亿元。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年均约为12.01亿元,远低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国际上通常认为花1美元引进技术,同时要花费25美元来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从2016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0.09。而据统计,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约为13甚至15[2]。与之相比,我国的技术引进经费投入较高,而消化吸收经费投入较低。这也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未做到完全消化吸收。同时,也说明国内企业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导致引进的国外技术对技术突破的作用降低[3]

1.1.2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

我国高技术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主要是因为地区间资源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经济资源,都比其他地区具有优势,因此也促成了我国高技术企业聚集现象,形成产业集群。据统计,2021年东部地区高技术企业数量为30 485家,占比达到66.78%,可见我国高技术企业大部分集聚在东部地区。在全国高技术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比为59.31%,而东部地区的占比为60.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属东北地区最低,占比为49.73%。这表明各地区高技术企业对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同。据统计,东部地区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方面也居于首位,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2021年东部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达到4 118.51亿元,在全国的占比达到72.45%,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15.38%10.23%1.94%)。可见,东部地区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研发经费投入都远高于其他地区,而且东部地区也比较重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

1.1.3 研发人员总量稳步增长,投入强度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

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数为129.15万人,其中研究人员数为46.55万人,占比为36.05%。而2021年研发人员总量为153.57万人,同比增长了18.9%,其中研究人员数为53.29万人,占比降为34.7%。虽然研发人员总量在增长,但研究人员占比在降低,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的增长要高于研发人员。按全时当量统计,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突破100万人年,达到111.963万人年,同比增长13.06%。虽然我国高技术产业在研发人员总量上超过了100万人年,但如果以研发人员数占就业人员数的比例来看,我国的研发人员数占比较低,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数占比远高于我国。这也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从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投入居于首位,且远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2021年东部地区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80.74万人,在全国的占比达到72.12%,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16.79%8.97%2.12%)。可见,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且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

1.2 创新产出

1.2.1 专利申请量逐年上升,但专利质量不高

创新的投入需要用创新产出来衡量其效果,其中专利申请数量是其产出指标之一,体现出创新活动中间产出的效果,也反映了研发活动的产出水平。如图2所示,2012—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3.67%,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中间产出效果良好。而发明专利是专利中技术含量最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专利的质量水平。2012—2021年发明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率为12.92%,低于专利申请数增长率。并且在所有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达到50%左右,但近年来发明专利占比呈现下滑趋势,表明我国专利申请质量在降低。从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数来看,2012年数量为115 799件,而2021年增长了约4.9倍,达到685 428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有所提升。但是,我国的发明专利平均寿命比发达国家的要短。据调查,我国国内发明专利平均寿命比日、欧、美等发达国家要少23年。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专利寿命较短,大量发明专利还没到保护期就已失效或被无效,表明专利总体质量不高。

1.2.2 新产品销售收入逐年上升,出口占比呈现下滑态势

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反映将技术创新成果成功市场化的指标,而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据统计,2012—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出口均呈现上涨趋势。其中,2021年新产品销售收入达81 742.57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约2.2倍,年均增长率为13.92%。而2021年新产品出口达29 225.18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约1.57倍,年均增长率为11.31%。由此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保持稳定增长。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反映了技术创新产出对企业经营效益的贡献[4]。而新产品出口占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新活动产出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水平。据计算,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为25%2020年占比达到39.26%。在这一期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逐年上升。到2021年有所下降,为38.94%。这反映出我国高技术产业不仅实现了新产品规模的扩张,也实现了新产品效益的增长。而2012—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出口占比呈现下滑的趋势,2012年新产品出口占比为44.53%2021年降为35.75%,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国内,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弱。

2 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促进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与技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企业无论是在经费上还是在人员上,其投入强度都偏低。对于企业而言,因为创新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一些资金实力并不是很强的企业在研发活动上的投入较少,甚至完全没有研发活动[5]。随着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的加大,其研发投入强度也在每年上升。一般认为,如果企业要想能够生存,其研发投入强度需大于2%,这时的企业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如果研发投入强度小于1%,那么企业将无法生存,但如果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大于5%,那么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6]。而202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91%。可见,我国高技术企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不强。与技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另外,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也会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据上文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中引进技术经费支出较高,而对技术的消化吸收效率不高。高技术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要投入经费去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去研发属于自己的技术。

2.2 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政策

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企业数量较多,已经形成产业集群,可以创造产业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推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与之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受区域的基础设施、政策条件和人才资源的限制,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较缓慢,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利用空间关联将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联合起来,促进各地区的交流互动,取长补短。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好的东中部区域要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区域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高自身研发与吸收能力,逐渐实现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另外,针对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政策,对于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加强其技术扩散和溢出。而对于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鼓励其加强研发投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并向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学习。

2.3 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

对于企业而言,进行研发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获得经济利益,其经济利益是通过创新产出来实现。而创新成果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否则,企业的研发投入就会付之东流。因此,政府需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而企业并不是获得创新产出就能够盈利,需要将创新成果进行转化,投入市场,才能最终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为此,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对于有市场前景的技术进行重点支持,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7]。同时,也要推进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构建一体化的产业链,制定合理的价格,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1]胡林元,徐婕,邓大胜.我国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的比较研究[J].今日科苑,20208):27-38.

[2]盛朝迅,易宇,韩爱华.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基础研究能力[J].开放导报,20213):56-64.

[3]赵学礼,王贺如.技术来源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9394):31-35.

[4]董瑜,邢颖,张薇.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态势分析Ⅰ:总体发展态势[J].科学观察,201161):12-22.

[5]沈家文.加快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联合体[J].中国经济评论,20212):42-45.

[6]解维敏,魏化倩.市场竞争、组织冗余与企业研发投入[J].中国软科学,20168):102-111.

[7]屠文娟,王雅敏.技术创新视角下我国高技术产业高端化发展策略[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19):41-45.

作者简介:张学芬(1990—),女,安徽滁州人,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江南大学,助教,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马鞍山学院助教 张学芬

基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农业产业融资模式新思路

摘要: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业产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其发展的瓶颈,也是制约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难题。为了解决农业产业融资问题及加快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采用文献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研究基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农业产业融资模式建设,提出了基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农业产业融资模式新思路的研究结论,即创新农业产业融资模式,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并建立健全农业产业融资风险防控机制,以期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建设,农业产业,融资模式,新思路

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业产业融资模式的创新是促进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农业产业融资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协作。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农业产业融资模式,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1 农业产业融资模式的传统路径与困境

1.1 传统农业产业融资路径概述

1.1.1 政策性融资 政策性融资是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或政府自身相关政策手段,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农业项目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支持或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性贷款、政府债券、政府担保、专项资金或基金、优惠贷款、政策性担保、财政贴息等,一般都由政府或者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这种融资方式通常具有政策性适应强、利率低、风险小、期限长等特点,是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2]。政策性融资最主要的优势是融资成本低,可以低息甚至无息,能够大幅减轻农业经营主体财务负担,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农业领域,促进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足之处在于适用面窄,要求农业经营主体运行良好,申请流程较为繁琐,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评估,时间成本较高,且额度有限,不一定能满足所有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3]

1.1.2 金融机构贷款 金融机构贷款是传统农业产业融资的常用路径,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向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获得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目前农业贷款产品类型主要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小额担保贷款、青年创业贷款、个体工商户抵押和质押贷款等,其优点在于贷款产品丰富、资金来源稳定、风险可控。然而,商业银行贷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4]。一是对贷款申请的审核较为严格,要求农业经营主体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稳定的经营状况。二是贷款的期限相对较短,不利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长期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推出了针对农业经营主体的专项贷款和担保政策,以延长贷款期限,简化贷款流程。此外,一些创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也逐渐涌现,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5]

1.1.3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社会融资的一种,这里主要指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行为。由于民间借贷具有操作简便、灵活性高等特点,因此在传统农业产业融资中也有一定的市场。民间借贷的优势在于资金来源广泛、融资速度快、手续简便。在紧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可以迅速解决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问题。然而,民间借贷的缺点也较为突出。一是规范性和透明度较低,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二是利率相对较高,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财务负担。三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容易出现纠纷。此外,民间借贷的规模和期限有限,不一定能满足大规模和长期的资金需求[6]

1.2 当前农业产业融资的困境与问题分析

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催生了农业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但很多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农户)很难获得资金支持,发展得不到提升。传统金融对农业产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制约了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1.2.1 信息不对称导致融资渠道狭窄 农业在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在城市,空间距离很大,再加上农业生产者的小规模性与分散性、大多数农村小微企业缺乏正规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完整的信息披露等特点,金融机构难以了解其真实的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导致农业经营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农业企业融资面临的根本问题。传统的政策性融资、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限制,如政策性融资申请门槛高、审批流程繁琐、额度有限;金融机构存在申请期限短、审批流程长等问题,且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银行往往对其惜贷;民间借贷规范性和透明度较低,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直接融资渠道,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资产质量不高、抵押物不足等问题,也制约了其融资能力。

1.2.2 经营零散导致融资成本较高 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者在地理上分布较为零散,需求多元化,而且具有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的特点,导致金融机构在为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时,难以实现批量化、规模化操作,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资产多为自然资源类型,如农田、林地、宅基地、矿山等,在界定产权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专门为农村建立相应的产权流通的制度设计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同时抵押物不足也会让金融机构对其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此外,农业经营主体为了获得资金支持,需要支付高额的担保费、评估费等附加费用,进一步推高了融资成本。

1.2.3 农业不确定因素导致融资风险加大 首先,由于农业特有的行业性特征,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其经营将面临巨大风险,进而影响还款能力。其次,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再次,由于农业产业融资的渠道狭窄和成本偏高的推动,一些农业经营主体可能选择不规范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等方式获取资金。这些不规范的融资方式不仅增加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财务风险,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2 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农业产业融资模式新思路

2.1 创新农业产业融资模式

2.1.1 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已由分散经营管理逐步向集约化经营管理转变,种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链上其他参与者的出现改变了农业融资需求的性质与特征。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新型农业融资模式,其关键点在于基于整体产业链的融资模式设计。通过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金融机构可利用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来设计贷款产品、监督客户,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如农业供应链融资可以采取“核心企业+上下游经营主体+银行”的模式。一方面,核心企业可以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核心企业凭借自身实力和信誉,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担保或信用支持,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降低经营风险。这种融资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核心企业的龙头作用,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竞争力,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1.2 鼓励农业科技合作融资模式 农业科技创新中小企业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农业科技融资旨在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方式,为农业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其技术创新和业务发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农业科技保险、政府补贴和奖励、风险投资、合作融资等。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科技领域,为有潜力的农业科技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等资金支持,同时对于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农业科技企业给予用地、税收等优惠。此外,农业科技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科研机构、高校等进行合作,形成较强的项目研发与应用技术能力,以获得市场的认可,提高自身竞争力。农业科技各类合作模式不仅可以获得资金支持、政策支持,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专利授权等方式获得收益。

2.1.3 善用农业众筹融资模式 农业众筹是农业和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创新以往的农业生产流程,从农业育种、物流、技术、肥料等各种环节来改造传统农业,以求达到出钱的项目认筹方、项目发起方、当地农民等多方互赢的局面,包括农产品众筹、农场众筹、农业技术众筹、农业股权众筹、公益众筹类型。农业众筹融资可降低融资门槛,还能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扩大项目的知名度,提高投资者的参与度。此外,农业众筹融资还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金的精准对接。对于农民来说,可以减少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对于项目方而言,可以先拿到预收款,充实项目现金流;对于认筹方来说,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农作物进行实时监控,降低农业信息不对称,满足自身对绿色健康农作物的生活需求。为了保障农业众筹融资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加强监管和规范引导。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定,明确众筹平台的运营规范和投资者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农业经营主体应提高自身的透明度和诚信度,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2.2 加强政府扶持职能

2.2.1 适度推广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 与传统“政银担”合作模式相比,新型“政银担”创新之处是由过去以“银担”合作为中心、侧重市场化运作方式,转变为以“政担”合作为主导、立足突出特色农业产业、“政府+市场”共生发展的方式。一是模式风控。以集群业务为导向,不再将风控工作的重心放在对单个项目的尽调和风险审查上。二是补位合作。按集群业务模式重塑机构合作关系,重点从以“分险”为核心的传统“政银担”合作,单个农业项目的操作靠合作银行补位,政策帮扶和化解信息问题靠地方政府补位。三是集群作业。以服务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为重心,从“单个项目担保作业”转向担保项目“集群作业”,从以人工风险审查为主的小额多元业务全面过渡到以大数据筛查为支撑的多类型集群业务。政府还应设立一定规模的应急续贷周转金、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金,由国有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按一定的比例放大信贷担保规模,对符合条件的确因非主观因素不能偿还到期贷款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给予续贷周转金支持。

2.2.2 逐步完善政府投资基金模式 目前政府投资涉农基金主要有现代农业发展基金、乡村振兴基金等,主要由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开展投资活动。近年来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迅猛,如乡村振兴基金在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母基金+直投”方式,聚焦“三农”产业,通过产业培育和市场化运作,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母基金与国内优秀的基金管理者合作,充分发挥其资源与信息优势,在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基金收益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基金管理者合作的过程中对其给予充分支持,相互赋能,能够不断扩大投资生态圈,接触更多的优质产业投资机会。整体来说,对于政府、农业经营主体、社会资本都是有好处的,但农业项目周期长、资源确权困难、监管考核难以兼顾等问题依旧存在,需不断完善,这需要进一步丰富基金退出渠道,改善项目风险敞口,建立健全监管体制,优化项目考核管理机制,在市场化与“公益”之间求得平衡。

2.2.3 积极争取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 一是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给予农业经营主体一定的财政补贴(财政先补、先建后补、奖补等),缓解其资金压力,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如加大脱贫地区的农业项目补贴力度,专注支持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农业示范园等。同时财政补贴也需要注意公平性和效率性,避免出现“搭便车”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减免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或研发费用,降低其经营成本。三是政府可以通过给予有发展潜力的农业经营主体或项目一定的贷款贴息,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融资可获得性。同时要注意贴息贷款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贴息力度不合理、不良贷款等问题。

2.3 拓宽农业产业融资渠道

2.3.1 农业租赁融资 农业租赁融资,即通过租赁的方式,将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设施等资产提供给农户使用,并按约定支付租金。这一融资方式不仅降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初始投入,为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提供了便利,还能盘活农业资产,提高资产利用率。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业租赁融资,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租赁市场行为。同时,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租赁领域。此外,建立健全农业资产评估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租赁双方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3.2 农业保险融资 农业保险融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其核心理念在于利用保险机制,为农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当农业生产面临自然灾害、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时,保险可以为农民和企业提供经济补偿,帮助其快速恢复生产。这种融资方式不仅能够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银行的贷款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向农业领域的投资信心。为了更好地实施农业保险融资,需要政府、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和农民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需不断提升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完善风险评估和理赔机制,确保保险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模式,共同开发农业保险融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农业融资需求。农民应提高保险意识,主动参与投保,为自己和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保障。

2.3.3 互联网金融融资 互联网金融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型金融业态。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互联网金融可以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政府可以适度鼓励和支持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如可以通过P2P网贷平台、众筹等方式,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个性化的融资解决方案。同时,还可以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降低融资风险和成本。然而,互联网金融支持需要加强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避免出现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管理,规范其运作行为。

2.4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融资风险防控机制

2.4.1 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和普及 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提高融资能力。一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更多涉农保险产品,同步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通过再保险、巨灾基金等方式,降低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二是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意识和参保率。然而,农业保险制度建设需要解决一些难点问题,如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保险产品的创新和推广等。因此,政府、保险公司和农业经营主体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4.2 完善农业产业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建立健全信用体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意识和信用水平,降低融资风险。一是建立信用制度,制定农业产业信用标准、信用评价标准和信用信息采集、共享、使用规范等,明确信用信息的范围、使用和管理要求。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系统,建立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及时采集和更新。三是加强信用监管和奖惩机制,对信用良好的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融资支持和其他优惠政策,对失信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惩戒和曝光。四是推广信用应用,鼓励农业企业、农户等主体主动建立信用档案,推广信用的应用范围,包括融资贷款、政策扶持、项目合作等方面,提高信用信息的使用价值和影响力。

2.4.3 建立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 通过建立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及时发现和应对融资风险,避免风险扩散和加剧。一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建风险预警系统,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二是建立风险应急预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及时处置和控制。三是加强对融资活动的监管和规范,防止出现违规操作和非法集资等问题。三是加强风险管理方面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业企业和农户的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然而,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需要解决一些难点问题,如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风险处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这都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进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的逐步完善。

3 小结与展望

3.1 小结

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业产业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供应链金融、政银担保、政府基金和农业众筹等新思路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满足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需要继续探索和创新融资模式,加强政策协调和落实,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融资能力。

3.2 展望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政策研究,完善政策体系,为农业产业融资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政策支持。同时,积极推动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发展,加强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更加有效的融资模式。在新思路的引导下,农业产业融资将取得更大的突破,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客海生.农业供应链融资创新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20232):75-77.

[2]许军迪.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发展水平[J].商业经济,20228):25-17.

[3]刘娜娜.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价值链金融发展研究[J].西南金融,202110):34-36.

[4]霍红,贾雪莲,徐玲玲.电商参与融资的农产品供应链运营决策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203):45-46.

[5]罗青林,骆建文.基于零售商销售努力的VMI供应链融资均衡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201):71-72.

[6]黄建辉,林强.保证保险和产出不确定下订单农业供应链融资中的政府补贴机制[J].中国管理科学,20193):14-16.

作者简介:滕飞(1988—),男,广西贵港人,经济师、工程师,研究方向:农业农村经济、区域经济。

广西种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师、工程师 滕飞

基于低碳模式下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创新的途径

在当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低碳经济模式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这一趋势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本文旨在探索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在低碳模式下的创新途径,分析其对经济、环境与社会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当前低碳模式的挑战和机遇的深入分析,提出具体而创新的管理策略,旨在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多维的视角,探讨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全球低碳趋势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响应

在全球范围内,低碳经济的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低碳政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对于我国而言,这一全球趋势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尤其在房地产经济领域,低碳转型的步伐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结构和环境质量。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多侧重于快速扩张和高速增长,但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高能耗、高排放的问题。随着低碳经济理念的推广,我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响应全球低碳趋势的要求,更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首先,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低碳发展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引导房地产行业向低碳、环保的方向转变。例如,政府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鼓励采用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对绿色建筑给予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

其次,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市场对于低碳、环保的房地产产品需求日益增加。这一需求变化促使房地产企业开始重视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探索和实践绿色建筑设计、节能减排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例如,一些企业在项目开发中引入太阳能发电、雨水回收系统、绿色屋顶等环保元素,这不仅提升了房地产项目的市场竞争力,也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再次,面对全球低碳趋势,我国房地产行业还在积极探索与国际合作的新途径。通过与国外先进的绿色建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合作,不仅可以提升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低碳技术水平,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最后,低碳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这包括优化土地使用方式、提高建筑质量和效率、加强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建设等。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减少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碳排放,还能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房地产经济在全球低碳趋势的背景下,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市场需求驱动、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我国房地产行业有望在低碳发展道路上取得显著成就,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低碳模式下的房地产管理创新策略

在低碳模式下,房地产管理的创新策略成为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些策略不仅需要符合环保标准,还应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和社会责任的履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创新管理策略:

首先,技术创新是低碳房地产管理的核心。这包括采用先进的节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如高效保温材料、智能建筑系统和太阳能利用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降低建筑的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应用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提高房地产管理的效率和精准性,例如,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和调整能源使用,减少浪费。

其次,绿色设计和规划是实现低碳房地产的重要途径。在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和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包括合理规划用地,优化建筑布局,保留和利用自然景观,以及提供绿色交通方案等。

再次,房地产企业在低碳模式下应加强与政府、社区和消费者的合作。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遵守相关的环境法规和政策,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金援助。与社区的合作可以提高项目的社会接受度,共同解决环境问题。与消费者的沟通则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低碳生活方式的认知和接受度,从而拓展绿色房地产的市场。

另外,持续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房地产企业应定期为员工提供关于低碳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培训,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专业技能。同时,通过对外宣传和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于低碳建筑和绿色生活方式的认识。

最后,建立和完善低碳管理体系是实现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包括制定明确的低碳目标,建立碳排放监测和评估体系,以及实施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通过这些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确保房地产项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实现低碳目标,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中建立绿色、环保的品牌形象。

综上所述,低碳模式下的房地产管理创新策略涉及技术创新、绿色设计、多方合作、教育培训和管理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低碳转型,还可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平衡

在当前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的经济体,这一挑战尤为突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因此,探索一种能够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规划。政府应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旨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措施,以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管理方式。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对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确保经济活动不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其次,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平衡的关键。这包括发展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循环经济和绿色技术等。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在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同时,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再次,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度也是实现这一平衡的重要方面。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鼓励他们采取节能减排的生活方式,如使用公共交通、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等。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环保活动中来,如社区绿化、河流清洁等,增强公众的环境责任感。

另外,发展绿色金融是支持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平衡的有效工具。绿色金融包括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它们专门用于投资环保项目和绿色企业。通过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为环境友好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这些项目的发展和扩散。

此外,国际合作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平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分享经验和技术,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最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平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如碳交易、环境标签等,可以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市场机制可以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环境影响,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双重优化。

总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平衡需要综合考虑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公众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和市场机制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施策,可以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长期保护,为未来代际留下一个更加绿色和健康的地球。

未来展望: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低碳转型路径

在未来展望中,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低碳转型路径将是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过程,涉及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市场调整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这一路径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推动房地产行业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首先,政策引导将是低碳转型的关键。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旨在推动房地产行业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投资于节能减排和绿色建筑项目。此外,政府还需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对房地产项目的环保标准和能效要求的监管,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技术创新是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房地产企业应采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如高效保温材料、太阳能发电系统、智能节能设备等,减少建筑的能耗和碳排放。同时,企业应加强研发投入,探索更多创新的低碳技术和解决方案,提高建筑的能效和环保水平。

再次,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是低碳转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绿色金融体系等,可以激励企业减少碳排放,提高环保投资的吸引力。此外,市场对绿色建筑和低碳生活方式的需求日益增长,房地产企业应把握市场机遇,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绿色产品。

另外,社会参与对于低碳转型也至关重要。通过加强对公众的环保教育和宣传,可以提高人们对于低碳生活方式的认识和接受度。同时,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建筑和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

此外,国际合作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国际上的绿色建筑组织和企业合作,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低碳水平。

最后,低碳转型过程中还应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对低碳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相关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为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

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低碳转型路径是一个涵盖政策、技术、市场、社会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过程。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低碳转型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过程。这一转型不仅依赖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市场机制的激励,还需要技术创新、公众参与、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以及国际合作的共同努力。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将能够实现房地产行业的绿色发展,为可持续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山东天恒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郭超

区域经济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大国治“安”之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外部形势更加严峻、内部矛盾更趋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国家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大国治“安”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城市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也使城市更容易成为风险策源地和灾损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韧性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更是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韧性城市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课题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6:大国治“安”之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以下简称《报告》)以“大国治‘安’之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方向,聚焦中国韧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分专题深入分析了我国韧性城市建设沿革、发展现状、问题挑战、制度建构与实践探索等,梳理总结我国城市在提升经济韧性、增强社会韧性、强化生态韧性和夯实工程韧性等方面的优势基础、发展成效和面临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下,中国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及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优化、内需动力增强和深化对外开放是城市经济恢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驱动力

《报告》指出,2010—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恢复力由0.252提高到0.375,年均提高3.68%。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内需动力增强和深化对外开放是经济恢复不断提升的重要驱动力。

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我国第三产业市场主体大量涌现,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持续上升,结构明显优化,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23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占GDP比重为58.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5%,服务业恢复向好成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从经济恢复排名靠前的城市来看,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多在65%—80%。如果以新冠疫情突发为分界线,2010—2019年我国服务业占比靠前的10个城市GDP年均增幅均值为10.51%,而服务业占比靠后的10个城市GDP年均增幅均值仅为6.66%;疫情发生后的2020—2022年,服务业占比靠前的10个城市GDP增幅为2.82%,而服务业占比靠后的10个城市GDP增幅为-0.43%。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良好特别是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一般经济增速更快、恢复能力更高。

增强内需动力方面,2010—202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6.80%上升至65.40%,2022年受疫情影响虽然一度下降至32.80%,但2023年前三季度又迅速回弹至83.2%。内需市场的不断壮大成为促进城市经济恢复的又一重要力量。

深化对外开放方面,2010—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29740亿美元提高到6453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由1057.3亿美元增长至1891亿美元,分别提高了117%和79%。“十三五”时期,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0.4万家,较“十二五”时期增长了61.8%,吸收外资金额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6.7%提升至2020年的14.9%;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率分别提升了9.5个和8.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量,创造了近1/2的对外贸易额、1/4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2021年,尽管受新冠疫情冲击,我国外商投资额依旧保持了稳定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长率12.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历史经验表明,高水平的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的抵抗力和恢复力,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外部资本、消费市场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促进经济从各种冲击中恢复发展的重要力量。

推动城市韧性高质量发展的六个着力方向

《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类风险隐患的易发性、交互性、扩散性和危害性也呈倍增态势,城市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建设韧性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抓手,更是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报告》从六个方面提出推动中国韧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以抗解性理论构建新范式,彰显理念引领力

树立抗解性范式理念是韧性建设的关键,对韧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引领和指导意义。城市韧性系统面临的多种内外部不确定性问题导致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复杂系统,从而具有抗解系统特征。因此,传统的对于韧性系统复杂性认知局限不能很好地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由此而来应当基于抗解性理论从理论认识、规划思维和技术范式层面构建韧性城市建设的新范式,重塑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引领力。其关键点包括:一要深化对城市韧性系统的复杂性和庞杂性理论认识;二要树立系统整体思维,不能“就土论土、就地论地”也不能“就城论城”;三要革新传统韧性城市规划建设技术范式。

(二)以动态适应性打造新模式,提升风险防控力

韧性城市更多是指在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面前,城市既具有严密的预防体系,能够作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和抵抗,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自觉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人民城市”理念,这就要求在深度不确定性大背景下树立动态综合风险防范新意识,提升城市应对风险的动态适应性与风险防控力。其着力点包括:一要坚定落实风险源头治理和分级管控;二要从单一灾害防范向多灾害综合风险防范转变,关注灾害链条传导与次生灾害冲击;三要从静态的预防向动态的全周期风险防控转变。

(三)以分布式布局塑造新格局,增强风险抵抗力

在韧性城市建设中,需要从产业空间布局、人口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等角度调整韧性城市构成要素,推动产业、人口、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的多中心化、分布式布局以提升城市韧性。其主要推进重点包括:一要推动产业和人口分布式布局与多中心化;二要实现基础设施布局多中心化,保证基础设施供需匹配和适当冗余;三要推动生态环境空间合理布局,进一步地,多中心化布局就是要在“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空间结构。

(四)以提质增量营造新品质,强化灾后恢复力

地方品质是城市诸如教育、医疗、气候和环境等诸多不可贸易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的综合。因此通过提质增量改善地方品质供给对于优化城市灾后恢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城市韧性理论出发,优化城市灾后恢复力的关键是保障城市基本功能运转,更进一步地讲就是改善城市地方品质,既包括城市应对灾难风险的硬件设施体系建设,也包括优化决策、提升动员、增加社会交流互动等软件系统建设。其关键措施在于:一要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强化,同时,应注重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二要关注城市“软环境”水平提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多途径和全方位的就业帮扶,保障适龄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保证灾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五)以创新驱动形成新机制,激发韧性创新力

创新在城市韧性提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创新水平关乎城市系统在面临外部风险冲击时的适应、转换、学习能力,因此,从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角度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助力韧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一要增加韧性技术研发相关资金投入;二要充分吸引人才,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三要结合数字孪生、智慧城市等技术手段,构建贯穿城市韧性全过程即“预警—抵抗—恢复—适应”的数字智慧系统,以城市“虚实空间”结合为切入点,提升城市韧性水平。

(六)以系统思维搭建治理新框架,优化韧性治理

增强城市韧性治理能力是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对城市韧性提升的抓手,应当坚持“自然—政府—市场—社会”四主体协同共进原则,坚持系统思维,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和多向度治理框架与多主体相互联动的韧性治理系统。其重点包括:一要考虑自然主体的被动反馈特征,通过建立健全城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加强城市规划布局等措施,提高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和应对能力;二要明晰央地政府之间韧性治理过程权责划分,增强地方政府在韧性治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三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善企业参与城市韧性基础设施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四要从社会主体视角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培养社区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基层治理能力。此外,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人本理念和系统思维,以规划为引领提升韧性城市治理水平。

中国特色城市健康治理成效显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报告》指出,城市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体制优势,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形式,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促进身心健康置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从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城市建设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逐渐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健康治理体系,健康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

首先,城市健康发展“短板”问题有所缓解。2022年,全国达到相对健康发展状态的城市占比达到15.30%,Ⅰ类亚健康城市占比明显提升,Ⅱ类亚健康城市占比基本持平,Ⅲ类亚健康城市占比明显下降。其次,城市健康发展差距呈现逐渐缩小态势,其中城市健康社会指数的变异系数降幅最为显著,表明各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再次,城市健康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梯度特征。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健康发展水平仍具有领先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健康发展水平最低,中部地区城市健康发展状况改善较为明显;从城市群视角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健康发展指数位居全国前三位,长三角城市群各项发展指数较为均衡,经济质量、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和城市健康运行呈现同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仍面临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城市健康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未来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基础。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完善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加快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促进政策体系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一是从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着手,注重打破部门壁垒,将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领域统筹融合,逐步促进将健康融入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中。二是健全健康中国战略落实落细的相关机制,包括调整推进机制、监测评估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宣传推广机制、支撑保障机制,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三是应逐渐将宏观层面的制度优势与微观层面的健康塑造相结合,加快完善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行动的健康促进机制,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合力。

第二,坚持因区施策,提高健康服务质量和可及性。当前,我国四大区域以及城市群内部健康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仍存在较大差距。增强区域公共政策的联动性、强化分类分区施策,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所在。一要坚持以健康公平为导向,坚持发展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均衡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扩容和下沉,不断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在健康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上的差异。二要注重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都市圈、城市群等更广泛地域空间进行优化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联治,积极改善影响健康不公平的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构建促进城市健康、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三,坚持健康公平,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与动力。一是加快健全防止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包括健全因病返贫致贫动态监测机制、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救助机制以及低收入人群常态化精准健康帮扶机制,积极应对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体的健康贫困风险。二是切实将健康因素融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互补衔接,即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筑牢脱贫群体及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第四,坚持系统观念,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基础。人民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坚持系统观念,加快完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促进和健康治理机制。一是加快建立涵盖健康经济、健康社会、健康文化、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等多领域的健康治理机制,从提升经济韧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文化服务效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等多维度保障全民健康。二是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强调各部门协同联动;突出依靠群众,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化个人作为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人人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

应高度重视金融稳定性,提升我国城市金融韧性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金融稳定性趋势性下降、金融稳定与金融配置效率发展不协调、区域间金融韧性发展不平衡。基于此,《报告》提出提升我国城市金融韧性的对策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金融稳定性并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地方政府应高度关注财政赤字率水平,积极防范和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整体贷存比水平,谨防高杠杆水平下金融市场刚性债务比重过高导致金融市场风险增大。

二是有效协调金融稳定与金融配置效率的关系。货币政策既要防止“大水漫灌”,也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名义增速相匹配,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构建“宽货币、紧信用”的流动性市场,进一步疏通银行体系与银行体系外的利率传递机制,从而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金融监管体系,有力减少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机构的外溢。

三是高度重视城市金融韧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应充分利用邻近地区、城市之间提升金融韧性的空间联动性和正向空间外溢性,尽量确保各区域、各城市群和各线城市的金融发展条件的优质化、均等化、系统化和完善化。

四是强化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鼓励、引导和规范金融创新,建立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缓解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借助金融创新渠道,合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大对高素质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激励机制,建立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信息的实时共享,提升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创新效率。

以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报告》指出,在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提速背景下,平台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新经济形态之一,有望成为城市经济的“领跑者”,推动城市经济向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发展。当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面临垄断风险累积、供给侧渗透不足、数据管理机制不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外开拓能力不足等问题与困境,需要多维度统合发力,以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助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

一是构建新型互联网平台监管体系。要推动监管重心前移,通过中立性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建设多元共治的互联网平台治理体系;要完善互联网零工权益保障制度,结合从业者工作时长、工作强度、薪资规定等信息综合考察平台对从业者的隐性控制和用工类型,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重点关注从业者异地诉讼维权难的问题;要强化数据安全与治理体系,推动数据确权建设,打破“数据孤岛”和“数据分割”。

二是加速平台与供给侧深度融合。要加大对产业互联网基础通用技术、新型关键技术和集成应用的研发力度,推动用户资源数字化,打造企业间用户共创体验和技术合作平台,构建优质网络信息产业集群;要完善各级产业互联网平台组织形式,加快升级底层硬件和AI支撑技术,实现交易、支付、物流全链条的智能化、企业生产专业化以及智能服务数字化,推动交易平台向高级模式演进;要强化物联网资产的梳理,增强物联网设备的安全可视性,建立涵盖硬件设备、网络平台、控制系统、生产过程、标识解析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

三是多举措全过程弥合数字鸿沟。要鼓励城市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智能应用以及其他设施的集成融合,以应用需求和场景牵引互联网平台建设落地;要提升全社会数字技术培训与应用水平,针对落后地区持续推行电信普及服务,并通过公私合作、政府购买等方式为当地居民提供规范的网络技能培训,实现数字教育的全年龄段全地区覆盖;要创新平台经济人才培养模式,提倡产教融合、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注重掌握数字应用技能的专业人才培养,打造院校人才与企业需求深入对接平台。

四是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平台企业。要推动国内平台企业进行国际化探索,敦促企业在保证国内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整合国内国际资源,构建以头部企业为引领的国际一流平台创新生态和发展高地;要积极探索适合国外市场的企业运作模式,关注境外品牌建设带来的长期效益,全面提高电商平台在产品开发、产品体验、产品配送等方面的均衡发展水平;要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治理体系建设,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倡导平台经贸合作的“中式方案”,加强我国对数字服务贸易新准则的话语权,为平台“出海”营造良好环境。

城市消费持续恢复稳步扩大,但在国际化、影响力及品质化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报告》指出,消费是城市保持经济活力和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城市消费持续恢复稳步扩大,但在国际化、影响力及品质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

一是中国城市高端商品和优质服务的供给不足,城市商圈消费同质化问题突出,缺乏多样化、高品质的供给,一定程度上导致高端和新型服务消费流失。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优质产品、优质品牌、优质餐饮、高端养老等方面有所发展,但供给短板仍然明显。同时,中高端消费的集聚度较低,不同行业的集聚联动效果不理想,跨境消费的竞争力不强。

二是消费文化影响力不足,知名本土品牌和大型商圈的数量不多。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来说,拥有全球强影响力和高美誉度的商圈是国际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商圈资源的挖掘还有待提升,尤其是与纽约第五大道、东京银座、法国香榭丽舍大道等国际知名商圈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高端定制消费供给能力不足,金融信用等消费支撑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

三是吸引国际消费方面的优惠力度不足,北京、上海等城市免税退税政策力度不足,难以吸引更多的入境消费者,不利于中国城市消费品质、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提升,进而不能充分激发消费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支撑作用。

未来,应从加大消费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培育多元新型消费业态、全方位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快促进消费模式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消费促进机制、加快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和经济活力提供有力支撑。

应将城市作为气候适应性规划的关键载体

《报告》指出,城市作为承载各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受气候变化影响十分显著,已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载体,如何通过规划视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类城市风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然而,当前推动城市气候韧性发展的适应性规划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气候适应性规划研究重点不突出、与空间规划尺度不匹配以及技术基础依然薄弱等。

提高城市气候适应能力是增强全球气候韧性的核心环节,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应将城市作为基本适应单元,围绕具备代表性的关键空间单元展开实践探索。一方面,构建全面覆盖的区域格局以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根据各地气候变化、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不同重点区域,因地制宜地为各区域制定气候适应性规划。例如,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应当加强潮汐、风暴潮以及暴雨的监测预警工作,全面加强应对洪水、高温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预案与应急响应制度。另一方面,在重点脆弱城市和区域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注重选取更具代表性的典型气候变化敏感城市开展实践,同时需增强试点行动的协同性、针对性以及长期性,积极探索有效增强城市气候韧性的经验与做法。此外,还应从加强气候适应性规划实施的政策协同与部门协同、完善气候风险评估工作与规划的衔接机制、将城市气候适应目标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方面着手,全方位提升城市气候适应能力,增强城市气候韧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课题组

海南自贸港努力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枢纽港的若干思考

数字贸易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贸易方式。数字贸易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优化、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是当前各经济体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焦点领域。数字贸易在国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定位不断提升,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将拓展数字贸易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再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数字贸易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数字贸易的高度重视,将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性、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承载着制度集成创新、先行先试的战略任务。同时,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相比内地省份比较优势突出的是“五个自由便利、一个安全有序流动”的政策优势以及面向东南亚的区域门户优势。近三年,海南数字贸易产值18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3%,数字贸易规则加快对接,数据跨境流动成功试点,数据应用场景多元创新,数字贸易主体培育以及产业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具有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良好基础和巨大潜力。海南自贸港应以东盟为目标,抓紧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创新技术、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兴未艾的巨大需求不匹配的窗口期,以及国内数字企业纷纷“走出去”布局东盟市场、建设海外数据中心的发展需要,辅助EF账户、数据跨境流动、两个15%税收等政策集成优势,加快政策集成设计和制度有效供给,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对标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采用平台、场景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将数字贸易打造成海南自贸港的特色亮点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端口,努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全球数字贸易枢纽港”。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数字贸易关键基座。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载体保障,以关键底座之力不断支撑引领着数字贸易发展的新方向,海南应统筹谋划通信资源、算力资源、数据资源等基础要素供给。一是加快打造国际信息通信重要节点枢纽,用好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谋划推进5G、NB-IOT、IPV6等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以及光纤网络和互联网演进升级,打造“万兆自贸港”。支持建设面向亚太地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海底光缆,合理布局海底光缆登陆站,推动海南国际海缆纳入国际主干网络。推动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的设立和建设,并拓展延伸应用场景。二是推动将海南自贸港列入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算力枢纽节点,作为联通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节点。统筹核、风、光等绿电资源,协同电企和电网共建数字贸易低价清洁能源供给示范区,构建包括外资、国有、民营等算力供应体系,打造涵盖通用算力、超级算力、异构算力等多元化算力供应网络。三是探索发展国际数据中心,引进跨国公司和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数据中心,开展跨境数据处理、算力租售等服务。吸引香港、新加坡等数据中心外溢资源。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驱动数字贸易提能升级。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方面,上海“临港方案”、广东“前海模式”、江苏“苏州—新加坡”国际数据专用通道等他山之石都是可供海南借鉴的重要试点经验。一是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主动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开放政府数据、数字身份跨境认证、跨境电子支付、数据制度、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先行先试。二是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新模式,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出台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聚焦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和三大未来产业,加快实现医疗、航天、深海、贸易、投资、教育、文化、旅游、金融等领域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三是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依法建立数据资源流通交易监管制度及机制。重点强化建立数据分类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标准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贡献数字贸易的海南方案。

加快探索制度集成创新和落地,营造数字贸易发展新环境。发挥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试验田作用,在自由贸易港以更大力度探索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加快政策系统设计和制度有效供给,在金融、支付、业务监管服务、互联网访问等方面探索新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辐射带动数字贸易自由便利水平持续提升。一是推动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运营,发挥“一线放开、二线按照跨境管理、同名账户跨二线有限渗透”账户优势,为企业海外资金回流提供解决方案。二是支持专业机构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支付服务,解决银行等传统支付机构支付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三是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新型业务服务平台,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智慧口岸”等应用推广,利用数字技术简化贸易流程,提升通关效能和物流效率,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持续推进平台、场景双轮驱动,建设海南特色数字贸易生态。“双轮驱动”模式能够推动数字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市场客户、金融服务、研发设计、商务中介等市场力量更为紧密互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生新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生态,推动数字贸易平台向数字产业生态演进,进而以市场化力量打破传统贸易壁垒,提升海南数字贸易枢纽港在全球贸易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定价话语权以及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能力。一是以海南生态软件园、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崖州湾科技城等园区平台为载体,集聚打造“国家级数字贸易示范区”,按照国务院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产业资源虚拟化集聚、平台化运营和网络化协同”的目标,结合海南自贸港政策的组合设计,制定出台高位推动的具体实施方案。二是加快培育以跨境为载体的数字贸易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以数字保税、来数加工、数字金融、游戏出海、跨境直播、国际数据服务、数字消费、数字医疗、卫星数据和智慧物流等为先期突破的特色数字贸易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国际数字服务和国内数字服务的双循环。三是重点引进和培育一批具备创新驱动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数字贸易龙头企业,壮大一批数字内容、云服务、跨境金融、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的平台型贸易数字化领军企业。用好现有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基地在数字贸易领域,孵化一批数字贸易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省政府机关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 杨希义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须把握五个着力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全方位转型,打开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着力在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塑造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着力培育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关键是要从战略层面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一是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深刻把握推进高质量发展对科技供给的迫切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点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作出全面部署。二是高标准创建实验室体系。统筹布局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煤炭绿色低碳清洁利用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快推进黄河实验室、后稷实验室等省实验室建设,优化重组省重点实验室布局,有序推进绩效考评工作,实行动态调整。三是强化技术创新平台体系。聚焦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专业镇发展,加强部门协同,全力推进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优化整合,组建企业主导的高端创新平台,集聚高质量科研成果、汇聚高层次仪器设备、凝聚高水平科研人才团队。

着力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完善科研攻关体制机制,加快科技创新资源优化整合,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科技攻关,努力取得重大引领性突破。一是加强基础研究部署。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强化整体部署,统筹规划和组织推进全省基础研究相关工作。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自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原始创新。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实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税收优惠,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根据省重大科技战略任务以及先进制造、能源和新能源、半导体材料等领域前沿技术需求,制定相关政策,编制创新链技术路线图,统筹谋划重大科技项目布局,推进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三是加强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建设汇聚各类创新要素的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服务和支撑。加强各类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示范企业以及中试基地等载体建设,助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着力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的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新合力。一是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协同推进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引导科技型企业参与科技重大顶层设计、重大决策,在项目形成、经费投入、组织管理、绩效评价方面,加强企业的参与度、话语权。推动更多研发任务由企业主导,让重大科研需求的出题人充分担当起答题人和阅卷人的角色。二是强化大型科技企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大要素供给,激发企业创新动力,通过科技领军企业的引领,集中和优化创新资源,构建跨领域、大协作、高效率的创新平台,专注于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科技资源的共享服务,促进重点项目、科技人才和资金的综合配置。三是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主体规模。强化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选育赋能,创新科技计划组织部署、优化管理方式,通过科技计划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保障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落实落地。

着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培育一支信念坚定、年龄结构合理、专业素质过硬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和创新潜力。一是加强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把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作为战略重点。依托国家及省重大科技任务和高端人才计划,大胆选拔使用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德才兼备、视野开阔、思想前瞻、具有深厚科学素养和优良作风学风的优秀科技人才,支持他们发挥领军作用,组织开展协同攻关,形成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成长梯队。二是强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给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为他们成长和发展搭建舞台、拓展空间。在科研项目部署、人才计划实施时,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倾斜支持。同时着力解决青年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和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三是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和潜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降压,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通过强化高层次创新人才梯队的绩效激励,用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励,重奖业绩突出的创新人才等措施,有效激发创新热情,让真正创新干事的人才受到尊崇、得到支持、发挥作用。

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关键是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一是推进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按照“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重要要求,转变职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充分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全力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二是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制”和“里程碑制”。优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大幅简化科目数量,自主调剂预算科目。三是完善评价制度等基础改革。坚持“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根据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活动特点实行分类评价,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和绩效评估体系。

山西省科技情报与战略研究中心 王瑞萍 董建忠

都市圈规划建设的演化逻辑、面临挑战及推进方略

摘要:都市圈建设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高质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历史和现实视角,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圈规划的演化逻辑,并对当前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十四五”后期及未来,建议建立都市圈联盟,磋商解决一体化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依托于“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建设规划,加快都市圈建设;依托于省际交界区,夯实都市圈建设的基础;加快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小微型都市圈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依托于都市圈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步伐,助力都市圈建设。

关键词:都市圈,核心城市,历史逻辑,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XMZ047)。

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建设、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备受党中央、国务院和政府规划及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2022)之后,学术界对于都市圈建设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基于此,文章重点从五年规划的视角对都市圈建设的演化逻辑、面临的挑战和推进方略进行探讨。

一、都市圈规划建设的历史逻辑

虽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篇章,但从政府五年规划(计划)的视角看,可以梳理出城乡发展及城市建设史。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2[下文均简称为“xx”规划(计划)]首次提出“特大城市和部分有条件的大城市,要有计划地建设卫星城镇。”从都市圈的视角看,这里提及的“建设卫星城镇”本身就是在为都市圈建设打基础。也正因为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诸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特大和大城市均有意识地加快了卫星城镇的建设。在此基础上,“七五”计划(1986)提出要依托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经济区网络”。若将“城市网络”理解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强化城市及城镇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金字塔”式或者扁平化黏性区域的话,那么,这本身也是在为都市圈建设做铺垫。“八五”计划(1991)进一步提出“城市发展要坚持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要逐步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历史渊源和基础。

继党的十四大(1992)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九五”计划(1996)首次提出“环渤海经济圈”。无论是经济区域的建设,还是经济带和经济圈的建设,均有赖于经济增长极——城镇及城镇体系的建设。如果将任何一个都市圈所涉及的城镇看作是一个小微型“城镇体系”,那么,关于都市圈建设的思路和架构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

“十五”计划(2001)中提出“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思想。这里提出的“城镇密集区”“经济带”“经济区”等概念,无不体现出未来将通过诸多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正因为此,“十一五”规划(2006)第一次提出“新城市群”建设。由此可见,“城市群”概念的提出先于“都市圈”概念,同时,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不是目的,旨在依托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经济带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框架。

在前述“两横两纵”经济带建设的基础上,“十二五”规划(2011)提出逐步“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不仅如此,在该规划中还首次提出要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这意味着在暂时不具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条件的地区,特别是中部、西部地区,可以率先加快城市圈建设,待条件成熟时,再向都市圈的方向迈进。之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提出“都市圈”概念,并指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

至此可以发现,“两横三纵”经济带之网络节点规划的思路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城市网络—城镇体系—城镇密集区—城市群—城市圈—都市圈—中小型城市。都市圈在其中为承上启下的核心层次。

二、都市圈规划建设的现实逻辑

“十三五”规划(2016)提出“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发展,促进形成都市圈”。从而为加快纵横交错的经济带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9年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不仅对都市圈的内涵、范围、定位等再一次进行了高度概括,而且对其建设的内容、重点和方向给予了规划指引。此后的“十四五”规划(2021)进一步提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新思想。

2021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建设“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其对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2021),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202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均从产业转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循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现代流通网络等视角,为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了指导意见。

综上所述,都市圈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承载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

三、都市圈建设面临的挑战

1.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核心城市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明显,辐射带动能力差

核心城市作为都市圈范围内的“领头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产业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且表现为与周边城市和国内外的联系度。由表1可见,处于西部地区的南宁市和处于中部地区的太原市,其市辖区人均GDP分别为北京市的39.67%51.13%;从西部地区的成都市来看,其市辖区人均GDP也仅为北京市的57.98%;在东北地区,哈尔滨市的市辖区人均GDP为长春市的56.78%;在中部地区,太原市的市辖区人均GDP亦仅仅为合肥市的62.29%;从东部地区内部看,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的石家庄市,其市辖区人均GDP仅为北京市的37.72%。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其聚集和辐射能力要大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因此,对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言,其加快都市圈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通过产业聚集来壮大核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并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及地区的发展。

2.部分城市人口收缩现象明显,制约了都市圈建设的进程

加快都市圈建设,既需要提升核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也需要中小城市锚定发展,协同发力。但从现实方面看,城市收缩成为制约都市圈建设的短板。以2015年为基期,地区人口统计为基数,将2021年与201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中部地区(40个)、东北地区(70个)、东部地区(19个)、西北地区(36个)、西南地区(18个)城市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其中,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最为严重,西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亦不容忽视(见表2)。在市场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的条件下,虽然人口的跨城市或区域流动属于大势所趋,但核心城市及中小城市在五到十年内如果出现长周期人口收缩,一方面证明其竞争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则更重要的就是不利于都市圈、城市群和经济带建设,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都市圈空间布局呈现东密西疏、南强北弱的格局

若将都市圈的发展类型分为成熟期、成长期、发育期、萌芽期四种,并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省份划分为南方地区,那么南方地区的都市圈为16个,且多处在成熟期和成长期,北方地区仅有13个都市圈,且多处在发育期和萌芽期。同时,从人均GDP方面看(见表1),南宁市市辖区的人均GDP仅为上海市市辖区的41.98%;即使与中部地区的郑州市市辖区人均GDP相比,也仅为其59.65%,差距明显(见表3)。由此可见,都市圈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东密西疏、南强北弱的格局。

四、都市圈建设的推进方略

加快都市圈建设,事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来应通过建立都市圈联盟机制,依托于城市群、经济带建设和乡村振兴规划和法律,以及省际交界区经济区建设,尤其应依托于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规划或实施意见,加快都市圈建设。

1.建立都市圈联盟,磋商解决一体化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对于“一小时交通圈”,学术界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总是在发生着变化,比如就铁路而言,最初为普通铁路,后来伴随着高铁、城际、地铁,及数字经济、物流、快递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城市及区域之间的“时间”概念,拓展了地域的空间。与此同时,都市圈的时空范围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应尽快成立都市圈联盟,共同磋商解决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着重解决城市及城乡功能定位与功能分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及融合、产业园区及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市场一体化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化都市圈建设、人口的就近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加快都市圈建设,从而为城市群、经济区和经济带建设铺平道路。

2.依托于“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建设规划,加快都市圈建设

“十三五规划”2016)明确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之后,“十四五规划”2021)再次提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辽宁沿海经济带”“支持淮河、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下游合作联动发展”“以沿海经济带为支撑,深化与周边国家涉海合作”。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提出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均突出强调了中国将通过“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建设,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来,中国都市圈建设重点应该放在长江、陇海兰新(尤其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珠江—西江和沿海、京哈京广、包昆三横三纵的区域,适时加快西部沿边和北部沿边经济带建设,逐步形成“四横四纵”、规模不等、层次分明、城乡融合、布局合理、联系紧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都市圈新发展格局。

3.依托于省际交界区建设,夯实都市圈建设的基础

关于省际交界区,学术界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但无论是从人口密度,还是从人均GDP方面考察,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际交界区经济区的建设水平均要低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曾冰,2017)。因此,依托于省际交界区城市,加快核心城市建设,逐步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最终形成跨越省际边界的都市圈。从目前来看,可以考虑先在具有代表性的省际交界区,如苏浙沪、苏鲁豫皖(淮海经济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合作区)等交界区选择人口规模达到300万的城市,进行城市圈或小微型都市圈建设,待取得一定经验后在其他区域推广。争取在“十五五”时期形成跨越省级行政区边界,特色明显、带动能力强的若干城市圈、小微型都市圈和大中型都市圈,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及实现高质量发展铺平道路。

4.加快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小微型都市圈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

3所列示的29个都市圈均为大中型都市圈,从其定位看,也可以分别称其为国际化、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都市圈。尽管其为经济带建设创造了条件,但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视角看,尤其是对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言,其作用发挥还比较有限。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来,在做大做强已有都市圈的基础上,建议这三类地区对于经济实力排在全国前100位的城市,先是进行城市圈建设,即以市辖区为核心,“一小时通勤圈”为半径,与周边县城、小城镇及特色小镇形成产业融合、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等、生态共建共享的圈域命运共同体,进而向小微型都市圈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城乡融合、城城包容、圈圈分工、一体化发展、“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及次级经济带相互交织的新发展格局。

5.依托于都市圈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快都市圈建设,尤其是在目前实行市管县和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现实问题也应引起足够重视。也正因为此,都市圈建设,绝不是简单的城、城互动,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生态共保、产业的分工合作和公共服务均等,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依托于中心城区、卫星城镇、县城关镇、特色小镇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及一二产业的融合发展。故此,“十四五”后期及未来,建议以大、中、小型都市圈及城市圈建设为核心,持续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加快城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一体化进程,补齐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金融机构设立都市圈建设专项基金,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及试验区建设;“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支持城市资本下乡,加快农村集贸市场和特色小镇建设;规划建设城际、市域(郊)铁路,推进中心、城市核心“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国家发展改革委,2020),实现大中小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县城、小城镇和特色小镇及乡村之间无缝对接,最终形成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6.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步伐,助力都市圈建设

加快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路径所在,更是都市圈建设的内涵所在。因此,建议在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2021)、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基础上,加快制定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都市圈规划,就数字化基础设施、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化公共服务、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和数据安全保障水平等作出具体规划,最终形成数字化都市圈,为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助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eqid=de99aec4000f3be6000000036476fb612022.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2014.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source=12016.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19-02/21/content_5367465.htm2019.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eqid=a14468700001730f00000026480655e.2021.

[6]中共中央 国务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2021.

[7]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5/content_5668321.htm2021.

[8]国务院.“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18/content_5669136.htm2022.

[9]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87499.htm?eqid=c71a404f0002bd360000000364644b1c2022.

[10]曾冰.中心城市培育与我国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7.

[11]国家发展改革委.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09/content_5500696.htm2020.

[12]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EB/OL].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1108.htm?eqid=c4953645000079740000000264816dfc.2021.

[13]中央网信办,等.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EB/OL].http://www.cac.gov.cn/2022-01/25/c_1644713315749608.htm?eqid=80998e4d000069bd000000066470783d2022.

[14]张双悦,刘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定位、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20235):103-109.

[15]张双悦.黄河流域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基于地理区位异质性[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7):118-123.

作者简介:张双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张双悦

企业管理
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策略

摘要: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企业需要加强财务预算管理,通过提升财务预算管理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文章从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入手进行研究,在介绍信息化对企业财务预算管理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信息化环境下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方法,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保障策略,旨在提升信息化环境下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水平,使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与价值,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信息化,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管理策略

1 引言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断完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现阶段,我国企业在进行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实现信息化的管理。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相关人员对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进行创新,不断提高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2 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意义

2.1 强化企业成本控制

财务预算信息化管理是基于信息化技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整合,强化成本控制的重要手段。企业在财务预算信息化管理中,可以实现对企业业务流程的梳理、规范,提高企业内部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企业在成本控制中充分发挥资源的利用效率。财务预算信息化管理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预测和规划未来一年的经营业务,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市场变化情况等对未来成本进行预测和规划。通过对各项业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可以更好地分析各个业务环节的成本控制情况,为企业提供更科学的成本控制方案。同时,财务预算信息化管理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数据支持和分析工具,通过对成本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企业成本控制水平。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企业应当积极开展财务预算信息化管理工作。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帮助企业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济效益。

2.2 规范企业财务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是一个涉及很多方面的管理工作,需要企业各部门积极配合,并且要有严格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作为保障。在当前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也应该朝着信息化、数据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进行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整个预算管理的过程进行规范化处理,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方法,使各部门都能够根据预算编制方法来进行预算编制工作。同时,企业财务管理部门还需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考核标准,并将这些考核标准应用到实际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中。例如,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可根据企业经营活动开展情况以及企业发展需求,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资金规划方案,使整个企业资金管理工作都能够按照科学合理的资金规划方案来开展,进而确保企业各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2.3 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在传统的财务预算管理模式下,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存在诸多弊端,如预算编制不够准确、预算执行缺乏有效监督、预算调整较为随意等,这些都会对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企业在实际开展财务预算管理工作时,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相关信息的处理和传递。利用财务信息化来对企业财务预算进行管理是一种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发展速度。从资金角度来看,信息化时代下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资金链运作效率、降低资金风险,还能为企业节约大量人力、物力等成本,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费用、保证资金安全。

3 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构建

3.1 系统设计的目标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需要,结合企业的现状,努力做到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提高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二是提高预算编制、审批和控制的工作质量;三是规范预算管理业务流程,使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四是加强与预算执行的联系,提高预算执行过程中对信息的控制能力;五是加强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的集成,提高其整体应用水平;六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全面、高效、准确、便捷、安全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七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多层次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自动化控制。

3.2 系统功能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企业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三个子系统。其中,业务管理系统是应用软件的核心部分,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背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汇总、分析和反馈;会计核算系统是实现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的最小单元,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统一的会计核算标准;财务管理系统对各部门、各业务环节所发生的资金运作进行全面控制,从而保证会计信息准确及时。对财务管理系统进行细分,主要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考核三大模块。

3.2.1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模块是实现财务预算管理的基础,包括基本预算和滚动预算两种形式。基本预算是以未来年度为时间单位编制的中长期财务预算,是企业制定具体财务目标和措施的重要依据;滚动预算是以滚动方式编制的年度财务预算,是在基本预算的基础上对下一年度财务目标进行调整、细化和分解后形成的。通过两种方式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计划、控制和评价,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3.2.2 预算执行

在预算执行模块中,主要是将企业预算目标转化为实际业务行为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执行步骤:一是企业的内部环境分析,财务预算的执行需要建立在企业内部环境分析基础之上,因此,需要对企业内部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制定出正确合理的财务预算;二是业务目标确定,根据企业经营战略及目标,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深入调查与分析,结合企业资源能力情况,确定企业经营活动目标及财务管理目标;三是业务活动分解,在确定好业务目标后,就需要将其分解为具体的业务活动,对于那些大型、复杂项目或周期较长、费用较高的项目,可以考虑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或业务单元;四是资源能力配置,在分解好业务目标后,就需要对资源能力进行配置,以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包括人力资源能力、资金能力和技术能力等方面;五是控制与调整,当任务完成后,就需要对结果进行控制与调整,以保证预算目标的实现。在这一模块,系统可以将企业各部门和各业务环节所发生的资金运作进行实时记录,实现对资金运作全过程的动态监控。还可以将企业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财务信息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提供给决策层和管理层。另外还可以将企业过去历史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

3.2.3 预算考核

预算考核模块主要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定考核指标,并根据考核指标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财务预算考核模块包括: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

其中,现金流量表是在财务预算模块中新增的,主要用于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其数据来源于企业的销售收入与应收账款,现金流量表又可分为销售现金流量和筹资现金流量两个部分;资产负债表是财务预算模块中最重要的,也是企业最关心的,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利润分配表是反映企业利润分配情况的报表,包括分配方式和分配时间。

利润分配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现金股利,另一种是股票股利。利润分配时间主要根据企业的经营周期来确定,涉及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勾稽关系,以及股东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勾稽关系。

3.3 企业信息化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层级

3.3.1 数据层

数据层是企业信息化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基础,为其他功能模块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持,数据获取内容包括财务会计中的会计数据、税收数据以及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各种业务数据。因此,企业信息化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建设中必须建立完善的企业数据体系,实现企业所有资源信息、业务信息以及财务信息的高度集成。具体来说,在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中,建立标准的企业业务核算体系和财务核算体系,同时将各部门、各层级所需的费用、成本、资金、收入、利润等信息集中管理起来,形成以财务报表为核心的各类管理报表。通过这些报表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动态监测。

3.3.2 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全面预算管理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预算编制服务,主要功能是根据预算管理业务需求进行预算编制;预算审批服务,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各层级管理部门提交的预算进行审核,审批通过后由系统生成财务凭证;预算执行控制服务,主要功能是对企业的各个层级的预算进行执行控制,包括日常的业务操作权限控制、审批流程控制、定期检查与分析等;预算调整服务,主要功能是对企业的各个层级的预算进行调整,包括年度、月度与日等调整;分析统计服务,主要功能是提供数据分析功能,包括数据分析与汇总等。

3.3.3 应用层

应用层主要为各级管理层提供全面的、灵活的预算管理工具,通过预算系统,可以准确、及时地编制各种经营计划及财务计划,并根据各经营单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通过对成本费用的预测及控制,使各单位能及时、准确地编制出符合实际的成本费用计划。

3.3.4 业务层

业务层是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预算业务是预算管理的中心,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具体体现。在业务层,企业要按照“战略决定业绩”的思路,对企业各项业务进行统筹规划,并制定具体的策略,结合经营目标,把业务计划分解到各个业务部门,并通过预算管理流程来实现。通过预算管理可以把企业的经济活动以统一的口径反映出来,让管理层对企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以上各个系统层级共同构成了基于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系统。为了方便各子系统之间信息互通与共享,系统需设计统一接口(UIP)。通过该接口,可以实现与ERP、资金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等各子系统间信息交互。该接口实现了四个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ERPUIP间的信息交互;UIP与资金管理之间的信息交互;UIP与会计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UIP与会计核算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

4 信息化视角下企业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建议

4.1 建立财务预算管理信息化组织机构

为保证财务预算管理信息化顺利实施,企业应成立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组织机构,由企业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负责整个财务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人员调配、系统建设等工作。该组织机构应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机构相分离,实行人员集中办公。该组织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计划,并进行定期检查、总结和汇报;负责组织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项目经费,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监督检查各部门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负责监督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对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价。

4.2 制定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需要企业制定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且要求财务预算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这一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需明确各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的责任,提升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效率和质量。同时,企业需要对财务预算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让其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操作知识。另外,企业需要明确各部门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职责,避免出现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现象,从而提升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效率。

4.3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企业的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需要企业相关部门的支持,如业务部门、技术开发部门等。要实现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需要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各部门积极配合,才能实现信息共享。因此,在搭建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时,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作。对于各部门来说,应该明确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对自身工作的影响,加强沟通和协调。在设计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时,要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以及各种因素,不能一味追求新技术和新手段,忽视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4.4 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企业预算管理系统包括网络服务器、数据储存设备、软件、数据库以及其他支持设备,需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各环节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能随意更改,不能违反操作规则。为了确保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正常运行,还应加强对内部员工的培训工作,对软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能够稳定运行。与此同时,还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一旦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失误,必须马上恢复正常。另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

4.5 引进专业的信息化人才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对信息化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保证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能够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专业的信息化人才。目前,很多企业都在培养和引进信息化人才,这对于提高财务预算管理效率、确保信息系统顺利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企业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了保证信息系统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引进专业的信息化人才。企业应该加强对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培训机制,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学习。另外,要制定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激发员工参与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合理有效的奖励措施,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这样才能确保企业信息系统搭建能够顺利进行。

4.6 定期进行系统测试

企业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计好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系统建设完成后,应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测试。一般来说,应在三个月内对软件进行一次测试,若是检测结果不合格,则必须重新设计、开发和测试。这样才能保证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的质量。具体来说,在正式运行前,针对所有的功能模块进行功能测试,包括执行流程、数据输入输出、界面操作等。

每个功能模块的执行流程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执行流程。按下开始按钮,输入信息后开始执行。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函数编辑器等工具对数据进行编辑。

第二步:界面操作。可以通过鼠标或键盘操作界面上的按钮、滑块等工具对界面进行操作。

第三步:执行结果。按下结束按钮后,程序会自动打印输出结果,并保存至数据库中。所有的测试结果将按照测试计划进行,并在测试完成后的24小时内提交。提交时必须包括以下关键信息:执行时间、系统版本、被测系统的名称、测试人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了提高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出信息化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必须建立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的信息系统。由于信息化系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且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因此,对其实施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理论上介绍了信息化财务预算管理系统搭建应具备的条件和保证措施,希望能对我国信息化建设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沈洁.试探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J].商讯,20234):57-60.

[2]蔡骁君.基于信息化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策略研究[J].经济师,20232):89-90.

[3]刘汉涛.新时期集团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措施[J].商讯,202213):21-24.

[4]张建立,张哲.基于信息化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策略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210):71-73.

[5]吴婷.全面预算管理在高速公路运营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市场,202019):168-169.

[6]倪莹.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探究——基于BMEDI公司财务信息化建设实践[J].中国总会计师,20205):63-65.

[7]吴晓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优化策略[J].中国市场,202335):155-158.

作者简介:张彪(1982—),男,汉族,甘肃白银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投融资管理、预算管理。

青岛信富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张彪

财务视角下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研究

摘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经营战略管理起到关键的作用,不仅影响企业财务的健康发展,还关系到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本文探讨财务视角下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旨在帮助企业合理进行决策,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财务视角,企业,经营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还是企业管理者制定战略和实现目标的有力工具。财务视角下的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强调了财务数据在指导战略决策方面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和利用财务信息,企业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财务状况,识别机会和挑战,制定更有效的战略,并最终取得成功。

一、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为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路线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企业经营战略管理有助于企业管理者识别新兴市场和产业领域的机会。通过市场分析和趋势研究,企业可以确定哪些领域具有潜力,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方向。第二,战略管理有助于企业预测市场变化和应对竞争压力,从而提前采取措施来规避潜在的风险,帮助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减少不确定性。第三,通过战略管理,企业可以更好地规划和配置资源,包括财务、人力和技术资源。这有助于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更好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第四,战略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明智地选择竞争策略,包括成本领先策略、差异化策略和专业化策略等。

(二)帮助企业统一步伐,提高竞争力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对于统一企业步伐和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战略管理帮助企业明确定位和愿景,确保所有员工明确企业的长期目标。这有助于统一步伐,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为何工作和努力。第二,战略管理鼓励不同部门和团队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统一战略方向,各个部门可以更好地协同工作,避免内部冲突,提高协同效率。第三,战略管理有助于企业识别和管理潜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竞争风险以及内部风险。通过预测和规避风险,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竞争力。第四,战略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度量指标,监控战略的执行和绩效。这需要企业不断改进和优化战略,以提高竞争力。

(三)有利于企业形成联动机制,维持企业活力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在维持企业活力和形成联动机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战略管理能够确保全体员工明确企业的长期目标和愿景,从而统一企业发展的方向。这有助于形成联动机制,使员工都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增加合作和协同的可能性。第二,战略管理鼓励企业不断创新和改进。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和规划,企业可以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第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可以提高员工的参与感和工作动力。员工感到他们的工作对于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这有助于维持企业活力。第四,建立度量和绩效评估机制,用于监控战略的执行和绩效,可以帮助企业不断改进和优化战略,从而保持活力和灵活性。

二、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制定能力有待提高

第一,部分企业制定的战略规划存在缺陷,如规划不够详细、战略目标不清晰、战略执行计划不完备等可能导致战略不切实际,难以实施。第二,部分企业未能充分分析内部和外部环境,确定战略的基础。缺乏深入的市场研究、竞争分析,导致制定的战略不够全面。第三,有效的战略管理需要明确的沟通和信息传递。部分企业未能在全员之间传达战略目标和计划,员工可能对战略方向感到困惑或不了解。第四,缺乏战略制定和执行的专业人员可能会导致战略管理的能力不足。企业需要拥有足够的战略管理人才,以确保战略的有效制定和实施。第五,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可能不利于战略管理的实施。如果企业管理层不支持战略管理或存在创新障碍,将难以发挥战略的实效性。

(二)企业业财融合能力欠缺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存在业财融合能力欠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表现。第一,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通常关注不同的目标和指标,导致沟通障碍,难以实现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协作。第二,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使用不同的数据和信息系统,导致信息不匹配或不一致,从而导致误解、错误决策和沟通低效率。第三,预算和绩效度量通常是财务部门的职责,但如果它们与业务战略不协调,就会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例如,一些企业过于关注短期财务绩效,而忽视了长期战略目标。第四,个别业务管理者缺乏足够的财务素养,未能了解财务数据和指标,导致他们在制定战略和决策时无法充分利用财务信息。第五,企业在投资决策中未能充分考虑财务因素,导致投资项目的选择与战略目标不相符。

(三)企业经营战略管理数字化建设不足

经营战略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不足是当前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部分企业数据存储在不同系统和部门,导致数据碎片化。这使得数据访问和整合变得困难,影响了战略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第二,尽管企业收集了大量数据,但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能力,无法从信息中提取有用的价值。这阻碍了数据驱动的战略决策制定。第三,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基础设施,无法支持数字化战略管理的需求,包括硬件、软件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不足。第四,企业需要强化数字化文化的意识,员工需要培训和支持,以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第五,数字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购买新技术、培训员工和维护数字系统。这使一些企业在财务方面面临挑战。第六,不同的数字工具和系统无法有效整合,导致信息孤立和不一致性或信息断层,影响战略管理的完整性。

(四)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执行力欠缺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执行力欠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未能明确定义责任和角色,员工不知道自己在战略执行中扮演的角色,导致责任模糊和任务重叠。第二,如果激励体系与战略目标不一致,员工可能会关注其他目标而忽视战略执行,导致执行不足。第三,企业未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培训,无法支持战略的执行。员工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从而无法有效地实施战略。第四,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企业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把握机会,导致战略失效。第五,企业未能建立有效的战略监测和反馈机制,从而无法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三、针对现存问题的改进措施

(一)重视经营战略作用,提高制定经营战略管理能力

要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问题,提高制定经营战略管理能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企业管理层应明确传达战略的重要性,以确保所有员工理解战略与企业成功的密切联系。管理层应不断强调战略的作用,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战略制定和执行。企业可以建立专门的战略团队,负责制定和监督战略计划。这个团队应包括具有战略规划经验的专业人员,以确保战略制定的高质量。其次,提供员工培训和发展机会,提高员工的战略管理能力,包括战略规划培训、领导力培训和战略思维培训。再次,利用现代的战略工具和框架,帮助企业更全面地制定战略计划。促进战略信息的共享和开放沟通,确保员工了解企业的战略目标和计划。确保战略目标明确、可量化,并与企业的长期愿景一致。建立明确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以便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监测和评估进展。最后,制定详细的战略执行计划,包括明确的时间表、责任人和资源分配。建立战略执行的监测和反馈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此外,还可以建立激励机制,将员工的绩效与战略目标联系起来,提供奖励和认可,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战略执行。定期评估战略的有效性,根据市场变化和绩效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确保战略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这也需要管理层的承诺和员工的积极参与,以确保战略的成功制定和执行。

(二)促进企业实现业财融合

要改进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实现企业业财融合,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和措施。第一,创建跨部门的业财融合团队,由业务和财务专业人员组成,协助制定和执行战略,确保业务和财务目标一致。第二,建立数据集中和共享系统,确保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使用相同的数据,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第三,制定业务和财务绩效指标,确保它们相互关联并支持战略目标,包括财务指标如ROI(投资回报率)与业务指标如市场份额之间的关联。第四,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协同制定预算和计划,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实现战略和财务目标。第五,组织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业财融合能力。培训应当涵盖财务知识、业务领域以及如何协同工作等内容。同时,鼓励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积极协作和沟通,定期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战略进展和解决潜在问题。第六,确定明确的战略执行目标,包括业务目标和财务目标,以便全体员工都了解战略的目标和方向。第七,建立战略执行的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解决措施,保持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协作。通过应用这些方法和措施,企业可以实现业财融合,促进战略管理的顺利执行。确保战略目标与财务目标一致,同时充分利用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专业知识实现长期发展。

(三)加强企业经营战略管理数字化建设

要加强企业经营战略管理数字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选择和使用适当的数字化战略工具和软件,如战略规划平台、业务智能工具和数据分析软件,支持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二,创建一体化的数据仓库,将来自不同部门和系统的数据整合在一起,这有助于提供全面、实时的数据,以支持战略决策。第三,利用数据分析来预测市场趋势、竞争力和客户需求,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战略,同时保证决策的精确性。第四,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来改进内部沟通和协作,促使各部门更紧密地合作制定和执行战略。第五,使用在线项目管理工具和协作平台,管理战略执行的项目和任务,有助于提高项目的可见性和遵循时间表。同时,数字化建设涉及大量敏感数据,实施强有力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保护敏感信息、确保合规性尤为重要。第六,借助移动应用,员工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战略信息,提高灵活性和即时决策能力。第七,利用云计算和虚拟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IT成本,支持数字化建设。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化建设,提高战略管理效率和效果。数字化建设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更科学的决策支持和良好的协作,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四)提高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执行力

要提高企业战略经营管理的执行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明确责任分配,确保每个员工都知道自己在战略执行中的角色和职责。建立战略执行团队。第二,建立有效的监测和反馈机制,及时追踪战略执行的进展,并在出现问题时采取纠正措施。第三,设计激励机制,将员工绩效与战略执行的成功联系起来。提供奖励和认可,以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战略执行。第四,确保持续沟通,将战略目标和进展情况传达给所有员工。透明的沟通可以提高员工的认同度和参与度。第五,识别和管理潜在的风险,包括执行风险。制定应对措施,以减轻潜在问题对战略执行的影响。第六,改革企业文化以支持战略执行。建立鼓励创新、协作和执行的企业文化。高层管理者应以身作则,积极参与战略执行,展现领导力和决心。第七,定期进行战略审查,评估战略的有效性,并根据市场变化和绩效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确保战略目标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实现长期发展。

(五)把控企业扩张速度

在企业经营战略管理阶段,当企业处于对外扩张状态时,极易面临较多有待处理的风险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容易显露疲软态势。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可知,资金问题为首要隐患。现阶段,大多数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部署时,常见的风险问题为扩张速度较快。为此,企业应借助合理的手段,有效控制扩张速度,结合企业的发展现状,制定具有较强指向性的对外扩张方案。在市场范围内,由于商品的供给量不受人为因素影响,如果未能实现对扩张速度的有效管控,不但会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范围内的比重超量,还容易引发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抢夺市场份额。企业获取的经济收益会持续走低,甚至还容易导致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为此,企业在生产阶段应借助科学的手段控制对外扩张速度,将发展速度保持在平稳的状态,结合人们的主观需求,对商品的市场占比进行合理预判,制定科学合理的扩张计划。企业在生产阶段,应提升对风险管控的关注度,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预警机制。当企业处于生产阶段时,应结合发展现状,参考对应的数据,将运营成本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消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财务视角下的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全面的战略,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经营战略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将财务视角与其他管理方法相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效果。通过持续监测和评估,企业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以应对新的挑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它只是整个战略管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与其他管理领域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文根.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研究[J].商业故事,202215):43-45.

[2]刘兴悦.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实证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2105):32.

[3]程燕茹.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研究——以传统火电企业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02):56-58.

[4]程晗.基于财务战略视角的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J].财经界,202308):43-45.

[5]李洁.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的探索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233824):31-33.

[6]胡明川.财务战略视角下建筑企业经营战略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2106):225-226.

[7]秦言坡.浅议内控视角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J].现代经济信息,20223734):131-133.

[8]陶陶.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306):92-94.

[9]康玉展.内部控制视角下企业财务管理中问题的优化策略[J].全国流通经济,202111):36-38.

[10]蔡后萍.核心竞争力视角下企业财务战略管理探究实践[J].财会学习,202235):52-54.

作者简介:陈霞(1992—),女,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南昌陌上园管理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陈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研究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市场营销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旨在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转变,并探讨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深入剖析了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的背景和动因。其次探讨了数字化营销工具的应用和影响,包括社交媒体营销、移动营销、数据驱动的营销等。最后总结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的启示和建议,希望对相关研究和实践有所启发。

关键词:数字经济;企业市场营销;转变研究;数字化营销工具;影响与应用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传统的市场营销方法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商业环境,企业必须主动应对这一挑战,转变市场营销策略以满足数字时代的要求。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要更加注重数字化营销。传统的广告宣传渠道,如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等逐渐失去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相比之下,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数字化营销将成为主流。企业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优化和电子邮件营销等工具,通过定向广告和精准营销来吸引目标受众。与此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优化产品定价和促销策略,提升市场竞争力。

可以预见,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转变将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灵活调整策略,适应数字时代所要求的市场营销模式。

二、数字经济对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1.数字经济的定义及特点

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生产、交流、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数字经济具有高度协同性。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通过数字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撑,各个主体可以更加高效地共享资源、协同创新,形成整体效益的提升。

数字经济强调信息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利用成了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通过收集、分析和挖掘大数据,企业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优化产品和服务。

数字经济具备风险与挑战。虽然数字经济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例如,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泛滥等问题,都需要社会和政府加强监管和制度建设,以确保数字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2.数字经济对市场环境的影响

数字经济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以信息为核心,推动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数字经济对市场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经济改变了市场的运营方式。传统市场以实体经济为主导,交易活动依赖于实体场所和纸质文件,效率相对较低。而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在线交易,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推动了市场的无缝连接。通过数字经济,企业和消费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境电子商务,加速了商品、服务和资金的流通速度,提高了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

数字经济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重构。传统经济时代,市场参与者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地域限制,进入市场的难度较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信息的透明度得到了提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渐减少,使得新兴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市场。这种市场格局的变化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推动了行业结构和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

数字经济影响了市场环境的监管和权益保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监管模式可能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数字经济的运营和发展。同时,数字经济也涉及大量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流动,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提出了新的保护要求。因此,保护用户权益和数据安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3.数字经济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消费者行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传统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现在,消费者可以方便地通过网络购物平台、手机应用等渠道进行线上购物,以及通过移动支付实现快速便捷的支付体验。

数字经济的崛起使得消费者在商品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便利。传统实体店的商品品类受限于空间和成本的限制,消费者的选择相对有限。然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到全球各地的商品,尤其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获得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选择。这种多元化的选择让消费者更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促使商品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竞争,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福利。

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推动了消费者行为个性化特征的凸显。通过互联网的分析和挖掘,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兴趣爱好和消费习惯等个性化信息。在消费者进行线上购物时,这些平台可以向他们推送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帮助消费者更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的商品,提高购物效率。此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和消费者评论等途径分享自己的消费经验和观点,为其他用户提供参考依据。

三、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的背景和动因

1.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压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压力变得更加激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应用,传统产业正逐渐被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

数字经济带来了市场格局的重构。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迅速崛起,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流通和销售方式。传统企业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各类企业的竞争,市场边界不再明确,市场竞争正从纵向拓展到横向竞合。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转型,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数字经济加速了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消费者能够更全面、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消费者决策的权力显著增强。

2.消费者需求与行为的变化

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产品功能,而更看重产品的质量和持久性。例如,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有国际品牌认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测和监管。此外,消费者还对产品的材质、工艺和设计要求更加严苛,他们追求独一无二的产品体验和细节感受。

消费者对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希望在消费中表达自我,并展示自己的独特特质。因此,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定制产品的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例如,定制化的衣物、箱包和家具等产品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颜色、款式和材质,以满足个性化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线上购物成为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方式之一。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轻松浏览、比较和购买商品。同时,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产品信息,与他人分享购物经验和评价。这种便捷的购物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也促使商家不断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

总的来说,消费者需求与行为的变化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消费者对品质和个性化的追求推动了各行业的创新发展和竞争。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继续发生变化,商家需要密切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技术创新的推动

技术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信息的高速传输,社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通过不断地引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企业能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技术创新还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工厂自动化、生产流程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

技术创新对社会生活的改善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交通领域,随着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同时减少尾气排放,改善环境。在医疗领域,技术创新带来了更好的医疗设备和治疗方式,提高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在教育领域,技术创新使得在线教育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促进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技术创新还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技术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清洁能源得到发展,减少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了碳排放,减缓了气候变化。技术创新还能够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四、数字化营销工具的应用和影响

1.社交媒体营销

社交媒体营销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人们对手机和社交平台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社交媒体成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联系的桥梁和互动平台。通过社交媒体营销,企业可以精确地定位目标受众,并与他们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创造有吸引力的内容。有趣、有用、有情感的内容能够吸引并留住目标受众的注意力。这需要从目标受众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需求、兴趣和喜好,才能精准创作内容。同时,内容应该是多样化、富有创意的,可以通过图片、视频、漫画、故事等形式传达信息,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流量转化率。社交媒体营销要与目标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建立稳固的品牌形象。通过回应用户的评论、私信,分享用户生成的内容,企业可以获得用户的信任,提高用户的忠诚度。

2.数据驱动的营销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驱动的营销正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数据驱动的营销是指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大量的数据,来指导营销决策、优化营销策略,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数据驱动的营销可以通过分析消费者行为数据来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通过收集消费者的购买记录、浏览行为、社交媒体互动等数据,企业可以建立消费者画像,挖掘出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例如,某服装品牌通过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记录和喜好,发现一部分消费者对某一品类的产品有很大兴趣,于是针对这一消费人群推出了定制化的促销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馈。数据驱动的营销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竞争对手的动态,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营销策略。通过监测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动、新产品上市情况、市场份额变化等数据,企业可以及时调整自身的策略,抢占市场先机。同时,通过对竞争对手的目标客户群体进行深入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客户,并通过精确的营销手段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五、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的启示和建议

1.加强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分析和挖掘是一种利用数据抽取信息、发现模式和获得意义的过程。通过处理和解析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企业可以获得宝贵的商业洞察力,并从中获得竞争优势。

为了加强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首先,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开放的数据体系。这样的平台可以整合多个数据源,包括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真实的数据生态系统。同时,还需要建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从而为有效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奠定基础。其次,加强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需要发展先进的算法和模型。通过引入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构建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挖掘系统。这些系统能够自动发现数据中的隐藏模式和关联关系,并根据结果做出预测和决策。同时,还可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等技术,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深度理解和分析。

总之,加强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数据科学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并建设完善的数据生态系统,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数据挑战,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在实践中,我们要秉持科学的精神,注重数据隐私保护和合法合规,充分发挥数据分析和挖掘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建设多渠道整合的数字化营销体系

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建设多渠道整合的数字化营销体系至关重要。数字化营销已经成为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形象和吸引目标消费者的重要工具。在数字时代,企业需要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和技术手段,以全面、精准和高效的方式进行营销。

建设多渠道的数字化营销体系要考虑到不同渠道的特点和优势。企业可以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电商平台等多个渠道上展开营销活动。例如,在传统媒体上,可以利用广告、电视节目赞助等方式传达品牌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与消费者互动,提供个性化的推广和服务;在搜索引擎上,可以通过SEO和SEM技术提高企业在搜索结果中的曝光度;在电商平台上,可以开设品牌旗舰店,提供线上购物体验。通过整合多个渠道,企业可以实现品牌信息的全面传播和消费者的多样化触达。

数字化营销体系需要具备精准和高效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广告投放和营销策略,实现精准定向和个性化推荐。例如,通过用户数据分析,企业可以了解消费者的兴趣爱好、购买习惯和行为特征,从而提供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此外,数字化营销还可以实现即时反馈和追踪,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调整营销策略,提高用户体验和营销效果。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数字化营销工具的应用和影响,总结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转变的启示和建议,对相关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义,黄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不公平的影响[J].资源科学,2023(6):1223-1238.

[2]郭芳.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背景下旅游业数字化转型探究[J].旅游纵览,2023(12):176-178.

[3]张子峰.探究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路[J].营销,2023(9):77-79.

[4]吕潮林,彭灿,曹冬勤.双元学习、创新驱动过程与数字化转型:数字能力的调节作用[J].系统管理学报,2023(2):379-394.

[5]梁楠,李磊明.大数据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综述[J].电子世界,2016(17):8-9.

[6]张凯.优衣库卖场色彩营销策略分析及相关应用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李宗梅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策略

摘要:文章首先针对经济新常态以及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作出概述,之后研究以及分析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切实推动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再次分析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新趋势,最后基于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以切实助力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井然有序的进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不断的优化。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策略

1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过去30年发展特征大不相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同时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出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社会发展城乡差距逐年缩小,居民收入占比逐年上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逐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在这一背景之下,加强社会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为尤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看,对人力资本成本进行管理成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性、深度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一环,因此需要加强对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视,致力于完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各个环节以及流程,达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以及质量的目标。

2 经济新常态与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概述

2.1 经济新常态概述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学领域中所出现的一个定义概念,指的是经济对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在呈现出对称的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而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打破传统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经济模式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一经济发展状态主要依靠低成本进行驱动,我国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也逐步转变为集约型、质量型发展,而这是旧常态与新常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经济新常态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多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国家经济增长形势、国家产业结构形式以及国家所制定的战略发展方针等,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更加强调突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在社会运转的过程当中构建新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概述

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管理学领域衍生出的管理学概念,其以现代化管理理论为导向,在推进管理的过程当中需要着重开发人力资源效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价值,以此达到对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利用的效果。在落实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过程当中需要确定人力资源成本管控指标体系、明确人力资源成本管控目标、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制度,同时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源成本管控的统计、分析以及评价,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发展。从本质上来看,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最为关键的目标便是制定更加科学的人力资源成本指标,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选择,同时保证在人力资源当中所投入的成本实现最优化、价值开发最大化,从而使人力资源创造出更多的效益与价值,达到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目标。

3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以创新驱动为导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对人力资源成本的管理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发展任务,同时也是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一环。总体来讲,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展开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同时其也是社会发展所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成为现代管理学核心,不断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的优化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深度挖掘社会经济潜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实现对人力资源成本的科学化管理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可以有效开发出人力资源的潜能与价值,同时能够使人力资源更加的精干与高效,促使人力资源在其自身岗位上发挥最大化的价值、产生最大化的能效。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引领社会经济实现驱动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为社会发展输送人才。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最为关键的一环便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价值,而对于人力资源的价值开发则需要围绕人力资源管理目标充分落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评价体系等,在此基础之上使社会当中的人才逐步了解到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并且对自身的缺点进行完善,持续性的加强专业学习,进而掌握更加精湛的专业技能,达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目标。这有助于为我国社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促使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拥有足够的人才基础作为支撑。与此同时,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建设过程当中,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需要由具体的人去执行相关发展目标,同时各领域的发展又需要服务于人,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实现人力资源的成本管理又能够开发人力资源的最大化价值,所以在此基础之上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4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新趋势分析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建设当中,人力资源是其中重要的资源类型,对于人力资源成本进行管理同样也是一项关键性的发展任务,是我国社会不断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一环。而在当前以信息化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之下,社会当中各种新业态应运而生,如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广泛运用促使我国社会对人才需求不断增加,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造就就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的势头愈发明显。因此,当社会今企业的竞争开始逐步从市场资源的竞争转化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与智力成果的竞争。在此背景之下需要企业逐步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技术团队、高素质的知识团队。为此,需要企业不断地更新人才队伍、加强优秀人才培养,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满足企业的市场竞争需求,同时培养出一支创新、多能、灵敏的员工队伍,而这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1]。此外,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面临全球化竞争,所以社会产业发展开始逐步由大规模生产转化为大规模定制,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开发周期呈现出日益缩短的趋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社会产业也开始逐步从原本的劳动密集型转化为知识创新型。所以在这一趋势之下,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必然日益增强,如何实现产业的发展创新成为我国社会企业缓解国际化市场竞争的关键一环。然而企业的市场竞争又取决于企业内的人才水平,人才的专业性、创新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潜力以及市场核心竞争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积极推动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通过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有助于培养更多拥有创新精神、掌握专业能力以及专业技术的优质人才,从而通过雄厚的人才队伍支撑我国社会企业的改革创新,使我国社会企业能够在国际化竞争当中处于优势地位,达到提升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质量的目标。除此之外,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社会产业也开始由原本的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这一转变也决定了社会产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而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则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激发人才的发展潜力、强化人才的综合素质,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落实创新驱动要求,带动我国社会产业实现改革创新,进而助推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之上加快步伐向前迈进。

5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5.1 劳务派遣机制有待改进

在我国社会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务派遣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同时社会当中各个企事业单位也开始逐步推动人力资源机制的改革,而一部分单位在人力资源制度改革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劳务派遣这一用人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所投入的成本。但是,这种方式仍然存在一定不足,不但不利于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价值,也会对企事业单位的运营以及发展效率造成影响[2]。例如:在一部分单位当中出现劳务派遣员工数量过高的情况,同时所派遣的工作人员面临的工作环境以及薪资待遇等相较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差距,其工作的时间比正式员工更长,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深层次挖掘人力资源价值,对于我国社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5.2 弹性工作机制存在缺陷

弹性工作机制是人力资源管控过程当中的一项重要机制,也就是说,一些企事业单位在人员招聘的过程当中会明确以弹性工作制度以及薪资待遇为主。然而在弹性工作机制落实的过程当中也会遭到许多的质疑以及不理解[3]。这主要是由于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在采用弹性工作机制的过程当中会选择性地避免加班费,同时为员工群体所安排的工作内容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因此便会出现员工群体加班次数多、加班时间长等问题。而频繁的加班又会对员工的工作状态、心理等造成较大影响,甚至一部分单位拒绝给员工群体支付加班费,这就会导致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不足、质量较差等方面问题更加显著。除此之外,一部分单位虽然采取了弹性工作机制,但是在薪资待遇保障方面却相对较差,甚至无法及时给员工群体发放薪资报酬以及奖金提成,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员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人力资源价值的深度开发,同时也会给人力资源成本管控造成负面影响。

5.3 人力资源开发及使用成本虚高

在展开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人才进行开发以及使用是促进社会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在经营发展过程当中针对专业人才资源的开发以及使用存在成本虚高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又会影响到企事业单位的发展,不利于促进企事业单位实现高速发展[4]。例如在企事业单位当中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人才开发理念,同时单位当中的用人机制也并不合理,出现一部分人才专业能力强但却缺乏用武之地,出现人才浪费现象。又如单位更加倾向于聘用经验丰富、能力强的老员工,若是在新员工无法完成岗位工作的时候便会进行岗位调整,而这一问题则有可能导致新人无法得到足够的锻炼,难以为企事业单位开发更多的优秀人才,同时也拉高了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降低了人才的利用效率。

5.4 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理念固化

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开展人力资源成本管理需要全面推进该项工作,并且实现对该项工作各个环节与流程的充分统筹,在此基础之上促进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顺利进行。然而,实际当中则存在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理念相对固化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网络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我国逐步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而这同样也会对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成本管控造成一定影响。需要在开展人力资源成本控制以及价值开发的过程当中基于网络信息化技术发展特征而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实践中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并未充分明确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方向,因此导致一部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方法无法切实奏效,同时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本管控效果,对于人力资源价值的开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如何转变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理念成为促进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实现创新的重要一环。

6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6.1 完善劳务派遣机制

对于劳务派遣机制的完善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做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强化社会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5]。因此,需要针对劳务派遣制的具体实践情况作出有效的完善,从而避免相关问题产生。从劳务派遣的本质来看,该种就业形式属于非正规的就业形式,通常情况之下被运用在短期灵活用工当中,因此这一种用工形式不能够被当作常态的用工方式,针对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当中所存在的劳务派遣占比过高、劳务派遣制度成为主流用工形式的现象需要进行规制,在此基础之上保障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例如:针对劳务派遣人员需要充分明确其工作职责、岗位工作内容,同时需要保障劳务派遣人员与企事业单位当中正常工作人员享有同等待遇,如此才能保障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就业环境的公平公正。针对劳务派遣单位加强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对于劳务派遣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在此阶段需要严格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当中相关规定要求劳务派遣单位注册资本超过50万元,同时杜绝逆向派遣的恶劣现象产生,加强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使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并且保障劳务派遣机制更加完善与规范。

6.2 合理运用弹性工作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社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同样需要针对当前所运用的弹性工作机制进行合理应用,从而确保弹性工作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又需要助推社会产业的创新发展,最大限度开发出社会人力资源的价值与作用。首先,企事业单位在运用弹性工作机制阶段,要给予员工群体更高的自由度,保障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工作地点的灵活性、工作量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利用弹性工作机制激发员工潜力,并且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的科学控制[6]例如:在工作时间方面,不需要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加班,这样可以使工作人员灵活地掌控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地点,进而顺利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这样既有利于提升相关人员工作安排的合理性,又有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充分发挥出弹性工作制的作用,实现人力资源开发效果的提升,间接地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

6.3 降低人力资源开发及使用成本

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成本使用的控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促进企事业单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所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开展人力资源成本控制需要保障人力资源开发当中所投入成本的科学性,以及使用成本的合理性[7]。例如:企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需要适当注入一部分创新能力强、思维灵活的青年员工群体,使青年员工群体能够在企事业单位当中承担更多技术性、创造性的工作岗位,而在这一前提之下又能够使企事业单位当中的青年员工群体得到更多的锻炼,从而使之成为单位当中的中坚力量。针对单位当中的老员工群体,则可以适当为其安排熟练性工作岗位,加强老员工群体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这就要求老员工群体在单位引进新人时更好地承担老带新的职责。通过这种形式既可以实现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科学控制,又能够使单位当中的老员工以及青年员工群体各自发挥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开发人力资源的价值,有效降低企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开发及使用当中所投入的成本。

6.4 更新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理念

着重更新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理念属于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保障企事业单位切实做好人力资源价值开发的重要一环。因此,需要在开展人力资源成本控制阶段着重更新成本控制理念,在此基础之上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提升人力资源开发的质量以及效果。例如:开展人力资源成本控制阶段首先需要转变原本的选才偏见以及固有的人才选拔想法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切实为单位发展选拔更多的优质人才[8]。例如:在进行人才选拔的过程当中可以将学历作为其中的一项指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的实践能力、专业水平方面,而不是单纯看重人才的学历。同时在选拔人才期间也需要以实际的考核成绩为核心,人才的学历以及相关职业技能证书只可以看作一个加分项,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以实践能力为导向实现人才的科学选拔,切实实现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开发。而充分开发出人力资源价值便实现了人力资源投入成本的控制,有助于切实促进企事业单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7 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需要企事业单位切实做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从而通过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助力强化企事业单位的发展质量,最大限度开发出人力资源的价值与作用。所以在文章研究当中深层次探索以及研究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用以切实助力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敏婕.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76):1.

[2]陈露.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商场现代化,201616):70-71.

[3]张军.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201516):1.

[4]边美玲.浅谈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613):1.

[5]杜丽.浅谈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经贸实践,201618):1.

[6]陶琛.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产城(上半月),202211):3.

[7]陈红兵.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源成本管理[J].商情,201918):112-112.

[8]施婉妮.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和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524):3.

作者简介:孙澜(1985—),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专业)。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 孙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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