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不断强化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2年，面对更趋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稳步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加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创新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一、创新发展在新阶段面临的新要求
（一）发展阶段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要求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近些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依靠要素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同时，单纯依靠技术引进也已经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我们必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年，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疫情冲击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双重挑战。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受到侵蚀，新经济新动能承压明显，创投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面对严峻形势和挑战，我们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要求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美国以“国家安全”等名义，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和中美科技交流持续予以打压和限制，不断升级高技术出口管制措施。2022年，美国政府加大对华战略围堵力度，出台一系列新的围堵和封锁措施。其中，所谓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有助于提高美国创新竞争力的领域增加补贴，限制获补贴的全球芯片企业未来10年内在华投资先进产能，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竞争优势。2022年10月美国发布《出口管理条例》最新修订规则，采取将特定的高性能计算芯片、含有此类芯片的计算机产品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软件和技术加入《商业管制清单》，限制美国人为涉及中国的特定半导体活动提供支持等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英伟达、AMD等公司的先进芯片和计算机产品以及寻求国际晶圆代工厂商的流片和代工服务。
同时，美国又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各类制裁清单，并联合盟国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围堵。美国的科技打压在短期内会给中国科技创新增加障碍，但也促进了全社会加快凝聚创新共识，激发了更多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增强中国技术和产品的竞争优势。中国科技与经济安全更迫切地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撑，更需要加快以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要求加快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等新兴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领域技术加速突破，新方法、新手段不断涌现，催生出众多新业态、新产业。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正引发新一轮国际分工重大调整，重塑世界竞争格局。
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新的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加大基础科学和前沿领域投入，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争取未来竞争的主动权。在各国政策大力支持下，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正在酝酿重大突破。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在新时代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塑造新优势、开辟新赛道，需要我们加强前沿领域创新的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加快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二、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部署和举措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挑战，党中央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针对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产业基础不牢等问题，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为克服创新体系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022年，中国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不断优化配置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依靠改革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1.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
2.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2022年，中国加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国家实验室入轨运行，强化重点领域和基础领域布局，加快重点领域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培养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加快推进，完成首批20个实验室遴选与重组试点，推动形成覆盖面全、领域清晰、布局合理、有效支撑国家战略目标与战略需求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持续推动科技领军企业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组建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探索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3.深化科技项目和成果管理制度改革
2022年，中国围绕科技项目和成果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关改革。加快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积极探索重大任务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对前沿探索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设立颠覆性技术专项，支持科学家大胆探索。给予科研单位更多项目管理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提高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建立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的操作性规范。相关部门还统筹部署了技术要素市场制度、技术要素交易网络、技术要素市场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
4.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创新高地，在技术、产业、人才和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辐射和带动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2年，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成渝（2021年12月获批）、武汉（2022年4月获批）开始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包括：围绕原创性、引领性技术进行攻关，提升原创科技策源能力；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开展先行先试；强化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带动周边地区创新发展。
（二）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针对中国科技支撑经济发展不足及其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党中央提前谋划部署重大科技项目，出台一系列举措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
1.加快实施国家科技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
党中央在总结过去十年科技工作及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重大科技项目，集聚优势力量攻坚克难，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2022年，各地方、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等重要文件，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陆续制定实施了生态环境、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交通、卫生与健康、公共安全与防灾减灾、中医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科学技术普及发展等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保障了科技工作按照中央部署有序推进。
2.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基础科学也是美西方对中国科技遏制升级的重要方向。中国2022年开始施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提出了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强化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力度、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等支持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的国家队作用，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高校开始加强有组织科研，设立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专项，启动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建设，对接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
3.支持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是发挥科技对经济支撑作用、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2022年，中国出台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支撑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税收政策方面，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可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能够在税前实行100%加计扣除；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研发项目方面，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中，单列预算资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作用方面，建立向企业咨询及征求意见的制度，健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推动建立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的机制。
（三）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驱动要为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战略支撑。中国产业发展存在基础能力不强、传统产业附加值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规模化发展不足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来解决。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2022年，相关部门围绕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和措施。
1.着力推进产业基础再造
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要在产业链供应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特别是要在涉及产业基础能力的短板弱项上下大功夫并取得突破，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2022年，相关部门按照“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有关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重点是鼓励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组成创新联合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开展关键基础技术和产品的工程化攻关，促进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2.着力推进智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全球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2022年，中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高端化方面，继续推动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在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电力能源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和现代农机装备等领域，努力突破一批带有创新性、标志性的装备。智能化方面，多部门联合开展了2022年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绿色化方面，开展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产品示范应用，积极推动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以创建绿色工厂、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业园区和构建绿色供应链为牵引，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实施工业能效、水效提升计划，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
3.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前沿领域技术创新的高地，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也是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2022年12月，中央将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建设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出明确部署。
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持续开展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围绕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焦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规划建设一批专业性行业性国家级人才市场；加强债券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相关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支持，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科技强国，离不开一个个科技尖兵、科技方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人才工作还存在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才政策精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必须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集聚天下英才，才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1.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强调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相关部门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和选拔培养机制，实施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部署实施“强基计划”，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瞄准未来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壁垒，促进学科专业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此外，针对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展露才能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开展了减负专项行动。
2.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选拔评审、学风建设、担当作为、监督管理等方面推动改革。部分地方和高校院所以“破四唯”“立新标”为突破口，以深化改革和政策协同为保障，试点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各地方、各部门调整了相关科技成果评价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技能导向的使用制度，建立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
（五）构建开放创新生态
开放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面临封锁打压的形势下，更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必须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加强开放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1.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2022年，中国继续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全年共举办了48场政府间科技合作会议，新签和续签了25项科技合作文件。相关部门加强国际双多边科技合作与知识交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等研究合作，积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标准体系；推进中欧、中德、中加、中新、中挪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加强创新成果共享。支持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企业工作并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积极推进并试点设立了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鼓励各国科学家围绕重大问题共同开展研究。聚焦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灾害风险、气候变化、环境安全等人类共同挑战，策划组织国际科普活动，增强国际合作共识。
2.加大吸引国际人才力度
推动国际人才认定、服务监管部门信息互换互认。在风险可控领域探索建立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加强执业行为监管，加大国际化高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力度。推进人才社区建设，提高国际人才综合服务水平。打破户籍、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人才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顺畅流动。
鼓励地方政府面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精尖缺”人才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外国高端人才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程序。探索建立外国在华留学生校外实习和勤工助学制度。
三、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2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克服内外部多重挑战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科技政策加快扎实落地，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科技和人才基础不断夯实
1.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稳步增长
2022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接近3.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1%，自“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如图1所示）。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2023.5亿元，增长11.4%。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2.科技成果水平明显提升
2022年，中国热点论文世界占比持续增长，世界热点论文数量首次排名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量达4.99万篇，比2021年增加16.2%，占世界份额为27.3%，提升近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世界排名第2位。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科技成果登记数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达161.9万件，同比增长2.1%；科技成果登记数量84324项，同比增长7.2%（如图2所示）。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C919大型客机获得型号合格证并交付首架飞机，ARJ21支线客机实现百架飞机交付，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夸父一号”太阳探测卫星成功发射，国产10万吨级大型渔业养殖工船交付运营，首艘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下水。
3.人才供给质量持续改善
2022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到635.4万人年，同比增长11.2%，连续多年保持世界首位。高端人才数量不断增加，2022年内地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达到1169人次，同比增长25.0%，连续四年保持世界第2位。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24.3万人，比上年增长5.6%，其中博士生13.9万人，硕士生110.4万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青年人员占比超过80%。
（二）科技创新体系持续优化
总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为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2022年，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上升至第11位，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基础设施等规模已处于世界前列。
1.科技创新布局不断优化
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健全，一些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各方力量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态势逐渐形成。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体系布局日益完善。区域创新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引领作用更为突出，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已分列全球科技集群第2、3、6位，辐射带动泛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实施，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持续推进，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形成。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力量加速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履职尽责、相互协作的机制逐渐完善，体系化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不断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
3.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保障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日趋完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有了更大突破。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持续增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逐步形成。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科技投入效能得到提升。科学家精神、创新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全社会创新氛围更加浓厚。
4.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被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进入本学科前列的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上升。高水平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稳步增长。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卓有成效，在科技扶贫、创新创业、技术转移和空间信息服务等方面惠及了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实现新跃升。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订116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三）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科技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力更强
2022年，中国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加快推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突破、玻色子奇异金属态发现等一系列基础研究重大突破有望推动物质世界认识、产业发展向前大大迈进一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稳步实施，重点研发计划79个专项全面展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以及储能、制氢规模居世界首位，“深海一号”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开发能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加快场景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1位。
2.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
2022年，更多企业发挥了出题人、答题人以及阅卷人的作用，提出科技需求、参与科技决策、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项目中，企业参与或牵头的比重接近80%，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超过3/4.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33万家增长至40万家，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企业总研发经费投入的68%，中小型科技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32.8万家增长至50万家，762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500强。企业在科技项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提升，“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提高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1.产业基础和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取得新进展
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相关政策部署推动下，中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攻关方面组织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合作、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组织体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
2.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取得一批重大突破性成果，如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机实现了整机及关键零部件的突破，获证上市并投入使用。2022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8.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高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4.4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1.8%（如图3所示）。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一步加快，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9%和77%。工业互联网已经全面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240家，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2022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0.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0.8%。
3.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加快发展
2022年，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顶住压力不断前进，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分领域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4.8万亿元，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10.8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1.2%。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5080亿元，同比增长18%。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00.3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90.5%和93.4%。光伏电池产量3.4亿千瓦，同比增长46.8%。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产量全球占比均超过70%。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态势进一步显现，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足、产业链配套完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共创建了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已成为产业创新的高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之年，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项长期任务，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当前来看，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不高，特别是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基础软件等基础能力薄弱，创新动力和活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有待健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要攻坚克难。面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难度不断加大的挑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继续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技术在台前展示的是比特世界的算力、算法和数据，但其“轻盈的灵魂”背后则是土地、能源和水等物理世界“沉重的肉身”。根据本文三种情境的模拟测算，未来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巨量能源支撑，能源转型速度在很大程度决定人工智能的走向。人工智能与能源约束之间的矛盾能否化解，取决于两场“竞赛”的结果：一方面，人工智能算力能效的提升速度能否超越应用场景的扩散速度；另一方面，能源转型速度能否超越人工智能用电增长速度。
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会挤占全球发展资源吗？
以OpenAI推出ChatGPT为标志，人工智能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实现着从文本世界、多媒体世界再到物理世界的技术三级跳。在逐步理解和处理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多模态信息之后，人工智能还通过物联网和具身机器人连接物理设备，感知真实环境参数，实现智能决策和自主处理复杂指令。随着技术更新迭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宽。比如，人工智能有望打破生物医药的“双十困境”（即一款新药研发至少需要投入10亿美元和耗费10年研发周期）。再如，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发现和合成新无机化合物的速度和精确性，加快了新材料的问世。
人工智能并非天使，其快速发展也引发人们对其潜在负面影响的讨论。比如，机器换人带来失业和不平等加剧，技术垄断造成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利益损害，没有与人类价值观“对齐”带来犯罪和恐怖主义风险等。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技术使用者。有鉴于此，一些科技界和企业界的个人或机构发布公开信，呼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以避免出现对人类发展不可逆的风险。上述讨论已引发诸多研究，而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人工智能对发展要素尤其是电力能源的占用。
人工智能技术在台前展示的是比特世界的算力、算法、数据，但其“轻盈的灵魂”背后则是土地、能源、水等物理世界“沉重的肉身”。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2年美国共有约2700个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占全国总量的4%左右，到202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芯片设计公司Arm的首席执行官Rene Haas则表示，如果不提高芯片的效率，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可能高达美国电力需求的20%到25%。
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还需要大量的水、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要素的支持。比如，人工智能的耗水主要体现为冷却、发电用水、生产芯片用水等。
由于全球发展资源有限，当一项新技术突破带来新产业热潮时，虽然其在长期可能有利于人类福祉，但在初期会挤占其他领域的发展资源。当前，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要素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尽管科技向善在国际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所体现，但资本的配置导向并不全然是人类福利的最大化。由于目前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利润，资本的力量推动各类资源向人工智能领域集聚形成热潮和泡沫，有可能影响对人类更有当期价值的其他产业的发展。
作为一项能加速人类发展进程的潜在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长期具有正外部性。但在近中期，人工智能发展的收益并不会均匀地分配给全球各国和各收入群体，受益者主要是互联网企业和风险投资者，而隐性成本的承担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在全球发展仍然面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等问题时，这种负外部性尤为明显：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当前全世界有24亿人无法持续获得食物，有6.75亿人无法用上电，23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燃料和技术，四分之一人口面临“极高”的水资源短缺压力。
二、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巨量能源支撑
提升能量密度的努力贯穿人类发展史。煤炭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蒸汽机和铁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输能力，是工业化的加速器。石油为内燃机提供动力，推动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加快了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电网的出现让高密度能量跨越地理限制，促进生产在更广阔地域分布和集聚，是产业分工、产业内分工、产业链分工拾级而上的基础。每一次产业变革背后都有能源革命的驱动力量，并伴随着生产组织模式变革和社会体制变革。
人工智能发展产生大规模电力需求。据SemiAnalysis数据，2023年一季度以来，全球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一直以50%-60%的季度环比增速快速提升。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数据中心。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消耗约460太瓦时的电量，相当于德国（484太瓦时）全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主要来源是服务器、存储设备、通信设备等IT设备，以及照明、空调、冷却系统等配套设施。数据中心标准组织Uptime Institute的研究表明，2022年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的平均能效比（PUE）约为1.55，即数据中心的IT设备每消耗1度电，其配套设施消耗0.55度电。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耗分为训练和推理两个环节。每一轮训练任务持续数周至数月，而且相比普通数据处理具有更高的能耗强度。传统服务器的典型功耗约为1千瓦，但每台人工智能服务器的功耗现在已达数十千瓦。当前，人工智能还远未达到规模法则（Scaling Law）的顶峰，增加模型参数和训练数据量仍然是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性能的主要路径。参数数量、数据规模和计算资源几何级数的上升，需要配之以更大规模的电力。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完成GPT-3训练的耗电量为128.7万度，而完成GPT-4训练的能耗是GPT-3的40倍以上，需要5177万至6232万度电。
未来人工智能推理阶段的用电总量比训练阶段高得多。不同于训练阶段，推理任务的需求和算力在地理分布上相对分散，单位时间的能耗强度低于训练阶段。但随着应用场景的快速扩张，未来推理阶段的用电量将大幅攀升。目前，人工智能的输入输出还主要是互联网的数字世界。当人工智能的触角借助各类传感器进入物理世界后，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将出现跃升。根据市场调研机构Omdia估计，到2023年底，全球物联网设备安装量接近380亿台，每天产生约10亿GB的数据，这一规模可能还达不到全球物理设备的百万分之一。每一个生物体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可穿戴设备和与之相关的智能健康行业的发展，未来对生物信息的数据处理规模将提高到更高的量级，同时也意味着对电力需求的几何级数增长。
从动态来看，芯片技术创新和算法优化将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在训练和推理时的用能效率，但这也将拓宽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并提升模型复杂度，推动算力需求的更快增长，不断增加总体用电压力。这一预判符合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杰文斯悖论”，即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将刺激需求增长，最终提高总消耗量。
主权AI模式带来的重复训练和应用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能耗。基于安全和效率的平衡，全球人工智能建设会保持一定的冗余。在联合国发布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中，鼓励各国构建本土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和适应本地需求的模型，促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在更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测试和部署，以确保利益相关方和各国之间的资源平等获取和隐私数据保护。因此，各地区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与推理会带来全球能源需求的额外增长。
为获取数量级意义上的预测结果，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人工智能电力需求增长进行情境模拟。
1、基于芯片现实供给能力的模拟。AI芯片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硬件，也是能源消耗主体，依据GPU产量和功耗可大致估算人工智能产业的电力需求。我们假设英伟达H100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GPU的主流产品，以其功耗作为平均数。根据美国银行数据计算，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用电量约为43.8太瓦时。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4年H100出货量预计达到150-200万块，其峰值功耗为700瓦。按英伟达95%的GPU市场份额，估算2024年智能芯片出货量约为158-210万块。根据TrendForce的预测，到2030年GPU产量年均增速26.1%，同时考虑冷却用电约为服务器功耗的50%，可得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用电量将达到195-245太瓦时。
2、基于信息产业人工智能化的模拟。信息通信业是人工智能渗透速度最快、应用范围最广的产业。Erol Gelenbe（2023）估算出全球ICT行业用电量占总用电量4.3%。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3年全球总用电量约为2.8万太瓦时，假设年增长率为3.4%，到2030年全球用电量将达到3.5万太瓦时。由此估算2030年全球信息行业用电量约为1505太瓦时。根据Alex de Vries（2023）和SemiAnalysis的评估，一个标准的谷歌搜索使用0.3瓦时的电力，而ChatGPT响应一个标准请求的耗电约为2.9瓦时。由此可认为，人工智能化的信息服务用电量是普通信息服务的9.67倍。由此可知，2030年信息产业智能化后的用电量为1.46万太瓦时，占2023年全球用电量的42%。
3、基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人工智能化的模拟。作为一项潜在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会影响到各领域的运行方式，从而提高各领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的用电量。埃森哲（2023）基于美国就业水平，估计各行业可被人工智能化的占比均值为31%。如果这部分可被人工智能替代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实现人工智能化，即使人类的生产生活规模停留在2023年的水平，未来人类全部活动的用电量也将达8.3万太瓦时，约为2023年全球用电量的3倍，远远超出全球电力供应的增长能力。
图1 未来全球人工智能用电量预测
数据来源：IEA、美国银行、埃森哲、Vries等研究与笔者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类预测方法基于人工智能和能源技术不变的假定，并不追求具体数据的准确性。特别是后两种预测方法，更多是为了呈现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跃升后可能达到的量级。事实上，如果能源技术进步跟不上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种预测情境要以挤占人类其他领域发展资源为代价，而第三种预测情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三、能源转型速度决定人工智能发展进程
传统化石能源储量无法支撑人工智能的后续发展。由于对自然资源矿产储量上限的评估不同，已有研究对地球上传统化石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时间有较大的分歧，大致在50-150年之间。不过，已有的这些研究尚未将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作为未来的分析情境。如前一部分第三种模拟情境，当人工智能充分渗透到各领域之后，所需电力仍将远超出目前人类所有活动总用电量，这将极大透支地球上的可用化石能源储量。因此，仅依赖传统能源，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社交媒体分享的流量，但无法成为改变世界发展的通用目的技术。
传统能源驱动的人工智能也不具排放意义上的可行性。从全球电力供给端看，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化石能源占比仍超过60%。在David Patterson等2021年发表的论文《碳排放和大型神经网络训练》中，根据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在地区电网的碳强度，估算出GPT-3训练产生588.9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128辆乘用车年排放量，尚处于可接受范围。但后续更大模型将使得碳排放量指数级上升。GPT-4的模型参数约为1.8兆，并在13兆令牌（Tokens）上进行训练。而GPT-3的模型参数只有0.175兆，模型令牌规模在0.78-5兆之间。即将面世的GPT-5的参数规模或将达到数百兆，这意味着，如果数据中心供电结构不变，正在研发的GPT-5训练的碳排放可能接十万量级的燃油车排放规模。
采用清洁能源为人工智能发展并非坦途。风电、光电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季节性，而人工智能则需要连续、稳定的电力供给。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尚未有高性价比的能源解决方案可以调和。一些人工智能企业计划采用清洁能源自供电的方式，但目前还未能跨越储能技术成熟度和高成本的障碍，而试图采用核能技术的方案也不容易通过各国监管部门的审批。更为现实的方案，仍是依靠全国性或区域性电网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稳定电力。
全球电网吸纳新能源的扩容速度没有跟上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在接入风光电等新能源过程中，电网局部承载能力、通道输送能力和系统调节能力均面临挑战，必须对输配电网进行大规模扩建和升级。根据IEA《电网与保障能源转型》报告，虽然可再生能源的年投资规模自201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但近十年来全球电网年投资额却仍保持在十年前的3000亿美元水平。2022年，全球至少有30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正在排队等待并网，相当于当年光伏和风力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五倍。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全球电网扩容还面临电力设备供应链紧张和资金投入增长缓慢等问题。
传统产业电气化的刚性需求与人工智能电力需求将产生竞争。2023年全球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份额仅是20%左右，传统产业电气化是全球减排的重要路径。为实现低碳转型目标，工业部门引导高碳排放行业实施电气化设备技术改造，交通部门推广电动化、燃料电池和新型电力基建，建筑部门运用电气设备解决日常用能需求。随着全球各产业部门电气化提速，预计到2030年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份额将接近30%。但过去十年全球发电量的年均增速维持在1.0-4.1%之间，很难同时支持传统产业电气化和人工智能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
在用能竞争导致电价上涨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产业还会对一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居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2021-2022年间批发电价上涨之后，欧洲工业面临更高的能源成本，金属冶炼和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出现了外迁的趋势。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导致电力供需再度紧张，在电价上升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企业能以价高者得的优势保证业务运行，其他电价敏感行业的竞争力将受到削弱，居民用电成本也面临上升压力。
四、两条赛道：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的创新竞合
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工智能短期内确实会挤占全球发展其他领域的能源需求。但通过技术创新解除既有条件束缚，一直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主要路径。人工智能和能源约束之间的矛盾能否化解，取决于两场“竞赛”的结果。一方面，人工智能算力能效的提升速度能否超越应用场景的扩散速度，是破解前文所述“杰文斯悖论”的关键。另一条赛道则是能源转型的速度能否超越人工智能用电需求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在两场“竞赛”中至少取得一胜，人类就不得不在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之间作出两难取舍。
（一）人工智能的能耗强度赛道
芯片与服务器设计的优化。英伟达2024年发布的Blackwell系统可以训练比ChatGPT更大的模型，所用的电力大约是现有最佳处理器的四分之一。2023年Mohamad Hnayno的研究表明，采用高效率冷却系统有潜力将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减少10%，而液冷技术可减少20%。
需求响应的智能分散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脱碳努力的另一条路线，是将人工智能训练等具有时空灵活性的工作任务转移至碳强度较低地区。同时，边缘计算和分布式人工智能处理方式，也能减少对长距离数据传输的能源消耗。
量子计算。量子计算具有高容量信息存储和高速并行化计算的特征，运算的能耗效率将远超经典的计算模式。当下量子计算的硬件技术路径还处于多路线试错中，超导、离子阱、光量子等方式各有优缺点，距实现大规模可容错通用量子计算还有较大距离。过去几年，量子计算公司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建立了众多合作关系，在资本的推动下，可纠错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时间表可能会提前。
（二）能源转型的赛道
近中期看，储能技术是关键。储能是可再生能源跨时间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就近消纳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发展储能技术的重要性不亚于新能源产业本身。抽水蓄能技术比较成熟，适用于高海拔山脉和山谷地形地区大规模、集中式的能量储存和电网调峰，但也面临自然选址局限性、能量密度低等不足，存在规模天花板。推动氢储能等新型储能技术的多元化开发，提高储能的能量密度、充放电效率和相应速度，是将新能源潜力释放到人工智能产业上的关键。
中长期看，人工智能在新能源供需预测、电网运行和优化、能源需求管理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等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加速电网智能化。在发电侧，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历史气象数据、传感器数据、卫星云图等图像和视频数据，提升太阳能和风能设备发电量预测准确度。在电网侧，人工智能有助于提升输电和配电能力，优化电网设计和规划，协助维护人员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如基于无人机拍摄的视频识别异常设备。在用电侧，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用户在电池供电、实地太阳能发电和电网供电之间择优进行切换，智能管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及相关设备。
人工智能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研发。目前核能提供了全球约10%的电力供应，但人工智能行业目前关注的不是已成熟的核裂变技术，而是寄望于可控核聚变技术。可控核聚变的原料来源更丰富，能量密度是核裂变的4倍，且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更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研发加速。例如，2024年普林斯顿团队通过训练神经网络，提前300毫秒预测了核聚变中的等离子不稳定态。
五、展望与建议
作为一项潜在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是未来一国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国家不仅在人工智能各技术领域布局，也注重地理意义上的布局。虽然人工智能的研发活动地较为集中，但由于需要保持足够的响应速度，其关键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要具备一定的地理临近性。为了扩展全球业务版图，人工智能企业竞相在全球各地区建立算力中心。因此，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在全球都有分布，需要各国的能源、土地和水等资源提供物质支撑。据SemiAnalysis报告，截至2023年初，85%的全球自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容量属于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苹果等五家美国科技企业。
图2 科技企业自建数据中心以电力估算的算力容量
数据来源：SemiAnalys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布局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选址的主要条件有三方面：稳定的能源供给、适宜的气候和高效的网络连接。发达国家建设数据中心的机会成本高，在环境审批和数据保护法律方面更加严格。如瑞典2023年取消了一项2017年制定的数据中心税收优惠政策，旨在将电力能源留给其他领域；冰岛2024年减少比特币和数据中心产业的能源支出，将多余廉价电力用于农业，以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产业及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更为积极。例如，2023年由于乌拉圭遭受严重干旱，谷歌在乌拉圭新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计划受到争夺饮用供水的质疑，但最终仍获得批准。根据IEA2024年发布的电力分析与预测报告，目前全球有超过8000个数据中心，其中约33%位于美国，16%位于欧洲，超半数分布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区。
各国在为人工智能提供电力支持时各具优劣势。美国电价相对较低，平均工业电价为0.083美元/千瓦时。但在多年去工业化政策下，美国电网跨地区调配的能力不足。欧洲和日本虽然在人工智能上具有技术优势，但其能源成本较高，天然气占西欧和日本发电结构的35%-45%且进口依赖较高，核电及煤电供应因安全及环保原因下降压力较大。中东地区电价低，太阳能资源丰富，阿联酋等国在推动100%绿电驱动的低碳数据中心建设，但目前还缺少本土人工智能企业。中国是新能源优势国家，能源成本较低，工业用电在全球有价格优势，且相对自给自足，但煤电比重仍有下调空间。
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与能源战略合作并轨。人工智能发展与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世界各主要国家应携手开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能源转型合作。据IEA估计，到2040年前，全球需要新增或整修超过8000万公里的电网线路，以支持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各主要国家应共同建立更加高效的全球电力设备供应链，降低新能源设备的贸易壁垒，探索制定内部化负外部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用电价格标准，联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能源领域技术创新。惟其如此，人工智能发展才能建立在更可持续的能源基座之上，能源转型才能搭上人工智能的翅膀而加快发展。
充分利用能源优势提高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我国处于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中较为靠前的位置，但也面临一些关键技术的制约。稳定、绿色和灵活的大规模电力供应是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比较优势，要将该优势融入到人工智能发展中。
一是要围绕“算力＋能源”开展统筹规划，推动算力网、通信网、电网等多网协同发展，实现智能算力与绿色能源的优势叠加效应。
二是构建人工智能算力“西训（练）东推（理）”的布局，充分化解算力资源与能源供需矛盾，提高对西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使用效能。
三是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转型创新上的应用，提高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智能调节能力，加强源网荷储衔接，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提升能源系统安全保障能力。
四是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电力＋算力”产业发展，形成电力交易、电力建设、电力设备贸易等合作模式，推动当地新能源电力设施与算力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研究员 卓贤；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分析师 肖娅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范炘宜
摘 要：工业软件在制造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近年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工业软件产业逐渐夯实基础，开拓创新，部分领域出现了有特色和技术优势的产品和企业。但是，由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资源投入不足，我国工业软件产业仍面临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功能不完备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产业中高端处明显落后。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软件产业竞争力，促进制造强国建设，需要理顺体制机制，提升政策力度，完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持续进步。
关键词：工业软件 制造业 产业政策 技术创新
一、引言
工业软件在工业研发和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支撑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制造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我国在全球竞争中赖以生存的资本和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工业软件在推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我国工业软件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我高端工业软件持续出口限制的情况下，突破发展瓶颈、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任务更加紧迫。然而，工业软件产业长周期特征明显，先发优势巨大，后发追赶困难，需要理顺体制机制，提升政策力度，完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持续进步。
近年来，我国学者较多关注行业发展的问题，并从当前产业所处的状态开展研究。孙皖阁（2024）将工业软件的发展历程总结为政府扶持、军工孵育、商业运作和产融做强四个阶段，并指出我国工业软件企业尚处于培育期，必然存在竞争劣势。周倩（2020）将我国工业软件滞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少时间积淀，因为工业软件无法同消费领域的应用程序一样短时间内形成爆发式增长。李燕（2019）提出，制约我国工业软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完整的生态。从生态位角度开展的研究则表明，国产工业软件之所以发展滞后，市场资源的冲突与功能的耦合导致生态位重叠度高是一个重要原因（王雷等，2024）。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中，较多学者在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陶卓和黄卫东（2021）认为，我国工业软件的发展路径应突出重点，一是破除人才流动壁垒，在更高层次上集聚优质人力资源，变“人口红利优势”为“人才结构优势”。二是应该锚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领域，占据工业软件产业竞争制高点。李燕（2019）指出，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支持政策是重要举措，可以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打通云化工业软件、网络通信等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在软件定义网络等前沿技术领域给予科研立项支持，引导和支持平台企业加大数字化研发投入。王刚和赵振丽（2023）提出，应创新构筑产业发展政策矩阵，持续打造工业软件大生态体系，以“工业软件＋”政策整体规划工业软件发展，加快构建标准体系框架，开展关键标准研制与解决方案研发，以标准引领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
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持续开展，研究体系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相关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尤其对工业软件自身的产业特征分析不够，未能深入剖析工业软件当前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对策虽然具有实际意义，但效果相对有限。本研究在全面梳理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产业发展特征，深入分析造成行业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工业软件产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工业软件将工业关键流程和知识通过数字化技术以软件形式进行封装和展示，并通过软件版本的升级不断迭代，是一种数字化、系统化展示工业流程与制造工艺的软件。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工业软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种类愈发繁多、功能愈加强大、门类愈显丰富。工业软件是工业皇冠，甚至可以作为制造业的大脑和神经直接决定制造业的竞争力，而高端工业软件更是皇冠上的明珠。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创新和制造等工业软件通过计算机模拟有效压缩设计、制造和使用等环节的资源投入，大幅度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缩短了创新时间。对渐进式创新，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借助计算机的强大算力绘制图纸、设计流程、完成调度，相比完全依靠人力资源明显提高了效率。对颠覆式创新，工业软件有助于实现从原有模式到全新价值链的蜕变，从而带来工艺或者产品的革命性改进。
（一）工业软件产业的基本特征
第一，工业软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中蕴含和体现的工业研发、生产知识，而非程序设计。通常，软件产业以程序设计和实现作为核心环节，以软件响应时间和用户体验等性能优劣作为竞争关键。工业软件虽然表现形式为用于控制、管理和研发的软件系统，但不同于社交、购物和交通出行等消费领域的常见软件，其核心竞争力是工业研发和生产中各环节的控制、模拟和管理。这基于长期大量的研发、生产和管理积累的隐性知识。软件只是将隐性知识以代码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应用反馈不断迭代优化和成长。以CAE软件为例，国内软件业界资深专家陆仲绩曾指出“没有与众不同的核心技术，就难以体现出价值。”
第二，发达的工业软件产业必须构建在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上。工业软件产业的发展需要工业积累的隐性知识和软件产业形成的表达形式，其中发达的工业是工业软件的必要条件，软件产业的支持作用则相对较弱。工业软件发展领先的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均是制造业强国，其工业软件的优势同本国工业优势高度契合。例如，美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业中英特尔和英伟达两家企业领先全球，与之相辅相成的EDA行业中不仅排名前两位的新思科技和楷登电子是美国企业，一度排名第三的明导也曾是美国企业。
第三，工业软件作为小体量的产业，直接关系到大规模的制造业发展。工业软件全球市场规模仅4000亿美元左右，最大的企业新思科技甚至无法进入《财富》500强。但工业软件直接关系到制造业，尤其是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在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精密仪器、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等产业中，工业软件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四，工业软件产业门槛高，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从知识积累角度来看，工业软件构建在工业研发、生产和管理经验基础之上，必须有坚实且大规模的工业实践才能开展研发，而不能同消费软件一样根据下游需求设计架构和编程。从投资角度来看，长期海量的研发投入是工业软件企业的共同做法。例如，新思科技将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投入到研发中，每年支出近百亿元，高达我国同行业龙头企业华大九天的15倍。
第五，先发优势明显，后发超越困难。由于工业软件的门槛较高，且知识积累需要时间积淀，导致其先发竞争优势高度固化。同时，工业软件和工业之间的伴生关系决定了二者相互促进，用户黏性高，新企业获客困难，更难以获取工业端积累的大量知识。所以，后发追赶者基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竞争优势。
（二）工业软件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工业软件行业出现了大规模跨国并购。工业软件包括多种不同产品，通过并购丰富自身产品线或消灭潜在竞争对手是领先企业的普遍做法，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甚至并购数量达数十家。工业软件行业中的并购次数和规模，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并购明显增多。例如，新思科技斥资近350亿美元收购仿真软件巨头企业安捷伦，以提升客户规模和丰富产品组合。美国参数技术公司则收购了物联网平台ThingWorx，实现了广泛的机器设备连接和向工业互联网的转型。
第二，一批制造业头部企业进入了工业软件领域并展现出强劲竞争力。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硬件价格的快速下降，软件开发与调试工具的日益增多，软件从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软件产业门槛持续降低。这种形势下，制造业头部企业发挥从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优势，参与到工业软件的竞争中。这种趋势也蔓延到我国，宝钢、海尔、美的、三一重工、徐工等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展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第三，工业软件同互联网融合催生新的细分领域和商业模式。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以工业APP为代表的一批新兴领域在工业软件行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云计算的普及，工业软件的部署模式也正在从企业内部转向云计算。
三、我国工业软件发展面临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是我国发展工业软件的重要机遇期。虽然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但国内政策环境优化等条件也为工业软件产业带来新机遇。
（一）我国工业软件发展的机遇
新技术的出现给传统工业软件带来冲击，工业互联网促使行业内产生新机会，甚至是与互联网结合紧密的新赛道。我国企业作为后发者可能觅得“换道超车”机会，与全球头部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国内企业持续努力下，我国工业软件进展较为明显，技术基础进一步夯实，部分领域出现了有特色和非对称优势的产品和企业。如果能尽快解决产业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功能不完备等问题，推动工业软件产业走向中高端，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首先，工业软件发展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促进了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和调整，有效提升了工业软件行业的发展环境。其中，《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提出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大力发展研发设计及工程分析软件、制造执行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等应用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逐步形成工业软件研发、生产和服务体系，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提供有力支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数字产业。一系列政策的提出推动了研发、税收、知识产权和人才等相关措施的出台，工业软件头部企业逐渐加大研发投入、构建应用生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扩大产品影响力，进而带动行业高速发展。
其次，工业软件市场规模逐步提升，发展潜力初步显现。我国工业软件行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市场规模，并展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潜力。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从2018年的168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2407亿元。然而，我国制造业对工业软件的使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未来必将迸发出更大的需求潜力。2021年，全球工业软件产品市场规模达到4561亿美元。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为人民币2414亿元，仅占全球的7.95%。同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我国在全球工业软件市场占比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之间存在近3倍的差距，凸显了我国工业软件广阔的市场前景。
表1 工业软件相关政策
最后，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发展优势的细分领域。工业软件的竞争力同其应用产业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无线通信基站和程控交换机等通信设备中部署了诸多嵌入式的控制、检测、计算、通信等工业软件。随着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处于领先，相应领域的工业软件也获得了强大竞争力。
（二）我国工业软件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工业软件发展面临的形势不能完全乐观。
工业软件产业门槛高、先发优势明显，随着头部企业的大规模并购，其在产品质量、市场规模和客户渠道等各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我国企业形成竞争力面临更加巨大的困难。尤其是产业自身具有的长周期发展特性，决定了仍需经历较长历程。
一是长期以来受到国外软件持续挤压导致国内工业软件生存空间较小，难以跨过规模化发展的门槛。总体上看，进口软件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产软件市场份额很小，未来发展需要与国外软件竞争。甚至有分析认为，我国工业软件市场上进口软件占据约95%的市场份额。以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软件为例，在我国市场上80%的设计软件、50%的制造软件、95%的服务软件被国外品牌占领。在关键领域，我国的CAE和EDA等工业软件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已有所积累，但国产软件技术水平落后，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受到阻碍。
二是国外企业长期垄断培养了大批高粘性客户，国产软件起步面临巨大困难。国外头部企业不仅通过市场开拓吸引了实际用户，而且通过无偿捐助等方式在我国国内培养了大量潜在用户，并通过持续更新和增值服务提高了用户黏性，以阻止潜在的竞争者。例如，一些领先企业为相关高校和企业提供低价甚至是无偿的正版软件，以此培养企业用户的使用习惯，增加换用国产软件的转换成本，将众多潜在客户发展成为长期客户，同时为高校免费提供软件，在我国高校相关专业的培养了大批适用于国外软件系统的毕业生。有调研发现，部分国内企业在创建初期使用国产ERP软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因业务需要超出国产软件功能转而替换成进口产品的“逆国产化”现象（郭朝先等，2022）。
（三）我国工业软件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工业软件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其竞争优劣势都与长期投入要素分不开，又与政府支持和市场环境等生态因素密不可分，我国的产业劣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而来。
第一，我国工业软件长期资源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由于重视不足等原因，我国在资金、技术水平、知识积累和市场开发等方面较长时间内缺少必要投入，导致欠账较多，这是当前我国工业软件仍在追赶差距的阶段性重要原因。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国家科技计划对工业软件的项目和经费在2015年之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企业研发投入也不高，造成我国工业软件的技术积累滞后。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较低，资金实力较差，导致了国产工业软件的开发、升级和维护水平不足。个别核心功能较突出的软件系统也面临辅助功能相对缺乏的问题，开放性和二次开发能力不足可能导致质量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第二，我国科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工业软件支撑作用不足。一方面，制造业发展中形成的大量隐性知识未能积累和固化到工业软件中。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巨大的制造业规模创造了海量数据。但是，工业企业对知识和积累的重视不足，限制了生产、研发经验向工业软件开发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转化，更没有形成工业软件可用的资源库。同时，资金、人才、政策、市场等工业软件成功必备要素的缺乏也使我国的工业软件弱势同工业的相对发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向工业软件的转化不足。例如，CAE软件产品以计算力学为基本理论基础。而我国在计算结构力学等学科上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部分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基础研究的优势并没有支撑国内形成一款有广泛市场占有率和丰富工程应用实例的CAE软件产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CAE软件大规模进入市场，以至我国90%以上高端制造用户长期使用国外软件，甚至出现国内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只会使用进口软件的局面。
四、促进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的建议
为弥补研发投入低、知识积累少等造成的技术差距，克服后发追赶困难，需要在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优化支持，推动工业软件产业竞争力提升，为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动力。
一是创造更有利于国产工业软件发展的知识产权环境。首先，加大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力度，优化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环境。严厉打击工业软件盗版行为，尤其是盗版国外先进软件的行为。开展针对盗版工业软件的专项行动，一经查实从严从重处罚。其次，开展工业软件相关培训，加强工业软件系统与专业的人才培养，为从业人员接触和熟悉国产软件提供便捷渠道，提高在职人员的软件应用水平。
二是加强多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首先，在高校相关专业中设立针对工业软件的课程。例如，在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等相关专业增设CAX和EDA等软件与系统课程。其次，鼓励企业与优势高校合作，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通过联合培养等方式，促使优势高校中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打好基础，更快适应工业软件研发工作。最后，通过科研项目支持，构建多层次的研发人才队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财政支持的研发项目中进一步增加工业软件项目，资助相关基础性领域研究。鼓励企业开展相关研究，适当设立横向课题，积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基于国产工业软件开展教学与科研。
三是推广应用工业软件，打造用户效率提升与工业软件性能增强良性互动的行业生态。加强组织推广，着力纠正国内市场及用户对国产工业软件的认识偏差。建立专业开发平台，拓宽用户反馈渠道，并通过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促进企业及时将应用工业软件中出现的问题集中解决，鼓励将生产、研发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软件企业。
四是采取针对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针对“管理软件强、工程软件弱，低端软件多、高端软件少”的个性化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管理软件，强化宣传和推广，进一步扩大用户范围。对高端软件，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直接相关的CAI、EDA等，集中国内优势院所和企业联合攻关，尽快突破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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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杨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彭晓艺
| 宏观纵览 2023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总结用好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对开放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对外开放在理念创新、体制构建、科学布局、路径选择、重要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判断，实现了我们党对开放发展规律认识的新跃升。 总结用好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在新征程上推动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并深入阐释开放发展理念 2022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开放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对我国开放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判断和理论升华，使开放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全新的层次和水平上。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时代越是向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的积贫积弱，到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的艰辛探索，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我国与世界关系变迁的实践证明：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实践逻辑。开放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针对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等问题提出来的。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7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互促互进。 这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其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持续推进制度集成创新。2013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6批设立了上海、广东、辽宁、海南、山东、北京等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十年来，国家层面已累计复制推广了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各省区市自行推广复制超过2800项，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后也累计发布15批134项制度创新成果。这些制度创新成果涉及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国企改革等方面，促进了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 我国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通过立法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不断健全，不仅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更好争取了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也有力推动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开放新格局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利用外资是我国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还应看到，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稳居全球前三，既助力了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措并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中西部地区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有序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彰显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宏大格局，实现了我们党从指导我国开放到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形成世界共同开放的合力。 在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方面，我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多边机制协调配合，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对推进金砖合作不断提出并丰富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思路；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建设性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在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方面，积极推动投资便利化规则制定，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代表性明显不足的情况。 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深化拓展对外经贸关系。 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我国强化重点通道建设，已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确立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架构，推动中欧班列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品牌，正式启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我国还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高水平建设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区，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在贸易投资合作方面，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发展互利共赢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推动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共同做大做好合作“蛋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此外，我国还持续打造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平台，成功举办了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投洽会、消博会以及一系列区域性展会，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 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自贸协定内容日益丰富，水平不断提升，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已经初步显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增添了新活力、拓展了新空间。 更加注重开放安全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着深层次的风险挑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加注重开放安全的时代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把握。 进入新时代，我国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 在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方面，我国从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出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增强供需体系韧性，实现更加安全的发展；把握机遇，以高水平开放务实推进区域性、全球性合作，不断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竞争的主动，从而为统筹发展和安全赢得更大战略回旋空间。 在增强开放监管能力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提升运用贸易救济规则的能力和水平，以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方面，我国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前，我们已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新征程上，应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切实坚持开放发展的理论创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开辟合作共赢新境界、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王德蓉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深入回答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主要特征、战略部署、本质要求、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或一般生产力而言的，既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鲜明的特征。 从发展要素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传统生产力或一般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数量投入。而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也就是依靠颠覆性创新驱动，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素质和结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重大进步，从而改变生产函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曲线，推动经济增长质的大幅提升和量的大幅增长。其中，劳动者的跃升是先导，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的跃升是核心，劳动对象的跃升和深度拓展是物质基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大力培育造就新型劳动者，发展新型劳动工具，拓展新型劳动对象，努力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从发展路径看，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主要是在技术革命性突破中形成的，其基本演进逻辑是：科学革命推动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从而引发产业的深度转型和革命性变化。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催生了纺织、煤炭、钢铁、铁路运输等新兴产业，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电机、耐用电灯泡、电话、飞机等一大批重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使标准化工厂规模扩大，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加强，催生了电力、石油、汽车、造船、化工等新兴产业，推动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进步，重化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工业生产主要部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工程、基因技术等一批重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促使商业结构趋于更扁平的网络结构，大幅提升了传统产业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积极参与和推动科技革命，大力推进包括管理创新、金融创新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从发展结果看，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突出标志。一是与传统生产力发展主要以扩大规模、实现量的增长不同，新质生产力主要依靠创新尤其是颠覆式创新所催生，具有高科技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产品和服务知识技术密集，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投入占比较高。二是具有高效能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引发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等重大变化，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具有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其发展能有效推动创新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提高开放发展水平，不断创造高质量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处理好破与立、自主与开放、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经验，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着眼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提出来的，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同时，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创新能力不强等诸多挑战，经济发展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逐步用新的生产力取代和改造原有的传统生产力，不断创造和满足新的需求，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根本性转变，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空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所决定的。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比目前已进入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还要看到，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国家生产力大发展但破坏生态环境、靠殖民掠夺、导致贫富分化的老路。这将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顺应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可持续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新型现代化路子。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加速重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能源资源版图加速重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总体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同时国际合作竞争尤其是大国战略博弈更加激烈，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新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个别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围堵、打压，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切实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确保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优势，着力推动体制创新，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大力推动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经济发展向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动力。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从根本上讲，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都来源于科技创新。一是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顺应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和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研究前移的新趋势，优化完善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持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原创水平。二是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适应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发展阶段转变要求，着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三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基石。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是核心，人才是先导和关键。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家、企业家、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四是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包括强大的科学基础、高素质的人才、比较发达的科技金融、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等，让新质生产力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为参天大树。 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加快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一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一批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要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打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在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三是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迫切需要。一是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太阳能、风能，加速推动氢能、核聚变等先进能源技术革命性、颠覆性突破，加快新型储能技术发展，推动引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二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大环保装备技术创新，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快将环保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推进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深化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循环改造。加快绿色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完善循环经济体系和低碳能源改造，推动产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推进科技、教育、市场准入和监管等领域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激励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一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动机”作用。一方面，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首台套应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大力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二是推动科技、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添油助力”。提高基础研究稳定性持续性支持经费的比例，深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薪酬制度、评价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鼓励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融资模式和特点要求，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三是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发挥政府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促进作用。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加快完善数据基础性制度。加强人工智能、干细胞和基因治疗等领域安全法规建设。完善创新药价格形成和费用分担机制，激励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建立健全低空空域管理制度。 坚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新质生产力区域发展格局。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和重要支撑。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坚持分类指导，加强规划引导和布局，促进各地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一是发挥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经济大省发挥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向高质量发展全面转型。二是促进区域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加大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的支持，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集聚，完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极。要围绕构建优势互补、特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三是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加大科技创新条件和平台建设，支持这些地区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数据流动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力关系，努力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源地和排头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昌林 内容提要：我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本文深入论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重点发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判断，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首次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重要制度基石。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 我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 一是国资国企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产业引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依靠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建立起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继续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基础民生、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任，并加快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焕发出新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取得发展成就。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89.5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339.5万亿元；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总资产从31.4万亿元增长至81万亿元，营业收入从22.3万亿元增长到39.6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3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累计上缴税费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1万亿元。此外，中央企业也是我国基础产业的主力军，承担了全国90%以上的油气供应，60%以上的电力供应，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大电网和电信网络。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2023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共有142家公司上榜，其中有97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身在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引领众多民营企业发展，通过提供更低价优质的基础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等方式促进中国各行业企业转型升级。 二是民营经济长足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繁荣。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和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为民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我国民营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数据，2012—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由1085.7万户发展到超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我国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上升到92.1%。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比例达到80%，2021年我国私营个体就业总数达到4亿人，较2012年增加了2亿多人。同时，民营企业逐步成为我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2—2022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达到65.4%，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比重超过80%。此外，民营企业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6.1%提升至2022年的超过50%。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进一步成为我国外贸的主力军。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2—2021年，民营企业出口额年均增长10.8%，远高于全国增速。民营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从2012年的37.6%升至2022年的50.9%；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总额（1.88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1.75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成为中国顺差的最大贡献者。民营企业是我国贸易顺差的绝对贡献者和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提供者。根据海关统计，2012—2021年，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由2311亿美元增长到6764.3亿美元，年均增长12.7%，民营企业历年来的顺差贡献率接近或超过100%，其中2015年贡献率为152.9%，2019年贡献率为145.8%，2021年贡献率为136.5%。同时，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2006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非国有企业仅占19%，到2020年底非国有企业占比达到53.7%。当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逐渐转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双轮驱动的国际化投资格局。同时，由于我国民营企业较早与跨国企业进行产业配套，逐渐培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部分企业迅速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型跨国公司。我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繁荣了国内市场，而且使我国日益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外资企业加速我国产业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大规模资金技术引进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与竞争。2004年我国利用外资金额仅640.72亿美元，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随后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达1000亿美元以上，201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381.4亿美元，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比重超25%，外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全国比重近41.3%。外资进入中国，根本原因是中国具有低廉的要素资源、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是其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应用的最佳区域。跨国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在我国市场运用，为我国供应商及用户带来了相应的质量技术标准、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为我国企业消化、吸收并进一步科技创新制造条件。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带动了我国基础产业质量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我国产业体系融入国际先进产业体系，提升自身产业价值链创造了条件。此外，外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在我国形成大量零部件生产商，使我国先进产业配套飞速发展，并在部分地区形成了配套产业群，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造就了我国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外资企业的领先性风险投资还带动了我国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网络购物、外卖派送、共享单车等诸多新产品、新业态的身后都有国际资本的巨额投资。外资企业在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拉动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同时，也通过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管理、先进的营销理念和经营方式，促进了我国各类企业管理体制的科学转型。 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需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营企业大量兴起，国有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激烈市场竞争，特别是在技术、资金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大量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和倒闭，暴露了当时国有企业效率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国有企业以保值增值为目标进行的市场化改制重组不仅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与效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当前，国有企业在国防军工、能源、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我国所有类型企业和产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国有企业通过吸收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了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与我国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进一步倒逼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了活力与竞争力。不同类型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我国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链韧性进一步增强。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发展，需要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支撑、协同发展。 二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要进一步发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年均9.5%左右的增速持续增长了40多年，其中，大规模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在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标准和管理理念，同时通过产业配套，客观上迅速提升了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加快我国科技和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引领，要持续重视外资作用，通过不断提升对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利用水平，提升我国产业链质量，促进我国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化。 三是国资央企必须在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主导、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作用明显增强。当前，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的营业收入占总体的比重超过70%。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资源是促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此外，国资央企在我国产业转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起主力军作用。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国内研发机构5327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7个，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近年来，中央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年均增速超过10%，在基础研究领域、原创性科技领域、解决产业技术短板领域等方面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成为践行创新理念、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骨干力量。 除了以上三方面，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还需要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内部、外部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探索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激励与约束的有效途径等。民营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需要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不顺的问题，特别是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建设问题，建立起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外资企业还需要解决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定位等问题。 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长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要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坚持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安全支撑作用，为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同时，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取长补短，在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推进国有资本有序进退。 二要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健全企业内部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努力建设法治民企、清廉民企。同时，有序深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推进我国民营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三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所有制分割，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无差别待遇，促进中小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包括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等在内的市场机制建设，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 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快培育我国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 五要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关键阶段，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未充分释放，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前进。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王绛 谢宇斌 2024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呈现诸多结构性亮点，“结构转型效应”成为支撑经济稳中有进的重要力量。产业、消费、投资、外贸等若干维度的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短期内经济运行回暖的具体表现，也是带动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过程。 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经济运行突出特征 从供给端看，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新动能新赛道加速成长。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带动工业生产整体加快。2024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在高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高端船舶、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等重点行业生产表现突出，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聚，对工业经济的带动效应凸显。第二，服务业活跃度进一步上升。一方面，春节和清明假期旅游市场旺盛，主要指标达到甚至超过2020年以前水平。假日经济是社会发展水平和成熟度提升的标志之一，近年来成为我国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现代物流以及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高速增长，在创造经济增加值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其他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从需求端看，消费市场扩容提质，高技术产业投资强劲，出口结构逐步改善。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2024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其中，发展型、升级型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分别达14.2%、13.2%。消费形态继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演进。同时，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3.3%。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强劲。三大类投资呈现“两高对冲一负”格局。2024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最为亮眼，增速达9.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5%，两者叠加有效对冲了房地产投资下滑造成的缺口。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之后，民间投资增速达7.7%。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8%和1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三是出口结构逐步改善。2024年一季度，我国在出口规模再度扩大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出口目的地更加多元化。以汽车出口为例，在地域上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不仅受到印度、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欢迎，还逐步在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市场打开局面。在车型品类上更加丰富，既有低价实惠、主打性价比的低端车型，也有在性能和品质上高举高打、设计前卫、定位高端的中高端车型。 结构转型效应促进经济迈上新台阶 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从历史逻辑看，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经济迈上新台阶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实现。18世纪中后期，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推动了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较早地实现了电气化转型和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创新，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20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再度强化了美国的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许多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由于经济结构转型失败，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从现实逻辑看，中国面临后有追赶、前有围堵的严峻外部竞争环境，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实现突围。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71位。一方面，相比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明显减弱，只有使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工资上涨速度，才能减缓纺织、服装、家具、电子产品组装等中低端制造业的外迁趋势。另一方面，与排名靠前的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大科技封锁力度，企图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将我国产业结构“规锁”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只有在产业、消费、投资、出口等多个方面加快转型升级，才能有效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多方因素共促结构转型效应发挥 展望未来，“结构转型效应”将继续支撑我国经济向好发展，进而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后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效果，带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水平的台阶。 第一，产业配套体系的基础支撑。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有效的基础支撑，不仅有利于细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利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加快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这一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尤为突出。正是由于我国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形成了包括车身、底盘、发动机及各类零部件在内的产业配套体系，加之后来兴起的电池、电控、电驱系统以及电子产品和软件供应体系，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短短几年之内快速发展壮大，实现了汽车产业的“换道超车”。目前，我国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在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带动下，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总量已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突破。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来看，近年来，我国在5G通信、芯片、民用航天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5G技术朝着定制化、轻量化方向演进，使得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带动工业互联网推广扩面。芯片研发和制造成为热门赛道，华为麒麟9000S处理器性能大幅提升，增强了我国应对外部科技遏压的底气。国产大型客机C919加速商业化部署，国产大型邮轮制造技术趋于成熟，民间商业航天市场破土成长。这些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注入新动力。 第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经济发展既要靠技术创新驱动，也离不开需求牵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效市场需求也是一种“生产力”。规模经济特征越典型的领域，需求牵引的重要性就越凸显。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2万美元，由此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正在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强大牵引力。近年来，我国在电子产品制造、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此。从全球市场来看，拥有超80亿人口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更大规模市场。这也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参与全球市场分工协作。只有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赢得主动。 第四，商业组织模式的快速迭代。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富活力的主体，商业组织模式的更新换代是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已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捕捉用户需求、适应市场变化、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敏捷性、灵活性和韧性，中国商业组织模式的迭代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这既得益于产业基础雄厚和配套体系完备等优势，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家的勤劳、智慧、敢为人先精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体体现。当前，商业组织模式快速迭代的优势，已在互联网平台、物流配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得到验证，未来这一优势仍将是驱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活力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冯明 | 金融透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2023年末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近期，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些部署与安排对于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发展意义重大。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和实践地，浙江省不断深化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科学认识，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实践的有效路径，扎实推动绿色金融政策落地实施，努力助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完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指引 继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后，近期出台的《指导意见》再次对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发展提出前瞻性、全局性政策指引，总体延续了绿色金融发挥“三大功能”、健全“五大支柱”等政策思路，具有几个鲜明特征。 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衔接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精准引导。面对日益临近的“双碳”目标，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高排放行业和项目的低碳转型存在大量投融资需求。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引导调动社会资金予以支持，绿色金融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围绕“双碳”目标，《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支持高排放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和升级，支持绿色低碳交通和绿色建筑发展，严控金融资源投向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标准体系和支持政策的不断健全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有效激励。绿色金融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金融机构、投资者对绿色低碳企业和项目投资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其经济效益仍存在一些顾虑，需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参与各方的积极性。《指导意见》提出，推动金融系统逐步开展碳核算，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及能力的考核评价力度，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经济资本占用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 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的持续强化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充分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发展绿色金融，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指导意见》提出，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推动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等依法披露的环境信息等实现数据共享，不断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风险控制体系及公司治理框架，加强对绿色金融的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提高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能力。这些措施不仅体现了贯彻落实“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体要求，也为绿色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提供了更加稳健持久的保障。 国际合作与区域金融改革的有机结合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丰富场景。一方面，中国是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设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并形成《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此后，中国陆续推动形成《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各地具有区域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实践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2017年以来，国务院批准和支持浙江、新疆、广东、贵州、江西、甘肃、重庆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各试点地区立足实际，紧紧抓住机遇，逐步探索出“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路子。《指导意见》提出，坚持高标准推动和高水平合作，加强国际成熟经验的国内运用和国内有益经验的国际推广，主动引领全球绿色金融议题，积极参加多边及双边绿色金融合作机制，主动参加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体系兼容，推动国内国际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互联互通，深化绿色金融区域改革，做好试验区总结评估和经验推广工作，有序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升级扩容。这将有力推动绿色金融的模式创新和实践创新。 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浙江实践 浙江省是全国区域金融改革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较早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省份之一，依托湖州市、衢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和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气候投融资试点等，浙江省率先探索形成了一批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有益实践。 构建专业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与机制，提升绿色金融供给能力。在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方面，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碳配额、排污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服务，基于碳信息创设“浙里低碳贷”“浙里减碳贷”等系列产品。例如，湖州市基于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创新碳汇全链条金融服务；丽水市推出“生态产品抵质押贷”“生态信用贷”“浙丽林业碳汇贷”等生态金融产品；衢州市首创生猪保险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模式、安环险风险减量管理模式。2024年3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达3.62万亿元，同比增长40.7%，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5.8%。在绿色金融专营机制方面，推动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金融专营分支机构，专业化、精细化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例如，湖州市探索形成绿色金融“六单”专营模式（即单列信贷政策、单列资金价格、单列风险管理指标、单列信贷审批、单列绩效考核、单列绿色金融产品），衢州市建立绿色金融“三优一重”服务（即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贷和重点保障）、专营机构“五量”评价（信贷体量、机构增量、产品数量、风控质量、创新能量）等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 建设特色化的绿色金融法规制度。浙江省将绿色金融写入《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各地市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小微企业绿色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融资主体ESG评价与信贷流程管理、银行个人碳账户管理等领域出台了一批省级团体标准，为绿色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提供有益补充。比如，湖州市出台《湖州市绿色金融促进条例》，为绿色金融规划引领、政策激励、资金投入、人才支撑等提供法治保障。衢州市制定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绿色信贷、安环险等一批市级绿色金融标准。 搭建数智化的绿色金融支撑平台。发挥浙江省数字经济先行省优势，扎实推进金融领域数字化改革，增强数智平台服务绿色金融发展能力。牵头建设长三角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率先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编制发布、金融管理部门跟踪评价的全流程线上化，有效降低环境信息披露和管理成本。湖州市创新开发“绿贷通”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发挥银企对接匹配、金融政策直达、金融风险预警等功能。衢州市首创碳账户金融“5e”数智系统（即碳排放e账本、碳征信e报告、碳金融e超市、碳政策e发布、碳效益e评估），切实解决政府低碳转型治理难、企业精准减碳管理难、金融机构低碳资产识别难等问题。 制定精准化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加强政策协同和集成创新，制定出台《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关于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6+1”重点领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等系列文件，引导金融资源更精准高效地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2023年推动全国性银行在浙分支机构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471.7亿元、支持项目704个。湖州市、衢州市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给予绿色贷款贴息、绿色保险补贴、绿色担保补助，并依法合规将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评分体系。 建立体系化的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与风险防控并举，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加固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堤坝，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例如，试点开展纺织、印染、水泥、造纸等高碳行业气候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为有序防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探索有益路径。湖州市建立金融司法保障机制，依托“18条司法意见+1个司法保障平台+1个绿色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推动绿色金融纠纷案件得以有效解决，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衢州市建立银证保全覆盖的绿色金融自律机制，以行业自律强化风险防控。 奋力打造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浙江样本 浙江省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制定实施《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措施，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绿色金融现代服务体系建设与功能实现，努力提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浙江方案。 一方面，探索开展转型金融改革省级试点。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支持下，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推动部分高碳行业开展行业性试点，支持湖州等地开展区域性转型金融试点，探索传统高碳行业“一业一策”、高碳企业“一企一策”、低碳技术“一需一策”实现路径，推进转型金融制度标准、信息披露、服务模式等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低碳转型的能力和水平。 另一方面，努力推进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引领。在全省层面，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融资、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领域。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加强跟踪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做法，切实将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成果，力争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省域实践，打造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先行探路。 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 吴登芬 摘要：我国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高度重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养老金融工作。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全面的养老金融体系，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对此，本文从制度建设、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我国养老金融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养老金融，老龄化，企业年金，REITs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超过国际通行的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1；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两者分别上升5.4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当前，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社会供养负担加重，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包括养老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养老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利用金融手段实现资源的跨周期、跨部门配置是解决好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和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学术界已就养老金融开展诸多研究，不同学者对其概念和内涵有不同理解。虽然并无统一标准，但目前学界较为广泛认可的一个定义是：养老金融是服务养老的一切金融活动的总和，包括以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为主的养老金金融，金融机构围绕老年人财富管理需求开展的养老服务金融，以及金融支持养老产业投融资及其发展过程的养老产业金融（董克用等，2017）。 下文将梳理当前我国养老体系和养老金融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洞悉面临的挑战，最后就如何更好发展养老金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发展现状 （一）我国养老体系现状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鲜明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我国在2000年前后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仅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5。较低的人均GDP水平意味着我国大部分老年人缺乏足够的财富用于个人养老。加之我国资本市场还在发展完善进程中，老年人金融素养有限，部分老年人缺乏足够的养老意识和养老手段。第二，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大。2020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1.91亿人，排名全球第一，排名全球第二的印度这一指标不足1亿人。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第三，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我国人口结构从成年型转为老年型仅用了20多年，而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50～100年。较快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意味着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缓冲时间较短，需要抓紧储备应对手段。 （二）我国养老金融现状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鲜明特点决定了我国养老金融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养老金金融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国际通行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财政兜底；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费积累；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养老计划，个人自愿参加。从数据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0.53亿人，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6.99万亿元；全国有12.80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为3010万人，年末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为2.87万亿元，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规模为2.11万亿元。目前暂无个人储蓄养老计划的权威数据，但据估算，个人储蓄养老在养老总资产中占比显著低于企业年金。国务院在2015年8月17日颁布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允许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但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主要由各省自主运营，考虑到安全性等问题，地方养老金大多存于银行或购买国债，收益不高。 养老服务金融方面，各行业广泛探索，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纷纷参考国外经验，推出大量养老金融产品。国外较为通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养老目标基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创新型养老金融产品都已逐步在我国落地发展。例如，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自2016年开始试点，截至2022年末，已有1.7亿人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养老目标基金自2018年开始试点，截至2022年末，已有300余只养老目标基金，发行规模超800亿元，整体来看发展速度较快，但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2014年，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开始试点，但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相关产品仍供给不足，实际参与者较少，运行效果不佳；2009年，REITs开始试点，经过近15年的发展，我国REITs相关产品及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不过真正基于房地产相关资产的REITs规模依然有限。总体而言，我国养老服务金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科技和数字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机构借助智能化手段，大概率能更好地提供养老服务（党雪，2021）。 养老产业金融方面，当前我国涉老产业超过90%的金融支持来自政府，政府主要通过专项债、政策性贷款、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给予养老产业支持。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始进入养老产业上下游。但由于养老产业具有周期长、回报慢等特点，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融资力度不足。部分行业开始探索开发新型养老产业模式，如保险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重资产或是轻资产模式投资养老产业建设，并将其与自身提供的保险产品相结合，打造出“投资+产品”的全面布局模式。 问题与挑战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养老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问题与挑战。 首先是需要加强顶层法律与政策指导，促进监管协调统一。其一，我国当前对于养老金融的管理多基于较低层级的管理办法、规划或指导意见，尚缺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杨秀玲等，2014）。其二，我国养老金融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不同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降低了监管效率。具体来看，我国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统筹负责养老保险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银行、保险公司发行的养老金融产品，证监会则管理证券类产品，需促进监管协调，避免监管不足和监管重复的问题。 其次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较强，市场的参与程度有待提高。其一，在目前我国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占比较高，第二、第三支柱比重不足15%，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人口红利减少，不应继续让第一支柱承担较重的支出责任，有必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以缓解政府部门支出压力。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而言，部分国家采用强制性手段，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职业养老金，并设立“自动加入”政策。目前，我国企业可自行选择是否设立，同时部分企业采用只为部分员工缴费的方式规避有关政策（娄飞鹏，2020）。就个人储蓄养老计划而言，当前我国个税递延的税收激励政策效果不佳，部分原因在于我国较大部分人群属于低纳税主体，且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也无法享受此种税收激励政策（董克用等，2020）。其二，养老金融本身的普惠性和长期性特征与商业性存在矛盾，这决定了社会资本进入动力不足。当前，我国养老金融仍是由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养老产业领域，绝大多数金融支持来自政府，市场化工具有限，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力度不够。 再次是资本市场需要继续完善。其一，股票市场波动较大，我国养老资金出于安全考虑，目前较少在股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大多选择存于银行或购买国债。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缺乏真正的长期资金和长期机构投资者，而养老资金自身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其可以扮演好这一角色。养老资金的进入不仅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利于自身的保值增值。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推行的401K计划鼓励养老资金入市，其作为长期资金充当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催化剂和纽带，带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养老资金也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二，考虑到养老产业自身具有周期长、回报慢等特点，从事养老产业的企业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投资者青睐，直接融资渠道不顺畅。养老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除传统的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外，还可参考国际经验，采用REITs和私募基金手段为养老产业提供融资。 最后是促进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加丰富。当前，我国养老产品需求较大，正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均不充分。同时，金融机构提供的养老金融产品大多同质化，难以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娄飞鹏，2019）。一方面，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居民的金融素养有关。如在“养儿防老、福泽子孙”等传统思想影响下，老年人倾向于将房产留给子孙，导致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行不佳（吴锡扬等，2016）。另一方面，受制于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部分金融机构机械照搬国外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我国本地化需求。 政策建议 第一，提升养老金融相关法律层级，强化统一监管。在较低层级的规章制度已经充分试点的情况下，需要科学总结相关经验，并通过合法途径将其上升到法律层级，以构建系统全面的养老金融法律体系，发挥全面指导作用。此外，可以考虑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设立养老金融监管机构，实行对养老金融的统一监管。 第二，加大市场的参与力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和补助手段大力鼓励支持第二、第三支柱发展。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大税收补贴力度，同时可以考虑变企业自愿设立为准强制设立，并尝试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用“自动加入”机制。就个人储蓄养老计划而言，可以考虑对购买个人储蓄养老产品无法享受税收激励政策的人群直接进行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善于利用政府引导基金、PPP等工具，积极引导私人和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实现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要鼓励企业使用股市、债市融资等市场化手段进行养老产业建设。政府实现从主要承担者向引导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转变，由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三，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我国现阶段需要大力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本市场。应强化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规范，鼓励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以减少市场异常波动，提高预期收益。在此基础上鼓励并吸引养老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利用养老资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不断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从而形成“资本市场完善→养老资金入市→养老资金投资收益提高→资本市场更加完善”的正向循环。地方养老金可借鉴全国社保基金的做法，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运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大力支持养老产业领域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 第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优化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强化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金融机构在设计相关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时，除了参考国际经验，还需要充分考虑我国传统文化、居民金融素养、养老金融发展现状等现实特征，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如进一步改进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开发多样化的养老目标基金，以及大胆尝试债券品种创新，发行养老专项债券等。 注释： 1.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确定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的严重老龄化社会标准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 参考文献： [1]党雪.金融科技在养老金融发展中的赋能作用与路径[J].西南金融，2021（2）. [2]董克用，施文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理论探讨与政策选择[J].社会保障研究，2020（2）. [3]董克用，张栋.中国养老金融：现实困境、国际经验与应对策略[J].行政管理改革，2017（8）. [4]娄飞鹏.我国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建设的历程、问题与建议[J].金融发展研究，2020（2）. [5]娄飞鹏.养老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西南金融，2019（7）. [6]吴锡扬，黄灿云.国际养老金融发展经验及启示[J].福建金融，2016（5）. [7]杨秀玲，邸达.国外养老金融业发展的经验及借鉴[J].经济研究参考，2014（52）. [8]中银理财产品研发部.养老理财产品的设计宗旨与创新思路[J].债券，2022（5）.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2.05.007. 作者简介：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曹鹏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曹鹏举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要素禀赋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以往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日渐式微，宏观经济需要由高速增长转轨为高质量发展这一新阶段。2021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题与关键目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可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刻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集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势能，对我国无论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推动经济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乃至不断增强经济创造力和竞争力都极具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开放过程都呈现出阶段性与有序性相统一、坚持双向开放、重视风险防控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对保障金融市场稳定，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乃至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我国的金融开放注重推动技术创新和协调发展，在金融开放中加强对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的支持和引导，促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从而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本文系统分析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经济发展质效，从而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有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基准关系。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中，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实际金融开放度的上升能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在纳入相关控制变量后，金融开放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结论依旧保持不变。 本文进一步检验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分别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及共享发展为因变量。研究表明，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力效应主要集中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三个维度。具体而言，金融开放对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金融开放对共享发展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较小，但是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金融开放对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的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效果。 将实际金融开放综合指数分解为两个维度，即资本流动强度和金融业开放，以此来考察金融开放的哪个维度在改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更具优势。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强度指标对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作用，且对两者的驱动作用会直接提高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但资本流动强度对共享发展的影响功效较弱，甚至还对可持续发展有一定负面效果。原因可能在于，资本流动过度延伸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国内经济众多领域受到外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牵涉的市场范围随之扩大，其易变性、复杂性、易逆转性等风险特征可能会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潜在威胁，从而降低金融开放效果。尤其是“环境脆弱型”领域的过度开放有可能会引入过多高耗能、高污染外资，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然而，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金融业开放对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协调发展，而后是共享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促增作用最弱，展现出了显著的“结构性”驱动效果。考虑到当前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均较低，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影响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上述结果的产生可能更多源于金融业开放的市场理念效应这一间接渠道。相较于中资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定价与管理、信贷配置、治理结构以及信息处理等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对中资机构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通过引入先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市场国际化、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以及推动金融创新，为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提供了更多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力度可能在地区或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域划分：首先，按照一般文献划分方式，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其次，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归为中心城市，普通地级市归为外围城市。根据检验结果，中部地区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效应最强；东部地区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强度稍弱；在西部地区该作用不显著。与此同时，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均展现出了正向影响效应，但该正向影响在中心城市更加明显。因此，在考虑区域异质性情况下，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本文认为，尽管资本在边际报酬递减和逐利性驱使下倾向于进入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并通过技术转移、经济溢出、竞争示范等效应改善当地经济状况，但这一作用效果显著与否还取决于各地区或城市的对外金融开放程度、自身发展水平、资源流动、技术吸收和投资转化能力等。显然，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在经济实力、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优于西部地区和外围城市，因而在利用外资、资源转化及技术吸收等方面同样具备先天优势。 此外，本文借助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开放对不同经济发展质量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0%、20%、40%、60%及80%分位数上，金融开放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且整体呈渐进递增态势。这表明，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基础设施、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知识扩散等硬件与软件实力得以不断优化，金融开放导致的优质资本流入、技术转移、竞争机制等正向效应会进一步被放大，其对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驱动作用也会得到强化。不过，在90%分位数上，金融开放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效应尽管显著为正，但系数估计值有所下降。这一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是，在经济发展质量极高的城市，金融市场运行也更加活跃，金融创新、资产投机等活动更加频繁，国外金融市场更容易与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共振效应”，从而可能加剧国内金融体系风险积聚，金融风险防范要求随之提高，故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效果也会有所减弱。 金融开放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进行机制检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机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三个代理指标。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变量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开放不仅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关联度等方式驱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还能够带动优势产业向更富效率、更具创新的高层次进化，进而激励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且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认为，一方面，金融开放有利于我国实现金融体系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服务功能，推动资本流动、技术发展、数据利用、商品贸易以及人才交流，从而加快优势产业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作为联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媒介，能够吸引更多优质资本，推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走向“微笑曲线”中高端。 由此可知，金融开放能够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驱动器”式的激励效应，但从经验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吗？为了进一步分析此问题，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到，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确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上述结果充分表明，金融开放可以通过有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金融开放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针对“金融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加入了金融监管元素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从而证实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驱动效应的基础性条件”这一理论阐释的合理性。事实上，金融监管是实施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防护工程，有助于强化金融开放的“靶向性”和“安全性”。在充分发挥金融开放积极导向作用的同时，借助金融监管防范内部风险传染和外部风险输入，从而拓展金融开放广度与深度，有利于强化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从金融监管角度探究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监管的双门限效应，即存在双门限值。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尽管模型具有双重门限效应，但却存在负向调节区间。当金融监管处于（0，0.011]区间时，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当金融监管处在（0.011，0.094]区间时，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嬗变为正（系数为0.034，且在5%置信水平显著）；而当金融监管数值触及并越过0.094时，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驱动效应愈加强劲（系数估计值增至0.314，且通过了1%统计显著性检验）。上述检验结论表明，高水平金融开放客观上要求高质量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既是平衡金融开放风险与收益的重要工具，也是强化金融开放“靶向性”和“安全性”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 结论与政策启示 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作用尤其明显；特别是金融业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构性”驱动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中部、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比西部地区更具促进作用，对中心城市的积极作用大于外围城市；在风险敏感性上，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冲击弱化了金融开放的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但并未从实质上扭转这一正面驱动效果。此外，经济发展质量处在不同水平的城市，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的作用越发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开放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量，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开放积极效应的发挥受到金融监管调节作用的影响，在金融监管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当金融监管程度超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大大增强。 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第一，金融开放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在国家层面应进行顶层设计与全方位规划，在采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策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基础上，坚持宏观统筹的原则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提高金融开放质量和效率。在地区层面，应在国家总体金融开放战略框架内积极推进金融一体化，努力破除阻碍区域实际金融开放度扩大的制度、法规约束及文化障碍，提升实际金融开放水平，进而充分引导外部资金到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此外，考虑到金融开放对西部地区、外围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产生的积极效应仍有待加强，故应实施差异化、动态化金融开放战略，使其成为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二，积极主动扩大开放领域，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逐步解除国际资本投资权益类和债权类证券的限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国内经济大循环，提升外部金融资源参与共建中国金融市场力度，从而强化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强国内市场活力。另外，增强外资进入灵活性，降低金融机构外资进入门槛，加快推动外资金融机构经营本土化，以外部力量促进现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体制改革。高水平金融开放不单是“引进来”，更意味着“走出去”，因此，国内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与金融开放红利，把金融服务推向全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第三，金融开放驱动效应的全面发挥离不开金融监管对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本文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金融监管更严格地区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更加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在全局统一的前提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实施具有持续性、协调性的监管政策。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贯彻激励相容监管原则，注重过程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增强监管信息传递，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即时性，从而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强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胡文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 戴淑庚 摘要：数字科技的发展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调整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国际同业机构纷纷将数字化转型列入战略规划，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即提出要融合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打造新一代技术平台，现已逐步形成数字新基建、数字新技术、数字新资产、数字新架构等多维数字化转型布局。未来，将持续强化创新驱动、深化科技赋能、落实安全发展、激活人才效能，开启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新征程。 关键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进入新发展阶段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金融等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和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金融科技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走出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数字化之路，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奔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时代。处于新发展阶段的金融科技实质是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高度融合发展，并在提升金融效率、优化业务流程、保障安全和降低成本等方面呈现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应用空间，推动金融机构朝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在金融科技迭代的推动下，新兴科技赋能金融服务也推动了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革命、科技进步与政策要求的多重影响下，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总体上，国内外金融基础设施主要从优化组织架构、布局金融科技、加强外部合作等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在组织、架构、技术、生态等多个层面进行变革。这当中，布局金融科技是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重中之重。 金融科技助力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近年来，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同业机构持续加强数字化建设，积极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升业务运营的数字化水平。总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将金融科技融入公司战略，积极打造数字基因 在国际同业机构战略规划中，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已成为重要内容。欧清银行在2022年发布的五年战略规划中提出，要成为以数字化和数据为支撑的金融基础设施（D2-FMI），并计划收购或投资金融科技公司以增强科技实力。德意志交易所（以下简称“德交所”）与谷歌云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速数字证券平台的开发。美国证券存托与清算集团（DTCC）在企业战略中明确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数字交互，并建立金融科技战略办公室引领科技研究。新加坡交易所（以下简称“新交所”）将建成亚洲数字固定收益市场基础设施列为战略优先事项。此外，国际同业机构着力开展相关课程培训，以保障金融科技相关战略的顺利实施。DTCC提供全栈开发和分布式记账（DLT）课程，新交所打造数字学习平台并开设数字化线上课程，以期提高员工的数字化技术素养。 （二）应用区块链和云技术，提升运营效率与安全性能 国际同业机构纷纷探索利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升级或改造系统，提升证券发行、交易、结算效率与安全性能，推动数字证券发展。欧清银行于2021年联合多家机构开展基于区块链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试验，完成法国国债结算测试。德交所推出基于DLT和云技术的平台（D7），致力于为数字证券提供发行、托管、结算等服务。DTCC于2020年启动基于区块链项目（Ion）和云技术的项目（Whitney），分别探索股票市场的区块链结算系统和私募证券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系统。DTCC还开发了基于云的软件开发生态系统（DevX），即通过沙箱支持开发者快速将商业理念转化为可实际操作的软件。新交所投资的科技公司（Marketnode）推出基于区块链的债券发行平台，通过发行、清算、结算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来提升运营效率。 （三）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客户服务 国际同业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风险预警和信息传递等，全面提升客户服务质效。欧清银行发布人工智能结算预测工具（Easy Focus），帮助客户识别不匹配的交易指令，避免欧洲中央证券存管条例（CSDR）下的结算处罚。同时还收购自动化工作平台（Taskize），为客户提供智能化联系人目录，提升流程处理效率。明讯银行推出担保品自动化管理工具（OSCAR），通过整合多项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用户设置担保品的标准并自动校验一致性，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后即可经“双人规则”（一人经办，一人复核）验证授权，提高了担保品管理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和交易速度。新交所监管公司（SGX RegCo）在实时监控系统中运用人工智能（AI）增强功能，过滤多个市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导致的杂音，协助监测团队更加敏锐地捕捉潜在异常交易信号，以便进一步分析评估。 （四）深化大数据应用，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金融基础设施深化大数据应用、提高数据管理和利用水平、挖掘数据价值提供了有效路径。欧清银行推出股东识别与分析平台（Investor Insight），为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提供股东身份识别服务；推出固定收益证券流动性信息平台（Liquidity Drive），为客户提供关于固定收益证券流动性和交易量的数据，以支持交易后数据分析。德交所的市场数据板块与人工智能服务商，达成关于明讯债券流动性数据服务的合作协议，允许其使用债券托管历史数据训练AI交易模型，优化债券交易前定价和流动性分析。DTCC启动卓越数据管理中心，推动创建全面的企业级数据管理架构，为所有项目团队提供数据专业知识和服务。 金融科技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实践 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中央结算公司明确将数字化纳入战略规划，推动战略先行，强化科技赋能，在2016—2020年战略规划中明确紧扣新技术导向的技术路线，融合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行业成熟技术，打造新一代技术平台；在2021—2025年战略规划中明确将数字化作为战略目标，旨在构筑高质量、高标准的金融基础设施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在2021—2025年数据战略规划中明确将“打造稳健、智能、高效的数据引擎，将中债数据潜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使数据成为中央结算公司建设国际一流金融基础设施的驱动力”作为数据战略愿景；在2021—2025年信息科技建设发展规划中提出“立足国内，面向全球，服务于中央结算公司实现国际一流金融基础设施远景目标，打造高度数字化、智能化、敏捷化的一流科技赋能平台”的信息科技建设愿景。目前已逐步形成数字新基建、数字新技术、数字新资产、数字新架构等多维数字化转型布局。 （一）数字新基建 一是打造“多地多活”的高标准数据中心。按照“物理上两地四中心、逻辑上两个两地三中心”的整体布局，自主完成北京通州和上海卡园两个高等级数据中心建设、验收和交付，交付规格达到国标A级及可并行维护（Tier3+）级机房标准要求。在北京通州数据中心、上海卡园数据中心投入使用的基础上，建成上海浦江数据中心，全面实现两个“两地三中心”数据中心架构落地，切实增强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 二是加固升级安全防御体系。初步建成以动态防御、主动防御、纵深防御、精准防护、整体防护、联防联控等“六防”为举措，完整覆盖应用、数据、网络、基础、终端等层面的安全防御体系，高质量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权威认证（ISO27001），连续两年在国家级网络安全攻防演习中获得优异成绩，一体化网络安全运营平台成功入选2022年工信部等12个部委组织发起的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成为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中唯一项目入选单位。 （二）数字新技术 一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建设智能数据采集标注平台，为债券路演业务、估值数据采集场景提供智能文档识别、审核周报生成等功能。采用AI智能识别提取+人工专家复核的工作模式，切实提高工作效率，解决业务痛点。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赋能担保品再贷款质押解押、公司行为指令审核、付息兑付通知书发送、理财直融工具自动化注册、绿债信披文件下载、华南动态采编等多个业务场景，并上线自动化流程，有效缩短业务操作时间。 二是在区块链领域，持续关注区块链技术应用，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以下简称“银登”）等业务场景进行区块链业务试点。2022年，在管理部门指导推荐下，入围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中债区块链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成功落地应用，首次在国内金融基础设施债券业务中应用区块链。该系统已成功支持多只债券发行，覆盖企业债、金融债等多券种。同时，以实现债券全生命周期上链为终极目标，按照“研发—落地—研发—落地”的迭代机制，不断推进系统优化升级和功能丰富完善。 三是云计算领域，在银登新一代、区块链平台微服务架构等前期点状实践的基础上，启动中债云、分布式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开启中债云原生建设元年。中债云项目将以建设符合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要求的云平台为目标，全面建设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存算网、平台即服务（Paas）容器、统一云管平台，全面支持建设过程中云上云下混合部署、外部输出计费等多种管理需求。分布式技术体系建设将通过引入部分具有单元化能力分布式徼服务技术组件，与公共技术平台、云原生服务框架集成，构建完善的云原生应用平台，满足公司内部高并发、单元化、高性能、低爆炸半径等运行要求，通过低代码和可视化开发工具提升开发调试效率。 四是在大数据领域，引入国产的大数据技术，建设了中债共享的大数据基础平台。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协同，形成“大数据+数据仓库”的混合态数据技术架构，实现“离线+实时”“结构化+非结构化”不同类型数据的分析能力，为管理分析类应用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在债券业务领域支持“柜台个人投资者”海量数据加工；在理财业务领域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口径监管报送系统（EAST）海量数据报送；在银登业务领域支撑底层资产海量计算。此外，在创新领域支撑网站推荐计算，支持搭建绿色债券数据库，提供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指数。 （三）数字新资产 1.注重数据安全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规划。根据数据安全相关法规、条例和标准，对标并指导数据安全治理工作，提升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能力。二是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发布数据安全相关制度规范，指导数据安全工作开展，形成数据安全分级规则，指导各项工作中的数据安全保护。明确数据安全分级标准及管控措施，加强数据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处置。三是提升数据安全技术能力。形成数据生命周期安全技术需求，提供数据安全技术保障。开展数据沙箱等数据实验工具研发，创造安全、规范用数环境。 2.强化数据管理 一是形成数据标准管理体系，规范数据要素表达。明确债券市场基本业务概念，探究业务本质，规范业务术语，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统计指标体系。二是研制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引领市场规范发展。推进绿债信息披露标准化建设，探索进行环境效益综合评价；创新推出中债ESG系列产品，形成分项和综合得分，用以全面评价企业的ESG表现情况。三是构建数据中台，逐步实现全域数据的统一管理。 3.深化数据应用 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定期公布统计月报、结算日报、结算行情等信息，优化统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向管理部门提供各类及时、准确的数据，探索债券市场违约率统计、构建风险监测系统和模型等，发挥一线市场监测职能。向市场提供由中债收益率曲线、中债估值、中债指数、中债风险与合规产品、中债参考数据、中债行情数据等组成的产品体系；发布中债Dr.Quant平台，使中债数据可视化、研究方法论工具化、服务内容产品化，辅助投资者更好地进行人民币债券投研分析；研发设计绿债信息平台，上线国内外首个集中展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数据的数据库和门户网站，为市场参与者开展绿色债券投融资业务提供有效参考。 （四）数字新架构 一是在IT组织架构方面，设立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公司IT重大事项，并下设企业架构专业委员会。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中债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探索金融科技人才管理、技术引进、应用系统研发体系创新，打造高素质金融科技人才队伍。企业架构专业委员会以业务架构、IT架构全面对接企业战略，迭代更新企业级架构蓝图规划，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架构管控落地。 二是在IT管控体系建设方面，基本构建覆盖制度、架构、标准、项目、资源、科研创新等领域的统筹管理体系，逐步打造统一业务模型、统一技术架构、统一实施工艺、统一运维保障、统一管控流程的企业级信息系统建设实施体系，有效提升IT管控能力和工作成效。大胆尝试敏捷研发模式，快速响应市场及业务需求，建设覆盖多角色、专业性强的团队，加强技术实践与质量标准管控，推动业务与科技融合。 金融科技助力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展望 （一）强化创新驱动，做到数字化转型有目标 国际同业机构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处理效率，巩固行业定位。中央结算公司在系统建设上也积累了诸多成果，建立了稳健高效的综合业务系统，启动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20余年的奋斗历程，系统建设由“从无到有”迈向“从有到好”，下一步还要瞄准国际一流金融基础设施远景目标，继续推动系统建设“从好到强”。高质量推动发行新一代、理财新一代、担保品新一代、跨境一站通等系统建设，整合优化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提升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自动化水平，推进业务系统的迭代升级，向市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以战略规划为引领，对标国际先进同业，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加快数字化管理赋能与业务应用，尝试以新技术推动管理效能提升与业务流程优化，不断提升整体数字化水平。 （二）深化科技赋能，坚持数字化转型有特色 坚持走好金融基础设施特色创新之路，以“使用一代、建设一代、储备一代”的思路，在聚焦业务痛点、储备前沿技术、防范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做好产学研联动，推进数字化转型。以中债云、分布式技术和数据中台建设为抓手，推动企业架构向多维架构演进，搭建数字化转型的数据新底座。推动敏稳双态（兼顾快捷性和安全性）常态化运作，持续优化敏态、稳态相结合的研发交付机制。在高质量完成国家区块链应用试点基础上，加强区块链数字债券项目创新拓展，完善数字债券运行生态。推进人工智能的应用探索，持续推动将图像字符识别（OCR）、自然语言处理（NLP）、RPA等技术应用到更多的智能化操作场景中，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数据分析、自动化辅助编程等领域的落地场景。提高数据治理与分析水平，展开对数据沙箱、图数据库、隐私计算等技术的研究工作，深化大数据应用。 （三）落实安全发展，确保数字化转型有底线 作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事关金融市场安全稳定全局，数字化转型必须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建设，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面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掌控能力，推动数据相关标准制定，强化数据安全保护，打造稳健、智能、高效的数据引擎。推动一体化攻防平台落地实施。组建自有网络安全攻击队伍，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体系“以攻促防，攻防相长”能力提升机制。积极落实有关部署，推进信创和自主掌控能力建设。也要发挥国家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专业作用，持续向市场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工具，协助监管和市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新一代风险监测系统应用和升级，提高监测预警有效性和准确性，丰富对异常行为的监测手段和方法，不断强化对穿透监管的支撑能力。综合发挥估值、担保品功能，打造风险管理工具箱。 （四）激活人才效能，实现数字化转型有动力 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实施需要数字化人才的支持和响应，激发全员数字化认知和意识、打造数字化技能人才队伍，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未来可继续借助中债—清华研究院等联合培养平台，打造具有数字战略视野、具备数字创新能力、熟练掌握各类数字应用工具、可参与构建自主可控金融生态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强化数字化转型人才储备。同时推动业务技术融合，完善跨技术业务条线的交流机制，采用专题授课、分享沙龙等多种形式，及时在中央结算公司宣传推广数字化转型新成果、新应用，营造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氛围。 参考文献： [1]冯源，陈森，杜泽夏.探索建立区块链数字债券制度规范[J].债券，2023（2）.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3.02.008. [2]唐彬.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金融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J].债券，2023（12）.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3.12.004. [3]钟言.深化金融科技赋能助力债券市场建设[J].债券，2023（2）.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3.02.003. [4]Digital Securities Management Bringing Private Markets Infrastructure Into The 21ST Century[R/OL]. （2022-02-08）[2023-07-20]. https://www.dtcc.com/-/media/Files/PDFs/White-Paper/Digital-Securities-Management-Industry-Update-White-Paper.pdf. [5]Euroclear Annual Review 2022[R/OL]. （2023-04-12）[2023-07-20]. https://www.euroclear.com/content/dam/euroclear/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s/2022/Documents/EuroclearAnnualReview2022-AT5sV961S1.pdf. [6]SGX CDP makes available Market node's DLT-enabled direct-to-depository service for debt issuers[EB/OL]. b（2022-06-01）[2023-08-03]. https://www.sgxgroup.com/media-centre/20220601-sgx-cdp-makes-available-marketnodes-dlt-enabled-direct-depository. 中央结算公司中债研发中心 涂晓枫 周远洋 刘璐；中央结算公司信息科技部 张涛 | 产业追踪 摘要：文章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围绕其技术原理、产业发展、应用场景，分析开放共享机制、数据服务、开源开发框架等关键因素，揭示智能金融、医疗、安防、交通等领域的创新。通过解析产业生态、硬件整合、技术服务等层面，呈现人工智能对全球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应用场景 1 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1.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AI）是一门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具有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科学，其目标是开发能够执行学习、推理、问题解决和感知等智能任务的系统。人工智能强调通过算法和模型实现对复杂任务的自动化处理，涵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关键技术。这一领域追求创造能够模仿人类智慧、适应环境变化的智能系统，推动了在各行业应用中的广泛探索和创新[1]。 1.2 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构建了其实现智能任务的基础，涵盖多个领域的创新。首先，机器学习是AI的核心，通过模型和算法让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并做出智能决策。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分支，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结构，用于处理复杂、非线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NLP）则关注计算机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包括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等应用。计算机视觉是人工智能的又一重要领域，使机器能够理解和解释图像和视频。强化学习是一种让机器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学习的技术，通过奖励机制激励系统实现目标。除此之外，推理与问题解决技术使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的逻辑思考过程，应对复杂情境。在关键技术的发展中，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起到了关键作用，提供了足够的计算资源和数据支持。辅助技术如自动化、分布式系统、并行计算等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力[2]。 2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2.1 场景化综合生态发展 首先，与过去单一技术的“理论”准确率竞争不同，现在智能企业更加注重将技术运用到实际场景中，使其具有实际商业价值。这标志着产业进入了应用场景的“跑马圈地”新阶段，企业竞争焦点逐渐从理论上的技术优势转向了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商汤推进城市级开放平台方舟在全国31个省市、100座城市落地。其次，场景化综合生态模式逐渐清晰，这意味着不同技术和服务在特定场景中的整合与协同。这一模式与“类”安卓开发者生态有相似之处，即多方共同推动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开发者和企业的协同作用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发展，从而提高了整体系统的性能和用户体验[3]。 2.2 科技巨头引领产业垂直整合加速 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与引领不仅源于其在算力、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上的高度投入，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在硬件、软件框架、平台等核心环节上实现高度的紧耦合衔接。这特有的技术使得像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构建了庞大的生态系统，通过垂直整合引领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产业垂直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这表现在计算支撑、软件框架、研发平台等核心环节基本被老牌科技巨头把持。这些巨头在不同领域的投资和并购，以及对关键技术的研发，形成了相对封闭但高度专业化的生态系统。他们的整合模式不仅加速了技术创新，也提高了产业链的协同效率，使得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呈现出以少数几家巨头为核心的发展格局[4]。 2.3 开发框架格局清晰 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框架格局逐步清晰，开放框架以谷歌的TensorFlow、脸书的PyTorch等为代表，形成了初步可见的格局。这些开源框架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在端侧推理框架方面，多元化发展正在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开源开发框架的竞争焦点正在从模型库逐渐转移到易用性和硬件适配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框架的易用性变得至关重要，使更多的开发者能够轻松地利用这些框架进行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硬件适配优化也成为一个关键的竞争领域，以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在不同硬件平台上能够更高效地运行[5]。 2.4 产业平台化模式发展 产业平台化模式的发展呈现出以研发和技术服务为核心的趋势，引领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演进。首先，平台化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企业逐渐认识到通过构建平台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效率，从而推动创新。这种模式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应用，形成了更加健康的产业生态。云服务厂商在人工智能研发平台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积极主导平台的构建。这种趋势使得云服务成为人工智能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技术工具链作为研发平台的核心竞争力，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通过提供全面、高效的技术支持，企业可以更好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应用，从而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推广。基础技术服务平台已经形成，涵盖多种基础技术，形成了综合性平台。这包括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推理服务等多个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6]。 2.5 智能计算产业发展迅速 首先，智能计算已初步形成智能芯片、软硬协同、多样化算力供给模式的产业形态。这意味着行业逐渐形成了集成硬件、软件协同工作的智能计算体系，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智能芯片和计算能力。在云侧智能芯片市场上，目前英伟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云服务提供商和初创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逐渐增大市场份额。这表明智能计算产业中存在激烈的竞争，各方势力在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不断创新。端侧多元化应用催生了大量的创新探索，传统芯片企业和终端企业相对领先。这反映了智能计算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并且在不同领域的竞争格局较为丰富。围绕智能计算芯片的软件工具也正在从基础计算向场景计算转变。这说明智能计算产业不仅仅关注硬件技术的发展，同样重视软件工具的创新，以更好地适应各种实际应用场景。最后，多样化算力供给模式开始显现。这包括云计算、边缘计算等不同形式的算力供给方式，为不同需求提供了更灵活、多样的选择。 2.6 开放共享机制与数据服务能力加速 首先，各国政府和头部企业持续推动数据的开放共享。这体现在形成了一系列数据原则、数据合作、数据规范以及数据共享平台成为关注的重点。政府在推动数据的开放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在合规和安全的前提下共享数据，以促进创新和产业发展。数据合作和规范则有助于建立更加有序、高效的数据生态系统，为不同领域的数据交流提供了框架和规则。其次，具有智能标注能力的数据服务企业正受到资本的热捧。这表明数据服务领域的关注点逐渐从单纯的数据收集转移到了对数据的智能处理和利用。智能标注能力使得数据更具有质量和可用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工智能模型的需求。资本的投入不仅推动了这类企业的发展，也提高了整个数据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这种开放共享机制与数据服务的能力加速有助于解决数据孤岛问题，促进了跨行业、跨组织的数据流通，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2.7 开源开发框架生态体系逐步完善 首先，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雏形逐渐显现。这体现在开源开发框架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开源框架的使用不仅降低了技术门槛，也促进了创新和合作。其次，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构建开源开发框架生态，形成了应用接口和硬件适配的双向主导权。这说明在开源社区中，一些领先的企业通过贡献自己的技术和开源项目，牵引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同时在应用接口和硬件适配上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推动了产业的进步。产业主体凭借其优势形成多元化的创新生态。云服务商全面融入云服务体系，积极构建AI基础设施生态；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通过视觉、语音等技术优势切入，加速打造垂直行业技术服务平台和解决方案生态；传统企业积极构建围绕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多维度的创新生态；硬件厂商以芯片设计、整机集成为切入点，加速构建软硬协同的产业生态。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 3.1 智能金融 智能金融是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如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优化和自动化金融服务和决策的领域。在智能金融中，算法能够分析体量庞大的金融数据，实现精准风险评估、信用评分和投资组合管理。智能金融还包括虚拟助手、自动交易系统和智能客户服务，提高了金融业务的效率和个性化水平。这一技术在风险管理、投资策略优化以及金融产品推荐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3.2 智能医疗 智能医疗是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改进医疗领域的服务和流程，它通过整合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图像识别等技术，为医疗机构提供更精确的诊断、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及更高效的医疗管理。在智能医疗中，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分析大量患者数据，辅助医生进行早期诊断、疾病预测和处方设计。图像识别技术则用于医学影像的分析，提高了医学影像的解读速度和准确性。智能医疗还包括远程医疗服务、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医疗机器人等应用。远程医疗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在线交流，使偏远地区获取更方便的医疗服务成为可能。 3.3 智能安防 智能安防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安全监控和防范体系的领域，它涵盖了视频分析、人脸识别、行为分析、智能感知等多项技术，使得安防系统更加智能化、精准化、自适应。其中，视频分析技术通过对监控画面的实时分析，能够自动检测异常事件，如入侵、打斗等，提高监控效率。人脸识别是智能安防的一个关键应用，通过识别个体身份，提升出入口管理的准确性，有助于防范犯罪行为。智能感知技术则包括对声音、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感知，帮助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周围环境，进而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风险。智能安防系统还可以集成多种传感器、监控设备和网络通信技术，形成全面的监控网络。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也在智能安防中得到广泛应用，为系统提供更高效的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 3.4 智能交通 在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涉及交通监控、智能信号灯、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自动驾驶等多个方面。交通监控方面，智能交通系统通过视频监控、图像识别等技术实现实时监测道路状况、车流量等信息，为交通管理提供数据支持。智能信号灯能够根据实时交通流量智能调整信号灯的时间，优化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减少交通拥堵。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实时监测交通流，提供智能导航、优化路径规划，以及实时交通预测等功能，为驾驶员提供更智能的出行方案。自动驾驶技术在智能交通中也占据重要位置，通过传感器和算法，实现车辆的自主行驶，提高交通安全性和效率。智能交通技术的发展对城市交通管理和出行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优化交通流、减少拥堵、提高安全性，都有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出行体验。 4 结束语 本文剖析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应用场景。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人工智能的不断演进将引领新的技术浪潮。期待在数据共享、创新生态、安全高效的前提下，人工智能产业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白启鹏.化智为治：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理论探讨，2023（6）：84-89. [2]吐逊江·麦麦提.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网络安全防御中的应用研究[J].无线互联科技，2022（11）：23-25. [3]黄银，陈智.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网络防御中的应用探索[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2（11）：26-29. [4]崔金贵，马莹莹.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进展与展望[J].高校教育管理，2023（6）：31-39. [5]耿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网络安全防御机制中的应用研究[J].数据，2022（1）：48-50. [6]李枫.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安全中应用优势与策略[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3（10）：166-168. 作者简介：李双平（1983-），男，汉族，吉林扶余人，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应用。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李双平 钢铁行业具有高规模总量、多产业协同、众上下游企业的行业特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渥土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源头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总书记一席话，共提及了五个“新”字。这充分表明了我国用“新动能”引领“新发展”的崭新趋势，展现了我国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创新开创未来的强大魄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用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新动能”，用高效能高质量推动“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最终结果，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宏观层面上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 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它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特点是“新”，关键是“质”。“新”代表的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质”指的是物质、本质、质量、品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新质生产力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的特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是关键要义。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大主旋律，对传统产业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更高效能为基本要求，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高新技术引擎，在传统产业基础上挖掘打造一批具有高技术含量、高科技内核、低资源消耗的创新模式、创新领域、创新赛道，实现传统产业的赋能升级。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出中国新时代社会发展特有的新兴动能和创新优势，以革新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发展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传统产业由一而无穷的全新突破。 钢铁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 钢铁行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型支柱产业，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依据，具有高规模总量、多产业协同、众上下游企业的行业特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渥土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源头。 （一）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粗钢产量连续三年保持10亿吨以上，保持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产钢大国，但我国钢铁行业在高端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仍存在困难，仍存在粗狂式发展现象。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是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较高的碳排放量代表着较大的低碳发展空间，现在推广的氢冶金技术就是以氢代替碳作为还原剂来降低碳还原的碳排放。利用产钢大国的规模优势+氢冶金的新技术优势，可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加快推进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彻底摒弃“高耗能、高碳排”的形象，借新质生产力之东风，加快形成全行业的绿色低碳新模式，实现钢铁行业绿色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二）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行业数智化蓬勃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倡传统行业赋能数字化、智能化，强调集科技创新之力，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形成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钢铁行业作为流程型制造业，具有连续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体系、多种多样态的产品类型、大型集中的高温高压设备、多工种的人员类型、极严格的安全环保要求等特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利用数智化手段将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进行协同耦合，将碎片化的信息转化为联动控制模型和量化操作规程，使钢铁工艺具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执行的特点，实现钢铁行业在质量、成本、供应链、能源消耗、环境绩效管控等方面的全局优化，打造出一批“无人车间”“黑灯工厂”，努力让中国钢铁在全球“灯塔工厂”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行业综合竞争力世界第一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在产品技术竞争力方面仍与韩国浦项和美国纽柯存在差距，我国钢铁产品端仍存在关键材料、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高端产品生产应用的突破和稳定保持仍然是我国钢铁行业需要追求的目标。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就是高效能、高质量，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以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我国钢铁行业的未来发展目标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不谋而合，通过开发更加智能化的钢铁制造工艺，实现操作工艺参数“窄窗口”稳定控制，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适用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将新质生产力贯穿于钢铁生产的各工序中，将我国钢铁行业的产量优势高效转化为产品技术优势，实现我国钢铁行业综合竞争力世界第一的终极目标。 发展新质生产力钢铁行业应该怎么做 （一）深入落实绿色降碳和氢冶金发展 厚植新质生产力，不仅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要以产业升级建立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绿色低碳和氢冶金是近几年钢铁行业的新兴领域，但氢冶金的大范围应用仍存在技术研发难点，未来应针对氢能资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制绿氢与钢铁流程耦合等方向，继续深耕基础研究，从氢能的制取、储运、到钢铁中的应用等环节组建全流程的研发体系。同时将绿色降碳理念贯穿于钢铁行业的各个工序，从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工序提炼出降碳方向和新技术目标，让绿色降碳成为钢铁行业新一轮的竞争优势，让绿色低碳成为中国钢铁的新名片。 （二）积极推行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新兴创新技术应用并整合到钢铁生产过程，加速推进数字化建设，将钢铁制造每个独立流程追求的目标集成到整个处理系统，满足各工序功能匹配的同时整合各工序优势；大力鼓励智能制造，根据预期目标，智能判断各工序原料及工艺参数控制的响应范围，使整个工序流程的运行更接近预期目标。通过数智化建设，提高钢铁生产的能源效率、管理效率、降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实现钢铁制造的数智协调管控和多目标优化，激发钢铁行业潜力和社会创造力，扩展钢铁行业新发展空间，为钢铁行业注入新维度的韧性和潜力。 （三）构建新一代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引擎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增强中国钢铁人的使命感，集中力量攻破剩余的“卡脖子”问题，以“别人没有我有，别人有我更优”的创新发展态度，创造钢铁行业新技术、新标准、新导向。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内核，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来构建新一代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引擎，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稳定性的钢铁产品，为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提供基础材料支撑，保障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综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并深思于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坚定从深入落实绿色降碳和氢冶金发展、积极推行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构建新一代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引擎这三方面发展，使钢铁行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锋军，务求入脑入心入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让钢铁行业再出发、再发展、再辉煌！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梦静 赵宏 刘志兴 预制菜产业发展的关键是食品冷链供应链体系建设。近年来，预制菜产业迅猛发展，对食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冷链物流建设成为其中关键一环。同时，强化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下沉冷链物流网络、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等也成为发展重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GDP进入一个新台阶，居民食品消费不断升级，同时，人们食品视野不断拓展，生活节奏持续加快，对饮食的多元性、便利性、安全性、健康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政府政策鼓励、资本加速推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预制菜产业发展迎来风口期。 由于预制食品的便利性，给大量餐饮B端客户与C端消费者带来很多时间与成本的节省，即使在各种问题频出、正面与反面评论铺天盖地、行业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当下，预制菜市场依然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率。根据《2023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5165亿元，2023年新增预制菜相关注册企业达4026家。 然而，目前的预制菜市场发展还不完善，预制菜企业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偏小，多数企业区域性较强，整体尚未形成稳定发展格局。预制菜产业的底层逻辑是食品工业化，其发展的关键依旧是强大的食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一、预制菜由来与发展 其实，预制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只是近年来国家将借助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冷链保障体系，在不添加添加剂、防腐剂的前提下，为最大限度延长食品保质期，最大限度还原食品的最初风味的食品加工纳入一个新的体系，并且以行业标准的形式进行了统一归类与定义。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预制菜范围，其中提到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不包括主食类食品，如速冻米面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实际上，上述提到的“借助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冷链保障体系，在不添加防腐剂的前提下，为最大限度延长食品保质期，最大限度还原食品的最初风味”这类食品工业的发展，从最初出现至今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30多年前，随着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外资连锁餐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与这些餐饮企业配套的生鲜供应链也同步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净菜净肉加工代表企业福喜食品，鸡肉加工企业铭基食品，冷链仓配企业夏晖、百胜等。 第二阶段，20多年前，随着国内连锁商超、连锁餐饮企业的高速发展，与这些企业配套的生鲜加工中央厨房、冷链仓配体系也取得高速发展，排名在国内商超餐饮前100位的企业中，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中央厨房或食品加工厂以及自己的常低温配送中心，这一阶段的产品主要供应体系内自有门店。 第三阶段，近10年，随着生鲜电商、网络直播的兴起，零售通路的搭建壁垒越来越低，个体化的零售通路对服务于社会公共体系的食品加工厂及公共冷链仓配体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近年来，随着我国冷链保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冷链仓储与冷链运输已覆盖国内大部分城市，为我国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定基础条件。在国家鼓励与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大量企业上马预制菜生产线，预制菜产业逐步形成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二、供应链体系建设新要求 预制菜产业的底层逻辑是食品工业化，其发展的关键依旧是强大的食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近年来，预制菜产业的迅猛发展，对食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预制菜产业的高速发展，需要食品加工及冷链基础设施保障体系能够从大中城市延伸至农产品种植基地。 依据预制菜产业链特征，预制菜生产加工厂可能布局在农产品产区，也可能布局在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周边，即预制菜的食品供应链一端需要链接到农业生产端，另一端需要链接城市消费端。。 2.食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中的过程监管越来越重要。从食品原材料的供应、食品生产过程、食品包装过程、食品的冷链仓储、冷链物流配送环节均需要纳入监管体系，这些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3.食品供应链体系化建设需要全民参与、全民认知。预制菜的研发、生产加工以及全程冷链的系统化营运难度，比普通食品要高很多，部分预制菜初创企业需要深度学习，在技术研发、生产加工、全程冷链保障体系化运作能力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加上认知不足，就可能会产生食品安全个体事件，虽然个体事件不能等同于整体产业，但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难免会产生舆论一边倒，出现单一事件影响整体产业的情况。比如，最近的“梅菜扣肉”违规使用的“槽头肉”问题，其实违规使用“槽头肉”与是不是预制菜并无直接联系，舆论却由反对违规使用“槽头肉”转变成反对“预制菜”，从而对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冷链物流是重要一环 冷链物流是预制菜供应链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预制菜的生产过程是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商品化的产品需要更大的市场空间，若要进入更大的市场就需要更长的保质期。延长食品的保质期，除使用防腐剂外，就是需要现代预冷、冷藏、急冻、冷冻技术，预制菜不使用防腐剂的特征，决定了该产业的发展对冷链物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首先，预制菜工厂的原料、半成品、产成品大多需要冷冻、冷藏温区的存储条件，除企业生产线配套的冷冻冷藏库外，还需要工厂周边最好有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冷库资源。 第二，预制食品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对冷链物流运输及冷链仓配送部分有较大需求，未来纳入冷链仓配的商品品类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 第三，得益于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与生鲜电商的快速发展，使“农产品产地—食品工厂—B/C端”的预制菜产品全程冷链保障具备条件。 第四，预制菜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对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冷冻技术、急冻技术、冷链仓储及物流自动化技术、智慧工厂与智慧物流一体化技术等冷链及物流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凸显，尤其是适用于中式食品加工的现代食品加工设备、冷链仓储设备、冷链分拣设备的需求倍增，这类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四、现存问题及发展建议 1.供应链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个人认为，当前预制菜供应链体系建设，存在以下需要快速解决的问题： （1）有待加强的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由于缺少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我国县级、村镇级农产品、食品供应链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适合农产品产地加工预制食品产业的发展。 （2）有待下沉的冷链物流网络。与国内大中城市竞争激烈的网络化冷链运输、冷链仓储、冷链配送相比，下沉到县及村镇级的冷链物流较少。因此，冷链物流网络有待下沉至县及村镇级，真正实现从产地至餐桌的产业链全程温控保证。 （3）有待快速建立的预制菜细分行业标准。预制菜涉及产品类别众多，每一细分类别的食品特征不同，从原料、生产过程、成品标准、全程冷链过程、保质期等方面需要细分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则。 （4）有待同步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预制菜的快速发展对食品安全监管提出新的挑战，从最初的监管原料、配方、生产过程，延伸到监管食品仓储、运输、配送、销卖，即食品从原料至餐桌的供应链全过程需全部纳入监管体系。 2.发展建议 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正视问题，快速解决问题，规范行业标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总体来说，预制菜产业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针对县及县以下乡镇农产品食材供应链体系，由政府出台倾斜性政策措施，比如利用补贴、政府债，或政策性贷款等方式，补强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 （2）针对地级以上城市利用市场化手段，鼓励企业投资食品加工、食品供应链及冷链基础设施，提供土地、市政等各种便利，配套补贴、税收优惠、奖励等各种措施。 （3）对一般消费者普及食品加工基本认知方面的宣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食品的健康、安全，但很多人对预制菜的认知就是工厂加工的“一道菜”；很多人将反对“无营养食品”“不安全食品”“防腐剂添与过量加剂食品”与反对“预制菜”划等号。在此类的认知情况下，难免会出现舆论一边倒的情况，并不利于行业发展，食品加工一般常识的普及宣传十分必要。 预制菜产业是中式餐饮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美食真正走向世界的基础产业。目前，行业正处于起步至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北京启达乔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霍青梅 | 区域经济 核心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辽宁拥有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生态、产业、科研、区位优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路径和方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新”促兴、以“质”致远，不断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夯基蓄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是产业。辽宁产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齐全、工业体系完备，具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条件。因此，应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把加快建设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2个重点产业集群作为实践路径，把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作为主要抓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辽宁应把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从制造大省迈向智造强省。要以新质生产力要素为引擎赋能传统产业，做优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抓住国家当前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机遇，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推动产业技术变革，通过颠覆性技术、前沿性新兴技术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提升产业竞争力。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把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大力培育重点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扩能改造、项目开发、兼并重组等方式延伸产业链。重点推进数控机床等12个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遵循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规律，聚焦未来产业高端、智能、绿色、融合演进趋势和完整、先进、安全的发展要求，遴选出重点发展方向和培育对象。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细胞治疗、元宇宙等领域，智能制造、前沿材料、氢能储能、生物育种等细分领域，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省内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开展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探索，实施一批“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项目，引导大科学装置布局未来产业技术研究，加快突破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应用产品，积极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依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发、主体培育、场景应用、生态构建、安全治理等七大路径，逐步形成未来产业发现、培育和形成机制，构建未来产业发展生态，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发展银发经济、低空经济和文体旅产业，开辟发展新赛道。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等新质生产力要素赋能银发经济，培育壮大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智能适老化产品制造和服务业。抓住中国低空经济产业大发展的机遇，大力推进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并辐射带动相关领域的融合发展，推进低空经济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和产业融合发展。锚定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目标定位，充分挖掘我省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资源，推进科技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强化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辽宁应凭借科技、教育、人才资源优势，锚定打造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目标任务，围绕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和优化科教创新资源，以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加快动力变革和赛道转换，抢占制高点，厚植新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努力走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进重点实验室群建设，高水平打造辽宁实验室，加快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抚科创园建设步伐，扎实推进先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研究项目。围绕产业需求组建省重点实验室群，集聚项目、人才、成果等服务重点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辽宁基地建设，争取更多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和配套项目落户辽宁，促进大量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向辽宁汇聚。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参与的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新技术、新平台、新产品促进优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未来产业。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构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强化中试孵化能力，完善中试基地布局，搭建撮合对接服务平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健全平台、项目、人才、资金等资源一体化配置机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企业、走向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良性互动。 进一步优化科技人才发展环境。贯彻落实新时代辽宁人才振兴大会精神，推进人才强省建设，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人才根基。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加快建设全要素汇集、全链条支撑、全周期服务的人才生态，引进培育一批战略科学家和技术领军人才团队，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为未来产业储备高素质创新人才。 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应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 更好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科学布局、重点突破、分类指导、有序推进。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产业、科技、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取向一致、相互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对外合作空间，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提高开放合作链接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开放平台，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吸引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好全球创新要素资源，吸引各类资源加速向辽宁集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辽宁大学 姜健力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次会议科学定位了大开放与大开发的辩证关系，为西部地区提高开放水平，形成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动力指引方向、明晰路径、揭示关键着力点。 西部地区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 近年来，作为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近5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5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6.9万亿元，年均增长4.9%。但区域间对外开放发展的不平衡性仍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与沿海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开放格局亟须调整。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解决区域协调问题和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当前，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深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不断流动与联结，区域内经济联系密度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开放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有利于减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国家区域战略的深度融合，促进各地区协同开放，通过向制度化开放的转变，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平台网络，使各区域在优势互补的竞争合作中实现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提供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变单纯的要素型开放为制度型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坚持内外协调的开放，通过内外协调，如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等，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打开新思路、提供新动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拓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文明包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开放，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打造更多对外开放平台，贡献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型开放，如我国提出的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升了合作伙伴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能力，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项目多点散发的空间布局效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的共治共享型开放，通过谋求“最大公约数”，达到全球治理新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的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形成生产力跃升和生产方式变革，以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促进产业融合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推动西部地区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西部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须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遵循 我国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发展方式的差异，造成区域协同开放的不平衡不充分，我国西部地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完善沿边地区各类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 找准定位，加强区域合作战略深度融合。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架构严密、制度建设扎实的整体。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在于补短板、扬优势，构筑向西开放重要支点，将碎片式的开放转化为整体协同的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合作上更加协调、在竞争上更加有序，从而加快优势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互利共赢。 打通堵点，强化通道建设。西部地区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意味着要将开放末梢打造为开放前沿，因此，通道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促进沿线节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激发沿线城市的经济活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带动西部地区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极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让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沿线节点城市应建立城市间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协调发展制度，推进技术和数据共享，促进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各城市的合作共赢。完善交通设施为通道建设提供现实依托。成都巩固“两场两港”优势，统筹推进中欧班列（成渝）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互联，强化“两场一体”协同运营，推动国际和地区直飞航班增班加频与国际中转联运航线拓展，进一步拓展了开放通道。而成都、重庆最近批量上新的国际航线，尤其是繁忙的货运航线，以覆盖更广的物流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和运输路径，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货物的流通速度，将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为货物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快速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 培育创新高地，搭建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时代大势，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西部地区实现跨域式发展的契机。西部地区尤其是四川等地，可有效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与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要围绕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等对外开放战略实施，在切实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国别合作园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既有平台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建设更高规格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机制，搭建一批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不断提升开放平台影响力，将西部地区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要地。 制度创新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 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资源要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助力经济长期增长。成都正坚定不移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坚持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打造开放层次更高、制度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经济活力更加充沛的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开放是成都发展的最大变量，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让开放发挥最大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从商品和要素型开放转向了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的效率与水平，关键在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统一和有效衔接，即制度层面的开放。因此，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制度创新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必由之路。 以自贸试验区为例，其制度创新面临深度不足、整体性不够、探索空间受限等问题，限制了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现如今，我国在商品与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的制度体系已基本与国际接轨，需进一步提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而在数字贸易、跨境人才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领域的规则与国际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应从制度创新入手，鼓励各平台各领域大胆创新探索，根据形势和发展需要，动态调整政策措施。不仅如此，还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提供更高水平的制度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立适应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经贸规则标准化发展趋势的开放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入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之中，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效衔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 夏一璞 摘要：《哈尔滨都市圈规划》提出已有十余年，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由中心城区、卫星城、辐射区构成的由内向外的圈状新格局。如今，哈尔滨都市圈主城区各项功能齐全，密集度高甚至出现拥挤；边缘卫星城与中心联系较为紧密，呈蓬勃且无序的高速发展状态；辐射区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缓慢，尚未形成有显著影响力的次级中心。为有效解决哈尔滨都市圈内的城市关联性不强、中心城市贡献度较低、营商环境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未形成次级中心城市等问题，应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疏散中心城市的功能，编制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以促进哈尔滨都市圈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都市圈，城镇化，现代化 一、都市圈研究现状 都市圈发展所依据的空间理论源于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除空间理论外，都市圈的构建还深受增长极理论（佩鲁）、规模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和网络开发理论（魏后凯）的影响。日本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将“都市圈”定义为：中心城市超过10万人，且在一天之内能完成某些功能服务的空间区域。我国关于都市圈的研究相对较晚，学者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支撑都市圈高水平发展理论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和乡村被人为分割，二元经济结构显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城乡间屏障慢慢消失，都市圈才油然而生。20世纪80年代周一星最早将“城市区”等观念引入我国，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出“都市区”是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系的县域单元的组合。1995年杨建荣指出通过组建若干都市圈来形成多个经济增长极点，促进市场化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学者们相继开始了都市圈研究热潮。张颢瀚（2006）等研究发现都市圈形成的动力机制包括区域间竞争，差异性和互补性的牵引力和政策及规划的推动力等。在这期间，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出台了都市圈发展规划及设想，助推我国都市圈的发展进入了更高的浪潮。随着都市圈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都市圈的研究也逐渐趋于成熟、平缓。伴随2019年国家发改委有关都市圈文件的出台，致使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也被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文件中明确指出，都市圈是以辐射牵引能力强的核心城市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的时空范围的一种空间经济体。当然，如今学者们发现都市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充分（刘希宇，2020）、次级城市发展的支撑不足（王政，2020）、跨行政区协作发展机制不畅（汪光焘，2020）等具体问题亟待解决。 综上，学者们多角度分析了都市圈的内涵、空间结构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都市圈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文献。但是，学者们的有关都市圈的观点还有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文献多为定性分析为主，研究逻辑主要是：分析现状，提出问题，给出解决措施，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较少。其次，对都市圈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 二、哈尔滨都市圈新格局及发展趋势 （一）都市圈空间发展新格局 如今，哈尔滨都市圈已形成“一核两圈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哈尔滨市区凭借人口、加工和制造产业链优势担当都市圈基点。依托哈牡、哈同、哈大和吉黑等高速公路形成的交通网络，囊括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宾县4个卫星城构成了1小时交通圈；以及包含五常市、尚志市、方正—通河市、巴彦县4个市域次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多点则是指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城镇。同时哈尔滨都市圈还加强了哈尔滨同大庆、绥化两个次级增长点的联系程度，促进哈大绥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哈尔滨江南老城区和老工业企业的更新改造，以及新区和新兴产业园区建设，哈尔滨主城区产业空间配置日趋合理、基础设施和主体功能逐渐完善，加上哈尔滨轨道交通、公路交通建设的持续推进，为哈尔滨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极好的动力。自哈市都市圈规划问世以来，哈市周边卫星城得到了充足发展。与此同时群力新区、呼兰新区快速问世，使哈尔滨主城区及周边实力进一步壮大。如今，呼兰、阿城、双城、宾县逐渐融入哈尔滨主城区发展，协同主城区打造强大的都市圈协作区，助力哈尔滨都市圈主体功能日渐完善。哈尔滨都市圈还凭借其相对完善的交通网络，与五常、尚志、肇东、巴彦等较大市、县区域广泛联系，优化沿线其产业结构、带动其经济发展、增加其居民收入，以形成哈尔滨都市圈的骨干网络。1小时及2小时交通圈的形成也使得城镇充分发展，呈现多点齐发态势：延寿、依兰依托其现有产业构建了综合功能区；宾县宾西镇和巴彦兴隆镇等特色城镇依托其特色产业建立生活服务型卫星城镇；方正会发镇、通河祥顺镇、延寿加信镇成立农产品主产区，农业产业链快速发展；五常拉林镇、方正会发镇、通河祥顺镇、延寿加信镇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哈尔滨都市圈外延部分，哈尔滨—绥化—铁力高铁、哈尔滨—肇源高速公路等项目火热进行，哈大绥一体化支撑点逐渐形成，智能制造哈大齐先导区逐渐落成；哈长城市群日趋完善，哈尔滨与长春务实合作机制不断推进，联动协作体系开始发挥作用，哈长一体化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二）哈尔滨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趋势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哈尔滨市不断发展，其城市周围的空间结构变化基本符合上述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初哈尔滨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经过“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哈尔滨已建成国家重点装备生产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增长极就此形成。本世纪初期哈大齐工业走廊发展规划颁布，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为轴线的经济脉络飞速发展，哈市都市圈点轴空间结构逐渐形成。 随着哈尔滨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沿线产业和城市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网络化发展将成为哈尔滨都市圈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建设高效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车等交通网络运输体系，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节点间的自由流动。网络化发展不仅可以缩小都市圈内部各区域之间差距，还能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和城镇的均衡发展。为构建合理的城镇规划体系，改变哈尔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独强群弱”的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路径选择。 三、哈尔滨都市圈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一）城乡一体化融合机制 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劳动、资本和信息等资源快速流动，城市与乡村联系日益加强，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与网络化格局，因此城乡一体化可以称之为高级阶段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即为完成城市从极化向扩散的转换，也就是利用城市的带动作用帮助不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接和产业融合。因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辐射效应，中心城市周边的不发达地区产业越发完善，经济快速发展，都市圈雏形就此产生。首先，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间不平衡、限制性制度被逐渐打破，城乡发展制度保障持续优化。结合地区差异，从宏观角度因地制宜地制定城乡统筹、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为都市圈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产品上行无阻、城市工业品行顺畅，城乡之间各种优势资源高效、充分流动，城乡市场快速融合。其次，一体化的城乡市场和畅通的城乡流通体系是区域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以通畅的城乡知识链、价值链、资金链是都市圈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桥梁。 （二）区域网络协调发展机制 区域网络协调发展是指一定范围内，各经济节点紧密联系而构成的网状经济结构，网络上各节点利用其自身优势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带动作用，因而构成区域均衡发展体系。随着都市圈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市圈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必然涉及旧部门的转移和新部门的产生，旧部门和新部门在空间布局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常表现为随机性扩散分布，分散化的经济部门依托交通网络形成了网络发展的节点，都市圈交叉网状的布局也因此形成。协调发展的均衡网络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为多中心、网络结构和均衡发展。往往以城市综合体为核心、多个职能明确的节点为纽带，构成了中心节点和分异节点、职能互补节点之间交错联系的均衡、协调网络。区域网络协调发展机制通过构建多个职能明确的网络节点，有效抑制了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过度集聚的情况，使都市圈均衡稳定成长，助力其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迈进。所以，区域网络协调发展机制往往在都市圈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以后，其优势才逐渐明显。 （三）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产业积极互动，城乡相互支撑的同时也相互制约。利用城乡间产业链的延伸与协作实现城乡间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将过剩产能输出进行空间扩容，邻近不发达地区通过产业引入实现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产业链的跨区流动。协同、智能的城乡产业动态互动成为都市圈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在进行都市圈规划的进程中，都市圈内不同的城市会根据自身的禀赋条件与地理位置，选择最匹配自身条件与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同时也会和周边其他城市进行优势互补形成产业分工。充分利用都市圈内各卫星城的比较优势，以构成科学的分工，这就是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机理。在哈尔滨都市圈的规划之中，每个县市都有各自的分工，如方正—通河等地区，旅游资源的禀赋较为出色，这些县市的分工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力求构成以亲近自然、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为特色的宜居宜游绿色镇。而中心城市哈尔滨，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两所优质大学，可以推进“产学研”的发展，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 四、哈尔滨都市圈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哈尔滨都市圈内的城市关联性不强 各个县市之间的交互强度不高，是哈尔滨都市圈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哈尔滨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商品、劳务、资金、技术与信息的交流不通畅，社会网络联系薄弱，难以实现圈内各个县市的合作，无法充分发挥哈尔滨都市圈的潜力。在交通建设方面，哈尔滨都市圈的交通发展较为良好，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交通联系的单极化现象，如宾县与哈尔滨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的普铁联系基本没有，绥化的肇东市与其他县市的公路交通联系较差，尚志市与五常市等市域内次级中心交通联系度较低，呈现出都市圈内城市关联性缺乏和不畅等现象。 （二）中心城市贡献度较低 哈尔滨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贡献度较低，哈尔滨对周边城市，如大庆、齐齐哈尔和绥化等城市的带动辐射能力较弱，同时哈尔滨会对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其他城市的生产与人才要素，一部分外流到南方，另一部分被吸入哈尔滨，这就造成哈尔滨都市圈内除中心城市外的其他城市人才流失，不利于地区的建设。中心城市发展越来越强，次中心城市建设困难，其他县市发展滞后，这就导致哈尔滨都市圈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同时，由于哈尔滨的城镇化水平相对于其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较低，人口数量承载能力也不如其他中心城市；哈尔滨都市圈内其他县市的生活环境不尽如人意，哈尔滨对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虹吸效应比其他中心城市强。但哈尔滨作为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完善，这就导致近年来“大城市病”逐渐显现，如交通系统运行效率低下、房价不合理增长、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三）资源、生态与环境矛盾正在加剧 哈尔滨都市圈内城市的一产占比较高，资源利用率低下。首先，哈尔滨的生物医药企业众多，工业废水的处理要求较高，部分企业为了经济效益，严重破坏了水利资源。哈尔滨都市圈处于我国严寒地区，供暖方式较为原始，部分地区仍然通过焚烧煤炭与柴火供暖，无疑加剧了大气环境的恶化。同时，每年冬季呼吸道疾病也是哈尔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不可控因素，而哈尔滨都市圈的旅游业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冬季，这无疑约束限制了都市圈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早期对哈尔滨都市圈内城市资源的过度开发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哈尔滨及哈尔滨周边城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比较明显的是空气质量变差，沙尘暴、雾霾等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相继出现。 （四）营商环境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哈尔滨处于我国东北平原的东北部地区，纬度最高、气温最低、冬季漫长寒冷。这样的地理条件对其投资环境、营商环境都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同时都市圈内城市的行政执法制度不健全、优化落实营商环境措施不到位、行政服务和监督管理理念不强，这也是哈尔滨都市圈客观存在的不足。另外，都市圈内城市行政边界划分与市场化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发展，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交互存在着很多障碍与堵点，就会导致体制机制不顺畅，市场化程度不高，营商服务保障能力发展滞后，影响都市圈全局统筹发展的经济效率。 （五）未形成次级中心城市 哈尔滨都市圈“独强群弱”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辐射区县市如五常、尚志、巴彦等，仍以农业为主，城乡一体化发展缓慢，城镇规模和职能分化不清。哈尔滨对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虹吸作用远大于辐射作用。其他城市没有成为次级中心城市的现有基础，虹吸作用又削弱了他们成为次级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这就导致哈尔滨都市圈的次级中心城市很难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哈尔滨都市圈高质量的发展。 五、哈尔滨都市圈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 哈尔滨都市圈为培育型都市圈，它的现有基础薄弱发展潜力不足，需要有长期发展的战略眼光，逐步由培育型都市圈向发展型都市圈的层级迈进。哈尔滨都市圈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吸收成熟型都市圈、发展型都市圈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努力建设成现代化都市圈，成为我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一）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充分利用地理资源，重视生态环境建设，避免出现城市建设照搬照抄，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城市是高消耗的同时也是高破坏的，哈尔滨都市圈需要有部分县市承担起生态建设的职能，如东部地区宾县、尚志、五常等地，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资源如松花江水系、丘陵山脉、成规模的农田等，积极主动地推进旅游业的发展。因地制宜地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做好一圈、一带、两廊、双环、三核、多心的生态空间结构建设。 （二）有机疏散中心城市的功能 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能力和市场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促进哈尔滨与周边城市乃至城镇与乡村同城化，要积极地疏散人口和经济资源的聚集，以缓解哈尔滨城市病的加剧。在哈尔滨都市圈发展的过程中，要有机疏散哈尔滨的中心城市功能，要科学构建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机制，促进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明确各县市的分工与合作，避免无序的竞争，哈尔滨需要更多地承担高端职能，其他城市未来将偏向于制造业与农业的发展职能。如哈尔滨市作为中心城市，需要高水平规划建设大科学城、依托太平国际机场推进临空经济区开发、推动哈南工业新城建设等；五常市、尚志市、巴彦县城则主要发展农产品与绿色产品精加工等。 （三）编制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虽然哈尔滨都市圈的平均交通联系度在全国都市圈内的排名靠前，但是它的交通发展仍处于单核心的阶段，即哈尔滨具有区域内绝对的交通吸引力，而哈尔滨都市圈的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系度却很低。这就要求哈尔滨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都市圈节点城市与市域次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系统的建设，需要提高局部交通的联系，通过铁路交通系统与公路交通系统的构建，打破都市圈单极化的交通联系，以促进圈内县市的交互，从而助力哈尔滨都市圈的快速成长。 （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哈尔滨作为中心城市，在哈尔滨都市圈的发展中，它的促进、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哈尔滨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优劣势，为其他城市做好导航作用，才能引领哈尔滨都市圈的发展。就地理位置而言，哈尔滨都市圈处于我国的最北部，其地理位置深入内陆，远离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贸易的进行。但是，哈尔滨都市圈处于中俄边境，与俄罗斯进行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较低。哈尔滨需要提高城市开放度，积极与俄罗斯进行国际贸易，促进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交互，以此拉动哈尔滨都市圈的可持续对外开放发展。 （五）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随着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哈尔滨发展态势逐渐疲软，边际收益逐年递减，哈尔滨都市圈的发展势头也慢慢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作为中心城市，能否带动周边其他城市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哈尔滨需要打破地理区域限制，积极利用铁路交通与公路交通，使人才、资金能够流通到哈尔滨都市圈的卫星城市，如阿城、肇东等地。通过政策积极的引导，加强产业互补、扩散，提高哈尔滨与肇东的产业合作，培育哈尔滨主导产业基础，以阿城作为新的增长点，积极培养次中心城市，为哈尔滨发展成现代化的都市圈打好基础，衔接空间区域协同发展体系，推进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胡明远，龚璞，陈怀锦，杨竺松.“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现代化都市圈[J].行政管理改革，2020（12）：19-29. [2]周一星.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J].经济地理，1984（2）：116-123. [3]张颢瀚，张超.大都市圈的成长阶段与动力机制[J].江海学刊，2006（1）：72-78+238. [4]刘希宇，欧阳鹏.首都都市圈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探析[J].前线，2020（3）：65-67. [5]汪光焘，涂颖菲，叶建红.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发展趋势及协同治理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0（5）：25-31. [6]尹稚，叶裕民，卢庆强，王建国，黄寰.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J].区域经济评论，2019（4）：103-113. [7]肖金成，马燕坤，张雪领.都市圈科学界定与现代化都市圈规划研究[J].经济纵横，2019（11）：32-41+2. [8]潘昭宇，唐怀海，王亚洁，张天齐.加快构建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20（11）：33-38. 作者简介：赵巳妍（1990—），女，黑龙江七台河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现代商品流通。 黑龙江省商务经济研究中心 赵巳妍 | 企业管理 摘要：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大数据成为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优化组织结构，挖掘员工潜能。目前，我国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因此，利用大数据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大数据时代内涵的充分认识，本文对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大数据，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 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从海量的、特定的业务数据中有效地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效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过程的创新和优化，也关系到员工的收入和晋升。在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的规划、执行跟踪等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本文着重介绍了大数据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并探讨了绩效指标的设置和管理目标。企业可以通过构建一套实用的数据分析模式和系统网络，将相关信息应用于报表、招聘、考核等各个环节，从而提高企业的应用价值。同时，本文指出了部分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大数据为指导的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新思路。 一、大数据时代的概念 大数据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2012年出版的《大数据时代》中提出的概念。大数据技术可以高效地解决海量、有意义的数据处理问题，具有实时交互和强大的分析能力。最初，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地用于IT产业中，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大数据技术因其独特的优点，在各个行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相较于其他信息化技术而言，大数据具有类型丰富、应用价值大、访问速度快等特征。在大数据时代，大量的数据被迅速传递，所有的信息都以数据的形式展现出来。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企业的人事管理中，实现对员工管理的科学化和数据化，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管理。 二、大数据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创新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对大数据的运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深入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策略，并不断进行创新，以确保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的提升。 1.发掘员工潜力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运用科学、高效的绩效管理方法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以管理者的主观意识为基础，可能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潜力发挥。然而，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样既能减少人力资源的消耗，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又能培养具有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企业的日常运营奠定良好的基础。 2.提高人才规划的精准性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如何对员工管理进行合理的计划，以实现对人才的长期保留与培养成为关键。提高人才规划效率、降低人才流失率、减少频繁的人事变动，为企业的日常运营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也是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管理内容等都在不断改变，人才的引进方式、培养方式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利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员工的工作能力，并通过对其工作能力的评估使其获得相应的报酬，进而促进企业的绩效管理和人才计划的实施。同时，对大量的大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能够使管理者能够及时地发现现行绩效考评系统中的问题，并为其提供进一步的改善措施。因此，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包括制定合理的人才计划、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提供良好的培训和发展机会等，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同时，企业需要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个人发展需求，为其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和福利待遇，从而促进员工的自我实现和企业的长期发展。 3.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当今社会，对优秀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今后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从低效率、高重复性的劳动逐步走向智能化，企业对于基础工作的需求也在不断降低。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管理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有效地防止员工积极性低下、浑水摸鱼等行为，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减少体力劳动者的人数，提高中高层次人才的比例，从而达到推动企业创新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运用大数据和其他信息技术进行绩效管理，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同时，依托数据支持，制定出一套科学的培训方案和招聘方案，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得到不断优化，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现代企业需要不断创新，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4.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基本目标是要从整体上改进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但是，在传统的绩效管理模式下，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都不高，所以，要想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就需要对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进行创新，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传统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以此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绩效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企业所有员工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对员工的实际行为、态度和工作成果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实现对员工的全方位评估。将大数据应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不仅可以革新传统的统计方法，节省工作时间和费用，还能增强对员工的监控，正确评估员工的工作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效率。 三、传统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绩效管理的主观性较强，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随着企业业绩考核体系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然而，受到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部分企业的绩效管理工作无法开展。虽然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业绩考评体系，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此外，很多企业的绩效考评由企业领导或各个部门的领导来评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就使得绩效管理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对员工的日常工作表现存在着两极化的情况，有些领导过分注重业绩，而忽视了某些方面、某些阶段的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态度等，这会影响到绩效评估的准确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需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有效处理，以便更好地发挥数据的作用。 2.低效的绩效管理 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注重的是员工的常规表现，而绩效管理往往是以员工能否按时完成工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在大数据时代，这样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必须把绩效考评与晋升机制、人才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绩效考核多以年终或月末的形式进行，所需的材料、制度、规范等均由人力资源部来完成，而其他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较差，导致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系统陷入停滞、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到企业在信息化时代的绩效管理，也影响到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同时，我国的一些企业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系统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信息不完整、数据收集不完整、无法处理等问题。所以，企业既要有数字化的绩效管理人员，又要有一定的职业技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3.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在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建立健全的人才管理体系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很多企业都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制度，特别是在员工的行为规范、工作程序等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规章制度，导致大部分员工的责任心不强，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加混乱。 四、大数据技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起到的作用 1.提高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效率 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使得人力资源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绩效统计和分析。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再需要依赖繁琐的人工统计，而是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实现，例如统计员工的出勤率、季度表现、加班情况等。企业管理者还可以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和优势，将绩效管理中的业绩统计分为技术类、管理类等，并进行专业的分析，从而有效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效率。 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防止人为差错，减少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提升人事管理的质量和效果。首先，大数据技术可以降低人为失误的可能性。在人事管理中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采用“二次校对”的方法，通过技术系统和部门管理人员的审核，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其次，大数据技术可以避免出现不公平现象。绩效统计涉及到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企业人事主管部门可以综合、统计各种业绩，确保数据的安全性，防止关键业绩资料的盗用和篡改，从而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只有让员工感到绩效评估的公平公正，他们才会更加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增强自信心和归属感。 2.促进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模式的变革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必然会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巨大的改变。以往，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由于部门间沟通不畅，常常表现为“封闭化”，导致统计片面、统计不深入等问题，从而难以准确评估员工的工作热情。而应用大数据技术后，企业可以高效地进行数据和信息交换，全面统计员工的业绩，确保对员工的公正待遇。另外，在过去，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时往往较为被动和主观，但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一旦发现业绩信息不完整或异常，相关人员将会得到系统提示，并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五、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大数据创新路径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的运营战略环境不断改变，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具备敏锐的眼光，并根据目前的战略环境，设计出适合于目前的战略环境的人力资源管理计划。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图1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总体规划。要想有效地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水平，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1.确保绩效管理的客观性 在实施过程中，要确保员工的业绩评价具有客观性，避免出现不确定的情况。在人力资源绩效评价时，企业的领导者应依托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研工作，与不同主体之间保持稳定的交流关系。全视角考核方法可以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并避免将个人偏好与业绩评价工作结合在一起。 此外，在评价员工业绩时，不仅要考虑最终结果，还要考虑大量的过程数据，特别是员工的工作表现。可以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多元评价体系，将每个人的最终业绩和平时的工作业绩相结合，进行全面的评价。对于那些业绩不尽如人意但工作努力、乐于奉献的员工，企业应予以肯定，营造积极的企业文化。总之，企业应建立一个多主体、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确保业绩评价的公平性。 2.提高绩效管理激励效果 要使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就要从对员工的激励层次着手，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把重点放在听取员工的建议上，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首先，企业管理者必须转变当前的思想认识。在推行体系建设时，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企业的状况，注重企业的计划，并持续发挥其多方面的作用。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把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情况统一在一起，激励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愿意为其它部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互相补充，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减少冗余工作。其次，管理者应该关注员工的情感状况。在制定人力资本绩效的方法时，应该从员工的角度来考虑各类问题，真正地体会到他们的情绪和想法。比如，在运用大数据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个体的差异，制订出相应的业绩调节计划，强化对表现欠佳的员工的帮助，指导提升进行工作能力提升，设定更合理的要求来实现自我。在此基础上，企业内部员工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各个层面上的发展空间。 3.提高整体绩效管理效率 当前，我国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方面的成效并不理想，需要借助大数据的优势，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优化。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企业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测，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时间管理体系。通过实行这种制度，可以逐渐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形成积极向上的工作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工作的效率，还可以挖掘出他们的潜能。此外，要想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的效能，就必须要做到合理地进行员工配对、引进大数据人才、强化对员工的大数据知识的培养，保证员工可以灵活利用大数据工作模式，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效率。 4.扩大收集数据信息的渠道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管理的数据种类繁多，目前从数据类型上看，企业数据信息的来源可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 
另外，按照数据与企业的相关性，还可以将其划分成另外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存储与分析，为企业的高管提供了基本的数据决策依据。又比如，招聘周期、人才流失率等动态数据，可以让企业的招聘情况和员工的任职状况得到最好的体现，并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为企业建立人才信息管理平台奠定基础。 5.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企业要建立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和自身特点，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从而为企业的高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利用大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成效，以减少企业的培训费用。其次，为了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必须建立健全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业绩考评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健全奖励和惩罚机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应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绩效等方面着手，并对其进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才能使其工作积极性得到有效的调动。另外，对于优秀员工，仅仅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和认可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多的是想要体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进行业绩考核时，要将员工的实际状况考虑进去，并采用合适的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进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6.加强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加速企业的内部信息传输，健全员工的业绩考核制度，使企业的业绩考核与员工的工作过程协调发展。企业管理组织、员工绩效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信息化平台，可以有效地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作用，构建一个基于ERP.EHR的数字经营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在某一段时间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了解各部门的工作情况，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7.开发和应用多元化的管理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者还应注重对员工的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等进行汇总、收集，以便有关部门作出科学的决策，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此外，企业还应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对员工进行定期考核，以保证员工符合其岗位要求，使员工充分发挥其职能。此外，要将收集到的人力资源信息存储到大数据软件中，充分运用专业的大数据分析软件，对员工的发展情况做出预测，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员工的绩效，为考核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对企业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促进企业的业绩管理计划的改进与优化。 总之，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下，企业人力资本绩效评估工作的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其数据收集、分析、监督和应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通过对绩效管理体系与方法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推动企业的绩效管理。 参考文献： [1]郭雅芬.探析大数据下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J].人才资源开发，2023（24）：88-90. [2]邹卫兵，徐宏毅.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延迟退休意愿与工作绩效——基于团队层面的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63（1）：75-82. [3]阮淑娟.基于大数据的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研究——以A企业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23）：88-90. [4]陈睿.利用柔性管理提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思考[J].石化技术，2024，31（1）：261-262. [5]乔开文，褚福磊.感知领导与员工资质过剩一致性与员工创新绩效：“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6）：146-156. [6]谢飞.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4（3）：119-122. [7]蒋伟权.基于大数据的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研究[J].普洱学院学报，2023，39（5）：31-33. [8]王晓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员招聘体系的优化设计[J].中国集体经济，2024（3）：127-130. [9]李永立.基于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思考[J].商讯，2023（20）：175-178. [10]李慧.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4，45（1）：95-97. [11]李思田，刘多林.大数据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策略[J].海峡科技与产业，2023，36（7）：4-6. [12]马贵梅，袁明月，马冰.员工建言行为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内隐追随理论的研究[J].财经论丛，2023，（12）：103-112. [13]张美佳.基于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思考[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3（11）：154-156. 作者简介：邢永龙，供职于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邢永龙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成本、增强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明确自身的目标及战略定位，确保转型方向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相契合，同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国有企业需构建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企业还需要充分整合和分析数据来推动业务的智能化和精准化。重点培育一支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技能的人才队伍，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持。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正在变革着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国有企业在学习和借鉴成功案例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行业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施方案。企业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管理 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必要性 数字化转型已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技术的更新换代，更代表着企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全方位变革。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重塑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流程以及客户体验，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企业业务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现有业务流程数字化，更是要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决策，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应变能力。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敢于尝试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勇于在变革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在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从而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了企业间的跨界合作与共享，通过构建生态圈和平台化运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价值最大化。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需要企业持续长期投入、不断探索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趋势，更要重视组织文化的变革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起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才能确保国有企业转型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确保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业务发展的关系、如何克服传统业务模式的惯性思维等问题，都是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数字化转型问题。 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机遇的时代，国有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实践，将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和方法真正融入企业的运营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敢于迎接挑战、勇于创新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自我超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企业，则可能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数字化转型并非坦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克服技术难题、管理挑战和市场风险等多重考验。数字化转型也要求企业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合作共赢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变革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领导者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在转型过程中，企业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如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快、资金投入巨大、人才短缺等。只有那些勇于接受挑战、不断创新求变的企业，才能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企业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例如，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可能使企业面临技术落后的风险；市场的不断变化可能使企业难以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可能使企业面临市场份额被侵蚀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管理措施。企业需要保持对新技术的持续关注和投入，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企业需要建立灵活的市场响应机制，及时调整业务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企业还需要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协作和共赢，共同应对市场竞争和挑战。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正在重塑着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在这个变革中，企业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成功案例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施方案。企业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 1.技术风险 在当前数字化浪潮中，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这些挑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场景。其中，数据集成与互通性、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以及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三大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直接影响着企业转型的成败。 数据作为企业的核心资产，许多企业的数据仍然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应用中，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企业需要采用先进的数据集成技术和方法，将各个系统和应用中的数据有效地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互通。企业可以消除数据壁垒，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创新。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云计算为企业提供了弹性可扩展的计算资源，使得企业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部署和调整应用。而大数据技术则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使得企业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要想充分发挥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潜力，企业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实力，还需要拥有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和明确的数据战略。企业才能确保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会出现数据失控或技术失控的情况，从而保持转型的稳健推进。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也不能忽视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重要性。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多和应用的不断深入，信息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发生信息安全事件，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还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客户关系。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制定严格的信息安全政策和流程，确保企业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得到切实保障。企业还需要加强对员工的信息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具体而言，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采用先进的数据集成技术和工具，打通不同系统和应用之间的数据通道，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再次，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安全政策和流程，提高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技能。 2.人力资源风险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愈发复杂且多变。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这条道路上，组织架构的调整与人员配备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企业要想在数字化时代站稳脚跟，就必须对自身的组织架构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优化。 在组织架构调整的过程中，强化跨部门之间的协作与沟通至关重要。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中，各部门往往各自为战，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共享，整体运营效率受到制约。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企业需要搭建跨部门的协作平台，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通过跨部门协作，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专业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需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数字化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要想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一批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数字化工具和技术，还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和跨界融合的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 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数字化人才，企业需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政策，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平台。企业还需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外部机构的合作，共同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人才。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为自身输送新鲜的血液。 在引进数字化人才的企业还应注重内部员工的数字化培训和提升。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员参与的过程，需要企业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企业需要制定全面的数字化培训计划，针对不同岗位和层级的员工提供有针对性地培训内容。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水平，使员工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为企业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企业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勇于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不断推动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需要不断优化自身的组织架构、强化跨部门协作与沟通、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以及不断探索和创新。企业才能在数字化时代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也将为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问题。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企业所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也日益加大。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企业还需要加强对员工的数据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企业才能在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和高效的确保自身数据的安全和稳定。这也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 3.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文化变革风险 在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转型挑战愈发凸显。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场涉及企业文化、员工培训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企业文化的重塑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开放、创新、协作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激发员工的创造潜能，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企业文化的转型需要企业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和持续推动。开放的文化意味着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鼓励员工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创新的文化则要求企业不断地挑战自我，追求卓越，不断地在产品、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而协作的文化则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强调团队间的沟通与合作，鼓励跨部门、跨层级的协作，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在制定培训计划时，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意愿。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员工在数字化技能方面的短板和提升空间，然后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课程。培训方式也需要灵活多样，既可以采用传统的面对面培训，也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远程培训。这样可以确保员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有效地提升数字化技能。 除了企业文化和员工培训之外，建立合理的激励与评价机制也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他们更加投入地参与到数字化转型中来。而评价机制则能够客观地评估员工的绩效和贡献，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在建立激励机制时，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多元化需求。除了物质激励之外，还需要注重精神激励和情感激励。例如，可以设立创新奖、优秀员工奖等荣誉奖项，以表彰在数字化转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还可以通过晋升、轮岗等方式，为员工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职业机会。 评价机制则需要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之上。通过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流程，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评价结果需要及时反馈给员工，以便他们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和改进方向。这样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整体绩效。 员工培训在数字化转型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数字化技能的提升已经成为员工职业发展的必备条件。企业需要制定完善的培训计划，针对员工的不同岗位和技能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方案。这不仅能够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也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储备必要的人才资源。 三、构建持续改进机制 1.构建风险监测评估指标体系、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持续改进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是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指南针，确保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变革中不迷失方向，稳步前行。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企业必须精心设定一系列关键绩效指标。这些指标不仅要涵盖数字化转型的进度和速度，更要关注成本效益的优化以及用户满意度的提升。随着转型的深入，需要不断地对指标进行审视和调整，确保其始终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采集系统的建立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这一系统，能够实时收集、整理、分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为决策层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从中洞察出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与挑战，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焦点。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对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和深度挖掘。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和调整。 通过对关键指标的持续跟踪和监测，能够预设一系列预警阈值。一旦数据出现异常波动或突破预设阈值，预警机制将立即启动，提醒相关人员及时介入处理。这样不仅能够防止问题的扩大和恶化，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和风险。 持续改进机制的构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完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优化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强化预警和干预机制等措施的实施，将能够更好地把握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确保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这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企业的运营与发展过程中，数据驱动能力的提升已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分析并应用数据，已成为企业决策层必须面对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深入探讨了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途径，旨在帮助企业打造一支高效的数据分析团队，进而提升企业的数据驱动能力。 在构建数据分析团队时，首先要关注的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数据分析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它需要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统计学基础、熟练的数据处理技能以及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在招聘时应注重候选人的背景和专长，寻找那些真正热爱数据、善于分析的人才。对于已有的员工，也要提供充分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数据分析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 仅仅拥有优秀的人才还远远不够。一个高效的数据分析团队需要良好的协作和沟通机制。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开放、包容的团队氛围，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们还应明确团队的目标和分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团队的成功作出贡献。 2.制定持续改进计划和执行效果跟踪反馈体系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持续改进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显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具体改进计划的制定，还涵盖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以及执行跟踪与反馈的落实。通过这些举措，企业能够针对风险监测评估结果中所反映的问题，制定出明确的改进目标、措施和时间表。这种有的放矢、有序推进的方法，确保了改进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首先需要深入分析风险监测评估结果，准确识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能涉及技术、流程、人员等多个方面。在明确问题后，企业需要制定具体的改进计划，包括改进目标、改进措施、实施步骤以及预期的时间表。这些计划应该既具有前瞻性，又考虑实际可行性，确保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改进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跨部门协作与沟通至关重要。企业需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定期召开跨部门会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设立跨部门项目组等方式来实现。通过这些举措，各部门能够共同参与到改进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执行跟踪与反馈也是持续改进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企业需要对改进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实时跟踪，确保各项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在跟踪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或偏差，企业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改进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前进。企业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鼓励员工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持续改进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制定具体的改进计划、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以及执行跟踪与反馈，企业能够不断优化自身的运营模式和技术水平，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注重实际操作和效果评估，确保改进工作能够取得实效并持续推进。企业才能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 3.总结经验教训，优化资源配置 在数字化转型的征途上，构建持续改进机制显得尤为关键。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涉及企业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需要勇往直前，更需要不断回望，从过往的经历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每一个挑战、每一次失误，都蕴藏着宝贵的教训。企业必须学会审视自身，看待在数字化转型中所犯的错误，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这种对经验教训的尊重与汲取，能够让企业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稳健，减少不必要的波折和风险。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最佳实践同样值得被关注与推广。这些实践是众多企业在摸索与尝试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它们经过实际检验，被证明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这些最佳实践在企业内部进行分享，可以让更多的部门和员工受益，从而提升企业整体转型的效率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享与推广能够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力，为数字化转型注入更为强大的动力。 数字化转型需要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优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灵活性，时刻关注市场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根据实际情况对数字化转型策略进行持续的优化与调整。这种持续改进的姿态，不仅能够帮助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更能够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决心，更需要智慧和耐心。持续改进机制的建立，正是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展现智慧和耐心的最好体现。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分享最佳实践以及持续优化调整策略，企业不仅能够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更能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还需强调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不仅体现在对市场动态和技术趋势的及时洞察上，更体现在对企业内部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上。只有紧密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数字化转型策略，才能确保转型的成功和企业的持续发展。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企业还需注重培养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员工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水平直接影响着转型的成效。企业应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不断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企业还应积极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这包括与合作伙伴、供应商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也包括打造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创新。通过构建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企业能够汇聚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应对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和问题。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必须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分享最佳实践、优化调整策略，并注重培养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以及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企业才能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实现持续发展与成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静.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3（19）：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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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容容.中小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及策略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21. 作者简介：1.谢玉琪，供职于丹东新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李静贤，供职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丹东新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谢玉琪；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李静贤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企业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环境不断变化，消费需求进一步升级，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在进行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适应市场，不断革新工作理念和营销策略，以促进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本文结合实际研究，基于市场营销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出发，通过分析当前企业市场营销现状，提出了新时期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重要性，现状，优化建议 市场营销属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产品或服务的有效销售，更关键的是让企业借助于更加科学精准的营销策略，塑造企业品牌，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所以现代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市场需求，不断更新营销策略，在提高产品销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一、市场营销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1.不断拓宽企业产品销售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产品与服务能否有效销售往往关系到企业能否健康发展。若产品出现滞销问题，企业可能因为经济效益不高甚至亏损而出现产品积压现象，提高企业经营发展风险，由此可见市场营销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产品与服务的顺利销售，将其及时转化为流动资金，不断提高资金回流效率，这是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引起充分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开始培养高素质的市场营销人才，深入分析研究科学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不断拓宽企业产品销售途径，从而实现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为企业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更多助力[1]。 2.完善企业销售网络和销售体系 新时期下，企业在建立健全内部销售体系时应当确保产品或服务能够在市场中得以顺利销售，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以促进自身持续发展，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经济市场不断壮大，在信息化时代下互联网营销开始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现代企业借助于市场营销策略的创新，构建网络销售体系，确保产品或服务得以有效销售。 3.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当履行好社会责任，充分彰显自身价值，这是企业管理者不断追求的目标，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依靠企业能够更好地将产品或服务营销到市场中来，真正满足多方需求得以实现才可以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营销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产品的市场价值，对现代企业来说，保证产品或服务的顺利销售，及时回收资金，实现自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这是十分关键的经营发展目标。一方面，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经营发展实际制定科学的市场营销策略，如果营销策略出现偏差，和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不符，无法确保产品或服务的有效销售，造成资金难以及时回收，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另一方面，在制定市场营销方案之前需要组织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研活动，对消费者实际需求展开深入分析，基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对产品或服务予以优化调整，如果企业投入市场的产品与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存在差异，很容易出现滞销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所以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清楚明确营销目标和具体方向，广泛收集分析市场信息，确保市场营销工作能够科学有效开展，提升产品或服务营销的针对性，助力企业持续稳健发展[2]。 二、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发展机遇 1.多元化市场营销渠道为全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机会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得到了飞速发展，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通过智能手机在网络平台中购买各种产品或服务。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全面收集分析消费者的购买数据，掌握消费者的购物偏好，结合其实际需求来制定更加科学的营销策略，能够让企业营销行为充分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确保营销工作实效性不断提升。另外在电子商务平台中投放产品或服务，依托于互联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交易关系，能够进一步减少企业营销成本，消费者利用电商平台直接搜索查看自己需要的产品，不仅能够直观了解产品功能，还可以搜索到企业相关信息，多元化的市场营销渠道为企业促进营销策略优化与创新带来了更多契机，也促进了企业产品销量提升，增加了企业流动资金，从而帮助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发展[3]。 2.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变化促进精准营销活动的实施 企业在组织开展市场营销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全面收集掌握消费者的购买偏好，结合其具体需求来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从而保证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在新时期下，企业还需要在产品研发以及生产环节便全面调研并科学评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结合分析结果来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调整，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现代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时需要真正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售后都各个环节都开展好调研分析工作，根据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来合理确定生产、销售和营销方向。与此同时，要转变过去一直以来按照产品具体销量来调整营销策略的手段，应当依托于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具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积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不断提升企业内控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来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在组织开展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尤其重视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让产品品牌深入人心，真正发挥出市场营销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现状分析 1.部分盲目照搬其他营销模式 在实际调研了解中发现，现阶段很多企业管理者已经开始更加重视市场营销工作，也逐渐推进了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与创新，但依旧有部分企业盲目照搬其他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并未充分结合自身经营发展的具体需求，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情况，一味地沿用其他企业的营销方式，导致产品滞销，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另外还有部分企业没有开展市场调研，导致市场营销和消费者需求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由此能够看出，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策略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经营发展实际，实施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而非盲目照搬照抄，制约自身的健康发展。 2.市场营销理念有待革新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市场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在新形势下现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加，要求企业管理者尽快更新经营管理观念，推进企业的创新发展。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着过去陈旧的市场营销理念，比如说部分管理人员觉得只要是流行的产品便会获得市场欢迎，这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过程中盲目跟风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不能及时更新市场营销理念，很容易导致产品积压，销量无法有效增加，造成企业资金回流速度放缓，制约其正常的经营发展[4]。 3.市场定位不够精准 对现代企业而言，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经营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目标，目前依旧有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对于投资决策并未进行较为精准的市场定位，对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带来了很大影响。模糊的市场定位导致企业对消费者满意度、供求关系等信息了解不够全面，对于扩大再生产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进而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处在弱势地位。若企业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和消费者实际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必然会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实际效果造成很大影响，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营销策略缺乏独特性 大部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实效性难以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营销策略不够科学合理，不具备自身独特性。现阶段很多企业都实施相对传统保守的市场营销策略，更加倾向于产品的定价与宣传，同时营销方式表现出同质化的特点，并未真正结合自身实际来制定更加独特性的营销模式，导致市场营销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够明显。恰恰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无法建立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在营销管理过程中难以吸引消费者，长期下去必然会让产品被竞争对手所取代。 5.缺少网络营销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着手推进网络营销，也纷纷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然而依旧有部分企业管理者并未关注和重视网络营销，认为自身具备系统完善的线下销售体系，无需将产品进行网上销售，还有一些企业管理者对网络营销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能够真正认识到网络营销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一些企业自身经营发展规模不大，难以吸引更加专业的青年人才，不能够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部分管理者学历不高可能存在固步自封的现象。另外部分企业认为只需要投入资金建好网站，忽略了后续的经营管理，难以充分发挥出网络营销的价值与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目标客户群体实施精准定位，从而有效提升营销效果，但很多企业并未灵活利用好信息技术进行客户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工作，目标客户群体定位模糊，所制定的市场营销策略也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能够结合市场与客户需求来选择科学的营销方式[5]。 四、新时期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建议 1.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主动更新市场营销观念 现代企业在组织开展生产活动之前必须要更加全面深入地做好市场调研，确保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有效满足市场需求，这是基于买方需求出发的营销理念，真正做到明确消费者需求，尊重市场供需规律。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推进市场营销策略优化与创新的基本前提，在新时期下企业管理者不仅仅要树立现代营销观念，还应当拥有与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相契合的思想认识。企业管理者要从经营发展的具体情况着手，不断提升知识营销意识、全球营销意识和绿色营销意识。如企业在开展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为有效提高产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要确保市场营销工作的持续性、系统性开展，借助于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予以推进执行，特别是要将创新理念与市场营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市场营销战略，不断探索寻求符合企业经营发展所需的营销策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转变传统的市场营销工作思路，不仅仅要从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角度着手，还要不断推进市场营销工作向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提升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有效激发广大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2.合理制定战略目标，明确企业经营发展定位 首先，为不断提升市场营销策略的实效性，现代企业应当合理制定战略发展目标，清楚明确未来的经营发展定位，在制定营销策略之前通过多元化的途径进行前期调研，如借助于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手段来收集分析市场信息，全面了解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和意向，了解他们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结合反馈信息对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其次，企业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牌价值，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占据生存与发展的一席之地，在实际工作中应在生产环节予以严格把关，主动树立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开展好企业形象宣传活动，从而有效增强市场营销能力。最后，企业要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多元化、全球化市场营销战略。在制定多元化营销战略的过程中，能够借助于企业文化建设、新媒体平台传播等方式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呈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在制定全球化营销战略的过程中，企业要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实施“走出去”发展规划，深入分析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供需关系，以全球化发展为目标对自身生产和销售活动进行调整，不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6]。 3.实施网络营销模式，助力市场营销模式革新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网络平台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消费与社交的主要途径，现代人的生活开始和互联网紧密衔接，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市场营销工作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抓住互联网发展的机遇，推进实施网络营销模式，实现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与创新。为确保企业市场营销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出实际作用，企业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打造网络营销平台，让产品和服务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促进市场销售份额的提升，增加企业收入，还能够有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影响力，扩大企业知名度。在实践工作中，现代企业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广泛收集分析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中的数据信息，分析其消费需求、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意向等，从而对市场营销策略予以针对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企业还能够在各大电商平台中设置专门的网店，积极主动和新媒体平台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网上销售、直播带货等各种途径来提高产品的曝光率，有效吸引消费者购买。除此之外，企业还能够实施“线上+线下”的产品营销模式，利用好线上销售信息传播效率高、交互性强等突出优势，结合线下营销的体验感强、服务更到位的优势，借助于二者的相互补充来有效增加产品销量，不断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助力市场营销模式革新。 4.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发挥市场营销创新价值 在经济新常态下，为有效激发内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在市场营销工作中的创造性，企业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管理制度，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刚柔并济的管理模式和完善的奖惩机制，创设更加和谐良好的工作环境，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其责任意识，让员工职业规划可以和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让他们在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出更大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需要根据员工个人价值追求和职业发展目标，建立更加完善的激励制度，把员工实际工作绩效、专业能力和薪酬福利直接挂钩，同时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需求，对员工实施全面客观评价，深入挖掘和发挥员工潜能，通过完善的激励制度来有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与竞争意识。其次为营造良好的市场营销管理环境，对员工实际工作行为进行有效规范，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针对由于个人工作失误而对市场营销工作带来消极影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需要及时进行追责，根据问题的严重性给予一定的处罚并将结果进行公示，从而发挥出警示和督促的功能[7]。最后，为推进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不断优化，还需要确保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密切沟通，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出各部门合力，针对没有主动响应并配合市场营销工作开展的部门应当予以追责，对部门负责人实施问责，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创设良好的市场营销工作环境，充分发挥出员工在市场营销创新中的价值与作用。 5.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精准进行市场营销决策 对企业市场营销管理部门来说，提升创新能力应当反映在思想观念与技术方法两个方面。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要始终坚持推陈出新，树立现代化的营销理念，依托于新思想和新观念来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科学指导；从技术方法的角度来说，应当促进平台创新，善于利用各种符合企业市场营销需求的技术手段。例如在企业内部营造全员全部们参与市场营销的环境，把市场营销理念融入到各个部门中来，让企业生产经营的整个环节都能够始终做到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促进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对人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实现外部营销和内部营销的紧密联系。企业要促进各部门建立系统化的协作体系，真正把效益摆在重要位置，让各部门之间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有效调动其配合与参与市场营销工作的主动性，构建全员营销模式，对企业市场营销体系予以不断更新和完善，提升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性[8]。 与此同时，市场营销管理部门不单单要面向外部扩展市场，还应当开展好营销管理工作，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可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等构建市场营销管理平台，推动市场营销管理信息化建设，基于市场营销策略优化的角度出发，打造更加完善的数字化营销体系，推进各项业务活动的数字化转型，及时有效收集分析相关数据，设置专门的岗位进行数据分析监测，为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同时还能够依托于市场营销管理平台来对前期搜集到的市场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基于人工智能对市场发展趋势予以科学评估，为企业生产研发部门带来更加准确地参考，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有竞争力。 6.加强营销人员培训，不断提升营销服务水平 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人才队伍建设与员工培训工作常常受到忽略，因此企业首先需要定期组织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学习活动，让市场营销工作人员可以规范自身行为，严格遵循相关制度规定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其专业素质能力，推进营销策略优化。其次要确保市场营销人才培训教育活动能够结合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以及阶段性战略部署予以灵活调整，对培训内容与培训方式进行创新，让市场营销人员能够树立较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挖掘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创新能力，不断优化市场营销策略。 除此之外，企业要结合经营发展实际对市场营销工作机制予以改进和调整，进一步促进营销服务水平提升，让市场营销活动能够规范有序开展，要对市场营销工作绩效实施全方位考核，针对考核不通过的人员要实施再次培训学习，有效提升市场营销团队的整体素质能力，积极组织召开各种经验交流会议和研讨活动，确保市场营销工作人员能够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确保战略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在实际调研了解中，发现部分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活动中依旧还表现出一些普遍性问题，对此企业管理者应当予以充分重视，根据企业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推进市场营销工作的创新开展，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升市场营销的实效性，为企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带来更多助力。 参考文献： [1]高鑫.汽车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以H公司某车型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1（2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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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洁.新媒体时代企业市场营销战略创新研究[J].中国市场，2021（36）：128-129. 北京交通大学 刘飞廷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如何更好地识别内外部环境的机遇和障碍是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不同的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绩效；而企业对于发展战略的选择也是多样的，必须要依据企业的独特优势与发展实力选择竞争赛道与经营领域，从而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现代管理学认为，企业战略的制定是一个整体规划的过程，企业战略分为职能战略、业务战略以及产品战略等，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以及品牌定位等选择合适的战略模式，并重视对企业战略的评价与创新，激励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重视企业战略的实施。本文将从企业战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基本内容出发，重点研究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分析现阶段企业在战略管理方面的不足与问题，最后提出优化企业战略管理质量的建议，进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关键词：企业战略，经营绩效，具体影响，有效措施 研究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具体影响具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以及理论研究意义。企业战略是决定企业一定周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反映了企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企业战略的持续实施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绩效。因此加强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有利于企业不断累积实践经验，探索更科学合适的企业战略发展道路。同时，企业战略与企业经营管理密不可分，企业的管理模式也会受到战略的影响，站在现实的角度上看，我国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的学者更加重视对企业战略以及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更是促进我国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从理论意义上讲，通过对企业战略及企业经营绩效相关理论以及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能够更加深层次的掌握企业战略的专业理论，也能够使得我国企业认识到企业战略与企业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企业战略理论知识和企业绩效管理理论知识等。 一、企业战略的基本内容概述 1.企业战略概念与类型 企业实施的竞争战略、营销战略、人才开发战略、资源开发战略、品牌战略、融资战略等被统称为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所谋划的问题具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都是用来设计开发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一系列的行动。企业战略的选择能够反映出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竞争方式，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其具备独特性，无法进行复制或者模仿。在选择企业战略的过程中，企业要认识到竞争优势并不是永恒的，必须要形成多个竞争优势才能够稳固市场地位。战略的基本类型包括发展型战略、稳定型战略、收缩型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化战略等。其中，比较常见的发展型战略包括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等，一体化战略能够实现企业联合与合并的目标；而多元化战略则是以企业现有业务为基础进入相关领域。另外，差异化战略是部分企业常用的战略，能够保持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客户群体。 2.企业战略选择流程 首先，企业在选择战略之前要进行战略分析，企业管理层需要总结影响企业发展的多种因素，成为选择战略的参考信息。企业会确定发展使命与发展目标，作为制定战略与评价战略的重要依据。同时，企业会对内部经营环境进行分析，掌握企业具有的资源以及具备的战略发展能力，还需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进行关注。企业还要对外部竞争环境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分析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其次，企业需进行战略选择，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根据管理层次不同制定战略选择方案，可先由最高管理人员制定企业总体战略，再自下而上逐级制定具体的经营战略方案。第二，对战略方案进行评估，主要评价企业战略方案能否真正发挥企业独特优势、能否把握机遇、能否削弱企业威胁以及能否被企业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第三，企业做出最终的战略决策，并对战略方案进行科学评估确定实施。主要的评价方法包括：上级审理、外部机构评价以及相关战略政策分析等。最后，正式实施战略，其中涉及内部资源的分配、外部资源的获取、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适应企业文化。企业的主要战略目标还需包括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以及企业形象的营造等。 3.企业战略的具体特征 第一，企业战略具有指导性，其不仅界定了企业的经营业务方向，更是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针，能够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指导性路径，具有导向作用。第二，企业战略具有全局性，其不仅是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更是能够结合企业内外部资源规划企业的远景发展。第三，企业战略具有长远性，企业战略主要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企业战略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期持续发展过程，要具备长期的稳定性，才能够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第四，企业战略具有竞争性，其能够成为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增强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使得企业形成特色经营。第五，企业战略具有系统性，企业的整个部门都会支持企业总体性谋划，并且积极开展协调分工，实现各阶段的战略目标。第六，企业战略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也面临着企业发展风险，因此企业必须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企业战略，从而引导企业健康长远发展。 4.选择与实施企业战略的注意事项 首先，企业战略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关键环节之一，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条件等设计和选择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方案，确保战略的落实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企业内部的整体能力关系到企业战略的执行质量，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度也会对企业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重视创造良好的企业战略实施环境。企业战略的发展与企业的成长发展是同步关系，企业会不断地进步与发展，会为了企业战略的高质量执行不断促使企业内部环境改变，提高企业整体的工作能力，确保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发展路径清晰，选择合理的战略发展方向，具体包括企业的主要经营领域以及经营产品的选择，使得企业战略与企业环境达成有机结合。其次，企业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对各环节的评价，并且要不断更新战略实施内容，增强创新意识，使得企业能够连续性地探索企业战略。最后，企业战略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不仅要创新管理模式，完善企业战略实施的基础，还要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企业战略内容，充分发挥企业战略的指导作用。 二、企业经营绩效的概念与界定 1.企业经营绩效的具体概念 企业经营绩效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效益以及经营者的具体业绩，企业的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偿债能力、长期发展能力、资产运营水平以及盈利能力等；企业经营者的业绩主要是指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获取的成果以及贡献。故企业经营绩效主要通过企业经营效益以及经营者业绩两个方面进行评估。现阶段，企业经营绩效理论得到了发展，不同专家学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理解不同，界定也不同。但简单来说，企业经营绩效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管理之后获取的最终成果，是能够作为评估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依据。 2.企业经营绩效的界定 通过对文献的阅览及总结，可以得出不同学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界定是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竞争的实际结果、企业经营过程中实际获取的收益以及企业面对经营风险时的应对能力等。同时，部分学者还通过企业的市场价值以及会计价值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界定。另外，企业经营管理一定期间所获得的经营效益以及经营者业绩也被认为能够体现出企业的综合能力，通过财务指标的分析以及企业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盈利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考核。综合来看，经营绩效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也是评价企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 3.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因素 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首先是外界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并且所处行业的市场环境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外界环境因素会对企业的管理环节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的管理者也会因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对企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因素也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企业内部环境质量等。现阶段，企业员工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新鲜血液加入企业，其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征，需要企业管理者落实人性化的管理理念，进一步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企业战略方案的执行力，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受到外界环境因素以及内部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企业战略的影响，企业需要以战略为核心规划自身发展方案，并使得企业全体能够认同战略方案的实施，从而提高企业管理质量的同时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三、不同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标准也是多方面的，为能够更加综合性反映出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将从企业盈利能力、市场价值、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内部员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充分认识到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1.企业战略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想要具有稳固的市场地位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核心竞争优势，而企业战略就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助力。不同领域的企业会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创新企业经营发展模式，通过企业战略激发自身发展活力。其中，防御型企业战略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稳定性，能够逐步形成稳定的市场地位和经营范围。而开拓型企业战略则会向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及服务，重视市场渠道的拓宽。无论是防御型还是开拓型的企业战略都会提高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减少企业亏损，使企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企业战略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有着较强的联系，越是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越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会根据战略执行方案选择合适的经营策略，不仅能够避开同行竞争问题，还能够提升企业业务或者企业产品的独特性，进而提高企业经营发展的活力。 2.企业战略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具体影响 市场上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的企业战略也是不同的，成立时间短的企业管理层会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选择激进型的企业战略，在承担经营风险的同时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一旦企业战略成功就会形成更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对于选择稳定型战略的企业而言，其更希望减少经营管理风险，同时稳固自身的经营范围。选择激进型战略的企业更希望能够获取市场的主动权，并能够逐步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通过不断挖掘市场、寻找机遇，从而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更加适应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趋势。因此，创新企业战略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市场价值，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要结合自身经营模式类型合理地选择企业战略，加深对战略相关先进理论的研究，加快企业管理体系的完善，重视创新实践活动，使得企业具备持续盈利、持续发展的活力。现阶段，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要不断探索企业新的发展机遇，创新产品与服务，使得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市场价值，才能够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3.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具体影响 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企业选择开拓型战略，但如果其主要重心放在开拓市场和研发新产品上，对企业内部管理产生忽视，就会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其主要原因在于选择开拓型战略的企业工作节奏过快，加重管理层以及员工的工作负担，造成对企业整体经营管理质量产生影响，也会导致企业战略执行能力较低。而选择稳定型战略的企业既会重视对经营管理过程的优化，也会注意构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从而节省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确保企业战略实施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因此，不同企业战略对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环节要具备稳定性和有效性，既要协调资源配置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要不断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各个部门之间的互动性，进而稳定企业的整体结构。这样一来，企业内部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经营管理状态，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4.企业战略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具体影响 企业战略会对企业内部员工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制定企业战略阶段，还是分解企业战略阶段都会对员工的工作意识以及执行力产生不同影响。企业战略的制定、分解以及执行都需要高层管理部门、中层部门以及基层员工共同执行，部分中层部门与基层员工一旦无法获取到企业战略的有效信息，就无法将自身的工作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也不能理解企业战略的重要意义，进而影响员工对工作的执行力，因为没有获取具体的工作目标，也就无法高质量落实企业战略。因此企业必须在内部加强战略的宣贯，将企业的经营规划、组织绩效以及阶段目标等呈现给内部员工，这样不仅会大幅度提高企业战略的执行效果，还能够规划经营管理过程，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同时，加强对企业战略重要性的宣传还能够激励员工，使员工加强自身工作与企业战略的联系，进而加快企业战略的落实与执行。 四、企业经营发展与制定战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1.与企业产品结构有关的问题 现阶段，消费者更加重视产品的品质与实际价值，部分企业的产品结构存在问题，为了能够拓展更大的市场，企业必须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消费者观念的变化。企业要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就需要掌握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与行业发展趋势，但部分企业为了稳定选择了与自身发展并不匹配的企业战略，这样不仅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更是降低了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比重。比如部分企业忽视了高端产品的生产，无法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导致其无法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必须优化产品结构，并选择合适的企业战略。 2.与企业品牌定位相关的问题 部分企业在研发产品和提供服务时会忽视定位以及布局问题，其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仅专注于单一的产品与服务，不仅会出现同行业竞争问题，还会无法适应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最终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同时，部分企业不清楚自身的品牌发展规划，无法为制定企业战略提供依据，也无法发挥出品牌效应，从而出现企业运营能力不足的问题。有些企业定位模糊，既无法在低端市场开拓更大的盈利空间，也因为缺少高端产品缺少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在进行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忽视了产品售后服务的质量，仅仅具备简单的产品销售活动，并未提供完善优质的服务业务，降低了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部分企业对品牌效应、用户需求以及客户网络搭建等研究力度低，影响了企业战略的制定。 3.与企业战略执行力相关的问题 企业战略执行力具有重要作用，部分企业在制定和选择战略的过程中忽视了战略的落地与执行，既没有与企业全体员工进行沟通交流，使得员工无法正确认识企业战略，也没有对战略进行分解，导致企业内部执行力不足。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也与企业战略执行息息相关，部分企业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其未将高层管理人员选择战略的意图传达给内部员工，忽视了与员工之间的联结，导致企业战略无法落地实施，更无法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另外，企业文化也是影响企业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企业忽视了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的积极意义，导致员工与企业战略执行之间出现矛盾，最终影响企业战略的实施。 五、发挥企业战略价值的有效措施 1.优化企业产品结构，注重发展高端市场 企业要对行业发展趋势进行详细的调查与跟踪，全面掌握自身竞争优势，以及掌握企业内外部资源，在此基础上加快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及调整。企业战略选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消费者结构、年龄、消费观念的变化，还要重视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与产品，以顾客为导向获取市场的主动权。另外，企业要加快产品品类布局，加速形成品牌效应与竞争优势，从而实施品牌战略。同时，企业要重视线上线下渠道的开拓，加大对产品的宣传力度，借助品牌优势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 2.加深企业战略研究，深化经营管理创新 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在于创新，创新企业战略既能够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还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企业要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就需要积极变革经营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模式。不仅加深企业员工与企业战略执行之间的关联，更要聚焦于企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从而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企业在选择战略时也要具备创新意识，例如实施市场渗透战略，逐步扩大市场生产规模，利用现有产品开拓新市场，或向现有市场提供新产品。 3.提高企业执行力，重视企业战略实施 企业战略实施前要建立科学全面的战略执行体系，不仅要规划战略方向、制定执行方案，还要深化战略分解，加强企业内部全体员工对企业战略的理解。同时，企业要加大对战略执行方案的宣传，优化企业资源分配，进一步促进企业战略的落地实施，充分发挥企业战略的指导价值和竞争价值。企业战略执行力和经营绩效的有效提升离不开企业激励制度的实施，企业可以通过战略梳理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获利的经营目标。比如我国一些企业通过股权进行员工激励，企业的发展水平越高，股权激励的影响越大，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企业股权激励实施的前提是企业具备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明确的经营发展规划，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股权激励的价值。一方面企业要高度重视骨干员工的激励，通过优秀员工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开展激励工作，使得企业员工凝聚力提高。员工激励活动的开展是具备长远眼光的企业战略规划活动。另一方面，企业要重视科学规划战略实施成本，通过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以及过程控制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要根据市场环境、经营规模以及业务范围等选择更有效的战略实施路径，既充分发挥企业经营战略的价值，也要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4.注重企业战略更新，把握市场机遇 企业管理者要保持创新意识探索企业战略，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战略类型，真正有效的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企业管理人员要加强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将其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重要依据，从而确保企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也能够及时把握机会，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企业战略是多样的、推陈出新的，更是一项整体性、长期性的发展规划，如何打造高效的企业战略并落地实施是现阶段企业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从企业经营实践意义上看，企业战略是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规划，也是企业获取竞争力和显著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并且企业的经营绩效必然会受到战略制定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深入分析企业制定战略的有效措施，为企业战略制定及提高经营绩效提供建议。同时，从现实意义而言，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水平已经逐步提升，并且对企业层和业务层的不同战略有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我国企业应通过学习战略选择的基本理论，并结合竞争环境、市场需求以及企业情况等科学合理地选择企业战略，发挥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杜洲嫦.分析公司财务战略现状加强内部管理[J].质量与市场，2023（7）：196-198. [2]商晓艳，葛冰，张中洲，汤墨阳.国有企业母子公司战略——运营型管控模式的构建研究[J].国有资产管理，2023（4）：16-19. [3]于瑞雪，张志强.“双碳”战略下传统能源企业转型战略初探——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J].中国煤炭，2023，49（3）：23-28. [4]路博.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J].商业研究，2022（2）：133-141. [5]唐小梅.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重庆WZ公司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重庆：重庆理工大学，2021. [6]王晨.多元化战略、互补资产与流通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1）：30-33. [7]何青松.基于功效系数法的H公司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20. [8]赵晋瑾.公司战略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20.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 车书颖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