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保障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当前，我国已经建成能够有效支撑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此同时，高品质生活需要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还面临着尚未成熟定型、制度统一性不足、管理体制亟待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就业非正规化的挑战。未来，以社会保障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改善，需要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深化社会保障领域关键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财富储备，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全国统一、规范，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关键词]社会保障，生活品质，安全感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4-0035-08
社会保障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期盼。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首要的是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这就必须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解决人民后顾之忧，使人民能够全面、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
一、社会保障、人类安全与人民生活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工作，强调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彰显了社会保障促进个体和社会安全的独特作用。而且，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安全生活的期待和诉求还会不断提升，人们不光要追求富裕、健康、自我价值实现，还要追求更加有保障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也是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是衡量个体和群体生活品质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活品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人们能够享受到的、各类福利待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成果的数量及其水平，也包括了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后给人们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而社会保障就通过增进保障对象的客观安全保障以及主观安全感受和预期，成为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政策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一方面，作为国家或社会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社会保障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安全、居住条件、医疗保障、社会服务等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关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品质的客观获得；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了人们由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构成的对于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判断。因此，社会保障与人类安全息息相关，而客观安全保障与主观安全预期又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品质，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性。
人在有安全感的条件下，解除了后顾之忧，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因素就会得到发展，才能迸发出创新活力、进取精神、公益本能，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反之，如果个体、社会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就谈不上生活品质改善，也难有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进入现代社会，贫困、疾病、饥饿、发展不足、分配不公等非传统的因素对安全的威胁越来越显著。[3]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正式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强调安全不仅仅是针对国家，而且必须针对人类自身，人类安全的核心是人人都能够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自此之后，这种新的安全观就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还必须建立起应对各类社会风险挑战的公共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安全网。
人类在应对社会风险的艰难探索过程中，逐渐找到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每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迥然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代特征，但是社会对安全的需求，都是社会保障扩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比如，在济贫法时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扩展，破坏了传统社会中家庭与社群对成员的保护功能，产生了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由此激发出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国家强制介入社会救济事业，缓解社会矛盾。在社会保险时代，一方面是工业化起飞过程中劳动者的风险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是劳资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这些都促成建立劳资分责、责任共担的制度化保障机制；20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保障还成为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消费预期、缓解经济危机的有力政策工具。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社会保障的权利义务关系奠定了人们对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风险采取积极干预政策成为提升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保障，这对于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社会安全至关重要。[4]
社会保障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涵盖人的生命周期不同安全需求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其功能和影响范围已延伸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比如调节收入分配、平抑经济波动、增进国家认同等等。但是，无论社会保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维护人类安全仍是其最核心的功能。社会保险制度通过预先缴费形成基金池，可以起到预防社会风险的作用；社会救助制度通过无条件的直接援助，避免贫困和低收入人群陷入困境，发挥社会兜底保障作用；社会福利制度以普遍公共服务及特殊福利，提升政策对象的生活质量、安全预期和发展能力。[5]
二、我国已经建成能够有效支撑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自新中国成立时起，就抓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国营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和公费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和五保供养制度等。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保障为主要特征，适应了当时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单位既是生产主体，又是保障主体，涵盖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从单位获得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彻底摆脱了旧中国下穷困、动荡和受剥削的生活状态。当然，这一体制也存在弊端，主要是缺乏必要的流动性、活力和自我调节机制。[6]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我国对标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准，改革单位保障制度，从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开始，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展至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从职工扩展至非正规就业人员。21世纪以后，又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项目基本齐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人民生活编织了一张安全可靠的安全网。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完备。改革开放以后，原来无所不能的单位逐步收缩为单纯的生产部门，个人和家庭的安全需求由新的社会化的公共保障制度满足。新型社保制度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基本涵盖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等各类安全需求，与国际劳工组织确定的九类基本保障项目大体一致，从制度上实现了“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此外，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社保第二支柱以及个人养老金、商业健康保险等社保第三支柱也加快发展，形成了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相互配合的多层次的社保制度体系。
二是社会保障基本覆盖全民。2022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分别有10.5亿人、2.4亿人、2.9亿人，[7]参加医疗保障的有13.5亿人，[8]基本实现了法定人员全覆盖。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市、农村共有低保对象682.4万人、3349.6万人，2022年全年共实施临时救助1100.1万人次。[9]可以说，每一项社会保障计划都是当今世界各国同类计划中最大的，特别是我国用短短十几年时间建成养老保险、医疗保障这两个10亿人量级的超大社保计划。鉴于我国在扩大社保覆盖面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三是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可靠。2022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71583亿元，年末累计结余74182亿元；[10]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0922.17亿元，年末累计结存42639.89亿元。[11]根据社会保险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还负有补助责任。我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于2000年建立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2年末权益总额已达26016.15亿元。[12]此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的社保基金监督和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完善，确保基金安全规范运行。
四是平稳实现了制度转型。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结构改革都会伴随着相关利益群体激烈的抗争，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暴力事件，最后的改革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博弈，往往严重偏离最初的目标。我国现有的社保制度是在对单位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建制理念、责任分担方式、财务机制、经办体系、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不仅涉及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调整，恰好又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外部经济危机冲击等碰头，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风险。党和政府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迎难而上，坚定推进改革，在成功实现社保制度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社会安定有序，还支持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世界社保改革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社保改革发展，不仅着眼于保障人民生活，还积极发挥熨平经济周期、防范社会风险的作用。比如，在20世纪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下岗失业、城市贫困和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问题，国家提出“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目标，实行“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兜住了国有企业下岗再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同时不失时机加快社会保障改革。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果断决策，通过加快发展社会保障，稳定居民安全预期，提振社会消费，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2020年初，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和挑战，我国社保制度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和安全保障作用，不仅保证了极低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住院率，而且有效解决了社会经济活动暂时中断导致的失业、贫困以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三、高品质生活需要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面临着现实困难与挑战
我国虽然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制度尚未成熟定型，还面临不少挑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对安全、高品质生活的预期。
一是制度尚未成熟定型，与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期待不相适应。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采取十分独特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基金部分积累的制度模式，兼顾了公平分配和个人激励等因素，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制度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个人账户功能出现扭曲。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没有明确对老职工个人账户权益的补偿办法，个人账户难以真正做实；医疗保障制度的个人账户管理成本较高，资金沉淀又较多，人均结余不足，互助共济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但是改革方向一直没有明确。还有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人员医保缴费、社保待遇调整幅度等重要参数的改革，都还停留在政策讨论层面。社保制度的不稳定、不确定，可能带来不安全的社会预期。这也导致社保领域哪怕极其微小的事件，都容易引起公众对社保制度、政策稳定性和安全预期的讨论和分歧，一定程度增加了社会焦虑。
二是制度统一性不足，影响了部分群众的客观生活品质。建立全民统一、规范运行的社保制度，是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要素市场统一的内在要求，也是增进社会团结、提高国家整合能力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在社保改革过程中都尽最大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制度分割，促进制度统一、规范。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初期，为解决改革试错、制度扩面和有效管理等难题，采取以地方政府决策和实施为主，分群体、分城乡、分地区逐步推进制度建设的发展思路，以适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在极短时间里实现了社保制度全民覆盖。同时，这也导致我国社保制度虽然框架全国统一，但是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制度、政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社保制度在一定程度具有较强地方性。社保制度不统一、不规范，影响了制度的公信力，也增加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对于建立统一市场经济体系、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等都有不利影响。
三是管理体制亟待优化，影响了人民对生活品质的主观感受。我国社保制度行政化色彩明显，社保制度主要依靠行政部门拟定的政策性文件实施，法制化程度有待提高，有时难以为社会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社保制度框架，但是宏观管理职能偏弱，统筹地区政府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社保制度、政策调整缺乏约束和规范。在经办服务方面，社会保险法规定，统筹地区设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机构可以在本统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目前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行政层级设立、属地管理，难以适应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不断提高、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社保经办服务向基层延伸和一门办理等要求，影响着人民群众参保体验改善。医保在社保制度中最特殊、最复杂，即医保作为第三方，要对供需双方进行约束，核心是医疗费用支付管理。我国在一段时期里，在医疗、医保、医药分离的体制下，以医保为核心推动医改，着力减轻参保人员就医费用负担，效果是好的，但是医疗卫生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焦虑仍存在，疾病负担仍是导致部分群体支出型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四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冲击了制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能力。2012年，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之后持续下降；2022年，又出现人口负增长，而且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出生率较快下降已成为主导我国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导致年龄结构呈现少儿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增加的特征，[13]这符合工业化国家人口变化的一般趋势。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来说，意味着承担社保缴费责任的在职人员所占比重逐渐减小，享受社保待遇的人员所占比重逐渐增加。我国社会总抚养比相对偏低的比较优势在2006年以后已迅速削弱，[14]未来社保制度运行存在着很大风险。另外，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年轻人差，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更多，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医疗、护理费用加速上涨，对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形成挑战。尤其要指出的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出现在“未富”的发展阶段，未来经济增长又面临着资本产出效率不高、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增速下降、创新环境变化、城镇化速度放缓等挑战，[15]社保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支出负担沉重、物质储备不足的制约。
五是就业非正规化的挑战，对制度支撑高品质生活提出新要求。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主要适用于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正规就业者。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打破“固定工”制度，劳动力非正规化程度逐步上升，政府在一段时期里也鼓励发展非正规就业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目前，非正规就业已经占到我国城镇就业的相当大比重，特别是近些年来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孕育了以各类平台就业为主要特点的新就业形态。我国官方统计的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而且还会持续扩大。目前，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工伤、失业保险有一定困难，可以自愿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但是，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不稳定，收入普遍偏低，而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缴费水平较高、待遇领取资格较严且人员跨区域流动后权益损失较大等，因此许多人选择不参加或者参加后又中断缴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这不仅导致非正规就业人员自身的就业和保障的安全性降低，而且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游离于社保制度之外，使得社保制度内赡养率不断提高，社保基金可持续性受到严峻挑战。
四、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改善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虽然生活品质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也会不断提高，但是安全感始终是最核心、最基础的要件。必须以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改善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是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完善有利于增进人民生活品质的制度体系。综合考虑目前的制度内赡养率、老龄化程度加深、财政可承受能力等，探索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模式由部分积累制调整为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主要作为待遇计发手段。探索在不增加用人单位和个人负担的前提下，采取拆分养老保险费率的方式，逐步降低第一支柱替代率，培育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或者全部的个人账户转化为门诊统筹，优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的结构，从整体上增强医保互助共济能力。尽快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模式，加快建立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通过调低缴费费率、调整待遇领取资格和计发办法等措施，引导更多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将现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扩大救助面，加强部门协调和资源整合，建立对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完善主动发现、精准识别机制，防范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筹资结构，强化其社会保险的制度属性。
二是深化社会保障领域关键改革，提升制度增进人民生活品质的综合效能。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通过基金在全国范围内的调剂，实现各地区养老保险负担公平，加快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探索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实施方案，实行操作性强、适度弹性、社会可承受的推进策略。以精算平衡为基础，确定合理的社保费率，科学调整各类社保项目的待遇水平。发挥医保基金的战略购买作用，强化预算管理，建成以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体系。适应低收入人口分化的形势，探索建立低保标准和专项救助标准、类别标准相结合的多维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建立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群体、已脱贫人口等数据库，推进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联通共享，对低收入人口分类分层救助帮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社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机制，保障参保者合法权益。
三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财富储备，为制度支撑人民品质生活奠定财力基础。其一是要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在高质量发展中夯实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其二是明晰政府对社保基金的补助责任，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总体应遵循自我平衡原则。政府财政对其可以进行补助，但只能是补充性、从属性的，要有明确的补助触发机制、补助数量或比例要求，而且要符合预算法，避免政府的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防止社保基金债务化。其三，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保障需求，加强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社会、个人等主体的作用，积极发展各类补充保障。其四，完善社保基金结余资金和积累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机制，加强社保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确保基金安全与保值增值。其五，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等重大战略决策，接续研究划转股权的管理、处置、运营、资金归集和收益再投资等工作。其六，开辟社保基金储备新的渠道，比如加大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保基金力度，适时开征遗赠税，补充社保基金储备。
四是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全国统一、规范，为普遍均衡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供制度基础。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保制度是国家制度而不是地方制度。社保制度全国统一、规范，才能给全体国民以稳定的安全预期。发达经济体整合碎片化社保制度的经验启示，社保制度统一的时间越早越主动，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统一的时间越晚，整合的难度和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多。社保制度统一、规范的最终目标，是社保制度的统一立法。在此之前，还有一些基础性工作需要加快推进。首先，需强化宏观管理的事权并具体化、实体化。可以借鉴教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经验，强化国家层面社保督导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落实社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制度、政策的督导；在中央层面改组或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队伍，专司监督各地执行社保统一制度的情况。其次，适时以清单的方式出台社保国家制度，清单包括基本制度、基本政策等。社保基本制度全国应统一，各地在基本制度框架之外不得新设制度；基本政策包括参保政策、筹资政策、待遇支付政策等，全国应尽可能统一，暂时不能统一的也要制定统一的时间表、路线图。
五是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主观感受。社保制度虽然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但是归根到底来自国家层面的授予或委托。需清晰界定中央、省级和统筹地区三个层级政府的社保决策权限。总的原则是逐步提高决策重心，强化国家层面的统一决策，明确统筹地区政府更多负责社保政策的落实。同时，应建立社保重大决策请示报告制度，提出地方政府社保决策需要请示的事项清单。在社保经办方面，统筹区域以下社保经办机构垂直管理，推动更多社保公共服务纳入基层综合性政务服务体系，加快经办服务标准化建设、数字化转型；实行社保经办机构法人化改革，探索社保经办部分成本在社保基金支出中列支的经费保障制度，设计基于服务对象人数的人员配备标准；建立健全社保经办机构主动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主动推进社保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社会监督。医保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卫生与医保的关系，医保作为卫生筹资来源，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环节，建议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重点考虑从管理体制上统筹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形成深化医改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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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部研究员 单大圣
摘要：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目前，全社会对水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水价值实现亦不充分，迫切需要系统发现和全面实现水的价值。分析了水价值的内涵，刻画了水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差异性、时间变异性、可测性与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解析了系统发现水价值的多个维度，并提出全面实现水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水，价值，水价值实现，水价值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无论是作为自然要素还是生产要素，水对于生态环境演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对水之重要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水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尚未充分实现。此种状况，既不利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保护，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符合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的目标要求。为此，迫切需要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发现水的多元价值，并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现水的价值。
一、水价值及其基本特性
关于水价值及其基本特性的认识，是系统发现和全面实现水价值的基础和起点。水价值主要体现在多元性、差异性、变异性等方面。
1.对于水价值的基本理解
生命起源于水，人类生活离不开水；历史告诫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当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均需建立在坚实的水资源保障之上。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水不仅在农耕文明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在工业文明时代乃至生态文明时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本文水价值中的“价值”是指水的功能、用途、功用，或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
2.水价值的多元性
水价值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客观上，水价值是真实存在的，且其多少取决于水的多少、优劣等，也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态系统演进等。水价值无处无时不在，并因所处区位、功能定位、水资源供需状况、旱涝灾害发生情势等方面的差异性而呈现多样性。其中，水价值既可表现为“正价值”（给人类带来益处），也可表现为“负价值”（如受污染的水、洪水等给人类带来损害）。主观上，人们对水价值的认识千差万别，这主要取决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取决于每个人的专业背景、追求目标、所处环境（特别是水资源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一般地，持有负责任态度、知悉水情势的人，往往更加重视水的作用，并赋予水以较高的价值，反之亦然。主观上对水价值的重视，无疑有助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也有利于水价值的全面实现。总之，水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水价值的多元性。个体认知水平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了水价值的多元性。水价值的多元性，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都是存在的，总体上有利于水多元价值的发现和实现。
3.水价值的空间差异性
水是具有鲜明空间属性的自然要素，其量和质、供和需等均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1）水量的空间差异性
由于地表水、地下水以及非常规水源的多少不同而导致水价值存在空间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在缺水地区（如我国西北等干旱或半干旱地区）水价值往往（表现得）较高，而在富水地区（如我国亚热带等湿润地区）水价值则往往（表现得）较低。总体而言，我国多数地区和2/3以上的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导致水价值往往较高，人们也更加重视节水。
（2）水质的空间差异性
由土壤等本底原生条件或人类活动及其影响所决定，水质往往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优质水特别是饮用水水源地的水往往具有较高价值，反之亦然。水质决定水价值的高低，劣质水往往呈现“负价值”，特别是受到污染的水，不仅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还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排污费。当然，通过适当措施，水质可以改变，劣质水可以变成优质水，其价值进而由负转正。水质的逆转可以引致水价值的逆转。
（3）需水的空间差异性
水的需求，既受包括人口在内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地区人口密度）的显著影响，也受传统产业发展等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水密集产业发展规模与速度）等方面的显著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呈现鲜明的地区差异性、城乡差异性，进而导致需水的空间差异性。需水的空间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同量水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价值差异性。综上，需水的空间差异性由水量、水质和需水等共同决定，水是典型的非遍布同质资源，水价值呈现鲜明的空间差异性。基于价值最大化原则，水价值的空间差异性为水资源的空间配置提供了价值基础、经济动因。为实现价值最大化，应提升水资源的空间配置能力，为此应积极有序地发展空间配置工程，如调水输水工程。
4.水价值的时间变异性
（1）水价值的年际变异性
降水往往呈现鲜明的年际变异，表现为丰水年、枯水年、平水年。在枯水年，水往往表现出较高的价值，特别是严重干旱时“水价贵如油”；在丰水年，则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价值，特别是形成洪涝灾害时，水呈现“负价值”。如果能通过蓄洪等措施及时将洪水资源化，就可以将水的价值由负转正，因此提升洪水资源化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提升水价值的必由之路和关键所在。
（2）水价值的季节差异性
水呈现鲜明的年内季节性特征，特别是在我国受东亚季风气候影响的地区，降水往往集中在夏季及秋季，而冬季和春季降水较少。加之农业需水的季节性，更容易发生以春季缺水为主的季节性缺水。保证春季等关键农时的供水，既是实现水价值最大化的需要，也是保障地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安全乃至国家食物安全的关键所在。总之，水价值鲜明的时间变异性由供需水的时间变异性所决定。同样，基于价值最大化原则，水价值的时间变异性为水资源的时间配置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经济动因，也促使用水者适应所在地区水供求关系时间变异性，从而优化自身用水时间安排。为此，应积极有序地发展包括水库在内的调蓄工程，以尽可能地拉平水供求、水价值的时间曲线，降低水价值的时间变异性，提高水价值的全天候实现、最大化实现。
5.水价值的可测性与可控性
（1）水价值的可测性与不可测性
由自然及社会因素共同驱动，水量多少、水质优劣、供水需水等，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性，进而导致水价值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在气象、水文等预测预报能力较差、相关基础性工作较弱的地区，水及其价值的不可测性或不确定性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不确定性和不可测性的存在，会干扰水价值的正常实现，不利于全面提升水的价值。为此，应精准高效地提升包括气象、水文预测预报能力在内的基础能力，加强相关基础性工作，加强面向全社会及特定用户的气象、水文等信息和技术服务。
（2）水价值的可控性与不可控性
由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等因子共同驱动，并与水价值的不可测性关联，水及其价值呈现出鲜明的不可控性。相对于气候变化、水文及地质等自然因素驱动，从工程和技术层面看，人对水特别是降水的控制能力尚显弱小，加之经济及管理等复杂因子的影响，水及其价值（实现）的可控性尚十分薄弱。为此，应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以增进水及其价值的可控性。一方面，要从供给侧入手，积极有序地提升相关工程保障能力，重点加强蓄、引、供等工程；另一方面，要从需求侧入手，持续加强需水侧管理，重点加强计划用水（用水定额）管理、合同用水管理等。
二、水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
水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且因地因时而异。全面了解水价值的表现形式，有助于系统发现和全面实现水的价值。
1.水的经济价值
水是生产之要，其经济价值是多方面的。
（1）水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
水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是指水作为农业生产用水（特别是灌溉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包括工业清洁、冷却等用水）、商业服务业用水（如餐饮、娱乐等用水）等所体现出的价值。水的用途极其广泛，决定了水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是最为广泛、最为重要的经济价值形式。当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应用，水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价值贡献份额）可能呈现下降态势，但其绝对价值（单位水的价值贡献）可能持续增加。作为生产要素的水，其边际价值总体呈持续上升态势。
（2）水作为生产对象的经济价值
水作为生产对象的经济价值，亦可称之为水作为商品的经济价值。无论是自来水，还是桶装水、瓶装水，都是典型的以水为生产对象发挥作用，同时也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水，其价值直接由市场决定，也是最直接、最显性的水价值体现。作为生产对象的水，其价值呈现类型多样化、水平分化的基本态势，即保证最基本需求的水，其价值保持较低且较稳定水平；而用以满足个性化、高端化需求的水，其价值则呈总体上升且不断分化的态势。
（3）水作为载体的经济价值
水运、水电、水上游乐等以水体（河流、湖泊等）为载体的经营活动，实现相应经济价值时，对既有水体的量与质等基本特征没有或少有影响。此时，水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水运、水电、水上游乐等经营获益上，因此提高此类产业的营运水平，对于提高水的经济价值至关重要。
2.水的生态价值
水是生态之基，其生态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形态，特别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其生态价值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并受到重视。
水的生态价值通过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其一，水量的变化检验生态系统的韧性，特别是水量丰枯交替可检验并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的韧性。水量的多少本身对于生态系统的类型、结构、功能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二，水质的优劣及其变化对于生态系统的功能与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水环境的基础因子，应坚持优水优价、污水付费的原则，以维系水质、增进水环境容量，进而维系并提升水生态系统功能。其三，水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是动植物特别是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是净化水体、涵养水源的重要载体，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场所。其四，水流是输送物质、能量的重要通道，同时水文过程与生物过程、地质过程一道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存续和演进。
3.水的文化社会价值
水是历史演进、兴衰的关键因子之一，漫漫人类历史造就并流传诸多与水高度关联、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社会遗产，包括依托于江河、湖泊、湿地、潮水、瀑布、溪流、泉水等所形成的水景观，依托于上述水体所形成并保留至今的亭、台、楼、榭、塔、桥、堰、堤、闸、井、泉、水车等建筑或工程，与水有关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民谣、谚语等文化遗产，与水有关的传统音乐、歌舞、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绘画等传统艺术，以及涉水礼仪、节日、庆典、祭祀、体育和竞技等传统活动。上述与水有关的景观、工程、建筑、遗产、活动等，目前仍然且必将持续在文化、教育、习俗等方面体现极其重要的价值，特别对于倡导爱水、亲水、护水、保水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持续深入挖掘水的文化社会价值，既是赓续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多维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系统发现
水关系诸多国家安全领域，应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多维安全视角，系统发现和审视水的重要价值。从安全视角审视水价值，更易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对水价值问题的重视，从而有助于水价值的发现和实现。
1.资源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
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用于其他重要安全领域。水资源安全，就是保障国家和地区可以及时、足量、保质、便利、经济地获取所需水资源的状态或能力。水资源安全是国家及地区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生态、经济、粮食、能源等安全领域有着重要影响。资源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其核心要义就是水最为重要、最基本的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及地区水资源安全，并在保障国家及地区水资源安全中实现水价值。故应特别重视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的安全，并在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2.经济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
水是生产之要，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关键所在，特别关系到农林牧渔、水运、水电、水上游乐等水密度较大产业的发展。基于此，在农产品主产区等水密集产业占比较大地区，水往往呈现出较高的经济价值。要特别注重在保障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的过程中，持续彰显水价值，特别是水的经济价值。国内外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水的经济价值往往越高，即水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配置，会提高其经济价值。另外，产业结构变迁或调整，也会导致水价值发生变化，特别是伴随着水密集产业所占比重升降，水价值也出现一定程度升降。水的经济价值既体现在经济增长上，特别是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上升态势，同时也体现在水价上，特别是经济价值的增加以水价的上升为主要标志。从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角度看，应在经济增长进程中努力控制水资源的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水脱钩”，为此，经济活动的水足迹分析是必要的。但是，水足迹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水经济价值的下降，相反可能意味着其边际价值的上升。
3.生态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包括资源安全等在内的其他安全领域。水是生态之基，水生态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维系和增强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保障上。水的生态价值是水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往往是居“弱势”地位的价值，很容易受到来自经济社会活动及其水需求方面的压力甚至挤压。基于保障生态安全，水的生态价值主要以河湖和湿地等水生态系统的存续、演进和服务等形式存在，必须给予必要的保护和保障。近年，水利部开展河流生态流量、湖泊生态水位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如果能不断改进和完善，势必将对河湖等水生态价值的保护和实现大有裨益。
4.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
粮食安全关系生存、稳定和发展，是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根据农业“八字宪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坚实的水利基础，便不可能有粮食的稳产高产优产。水的重要价值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以及保障其他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从粮食安全视角看，水的价值既通过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得以实现，又“物化”于粮食等农产品之中，并通过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从目前来看，基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水价值实现，往往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其症结在于水对粮食等农产品价值形成的贡献未能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中得以反映。优化调整农业用水价格形成机制势在必行，但也要充分考虑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乡村振兴任务重等外在因素。
5.能源安全视角下的水价值
能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足量、稳定、清洁、经济地获得所需能源的能力和状态。保障能源安全要充分考虑降碳减污的需要，积极推动能源绿色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能源安全保障与水价值实现，存在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总体上看能源安全保障对水价值实现有利，能源绿色清洁低碳发展趋势下的水价值及其实现会不断展现新的特点，特别是伴随此类转型，水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重新配置的趋势愈加明显，从而水的价值及其实现越来越取决于新能源的发展。水与能源的关系，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传统能源基地，特别是在黄河“几字弯”表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能源发展为水价值实现提供了广阔前景，另一方面也挤压了包括农业生产、生态保育在内的其他“弱势”用途的用水空间，导致“水-能源-粮食-生态”关系复杂而棘手。均衡处置这种关系，关键是要提高能源用水效率，进而为农业生产、生态保育留下宝贵的用水空间，以提高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水价值实现
水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水价值的全面实现，要紧紧结合并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尤其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保护好、实现好水的多元重要价值。为此，可考虑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相关工作。
1.加强宣介，识水爱水
意识决定行动，良好的意识是良好行动的基础。为持续彰显水的重要价值，要从增进全社会知水识水、亲水爱水、保水护水的意识、习惯、技能入手，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可以通过“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以及各种涉水活动、节假日等，加强国家、地区的水情水势宣传，尤其宣传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生活之本，宣传水资源短缺的基本情势，宣传节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宣传节水的知识和技能等。加强学校、党政机关等重点机构的知水、爱水、节水、保水等宣传。
2.预测预报，趋利避害
针对水价值的不确定性，应通过科技、设备等能力建设，加强对降水特别是洪涝、干旱等的预测预报，为通过调蓄、排灌等措施调和水供需关系并趋利避害提供重要支撑。特别是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应密切合作，提高降水、洪涝及干旱等预测预报能力与水平。要避免因错误的预测预报（如对洪峰及其时间的预测预报）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如腾空水库），进而导致水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价值损失。要有安全意识，但过于保守的安全措施可能不利于水价值的实现。
3.明晰产权，促进交易
明晰的产权是保护和实现水价值的基础。产权不明晰会导致“公水悲剧”，从而不利于水价值及其实现。“公水悲剧”是指源于水的公共属性，直接由水权归属不清、水价机制缺陷导致水资源浪费、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水空间萎缩等不良后果，进而动摇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之水资源水环境基础的不良现象。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水资源过度取用，水利用低效、水浪费严重；水环境超负荷，水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水被挤占，水生态退化；水空间被挤占，河湖面积萎缩。要加强水权确权登记，消除产权不明晰的水体，进而消除“公水悲剧”。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水权交易。加快区域用水权初始分配，实现水资源全民所有权分级代理行使。推行水权有偿取得，切实发挥水权的约束和激励功能。推进水权市场交易，发挥其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4.提升能力，优化配置
一是提升水资源的时空调节能力，重点有序发展水库、输水渠道等设施，积极、有序、高效地建设国家水网及地区水网。二是提升水质保持和恢复能力，重点建设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土保持能力等，特别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无动力或微动力的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切实加强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提高城乡污染处理设施使用率和使用效率。三是提升水资源供需组织能力，重点加强用水规划管理、定额管理、配额管理，加强供需水双方合作，加强水源地综合建设。
5.各得其所，保护弱者
物理上看“水往低处流”，但受价值规律驱使，“水往高处流”，即水资源往往向价值较高的用途或用户流动。这种流动本身就是水价值实现、水增值的过程，应顺应之甚至鼓励之。另一方面，要坚持优质优价、好水好价。要努力实现“质用价”相匹配，即优质要优用进而优价，鼓励水的正向流动而非反向流动。在鼓励水高效利用、水向高价值流动的同时，要充分兼顾公平目标，即效率与公平兼具，保护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的最基本需求，保护弱势产业（如农业）的最基本用水需求，此时逆向调节是必须的。两部制水价、阶梯水价都是基于效率和公平双重目标的定价机制。
6.加强监管，各司其职
水资源配置及价值实现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生态有效保育、环境高效治理等，应加强监管，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的监管作用，各司其职。一是加强政府监管，重点加强政府水价监管，包括对供水成本及收益、水价分配及使用的监管，对水价与用水水质匹配度的监管，对用水效率的监管等。二是加强执法监管，重点由各级人大依据水法等相关法律，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价格等方面进行执法监管，尤其对破坏、浪费水价值的行为提出依法处置意见。三是加强社会监督，重点由公民、企事业单位、社团等，对水价、水效、水配置（取水供水调水）等加强监督，包括水价听证、水污染举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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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谷树忠
| 宏观纵览 内容提要：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是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的协调与评估方面还存在不足。本文在系统梳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就增强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出政策建议。 当前，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的协调与评估方面还存在不足。本文在系统梳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加强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制定经济友好型的非经济性政策、运用数理模型强化政策评估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内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高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202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2023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提高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仅仅是简单加强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还要战略性统筹各类宏观政策及其工具。这一理念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赋予新动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自2021年底，我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出现一些政策实施最终效果与决策意图相偏离的情况。宏观调控政策偏离预定目标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中出现了合成谬误。党中央综合研判国内外发展大局，提出“双碳”目标、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等必要的战略决策，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的政策被短期化、地方化、碎片化执行，出现政策合成谬误，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甚至对全局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实现经济“量增质升”的目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通过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同时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的评估范围，能够增强政策稳定性，避免不同部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潜在冲突，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改善市场预期，扭转总需求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因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以激发市场活力为导向，通过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政策组合效应，以最大程度改善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 美国在实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健全政策协调机制、科学系统决策、凝聚政策共识，这些共同保证美国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第一，建立了完善的宏观政策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的协调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垂直政策协调机制。例如美联储，主要通过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向公众披露货币政策取向和前瞻性宏观经济信息，并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联储主席需一年两次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听证会，与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官员就货币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协调。二是横向政策协调机制。该机制可以与其他经济部门协调，例如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委员包括美联储主席、证监会主席等；也可以与非经济部门协调，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下属的政府间事务和公众参与办公室（IAPE）是与农业部、商务部和劳工部等部门的联席协调机制，负责协调美国贸易政策中涉及农业、工业、劳工、环境等非经济部门政策。三是临时应急政策协调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总统与美国财政部长、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三者在短期内密切协调，并与主要金融机构协商出台系统救市政策。 第二，重视运用数据分析进行系统科学的决策。美联储建立了复杂的FRB/US计量模型，它不仅可用于宏观经济预测，还可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为跨部门宏观政策和非经济部门政策协调提供数理模型依据。同时，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设有专门的GDP核算部门，与财政部、劳工部密切合作，及时准确地测算宏观经济数据，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则通过专业的经济分析估计宏观政策变量参数，例如其对2009年美国政府针对经济大衰退提出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经济刺激方案进行了参数评估，测算了不同财政政策工具乘数，用于后续决策。 第三，通过政策沟通凝聚政策取向共识。一方面，美国总统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和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定期或不定期与各政府部门负责人、各类专家学者沟通，凝聚内部共识。另一方面，有的部门通过发布政策报告、会议纪要、答记者问、公开演讲等形式与市场沟通引导预期，例如美联储通过发布FOMC会议纪要等形式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有的部门则通过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与市场机构代表进行政策沟通，例如财政部通过国库借款咨询委员会（TBAC）与金融市场机构进行政策沟通。 （二）欧盟 欧盟通过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充分运用政策沟通工具和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第一，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部门的分离，导致其政策协调程度较弱，这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内在根源之一。近几年，欧洲委员会尝试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水平。例如，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欧洲央行推行“大流行紧急购买计划”（PEPP），并以优惠利率实施“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为各成员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提供空间。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通过就业援助计划和工资补贴为成员国缓解疫情冲击、保护就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一些债务和财政负担重的欧盟成员国更显重要。事实证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在扭转欧盟经济衰退和防止物价螺旋式下跌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第二，充分运用政策沟通工具。欧盟采用“解读”兼“倾听”的方式实施政策沟通。欧盟使用的“解读”工具包括新闻稿、政策声明、经济公报和货币政策账户。政策声明用于阐述推动政策决策的影响因素，经济公报用于解读经济形势并分析政策热点，货币政策账户用于发布政策决议期间的信息。欧盟在“倾听”方面的工具则具体表现为与学术界、民间组织、议会等就政策决议进行交流，通过欧洲央行倾听会议接收信件。事实证明，清晰明确的沟通加深了公众对政策内涵及其影响的理解，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保驾护航。 第三，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欧盟各成员国通过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例如，在气候治理方面，欧洲委员会发布了名为“Fitfor55”一揽子计划，为欧盟实现气候目标提供了连贯、平衡的框架。“Fitfor55”计划涵盖气候、能源、土地、交通和税收等各个方面，在该计划中非经济性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配套体系，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发挥政策合力。 （三）日本 日本“安倍经济学”中的“三支箭”政策组合，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性。“三支箭”宏观政策组合主要包括：激进的货币政策（第一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第二支箭）和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第三支箭）。 第一，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日本央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安倍经济学”中第一支箭的核心。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日本央行持续对抗通缩并不断刺激经济。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第二支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提振国内需求，形成宏观经济政策合力。 第二，实施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日本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产业再生计划、战略市场创建计划以及国际竞争计划，从而对日本产业、就业、高新技术、医疗、能源、农业、贸易等领域进行全方面结构性改革。例如，通过设立基金补贴接纳再就业人员的企业、增加保育员编制40万人、延长产假至3年等措施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就业率，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这些非经济结构性改革政策旨在提高日本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套，形成政策一致性合力。 第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评估。“安倍经济学”政策组合实施后，日本经济呈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超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日元升值，支持了日本出口；财政刺激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日本内需，但是，结构性改革进展较慢、效果不佳。随后，日本通过“五年计划评估”、发布具体政策指标等形式保证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在日本政权更迭中政策的前后一致性。例如，鼓励创业项目在提出的三年内将创业率从近年的4.5%提升到10%以上等，这些具体政策目标起到了前瞻的政策引导效果。 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要增强一致性，而且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范畴，进一步强化政策之间的统筹。目前主要做法有：一是建立宏观政策协调机制，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加强宏观政策战略谋划，增强系统观念，推动协同落实。二是加强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了政策文件评估机制，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三是加强部门间宏观政策协调和配合。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科技部等宏观政策部门在政策制定时不断加强宏观部门协调和配合，提高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但我国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与美联储的FRB/US模型和CBO的评估模型相比，中国在运用定量模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行系统决策、定量分析评估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此外，我国在制定和实施非经济性政策时，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不够。一些非经济性政策缺乏市场化导向，较少考虑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经济发展需求，忽视了政策对宏观市场主体预期和经济运行的影响。例如，近年来一些地区在环保治理中采取“一刀切”的执法方式，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有的地方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时，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缺少市场化债券定价机制，放大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建设方面的不足，并结合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预期是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预期指导经济主体的决策，同时也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效率。预期管理在政策制定中已成为一项核心任务，通过政策沟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也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积极的政策沟通能够给予市场确定的前瞻性指引，引导市场形成一致预期，有利于保障各类宏观政策顺利推行。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做法：第一，参考美国与欧盟的做法，将政策沟通纳入各部门的常备工具箱，在政策实际落地前做好事前沟通，必要时进行事后解释。第二，在进行政策沟通时增强前瞻性内容的披露，包括对未来国内外形势的展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宏观政策等，从而向市场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第三，注重与市场的双向沟通，通过举行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沟通形式，积极听取来自市场的意见并予以回应，以市场的反馈为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二）加强政策协调配合，提升整体政策效果 不同方面宏观政策的制定涉及多个决策部门，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以及社会政策制定机构。这些部门可能拥有不同的目标、工具和时间表，特别是非经济性政策着力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领域，这可能与经济政策的经济增长或就业目标相冲突。这些因素往往容易造成合成谬误问题。加强不同政策的协同联动性是防范合成谬误形成的关键，从而实现不同政策组合发挥“1+1＞2”的效果。具体而言，第一，非经济性政策的制定应围绕经济友好型方向进行，从长期效果来看，应该不损害甚至促进经济的潜在增长，从而实现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双赢。第二，参考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纵向、横向以及临时应急协调机制建设，健全我国跨部门的政策协调机制，确保不同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互协调。第三，参考日本推出多方面结构性改革的做法，建立全面一体化的宏观经济战略，从而使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形成一个整体。 （三）加强政策效果评估，提升科学决策能力 准确评估不同政策的效果以及政策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是后续决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后，更加要求能够准确评估非经济性政策效果并充分考虑其对经济政策的溢出影响。随着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日趋复杂，政策效果评估难度增加，数字技术工具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成为必要。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做法：第一，建立政策整合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各部门政策的协同效果并出版相关评估报告，有助于及时发现政策之间的冲突之处，并提供相应的调整建议。第二，重视对非经济性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系统评估非经济性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避免非经济性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掣肘。第三，重视数理模型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参考其他国家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进行科学决策的经验，通过基于数理模型的有效监测和反馈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一致性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富伟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落实到位。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新时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显著增强，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全面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越需要统筹好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高水平开放为深层次改革提供重要动力。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一方面，改革将更多涉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触动既得利益，改革难度增大；另一方面，改革将更突出系统性，对内外有效统筹、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等提出更高要求，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体制机制。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这就要求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重点，以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自贸区等开放平台为载体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有利于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等取得突破，有利于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是最大的改革。要通过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解放思想、消除壁垒、拓展制度创新空间，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深层次改革的主动。 深层次改革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对外开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要积极主动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创造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在内外统筹框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核心是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和制度建设，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尤为重要的是加大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重要数据认定等领域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体系，将有助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高水平吸引和利用外资提供制度保障。 深刻认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意义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动力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从国内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一系列长期积累形成的矛盾和问题，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为凸显。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客观上要求更好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需要新的生产力引领传统发展方式变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看到，当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根本转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大，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生产力不断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跃升，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就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向扩大开放要活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等关系，以深层次改革激发新动能和扩大开放新空间，以更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落实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任务 新征程上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宽度，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新的任务、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在工作上见实效。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统筹谋划改革开放，系统性考虑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协调联动性，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鼓励创造性的角度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在顶层设计指引下鼓励各地方、各行业积极寻求有效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大典型经验交流推广，以实践探索经验来不断丰富完善顶层设计。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为抓手，推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关键领域制度规则统一，建设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种生产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发挥财税体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为重点，积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部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重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快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进一步完善外贸管理方式，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支持对外开放平台探索制度创新，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支持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和功能，支持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规划对接、机制对接、市场对接、项目对接，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相衔接，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 完善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落实机制与激励机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开放任务，更需要加大抓落实的力度，加快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落实机制，调动各方面改革开放积极性，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凝聚改革攻坚合力，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对各部门、各地方和各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效协调、协同推进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不折不扣抓落实，胸怀大局、干在实处。有效发挥督查督导作用，充分肯定典型经验做法、激励创新，同时及时指导帮助改进工作、鼓励进步。加快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释放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的信号，积极营造激励干部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蕴 1994年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税制改革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从时间和内容看，30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2012年，以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新税制；第二阶段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始，以增值税改革为突破口，初步建立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税制。展望未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正在谋划，任重而道远。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新税制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要求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其中就包括税制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1993年12月底，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陆续公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等，均自1994年起实施。 至此，我国税制设25个税种，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遗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牧业税，其中遗产税、证券交易税没有立法开征。 1995年至2012年，我国继续完善税制，逐步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 ——改革农业税制。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农村税费改革逐步推进。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2006年起取消农业税。2005年至2006年，国务院先后取消了牧业税和屠宰税，对过去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烟叶产品改征烟叶税。 ——完善商品税制。1998年后，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陆续调整了消费税的部分税目、税率和计税方法。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起施行。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逐步降低了进口关税的税率。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自2004年起施行。2008年，国务院修订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初步实现了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并结合成品油税费改革调整了消费税，自2009年起施行。自2012年起，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 ——完善所得税制。1999年至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5次修正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是调整储蓄存款利息征税的规定，调整工资、薪金等所得的扣除额和税率。200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征收的所得税合并，自2008年起施行。 ——完善财产税制。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自当年10月起施行。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自2012年起施行。2006年，国务院将对内征收的车船使用税与对外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自2007年起施行；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自2012年起施行。2006年至2009年，国务院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分别自2007年和2008年起施行；自2009年起取消了对外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明确中外纳税人统一缴纳房产税。2011年，国务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自当年11月起施行。 此外，国务院于2008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失效，自2010年12月起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的范围，自2013年起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和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改革方案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借鉴外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推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后来的逐步完善，我国初步建立了税制更简化、规范，税负更公平，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新税制，在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为以后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税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起步，税制改革随之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2013年11月，为了落实中共十八大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深化税制改革的要求，也确定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后，中共十九大、二十大先后提出了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的要求。 根据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税制改革的要求，2016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21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先后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分别提出了税制改革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期制定的立法规划、计划，也提出了相应的税收立法任务。 这一时期深化税制改革已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完善商品税制。自2013年起，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继续逐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并自2016年5月起全面推行；2017年，国务院修订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废止了营业税暂行条例。此外，调整了增值税的税率、征收率和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在消费税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陆续调整了部分税目、税率。在关税方面，继续完善进出口关税政策和制度。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自2019年7月起施行。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草案）》先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完善所得税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2017年和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修改了企业所得税法的部分条款。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作出了关于部分重点行业实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规定，2019年后适用范围扩大到全部制造业；逐步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规定；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设备、器具允许一次性扣除的规定；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扣除比例的规定；小微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而且逐步扩大减征的范围和力度。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修正个人所得税法，内容包括调整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的划分标准，将部分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征税，调整部分税前扣除规定和税率，完善征收管理方面的规定，自2019年起全面实施。针对个人所得税，近两年国务院陆续出台了新的减税措施。此外，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陆续联合作出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等个人所得税规定。 ——完善财产税制。2016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从价计税方法的适用范围，自当年7月起实施。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自2020年9月起施行。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分别自2018年7月、2019年9月和2021年9月起施行。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要求试点的具体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分别由国务院和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 此外，2016年、2017年、2020年和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分别自2018年1月、2018年7月、2021年9月、2022年7月起施行。 至2024年，我国税制共设18个税种，即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车船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 通过上述改革，我国的税制得到了进一步简化、规范，税负更加公平，且税负水平明显下降，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增强，并在促进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税收收入的持续稳步增长，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展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有关规划、部署，可以预期，我国的税制改革将继续深化，在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合理调整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和完善主体税种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首先，应从宪法、立法法的角度理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狭义看，税收法定可理解为税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关的法律，目前较重要而紧迫的应是增值税、消费税立法；广义看，税收法定应理解为根据宪法、立法法建立完整的税法体系。其次，已经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税种，税制需进一步完善、税法需进一步修改的，也应及时完善、修改，如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最后，除各税种的实体法外，税收程序法也需完善，如税收征管法。此外，为奠定未来制定税法典的基础，应积极研究制定税法总则。 ——合理调整宏观税负。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应与公债发行规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等方面的情况一并考量。因此，应继续把握减税降费政策空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征收管理、提高征收人员的素质、改善征收装备和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征纳工作的效率，降低征纳双方的成本，减少偷漏税费，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抓好其他方面的财源，国有企业应为政府提供更多的收入。继续完善政府支出管理。 ——优化税制结构。应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管理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应继续逐步提高所得税、财产税收入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商品税收入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 ——完善主体税种。在增值税方面，一般纳税人的范围应逐步扩大，税率可进一步简并，税率水平可逐步适当降低。在消费税方面，可根据调节消费的需要，适当调整征税范围和税率，并根据征收管理能力逐步将一些目前在生产、进口环节征税的消费品改为在零售环节征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可适当整合现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可允许纳税人自行选择本人申报、家庭成员联合申报和家庭申报等申报纳税方式，扩大综合所得的征税范围，完善税前扣除制度，适当降低部分法定最高税率。在房地产税方面，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决定，积极稳妥地推进此项改革试点，并将房产、土地相关的税费改革统筹考虑。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原所长 刘佐 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要求“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我国是一个结构转型大国，分析经济增长前景既要看短期，也要看中长期；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一方面，结构转型取得重大进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结构转型尚未完成，并面临着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总的来看，我国结构转型仍有巨大空间，并且成为支撑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最大底气。释放结构转型的增长潜力，需要以结构转型为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经济增长空间 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增长空间，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是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尽管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总体上处在工业化后期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2022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3.16%，2023年这一比重提升至45.2%。到2025年服务消费占比有望达到47%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14亿多人口大国的服务型消费若达到50%以上，不仅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市场也是重大利好。 产业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为38.3%，第三产业占比为54.6%。预计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将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将由2021年的41.5%提升为5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形成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 科技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达到2.64%，2022年我国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6.57%；企业研发支出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9.02%。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研发强度有望超过3%，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基础研发占比有望超过10%，由此形成巨大的科技研发空间。 城乡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202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7.7%。未来几年，城镇化进程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第二，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14亿多人口的结构转型，客观上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这是中国独有的“转型红利”。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的消费潜力。估计到2030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由2023年的45.2%上升到50%左右。由此，将带来10万亿元的新增服务消费规模。在宏观经济增长面临预期不稳的情况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的投资潜力。例如，我国数据基础设施每年将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将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为2万亿元。 城乡结构蕴藏的内需潜力。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左右。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了23%，如果通过城市化把1.8亿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每年可产生2万亿元以上的消费。 第三，经济结构转型将支撑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 例如，城镇化率在超过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3.5%。加上其他方面的结构转型的动力，未来10年年均增长达到5%左右，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着力解决结构转型面临的突出矛盾 在注重解决短期增长压力的同时，更要着力解决结构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结构转型面临多方面挑战。 消费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2023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虽然比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占比水平（45.86%）。我国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对滞后，2013年-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低于城镇居民6-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但与西方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有明显差距，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别达到70%、55.6%、57%。 科技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虽然我国研发强度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2.64%）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7%的平均水平；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6.57%）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贸易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总的来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多，知识密集型、技术产权专利型、资本类服务贸易少这“一多三少”的结构性失衡突出。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为14.18%，尚未恢复到2019年17.15%的水平，与2022年21.88%的全球平均水平有超过7个百分点的差距。2022年，我国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服务、旅行服务等三大传统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为53.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高于G7国家17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结构性矛盾是掣肘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因素的掣肘。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左右；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5.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投资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投资潜力的释放。从投资主体看，2023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50.4%，比2022年（54.2%）下降了3.8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的最低；从投资行业看，2023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65.8%，比202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投资领域民间投资下降与结构性矛盾直接相关。如果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稳定民营资本预期就有可能“事倍功半”。 服务贸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服务贸易潜力的释放。2022年，我国2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中，有12个行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录音、电信、电影和快递服务（包括邮政服务）限制指数在全球排名最高。 第三，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从现实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很重要，深化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例如，有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将使得经济增速在现有基础上提升1.9个百分点。稳企业、稳就业、稳增长，关键是全面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深化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 深化结构性改革，要更加关注体制机制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注重解决结构性失衡与结构性挑战，更加注重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一，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转型进程。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稳定并增强发展预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推进消费结构转型，形成服务型经济，不仅需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还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结构转型，需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改革；推进科技结构转型，需要加快推进科教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等。 第二，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落实中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以市场决定为导向，对不利于结构转型的政策予以修改、调整和废止，减少行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破解政策与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提升政策的一致性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将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比如，加快落实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采取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政府采购、产权保护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既涉及科技体制改革，也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城乡结构转型不仅需要深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更需要深化以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导向，尽快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等制度变革。 第三，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深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推进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 一方面，要以技术、数据、土地等生产要素为重点深化市场化改革。例如，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加快完善数据确权的基本框架，建立数据定价机制，明确公共数据的公有性质，以务实举措形成跨境数据便捷流动的制度安排，完善数字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序流转，深化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着力推进行政体制变革，以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消费潜力为导向推进公共服务等社会体制变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胡雷 | 金融透视 摘要：绿色金融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政策，推动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我国达成碳中和目标，有利于抑制全球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在分析影响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因素的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绿色金融，低碳产业，实现路径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推进农林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22JYB231）] 一、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地球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一系列极端环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危害了人类生存环境及健康安全。为了抑制全球变暖，1997年12月，《京都协定书》中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被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查阅通过。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号召各国采取措施，尽力使升温在1.5摄氏度左右。各国联合起来一起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努力，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而绿色金融则是金融部门为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政策提供金融服务。《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建议》于2016年8月发布，根据其中对绿色金融的定义可以看出，绿色金融的主要含义是金融业为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设相应的金融活动。绿色金融的主要作用是改变资金流向，旨在将资金投入到节约能源和维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如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产业，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低碳产业发展。2022年，我国绿色贷款余额为22.03万亿元，较2021年同比增长38.47%；绿色债券发行总额为8720.16亿元，绿色保险保额也表现出逐年增长趋势，总体而言，我国绿色金融规模持续扩大。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有助于加快我国达成碳中和目标。2015年4月，我国在战略规划中列入了推动绿色发展的相关内容。次年3月，“十三五”规划重申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绿色金融产品结构，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是有机联系的。同时，《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在2016年8月共同发布，该文件的发布代表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设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创建和改进低碳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性，提出可以从金融和能源体系方面对该体系的建立进行推进。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指明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方向，提出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央行工作会议于2021年1月首次具体安排了金融业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融资目标的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大量投资，从2012年到2021年，全球绿色融资从54亿美元增长到5400亿美元，达到了百倍的增长，同时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5年，世界需要累计投资53万亿美元，才能将全球气温控制在2.0℃以下。而投资者旨在将投资金额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及缓解气候变化的活动，通过绿色金融向低碳产业进行投资，避免了投资碳密集度高的企业可能带来的转型风险。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有利于抑制全球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产业发展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全球气候变暖起到抑制作用。同时未来绿色金融产品将继续为节能环保产业的积极发展做出贡献，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动力，以绿色金融支持为保障，推动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需求[3]。 二、影响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因素 （一）政治方面因素 政策支持。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法规规定对低碳产业的支持是推动绿色金融的重要因素[4]。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税收优惠、补贴和奖励计划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支持低碳产业，降低其投资风险和成本。 国际合作与协议。国际合作和协议对于绿色金融和低碳产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如巴黎协定）的签署和执行，以及国际间的技术转让和合作都可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政治稳定性。政治稳定性是吸引绿色金融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5]。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提高投资者对于长期投资的信心，从而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 （二）经济方面因素 市场需求。市场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6]。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的关注逐渐增加，企业和机构也越来越重视环境责任。这种市场需求推动了低碳产业的增长，进而吸引了更多的绿色金融资本。 投资回报率。投资者通常会考虑投资的回报率。低碳产业的发展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但长期来看，这些投资可能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回报。如果绿色金融项目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投资者将更有可能支持这些项目。 成本效益。低碳产业的发展可能涉及高技术成本和初始投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实现，这些成本可能会下降。经济上更具有成本效益的低碳解决方案更有可能吸引绿色金融的支持。 能源政策和价格。能源政策和能源价格的调整也会对低碳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政府的能源政策和支持措施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采用，而高碳能源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提高低碳产业的竞争力。 （三）生态方面因素 环境政策和法规。有健全的环境政策和法规框架可以提供对低碳产业的支持和保护。政府的环境政策和法规可以激励绿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低碳产业，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7]。低碳产业需要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营，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自然资源管理。低碳产业的发展通常涉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8]。合理管理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对于低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科学技术方面 技术创新。创新的低碳技术和解决方案是吸引绿色金融资本的关键因素。投资者更倾向于支持具有创新性、高效能和可扩展性的低碳项目。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高低碳产业的竞争力，还可以降低其成本，增加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绿色金融支持。 信息透明度和报告标准。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数据是绿色金融决策的基础。投资者需要了解低碳产业的环境绩效、碳排放情况和可持续性报告等方面的信息，以便评估其风险和回报。因此，建立透明度和标准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对吸引绿色金融资本至关重要。此外还受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绿色金融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9]。这包括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碳排放交易和可持续发展指数等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降低低碳产业投资的风险，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三、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政府层面 积极运用政策工具促进资源向低碳产业倾斜。政府政策层面首先应注重信贷金融的指引与导向，把绿色金融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程度以及碳减排量的节约程度作为可进行交易的资本，在政策上向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提供信贷服务倾斜，对于使用绿色低碳的原材料以及新能源的企业提供信贷、绿色信托以及绿色金融融资等优惠服务。其次注重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低碳产业的发展过程需要聚集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面因素，根据重要因素制定相应的技术扶持以及人才引进计划来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最后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制度，对于绿色金融的具体环节提供法律保障。 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及碳排放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在环境保护方面为运用低碳技术的各产业、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低碳产业发展来说，碳排放是工业的重要领域，双碳目标已经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要求，需要匹配大量资金作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10]。低碳产业发展也对我国的双碳目标意义重大。低碳产业发展代表工业化进程仍在继续，但同时也要兼顾双碳目标的完成，在发展与环保的平衡中，需要以绿色金融为突破口，发展低碳产业绿色信贷的保险服务。低碳企业使用绿色金融服务过程中需要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政府应当积极完善碳排放交易平台，保证碳交易市场的流通性。 推进绿色金融以及低碳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建设。政府重点需要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提升新能源开采、清洁技术以及低碳材料的开发能力，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控制污染源，开展循环经济。建设有关绿色金融体系及碳排放、碳交易信息技术共享平台，以统一的碳排放计量单位对各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用以及碳足迹进行记录，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成本，为低碳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二）企业层面 企业应依据自身发展特点选择相匹配的绿色金融产品。企业贯彻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环保目标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拓展的各项业务不断创造盈利空间，扩大金融服务领域[11]，实现绿色金融与低碳发展的匹配，绿色资金才能流入到企业中。企业在需要资金支持时需要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区位优势来选择相应的绿色金融产品，根据条件的综合评估制定相应的绿色金融融资模式，使企业低碳发展与绿色金融相匹配，保障资金渠道的顺畅。 推进构建企业“低碳”园区产业集群。低碳企业注重对于资源的循环利用，应用新能源以及新工艺来减少碳排放量。构建低碳产业集群能够实现企业内加工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每个企业为环保付出的成本，园区内的企业之间实现低碳技术、优惠政策制度以及环保理念的共享。低碳企业集群形成的经济园区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及人才，也能降低采用绿色金融产品所耗费的信息成本。 注重企业低碳技术及装备创新水平的提升。绿色金融提供的资金大部分应用于企业的科技赋能，实现低碳环保目标的核心在于企业的生产加工技术水平以及设施装备的效率。企业在生产源头采用新能源，过程中运用清洁生产机制及低碳技术设备[12]，生产末端运用循环经济原理将废弃物再生利用，将相应技术难题攻克进而对技术及装备进行创新，既能够提升低碳企业自身竞争力，同时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实现低碳经济。 参考文献： [1]郭峰，程亚欣.绿色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08）：92-95. [2]类晓东.绿色金融对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22. [3]刘媛.“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经济师，2023（05）：111-113. [4]郭爽.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问题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04）：55-59. [5]孙涵，马珲，张馨匀.山东省投资环境的评估分析[J].现代商业，2020（14）：84-85. [6]王琦淼.基于互联网经济的绿色金融创新性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8（28）：106-107. [7]黄璟轩.基于低碳经济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探索[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9（11）：28-29. [8]刘震.低碳概念下的建筑设计应对策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3（14）：51-53. [9]布仁门德.经济转型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及金融创新问题探讨[J].市场论坛，2016（12）：10-13. [10]马骏.“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实践[J].中国金融，2021，No.952（10）：54-55. [11]王玉婧，江航翔.以绿色金融助推低碳产业发展的路径分析[J].武汉金融，2017（04）：54-56. [12]白雪莲，李佳.创新绿色金融助力沈阳绿色低碳发展[J].中国市场，2023（18）：55-58. 作者简介：王宏丹（2000—），女，湖北利川人，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曹玉昆（1962—），通讯作者，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宏丹；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曹玉昆 “五大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的提出，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指明了方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深入学习领会“五大监管”的内涵要义，结合基层监管实践，对如何做强“五大监管”进行了探索。 认识“五大监管”的内在逻辑 “五大监管”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其中，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是着力点，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是方法论，总体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构成监管的二维平面。机构监管是“点”，核心在于管好机构这一金融市场的重要节点，防止出现“坏点”；点“动”成线，行为监管是“线”，关键在于规范机构经营行为，维系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纽带”；线“聚”成面，功能监管是“面”，重点是对同类金融业务分“区块”统一监管，防止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的监管套利。二是由面纵向穿透，构成三维立体监管。穿透业务实质、风险本质，这是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做深做实的重要保证。三是叠加持续监管，实现四维全时空监管。将监管贯穿机构新设、成长、退出全过程，贯穿风险萌芽、演化、暴露、处置全周期，根据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手段，以监管质效的“螺旋式”上升，确保金融长期安全稳定。 打个形象的比喻，金融体系可以比作交通体系，金融机构是承载金融资源、金融福祉的各类“交通工具”，“五大监管”则相当于“交通治理”。机构监管是管住“海陆空天网”的各类“交通工具”；行为监管是打击“交通违章”，遏制驾驶行为的违法性和负外部性，维护“交通秩序”；功能监管是分类制定海运、空运、陆运等“交通规则”；穿透式监管是穿透“驾驶员”安全意识、行为乃至人性，纠正思想偏差，做到“文明”驾驶；持续监管是通过持之以恒的“交通治理”，实现高效、顺畅、安全的“交通状态”，最高境界是将规则牢牢嵌入治理、深入人心，实现整个“交通体系”规范有序的“自动”运转。 发挥“五大监管”的作用 第一，机构监管。机构是所有金融功能、金融行为、金融资源的承载主体，机构监管是“五大监管”的主轴。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完整、类型繁多、层次复杂，发展定位、风险特点存在显著差异，监管难度和监管压力较大。其中，地方法人机构是基层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其监管的核心在于治理不良资产、不良高管、不良股东三个“罪魁祸首”，这是防范地方法人机构劣变为高风险机构的“先手棋”。一是常态化推进清欠追责。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面摸清风险底数，逐笔建立问题资产台账，借助行政、司法等力量协同清收，同步查明风险成因，涉及违法违纪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或公安机关处理。二是系统化管控高管选任。探索建立全国性的高管信息库，优化资格审查、履职评价等形式，突出实质监管。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常态化会商，从专业角度为其提供机构高管选任意见。探索建立全省金融人才供需撮合平台，坚持“金融家办金融”，按照“需求主导、市场运作”原则，将国有大型银行的优秀金融人才输送至地方中小法人机构。加强高管准入与后续监管衔接，对比履职前后机构风险指标变化，对履职不力的及时调整，对失职渎职的启动问责，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三是穿透式管控股东股权。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股东信息库，辅助准入审查，隔离问题股东。动态监测股东经营效益、负债水平、负面舆情等情况，特别是穿透监测股东大额融资、投资入股、股权质押等涉金融行为，高度警惕债务激增并在金融市场“跑马圈地”的股东，及时建立“防火墙”。重点关注股东、高管采取的一致行动，防范股东、高管形成利益共同体，侵蚀银行利益。依法清退对风险负有重大责任的股东，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二，行为监管。行为监管是将所有金融行为全部纳入监管，既管“有照违章”，更管“无证驾驶”，坚持“长牙带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是惩治持牌机构“有照违章”，做到“违章必纠”。实施全报表监管，对资产端、负债端、权益端的各个会计科目全面贯通审视评估，透过“全报表”看数据，运用勾稽关系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实现资产、负债、权益一体监管，会计、信贷、风控综合审视，挖掘其背后的战略、管理、文化，进而分析其经营稳健性、审慎性。与财政等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财务造假、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提供虚假证明等行为，既惩“首恶”，又追“帮凶”。二是严管非法组织“无证驾驶”，做到“违规必罚”。加强对本辖区“两跨两新”（跨部门、跨地区和新业态、新产品）金融活动的监测分析，不断强化与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按照“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原则，拉紧责任链条，分兵把守各自监管领域，坚决清除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三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做到“人民至上”。开展金融知识宣教，加强“三适当”管理，做好事前源头预防。构建金融机构处理投诉、行业组织开展调解、监管部门指导督促、与法院诉调对接“四位一体”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确保消费者声音“进得来”、诉求“办得快”、纠纷“解得开”。聚焦一个时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问题，通过专项督查、稽核调查等方式，深挖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从根源上加强治理。 第三，功能监管。功能监管就是把所有的金融功能和金融创新纳入监管，坚持“同一业务、同一标准”原则，对跨机构跨领域跨市场的同类金融业务实施贯通监管，防止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实践中，可以从法律关系切入，区分业务本质，做到统一监管。一是委托代理关系类业务，包括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私募基金等资管产品，其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应统一产品定位，确保产品服务于投资人而非融资人，防止资管产品蜕变为不良企业的“提款机”；统一净值管理，坚决清理带有刚性兑付性质的资管产品；统一信息披露，缩小信息披露差异，提高产品的横向可比性，节约监管成本和投资者查询成本。二是借贷关系类业务，包括贷款、小贷、典当。对于此类业务，功能监管的核心在于统一标准。一方面，对贷方（金融机构）统一风控要求。例如，统一贷款集中度、杠杆率等监管指标，统一建立贷款“三查”、审贷分离、贷款风险分类等风控制度。另一方面，对借方（企业或个人）统一限制信贷投放领域。例如，均不得用于股票、金融衍生品投资，不得以贷还贷、以贷还息。三是租赁关系类业务。包括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实质都是融物与融资的结合。目前行业特征是“一个市场、两套监管体系（即《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和《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应做到监管规则统一、租赁物适格性一致。四是保险关系类业务。包括财险、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等产品。应对不同类型机构销售的同一类型产品（如财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共同销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统一监管，对同一产品的不同销售渠道（如保险公司直销和中介机构代理、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统一监管，对同一产品的不同理赔标准统一监管。 第四，穿透式监管。穿透式监管的核心是反制规避监管、反制监管套利，是对风险实质、业务实质、行为实质的“一穿到底”，贯穿于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等各个监管环节，最终穿透的是金融伦理、金融生态、金融文化。一是穿透资金流向。金融创新再“眼花缭乱”也离不开资金这一载体，必须抓住资金流向这个本质穿透到底，决不能被各种“严丝合缝”的假象遮蔽了双眼。二是穿透会计科目。坚持既看“表”又看“账”，对会计科目进行穿透，通过资债逻辑、损益平衡、收支变化，判断机构真实风险情况。三是穿透股东股权。全面收集、筛查、分析股东信息，穿透股东真实经营状况，严禁无序跨业、杠杆率过高、严重失信企业入股。穿透入股资金来源，严防循环注资、虚假出资、非自有资金入股。四是穿透公司治理。分析机构发展战略、授权机制、问责体系等，穿透该机构公司章程的规范性，穿透KPI考核体系的合理性，穿透绩效薪酬管理分配的适当性，穿透内控制衡的有效性，穿透合规建设的持续性，找出公司治理短板，推动风险源头治理。 第五，持续监管。持续监管重在通过构建监管责任闭环、定期复盘监管行为、及时纠正监管偏差等措施，实现监管制度、监管流程、监管体系持续完善，最终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实践中，可聚焦风险防控、机构治理、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着力优化完善“三项机制”。一是构建风险预警处置机制，实现金融风险全周期监管。贯通风险监测、识别、预防、处置各环节，综合不良、拨备、资本、流动性等监管指标，公司治理、案防合规等内部因素，股东经营状况、区域经济发展等外部条件，对机构进行风险“精准画像”。在此基础上，压实责任、精准研判、果断出击，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二是构建检查纠改治理机制，实现违规问题全链条监管。做好查证定性、惩处震慑、整改纠偏等工作，贯通准入、检查、处罚、治理等各个环节，实现查打结合、破立结合、惩教结合、管育结合，切实推动机构提高内控治理水平，提升发展质量。三是构建消保协调管理机制，实现侵权行为全过程监管。围绕维护秩序、规范行为、吸纳民意、宣传教育等环节，联动非现场、准入、检查、处罚等职能，形成问需于民、问效于民、问计于民的闭环流程，全面提升消保工作质效。 提升“五大监管”的效果 第一，推进管理再造。一是加强流程制管理。聚焦行政许可、非现场监管、检查稽查、行政处罚等监管权力，优化运行流程，改进操作规程。一方面，强化有效制衡，突出审决分离、查处分离、交叉复核，杜绝“一手清、一人管、一家包”；另一方面，强化相互协同，聚焦“机构、行为、业务”打通壁垒、集成信息，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监管统筹，防止“各管一段、忽略全局”。二是加强清单式管理。梳理完善各级监管部门职责清单、任务清单、目标清单、标准清单，强化全员的责任意识、标准意识、时限意识，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高效推进。三是加强精细化管理。监管计划要精深、监管靶向要精准、监管措施要精当，努力在监管行动上做减法，在监管实效上做乘法，持续提升监管“产出比”。 第二，强化科技支撑。一是提升监管便捷度。推动监管信息系统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之前系统能收集什么，监测就看什么；系统可查询什么，检查就用什么；转变为分析涉及什么，系统就抓取什么；穿透需要什么，系统就生成什么，不断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汇聚融合水平。二是增强监管智能化。聚焦机构生命全周期、风险演化全链条，推进行政许可、非现场监管、稽查检查、行政处罚、消保维权、行政复议等所有履职行为的线上化运行，研制远程监管、移动监管设备，建设识别研判、预测预警模块，确保监管人员提前知、提前控，全程知、全程控。三是探索监管数字化。把监管履职过程所需要的事实、规则、程序等要素加载至数字化系统中，实现由可视展示分析、多元精准画像、智能提示提醒，向目标精准、及时敏捷、穿透性强的自动执法决策迈进，确保标准客观统一。 第三，锤炼监管能力。一是激发干监管动力。探索完善岗位匹配度、历史贡献度、群众公认度“三维”评价体系，注重从实干、实绩上精准识别考核干部。二是培养善监管本领。推进靶向化培训、实战化练兵、精准化赋能“三维”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培训学习、轮岗交流、跟岗锻炼，有序推进干部到风险监管一线“拼刺刀”、到改革攻坚前沿“显本领”。三是搭建强监管阶梯。打造专家上讲台、专业撑舞台、先进带平台“三维”成长体系。秉持创办“监管大学”的理念，建设内部“师资库”，树牢专业治局、专家治局、工匠治局的导向。 第四，淬炼监管意志。一是让思想得解放。聚焦“五大监管”定期组织专题讨论辩论、专项调研座谈，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状态从惯性思维、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消除一切惰性、僵化的认识误区，突破旧有工作藩篱。二是让精神受洗礼。用好辖区红色资源，创新开展机关文化、监管文化营建工作，激励干部职工从西柏坡赶考精神、赛罕坝艰苦奋斗精神中汲取营养，将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践行在岗位上。三是让认知有提升。持之以恒推进监管的“自我革命”，补上监管规制短板，补上监管治理弱项，塑造金融监管权威形象。 第五，完善助推机制。一是强化目标导向，用好考核“指挥棒”。改变考核指标“一刀切”“一锅煮”的状况，设置类型化、差异化考核指标，以公平客观防范懈怠，以正念正气激励作为，着力纠治庸、懒、散、浮、拖“五毒”。二是强化结果导向，用好督办“跟踪器”。改进督办方式，把督认识、督责任、督作风摆在突出位置，以认识到位促履职，以责任落实促进度，以作风过硬促成效。三是强化问题导向，用好监督“紧箍咒”。加强纪检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的协作配合、贯通协同，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管控、所有岗位的全方位监督，坚决整治监管失职渎职行为，切实以强监督促进强监管。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文刚 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提高紧急状态下风险研判的准确性，完善系统性风险认定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2024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是防控风险的重中之重”“对系统性风险要有认定办法”（《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第14，97，98，99页）。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框架。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备受关注，相关国际组织和经济体开始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尚未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统一定义，但各方定义的内涵大致相同，即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引发金融体系整体或关键功能受到破坏、金融服务大范围中断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冲击的风险。 总体而言，尽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应包含上述基本要素，但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套定量可操作的分析认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标准和流程。实践中，各经济体决策部门在分析认定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多数是结合“定量+定性”因素、出于“主观+客观”的判断、考虑市场周期状况、统筹政治经济金融多方面因素考量，在风险爆发的短时间内作出综合权衡。 2023年3月以来，国际银行业危机爆发，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以及瑞士信贷接连出险，决策部门对相关风险是否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作出了快速判断，推动了风险的有效处置。 二、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银行出险及风险认定情况 （一）硅谷银行 ●硅谷银行基本情况 硅谷银行是一家主要向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业提供服务的银行。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资产总额2090亿美元，排名全美第十六，存款余额1754亿美元。2022年高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困难，不得不消耗存款维持生存，硅谷银行遭遇持续存款流失，并被迫出售所持证券，造成大量因加息而产生的浮亏变为实际亏损，股价暴跌，遭受挤兑。2023年3月10日，硅谷银行被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关闭，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FDIC于3月13日成立过桥银行承接原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包括受保和未受保存款）以及几乎全部资产，维持银行正常经营。3月26日第一公民银行收购硅谷过桥银行1100亿美元资产并承接存款等负债，剩余资产由FDIC继续处置。 ●认定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硅谷银行风险是否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经历了一个从“否”到“是”的变化过程。3月10日FDIC判断其风险属于个体风险，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处置策略，设立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民银行，对25万美元以下的受保存款进行保障，未受保存款人将根据FDIC后续出售硅谷银行资产的情况得到相应比例资金。但该种处置方式当时会导致更多的银行挤兑和金融风险传染，尤其是当时市场极度脆弱，已经出现了其他美国区域银行未受保存款挤兑的苗头，签名银行风险也已爆发。经美联储和FDIC建议、由财政部长协商总统后决策，确认硅谷银行倒闭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于3月12日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转变了处置策略。 当局判定硅谷银行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考虑了挤兑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硅谷银行倒闭较为突然，FDIC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寻找满足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潜在收购方，若不认定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则只能对受保存款提供保障，而根据硅谷银行财报，超过25万美元存款保险偿付限额的存款约占90%。这可能引发整个银行体系的未受保存款尤其是和硅谷银行有类似商业模式的区域银行遭受挤兑，导致风险快速扩散。另一方面，硅谷银行的存款中对公存款占比较高，其持有者多是科技类和生命科学类中小企业，如果按照常规风险处置，相关企业势必会蒙受重大损失，影响企业正常运营，重创美国科创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二）签名银行 ●签名银行基本情况 签名银行主要服务于加密资产行业。截至2022年末，签名银行总资产1104亿美元，存款余额886亿美元。由于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动荡，签名银行遭遇持续存款流失。2023年3月12日，签名银行被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关闭，并由FDIC接管。同日，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风险处置同时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签名银行存款得到全额保障，FDIC设立过桥银行承接原签名银行的所有存款和大部分资产。3月19日，纽约社区银行收购签名过桥银行384亿美元资产并承接存款等负债，剩余资产仍由FDIC继续处置。 ●认定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此前硅谷银行出险已使市场信心十分脆弱，签名银行被迅速认定为具有系统性金融风险，考虑因素与硅谷银行类似。签名银行未受保存款比例超过90%，出险时发生了未受保存款挤兑，若不妥善处置风险，其未受保储户中占很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和加密资产企业可能因存款受损而无法支付工资和货款，甚至可能导致未受保存款挤兑蔓延至整个银行体系。3月12日签名银行和硅谷银行同时被宣布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 （三）第一共和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基本情况 第一共和银行主要向高收入群体提供服务。截至2022年末，第一共和银行资产总额2126亿美元，存款余额1764亿美元。受硅谷和签名银行倒闭事件影响，第一共和银行因其未受保存款占比较高（占67%）等原因引发市场关注，存款持续流失。2023年5月1日，第一共和银行被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关闭，并由FDIC接管。同日，FDIC宣布摩根大通收购承接第一共和银行大部分资产、所有存款及分支机构，未被承接的债权和股东权益留在“老壳”破产清算。 ●未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 第一共和银行风险处置未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第一共和银行风险处置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采取促进摩根大通市场化收购承接的常规处置策略，实现了对存款全额保障。摩根大通收购承接的主要交易结构为：一是摩根大通收购第一共和银行资产2075亿美元（公允价值1847亿美元）和经营价值11亿美元（主要为收购核心存款带来的价值），并承接负债1220亿美元，其中包括924亿美元存款；二是FDIC向摩根大通提供500亿美元5年期固定利率融资工具，并与摩根大通签订损失分担协议，约定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为期7年80%的损失分担，为商业贷款（包括商业地产贷款）提供为期5年80%的损失分担，促成收购承接；三是部分资产、负债以及全部股东权益未被承接，保留在第一共和银行“老壳”破产清算。 第一共和银行被摩根大通收购承接的处置策略通过了成本最小化测试。根据FDIC估算，收购承接策略可以最大化保留第一共和银行的经营价值，处置成本约为130亿美元。而如果采取存款直接偿付策略，第一共和银行破产清算将使资产大幅贬值，FDIC将承担更大的处置成本。此外，一般情况下美国监管机构不允许收购后单家金融机构持有美国超过10%的存款，摩根大通已经超过了这一门槛，本应被禁止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然而为满足成本最小化原则，FDIC应选择最友好的收购方案。据报道，摩根大通能够收购第一共和银行是因为给出了“迄今为止最理想的交易”条件。 第一共和银行经营模式偏向传统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关联度较低，客户群体对实体经济影响较小。第一共和银行资产中以贷款为主，金融投资占比不高，与金融市场关联度较低。客户群体以高净值客户为主，而非像硅谷银行之于科创行业以及签名银行之于加密资产行业，对实体经济冲击较小。即便如此，没有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决定性因素还是FDIC成功促成了摩根大通以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方案市场化收购承接第一共和银行的相关资产负债。如果没有银行愿意提出满足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收购承接方案，处置第一共和银行时是否需要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可能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分析判断了。 （四）瑞士信贷 ●瑞士信贷基本情况 瑞士信贷是瑞士第二大银行，也是2022年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之一。截至2022年末，瑞士信贷资产总额5314亿瑞士法郎，负债总额4860亿瑞士法郎，其中客户存款余额2332亿瑞士法郎。该行问题由来已久，2021年接连卷入Archegos基金爆仓、供应链金融公司Greensill破产事件，2022年下半年又因陷入流动性危机舆情以及瑞士放弃中立立场参与制裁冻结涉俄资金，存款持续大规模外流。瑞士信贷2022年净亏损约73亿瑞士法郎，第四季度存款流失1437亿瑞士法郎。2023年3月14日，瑞士信贷在其推迟发布的2022年年报中承认财报程序存在“重大缺陷”，普华永道就其2022年财务报告内控的有效性发布了“否定意见”。15日，瑞士信贷第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明确表示不会向其增加投资，当时硅谷银行等美国区域银行的动荡极大恶化了市场情绪，瑞士信贷股价崩盘。为处置风险，瑞士政府、央行和监管机构积极介入，促成瑞士银行于19日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并为该交易提供2000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支持。同时，瑞士政府为瑞银集团接管资产承受损失超过50亿瑞士法郎的部分提供90亿瑞士法郎的担保。 ●认定系统性金融风险 瑞士信贷是30家G-SIBs之一，其风险自然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会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每年评估G-SIBs并发布名单，瑞士信贷自2011年首份名单发布至出险前每年均被评为G-SIBs。G-SIBs评估考虑规模、关联度、复杂性、可替代性和跨境业务五个维度指标，只衡量银行倒闭的破坏性大小，不衡量银行倒闭概率。在2022年G-SIBs名单中，瑞士信贷位列系统重要性程度最低的一组。根据G-SIBs定义，瑞士信贷入选名单表明，一旦无序倒闭，将对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造成重大冲击，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其风险自然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 瑞士政府对瑞士信贷的处置策略超出了一般G-SIBs处置机制要求，没有执行恢复和处置计划。按照国际准则，G-SIBs需要在其正常经营时就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并每年更新，一旦爆发风险，先根据恢复计划努力自救恢复正常经营，若恢复失败则根据处置计划进行有序处置。 瑞士政府被迫出手干预瑞信处置，迅速促成瑞银收购瑞信，总体看是出于几方面考虑。一是瑞信业务遍布全球且规模巨大，跨境业务活跃，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程度高，如果破产将对瑞士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当时投资者信任危机爆发、美国区域银行接连出险的情况下必须第一时间处置风险。据瑞士专家估计，若瑞信“无序破产”，其影响可能达到瑞士经济产出的两倍以上。二是其他备选处置方案成本高、时间长，行政主导的处置更加有效。瑞士财政部长凯勒萨特表示，其他选项包括国有化和有序关闭。瑞信国有化的方案需要的决策时间太长，且瑞士政府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舆论对国有化方案接受度较低。有序关闭不仅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瑞士将成为首个关闭G-SIBs的国家，政府并不想为此冒险。 三、美国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起源、定义和援引程序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美国银行危机期间，FDIC的处置措施除保护受保存款人外，还经常保护未受保存款人和债权人。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是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产生的基础。1991年2月，国会授权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研究，建议FDIC在可能情况下应当仅对受保存款人进行保护，实现破产银行处置成本最小化。然而，该研究指出“系统性风险存在时，可能需要作出保护未受保存款人的决定，即使这一决定不符合成本最小化的处置原则”，同时指出需要“在存在系统性风险并需要政府采取特别措施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并建议如果美联储和财政部同意保护未受保存款人，需要共同作出系统性风险的认定。 国会将对系统性风险的认定纳入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如果保护未受保存款人和债权人会增加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成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禁止对其提供保护，除非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 为防止滥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援引程序严格。在FDIC董事会和美联储董事会均提交三分之二多数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财政部长与总统协商后作出批准援引的决定。之后，FDIC将被授权在必要时采取救助措施，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 实践中，一般决策流程为相关部门先进行非正式沟通达成初步共识；而后由FDIC和美联储工作层分别起草一份备忘录供各自董事会投票参阅，内容涉及出险机构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近期经营情况、短期内资金流入流出情况测算、监管历史（主要是监管评级及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意见等）、采用针对一般风险的常规处置方案的危害、建议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后采取的超常规处置方案；而后FDIC和美联储董事会分别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是否采纳备忘录中的建议；若FDIC和美联储董事会均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则分别向财政部提交书面建议，由财政部长协商总统后正式批准。 四、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框架 从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四家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定情况可以看出，对单家银行风险是否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定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必然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FSB和BCBS已建立了G-SIBs评估认定框架，各主要经济体也建立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认定框架，如果全球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则天然应判定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类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国际银行业危机处置的经验，认定时除了考虑银行自身的经营情况与风险特征等内生因素外，还要考虑对区域经济或特定行业的潜在影响、当时市场所处周期情况、经营模式同质化程度和风险共性程度、是否出现了新的业务模式和风险形态等外生因素。 （一）认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已有成熟体系 BCBS制定的G-SIBs评估体系共包含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和跨境业务五大维度指标（见表1）。2022年入选的瑞信位列系统重要性程度最低的一组。可以认为，入选G-SIBs名单的银行一旦倒闭，会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系统性影响。 
除G-SIBs评估体系外，主要经济体也建立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体系，主要考虑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四个维度，与G-SIBs评估逻辑类似，只是聚焦于银行在一国之内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减少了对跨境业务的考量。以我国为例，2020年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规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即需考虑上述四个维度指标（见表2）。2023年入选我国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银行中1，规模最小的是南京银行，其表内外资产余额约2.5万亿元（表内总资产约2.1万亿元）。可以认为，入选的国内银行一旦倒闭，必然对本国金融稳定造成系统性影响。 
（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单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出险一般不被认定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案例表明，在特定风险形势和市场环境下，决策部门也可能将单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认定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判定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是否具有系统性金融风险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层次的因素。 第一，避免对区域经济或特定行业产生重大冲击，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虽然一般不会直接对全国经济整体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但若在对特定区域或行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其倒闭可能使相关客户短期内难以持续获得金融服务，或因未受保存款损失而无力支付工资货款，进而对特定区域或行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甚至将风险蔓延至整个实体经济，从而具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征。在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均为深耕科技领域的头部机构，与加密资产行业和科创行业联系紧密。其中，硅谷银行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所占市场份额超过50%，签名银行是美国首家开展区块链数字支付业务的投保银行。若不及时处置风险，上千家科技公司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拖累美国大批风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陷入财务困境，波及更多科技公司，削弱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先优势和创新活力。实际上，美联储已观察到硅谷银行的部分企业客户在银行倒闭当周周末无法支付工资，被迫以90%的价格出售其未受保存款提款权换取资金。 第二，防止市场处于恐慌状态时发生风险传染，引发有共性问题的机构大规模出险。虽然单家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的直接影响不大，但若市场处于较为恐慌和脆弱的状态，则可能导致市场信心崩塌，引发踩踏式的一致避险行为，甚至引发市场参与者对其他有共性问题的机构的挤兑，导致风险大范围传染，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案例中，很多区域银行与其有类似问题。其一，未受保存款比例畸高，短期内存款大规模流失。二者出险时未受保存款比例均超过九成，且均在短时间内遭遇了大规模存款流失，未受保存款挤兑直接导致其破产（见表3）。而2021年美国银行体系中未受保存款比例已上升至45%。若采用成本最小化的常规风险处置方式，可能加剧美国其他银行的未受保存款挤兑压力，引发负面连锁反应。实际上FDIC当时已经收到多起企业提取大量未受保存款的报告。据美国专家学者测算，若半数未受保存款被提取，将导致186家银行不能足额偿付所有受保存款。其二，加息环境下持有债券资产遭受大额浮亏。硅谷银行持有至到期资产因加息而产生大量浮亏，为应对取款压力抛售相关证券而使浮亏变为实际亏损。加息产生的持有至到期债券巨额浮亏问题是当时美国银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若硅谷银行风险处置不当，可能导致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银行出险，引发风险传染。 
第三，防止非传统业务模式产生新的风险形态超出决策预期，需要更审慎、更及时评估。随着技术创新发展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的演化，部分银行的业务模式发生较大变化，其风险也可能呈现新的特征。例如受技术变革影响，银行资金可通过在线渠道迅速流转，社交媒体可快速广泛传播负面舆情，导致银行挤兑风险防控难度加大、影响范围更广。在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案例中，存款通过线上渠道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挤提，并通过社交媒体迅速发酵，银行挤兑呈现出较传统的线下挤兑完全不同的线上挤兑（digitalrun/onlinerun，Twitterrun/Wechatrun）形态，极大地缩短了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时间窗口。面对这类新的风险形态，决策部门很难参考原有经验按照常规策略处置风险，更倾向于从底线思维出发，采取相对审慎的策略将其认定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调动更多资源、采取紧急措施扑灭风险。 五、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的对比 与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美国主要是区域性中小银行出险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规模最大的几家银行爆发风险。当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概念尚不成熟，也没有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作出特别安排。美国为妥善处置美联银行、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三家大型银行，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援引了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2。当局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时，考虑的因素已暗合此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规模、与金融体系其他部分的关联度、业务复杂性等方面，与2023年国际银行业危机中处置中小银行的考虑因素有所差异。 
（一）美联银行 截至2008年6月末，美联银行总资产约7800亿美元，是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出险主要是因其选择性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投资组合和商业房地产贷款组合出现亏损以及流动性状况恶化。2008年9月25日晚，美联银行两大常规交易对手拒绝向其提供隔夜贷款。9月26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后的第二天，周五），美联银行股价急剧下跌，信用违约掉期利差明显扩大，存款人竞相从美联银行取款。美联银行同日向美国货币监理署报告，若无救助，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支付债权人于9月29日（周一）上午到期的偿付要求，并同时确认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为潜在收购方。10月12日，美联储批准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 美联银行风险处置是首次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案例。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前期提出的收购方案均需要政府救助，无论选择哪一收购方案均需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 美联储和FDIC建议首次启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美联银行规模庞大、业务复杂，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对美联银行存在大量交易敞口，美联银行为大量交易工具提供了备用流动性支持；美联银行是国内外清算和结算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如果用成本最小化的常规策略处置美联银行，可能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国商业银行风险（因为每个账户只有存款保险限额内的存款能得到保障），使本已不稳的金融环境继续恶化，并影响大部分美国家庭和企业。 最终，9月29日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被首次启用。FDIC最初选择了花旗集团的收购方案，同意为其分担部分损失。但随后富国银行提交了新的收购方案，不需要FDIC分担损失，最终富国银行收购方案被批准。 （二）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集团，在100多个国家展业，截至2008年6月末总资产约2.1万亿美元。2008年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引发包括花旗集团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动荡。主要贷款机构质疑花旗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一些银行开始限制或减少花旗集团信用额度、要求其提供额外的抵押担保，企业开始大量从花旗银行取款，花旗集团股价大幅下挫、信用违约掉期利差快速上升。 11月23日，财政部、FDIC和美联储宣布，对花旗集团采取一揽子救助计划，包括财政部注资200亿美元，以及财政部、FDIC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花旗集团债务（规模超3000亿美元）的损失提供担保。救助计划实现了化解花旗集团危机的预期效果，花旗集团于2009年12月终止资产担保协议并偿还注资。 认定花旗集团具有系统性风险。花旗集团规模庞大、与金融体系关联度高，难以找到合适的收购方，一旦倒闭将引发系统性风险成为共识。美联储和FDIC决定启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时认为，花旗集团规模巨大、与金融体系关联度高、业务复杂且在全球广泛展业，很难找到合适的收购方3，且若强行安排一家大型机构收购花旗集团，将产生一家规模更大、系统重要性更高的巨无霸机构，一旦再次出险后果难以承受。而放任花旗集团倒闭会对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此，FDIC和美联储认为花旗集团的情况“充分满足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标准”。最终，11月23日财政部长批准了美联储和FDIC关于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对花旗集团进行“经营中救助”的建议。 （三）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是当时美国第二大银行集团，2008年9月末总资产约1.8万亿美元，并且是最大的受保存款持有机构。2008年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和美林证券，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了严重影响。监管部门和美国银行都预计该行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将超过预期，可能引发短期流动性问题并波及美国整个银行业和相关金融市场。为防范风险，财政部通过定向投资计划（TIP）向美国银行注资200亿美元4，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对美国银行1180亿美元的资产池提供损失担保。上述方案与美国银行第四季度亏损财报同日公布，释放了监管层愿意提供救助的信号，提振了市场对美国银行的信心。 认定美国银行具有系统性风险，但是在批准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前局势已缓和，最终未正式启用。美国银行体量庞大，且刚承担了化解美林证券风险的重任，其风险必然属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部门认为美国银行规模庞大、交易对手众多，一旦爆发风险，短期银行间拆借市场、高级和次级银行债市场、衍生品市场及其他相关市场可能陷入崩溃，银行挤兑风险大增，严重动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进而削弱整体经济，属于明显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美国银行披露2008年第四季度财报的前一天，美联储和FDIC即向财政部长建议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对美国银行实施“经营中救助”，以防患于未然。 最终一揽子救助方案与第四季度财报同时发布，稳定了局势。美国银行也在财政部长正式作出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决定之前申请终止救助。 六、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框架 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有一套科学全面的评估框架，涵盖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运行情况、金融机构健康状况甚至金融监管政策取向等多个维度。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中90%左右是银行业资产，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框架，重点是银行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框架。 一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出问题必然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G-SIBs和我国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认定框架均已建立。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本身就意味着该银行一旦陷入偿付能力危机就必然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确保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也就是国内大型银行的审慎经营，持续发挥压舱石、中流砥柱作用。 二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出问题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有认定框架。第一，最根本的仍是基于银行自身经营情况和风险特征进行分析，虽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规模上一般不如系统重要性银行大，但仍可从规模、关联度、传染性、可替代性、复杂性等维度分析其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统筹考虑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出险时的市场周期状况、对区域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是否有很多银行是类似经营模式以及风险是否属于共性问题、是否存在非传统业务模式引发的新风险形态等其他因素。必要时可考虑通过压力测试等其他方式测算银行出险的系统性冲击的大小。第三，结合风险处置具体案例，持续完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认定标准，减少风险认定的随意性。第四，防止两个倾向：一个是要防止将一般性风险故意夸大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处置责任向上级或其他部门甩锅推责；另一个是要防止低估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影响，导致应对措施力度不足、不及时，引发风险扩散、损失扩大。 三是探索研究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和关键行业非金融企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框架。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在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出问题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之一，也会破坏金融资产定价功能，影响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部分关键行业的非金融企业可能因与金融体系关联紧密、风险敞口巨大而将自身风险传染至相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上述对象的运行方式、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与银行差异较大，不能直接套用银行的框架，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探索研究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 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把握好“治已病”和“治未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置风险是灭火，是治已病、抓后端，是不得已而为之，金融风险事后处置成本极高。因此，关键还在于主动防火，治未病、抓前端。宏观上，要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熨平经济波动；微观上，要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加强机构监管、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发挥好监管作为金融安全网第一道风险防线的作用。金融风险通常有着由小及大的演进过程，要完善风险早期预警体系，提高风险认定的前瞻性，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期纠正要有硬约束，要建立健全“不纠正即处置”机制。对已经形成的风险要早暴露、早处置，防止把小风险捂成大风险，把点上的局部风险拖成面上的系统性风险。 五是要把握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只要认定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就必须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处置措施要及时、力度要足够大，否则可能导致风险应对力度不足、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使问题恶化推高处置成本。国际上的教训也反复说明，灭火时浪费一些水不可避免。当然，处置风险的同时，要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强力追赃挽损，依法追责问责，严防道德风险，减少公共资金损失。 注1：2023年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使用截至2022年末数据。 注2：美联银行、花旗集团案例中均正式启用了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美国银行案例中，FDIC和美联储向财政部提交了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的建议，因在财政部长正式批准前局势就已缓和，美国银行自行申请终止救助，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最终未被正式启用。 注3：美国四大银行中，除花旗集团之外的其他三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此前已分别收购了（并承担损失）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美联银行，已无力作为花旗集团的潜在收购方。 注4：此前，美国政府为支持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已于2008年10月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向美国银行注资25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 孙天琦 刘通 | 产业追踪 摘要：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行业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数字化转型成为逆境突围的必由之路。然而，当前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受限于数据基础不足、政策监管相对滞后、缺少针对性的评估体系以及复合背景人才短缺四大瓶颈，转型进展相对落后。建议从统一数据标准、建立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创新监管模式、建设转型评估体系以及培育人才队伍等方面入手，加快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生物医药行业，制药，瓶颈，建议 0 引言 生物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行业。然而，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和创新挑战，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亟需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不仅能够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助于提升全球竞争力。本文将重点探讨我国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困难和瓶颈，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生物医药行业也在迅速崛起，在促进健康、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业界群策群力、积极应对。 1.1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面临多重挑战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近年来，美国加快重塑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格局的步伐，大力吸引生物医药企业回流。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2022年9月12日，美国拜登政府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加速生物技术创新、提升生物制造能力。这表明美国对华技术限制已由信息、能源领域延伸到生物领域[1]。2023年3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明确目标》[2]，设定了新的明确目标和优先事项，在保持生物技术领先的同时，“狂补”供应链。生物医药行业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亟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能力较为薄弱，且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3]。新药研发大多为跟随创新，靶点扎堆、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原创新药仍是短板。我国血液制品、疫苗等生物制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近年来虽有提升，但与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差距仍较大。全球血液制品市场80%的份额被五大国外公司占据[4]；除新冠产品外，国产疫苗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分工中，最有价值的研发、产品创新和品牌能力等均高度集中于欧美国家与地区，我国主要位于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同时，生物医药行业面临持续增加的经营挑战。带量采购等新政下，药品价格大幅下降。受制于“反摩尔定律”，在研发高峰不断被推高后，新药研发难度和成本持续攀升[5]，研发成功率却不尽如人意。行业监管趋严，医药反腐持续深入，对合规经营提出更高要求。 面对多重挑战，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生物医药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是生物医药行业从跟随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维护产业安全的有效手段。 1.2 数字化转型助力生物医药行业摆脱困境 国际生物医药巨头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早，已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意识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巨大潜力和应用价值，葛兰素史克、辉瑞等公司在AI辅助药物研发领域的论文数量进入全球前列[6]。葛兰素史克公司与谷歌公司合作开发计算机视觉模型，自动识别蛋白质晶体图像，准确率远高于人工视觉检查，且大幅节约人力成本。辉瑞公司在新冠口服药Paxlovid的研发过程中，采用了AI与试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仅用几周时间就完成了传统方法需要耗费几个月的晶型预测研究，大大减少了药物开发中的关键环节。在生产环节，国际生物医药企业积极采用数字孪生、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实现产能提升和能源绩效优化等目标。赛诺菲公司位于美国的弗雷明汉工厂通过实时采集数据、构建数字孪生、优化远程生产流程，在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了能耗和碳排放。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国际领先生物医药企业借助区块链等技术开展药品追踪，提高了供应链效率。例如默沙东公司，研发出区块链+AI技术，将药品的生产日期、批次号、运输路径、位置坐标等信息存储在区块链上并实时更新，解决了假药和劣药问题，改善了医药供应链。 2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瓶颈 生物医药行业属于“强监管行业”，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具有特殊要求，因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较为谨慎。与其他行业相比，生物医药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7]。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以下瓶颈。 2.1 数据基础不足以支撑数字化转型 生物医药企业在信息化建设阶段，由于规划不足且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使业务系统分散建设、底层数据可用性较差。部分生物医药企业由于信息系统覆盖不足，大量业务仍需线下进行，难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生物医药冷链物流监控等涉及跨企业协同的场景中，可能存在数据交换标准不一致、数据共享困难等问题。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公共数据资源。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十分重视生物医药大数据资源的掌控和垄断，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和日本DNA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3个生物医药大数据管理机构[8]。我国药物研发严重依赖国外数据资源，基因数据库、细胞病毒株等都需要从国外数据库下载。我国现有的医疗大数据存在数据体系不完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限制了数据价值的释放。 2.2 存在政策法规与监管滞后等问题 AI等技术在生物医药企业产品研发、数字营销等领域潜力巨大，但是面临政策法规真空、监管滞后等问题。AI因算法不透明、难以解释等原因，在监管上有更高难度[9]。在AI+新药研发中，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和AI厂商之间的知识产权分配及质量安全事件归责等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基于AI的软件具有“不断学习”的特性，这对监管机构原有的风险评估和验证方法提出了挑战。数字精准营销、用户在线健康管理等模式可有效提高营销与服务效率，但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当前法律对敏感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数据脱敏要求以及过度收集界定等缺少具体规定，限制了生物医药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的意愿与行动。 2.3 缺少数字化转型成效评估体系 生物医药行业产品研发周期长、风险高，高度重视质量与合规，对变革相对谨慎，而数字化转型涉及各业务环节的全面升级，对追求稳定的行业文化构成重大挑战。由于缺乏针对生物医药行业特性的数字化转型成效评估体系，生物医药企业主要以投资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评价数字化效益。以研发环节为例，新药研发时间长达5～10年，数字化改造的整体效益难以在短期内充分显现，可能会动摇企业信心。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也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及难以量化的安全风险。各业务系统打通扩大了网络安全攻击面，核心数据汇总集中到云端平台，生物医药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一旦遭遇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将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甚至法律风险。 2.4 兼具“生物医药+数字化”背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失 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跨学科人才。例如，AI+新药研发需要既掌握AI前沿技术，又精通新药研发的复合背景人才。然而，生物医药与数字技术两大领域在专业背景、就业导向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使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流动存在困难。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不足，而数字技术人才则缺少对医药行业规则和需求的理解。受薪资导向的影响，数字技术专业人才更倾向于选择互联网公司，只有少数流向生物医药行业。随着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对兼具“生物医药+数字化”背景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3 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数据基础不足、政策法规与监管滞后、缺少数字化转型成效评估体系以及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失等瓶颈。因此，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动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3.1 基于统一数据标准促进数据共享交换 依托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第三方机构等，推动构建统一的生物医药行业数据标准体系，重点围绕生物医药的产品研发、生产与质量管理、流通等环节，针对共享价值较高的数据进行标准制定，涵盖基础标准、安全隐私标准、数据管理标准、数据应用标准等，为内外部数据交换提供指导性要求，降低数据整合难度，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解决生物医药行业数据标准化和共享基础薄弱的问题。加快建立生物医药行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开展生物医药行业大数据交易试点，探索建立生物医药数据交易安全合规监管的制度性工具，有序推动我国生物医药科学数据的归集、共享与流通。 3.2 推动建立生物医药行业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明确生物医药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任务，鼓励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建设生物医药行业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打造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公共数据库、药物不良反应公共数据库、医学影像公共数据库、科研文献公共数据等。建立生物医药行业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共享协议、数据交换标准和访问控制机制等促进数据共享。出台鼓励政策，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和研究机构按标准规范开放共享数据。面向新药研发等专业领域，打造生物医药可信数据空间，打破生物医药行业的数据壁垒。推动建设面向AI训练的大规模高质量标注数据集，支撑生物医药行业应用大数据资源全面提升研发经营效率。 3.3 探索数字化转型下的监管服务新模式 制定AI等新技术在生物医药行业应用的指导原则、规范和标准。明确企业、科研院所等在药物研发及生产过程使用AI技术的规范、风险控制和监管要求。加强对生物医药行业算法模型的验证，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防范由于算法缺陷导致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方面的风险。对于跨界合作的AI+药物研发等创新模式，加强相关法学理论研究，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和责任主体，避免研发风险和纠纷，引导AI+药物研发的规范化发展。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在核心信息系统中搭载自适应算法的情况，明确验证与确认要求，如是否允许AI“自判断、自执行”等。 3.4 加快建设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标准与能力评估体系 结合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建立数字化能力评估体系，涵盖数字化人才、数据资产积累情况、数字化工具标准化程度、开发环境统一性及可复用组件数量等维度，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定期对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进行整体评估。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收益评估体系，在价值增长、运营优化、资源协同、流程合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指标体系设计，对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投资成本分析与绩效评估，对生物医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施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提升空间，从而不断迭代优化转型举措。 3.5 培育生物医药数字化人才队伍 在国家层面制定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人才发展规划，围绕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培养模式和支持政策，建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重点支持生物医药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开展数字化人才培养项目，实现知识和技能跨界融合。鼓励高校开设生物医药数字化方向的交叉学科与课程，培养具有生物医药与数字化技术复合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复合型高端人才。依托重大人才引进计划，着力引进一批从事生物医药数字化前沿研究和应用的顶尖人才与团队。通过薪酬补贴等方式，向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定向配给资助名额。鼓励生物医药企业与数字技术企业之间以科研项目、技术交流等方式实现人才联合培养。 4 结束语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其必要性已不容忽视。我国需要从统一数据标准、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建立数字化转型评估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夯实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推动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提升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朱姝.新形势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中国，2023（8）：17-21. [2]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t al. Bold goals for U. S.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Z], 2023. [3]曹慧莉，魏国旭.2022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形势展望[J].科技中国，2022（1）：43-46. [4]东海证券.血液制品行业深度报告[R]，2023. [5]伍琳，陈永法.我国创新药物研发能力的国际比较及成因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7，10（8）：23-28. [6]陈娟，王婷婷，欧阳昭连.全球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基础研究态势分析[J].中国新药杂志，2022，31（13）：1288-1293. [7]周倩.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探析[J].中国信息化，2021（10）：82-84. [8]张大璐，李萍萍，潘子奇.生物医药大数据：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9，39（12）：110-115. [9]刘晓凡，孙翔宇，朱迅.人工智能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现状与挑战[J].药学进展，2021，45（7）：494-501. 作者简介：王晓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数字化转型研究部工程师，主要从事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数字化转型研究部工程师 王晓玲 燃料电池汽车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部分观点认为燃料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但未来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汽车用户需求与应用场景的多样化、两种技术路线的独有优劣势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会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而是长期共存、互不替代的关系。 自“十五”计划以来，我国持续按照整车和关键零部件“三纵三横”的矩阵式研发布局，开展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燃料电池汽车始终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路线之一。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优势和发展新兴氢能产业的先导领域，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最新进展 产业支持政策走深走实。2020年9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提出将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2021年8月和12月，我国分两批先后批复了京津冀、上海、广东城市群，以及河南、河北城市群启动示范工作。2022年3月，我国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对氢能产业发展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部署。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布，多个省市和地区面向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加速出台专项支持政策，以充分激发行业企业积极性。截至2024年3月，我国各地区发布的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相关政策已接近100项，这些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形成协同互补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引领性的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体系，为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技术标准体系全面更新。燃料电池汽车的标准体系是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的必要基础。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围绕基础术语、燃料电池汽车安全要求、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车载氢系统技术条件、加氢口、示范运行等方面，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国家标准，继而形成了初版燃料电池汽车标准体系。随着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初版标准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产业的发展，因此在2020年至2024年之间，我国从整车（氢电安全、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低温冷起动、动力性）、系统（燃料电池发动机、车载氢系统）、接口与通信（加氢口、加氢枪、通信协议）、部件（空压机、氢气循环泵、氢气喷射器等）多个层级全面更新和完善了技术标准体系，为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技术迭代提供了适度超前的标准保障。 示范应用效果逐步显现。自2020年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以来，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开始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自主化取得突破，市场与产业规模也逐步扩大。截至2024年3月，五大示范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超过1万辆，累计纯氢行驶里程超过1.9亿公里。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场景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包括城市物流、城市公交、中短途重卡运输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燃料电池堆、膜电极、双极板、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泵等核心部件已基本实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并已实现较高的国产产品装车应用率，而质子交换膜、催化剂和气体扩散层等核心材料仍需加速国产化进程。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若干热点问题 1.燃料电池汽车是不是能量转换效率低？过去几年，燃料电池技术在国际上曾被质疑，其核心观点是“电-氢-电”过程的能量转化效率过低。这其中的逻辑漏洞是忽视了氢气的来源方式和氢储能的突出优势。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产氢大国，氢气的来源方式是多元化的，煤制氢、天然气重整制氢、焦炉煤气/氯碱等工业副产氢、电解水制氢等全面发展，车用氢气并非只来源于电解水制氢单一路径，且更不会来源于“火力发电”电解水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弃风弃光电量仍有较高比率。长远来看，氢储能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储能方式，将与可再生能源制氢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再结合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领域用能终端，最终形成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因此，对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先进性的评判不应只局限于使用环节，应将其作为完整氢能体系中的应用端，再综合评判该技术路线的优劣势。 2.未使用绿氢的燃料电池汽车对“双碳”目标有贡献吗？氢气的来源方式直接决定了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路线对“双碳”目标的贡献程度，应充分考虑氢源供给的分阶段、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特点。煤制氢、天然气重整等化石能源制氢是当前主流，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碳排放，但应当与煤、天然气的主流使用方式进行碳排放的比较和评估，不宜“一刀切”。焦炉煤气、氯碱等工业副产氢是中短期的有效过渡办法，故应充分考虑对可能被浪费的能源（副产氢）进行有效利用所带来的减排效果和环保意义。 3.燃料电池技术只适合重载、长途的商用车应用场景吗？当前我国在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上呈现“重商轻乘”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燃料电池技术无法适用于乘用车。一方面，随着加氢基础设施的完善、氢气制储运体系的健全、国产燃料电池技术的进步等利好因素，此前发展较为缓慢的燃料电池乘用车必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乘用车技术更能体现和引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且乘用车的市场体量远大于商用车，因此燃料电池乘用车的发展也势必为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的长远愿景注入强劲动力。 4.燃料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是什么关系？部分观点认为燃料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但未来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汽车用户需求与应用场景的多样化、两种技术路线的独有优劣势就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会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而是长期共存、互不替代的关系。首先，未来的能源供给是多种类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氢能等）并进发展的，其中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在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或领域，直接与交通用能终端（如汽车、船舶等）的结合是独具优势、相得益彰的。其次，汽车用户需求与应用场景是多样化的，比如部分用户不希望改变用车补能习惯、部分场景需要车辆在低温条件下的长续航里程、部分用户期待体验更前沿的新能源技术等，而燃料电池汽车是满足这些多样化需求的理想方案。再次，从安全性角度，与燃油车类似，燃料电池发电所需的氧化剂（空气）与还原剂（氢气）是本征隔离的，所以燃料电池的本征安全性具有明显优势；从补能时间角度，燃料电池乘用车3～5分钟的加氢时间将长期具有明显优势；从使用环节的经济成本角度，纯电动汽车的每百公里花费也将长期具有明显优势。 5.燃料电池汽车与氢内燃机汽车是什么关系？氢内燃机易出现早燃、回火、爆震和氮氧化物排放高等问题，是过去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但近两年氢内燃机技术再次回归各大车企的视野。随之而来的部分观点再次认为氢内燃机汽车将与燃料电池汽车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其实不然，燃料电池汽车与氢内燃机汽车同样作为氢能的用能终端，将是长期互惠互利的队友关系而非敌我关系。面向氢能规模化应用，燃料电池汽车与氢内燃机汽车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是加氢基础设施不足、氢能“制-储-运-加”体系不健全、氢气价格高等，燃料电池与氢内燃机中任一路线的高性能、低成本、长寿命发展都将大幅促进氢能供给体系的完善，进而促进彼此的规模化应用。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是深入加强氢安全科普工作。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化发展必然经历从ToB（商业模式面向企业）转变为ToC（商业模式面向终端客户）的过程，因此深入加强对公众的氢安全科普工作尤为必要。建议通过权威途径定期发布与传播氢安全报告，科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氢电安全设计、储氢系统的防护等级、泄漏检测与应急处理机制及实际运营数据，以事实和数据消除公众忧虑，增强公众对氢安全技术的信任感。 二是加速燃料电池乘用车推广。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与补贴激励。在购车补贴、购置税减免等激励政策基础上，针对燃料电池乘用车设立专项补贴或积分奖励，降低消费者购车用车成本。同时，探索实施差异化路权、不限行免摇号等非货币化激励措施，提升燃料电池乘用车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示范运行与市场培育。在重点城市探索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项目，如租赁、共享、网约车等多元化应用场景，积累市场运营经验，为大规模商业化铺平道路。 三是加快建设氢能高速网络并落地相关政策。2023年12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共建中国氢能高速行动倡议》，提出在中国高速公路网络上加快建设加氢站，启动建设中国氢能高速。氢能高速可以进一步带动氢能、零部件、整车产业的有效衔接，加快构建产业链共生发展的良好生态。建议加快落地实施氢能高速网络相关政策，如对氢能车辆施行差异化高速收费政策、高速公路加油站升级油氢合建站支持政策等。 四是鼓励氢气“运-储-加/换”新技术示范应用。建议一方面鼓励液氢储运技术研发与试点，支持企业在特定区域开展液氢储运、加注技术的示范项目，验证液氢应用安全性和经济性，探索其在提升储氢密度、扩大输送半径等方面的潜力。另一方面鼓励换氢模式示范应用，探索燃料电池汽车重卡换氢技术路线，支持企业在特定区域开展换氢模式示范，重点验证换氢技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经济性。这些氢气“运-储-加/换”新技术将从氢能供给保障的角度极大地促进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化应用。 五是警惕地方政策壁垒及产能过剩。在现行产业政策背景下，已出现部分企业在不同城市内重复注册公司、重复建设厂区、盲目扩张产能等现象，应引起行业足够重视。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杜绝地方保护行为，以营造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两辆氢能重卡4月9日从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油氢合建站出发，4月11日到达上海市青浦区青卫油氢合建站，全程约1500公里，跨越京津冀鲁苏沪6个省市，沿途在7座加氢站加氢补能。这是我国氢能车辆首次大范围、长距离、跨区域的实际运输测试。中国石化成功探路京沪氢能交通走廊，组织沿线省市企业做好沿途加氢站的各项服务工作，保证了此次测试运输顺利完成。截至目前，中国石化已建成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11个、加氢站128座 ，基本覆盖“3＋2”氢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成为全球运营加氢站最多的企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燃料电池领域首席专家 郝冬 摘要：当前，数字音乐产业主要有收费下载、广告分润、会员增值服务和社交音乐平台等4种商业模式，其中存在音乐质量和下载费用的平衡、广告过多和广告质量的不可控性、强制用户购买会员服务、潜在的用户数据滥用和泄露的风险以及管理成本高、侵犯版权等问题。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音乐市场中消费者力量的崛起，打破了传统音乐市场的博弈均衡，逆转了商业模式，并进一步影响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在生产端，音乐内容的生产方式从人工到人工智能，科技力量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在消费端，知识产权从垄断到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将逐渐打破音乐版权的垄断基础；在音乐的寻找方式方面从搜索到个性化推荐，音乐的差异化需求逐渐得到满足。未来，数字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将不断创新。流媒体订阅模式能满足用户对便利性、灵活性以及作品丰富性的需求；音乐IP化将进一步挖掘具有IP特征的音乐作品价值：音乐社区模式将在现有的平台模式下提供更有价值的音乐内容和更好的社交功能，形成独特的音乐社区特色和亮点。而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模式将使用户可以通过数字音乐平台进入虚拟音乐世界，得到更加全面的沉浸式音乐体验。 关键词：数字音乐产业，商业模式，流媒体订阅模式，音乐IP化，音乐社区模式，沉浸式体验模式 数字音乐是指以数字方式录制、存储、传输和播放的音乐，其主要特征是数字化、可压缩、可编辑性、数字化音效、数字版权管理和网络传输等。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音乐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音乐作为核心文化产业，在展现国家文化魅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1]。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音乐产业在生产、传播、消费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音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推动我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保障。而商业模式的创新则是实现数字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对数字音乐产业的界定，数字音乐产业主要包括数字音乐平台、在线K歌、短视频以及泛娱乐直播市场[2]。从当前的发展来看，一方面，上述细分领域本就存在明显的跨界特征，很难严格划分界限；另一方面，各细分领域的商业模式大同小异，故本文在下文分析中，则不单独分析某个领域，而是从数字音乐产业的整体视角去研究。 一、当前数字音乐产业的王流商业模式 （一）收费下载模式 这一模式指的是用户通过付费给在线数字音乐平台（如酷狗、ITunes等），才能下载所需的音乐，获得网络在线收听音乐。用户可以购买单曲，也可以购买专辑，根据所需来支付相应的费用，就可下载或收听相应的音乐[3]。在这种模式下，音乐平台收取一部分的手续费，其余的部分支付给音乐版权所有者。通常，音乐平台提供多样化的付款方式，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信用卡、银联等，方便用户支付下载费用。收费下载模式可以为音乐平台和音乐版权方都带来收益，同时也可以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音乐下载服务。 但是，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有几个明显弊端：第一，由于音乐文件易于传播，一旦被下载到本地设备后，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分享给他人，尤其可以免费的复制传播，这不仅会降低音乐销售收入，还会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导致正版音乐的市场竞争受到影响，进而影响音乐多样性和创新性，这是影响音乐产业健康发展最典型的不利行为。第二，收费下载模式需要有效平衡音乐质量和下载费用等因素，否则可能会影响用户的下载意愿和购买决策。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户和利润，一些音乐供应商可能会牺牲音乐品质，选择推出不太优秀的音乐作品，这对音乐产业形象和品质造成不利影响。而如果收费价格过高或者用户感觉到收费模式不公平，则可能会出现盗版行为，将会影响音乐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广告分润模式 这一模式是通过将数字音乐与广告结合，数字音乐平台可以向广告商出售广告位，让广告商在平台上投放广告。音乐平台所获得的广告收益需要与音乐版权方分享。数字音乐平台可以通过用户的行为数据、地理位置等信息，为广告商制定不同的广告策略，提供精准的广告定向投放服务，并可以根据用户和广告商的需求来选择具体的广告类型，如横幅广告、视频广告、原生广告等。这样可以为广告商提供更多的选择，提高广告投放的效果，增加广告商的投资回报率，同时也可以让用户体验更加友好[4]。在广告分润模式下，一些规模较小的音乐平台则允许用户免费使用其服务以扩大流量。 诚然，广告分润模式促进了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但这一模式一直被各方所诟病。第一，广告收入与广告投放数量和广告主的投放意愿密切相关，广告收入不稳定会影响音乐平台的运营和发展。第二，版权问题。很多数字音乐供给方的运营建立在与版权方稳定的合作基础之上，如果音乐平台未获得合法的音乐版权，可能会被迫暂停或关闭其音乐服务，也可能被要求支付版权方巨额罚款，严重的还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同时，这也将影响音乐供给商的用户信任度和品牌形象。第三，广告过多会降低用户的体验，广告内容和质量的不可控性可能会影响音乐供给方的形象和用户满意度。更严重的是，由于当前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音乐厂商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及其隐私的具体措施，导致一些音乐厂商对于用户数据的处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漏洞，进而放任了一些音乐供给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略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三）会员增值服务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针对会员用户的特殊功能和服务来增加数字音乐服务的附加值，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购买数字音乐服务。在会员制度下，会员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和优惠，如更低的下载费用、更快的下载速度、更高的音质、无广告服务、无线畅听、独家歌曲和内容等。这些特权往往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如，高音质音乐是针对那些非常注重音质的用户；无广告服务适合那些讨厌广告干扰的用户；无线畅听对于那些频繁使用数字音乐服务的用户非常有吸引力；独家歌曲和内容则是定位于对某些特定歌手或音乐类型非常感兴趣的用户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会员增值服务模式可以为用户提供额外的服务和功能，但经常会由于强制用户购买会员服务而导致用户流失，不少平台要求会员提供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绑定银行卡等，这存在潜在的用户数据滥用和泄露的风险[5]。一些音乐供给商提供的会员服务的具体内容和价格等信息透明度不高，会让用户感到被欺骗或被误导。一些头部音乐供给商则通过提供会员增值服务来占据市场份额，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不公平竞争。 （四）音乐社交平台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通过将数字音乐与社交网络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互动和分享音乐的平台。音乐社交平台（如抖音、微博、Facebook、Triller等）通过让用户上传和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来吸引用户，这些平台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音乐视频，并与其他用户互动，从而获得流量和曝光。音乐社交平台的功能非常强大，一是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根据历史播放记录分析用户的兴趣，自动为用户推荐音乐[6]；二是与数字唱片公司合作，数字唱片公司将新发行的音乐和专辑推荐给用户，这既提高了唱片公司的销量，也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音乐选择；三是提供一些具有协作功能的工具，如合作创作、在线录制等工具，这有利于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分享和创作音乐；四是适时举办各种音乐活动和竞赛来激发用户的创造力和竞争力。用户自己也可以上传和分享自己创作的音乐，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向其他用户推荐音乐。这一模式让数字音乐更具有社交性和互动性，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音乐体验。 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存续，但要取得长足的发展，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第一，管理成本高。音乐社交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管理，包括审核用户上传的音乐文件和文化内容、监督用户交流互动的行为规范等。第二，音乐社交平台的质量难以控制。音乐社交平台需要大量用户参与和互动，但是参与内容和互动质量很难控制，经常会出现低俗、恶意或不良内容和行为，从而影响平台运营[7]。第三，音乐社交平台难以避免侵犯版权行为的发生。由于音乐社交平台允许用户上传并发布自己创作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很可能存在侵权的情况，给版权方带来损失。第四，从当前来看，大多数的音乐社交平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盈利模式，这使得平台的长期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音乐市场中消费者力量的崛起，打破了传统音乐市场的博弈均衡，逆转了商业模式，并逐渐影响数字音乐产业的价值链。从生产端的音乐内容的创作到跨界融合，从消费端的版权保护到个性化推荐，每个节点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从“1V1”到“1VN”，市场博弈均衡被打破 相较于传统音乐市场，数字音乐市场的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其根本原因源于数字音乐市场中消费者力量的崛起，改变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相对市场力量，传统音乐市场主体的博弈平衡被打破。在传统的音乐市场主体博弈中，博弈本质是“单个生产者”VS“单个消费者”，这种博弈力量是不对等的，单个生产者的市场力量远大于单个的消费者，博弈天平明显倾向于生产者。在这种博弈力量下，生产者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唱片公司提供的音乐产品往往是为了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共性消费需求，而消费者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在数字音乐时代，由于互联网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约束，众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结，一些拥有共同消费偏好的消费者形成了消费者联盟，从而使得数字音乐市场的主体博弈变成了“1个生产者”VS“N个消费者”，消费者力量空前崛起，博弈天平逐渐转向消费者，音乐供给方与消费者关系从原来的被动接受逐渐转为双向互动中实现价值的共赢。 市场博弈力量的变化也导致了数字音乐市场商业模式的逆转。传统音乐市场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供给引致需求，其供应链是上游拉动下游。即唱片公司提供音乐产品，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在数字音乐市场中，市场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产业供应链逐渐变成从下至上，音乐产品的供给商主动吸纳“产消者”（音乐创作者同时也是音乐消费者）参与音乐作品的创作，并激发各种创新要素，比如，越来越多的音乐网红作品流传度很高，创作者因此成为新兴音乐人。这些新的音乐创新要素的聚集会对原有音乐资源进行优化整合而形成新兴的音乐资源配置模式。同时，数字音乐的出现使得音乐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作、生产和销售；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等工具，全球用户可以轻松访问和分享各种音乐作品，跨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社交媒体的兴起使音乐传播变得更加快速和广泛。这也间接导致听众提高了对音乐消费的灵活性、便利性以及作品丰富性的需求。一旦音乐供给方没能满足这些需求，将逐渐会被消费者抛弃。 （二）从人工到人工智能，“音乐+科技”擦出新的火花 在当前的音乐市场中，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音乐产业的各个角落，更是音乐创新的主要源动力。在创作方式上，创作者可以通过使用各种数字音乐制作软件和设备来实现，这使得音乐制作更加自由和灵活。如，可以利用虚拟乐器、采样器和合成器等技术，创造出不同种类的音效和音乐样式。在制作流程上，创作者可以利用音频处理技术和虚拟混音器等工具，使音乐制作更加高效、准确和创新；数字音乐制作流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也能够大大提高制作效率和音乐质量。在数字音乐的分发和营销方式上，创作者可以通过在线音乐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渠道向大众宣传和推广音乐作品。在音乐风格上，创作者利用数字技术将不同的音乐元素和风格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音乐风格和声音。在音乐互动和参与性方面，通过数字音乐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音乐制作者和消费者可以进行更为紧密的互动和合作，共同创造更具创新性的音乐作品。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交互式音乐应用程序中，帮助用户在不同的场景中创建音乐。例如，在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中，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的动作和反应生成音乐，使得用户可以在一种互动、轻松自在的环境中更加沉浸。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数字音乐产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需求获取、用户偏好分析到制作更加智能的音乐内容，再到音乐作品的传播与营销，再到收听模式的选择，人工智能技术都将有深入应用。 （三）从垄断到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将打破音乐版权垄断基础 数字音乐市场容易形成垄断。一是数字音乐产业的固定成本很高，如版权、宣传、营销、发行等成本高昂，这使得一些大的音乐公司、唱片公司和艺人能够掌握更多资源。如果说，极低的边际成本加剧了音乐创作的竞争，那高额的固定成本则是提高了音乐公司的准入门槛，进而形成垄断。二是网络外部性现象意味着市场上的一个领先公司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用户和客户，从而更加稳定地占据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加强其市场地位。三是音乐产业的明星效应很突出，一旦某个音乐人或音乐公司成功地推出一种音乐类型，就很可能会形成品牌效应，并影响其他同类音乐产品的销售，从而导致某些音乐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数字音乐将逐步实现去中心化。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对版权的保护改变了音乐产业竞争的底层基础。当前，版权方的收入需要与其他音乐供给商共享，甚至版权直接被音乐供给商买断[8]。这一方面降低了版权方的收入比例，另一方面版权也是音乐供给商形成垄断地位的核心资源。而一旦区块链技术普及，音乐去中心化的趋势将势不可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区块链技术保证版权的安全与可靠，从源头上避免版权被中心化的供给商垄断和操控。一旦音乐版权的信息被写入区块链，就不能被篡改或删除。分布式存储技术能保证音乐文件的安全和可靠性，可以让音乐制作者自主控制音乐文件。区块链技术记录音乐版权的所有信息，包括版权持有人、使用许可等，让版权信息更加透明化和可追溯化。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这就意味着，版权方可以不依赖于中心化的权威机构或第三方信任机构来保护音乐版权的权益，传统的中心化主体对版权保护的机制被打破。（2）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能营造更公平和平等的交易环境，将逐渐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可以实现版权管理和收益分配，让音乐制作者和消费者直接交互，提高了音乐数据的透明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且能保证音乐制作者和演出者可以获得公平的报酬。（3）区块链技术自动化管理特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管理，例如自动发放版权证书、自动收取版权费用等[9]，这减少了人为管理的干预，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版权管理的效率。而且，去中心化的音乐管理机构可以由音乐制作者和消费者共同管理和运营，代表音乐制作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无需通过其他平台。 （四）从搜索到个性化推荐，音乐差异化消费需求日益得到满足 随着音乐市场主体中消费者博弈力量的增强，音乐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成为了音乐公司成功的核心因素。搜索模式属于C2B的模式，是信息的单向传递，是消费者主动寻找音乐的显性需求[10]。但越来越多的用户期望能够在数千万首歌曲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果仅仅依靠搜索，那音乐平台则无法提供更多的价值，其发展将容易出现瓶颈，用户黏性和依赖度则将逐渐降低。 个性化推荐是音乐平台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根据用户的听歌历史、偏好和当前情境，自动选择合适的音乐推荐给用户，使用户获得更好的音乐体验，其本质是在网络外部性效应下逐渐降低信息不对称。这属于B2C模式，是对搜索模式的补充，是信息的双向流动，且这种信息流动会较大地提升用户体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个性化音乐服务会逐渐发展和完善。除了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智能推荐外，越来越多的音乐平台允许用户自主选择并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或者选择一些特定的音乐风格、艺人等，并由系统自动推荐相似的音乐。此外，人工策划推荐、个性化播客、社交互动等推荐方式也逐渐兴起，尤其出现了一些专业策划人员，根据用户的情感状态、工作状态等对音乐进行分类和筛选，为用户推荐符合其口味的音乐。 三、未来数字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在数字音乐产业内生动力的驱动下，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未来的商业模式一方面要克服现有模式的弊端，另一方面要顺应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要能够满足听众对音乐消费的灵活性、便利性、个性化、社交互动性以及对音乐作品丰富性、高质性等方面的多层次需求。再比如，要让音乐创作者更便利地运用科技手段来创作音乐。同时，新的商业模式将不再依赖广告、版权等单一收入来源。因此，我们认为，一些传统的商业模式将逐渐被取代，而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商业模式的内涵和形式也将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深化。 （一）流媒体订阅模式 流媒体订阅模式是一种数字内容消费模式，用户通过支付订阅费用，获得对一个或多个流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的无限制访问权。在流媒体订阅模式中，用户通常需要在流媒体平台上注册账号，并选择合适的订阅套餐。一旦订阅成功，用户可以通过流媒体平台上的客户端或者网页版，随时随地在线观看、播放、下载平台上提供的内容。数字音乐产业的流媒体订阅模式将日益兴起，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流媒体订阅模式有灵活性。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容易获得流媒体服务，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机等终端设备的普及，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访问流媒体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平台，而且无需下载和存储音乐，因此也减少了存储成本和管理负担。第二，这一模式增强了用户使用的便利性，提高了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水平。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订阅服务，而不需要购买单个电影或电视节目，这在成本上也更加划算。此外，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访问流媒体服务，无需像传统电视那样受限于时间和地点，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此外，流媒体平台还会为用户提供一些额外的功能，如歌词显示、在线播放列表等，提高了用户使用的便捷性[11]。第三，这一模式可以提供更为丰富、质量更高的音乐内容，流媒体平台通常会与各大唱片公司和音乐版权机构合作，从而获得大量的音乐资源，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地获取到他们想要的音乐。现在，流媒体服务不仅包括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还包括原创内容、纪录片和电子竞技等多种类型，丰富了用户的选择。第四，流媒体订阅模式也为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可预测的收入来源。相比于传统广告模式，流媒体订阅模式的用户黏性更强，用户的消费也更为稳定，有利于流媒体服务提供商进行业务规划和运营。事实上，在美国，这一模式已经开始主导音乐市场，如Spotify、Apple Music、Amazon Music、YouTube Music等平台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的音乐平台。 （二）音乐IP化模式 音乐IP化（Intellectual Property）模式是指音乐平台或音乐厂商以音乐作品为核心，通过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度开发和延伸，形成一系列具有独特特色、独立经济价值、可被授权和商业化运作的衍生产品和产业链条。这一模式在当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未来，音乐IP的价值将不仅仅局限于音乐作品本身，还可以通过授权和商业化运作延伸到其他领域，如演出、广告、品牌合作、衍生产品销售等，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商业价值。同时，音乐IP还可以融合粉丝经济模式，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和参与，形成稳定的用户黏性和用户价值。音乐IP可以为音乐创作者和音乐产业链条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价值，同时也可以为音乐消费者提供更丰富多样的音乐体验和消费选择。音乐IP化模式的本质是对音乐作品价值的深度挖掘，它也是数字音乐市场激烈竞争下的必然结果。 对于音乐IP化模式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强调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关注音乐作品质量。音乐IP的核心是音乐作品本身，音乐作品必须具备高质量和吸引力，才能够引起用户的兴趣和情感共鸣，音乐人应该注重音乐作品的品质，不断提升音乐作品的创作水平和表现力，包括歌曲的作曲、编曲、演唱、歌词等方面，都需要精心策划和制作，确保作品能够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而随着数字音乐市场竞争程度的日益增加，音乐作品想要脱颖而出，难度更大。音乐IP需要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音乐体验，这包括在音乐作品的发行和推广过程中，为用户创造舒适、便捷、愉悦的体验，包括在线音乐播放平台、演唱会现场、社交媒体互动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注重对用户（粉丝）体验的设计和优化。其次，构建独特的音乐品牌形象。音乐人需要在音乐作品、音乐风格、舞台表现等方面构建独特的品牌形象，从而能够在众多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特的音乐IP。再次，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音乐人需要寻找与自己音乐风格和形象相符的合作伙伴，例如品牌、影视剧、游戏公司等，共同合作推出音乐IP化的周边产品、活动或合作项目。音乐人对音乐IP需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和推广，包括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社交媒体运营、宣传推广等方面，以增强音乐IP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最后，要重视用户体验，尤其要关注与粉丝的互动。与粉丝的互动是发展音乐IP的重要一环，是未来这一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音乐人需要与粉丝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提高用户参与度和黏性，例如通过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粉丝见面会等方式，从而推动音乐IP的发展。 （三）音乐社区模式 未来，数字音乐平台将不仅仅是听音乐的平台，而是有着较强的社交功能，让用户之间可以互相分享、点赞、评论音乐，用户能够通过数字音乐平台创建自己的音乐社区。在已有的音乐社交平台模式的基础上，成功的音乐社区至少还需要拥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提供有价值的音乐内容。音乐社区的核心在于音乐，音乐平台应该提供丰富、多样化的音乐内容，包括音乐作品、音乐资讯、音乐评论、音乐活动等，以吸引用户的关注和参与。音乐社区还可以与音乐人、音乐机构等合作，提供独家高质量的音乐内容，增加音乐社区的吸引力和价值。 第二，平台的用户界面和功能的体验应该更加友好，并能持续改进和创新。音乐社区平台需要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集聚、互动和分享的场所，包括音乐播放、评论、分享、社交互动、音乐活动等，否则，很难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音乐社区要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用户体验，为用户呈现符合其兴趣的音乐内容。用户之间可以互相关注、私信、评论、点赞等，这可以促进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音乐社区的社交价值。同时，音乐社区要持续优化用户界面，改进推荐算法，增加新的功能。 第三，营造良好的音乐社区氛围和文化，形成独特的音乐社区特色和亮点。音乐社区文化是吸引用户的关键因素。音乐社区应该鼓励用户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意见和经验，促进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形成积极、有共同兴趣的社区氛围和文化。音乐社区应该有独特的特色和亮点，才能使社区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如Bandcamp在线音乐社区，其独特之处在于支持音乐人自由上传和销售他们的音乐，并且Bandcamp会将所有的利润分给音乐人本人。再如8tracks在线混音社区，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并与其他用户分享他们的混音。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基于流派和情感的分类方式，这可以帮助用户发现符合自己情绪的音乐。 第四，搭建良好的社交互动平台。好的音乐社交平台应该能引导音乐用户交流互动，进行参与和共享。首先，音乐社区是一个聚集音乐爱好者的平台，用户之间有共同的音乐兴趣，可以分享自己的喜好和收藏，以及发表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和评论。其次，音乐社区中用户之间可以进行互动，例如点赞、评论、分享和私信等，同时也可以与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和友谊。不仅如此，音乐社区中可以通过定位功能找到周围的音乐爱好者，可以一起参加本地音乐活动，还可以组织音乐比赛、活动、线下聚会等，与当地音乐人或爱好者进行交流和合作，丰富音乐社区的内容，提高用户黏性和社区活跃度。 （四）全方位沉浸式音乐体验模式 全方位沉浸式音乐体验模式让用户可以通过数字音乐平台进入虚拟音乐世界，得到更加全面的沉浸式音乐体验，其内涵和外延都比上述几个模式更为宽广。从当前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预测，这一模式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音乐欣赏体验、个性化推荐体验和社交互动体验。这3个基本的数字音乐的功能在当前的数字技术和音乐平台上已经得到实现，本部分不再赘述。第二，多维度音乐互动，包括创作和演出体验。当前的数字音乐平台中，部分平台已经开始提供创作工具，例如音乐制作软件、歌词创作工具等，以激发用户的音乐创作兴趣和能力。未来，数字音乐平台可以组织音乐演出、音乐比赛等活动，为用户提供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机会。第三，音乐教育和知识分享体验。提供音乐教育资源，例如音乐教学视频、教程、文章等，以帮助用户提升音乐技能和知识水平。可以设立音乐教育板块，提供学习和教学的平台，鼓励用户分享音乐经验和知识。第四，沉浸式音乐活动体验。举办各种沉浸式音乐活动，例如Sensory Sonic，这是一种结合了光影、声音和香气等元素的沉浸式音乐体验，参与者可以在黑暗的房间里感受到音乐的共鸣，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光影和香气等感官刺激。再如The Lost Lectures，这是一种结合了音乐、表演和科技等元素的沉浸式体验。参与者可以在一个神秘的地下空间里，观看来自各领域的表演，并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互动。第五，环境营造，跨界融合多媒体元素。通过音乐作品与环境的融合，营造氛围和情感体验，让用户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将音乐与其他多媒体元素融合，例如音乐视频、音乐故事、音乐游戏等，以增加音乐体验的层次感和丰富度；利用先进的技术，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为用户提供更加沉浸式的音乐体验，让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与音乐互动，深度融入音乐的情感和氛围中。 参考文献： [1]（澳）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 [2]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2016）[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43. [3]黄国群，孟娜.我国数字音乐商业模式特点及创新路径研究——以RCOV框架为视角[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9-58. [4]陈可心.网络音乐盒广告运营模式分析[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1，（7）：161. [5]黄锦宗，陈少峰.互联网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创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63-68. [6]樊三彩，俞锫.互联网音乐社交化发展模式简析[J].音乐传播，2016，（3）：70-72. [7]王亦高.音乐传播的艺术抽象性及其逆转：音乐社交化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7）：118-123. [8]张贺.反垄断法视角下数字音乐独家授权模式分析[J].法制博览，2021，（1）：178-179. [9]张国英，毛燕琴.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据溯源方法[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9（2）：91-98. [10]吕巍，杨颖，张雁冰. AI个性化推荐下消费者感知个性化对其点击意愿的影响[J].管理科学，2020，33（5）：44-57. [11]翁倩莹.用户听歌行为对音乐流媒体平台商业模式的影响研究与国际比较[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作者简介：王经绫，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字文化产业研究（北京10008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经绫 | 区域经济 编者按 加快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提出一系列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解放日报推出系列理论专版，深入探讨与建言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新答卷。 国际贸易中心大致经历从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到新型贸易的演化过程。上海可借助多中心集聚的有利条件，建设集高流量商品集散和高能级贸易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全球贸易枢纽 商贸乃立城之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自2020年基本建成之后，迈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要坚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全球供应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乃至经济贸易中心格局新变化，推动“五个中心”特别是与金融中心、科创中心之间更加紧密、更深层次的相互赋能，实现贸易功能升级、贸易结构升级、贸易主体升级和贸易生态优化，加快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智化、服务化、高端化的新一代国际贸易中心。 第一，充分发挥贸易平台作用，强化贸易枢纽功能。 纵观全球贸易发展史，配置全球资源的枢纽功能是国际贸易中心发展的基石和主线。国际贸易中心大致经历从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到新型贸易的演化过程，核心是从物流配送、管理枢纽到高端服务平台和要素集聚的贸易功能演进。上海可借助经济、金融、航运、科创等多中心集聚的有利条件，提高市场交易平台等国际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建设集高流量商品集散和高能级贸易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全球贸易枢纽。 世界级商品展示贸易平台是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重要基础。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进口博览会，已展示超过20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成为新技术、新产品全球首发的重要舞台，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发展不可替代的强大引擎。 下一步，要继续增加高新技术展品和服务贸易内容，提升展品质量与能级，并推动线下线上、展上展下的紧密连接，让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持续扩大带动效应、溢出效应和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进博会作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引领作用。 全球性市场交易平台是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伦敦、纽约在商品运输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仍然位居国际贸易中心前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市场交易平台。这些平台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定价、海运运价等方面起着风向标作用，支撑伦敦、纽约向以贸易服务为主导的高能级贸易中心转型。 目前，上海拥有期货交易所、航运交易所以及钢铁、有色金属等一批交易规模超千亿元人民币的大宗商品市场，对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要打造更多的世界级专业贸易平台，进一步提高贸易平台的国际参与度，扩大国际交易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等国际商品的交易定价中心。 建设贸易功能集中承载区域是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虹桥国际商务区、规划建设的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作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一体两翼”的两个核心承载区域，需要坚持以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为重点，建设成为标杆性国际贸易载体平台。 虹桥国际商务区建设不能仅仅“就商务而商务”，还可以进一步强化总部增能，强化金融、科技等多向赋能，强化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贸易枢纽地位，挖掘多重功能叠加的综合效应，实现“大商务”提质升级，成为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新型贸易和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极。 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可依托海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发挥多种运输方式集成优势，深入挖掘空港货运以及海铁、海空联运的进出口货物流潜力，并利用紧邻自贸试验区优势，积极探索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推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提质增效，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新的增长极。 第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度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推进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的深刻变革。要顺应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贸易加速上规模、成体系，建设新型贸易发展高地，赋予国际贸易中心新的内涵和新的动能。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增长新引擎、贸易升级新标志。中国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为上海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国际服务贸易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发展服务贸易，关键是拓展高端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附加值。2023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超过6.5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但服务进出口逆差达到1.2万亿元，且工程外包等传统服务领域占比较高。下一步，要积极发展贸易金融、贸易保险等高端金融服务以及技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构建国际一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体系。 发展数字贸易，关键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据枢纽，提升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能力与水平。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要加快形成高水平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体系，争取先行探索数据开放和跨境流动，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商集群，鼓励数字阅读、网络视听、动漫网游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内容IP的研发与出口，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 加快发展高技术产品出口。这不仅包括新技术、新经济催生的新产品，也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改造升级后的所谓传统产品。2023年，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2.2%，拉高出口整体增速2.9个百分点。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要进一步扩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全面提升新产品供给能力。 加快发展新型贸易方式。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2.38万亿元，增长15.6%。加快跨境电商持续创新发展，是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新发力点。 一是围绕跨境电商商品“出得去、退得回”，优化跨境电商监管制度，建立高效、安全、便捷的跨境物流快速通道，释放跨境电商贸易新活力。 二是围绕“跨境电商+”新模式，让更多的产品“触网”，如工业品跨境电商生态，拓展跨境电商发展新空间。 三是围绕跨境电商海外网络建设，支持大型平台贸易企业建设海外“前置仓”等。同时，离岸贸易、转口贸易作为发展较快的贸易方式，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可探索外汇监管、税收、通关等相关制度安排，积极稳妥推进离岸贸易、转口贸易。 第三，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营造更加便捷高效的贸易生态。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呈现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转向、从“边境措施”到“边境后措施”拓展、从传统贸易到新型贸易转型等趋势。这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参照物”。 进一步提高开放度。迪拜国际贸易中心的迅速崛起与其实施全方位开放、打造世界贸易自由港的重大战略密不可分。近年来，我们在对外开放上不断深化、开放度显著提升，下一步需向纵深推进。 如领域开放特别是服务领域开放，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缩减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会计、法律、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开放。 如降低市场经营门槛，落实临港新片区“境内关外”制度并争取扩大实施范围，对外资的经营模式、牌照、业务范围、经营条件、业务许可等方面进一步开放，解决“准入难营”等问题。 进一步提高便利度。重点是推进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广泛应用，努力做到“更快更好”。 所谓“更快”，就是不断提高通关便利化。深化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单一窗口”建设，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形成更加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进一步简化流程和手续，提高货物流转通畅度。 所谓“更好”，就是不断提高服务便利化，强化国际贸易服务体系建设，实现系统性服务集成，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服务场景。 进一步提高透明度。重点是保障外商外资平等使用资源、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互信的市场交易。这是营造公平竞争、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保障，也是增强全球贸易投资吸引力和国际贸易资源配置力的重要支点。 第四，加大功能型贸易主体的引育力度，建设世界级贸易总部群。 伦敦、纽约、迪拜等国际贸易中心都是总部经济发达、功能型机构云集的地区，具有强大的贸易流量汇聚、资源配置、服务保障和网络管控等能力。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需进一步集聚跨国公司总部、顶级贸易商、综合性贸易平台企业等具有综合属性的贸易企业，培育与引进多领域、多层面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打造各类功能性贸易主体“近悦远来”的集聚地、发展地。 深入实施总部经济增能行动。近年来，上海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总部集聚，总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4年1月，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962家，但在集聚全球总部、亚太总部以及全球顶尖的行业巨头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一方面，“增量级”，吸引更多的外资或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上海。特别要加大跨国贸易公司总部或顶级贸易商的引进和培育力度，形成梯度形总部，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杆性总部集聚区。 另一方面，“增能级”，为跨国公司总部升级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特别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在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流动等方面实现管理机制新突破，增强跨国公司总部的资源配置控制能力。 全面实施专业服务提升行动。庞大的贸易流，离不开庞大的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技术流。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的发挥需要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高端专业服务的系统支持。 专业服务机构是“连接器”，也是“加速器”。下一步，要加快研究制定促进物贸结合、贸服结合等方面的精准政策，强化国际性专业服务机构集聚，推动专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专业服务业引领区。 第五，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方面，建立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制度体系，是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内外贸一体化是连接生产与消费、对接国内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下一步，要加强国际标准的跟踪研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调整与完善，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同时，提升本土内外贸流通企业、平台企业等全球市场经营能力，支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支持更多国产潮牌、首发新品开拓国际市场，强化自有品牌标准的研发与制定。 另一方面，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是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必要推力，也是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重要任务。 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更加丰富的高质量、高水平供给，打造旨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多元消费场景，满足消费者高品质、多样化商品需求，以新供给、新体验激发新消费。 要深化全球新品首发地建设，依托进博会、工博会等载体，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新产品、新服务在沪首发，引领消费新时尚，增强贸易新动能，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不断迈上新台阶。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王德忠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多个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应对好新形势和新挑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面临的新的使命任务。 十年成效 “一盘棋”的区域功能格局更加清晰。围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总目标，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三省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分工格局日渐清晰。北京市立足“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积极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河北两省市分别围绕“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区域整体功能格局不断优化。 “一体化”的区域空间结构更趋完善。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和首都发展格局更加完善。京津“双城”联动引擎作用日益加强；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沿线人口产业集聚作用提升；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首都核心功能区综合服务能力和环境品质显著提升，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非首都功能并重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转向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新阶段，“一核两翼”发展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大重点领域协同发展更富成效。交通、生态、产业和公共服务四个领域“协同红利”持续释放，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交通方面，“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稳步推进，京津雄实现半小时可达，地级以上城市实现高铁全覆盖，京津冀内部联系更加广泛而紧密。生态方面，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较十年前下降约60%，区域生态环境品质逐年提升。产业方面，北京科技成果向津冀两地“就近转化”比重不断提升，中关村企业累计在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已突破1万家。公共服务方面，越来越多的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持续延伸，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同发展成果正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新形势与新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期，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多重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转型、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2022年，我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京津冀地区同样进入了人口规模减少、老龄化加剧、总抚养比上升的新阶段。如何破解人口与人才的双重问题，成为京津冀地区不得不直面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正逐步呈现暖湿化，未来极端天气可能成为新常态，需要高度关注由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区域性灾害风险。 协同发展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新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尤其是随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一些影响区域协同发展和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协调机制时效性与政策精准度有待提升、实施推进不同步等问题都亟待破解。 路径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为高标准高质量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新目标和新要求，在持续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时，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阶。 第一，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强化竞争力、推进共同富裕为导向，培育高能级的增长引擎。一是突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引擎作用。保障“首都”核心，坚持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巩固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善之区。强化“新两翼”支撑，统筹北京与周边毗邻地区功能布局，推动首都功能的区域布局。二是突出重要经济发展廊道的引擎作用。做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轴线”，重点提升京津、京雄、京保石、京唐秦四条经济廊道人口、产业、创新等要素集聚能力，推动廊道沿线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做活沿海开放的“大平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环渤海经济区港口全方位合作和产业链群建设，打造开放型产业发展高地。三是突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引擎作用。提升平台能级，持续推动三省市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临空经济区等政策叠加、创新联动；提升枢纽能级，强化世界级机场港口群与枢纽城市、枢纽港站“三位一体”的系统建设；提升对外开放大通道能力，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区域协调互济的国际物流通道和综合货运枢纽体系，带动京津冀和北方腹地发展。 第二，坚持“率先突破”，统筹供给侧和需求端，持续深化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在产业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能力，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提升转化效能；打通链条的基础性环节，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四链”联动，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在交通方面，聚焦流量经济转化，推动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化“轨道上的京津冀”，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地区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融合发展，激活枢纽经济；联合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推动内陆物流枢纽建设，提升多式联运发展水平，激活区域物流经济；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和城市绿道系统建设，统筹沿线功能布局，激活区域绿色休闲和消费经济。在生态方面，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实施大规模国土空间绿化，提升区域绿色覆盖和碳汇储备能力，厚植区域绿色底图；构建区域魅力休闲体系，统筹提升绿色空间品质和多元服务功能，探索生态资源、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公共服务方面，聚焦群众可感可及，丰富和优化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第三，坚持改革引领，强化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加快推进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创新，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加快在“全”的方面创新。突出全过程，完善“决策—协调—执行”的工作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突出全周期，健全“规划—建设—治理”全生命周期规划管理制度体系，提高规划协调性、实施同步性和监管有效性。二是加快在“实”的方面创新。面向基层实践，聚焦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堵点和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推动区域资源和要素配置路径创新，提升区域整体运营能力。三是加快在“精”的方面创新。强化区域政策时空动态适应，推动城市管理向区域适度延伸，提高跨区域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聚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在企业准入、人才流动、税费调节等方面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品质、安全智慧为导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建设宜居城市。主动应对人口转型需求，以建设更具人才吸引力的品质高地为目标，加快补齐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实施文化影响力战略，依托三地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区域文化整体性、脉络连续性和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积极营造新消费场景，提升文化消费转化能力。二是建设韧性城市。围绕应急、防灾减灾救灾等生命线系统建设新需求，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动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建设，积极打造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融合基础设施体系，为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提供安全空间保障。三是建设智慧城市。顺应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变革趋势，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系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王凯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目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有效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需要深刻认识二者关系，采取积极举措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有待突破的三个方向 城乡融合发展是指通过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政府公共政策引导，实现城乡产业分工深化，城乡人口布局均衡，农户从业多元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大多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或宗教中心，城乡之间会有一些结构性差异。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城市相当落后，遂有乡村统治城市之说。工业革命兴起后的一个时期内，城市发展速度大大加快，欧洲城乡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而我国近代发展也大抵如此。从上世纪初叶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到目前城乡差距基本消失，一些国家的乡村居民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我国改革开放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条件，但户籍制度等因素使我国继续保持了城乡二元发展结构。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取消了农业税，推进了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城乡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一定成绩。 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 其一，我国农业装备技术相对落后，家庭农场经济效率有待提高。我国小农户数量庞大，农业经济效率不高，导致我国农产品成本相对高昂。尽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使小农户也能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但比起经营规模大的农场，仍要落后许多。农户收入难以提高，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其二，大农业系统的社会分工深化还面临不少问题，特别是我国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种植只是大农业系统的一个环节。农业越是现代化，种植环节创造的增加值在农业全产业链总价值中所占比例就越小。目前，我国这个比例大约是1∶2左右，美国则为1∶8左右。我国农业现代化需要走的路还比较长。其三，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以后，农民在地头劳动时间会相对减少，特别在智能技术大幅度装备农业以后，农民的“农闲”时间会相对更多。农民能够用空闲时间兼做非农工作，以增加收入，否则空闲时间的机会成本最终会形成农场经营成本，降低农业效率。欧美国家农业从业者普遍在非农领域兼业，兼业地点主要在小的城市或市镇，往返通勤距离一般不超过1小时车程。 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为解决前述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和路径。首先，新质生产力将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直接增进农业经济效益。新质生产力会在降低农业生产能源消耗、预测预防农业气候灾害、加快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更新、分享农业技术信息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使农业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新质生产力会助力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布局。信息技术、精准操控技术、环境自适应技术、动力能效比优化技术等，有助于农业机械向多功能、大功率方向发展，大幅度提升农业机械的田间作业性能。如果农业机械能广泛利用智能技术革命成果，辅以其他配套技术使用，我国农户数量将大幅下降。辅以农民兼业条件的改善，我国农民收入有望达到城市居民水平。 再次，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还会降低现代农业经营的技术门槛，使我国农民使用现代农业技术更为顺利。农业机械实现智能化操作后，机械设备如同安装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汽车一样，有了学习能力，无论多么复杂的农业机械，农民的学习门槛会大大降低，能够很快上手操作。这就意味着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农民告别流汗费力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能有更多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农业将实现高度工业化，促使农民与城市职工在工作条件上再无重要区别。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会促进多功能农业发展，改变食品消费方式，促进农产品供需平衡，提高农业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新质生产力可以降低农业中信息传播、共享和处理的成本，特别是产品溯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满足小众需求的小品牌农产品流通成为可能，甚至可以使城市居民获得自己订购的农产品生长的现场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时空界限。订单农业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加强农产品供求衔接，加上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流通组织作用，基本可以消除传统农业周期理论揭示的那种农产品供需失衡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关键难题。除了就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身制定有效激励政策之外，还要针对前述城乡融合发展的几方面具体问题，采取应对举措。 建立以农业大学为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大力疏通农业技术推广渠道。我国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比较分散，特别是政府下辖的农技推广系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从国际经验看，依托农业大学建立农业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推广体系，将其服务触角直接伸向农户，比起政府直接抓服务，效果会更好。我国农业大学体系比较完备，如果能进一步整合支农资金输送渠道，辅以服务网点建设支持，全国几十所农业大学及更多涉农专科学校定能大展拳脚。 培育农业智能化有效载体，发挥农民组织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国际经验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发达国家的巨型农民合作社能够跨国吸收社员，经营规模不输于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一般都立足小城市，两头连接大城市和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力推手。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单体规模太小，今后应依法支持农民合作社获得更大发展。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城乡涉农资源均衡配置。我国人口布局的问题之一是在小城市及市镇分布过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与政府阶位高低有关。人力要素、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更容易被吸引到高阶位城市的各类开发区。国际经验证明，市场机制是这种偏差的重要矫正力量。我国两万个左右的建制镇可以建立独立财政，并应在辖区内享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优先使用权，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人才进驻。 上海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 戴媛媛 丁晓钦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国家层面布局的五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上，一些省份为优化省域内部创新布局，在省域内部选取部分重点城市建设省域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益补充。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普遍存在创新主体活力不够、创新集群尚未形成、创新平台多而不优、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区域创新协同不够、创新生态有待优化等问题。基于此，提出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打造创新主体新梯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构建区域创新新格局。 关键词：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 一、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全球创新活动进入新的密集期，城市和城市群成为创新活动核心载体，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城市的共同选择。 （一）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提出 Bernard（1959）认为，科学进步在空间中呈现非均衡且会转移，并提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概念。1962年，Yuasa从定量角度界定“世界科学中心”，指出一个国家在一个时间段内的科研成果若超过全球的25%，则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2000年7月，美国“Online”杂志第一次明确提出“科技创新中心”概念，指出科技创新中心需满足四个要素，区域研发机构创造新技术的能力、企业专业知识和经济的坚固性、人们开创新业务的热情、获取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孟维敏，2018）。国内学者也先后提出一些相近概念，如区域科技中心、科技创新城市、国际研发城市等。杜德斌（2022）将“科技创新中心”定义为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 （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类型 综合比较分析国内外著名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其发展呈现出不同模式，且基于不同视角可分为若干类型。基于发展驱动力视角，可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分为政府驱动主导型、大学驱动主导型和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杜德斌，2022）。一般来说，处于成长初期的科技创新中心大多属于政府驱动主导型或大学驱动主导型，处于成熟期的科技创新中心大多属于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基于发展路径的视角，可分为科技成果输出型（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区）、资源汇聚型（如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成果转化型（如慕尼黑、新加坡等）（杨丹辉，2020）。基于科技创新侧重点视角，可分为原始创新主导型（如北京）、企业主导型（如深圳）和全面综合协调型（如上海）（袁红英，2017）。基于区位优势视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政府扶持型（如中国台湾的新竹、新加坡、德国的德累斯顿等）、市场导向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驱动型（如美国的硅谷）（杜德斌，2015）。 （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 目前，国家层面已布局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武汉5个科技创新中心。基于此，现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5个区域。杜德斌（2015）结合上海的先天优势和瓶颈问题，指出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要有长远谋划，也要正视现实问题，应从以下4个方面着力推进：建立现代化的创新治理体系、健全多元化的创新投入体系、优化全方位的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冉美丽（2022）聚焦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个方面，通过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比较，揭示北京具有科研供给驱动型科技创新中心类型特征，由此提出了“十四五”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思路，即强化基础研究前沿优势、增强科技对产业的引领力、完善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机制。张振刚（2022）通过剖析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合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不足，再结合我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经验，从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关键领域创新、打造世界级平台、构建基础支撑体系等。陈涛（2021）指出成渝地区科技创新整体成效显著，但依然存在投入力度不足、协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创新环境仍需完善等诸多挑战。基于此，提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整合两地科技创新资源，形成智能制造优势；深化区域协同融合发展，助推创新合作；优化成渝地区科技创新环境，激发科创活力等对策建议。石峰（2021）将武汉对标上海，发现武汉优质科技创新资源总体力量较弱，由此提出武汉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是要夯实创新实力、补齐创新短板、优化创新资源空间布局、完善区域创新生态、正确处理行政主体与创新主体的关系、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在国家层面区域创新体系化布局的基础上，一些省份为优化省域创新布局开始在省域内部选取部分重点城市建设省域科技创新中心。2016年12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首次提出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此，王博（2020）通过梳理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经验，对青岛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建设主线、创新要素布局和具体实施路径。河南南阳也提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基于此，赵琳（2022）具体分析了南阳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具备的基础和存在的问题，由此提出深入改革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加速促进政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服务科创的能力水平、逐步构建区域协作的创新网络、不断健全多元现代的金融体系等具体建设路径。 （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积累，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较为系统和统一的认知，且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二是研究对象一般聚焦于国家层面重点推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而对省域内部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具体地区的细致研究。正是出于上述缺憾，本文尝试以湖北省宜昌市这一地级市为例，分析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从而进一步探究省域区域科技创新建设的相关路径。 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 综合国家层面布局的五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打造成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一般具有以下基本要求。五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见表1。 
（一）经济实力强大 北京、上海、武汉等都是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经济规模明显高于周边区域，能够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研发投入强度应在3%以上。如上海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以上。北京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累计获得国家科技奖项占全国30%左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科研产出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科研城市首位。 （二）创新资源丰富 北京、武汉、粤港澳大湾区等都是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集聚地，依托高校院所的虹吸效应，知识、技术、人才、创新主体等创新资源在区域内形成聚集效应。同时，拥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创业平台载体，包括国家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科创基地、孵化载体、专业科技园区等，打通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具有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能力，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如北京，集中了400多家科研机构和34所双一流高校，形成了较完整的高端科学人才培养、前沿基础科学研究体系。武汉拥有高校90所、在校大学生近130万人，各类人才总和300万以上。 （三）产业竞争力强 上海、武汉、成渝地区等区域产业基础良好，依托区域特色产业打造，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领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20%。如成渝地区是我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拥有汽车制造、食品加工及化工医药等传统特色产业集群，同时孕育出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已初步形成“芯、屏、器、核、网”世界级产业集群，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产能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四）科创生态良好 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都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具有开放包容的良好氛围，包括完备有效的区域创新治理体系、健全的创新服务体系、优化的营商环境、科学的科技创新体制、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科创文化等。如上海全面开展创新改革试验，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领域，先后出台了70余个地方配套政策、170余项改革举措。 三、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现实挑战——以湖北宜昌为例 2022年6月18日，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襄阳、宜昌等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宜昌市创新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55位，在湖北省内位居同类市州第1位。截至2022年底，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715家，高新技术企业1141家，瞪羚企业136家，市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648家，科技创业平台133家。2022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首次超20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2.55%，位居湖北省同类市州第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25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2.77%，已经具备建设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条件。但对标部分同等发展城市，宜昌建设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还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一）创新主体活力不够 一是高质量、高成长性创新主体不足。湖北省三批科创“新物种”企业中，宜昌拥有136家瞪羚企业，少于襄阳市的152家，且宜昌瞪羚企业数量在宜荆荆都市圈中占比仅为45%，说明龙头企业较少，在都市圈中引领作用不强。二是后备创新主体不足。2022年，宜昌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715家，为历史最高，但仍然低于襄阳市的1745家，洛阳市的2925家，芜湖市的2026家。三是自主创新能力有限。2022年，宜昌市研发投入强度低于芜湖市、洛阳市等中部同等发展城市，芜湖市、洛阳市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3.48%和2.88%。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还存在设备更新滞后、发展后劲不足、技术研发能力不强等问题。有些高新技术企业的设备还处于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水平，与当今科技发展不相适应，有些企业由于资金紧张而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有些企业不具备独立承担科研项目的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专利多为购买取得，产品以模仿为主，缺乏真正的技术创新，对外依存度较高。 （二）创新集群尚未形成 一是产业集群数量较少。截至2022年底，湖北省共有1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4个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16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宜昌仅有1个入选，即国家火炬宜昌高新区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然而，襄阳已经形成7个产业基地或集群。二是产业集聚效益不强。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虽已形成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但产业链条并不完整。如宜昌人福医药主要产品芬太尼，其原料瑞芬由宜昌人福医药生产，但其辅料、西林瓶、化学试剂等配套产业均由市外甚至省外企业提供，本地配套尚不完善。 （三）创新平台多而不优 一是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较少。截至2022年底，宜昌市国家级创新平台还未取得零的突破。二是创新创业平台专业化程度不够。针对各门类、各领域和不同层次创客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还很稀缺，创业辅导、技术提升、企业管理、市场开拓等深度集成服务较少。 （四）科技成果转化不畅 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宜昌市科技创新产出高于襄阳市，2022年，宜昌市发明专利授权量1345项，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4.71项，高于襄阳市的948项、7.26项。但是，2022年宜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1253.7亿元，低于襄阳市的1359.5亿元，说明宜昌的科技产出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二是缺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信息流通较为不畅，从而导致科技成果资源信息无法实现有效共享，能够成功转化的较少，能够成功与产业对接并迅速产业化的更少。三是企业承接能力较弱，企业在购买取得科技成果后往往还需要投入大量研发经费，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且产品是否能够快速打开市场也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顾虑较多，承接意愿不足。 （五）区域创新协同不够 一是高新区引领作用不强。2022年宜昌高新区在全国169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跃升至43位（湖北省第3）。然而襄阳高新区位列29位，已顺利迈入全国国家高新区第一方阵，且产业结构特色优势明显。二是市县联动不足。主城五区（不含夷陵）具有区位优势，但创新能力并不占主导优势，2022年，主城五区高新技术企业合计477家，仅占42%，低于东四县（宜都、枝江、当阳、夷陵）514家，占比45%。各县市区均有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但联动不足，集聚效应不突出。三是区域创新合作刚刚破局。目前，“宜荆荆”区域创新合作已成立区域创新联盟，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举办区域创新活动等，但实质性进展还不明显，各地市之间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如何实现竞合，还处在摸索阶段。 （六）创新生态有待优化 一是财政科技投入不足。2021年度，宜昌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为15.47亿元，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仅为3.2%，低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3.97%。二是投融资体系有待完善，目前宜昌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机构。三是人才供需尚不平衡。企业均想招聘高端人才，本土培养学生直接被招聘门槛排除在外。本地高校学生又因薪资待遇、成长空间等因素不愿留宜工作，2所本科院校本地就业率仅20%，3所高职院校也不超过40%。 四、建设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思考 基于对宜昌的具体分析，可见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一般为省会城市以外的地级城市，与省会城市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相比，这类城市的经济基础、产业规模、人力资源相对薄弱，财政支持力度有限。因此，抓科技创新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加聚焦重点薄弱环节，即更加聚焦创新主体、双链融合、创新生态和区域协同，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路线。 （一）打造创新主体新梯队 树立“大科技”理念，分阶段分层次精准培育，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企业”梯度培育机制。 1.积极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加强源头培育，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交流合作，共建产学研平台，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营造优质创新创业生态，进一步优化“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创新创业载体，提升孵化平台绩效。加强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持，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优先向专业银行、担保投资公司、创投机构推荐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并给予利率优惠。 2.着力培育“新物种”企业 实施“新物种企业培育计划”，每年开展新物种企业认定评选，对认定企业在场景创新、风险投资补偿、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支持。对企业承接的政府采购项目，按照合同执行金额的一定比例对企业进行补助。对于因产业化发展需要用地的科创“新物种”企业，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同时，加快传统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利用数据、信息等虚拟资源进行差异化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 （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1.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布局一个高能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多个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形成“一链一院多平台”模式，以更多的产业创新和应用创新倒逼原始创新突破，向行业细分领域深耕。 2.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基于既有创新平台优势鼓励开展前沿科技攻关，在科技攻关的同时，高频配置各类产业资源，前瞻布局专业园区，引进培育上下游企业，创造性开发多元产品和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3.谋划布局前沿未来技术 重点围绕高端制造、信息网络、生命科学等领域开展攻关，掌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高端制造方面，加快航空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产品研发，超前部署氢燃料、全电、组合动力等新型发动机关键技术研究。信息网络方面，面向万物互联需求，发展物联网搜索引擎、面向物端的边缘计算等技术和产品。生命健康方面，布局发展干细胞与再生技术，开发针对重大遗传性疾病、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的基因治疗新技术。 （三）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 1.完善人才引用育留体系 广辟渠道引人才，充分利用每年招考招聘重要节点，全力招才，深入推进校地合作，通过技术支持、候鸟服务、顾问指导等方式借智聚力。不拘一格用人才，创新人才评价机制，突出创新水平和贡献为主的评价导向，按价值贡献量化奖励。创新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其离岗创业、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开展重大项目攻关等，投身科技创新第一线。多措并举育人才，针对性开展学习培训、实践锻炼，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精准服务留人才，建立人才联系制度，开展常态化、零距离联系服务，及时解决好住房就医、配偶安置、子女就学等实际问题。 2.完善科技金融供给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行业商会、协会等专业化市场化招商作用，引进一些专业化水平高、投资规模大、管理规范的风投创投机构。支持本土龙头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机构设立风投创投机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设立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加大政府引导作用，建议政府出资与风投创投机构或商业银行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按照“共担风险、不共享收益”的机制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 3.完善政府投入引导机制 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投入管理机制、稳定增长机制、财政投入引导下的多渠道投入机制，切实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产业链龙头企业、重点研发平台建设上，发挥财政科技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优化政府采购政策，通过首购、订购等非招标采购方式，优先购买本土高新技术产品，助力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四）构建区域创新新格局 1.深化市域创新联动 结合各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定位。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发展能级，坚持高端化发展方向，按照“龙头带动、集群配套、创新协同、链式发展”思路，着力培育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努力打造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主城区加快建设校企联合创新中心、公共研发平台等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重点发展都市工业和都市研发。推进县域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突破县域范围，围绕重点产业，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打造产业创新联合体。 2.加快区域创新协同 优化区域创新格局。坚持龙头引领，区域联动，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区域内其他城市各扬所长，坚持以功能互补带动能级提升。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联合深化科创飞地建设，争取高端研究机构在“创新中心”内建立“飞地”研究院或分中心。推动高新区联动发展，组建高新区联盟，开展联合招商，深化科技信息互通、科技人才互用、科技成果共享等协同机制。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破除不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条条框框，大力促进“五链”相融，共享创新要素，增强整体创新发展活力，打造区域一体化创新共同体。 参考文献： 杜德斌，祝影.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与中国实践[J].科学，2022，74（04）：11-15+4. 石峰.对标上海：武汉全国科创中心的创建[J].长江论坛，2021（04）：19-27. 杨丹辉.应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6）：23-31. 袁红英，石晓艳.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33（01）：134-140. 陈卓，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王媛，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肖唯楚，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景振华，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 中共宜昌市委党校 陈卓 王媛 肖唯楚；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景振华 | 企业管理 摘要：随着企业管理朝现代化的方向持续发展和进步，需要不断推动其管理科学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在企业管理中，以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重点内容，这将会对于企业目标是否可以顺利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基于企业的发展现状，就要推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二者的协同开展。本文首先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之后论述了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有效策略，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协同发展 1、前言 在企业的运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协调运行，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质量水平的提高，加快管理模式的革新优化脚步的推进，从而不断地健全企业的各项制度，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和收益。在协同管理的基础上，能够针对当前企业在资金方面所存在的不均匀运营比例的问题，实现有效的缓解，从而控制企业的运营风险。 2、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在对于科学管理方法和理念应用的基础上，优化配置企业内部的人员，对其进行科学的培训、组织和开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将人力资源的价值效益充分展现出来。而财务管理就是结合现有的经营效益，对于企业的资产和利润进行科学配置，进一步管控实际的生产价值，不断扩大企业的经营效益，从而合理的应用企业的资产，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基础内容，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首先，通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之间的融合，在人力资源规划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财务管理方面的内容，能够实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作用，有助于企业提出优化决策。不仅能够在人力资源规划方面，确保所制定的目标更具备经济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能够对于财务规划，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加大对人工成本的控制力度，能够有效的节约企业的发展成本，确保经营效益的实现。 其次，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环节中，财务核算对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人力资源配置和企业的实际规模以及专业水平，具有密切的关联。根据具体的行业特点，在对于人力资源的配置和调用时，也有着差异化的专业性要求。所以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要基于实际的业务内容，对于人员需求做到充分的考虑。而在财务工作中，财务部门要立足于企业的经济利益，判断员工的价值，综合多方面因素，通过对于各项财务指标和方法的应用，明确成本的临界点，从而确保所推出的招聘计划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经济性，对于人力资源工作的各项决策，提供指导性的依据。在企业的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是财务管理，其工作的最终指向一致。通过二者的协调，能够实现更好的效果[1]。 最后，通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之间的协同发展，能够确保企业的平稳运行。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无论是人力资源管理还是财务管理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借助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在数据分析和筛选的基础上，获得具有更高专业水平的财务管理人员，从而辅助企业完成财务工作，并且通过将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之间所具有的协调关系，充分地展现出来，能够推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财务管理工作其具体的职能具有监督性，所以能够科学的调控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结合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市场的现状，以财务目标为基础，对企业进行科学的规划，提高各项资金分配的合理性，从而有效地控制在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中风险问题的发生，确保企业处于一个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2]。 3、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协同发展的有效策略 3.1 在思想上达成共识 首先，要从思想层面出发，对于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协同开展，建立明确共识。决策人员要加大重视力度，而管理人员需要提高自己的配合和支持，将财务部门和人力部门结合起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还要依靠组织保障，从而明确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财务部门的介入形式以及组织方法，从而提出科学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决策，不断地完善管理流程，健全管理机制，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的业务内容中，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3.2 加强部门联动 管理层人员要对于部门工作提供积极的支持，确保财务、业务以及人力资源三大部门达成共识，对于财务管理在业务管理中的融合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具有明确的认知，并且能够建立良好的工作意识，和财务部门之间建立事前沟通。财务部门也要将自身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以数据为基础，通过科学的财务方法，以财务目标作为落脚点，从数据层面对于决策的制定，提出重要的支持，并从科学的角度提供各项业务建议，这样才能够帮助企业的经营者，对于业务和财务信息做到整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利弊，提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对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而言，要建立财务理念，通过财务技术方法的应用，针对人力成本的投入，展开分析，明确具体的投入内容，在此基础上制定人才的培训方案。人力资源部门要坚持成本效益的原则，对于培训方案进行不断地优化，通过外部培训和内部培训之间的结合，建立科学的培训模式。同时还要对于培训开发的具体成本投入以及产出，进行充分的考虑，以此作为对于方案的衡量标准，确保通过成本的投入，能够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现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3.3 促进信息共享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数据经济时代背景之下，数据信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将会直接决定数据分析的效率，以及企业各项决策的科学性。所以就要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共享的实现，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对行业内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的全面获取。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针对信息数据安全，加大重视力度，通过分级的方式，实现信息数据的获取。 3.4 构建数据模型 在大数据时代，要善于通过各项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实现良好的数据分析效果。所构建的模型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对于财务部门以及人力资源部门而言，要对于企业内部的数据做到充分的应用，从而构建相应的数据模型。通过数据模型，能够对于人力资源各项费用支出以及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所发生的变化，做到进一步明确，并针对人力资源方面，加强财务分析和统筹。 3.5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要经过规划和预测，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人员配置方案。而在财务工作中，则是要通过日常核算，定期举办跨部门的分析会议，针对人力资源的现实情况和实际成本，展开进一步分析，从而促进人力资源和财务部门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各项决策的调整，确保所建立的人工成本以及薪酬绩效的方案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有助于财务预算的实现。人力资源部门不仅要从企业角度出发，进行合适的人力资源的提供，对于企业的进步发展，提供人才方面的保障。同时还要对于人工成本的管理，做到重点关注，促进人力资源工作和财务管理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保持一致的步伐，充分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 4、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人力资源效用的发挥，从而助力企业的运营发展，配合财务管理所具有的监督协调职能，落实好基础的运营管理工作，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殷少华.基于就业稳定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中国就业，2023（10）：42-44. [2]涂艳红，唐崇梅.数智化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物流企业的实证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0）：1-13. 昆明市五华区知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苏文佳 摘要：精益化管理是充分激发员工活力、协调联动企业各部门的高效管理模式。随着当前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数字管理系统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精益管理模式的发展与普及。本文以国内某科研试验企业为参照样本，研究数字化管理系统对企业精益管理转型的助推作用，对数字管理系统促进企业精益化管理升级转型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希望能够为正在进行电子办公系统研发和企业精益化管理改革的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精益化管理，数字化管理系统，升级转型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产能相对过剩和企业利润减少、投资驱动力减弱等问题逐渐显现，各微观主体企业将不得不面对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生产和管理结构、转换发展动力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但是，企业转型升级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又该如何进行？本文认为，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推动企业实现精益化管理转型是企业转型升级所当探索的现实可行性路径之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一般而言，企业现代化即以信息化为核心全面升级和优化其生产、运营、管理体系，打造符合信息化时代背景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早在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启了“后工业时代”企业信息化建设浪潮，推动国民经济向更高层次转化，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建设方向以及企业管理模式变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信息化程度逐渐成为了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评价标准。 在诸多现代化管理模式中，精益化管理历来被认为是可以充分激发员工活力、能够协调联动企业各部门的高效管理模式，也是契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理念的管理方法，因此日益为社会各届所推崇和重视。但是，由于精益化管理对企业各部门信息数据统计具有高度依赖性，一直以来精益化管理并未得到推广。当前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精益化管理的推行和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证，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精益化管理的难度。尤其是数字管理系统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精益管理模式的发展与普及。本文以某科研试验企业科技生产信息数字化业务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数字化管理系统”）为例，阐述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构建及其对企业实现精益化管理转型的助推作用，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给相关企业及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精益化管理理念概述 精益化管理是由丰田汽车生产管理方式演变出来的一种管理哲学。1985年，IMVP团队通过对全世界17个国家的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生产管理的实际调研和对比分析，耗时五年，最终整理出一种以日本丰田汽车生产方式为原型的生产管理模式——“精益生产方式”。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在于“精细”，即把生产工序和管理部分尽可能的分成小的单元，以使资源达到最大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精益化管理理念正是脱胎于精益生产，但是相比于精益生产精益化管理对“精益”的要求更为严格，其要求企业的各项生产管理活动都必须按照精益思维进行。上世纪90年代以后，精益生产理论日趋完善和成熟，被广泛的实践应用于企业的生产领域。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究，本文认为精益管理对企业的核心要求是降低甚至是消除产品价值链中的Muda（没有价值的作业），而企业要达到此目标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由需定产，化供给推动为需求拉动 简单的说就是根据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精准发掘用户需求产品，精确预估用户需求数量，以减少库存和避免无效产能。1996年，詹姆斯·沃马克和丹尼尔·琼斯对精益生产方式的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扩充，提出：产品价值定义来自于用户，即客户导向原则，只有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客户才会愿意买单，产品流通才能顺畅，产品价值才会实现。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的新常态中产品流通不畅，库存积压严重暴露出了企业生产中供需错位的问题，说明传统要素驱动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不再是要素的拥有量，而是对需求的精准定位和对所拥有的要素的价值增值方向的把握。企业要改变供需错位，库存积压的现状，必须从顾客需求入手，化注重产能端到重需求端，精准把握顾客需求方向和需求量，避免无效供给，提升供给效率。 2.明确产品价值链增值方向和科研方向 一种产品的价值链是从原材料开始，经过制造加工、组装、分销等过程，最终销售到用户手中的一条价值增值链。精益化管理认为企业要在原材料采购到销售完成的整条价值链增值活动中消除Muda，其首要实现的应该是精准定位产品价值链增值方向，避免供需错位，其次才是对每个环节的精益管理。科研亦是如此，精益管理之下的科研不应该是盲目的，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目标针对性较强，避免无效科研，同时对科研进度有清晰的把控，避免粗放式科研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3.优化内部管理机制 与传统管理模式不同，精益化管理要求将各部门整合为横纵向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和互相连通的更小管理单元，是一个集科研管理、生产管理、库存管理、物流管理、质量管理、客户管理、人事管理等各个企业活动为一体且密切联动的企业管理体系。在精益管理体系中，企业各个部门独立存在又能实现有效融合，可以充分调动每个部门，甚至每个员工参与到企业管理与生产之中。其中，不能有效参与企业活动的部门或者闲置人员则可被视为无效资源，应该被从团队中剔除或者通过不断改进融入到企业活动当中，以此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降低成本。清晰的把握每个部门及员工在生产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实现企业生产管理的各个活动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优化内部管理、达成精益管理目标的关键。 综上所述，企业实现精益管理的方式主要包含由需定产、明确产品价值链增值方向和科研方向及优化内部管理三个内容，其落实决定于企业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信息的收集，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拥有高效的信息处理与交流系统，即企业进行精益化管理需要一个信息收集与处理中枢——数字化管理系统。首先，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精准锁定用户需求，深挖重点客户重点工作内容，实现生产量的有效把控；其次，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将企业各部门融合在一个虚拟平台中，极大的便利各部门业务信息的整合、流转；再次，数字化管理系统助力企业实现科研活动的精益化管理，避免无效科研行为，提升科研效率，资金完成率；最后，通过统一应用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更好的让每个员工了解企业管理行为，明确自身职责，规范业务操作行为，提升企业管理参与感和企业归属感。 为了更好的说明数字化管理系统对企业进行精益化管转型的必要性和助推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以一个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系统为例，结合该企业的精益化管理转型目标，从不同方面具体阐述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企业精益管理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 二、企业精益化管理目标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企业应积极进行精益化管理转型，并搭建了数字化管理系统。实践表明，数字化管理平台为实现企业高效管理和合理资源调度，提高科研质量，完成对客户的高质量服务，加强业务管控提供了极大助力。当前，为进一步探索企业精益管理模式，企业应从基础信息精益管理、生产精益管理、科研项目精益管理、成本精益管理、人事精益管理等诸多方面制定管理目标。 1.杜绝浪费 杜绝一切浪费是精益管理的最核心任务，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物质资源浪费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等。具体来看，杜绝浪费主要是指规避以下几个方面的生产经营行为：过量生产造成生产资源和库存浪费；等待时间造成的时间浪费；生产操作工序和安排失当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科研错位和缺位造成的无效科研和科研管理不善造成的低效率科研等科研活动浪费；忽视员工创造力，员工怠工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等。 2.优化流程 从生产性企业的视角出发，最初的精益生产理论所指的优化流程主要是优化生产流程，合理安排生产工序。精益管理的优化流程相对来说更为细致，所关注的内容更为宽泛，其包括但不限于生产业务管理流程，还要求优化客户服务流程、科研活动流程、资金成本管理流程、员工管理流程等。该企业提出优化流程目标要求以满足业务需求为起始，转变传统业务流转模式，各部门间相互联动、信息互通，消除信息孤岛，切实做到流程管理的高效率，低时耗，充分发挥各部门间的协同效能。 4.需求拉动 积极发掘客户需求，以需求带动生产和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精准把控客户需求，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生产能力投放错位和缺位。只有做到根据不同用户需求进行生产服务，才能够明确企业各部门职能作用发挥情况以及员工工作效率和对部门甚至企业的贡献值，实现企业的高效率运行、对客户的高质量服务和高水平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的理念还应用于企业科研领域，要以需求为导向明确科研反响，杜绝盲目科研行为，即面向客户需求，面向高精尖、面向生产经营、面向产业化，树立以问题为核心的意识，促进生产管理技术进步、安全运行、资源高效利用，避免科研错位和缺位造成的无效科研。 4.人事管理 精益管理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充分挖掘员工潜力，在企业制度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能力，并使其完美契合于团队工作，做到人力资源的最高效率利用。第一，要尊重员工，给员工授权，不能只是雇佣了员工的“一双机械的手臂”，而是要完全拥有一个充满才智和工作热情的真切的人，进一步提升其对企业活动的了解程度，激发员工个人活力。第二，建立灵活的、分工明确的、相互协同的小单元工作团队，专事专办，集思广益，避免企业指令层层传导造成的耗时和误读，提升生产、服务的效率与质量。第三，建立自我反省机制，要求领导和员工以整个管理活动为基础情境，定期开展个人工作自我反省与工作总结活动，不断自我改进。 5.成本控制 多数企业运行过程中，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支出是一项重大支出，占企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是一项复杂、重要、涉及面广的工作。如果对采购环节和合同签订环节有科学精细化的管理和控制，就能够为整个企业采购、支出合同签订涉及的各方带来可观效益和安全保障，包括公司和供应商。在公司精益管理方面，由于合同（采购）活动涉及多个部门协同办公，且各部门需求标准不一，为保证合同（采购）工作的合理合规，规范统一，作为公司管理层面，就要综合各方要求，契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当前工作目标，实现最优指标和成本控制。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通过数字化业务平台，提升采购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规范工作流程，严格合同文本审核，明确业务流转顺序，提升采购和合同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6.搭建业务管理平台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人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管理职能包括明确的说明目标及获得实现所定目标必须的资源和努力。”数字化管理系统正是该企业实现精益化管理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保证以上诸目标的顺利达成，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该企业要求在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资源和客户信息的基础上对既往数字化办公系统进行完善和升级，搭建契合精益管理需要的新数字化业务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和统计日常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生产数据信息，科研项目的资金数据和项目成果管理以及合同（采购）行为，确定了以数字化管理系统为支撑，助力企业精益管理转型，推动企业管理现代化、科技化进程的总体目标。 三、面向企业精益管理的业务信息系统设计 诸多企业实践表明，数字化业务管理系统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在企业管理中具有巨大的管理优势。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化管理系统在数据统计分析、整合、展示方面的优势明显。一方面，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通过整合生产、基建、科技、合同（采购）、人事等各类企业运行业务数据，将不同工作类型、不同管理层级关注点层层细分；另一方面，数字管理系统可以优化展示复杂的信息数据，形成数据报表门户界面，更为充分地发挥数据分析整合对企业精益化管理的促进和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其管理效能，全面践行用户中心原则。 该企业现运行的数字管理系统，能够更好的统计展示生产、基建、合同和科研等方面数据信息，方便信息的整合和提取利用，对企业高效运行，实现精益管理目标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总体来看，其数字管理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全方位数据统计展示模块，二是业务管理模块。其中，数据统计展示模块主体包含公司生产、基建、科技、人事、报告、合同等各项业务信息及其相关工作的数据整合提取、报表生成展示。数据统计展示模块的主要功能通过报表工具实现，以管理系统中业务模块产生的数据信息为基础，通过报表工具，根据用户需求，个性化抓取不同类型数据，并将数据通过图表的方式进行展示。业务管理模块，即公司各类日常业务操作使用模块，为员工提供统一线上用户平台入口，有效替代传统线下办公模式，实现各部门业务之间的互相贯通及交叉部分的数据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各项业务表单统一模板，严格按照审批流程流转，实现业务管理规范、便捷、高效。具体来看，数字化管理系统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在企业精益管理中发挥作用。 1.推动实现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 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各个有机构成部分可以精准有效的掌握企业各项业务工作数据，并且数字管理系统所收集、整理、存储、展示的信息在财务资产、市场销售、技术服务和科技研发等部门是可以共享的，能够实现信息数据的互相连通与及时共享。首先，数字管理系统将以往陈旧系统有效整合，破除不同系统数据不通的弊端，同时将传统线下业务转至线上，实现各类业务统一平台运转，消除数据信息关联之间的物理障碍。其次，数字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更小单元用户的信息的分类整理和存储，这就实现了对用户工作情况、工作需求的精益化管理。最后，在数字化管理系统终端信息集合，通过信息处理，形成可视化图表，为企业决策者和管理部门制定企业发展策略和工作计划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便于企业各决策层监测企业运营现实情况，并科学制定管理决策和企业发展规划。 2.推动实现生产的精益管理 生产管理是生产性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其进行精益管理转型的主要阵地。本文所研究的企业是集科研、生产、服务于一体的科研试验企业，生产活动锚定客户需求，以解决客户需求为着力点，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数字管理系统的搭建有效的解决了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一方面，应用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打破空间阻隔，将用户需求信息及时、准确的提供给相关业务管理部门，促进业务管理部门与用户之间的及时信息沟通，实现以需定产，精准服务，避免生产工作指令偏差、服务进度延误等状况。另一方面，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将工作划分为更小的管理单元，将工作细化到每一个服务客户，为每个客户建立单独的工作项目、任务，实现服务内容、生产工作的高效率分类管理，便于生产工作的精准化展开，提高客户满意度。此外，企业其他部门也能更及时的获取相关工作进展信息，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优化生产流程，制定更为合理的工作计划，提升产品质量与客户服务效率。 3.推动科研项目的精益管理 科技创新也是本文研究的企业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实现科研的精益化管理，消除科研活动中的MUDA是其精益化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管理系统重点设计科研活动管理模块。首先，根据数字化管理系统所收集的用户诉求和公司生产服务要求可以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科研方向，明确精益化管理中的科研价值增值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科研错位和缺位。其次，数字化管理系统从科研项目方向确定、立项、成果验收等方面进行单个项目的独立全过程管理和众多项目的集中管理，从而实现对科研项目的精细管理和比较分析。通过监测项目进度情况可以及时向重点项目进行资源倾斜，发现并剔除僵尸科研和无效科研，从而消除科研活动中的MUDA，实现科研活动的精益化管理改革。 4.推动人事管理的精益化改革 企业经营管理关键是对人的管理，如何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一直都是企业管理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显而易见，数字化管理系统在推动员工精益化管理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通过业务管理系统可以将员工集中管理化为更小的管理单元，每个人都拥有个人门户，能够清晰地确定每个员工在企业中的定位和作用，发掘员工业务强点、优点，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第二，通过业务管理系统可以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紧密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个人、团队、部门的协同作用；第三，业务管理系统能够让管理者通过员工在系统中填报工作和对任务完成情况的实时分析优化，动态掌握员工、团队、部门的工作状态和成果，促进企业奖惩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 5.推动企业资金成本精益化管理 现行市场经济从大方面来讲是法制经济，从贴合实际业务交往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经济”。企业经营成本的精益管理是企业提高盈利水平、降低消耗，扩大市场份额，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重要研究内容。所谓成本控制，对于每个企业而言即如何花钱，将企业每一笔资金利用到极致，将企业的有效资源利用到最恰当合理的地方。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极大的推动企业资金和成本的精益化管理，提高企业业务效率和成本管理效率，为企业的合同、成本精益管理提供有力支持。该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了单独的合同管理模块，将企业所签订合同进行归集化管理，提供企业规范化合同模板，按照合同类别、归口部门等条件分类检索设置合同清单，便于各部门快速查看、下载合同文书，实现了合同起草、审批规范化。进一步，利用数字化管理系统数据可实时共享的优势将合同模块与生产、科研、生产等工作模块相关联，各部门可随时调取相关信息，实时查看工程开展情况，合同履行进度，实现合同的精益化管理。 四、结语 鉴于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企业推行精益化管理改革势在必行。早在上世纪末，精益化管理理念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由于信息科技发展现实的制约，其实践主要是在生产层面进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子办公系统的全面推进，为企业全面实施精益化管理改革提供了可能。企业应该充分发挥电子办公系统的优势助推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型升级，持续提高企业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希望本文能够为进行电子办公系统研发和企业精益化管理改革的企业和机构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存斌，杨阳，大型施工企业精益化管理研究（上）[J]，中国建设信息，2011（6）：18-21. [2]许建，向昌国，企业实施精益化管理研究[J]，商业研究，2009（11）：27-29. [3]唐旭，精益生产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20（21）：26-27. [4]张强，于丽艳.数字化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4）：116-118. [5]李远兴.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策略探索[J].全国流通经济，2023（24）：55-58. [6]龚志清.精益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中小企业，2023（11）：132-134. 作者简介：陈运，供职于北京华科同和科技有限公司，硕士研究。 北京华科同和科技有限公司 陈运 摘要：对于我国而言，在市场环境条件持续动态变化的背景下，各个行业企业运营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与负担，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所获取利润空间持续收紧，这对于企业稳定生存与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契合，企业必须积极识别发展规律，对自身竞争行为与方针进行调节，以形成适宜于行业发展的企业阶段性发展布局，引导企业可持续性、长远发展。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在战略规划以及实施期间，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以及发展特性，以国内外优秀企业为对标参考，分析自身存在不足，多维度促进战略规划措施的积极实施。在此期间，战略规划要求企业充分关注自身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全局规划目标，在突出近期效益的同时，关注企业长期效益目标的实现以及持续性发展能力。当前，企业发展主要受资金能力以及市场需求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企业所处市场发展大环境是否良好，政策条款是否有倾斜偏向等，均会对企业战略规划的实施产生很关键的影响。如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建筑行业总体发展速度缓慢，所面临市场大环境相对较差，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战略规划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国大部分企业在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需要增加对资金以及市场因素的关注度，但战略规划实施中仍然面临规划目标偏向中短期，缺乏前瞻性，以及更侧重对企业经济发展前景控制，忽略企业文化、人才培养以及品牌建设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企业战略规划实施中引起高度重视。文章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战略规划与实施的重要价值进行阐述，然后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原则进行分析，包括系统性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最后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中的关键措施与建议进行概括，包括明确战略定位、合理设置发展速度、将战略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充分结合、构建风险预警工作体系、合理分配企业内部资源、以及落实动态管理这几个方面的措施，希望能够有助于企业战略规划实施水平的提升，从而将战略规划相对于企业发展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企业，战略，规划，实施 1 战略规划与实施的价值分析 对于企业而言，需要根据业务活动的不同采取并实施针对性的策略。尤其是在当前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企业发展所依赖战略规划呈现出系统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施体现了长期性、整体性的特点[1]，且不同战略规划措施的实施对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以及经营优势的体现有不同影响，企业需要加强战略规划实施工作，才能够达到多方战略协调应用的目的[2-3]。对于企业而言，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价值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企业而言，总体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能够帮助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形成正确的决策方案，为阶段性企业发展提供方向与引导，帮助企业员工了解企业发展方向，提高信任感；第二，企业战略规划实施可确保各类资源配置达到最高效状态，掌握企业阶段性业务活动重点，使企业规划充分结合经营管理机制，促进企业价值以及利润目标的充分发挥[4]；第三，企业可通过战略规划与实施的方式，体现阶段性发展方向的执行性、以及前瞻性特点，细化企业目标[5]，帮助员工落实自身责任内容，并配合目标分解的方式，帮助企业在适应市场变动趋势过程中做出最佳决策。 2 战略规划与实施的特点分析 2.1 系统性原则 企业发展会直接受到战略规划措施及其实施效果的影响。换句话来说，企业战略规划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指导意见与参考，使企业发展路径更为规范，以满足远期发展目标。而相反的是，若企业战略规划实施方案不够科学与有效，将会导致企业面临“走弯路”的问题，甚至对企业生存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在企业确定战略规划实施方案期间，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发展现状，避免战略规划措施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6]。因此，企业战略规划实施的系统性原则指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结合内部发展稳定性，考虑外部发展方向，通过对企业所处行业发展特性的分析，紧密结合市场需求，落实战略规划实施方案，同时将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建设与战略发展规划相契合，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广实施。尤其对于企业领导层而言，需要尝试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企业阶段性全局发展进行考量，促进企业竞争实力提升，以达到满足长效发展需求的目的。 2.2 创新性原则 对于企业而言，在战略布局实施期间，需要尝试体现创新性原则，为了能够在应对复杂市场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谋其经济效益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以当前经营管理决策为依据，加强创新管理。如在战略规划实施期间，关注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将先进人才引入企业内部，通过对企业文化、经营管理、人文关怀以及薪酬制度等一系列保障措施的改进与优化，确保对人才有充分的吸引力[7]。除此以外，业务发展中也需要积极关注新型技术工艺的应用，以降低经营成本，配合落实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管理措施，以达到提高管理质量的目的。 3 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措施 3.1 明确战略定位 企业所确定战略定位需要与自身经营管理行为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与契合性。如企业定义为风险投资类型，则在经营管理方面需要充分体现投资策略的多点性特点，同时以持有股权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行为的方式开展。而对于定义为多元化发展的企业来说，则应当以自身特色为依据，在确定最佳主业方向的同时，使企业所占有核心资源面向主营业务倾斜，并兼顾培育、投资一类副业的发展[8]。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多元化发展的方式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通过拓展业务范围的方式，为企业创造更多获利的可能性。但战略定位的确定中，企业必须高度关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问题，避免因扩张多元化业务而对资源集中情况产生影响，最终不利于企业主业竞争力的提升。而对于以单一业务为经营方向的企业而言，其战略定位决定了企业自身对市场风险的规避存在较大难度，需要企业通过积极提高产品以及服务竞争力的方式，关注核心技术更新速度以及产业链完善情况，从而在竞争行为中发挥优势。 3.2 合理设置发展速度 在企业落实战略规划方案期间，我们需要充分明确企业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这对于战略规划的后期实施有重要影响。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尝试自上至下摸清底数，动员业务单元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参与到此项工作中，借助于对信息化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广泛收集整理数据信息，并结合资源占有情况，紧紧围绕战略定位这一中心问题，了解企业当前发展特点以及所处行业阶段性发展趋势，对发展速度进行合理设置，确保战略发展目标与企业阶段性战略规划保持一致方向，这对于预防战略规划“假大空”问题有积极意义。 3.3 将战略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充分结合 企业所确定战略规划自落实至有效开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同阶段均会影响战略规划的实施效果。企业从管理层需要重视战略规划实施工作的开展，密切结合战略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内容，以更好地满足企业阶段性发展诉求。如企业需要根据所确定远期发展目标与方向，落实战略规划实施计划与安排，注意不得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实现，以企业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为阶段性目标，确保其健康、长效发展。在此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期战略目标的确定需要充分评估企业内外部环境、企业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以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目标实现为前提条件，适当牺牲短期利益而将目光放在对企业长期发展的追求上。同时。战略规划实施中应当能帮助企业规避外部诱惑因素的不良影响，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实现，促进企业提升自身实力，以更好满足时代发展诉求。除此以外，还应关注战略执行能力的增加，积极结合战略目标与策略计划，以全面整合战略系统，在对企业组织架构进行合理优化、完善内外部沟通环境、构建全面战略体系等多种方式的干预下，实现企业管理与长远发展、以及战略规划执行力的有机结合，提升企业管控水平。 3.4 构建风险预警工作体系 企业战略规划实施期间，会受到企业所面临风险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企业参与经营行为就不可避免风险因素的产生，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构建风险预警工作体系的方式，积极防范风险问题，以更好地协助企业对市场变化要素进行积极应对。首先，企业管理层应当关注风险管理的现实价值，落实风险防范工作意识，结合企业阶段性发展情况，评估潜在风险因子。其次，企业需要具备专业人才，配备综合素质水平以及专业能力突出的工作人员，积极展开风险预警工作，以帮助企业规避未知风险。最后，风险因子与企业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关系，即随着风险水平的上升，企业预期收益水平也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因此，企业必须积极评估潜在风险，构建风险-收益预警关系，在合理范围内接受风险，但同时也应当注意避免因风险扩大而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的影响。 3.5 合理分配企业内部资源 为满足企业阶段性发展诉求，促进企业自身竞争实力的提高，就需要在战略规划实施期间融入对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应用与体现。在这一理念作用下，要求我们积极关注企业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的能力，并形成内部资源最佳分配方案。管理层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变化因子，优化运营模式，通过对人物财资源的科学配置，将其经济效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企业远期发展奠定基础。由于当前各行业竞争关系加剧，导致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为避免出现资源空置或内耗严重的问题，就需要在战略规划实施中引入垂直化管理模式，提升管理力度，以改善企业阶段性管控水平。并且，企业还需要尝试在经营管理中引入协同性理念，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以战略构建契合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最后，企业可以尝试在战略规划实施中重视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整合工作流程，预防资源消耗问题的产生，加强对企业阶段性运营成果的监控，为后续企业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3.6 落实动态管理 对于企业而言，在战略规划实施期间必须融入风险管理工作意识，强化风险意识对管控工作的有益影响，以充分体现动态管理相对于战略规划实施的紧密影响。企业需要尝试展开阶段性的评估工作，了解不同阶段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影响，及时调节优化战略规划内容，以形成一套以战略规划为开始，经过战略规划实施、战略规划评估，最终以战略规划调整为结束的全程闭环管理体系。同时，企业可以尝试筛选一系列管理指标，作为客观反应战略规划实施情况的依据，配备监督部门与工作人员，定期跟踪上述管理指标的完成情况并展开汇报，而企业管理者则以这部分数据为依据，对战略规划实施方案进行汇总调整。不但如此，企业还可通过内部公示的方式，帮助员工了解企业阶段性战略规划实施情况以及完成进度，使员工面向企业的意见建议能够为企业所掌握。在动态管理措施的落实中，及时发现战略规划存在问题，通过闭环控制的方式保障企业战略规划高效实施。企业应围绕战略规划，战略管理部门、业务部门、管理层等应形成高度的战略协同，经过统一协同战略目标实施，密切沟通战略分解，围绕战略课题和绩效目标，各部门、各类人员各司其职，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经过高效发挥监管作用，做好对各项工作的进度管理。 4 结束语 为了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契合，企业必须积极识别发展规律，对自身竞争行为与方针进行调节，以形成适宜于行业发展的企业阶段性发展布局，引导企业可持续性、长远发展。文章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战略规划与实施的重要价值进行阐述，然后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原则进行分析，包括系统性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最后对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中的关键措施与建议进行概括，包括明确战略定位、合理设置发展速度、将战略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充分结合、构建风险预警工作体系、合理分配企业内部资源、以及落实动态管理这几个方面的措施，希望能够有助于企业战略规划实施水平的提升，从而将战略规划相对于企业发展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叶志伟，张新民，胡聪慧.企业为何短贷长投——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的解释[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1）：29-42，中插5-中插6. [2]周升师，苏昕.管理层讨论及分析语调对企业未来战略差异的预测作用研究[J].管理学报，2023，20（3）：349-357. [3]刘亭立，方钰，王妍.殊途同归还是两歧遂分：战略调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4）：12-21. [4]陈安惠，刘庆丰，李慧.政策性负担、战略变革与国有企业创新：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39（6）：77-93. [5]赵鹏举，刘力钢.中国家族企业二代亲缘关系对企业战略变革影响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2）：53-62. [6]胡俊南，胡瑾.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7）：33-41. [7]何建笃，孙新波，张浩.数字时代大型国有企业战略创业机会构建机理及演化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23，20（10）：1433-1443. [8]邓新明，谭勇.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化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双战略协同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23，20（10）：1421-1432，1456. 中技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钟毓琳 摘要：为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也应不断革新、与时俱新。文章通过分析品牌本身的特征，剖析企业品牌建设面临“战略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品牌构建意识与业务发展不匹配，缺乏体系化、制度化保障，时效性不明显、宣传力度不够”等多方面的挑战，梳理出品牌建设应遵循的原则。通过对以上方面的综合分析、深入思考，提出企业品牌建设对应的发展策略与建议，旨在推动企业从战略、业务、制度、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品牌建设，增强品牌的推动引领作用，以此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关键词：企业品牌建设，品牌特征，原则，面临挑战，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2]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命题，无论是大型中央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着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诞生了不同领域的“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但是全局来看，大多数企业距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然要拥有核心竞争力，其中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品牌建设。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集中体现。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3]。2022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展重点领域品牌，持续扩大品牌消费，营造品牌发展良好环境，促进质量变革和质量提升，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久久为功促进品牌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4—5]因此，品牌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1 品牌的主要特征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在传递企业核心优势、思想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品牌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具有其独有的特征。 （1）品牌的排他性。品牌有着排他性这一特殊属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应提高品牌建设意识，尤其是品牌的注册和保护，充分利用品牌的专有权。 （2）品牌的资产性。品牌的价值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标志符号，所体验到的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拥有者如果能够在相关的宣传、经营活动中充分发挥品牌的优势，就可以获取一定的增值收益，将品牌的影响力、市场开拓能力不断地提升，转化为相应的资本助力企业利润增加、持久发展。因此，品牌的价值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形量化。同时，品牌还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比如根据企业发展需求，以品牌入股的形式组建企业，以品牌价值作为的号召使得优势力量得以集中，实现特许经营等[6]。 （3）品牌的风险性。品牌从创立到成长的过程中，国际形势、政策导向、产业趋势等方面也在不断地变化，由此导致相应品牌也存在扩大或者缩小的可能。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些品牌因理念、发展路径、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影响，甚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品牌的创立、孵化及成长过程中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品牌的发展路径、预期效果、效益评估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品牌的表象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建设的初衷是让受众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的识别、记忆点来加深对某些产品、企业的印象；但是由于品牌不具有具象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没有立体的实物效果，会削弱其表现力。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品牌的表象性，寻求特定的物质载体，通过一系列的物质载体体现出品牌的内涵、价值和意义，使品牌有形化[7]。品牌的表现形式有文字、符号等抽象的概念，也有产品品质、市场占有率等可以量化的载体。 2 企业品牌建设面临的挑战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我们常说的品牌效应通俗地讲就是这种品牌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品牌只有不断地发展，让更多人认识、熟知，将品牌符号所要呈现的内涵和意义形成大众所能认可的印象和产品，以其无形的凝聚力与扩散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手。企业品牌是城市经济的细胞，企业品牌是带动城市经济的动力[2]。加强企业品牌的建设，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三个转变”、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下，不断地提高品牌在管理方面的能力、尝试优化品牌建设的实践路径、加强品牌建设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8]。但是综合来看，距离国家品牌建设的总体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现阶段，品牌建设面临的挑战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品牌战略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研究，无论是投资型企业、技术型企业还是工程型企业，普遍存在重业务轻品牌的现象。其中，大型国有企业一般业务板块多、分布广，企业内部业务板块之间甚至存在着交叉、重叠现象，缺少对品牌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和思考；中小企业一般以技术型企业居多，缺乏品牌建设顶层设计，品牌发展战略不明确。 （2）品牌构建意识与业务发展不匹配。从企业发展类型、发展阶段、发展规划等角度综合来看，有的大型企业虽然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技术创新等方面已经位居国内甚至是世界前列，但是与发达国家知名品牌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企业未形成完整的品牌建设思路和建设路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品牌建设缺乏体系化、制度化保障。有些企业未建立起品牌建设体系，使得品牌建设缺乏人才资源保障，没有和经营管理紧密衔接，促进经营管理的发展，让经营管理为其赋能[9]。其实不单是经营管理方面，品牌建设的理念、发展路径等方面都应该与企业发展预期目标结合起来。如果缺乏品牌建设系统性的思考和规划，与业务架构、业务体系、发展理念、企业文化配合不紧密，会大大削弱品牌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总之，很多企业对品牌管理、体系化建设及保障机制，缺乏品牌建设资金投入。 （4）品牌建设的创新与宣传力度不够。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意识，有的企业虽有一定的创新成果但是尚未将其与品牌建设结合起来；有的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发展滞后，宣传方式较为陈旧，甚至是忽略品牌概念的输出、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的输出，未将企业发展的先进思想、先进理念与文化发展、宣传渠道相结合，纵使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品牌影响力较小。 3 企业品牌建设的基本原则 企业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10]。品牌不仅仅是公司的一个广告、一句宣传词或者是一个标志，而是企业、品牌所代表的产品、服务和受众群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品牌的内涵诠释尤为重要。无论是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方式，企业的品牌建设都需要清楚地表达出受众的体验，展现出产品、服务或是企业的特色，打造出品牌建设系统化发展的模式和发展路径。因此，品牌建设过程中也要不断探索，遵循、借鉴相应的原则。 （1）坚持统筹布局原则。企业的品牌展示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经营、市场开发、管理体制、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不但要有专业的部门或者是团队来统筹谋划、综合考虑，还应从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实现企业各业务部门、各流程环节协调发展。只有各部门之间加强协同联动，产业链各环节高效配合，才能形成企业的品牌合力。 （2）坚持重点导向原则。企业的品牌建设必然要将受众的需求作为主要导向。品牌建设的内容可以丰富、途径可以多样，但是核心主线要明确。从企业的战略、目标、业务、创新、管理等多角度出发，找准企业品牌的核心主线，作为品牌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同时需要融入企业的特色文化、个性、产品、形象等多个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品牌推广的策略和对策。 （3）坚持品质保障原则。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都应该做到产品或者是服务品质优先，“打铁还需自身硬”。比如咨询服务类企业，就要为委托方在项目时效、服务质量、成果准确性等方面做好服务，出具可靠的服务成果；比如技术设备类企业，就要在设备的先进性、经济性、耐用性等多方面展示技术设备的性能和品质，来赢得客户的口碑。因此，产品的品质保障是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基石，是企业在同质型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保障。 （4）坚持突出特色原则。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其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在企业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及自身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同一类型的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品牌建设不是单纯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坚持国家、行业政策导向的前提下注重突出品牌独有的特色优势，并且将优势不断地挖掘放大。 （5）坚持长期推进原则。企业品牌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临时抱佛脚，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坚持企业品牌建设战略的前提下，制定近期、远期、长期的目标和方向，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将品牌建设融入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4 企业品牌建设的发展建议 企业品牌的建设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综合规划、长久坚持，加强企业的自身产品竞争力、严把质量关，在此基础上加强推广宣传，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实施全面品牌管理，从“战略引领、全员参与、系统组织、过程把控”等多环节提升品牌建设，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赢得品牌优势。具体措施可从以下角度考虑。 4.1 加强品牌建设的战略引领 品牌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注重综合设计、统筹谋划、布局长远[1]，同时，品牌建设也属于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中国品牌日”的设立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做强大国品牌擦亮中国名片”不仅仅是口号，体现了党和国家将品牌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面临国家大力支持品牌建设这一重要的机遇，企业应充分深刻学习国家品牌建设的重要指示，从国家战略到政策解读等方面充分学习，以品牌的顶层设计为指引，结合企业的发展实际，高标准响应国家政策，同时注重开拓创新，制定出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创新性、差异化品牌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将企业的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加强所处市场发展体系研究，增强对所处产业、品牌发展阶段、品牌建设情况与企业经营业务拓展的预判能力，增强企业对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形势、市场拓展方向与区域、产业链延伸情况的适应性与感知力，提高品牌战略调整的前瞻性、协同性、计划性，实时进行品牌建设的战略调整。 4.2 品牌构建与业务架构相融合 提高企业品牌建设的意识，推动品牌建设与重点工作、日常工作有机融合；企业在发挥品牌战略引领作用的前提下，将品牌建设和企业的发展理念、生产经营、工程建设等内容深度融合，促进品牌建设与业务体系建设协调发展，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培育和发展，形成品牌引领市场拓展工作，市场拓展又能很好地弘扬品牌价值的良好氛围。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由此引发的新的产业变革为品牌构建创造了更好的机遇。企业将品牌建设与业务发展方向、市场竞争力、产品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相融合，才能实现差异化、个性化与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自身品牌的建立、维护、管理更加重要，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抓手。 4.3 建立品牌建设制度化、体系化的保障措施 品牌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建设，更需要科学化、有效性管理。 首先，要进行品牌建设的资源配置，确定强有力的企业管理者作为品牌建设的总负责人，以此保证品牌管理的运营和监督执行。企业管理者负责企业品牌建设的顶层设计，在战略落地实施、品牌运营、管理保障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形成相应的制度文件，配置足够的资源进行体系化建设，加强对品牌建设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在品牌建设的关键环节提出高效的决策方案。 其次，建立明确的品牌管理团队，具体负责品牌建设中的管理和协调，品牌管理人员具体负责品牌建设的执行、跟踪和调整。同时品牌建设部门应与各职能部门有效衔接，形成一套品牌管理的关键流程和执行标准，贯穿于整个品牌建设的始终。 再次，组建高效可靠的品牌建设执行团队，包括可以聘请外部专家顾问和业内资深人士，创建与品牌核心价值相符的团队氛围，形成品牌建设的核心业务团队来落实品牌建设的决策和要求。 最后，建立起品牌建设的监督评估机制，全面衡量品牌建设的效果和作用，全面建立起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绩效评估体系，应用到品牌发展周期各个阶段，形成品牌建设的全流程评估体系。 4.4 品牌建设注重创新，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影响力 从创新的角度看，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层出不穷，创新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取制高点的重要支撑。坚持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与企业的业务方向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企业的长久稳固发展。企业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要努力促进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多个方面，塑造企业发展强劲的内生动力，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与研究机构和高效、高新技术企业等权威机构的交流学习，将热点前沿和创新成果不断地应用到企业的实际发展。 
《央企品牌建设指导意见》将“拓展品牌营销传播渠道”作为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品牌宣传的角度看，一是要创新宣传机制，强化自身内部的品牌宣传，增强内部全体员工的品牌意识，充分认识自身企业品牌发展、品牌文化及品牌宣传的重要性[11]；二是要注重品牌宣传的方式灵活、新颖。面对多元化的发展环境，文化的宣传方式也应多种多样，注重方法多样，思路创新，比如将企业文化底蕴与品牌宣传相结合，组织专家讲座、品牌发展论坛、文化展演、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借助媒体、新闻、公众号、报刊、演出等各种形式展示企业品牌发展成果；三是选择更加适合企业消费者的媒介平台，例如选择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媒体平台，剪辑编排更加符合企业自身特色的内容和表述手法，从而为企业品牌宣传创造更多渠道，赢得更多受众。 5 结语 品牌建设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伴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着力加强品牌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按照《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品牌建设初具成效，品牌对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一流企业创建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基本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补、影响力创新力显著增强的品牌体系，品牌建设促进机制和支撑体系更加健全，培育一批品牌管理科学规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一流品牌企业，形成一批影响力大、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品牌、区域品牌，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取得明显实效，人民群众对中国品牌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企业的品牌建设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组成部分。以企业品牌建设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品牌建设对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企业的品牌建设要深刻理解品牌自身的特征，把握品牌建设的原则，统筹战略引领，与业务发展架构相融合，建立起制度化、体系化的保障措施，从而推动品牌建设与其企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企业要将品牌建设贯穿到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全过程，抢抓建设“品牌强国”战略机遇期，全员牢固树立品牌强国意识，落实到企业建设的方方面面，将企业的战略定位、发展规划、业务方向、管理理念等纳入统一的品牌建设体系，实现品牌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高冰.基于心理契约的Y投资集团品牌建设研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22. [2]贾士奇.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潜力研究[J].创新，2021（53）：93—104. [3]王吉辉，李力.世界一流军工企业品牌建设研究[J].航天工业管理，2022（7）：3—6. [4]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产业〔2022〕1183号[EB/OL].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lsjjylzzcfchjxzc/zcwj/202209/t20220927_1336432.html？state=123&state=123&state=123. [5]汤发良，阳林.基于品牌心理契约违背的消费者抵制行为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9—41. [6]刘丽君.中国会展品牌战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34）：203—209. [7]文玉花.侗锦品牌传播研究困境及发展出路——以通道县为例[J].科技传播，2021：103—105. [8]王琳.建设品牌卓著世界一流企业的三点建议[J].国资报告，2022（3）：105—107. [9]严慧慧.关于品牌建设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分析[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22—24. [10]冯晓青.企业品牌建设及其战略运用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42—149. [11]黄贞静，王潇一，公静.重大技术装备品牌建设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22（27）：4—7. 作者简介：郑丽丽（1989—），女，汉族，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工程师，北京中铁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水体污染控制、生态环保项目投融资模式及品牌建设等。 北京中铁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 郑丽丽 李肖燕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