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2022年，在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下，中国牢牢守住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科学开展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发展取得丰富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一、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自身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地球家园、展现大国担当的必然选择。2022年，中国在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在加大，同时绿色低碳转型也为中国带来机遇。
（一）全球绿色转型对中国绿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2022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福祉，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生态环境领域的专门议题深刻演变为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议题。叠加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突发事件，国际社会寻求绿色复苏变得更加迫切。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建立绿色低碳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纷纷出台政策，支持本国本地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2022年，美国通过并实施《通胀削减法案》，计划在新能源、电动车、氢能等领域投资3690亿美元，推动美国经济向低碳、净零排放转型；欧盟在绿色新政框架下，推出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的多项相关法规；日本公布“绿色转型”基本方针，在未来十年内将为氢、碳捕集和电动汽车产业提供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私融资机会。主要发达经济体刺激本国本地区绿色低碳产业，将与中国在国际市场形成更大竞争。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在降低排放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国际社会仍然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碳减排责任。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舆论和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提前达峰并加快管控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广大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能为之争取更多利益。
（二）中国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挑战
欧美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一般有50-70年过渡期，而中国只有30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同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资源效率偏低的结构性局限仍明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基础不牢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触及的矛盾和问题也更深更多。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稳增长、保民生迫切，以往存在的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的做法在局部有所反弹。一些企业为压缩成本，放松环境污染治理。2022年，煤炭价格高企，加之高温干旱天气，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出力受限，局部地区出现限电现象，影响了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再生能源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使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供给之间的矛盾凸显。2022年，受国际地缘政治事件波及，一些关键矿产价格出现飙升，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受到影响。中国绿色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三）中国绿色发展面临新机遇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久久为功推动绿色发展，在显著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形成了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的竞争优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2016—2022年中国绿色低碳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9.3%，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地区）为负增长（-1.9%）。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60%，位居全球第一。以新能源、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中国为全球提供了平价的绿色低碳产品，降低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成本，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二、推动绿色发展的思路、部署和举措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022年，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出推动绿色发展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推动绿色发展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
（一）扎实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2022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经济发展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从“有没有”转向发展“好不好”和质量“高不高”。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出部署，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提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倡导绿色消费”等具体要求。2022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决策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将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
1.完善支撑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和要素交易机制
节约资源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坚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近年来，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立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好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快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2022年，中国出台建立健全绿色要素交易机制的政策举措。启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提出构建绿色要素交易机制，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
2.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绿色技术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支撑。2022年，中国出台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在绿色创新需求、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交易、绿色技术应用等环节提出重点任务。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发挥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增强市场在配置资源和连接创新各环节中的功能，吸引创新要素向绿色领域集聚，加快推动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新格局。
3.完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
促进绿色消费是消费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中国推动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消费的各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体系。2022年，中国将绿色消费作为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建立健全绿色产品标准、标识、认证体系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专门政策文件中，提出要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节能产品等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出台促进绿色消费的实施方案，从重点领域绿色消费转型、绿色消费科技和服务支撑、绿色消费制度保障体系、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政策四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和举措。
（二）精准、科学和依法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2022年，中国坚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污染治理要“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水污染治理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土壤污染治理要“加强新污染治理”。这既延续了过去十年环境污染防治的成功做法，又努力避免以往存在的“一刀切”等问题。2022年，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规范、有序和长效开展环境污染防治的政策举措和行动方案。
1.推动依靠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在环境立法方面，2022年中国继续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在环境司法方面，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破坏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等方面的意见、解释和规定。同时，推动建成中国特色的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为环境司法提供体制保障。
2.制定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行动方案
2022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在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消除重污染天气和臭氧污染防治、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领域，出台专项行动计划，推动实施环境污染防治8个标志性战役。中国系统、全面、深入地给出解决不同环境污染问题的举措和行动方案，将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
3.深入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和国家重大的体制创新和重大的改革举措，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制度性保障。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推进督察整改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开展。2022年，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督察组对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5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督察工作注重统筹经济平稳运行、民生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采取暗查暗访和蹲点调查等方式，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持续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4.统筹推进稳增长和生态环境监管
2022年，中国经济工作要求稳中求进，这对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生态环境监管要避免“一刀切”，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中国将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思路贯穿于排污许可制、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执法等多项政策执行过程中。继续推动落实排污许可制，累计将344万余个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对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名录管理。分类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中央层面重点做好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审查，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加快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审批进度。继续推动优化环境执法方式，实施常态化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正面清单内的企业原则上只开展非现场监管，在一定时期内免除现场检查。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严厉打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三）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党的二十大对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并对推进国土绿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作出部署。2022年，中国出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多项政策举措。
1.制定多项生态系统保护规划
2022年，中国出台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规划方案，发布了《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制定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等重要规划和方案，为加快恢复生态系统、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提供了规划支撑。
2.健全生态系统保护法制体系
在立法修法方面，2022年，中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生态保护修复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快推进制修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国土空间规划法、国家公园法以及土地、森林、草原、耕地、矿产、海洋等要素领域的相关法律。矿山生态修复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在司法方面，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充分肯定“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构建起严格严密、务实管用的环境资源裁判规则体系，全国法院累计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或组织2426个，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7万余件。
3.制定生态系统保护技术标准
2022年，中国发布和实施了包括生态保护在内的数十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例如，实施了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解译审核与质量控制、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方面的技术规范，修订了生态环境统计技术规范。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方面，围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工程验收等内容出台了系列标准规范。例如，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相关的7项行业标准，发布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和验收相关的3项行业标准。
4.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自然保护地在维护生态安全中居首要地位。中国正加快构建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2022年，全国共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等5个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41处。至此，中国初步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由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构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及自然保护地分类分区管控制度。
（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2022年，面对国际复杂形势和国内不断加大的稳增长压力，中国坚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向不变，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着力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等方面的重大关系，把握降碳节奏，及时纠正一些急于求成的激进减碳做法，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2022年中国继续推动完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及时出台能源保供举措，统筹兼顾非化石能源发展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1.推动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1”指的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由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个文件共同构成，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N指的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各地区的碳达峰实施方案及相关支撑保障方案，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减污降碳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财政、统计核算、人才等支撑保障方案。此外，省级政府印发了碳达峰实施方案。截至2022年，中国已初步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序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2.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
2022年，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相关立法和标准建设工作稳步推进。能源法草案作为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列入国务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能源法作为初次审议的法律，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为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列入国务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此外，2022年中国发布首个综合性海洋碳汇核算标准，解决了海洋碳汇的量化问题，填补该领域的行业标准空白。发布了首个碳金融产品标准，规范了碳金融产品的分类和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交易提供了标准支持。
3.优化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为统筹发展和减排的关系，2022年中国从两方面推动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制度。一方面，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2022年8月，相关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并明确“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现阶段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2022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文件，明确原料用能从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
4.出台统筹能源低碳转型和安全保供的政策措施
2022年，中国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在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引导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能源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绿色电力交易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2022年夏季，全国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不少地区加速复工达产，多个省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为发挥煤炭的顶峰作用，中国进一步提升煤电能效和灵活性标准，以标准来支撑和规范煤电机组清洁高效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从2000亿元增加至3000亿元，进一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支持经济平稳运行。
三、绿色发展取得的成效
2022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022年，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实施全面资源节约，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发展的新业态新动能正在形成。
1.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新进步
2022年，中国传统制造业加快绿色转型，钢铁和石化等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5.5%和31.8%。截至2022年底，达到工信部评价要求的绿色工厂3616家，绿色产品3730种，绿色园区267个，绿色供应链企业403家。2022年，全球新能源产业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达70%。
2.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2年，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上年下降1.6%（按可比价计算），全年处置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461万亩，五年来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了21.5%，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57.7%。2022年，中国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促进废弃物“变废为宝”，废轮胎、废电池和报废机动车回收总额分别同比增长31.9%、21.9%和12.6%。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线支付和信用体系的健全，一批闲置资源交易平台应运而生。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闲鱼等企业，为中国闲置资源利用创造了新模式，经济社会效益和绿色低碳效益明显。
3.绿色金融快速发展
绿色金融在推动绿色增长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已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在国内高储蓄的推动下，中国正在成为绿色金融的全球领先者，拥有世界最大的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市场。2022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分结构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贷款余额分别为9.82万亿元、5.68万亿元和3.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8%、34.9%和59.1%。尽管目前绿色资产只占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小部分，但发展潜力巨大。
4.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022年公众绿色低碳意识提升，自觉参与绿色低碳的行动也相应增加。调查显示，69.9%的公众“大多时候会”购买贴有“中国能效标识”的家电产品，能效标识经过十多年推广正在深入人心。分时电价、阶梯电价正在改变公众用电习惯，67.8%的受访者表示，分时电价或阶梯电价使自身节电意识得到了提高。互联网平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公众便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提供基础支撑。公众使用绿色低碳生活普惠平台，将日常绿色低碳行为进行碳赋值，获得碳积分、碳能量、优惠券等奖励。
（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2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群众对总体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度不断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得到巩固和提升。
1.空气质量继续改善
2022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6.5%，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至29微克/立方米，连续十年实现下降。北京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2年的30微克/立方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受访者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提升到84%，远高于对水环境、生活垃圾处理、绿化环境状况的满意度。中国空气质量的改善，逐渐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芝加哥大学研究认为，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使用的首钢废旧工厂改造的滑雪场馆，是中国环境保护获得成功的标志。近十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主要空气污染物（不含臭氧）浓度明显下降，中国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达到了美国花几十年时间才实现的污染下降幅度，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2.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2022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7.9%，同比增加3.0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7%，同比减少0.5个百分点。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全年近岸海域海水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为81.9%，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近十年来，全国地表水水质明显提升，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也在明显好转。
3.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2022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持续推进13个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21个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累计将1744块地块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全国农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进一步保障。
4.农村人居环境稳步改善
2022年，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超过90%的行政村，“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逐步完善。农村生活污水乱排得到进一步管控，污水治理率达到31%左右。农村厕所便捷和卫生程度有所提高，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饮用水安全稳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
（三）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稳步提升
2022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央和地方全面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中国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稳步提升。
1.生物物种多样性有所提升
据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2022年中国生物物种较2021年新增了10343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保护，大熊猫、朱鹮、亚洲象、藏羚羊等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10年禁渔，流域水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开始恢复。
2.重要生态系统得到保护
中国超过30%的陆域国土面积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极脆弱区域和自然保护地。90%以上的重要生态系统得到保护，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到保护。2022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24.02%，森林总面积达2.31亿公顷，居世界第五位，为全球贡献了近十年来1/4的新增森林面积。2022年中国湿地面积达5635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且新增18处国际重要湿地。中国林草总碳储量达114.43亿吨，位居世界前列。
3.生态系统修复取得良好成绩
中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生态要素，实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2年，中国持续推进44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工程获评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十年旗舰项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评价这是“全世界最有希望、最具雄心、最鼓舞人心的大尺度生态修复范例之一”。2022年，在矿产资源集中的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地区，实施11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60千米、滨海湿地2640公顷，营造和修复红树林519公顷。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红树林面积已达43.8万亩，比本世纪初增加约10.8万亩，中国修复红树林湿地积累了成功案例和经验。
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取得进展
中国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注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依靠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努力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福建省长汀县曾是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长汀县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采取了人工植树种草、封山育林等措施。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2022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降到30.56万亩，水土保持率提高到93.4%。长汀县在治理水土流失的同时，发展全域生态旅游，2022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达50多亿元。又如，中国开展荒漠化治理，使“沙窝窝”变“金窝窝”。位于甘肃省古浪县的八步沙林场，地处腾格里沙漠，三代治沙人持续努力，不但把沙治住、把土地保住，还科学发展起了土鸡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致富的双赢新路子。
（四）碳达峰碳中和向前迈出步伐
2022年，在复工复产带动下，以及受干旱天气造成的水电出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全国火力发电量同比增长0.9%，原煤产量也比上年增长10.5%，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面临挑战。2022年中国统筹经济发展、能源低碳转型和民生保障，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0.1%，“双碳”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1.非化石能源替代有序推进
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全面推进，白鹤滩水电站16台机组全部投产，以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为核心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面建成；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项目超过“十三五”时期全部核准规模。2022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分别为3763万千瓦和8740.8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36544万千瓦和39261万千瓦，同比分别增长11.2%和28.1%，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亿吨，二者合计减排量约占同期全球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1%。2022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到17.5%。
2.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
2022年，中国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全年煤电改造超过2.2亿千瓦。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高效燃煤发电系统，投入运行的燃煤发电机组能效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均为国际领先水平。例如，2022年并网成功的中国最先进的安徽淮北平山电厂二期1350兆瓦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燃煤发电机组，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专利的减排技术，供电煤耗达251克标准煤/千瓦时，效率达46%，平均每年可节省燃煤近10万吨。2022年，中国继续推动实施煤电二氧化碳捕集示范项目，煤电行业碳减排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3.工业能效持续提升
2022年，中国继续推动石化化工、钢铁等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广高效节能技术。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电石综合能耗下降1.6%，单位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0.8%，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0.4%，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0.2%，工业绿色发展不断推进。
4.绿色低碳建筑面积不断扩大
中国持续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2022年中国节能建筑面积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的比重超过64%，北方地区完成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惠及2400多万户居民。2022年，城镇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当年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90%左右，全国累计建成的绿色建筑面积超过100亿平方米。公共机构节能成效显著，截至2022年6月，全国共建成约13万家县级及以上党政节约型机关和5114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5.清洁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立
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700.3万辆，比上年增长90.5%，产销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位。交通运输部联合相关部门大力推动绿色公路、绿色水运、港口岸电等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等清洁低碳交通工具，不断优化运输结构。
（五）推进绿色发展国际合作
中国在推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广泛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际社会肯定中国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的成果，积极评价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事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政策和务实行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中国为全球大规模提供优质的可再生能源产品，提振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信心。中国促进国际气候谈判、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取得实效，加快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发展，就不能聚集起绿色转型的经济力量；忽视民生，就会失去绿色转型的社会依托。2022年，中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协调经济增长、民生保障、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稳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要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发展。中国基本建立了面向市场竞争的国家创新体系，将在低碳约束下通过创新实现绿色发展、完成现代化，也将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一种全新的绿色低碳现代化方案。
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走创新引领的绿色低碳之路
“创新”是20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引入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企业家利用各种知识、采用新的方法，创造一个能有效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生产函数，以创造更多价值、更多财富。在熊彼特的系统阐述中，创新主要包括发明新产品、发现新市场、找到原材料新来源、发明新工艺以及创造新的组织方式五种形态。熊彼特对创新形态的分类，涵盖了从技术发明应用到商业模式创造等与财富创造有关的各个环节。
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用知识创造财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依赖于人类知识的不断扩展。从知识来源看，现代创新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开拓知识前沿，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使命，创造财富的创新最终依靠科技创新。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拓展了人类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空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面向产品开发的应用研究会对基础研究产生需求，催生科学发现，进而对技术发明发挥积极作用，并带来大量产品创新。人类按照社会需求组织的创新活动，即使命导向型创新（missionorientedinnovation），成为高效创新的重要方式。
经济史分析表明，19世纪末，工业实验室的诞生、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共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企业内部实验室的出现，是企业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的直接原因。企业实验室将科学和技术知识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被认为是20世纪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之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组织载体，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队伍，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制度基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体系，以及有利于知识和人才流动的开放环境。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国家创新体系。不同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特殊的组织形态，但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遵循的一点是，能够为不同主体提供有效激励，使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充满活力。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能源利用从传统生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支撑了人类生产不断发展和生活不断改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推动了化石能源领域的持续创新，从燃煤发电到核电、从燃油汽车到电动机车，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基于化石能源有效利用的能源创新生态。但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排放和积累了巨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严重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迄今，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要发展各种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而发展可再生能源、新型核电等取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技术成为绿色低碳创新最为重要的方向。为发展新能源，抢占能源低碳转型的战略制高点，主要工业国从20世纪后期就陆续出台了新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计划和产业促进政策。美国在2022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实际上就是以系统支持新能源和电动车为核心的能源创新政策和能源产业政策。
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初具良好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将科技现代化确立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在早期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支撑我国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实现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改革科技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断推动面向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的国家创新体系重构与发展。其中的关键在于，市场竞争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激励我国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全球竞争开展研究开发活动，从而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成效的提升，在我国专利数量的爆发式增长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比如，我国1985年才授予第一个专利，到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40%以上，成为专利申请大国。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统计报告（2023）》，2016—2022年，全球绿色低碳专利授权总量为55.8万件，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有39.8万件，占比58.2%，远远高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这些专利技术有效支撑了我国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了60%和80%，这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工程，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复杂路径和显著成效也由此受到世界广泛关注。
我国新能源产业能够实现创新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实现全球领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和不断改进，为企业创新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有力支撑。新能源产业的创新发展，表明我国初步具备了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以及市场竞争成为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一方面，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企业是现代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基本单元。包括国企、民企、外资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在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学会了面向市场竞争开展组织化的创新活动，为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主动购买专利技术、持续投入研究开发，包括高薪聘请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处于竞争中的国企通过干中学不断完善创新组织方式，重新整合创新资源，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光伏、动力电池等新产业领域，则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导。不同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并相互学习，有助于在同一市场内形成良好竞争生态，加快企业技术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促进创新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限制垄断和反竞争行为形成有效竞争，通过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改进管理、创新产品实现不断发展。以光伏领域为例，不但同一技术路线上产品不断迭代，而且单晶硅、多晶硅等不同技术路线相互竞争，最后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都是能持续创新、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支持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因素，还包括门类齐全和基础强健的产业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丰富的人才资源供给、不断加大的科技投入等。与此同时，政府产业政策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支持，新科技革命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机会。
绿色低碳发展必须解决创新领域的几个关键问题
要实现创新发展，以新的生产函数实现新的要素组合进而实现更高产出，归根结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不断升级，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我国正从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和知识创造财富，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创造并利用新知识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第一，要准确把握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挑战。我国逐步接近技术创新前沿，这也意味着利用已有知识、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组合式创新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更多需要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实现更高质量增长。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和重点，逐步转向强调基础研究。从科技革命的方向看，AI技术、低碳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将决定人类未来，决定每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分工。从外部环境看，美国近年来裹挟传统盟国对其他国家实施技术脱钩，我国同世界的知识交流及技术往来受到阻滞，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受到抑制，这是我国加快科技创新的不利条件。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正在重构科技创新的方式，加快各领域的创新步伐。美国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控制、技术控制和人才控制，可能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而影响各领域创新，进一步拉开科技领先的差距。综合考虑科技发展方向、现代化事业的内在要求和面临的国际环境，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要强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对前沿科技探索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
第二，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激励。尊重创新规律，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有效激励，以更加有效的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和企业家更大的创新创业活力。在新科技革命最活跃的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领域，加强对任何妨碍有效竞争行为的监管，以有效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进一步激励创新。针对跨领域跨行业的集成创新，要实行鼓励创新与合理监管并举，按照创新优先的原则实施监管。这不仅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实现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竞争激发效率，市场竞争是激励企业利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方式，也应该是我国当前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尽快建立激励前沿科技领域探索的管理体制。美国素来强调利用知识创造财富，19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基础研究一直落后于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以联邦政府自然科学基金（NSF）为主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并强调科学家在前沿领域探索享有广泛自由。除了按“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的科技进步线性理念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模式外，美国还根据国家国防科技需要设立了国家实验室和先进科技计划。这种使命导向的研究与自由探索导向的研究相互补充，为美国的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使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方面都持续领先世界，并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创新奇迹。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既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要改革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在科学研究中赋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支配权。基础研究领域应按照“四个面向”要求确定研究项目。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进行科研布局时，应更多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确定研究领域时，要通过科学程序确定研究方向，以“揭榜挂帅”的竞争性方式选择执行机构。要允许和鼓励科学家对一些重大科技政策展开讨论甚至公开争议，尽量避免专业知识带来的“话语霸权”，避免由于科研的“山头主义”使科技政策偏离国家目标。
第四，必须千方百计确保知识和人员流通，为我国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息条件。如前所述，近年来“技术脱钩”限制了中国学界和产业界与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交流联系。我们要想方设法突破围堵，通过扩大产业开放，加强科研领域交流，拓展信息和知识来源渠道，支持创新发展。当务之急，应该尽快开放关键信息通道，开放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平台。我国科学界、企业界只有及时便捷地了解全球科技最新动态，接触和利用最先进的研究开发工具，我们才能够把握全球科技发展的方向，紧跟全球科技竞争步伐。此外，我们还可以主动倡议设立大科学研究计划，通过这类计划促进中外科技人员的交流往来。
我国已经进入依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我国许多产业领域仍然存在技术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难题。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刻理解创新的本质就是利用知识创造财富，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激励，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建立适合前沿科技探索的科技管理体制，提高前沿科技探索的效率。无论是利用新的知识，还是创造新的知识，都必须保障信息的充分流通，在面对欧美科技限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国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的雄厚产业基础、日益提升的科研能力、巨大的人才优势、越发充分的科技投入，必将催生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需要的产业突破和技术突破，并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创技术发明。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中国通过创新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也将为人类提供一种绿色低碳现代化的实现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高世楫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来源于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伟大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推动中国发展的实践历程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不断深化对社会生产力的认识，并以不断深化了的认识成果指导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
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富有时代气息的重要概念，就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发展要求、发展实践催生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总结、概括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凸显了生产力历史性跃升的决定性作用。工业革命后，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代替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生产，使生产力发展获得巨大飞跃。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段话精辟而生动地诠释了生产力的历史性跃升具有巨大作用。后来，同样是由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两轮产业变革，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一轮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一轮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标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新质生产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全新的生产力质态，对生产力实现新的历史性跃升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
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着力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创新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鲜明体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内在逻辑关系。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生成。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培育新产业。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的新产业，能够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载体。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壮大，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也在孕育发展。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完全有能力抓住新产业培育的重大历史机遇。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传统产业更新升级带来的市场空间扩大以及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支撑，传统产业借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进行改造提升，也能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催生新模式。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当前，依托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征的数字经济发展，线上与线下加速融合，服务与制造深度融合，网络购物、移动支付、无人零售、无接触配送、直播带货、在线诊疗、远程办公、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这些新模式能够提供更为便捷、经济、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推动新技术的迭代创新发展，有利于高效匹配供给和需求，有利于促进能源资源集约式利用，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引领了企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的变革，为个体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渠道和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丝毫不亚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形成新动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各领域的创新，以及这些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应用，共同构成了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呈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10084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36%。202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新能源汽车产量944.3万辆，比上年增长30.3%；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5.4亿千瓦，增长54.0%；服务机器人产量783.3万套，增长23.3%；3D打印设备产量278.9万台，增长36.2%。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7.7%。总的看，我国新动能正持续成长壮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是推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鼓励面向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锻长板，推进强链延链补链，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迭代。支持企业聚焦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薄弱领域，加快攻关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强化传统制造业基础支撑体系。实施卓越质量工程。二是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制造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推动产业数字化。支持重点行业建设“产业大脑”，汇聚行业数据资源，推广共性应用场景，服务全行业转型升级和治理能力提升。三是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制修订一批低碳、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标准，促进资源节约和材料合理应用。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是强化市场引领作用。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持续扩大新兴产业市场空间、丰富应用场景，加速新兴产业规模扩容和技术迭代，推动更多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支柱产业。抓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产品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推动构建品牌引领、创新发展的新的全球产业链。二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在先进制造业中的应用扩散，形成两者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健全产业集群组织管理和专业化推进机制，建设创新和公共服务综合体，在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优化政策支持。深入认识新兴产业全生命周期成长规律，重点聚焦前端创新环节提供更大力度支持，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把新兴产业发展与扩大内需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需求侧创新手段作用，把握好财税等支持政策的力度、节奏。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强标准引领，鼓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一是加强前瞻谋划部署。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打造未来产业瞭望站，利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技术精准识别和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引导地方结合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合理规划、精准培育和错位发展未来产业。发挥前沿技术增量器作用，瞄准高端、智能和绿色等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新动力。二是提升创新能力。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作用，加强基础共性技术供给。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集聚产学研用资源，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推动跨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三是构建产业生态。加强产学研用协作，打造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标准互认和要素互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产品配套、软硬协同的产业生态。
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之策。我们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动力源、策源地。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教育是基础和先导。要切实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加强科技的战略规划、政策措施、资源平台、创新力量布局、重大项目等顶层设计，持续改善科技基础条件，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政策统筹，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转化制度、分类评价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扩大国际科技合作，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研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公共财政优先保障教育投入，进一步补齐教育发展的短板，持续提高教育普及水平。着眼于提升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力、贡献力，改进基础教育，加强素质教育和科学教育，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引导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根据人才需求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扩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储备。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将极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实行人才投资优先，加大政府对人才发展的投入，鼓励、引导全社会投资人才资源开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探索产学研合作培养等多种培养方式，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形成人人皆可成才、各类人才辈出的局面。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拓宽人才评价渠道，加快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进一步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人才管理制度和科研管理制度，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向用人单位下放管理自主权，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更好体现人才的市场价值。畅通人才发展通道，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着力破解技能人才发展的“独木桥”、“天花板”难题，拓展人才成长空间。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在全社会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带来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更新，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强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创新，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提高我国全球配置创新资源能力。要调整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打通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体现创新导向的评价制度，改革完善科技和人才等创新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培育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牵引力、竞争力的部分。只有做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开拓中国发展新境界，不断为人民创造新福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来明
| 宏观纵览 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发展绩效的重要元素，这是近三十余年经济学界形成的一项重要共识。然而，制度是多维且复杂的。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所描述的“理想”的制度条件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的具体制度并不符合“标准理论”或者“理想范式”的描述，这种反差被有些学者称为“中国之谜”。 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解经济理论的理想范式是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为基本背景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与之有着明显的差别。国家能力就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中受到的关注有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促进国家能力转型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国家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 从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在经济起飞阶段还是经济赶超阶段，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强大的国家能力都是取得良好经济发展绩效的必要条件。先发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长期支持，然而，以西方国家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不当干预，而不是国家能力的匮乏，这与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显著的差异。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为回答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些研究发现，二战以后发展绩效较为优异的日本、新加坡等并未遵循新古典范式所强调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体现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也表现在与企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政策引导并扶持企业的发展上，这被概括为“发展型政府”或者“市场增强型政府”。在分析这种发展模式时，这些学者引入了“国家能力”这一重要概念，一般是指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了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知识，实际上，即使在最为落后的国家，这种知识都是为人所知的，差别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实施一些最为基本的发展政策。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鲜有其他地区的国家通过模仿东亚模式而取得成功。 即使如亚当·斯密所言，除了和平、轻赋和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从一个最为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最为繁荣的国家，并不需要假借其他的条件。但是，满足这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仍需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近些年来，理论和经验研究纷纷表明，国家能力的形成和维持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意愿，并为夯实国家能力持续进行大量的投资。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中，并非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恰恰由于缺乏国家能力，从而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我国制度优势所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凝练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显著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这些制度优势充分解释了中国强大国家能力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国家能力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的特征。中国国家能力一方面根源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则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和突出表现。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不同时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组织能力和有益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新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能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城乡地区推广教育和医疗体系，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为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中国政府借助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推进制度变迁，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余年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向高收入经济体稳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经济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式转变。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消除了绝对贫困，使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尤其是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冲击和挑战，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定，为成功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国家能力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力具有不同的维度，也具有不同的类型。比如，基础型能力是指国家通过协商、谈判和说服等方式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而强制型能力是指国家无需协商就可以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不同维度或者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这意味着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家能力的主要特征和运用方式也需要不断转型，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积累、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模仿逐渐转向自主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为国家能力转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 在经济起飞阶段、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段，一国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技术落差，因而可以通过将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加以推广和应用，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快速提升。早期的国家能力通过直接作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效果。但是，在由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水平的阶段，随着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自主创新需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当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不谋而合。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具备高质量的制度环境。这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能力培育、维持和发展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转，并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推动以“创造性毁灭”为根本特征的各类创新活动，毕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数字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形态与各个市场、行业、部门和企业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也需要采集和处理更为复杂的信息，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些都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国家能力的运用设定可信的制度框架，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政策预期。市场化和法治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国家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与法治中国的建设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郭金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高度关注和重视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就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新时代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对民营经济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民营经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征程上，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发展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这就对民营企业如何在企业发展、财富积累、劳资关系、社会公益、企业文化，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出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实现了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发展，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民营经济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在注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以数智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应用数字新技术对企业产品、技术、经营模式等的自我革新，这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既面临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问题，也面临数字化转型与传统创新、企业管理、组织架构融合发展等挑战。民营企业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赋能转型升级，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际竞争新形势对民营经济高水平开放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作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民营企业要积极参与全球范围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系统变化。一方面，逆全球化趋势加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业链进行技术封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进程；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制造业加快崛起，挤压了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传统优势空间。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国际竞争新形势对民营企业“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当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相适应，和世界一流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存在企业产权结构单一，产权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论述，加快转变民营企业发展方式，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民营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要推动民营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进产业合理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加强民营经济绿色发展，强化民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鼓励民营企业主动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促使民营企业开展节能降碳行动。支持民营经济高水平开放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国际合作服务，引导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共享发展，增强民营企业家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 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要坚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明确广大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产权边界。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清理和防范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进一步破除各类影响民营企业平等准入的隐形门槛和壁垒，着力扩大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创新民营经济服务模式，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快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龙头民营企业打造协同创新生态网络。创新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模式，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探索多元化合作模式，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使民营企业大胆创新。 精准制定实施政策，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要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持政策，优化要素支持政策，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加融资担保途径，提升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土地供应体制，探索实行产业链供地。强化人才和用工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用工政策的激励，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完善政策沟通协调保障机制，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和透明度。 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着力提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树立优秀企业家典型，带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创业者、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加强规范经营和制度建设，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规范化。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筑牢企业守法合规经营底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张晓兰；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 朱振 2024年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恢复进程中的困难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靠前发力实施宏观政策，固本培元增强内生动能，突出做好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工作，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结构趋优、质效向好的特点，回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增强，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从宏观指标看，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开局良好 稳是大局和基础。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观察经济运行稳不稳，通常看四大宏观指标，即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状况。今年以来，随着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经济增长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稳”的基础继续夯实。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定难能可贵。 经济增长稳中有升，生产需求指标较快增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2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环比增长1.6%，连续7个季度保持正增长。从生产看，内外需求回升带动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增势良好，两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达93.1%。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3%，提高7.3个百分点。从需求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投资、出口增速回升，“三驾马车”拉动更加协调。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7%、10.0%；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4.5%，比上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作用增强，贡献率升至14.5%。一些能够直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实物量指标保持了较快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6.7%，全社会用电量增长9.8%，货运量增长5.0%，营业性客运量增长20.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6.1%，客观反映了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表明5.3%的经济增速是有支撑的。放眼全球，我国经济增长有望在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就业形势总体改善，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就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重要表现。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特别是3月份以来，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劳动力市场活跃度提升，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为就业形势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为5.2%，同比、环比均下降0.1个百分点。初步推算，一季度服务业平均就业人数同比增加1000万人以上，其中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等行业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大城市经济活力相对较强，城镇调查失业率自上年12月以来持续低于全国整体水平，为全国劳动力市场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居民消费价格止跌企稳，核心CPI保持温和上涨。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持平，上年四季度为下降0.3%；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0.7%，比上年四季度回升0.1个百分点，与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基本一致。从月度看，1月份CPI同比下降0.8%；2月份上涨0.7%，结束了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的态势；3月份上涨0.1%，涨幅有所回落，主要是由于春节假期后食品、旅游服务等价格季节性回落所致。综合来看，CPI变动的结构性和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八大类商品中，食品烟酒、交通通信价格同比有所下降，但衣着、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等价格均在上涨，分别上涨1.6%、1.8%、1.0%。从下阶段走势看，随着经济回升向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加快落地，“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带动效应显现，居民消费需求有望继续恢复，就业稳定、收入增加也有助于消费能力和意愿提升，同时后期翘尾下拉影响总体减弱，这些因素都有望促进物价稳定运行、温和回升。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货物贸易质升量稳。面对外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我国加力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货物贸易看，进出口规模再上新台阶，外贸综合竞争优势得到巩固。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重点商品出口势头良好，大宗商品和民生消费品进口稳步扩大，民营企业持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从服务贸易看，跨境旅行持续恢复，生产性服务贸易稳步增加，服务贸易结构趋于优化。1—2月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增长17.9%、26.5%。综合货物和服务贸易看，根据外汇管理局数据，一季度顺差超过600亿美元，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从外汇外储看，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外汇外储保持稳定。3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2457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77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0950元/美元，保持基本稳定。 二、从发展质量看，经济发展“含金量”不断提升 进是方向和动力。“筋骨强”方能“个头高”，质量“进”才能增长“稳”。一季度，我国在经济总量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持续推动结构趋优、质效向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取得新进展，转型升级厚积薄发，“进”的势头愈发明显，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势头向好。 新质生产力培育成长。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开年以来，我国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大国重器频频“上新”，国内首个“地面空间站”通过验收，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首台样机总装下线，自主研制的AG60E电动飞机成功首飞，“东数西算”首条400G全光省际骨干网正式商用，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同时，更多科技成果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入百姓生活，实现样品、产品、商品的有效转化，新产业、新业态、新基建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可感可触。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其中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助力商品生产流通销售全过程的升级发展，催生直播带货、即时零售、智慧物流等新模式新业态，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3.3%。5G基站、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截至3月末全国累计建成5G基站364.7万个，5G用户普及率超过60%。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制造业比重稳步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一季度，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0%，比上年全年提高0.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升至31.8%、15.2%。内需主动力作用凸显，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73.7%。居民消费结构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升至43.3%，旅游出行、文娱休闲等服务消费热度不减，数字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制造业补链强链持续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分别增长11.4%、8.2%，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相对差距缩小，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0，同比缩小0.05。 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进。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风力发电量、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1.0%、17.5%；初步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人心，绿色低碳新增长点加快涌现。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单晶硅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9.2%、20.1%、58.2%。污染防治效果持续显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一季度，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导广大外贸主体开拓国际市场，我国与全球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互认国家地区的数量保持世界“双第一”，市场布局多元并进。一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5.5%、11.3%；对拉美、中亚五国进出口额实现两位数增长。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不仅助力我国产品通达全球，也成为境外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9.6%，其中海外仓出口额增长11.8%。引资质量稳步提升，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20.7%，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占比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彰显了中国市场对外资仍具有较强吸引力。 基本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经济回升向好、就业形势稳定带动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2%。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是支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工业服务业向好发展，相关行业就业人数和从业时间增加，带动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6.8%；在春节假期和文旅升温带动下，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家庭经营形势向好，带动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6.8%，其中人均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长10.8%。社会兜底保障不断加强，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升。截至3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7亿人、2.42亿人、2.95亿人，同比均有所增加。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深化劳务协作，鼓励外出就业、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相结合，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一季度，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7%，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季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规模达18588万人，同比增长2.2%。 三、从发展前景看，经济运行有基础有条件向好发展、行稳致远 科学研判下阶段经济走势，要坚持“两点论”，既看到困难和挑战，又看到优势和机遇；同时还要坚持“重点论”，善于把握大势、认清主流。当前，全球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外溢影响持续，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变数较多，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仍处于恢复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有效需求仍显不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犹存，一些领域风险有待化解，向好基础仍需加固。针对这些困难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和系统性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加力推进解决，一些问题已经有所缓解，也有一些问题出现新的变化。同时更要看到，我国发展具有坚实基础、诸多优势和巨大潜能，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没有改变，不少方面还在增强，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有基础、有条件。 一是市场活力逐步增强。企业效益和预期好转，消费者信心回升，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8%，重返扩张区间，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5个行业位于扩张区间，比上月增加10个；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4%，连续3个月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4个月回升。这些指标反映了市场景气面在扩大、活跃度在提升，有助于带动下阶段生产经营扩张、经济循环畅通。 二是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塑造。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具有不少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比如，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新动能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形成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内生动力活力不断激发。这些都增强了经济抗冲击能力和韧性，为巩固经济回升态势、推动长期发展向好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三是政策效力有望持续释放。政策从实施到见效需要一个过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已经对今年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有关方面正在加紧落实落地。近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出台，加上前期实施的增发国债、降息降准、减税降费等政策持续发挥效力，将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我们要把握好二季度这个重要时间窗口，抓紧抓实政策细化落实，加快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持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 新质生产力在功能取向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改革提供新方向、提出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其孕育、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力新形态。 ●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功能取向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的是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第一项任务，其中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改革提供新方向、提出新要求。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将加速人类社会的变革。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其孕育、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力新形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需要内在统一地把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功能取向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的是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体现了新发展理念，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体现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驱动的生产力发展，及其带来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中实体性要素与非实体性要素结合广度、深度、频度的深入拓展，从而带来生产力内在结构变化的更多可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产综合能力的迭代跃升，并且这种能力跃升的速度在显著加快、能级在明显强化，进而驱动社会变革的周期在缩短，由此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和社会发展形态的急剧变革。因此，体现创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因其生产力要素系统中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等的涌现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将重塑新质生产力结构承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而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哲学方法论看，协调发展理念遵循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各发展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运动，必须从内在联系观点去把握整个发展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体系运行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需要在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改革优化相应生产关系以更好适应发展新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力要素系统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等的配比失衡，进而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由此促使生产力功能系统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等，并且这种失衡正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主要矛盾。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理念，给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就是要破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力图在更长时间段、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促进时空转化以回应人全面发展的诉求，重在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改进生产力系统中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的结合方式。为此，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等更为健康的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着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传承和创新，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新质生产力强调自然生产力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拓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路径，推动形成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范式。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将生态环境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将生态经济系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显著变革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结合方式，内在要求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理念的系统性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重在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进而为永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导航。 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特别是随着陆、海、空、数字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不断互联互通，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特征将愈发鲜明。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新将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万物互联社会加速到来，发展的边界和场域不断拓展融合，而体现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是基于开放发展理念的经济全球化概念。科技创新需要在开放场域的交流、碰撞、合作、互促中得到发展，围绕人工智能等全球性的技术难题和技术治理进行合作，这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不断的开放发展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开放中得以不断拓宽其生产力要素系统边界，进而支撑其生产力结构系统的升级，并驱动其生产力功能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全球更加繁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价值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作为生产力的最新形态，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追求就是要践行人人参与、人人建设、人人享有的生产力发展观，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良性互促的正向循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良好格局，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壮大。为此，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回归人本导向，追求的是人的价值实现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的内涵、数量、质量、结构、形式等将伴随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持续丰富，人类社会公平程度也将不断提高。 释放红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制造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我们需要很好地释放“独特制度红利”“市场需求红利”“制造大国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一，强化新型要素供给，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在新型劳动者方面，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加快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学习的制度体系，以不断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在新型劳动对象方面，探索建立健全数据、信息等新型劳动对象相关的标准体系、政策举措、法律法规等，加快构建成熟稳定、可靠安全、运行高效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体系，坚决清除妨碍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新型劳动工具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通用性、基础性、前沿性技术研发攻坚力度，着力提升现代新型劳动工具赋能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在新型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尽快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 第二，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新质生产力载体支撑。一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前瞻谋划类脑科学、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技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二是建立完善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加快实施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大飞机、燃气轮机、电力能源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和现代农机装备等领域，积极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努力研发出一批带有创新性、标志性的装备。三是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发展，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激励企业加快数智化转型，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四是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第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新质生产力功能取向。一是促进创新发展。强化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超级创新生态系统，动态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便捷性、及时性，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循环体系，以创新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二是促进协调发展。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是促进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以能源革命和绿色制造为突破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以绿色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转型。四是促进开放发展。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强化与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五是促进共享发展。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切实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合理调节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塑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文化氛围和制度基础。二是深化使命导向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建立长期主义的激励导向、容错机制，更好地实现中央企业的原创性技术策源地和产业链链主的使命，持续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确保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市场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四是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治理和法律法规体系。保护数字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完善数字治理。健全通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取报酬的市场化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技术先进性与过程包容性的有效协同，拓展全体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渠道，消除数字鸿沟，内在统一地把握好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盛方富 | 金融透视 金融的本质与金融体系的根本功能 金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金融是资金融通，金融活动就是资金融通的过程，而金融体系则是资金融通所需的整个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学术研究的不断演进，学术界对金融投资中的风险与收益概念及度量标准的认识逐渐取得共识，金融的定义与范畴也相应更加明确。金融的核心内容也由早期的“资金融通”拓展到“资金融通”和“风险与收益”，其中“资金融通”更明确的表述是资金跨时空的流转，“风险与收益”则是指资金流转过程中卷入的不确定性（如资金借入方违约）和收益率水平（如资金借出方获得的利率水平）。 因此，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跨时空的流转以及流转过程中经济主体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金融活动所依托的系统是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管理部门等一系列组成。从根本功能看，金融体系能够使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或者间接融资中介（如商业银行）实现资金融通。而一个国家的直接融资规模与间接融资规模的对比则刻画了该国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如果直接融资规模占主导则称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如果间接融资规模占主导则称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事实上，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根本功能是将稀缺的可贷资金从资金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实现资金的跨时空流转，并实现风险与收益的管理。当然，金融体系运行的首要功能是实现资金的跨时空流转。金融体系中资金流转的模式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资金从供给方流出后经过金融市场流转到资金需求方，即直接融资；另外一种是资金从供给方流出后经过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流转到资金需求方，即间接融资。 在资金流转过程中，需要借助各种金融产品来完成交易，这些金融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凭证，这种凭证的持有方拥有相应的索要资金偿还等权利，即金融索偿权。本文把资金的最终需求方发行的索偿权定义为一级索偿权（例如企业发行的债券、股票等），而由间接融资中介发行的索偿权定义为二级债权（例如银行发行的存单）。 综合来看，金融体系的根本功能是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实现资金的跨时空流转，从而在实现价值跨期配置的同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的对比，则形成了相应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从宏观层面看，金融体系结构与宏观政策调控紧密联系。金融体系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渠道。例如，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整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或者调整金融市场上的可贷资金数量，可以影响到经济主体的消费支出计划、资金借贷成本，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活动、企业生产活动等等，从而影响总体经济产出和物价等指标。 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特征 我们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基本定义推算中国金融结构的存量数据。具体而言，股权融资流量数据包括历年中国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融资与非上市公司权益融资总额，存量数据即为历年融资累计值；债券融资流量数据包括剔除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后历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额（发行额减到期额），存量数据即为调整后债券市场未到期非金融企业债券总额；贷款融资流量数据包括剔除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并加入居民经营性贷款后净新增贷款额（新增额减到期额），存量数据即为调整后未到期贷款总额。 根据上述指标的统计口径和说明，本文计算了中国存量规模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样本区间为1992年至2020年。从直接融资市场（债券和股权）和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占比情况来看，我国间接融资占比（即企业从银行获得的银行贷款占比）在1990年代为90%以上，2000年至2010年前后是80%～90%，2010年之后逐渐由80%缓慢下降到75%左右；与此对应，直接融资占比（即债券和股票融资规模占比之和）则由1990年代的不到10%，逐渐上升到25%左右。 尽管从比例结构上看，我国权益融资占比在不断上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规模比率从“一九”格局已经演进到“三七”格局，而且至少在过去十年间权益融资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有些企业在直接融资市场得到数百亿权益融资之后，成为滥用资金的失信企业。这些现实情况似乎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最优金融体系结构之谜，也给出了直接融资市场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当然，近年来的研究也指出了最优金融体系结构之谜的相关研究结论，大抵是说金融体系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倒U型关系，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对于经济发展都是过犹不及。尽管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看，我们可以略微放宽对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比例的偏好程度，但是综合来看绝对占优的直接融资比例也并不必然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 注意，以上分析是根据资金来源于间接融资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来刻画金融体系结构特征。因为居民个人很难在直接融资市场上发行金融索偿权进行融资，所以一般来说金融体系分类中提及的融资主体主要是指企业。也就是说，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银行为企业提供的资金规模要大于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规模；反之，对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规模要大于银行为企业提供的资金规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存量资金规模的大小，而并不是强调银行或金融市场哪个更加重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不重要。反过来，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也不意味着银行机构不重要。而且，无论银行机构还是直接融资市场，对于企业来说都只是获得资金的外部渠道，企业还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获得资金，所以即使我们用“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划分金融体系特征，也并不意味着银行或者市场对企业融资增量（流量）的贡献度必然超过50%（因为有一部分资金是企业通过内部融资获得）。 事实上，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渠道在多数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直接融资市场主要面向的是运行良好的大型企业，而其他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的仍然是间接融资（如银行贷款），这是国内外市场的普遍规律。间接融资具有诸多直接融资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效益、专业性等），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另外，作为间接融资提供资金的主体，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的过程也是货币创造的核心，所以银行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与中央银行的业务往来中的特殊地位。 金融体系结构转型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 从上文内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投融资选择以及公司治理特征，并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影响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管理部门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此，金融体系结构转型实际上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路径，金融体系结构就会有相应的变化与之匹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绘制了总体蓝图，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而且，中央相关文件进一步指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任务，一是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二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四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五是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从这些建设思路来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需要并会带动金融体系结构转型。 所谓现代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较为完备的目标体系、调控体系、高度市场化的政策传导体系以及能够提供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中央银行。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必然伴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单向带动关系，而更可能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与金融体系结构变化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变化上。一方面，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反映了直接融资机构和间接融资机构在金融价格形成机制过程中的角色变化，而这种角色变化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演变。例如当间接融资比例逐步下降时，特别是通过银行系统的融资规模下降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的银行信贷资金渠道的作用可能会随之下降，而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实现的资产价格渠道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则会随之上升。另一方面，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中的货币政策调控策略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的变化。例如，当货币政策调控策略更倾向于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形成具有政策信息传递功能的完备债券收益率曲线，则直接融资比例可能会相应提高，这种规模提高源自货币政策调控策略的调整。 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目标体系方面，需要探索与现代央行最终目标相匹配的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在调控体系和传导体系方面，核心问题是健全基准利率和建设发达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方面，要探索如何利用金融创新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变革来提升基础设施服务于货币市场子市场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助力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上体系建设会深层次影响金融体系结构。 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与金融体系结构的互动中，决策层既要关注宏观金融体系格局，又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融资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决定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的关键，必须推进多层次融资市场共同发展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体系，以适应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指引。 金融体系结构转型与金融价格的市场化传导机制 金融体系结构与不同类别金融价格（特别是融资利率）的传导机制紧密联系。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因此以中央银行为调控主体的金融价格传导机制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间目标对应的变量相应有所变化。例如，短期市场利率既可以是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又可以是政策工具。在官定利率体系下，基准利率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宣布利率调整幅度，这时利率就是货币政策工具；而在市场利率背景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来调控市场利率，这时利率又成为政策操作目标。 从本质上看，发端于中央银行的利率传导机制与金融体系结构特征相匹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各层级调控体系需要依托于整个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各子市场和金融机构等要素），也就是说利率传导与金融体系结构特征存在着对应关系，二者互相依赖、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例如，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来看，既可以选择数量型目标又可以选择价格型目标；如果融资渠道以银行信贷占主导，则数量型目标可能更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而如果融资渠道以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主导，则价格型目标可能更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当然，如果金融体系足够发达，间接融资市场的资金价格与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价格形成机制趋近于统一，不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则金融价格的市场化传导就会更顺畅和有效。 对于中国来说，自1995年中央银行法实施以来，中央银行的中间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不过，随着货币政策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自2007年开始主导设立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目标就是增强利率指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建立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以及2014年推出的“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标志着利率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中扮演的角色在日益增强，也意味着决策层高度重视金融价格的市场化传导机制。 结论 近年来，国家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而金融体系结构转型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集中讨论金融体系结构如何转型能够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比例在1990年代是“一九”格局，即直接融资占比只有不到10%，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格局发生了缓慢但微妙的演化，直接融资比例逐渐增加，特别是自2015年之后，金融体系结构开始突破了“二八”格局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传统，进入了“三七”格局时代。 然而，单纯的金融体系结构比例的变化，尚未表现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显变化。对此，我们需要将金融体系结构特征的转变与金融调控的中枢机构（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和金融价格传导体系建设联系起来，才可能进一步探索出金融体系结构转型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结合学理分析和具体实践，本文认为金融体系中各融资市场的市场化机制和现代化机制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本质上看是因为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内生互动关系。因此，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结构转型的着力点可能并不仅在于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规模的比例转变，也不仅在于权衡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更占优势，而且在于加大整个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的市场化机制转变和现代化制度建设。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在于全面提升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和深化程度，从而构建金融领域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张成思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促进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作为传统金融通过科技赋能方式形成的新产物，数字金融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金融的监管方式和运营模式等受到数字金融的巨大挑战，监管的滞后性和发展的无序性会导致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负面效应。近年来，数字金融行业风险频发，尤其是网络借贷平台大规模的违约、跑路、倒闭等，给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风险，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现有学者对数字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金融的发展如何影响传统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投融资决策、创新和消费等方面。总体上，缺乏关于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同时也缺乏从宏观层面研究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间的联动作用，更缺乏将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纳入统一框架下，分析三者的时变动态特征。研究以上问题有助于识别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检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货币政策维持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并挖掘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间的动态联动效应。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进一步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研究范围，尝试通过风险共振渠道、银行资产和负债渠道等理论机制分析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运用带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第二，本文尝试从行业竞争效应、政策传导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分析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联动的理论机制，并检验动态联动效应；第三，根据数字金融监管强度进行差异化分析，研究不同监管强度下，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及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联动效应的非对称性；第四，基于收益和风险权衡理论思想，进一步研究数字金融对经济效益和宏观风险收益率的作用效果。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新产物，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企业创新、提升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数字金融还具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与诱发风险的双重性。本节从风险共振渠道以及银行资产和负债渠道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风险共振渠道。虽然我国有大量的数字金融公司，但少数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垄断数字金融行业产生集中效应，其发生运营事故或网络故障等均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甚至会带来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行业集中还会使得数字金融公司存在交叉经营的业务行为，例如，支付宝平台上同时有数字支付、互联网保险、货币基金等业务。金融业务交叉经营和关联借贷，形成复杂金融网络，增加网络密度，局部市场风险通过金融网络引发风险共振，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资产和负债渠道。数字金融与银行间存在竞争关系，数字金融发展会降低银行市场份额，影响银行负债类业务。银行存款业务与数字金融业务的直接竞争，倒逼银行负债利率市场化，抬高其付息成本，降低银行净息差，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拓宽居民的投融资渠道，显著降低了银行居民存款负债占比，进而导致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增加。然而，过度依赖期限较短的同业负债资金会进一步抬高付息成本，银行危机将通过粘性且集中的银行间网络产生放大效应，甚至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还会通过影响银行负债结构传导到资产端，银行为弥补负债端损失，将选择高收益、高风险资产，进而加剧银行风险承担。此外，面对数字金融的冲击，银行被迫改变资产结构，降低贷款标准，增加银行风险敞口，最终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综上，本文提出假说1：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维持金融稳定、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是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本节将从银行风险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两个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银行风险渠道。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会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在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出于盈利动机，会放宽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标准，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促使部分信用水平较低的借款者以较高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后期利率一旦上升，这部分贷款将呈现出更高的违约率。因此，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出于盈利动机，可能主动降低贷款标准，这增加了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进而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反，紧缩性货币政策下，银行会通过提高借贷标准、限制借贷金额、增加抵质押品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进而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产价格渠道。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化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货币政策通常被认为对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反向变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一方面，市场资金相对充裕，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房地产等资本市场，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家庭和企业信贷扩张容易形成过度借贷，从而导致金融脆弱性上升，加剧金融风险。相反，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资产价格。利率在调控房价目标的政策效果上具有短期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抑制房价上涨，发挥货币政策稳定金融市场、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也被称为逆向调控的货币政策。综上，本文提出假说2：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抑制作用。 （三）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数字金融的发展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加剧了行业竞争，并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本节主要从行业竞争效应和政策传导效应两个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行业竞争效应。数字金融产品的兴起，扩大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融资选择范围，但挤占了传统金融市场份额，强化了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间的竞争。这降低了金融市场摩擦，进而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数字金融的发展拓宽了金融服务可得性，为增加商业活动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加大了传统银行业的竞争。银行市场更加集中的经济体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信贷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较弱，而当银行部门竞争较为激烈时，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更强。 政策传导效应。相较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言，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较强的市场摩擦，银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极其重要的传导介质。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变了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支付方式以及金融素养，冲击了银行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中的相对地位和调控效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市场摩擦、削弱银行信贷渠道，提高传统金融机构对利率的敏感性，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并弱化货币政策结构扭曲效应。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3：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四）货币政策对数字金融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金融行业发展。本节主要从融资约束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两个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数字金融的影响。 融资约束效应。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影响不同企业的融资成本，对于中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增加了其外部融资成本，导致其融资变得更加困难。与传统银行融资渠道相比，数字金融有助于拓宽家庭信息获取渠道、改善家庭金融资本、增强社会信任程度，大大降低了长尾群体的金融参与门槛。尤其是货币政策处于紧缩阶段，融资成本上升和传统融资渠道受限时，数字金融凭借其低门槛和普惠性，成为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渠道，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增加数字金融规模，促进数字金融行业发展。机会成本效应。市场参与者资金会在传统金融市场和数字金融市场间流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数字金融产品与受利率管制的传统银行存款相比，具有利率市场化、交易便捷等特点，有较大吸引力。数字金融市场的技术和高收益优势，将对传统金融市场产生规模替代效应。当数字金融市场收益率增加时，投资者出于机会成本考虑，会减少传统金融市场中的活期存款等，投资于数字金融市场，增加数字金融市场规模。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4：紧缩性货币政策将促进数字金融发展。 实证模型与分析 本文运用带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分析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本文选取艾瑞咨询公布的第三方支付规模作为数字金融（DF）的衡量指标，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SR），选取银行间1周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MP）的代理变量。分析发现： 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会显著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且数字金融被纳入监管后，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向冲击并未明显减弱。以上结论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在运用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需进一步加强对数字金融监管，以防衍生风险发生。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短期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长期的作用效果较弱，且在数字金融不同监管强度下，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调控作用没有明显差异。以上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该结论与以往学者单独研究货币政策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结论相同。 第三，通过对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间存在显著的动态联动效应。具体体现如下：一方面，数字金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且削弱了宽松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制定货币政策需要将数字金融纳入统筹考虑范围；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会对数字金融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数字金融通过对传统金融市场的良好补充，扩大数字金融市场规模，促进数字金融发展。 第四，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间存在显著的联动效应，且这种联动效应具有动态时变性。总体来看，数字金融发展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货币政策变化也会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规模。因此，监管部门在制定数字金融监管规则和货币政策调控政策时，需将两者的联动效应纳入考量。 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研究 （一）稳健性检验 首先，进一步选择其他方式衡量数字金融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将第三方支付规模与P2P网络借贷规模进行加总作为数字金融的代理变量。第二，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余额宝规模，将三者之和作为数字金融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进一步采用易观咨询公布的第三方支付规模作为数字金融的代理变量。 其次，将沪深300指数、申万房地产行业指数、银行间7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中债综合全价指数、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分别作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衡量指标，采用TVP-VAR-SV方差分解法构建市场的跨部门风险总溢出指数作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衡量指标，并进行稳健性分析。 最后，分别使用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银行间2周拆借利率、银行间1月拆借利率以及银行间3月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上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本文结论稳健。 （二）基于风险和收益权衡理论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当数字金融被纳入监管后，更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宏观风险收益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整个经济体系在承担一单位系统性金融风险条件下，获取了更大的经济效益，且该促进作用随着数字金融被纳入监管后逐渐增强。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影响，在不同监管强度下，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无明显差异。第二，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调控具有有效性和及时性，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有效抑制资产价格和影响市场资金流向，短期内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削弱了宽松性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同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过强化传统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扩大了数字金融市场规模。第四，在不同监管强度下，货币政策对数字金融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第五，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加了宏观风险收益率。 本文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市场反垄断机制，强化市场竞争，以防个别机构风险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数字金融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渠道成为未来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改革与完善的重点。最后，加强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当前数字金融市场门槛较低，导致大量缺乏经验的投资者参与，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设定必要的投资门槛有助于防范数字金融市场风险。 梁洪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李树（通讯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雨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西南政法大学 梁洪 李树 王雨 摘要：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普惠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其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显著。但是，也面临农村地区金融覆盖面仍有不足、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不够、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等问题。未来应从制度建设、银行体系等层面同向发力，共同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关键词：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农业强国，共同富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普惠金融作为其中之一被提及，体现了我国金融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其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普惠金融的重中之重。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和基本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金融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致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要求 “三农”工作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住“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和开新局的“压舱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实现共同富裕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看，把战略基点放在内需上，农村消费和农村地区投资大有可为。可以说，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构成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金融自觉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切实增强乡村振兴服务能力，是履行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的应有之义。 （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大举措。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实体经济的血脉，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服务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三）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这意味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既包括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包括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态建设，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自此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服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面向乡村的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一）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政策体系持续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出一批改革举措并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如确定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河南兰考县等地建设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等。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推动农村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该规划提出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健全农户信用信息体系、建立“三农”金融统计体系等，并且部署了商业银行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等改革。2023年6月，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二）基本构建了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依据农村主体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我国基本形成了包括政策性金融组织、商业性金融组织和其他金融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打造出功能齐备、优势互补、竞争充分、普惠包容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其中，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发挥主力作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通过建立涉农金融事业部门，比如“三农”事业部、普惠金融事业部等，形成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供给机制，同时依托金融科技为“三农”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利用网点优势和区位优势，立足支农支小市场定位，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除银行体系外，债券、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资源也逐步服务乡村振兴。例如，探索推出“保险+期货”模式，管理农产品价格风险；推出农村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创新主题券种——乡村振兴债。 （三）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显著 党的十九大以来，银行体系流向乡村振兴的信贷资金保持快速增长，乡村客户覆盖面明显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由2016年末的28.2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末的56.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0.5%。这些贷款重点支持国家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领域，对于乡村全面振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97.9%的乡镇，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 同时，乡村振兴债自2018年起步，发行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出现井喷式增长，虽然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所停滞，但2021年迅速反弹，此后恢复平稳增长。万得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广义乡村振兴债发行数量合计618只，总金额接近1万亿元。其中，“三农”专项金融债占比超过60%，共发行6134亿元；乡村振兴票据及地方政府乡村振兴专项债分别发行1893亿元和1026亿元，占比约为19%和10%。乡村振兴债逐渐成为引导金融活水注入“三农”重点领域的重要渠道，也成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有力抓手。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仍存在的问题 整体来看，农村金融体系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农村地区金融覆盖面仍有不足。我国农村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人口分布与城市差异较大。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渠道和服务能力存在触达半径小、覆盖面窄等问题，仍有一些乡镇面临金融服务空白化、空心化情况，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资源存在不足，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金融服务供给方主要围绕农村地区的头部客户开展业务，对长尾端客户覆盖有限。银行投入农村的信贷产品呈现额度小、期限短的特点，无法匹配农业周期长、季节性交化明显的需求。 二是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不够。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其他类型金融机构为辅，缺乏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2023年9月末，全国农村金融机构共有3.1万家，其中农村信用社占51.6%，农村商业银行占38.7%，农村合作银行占6.5%，村镇银行占3.2%，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金融服务中心合计占比不足0.1%。除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外，其他类型金融机构占比较低。 三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支付体系建设、信用体系建设、法治环境建设三方面。支付体系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改善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建设和完善支付体系，但是仍存在一些边远地区互联网支付尚未触达的问题。信用体系是农村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支撑，也是农民获得贷款的关键，但是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面临信用数据缺失、数据共享机制缺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风险缓释机制不健全，增大了涉农贷款风险。这也是造成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责的根本原因。法治环境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但是农村地区的社会信任较为欠缺，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法治环境建设总体仍然薄弱。 相关建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从制度建设、银行体系等层面同向发力，共同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 （一）制度建设层面重点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支持框架。为了适应“三农”领域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应将做好“三农”普惠金融提升到战略高度，持续完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政策，扩大农村金融立法的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政策体系，进一步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适度提高涉农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强化涉农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 二是促进不同类型机构的协同。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优势、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探索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差异化监管机制，促进建立竞争有序、健康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 三是强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的发展，加快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数据的互联互通，完善涉农数据共享机制，推动建立开放数字生态。重点关注农村消费者的金融健康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客户的教育和保护，提升其财务韧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商业银行重点做好四方面金融服务 一是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商业银行应加大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帮扶力度，强化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贷款投放，积极推广纯信用、额度大、期限长、利率优惠的信贷产品，精准支持脱贫地区农户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二是全力做好粮食安全领域的金融服务。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银行体系要把服务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摆在更加突出、更加优先的位置，特别是要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客户覆盖面广、服务手段丰富、产业链服务介入程度深等优势，深入开展综合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具体而言，要服务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强产品和政策创新，大力推广活体牲畜、农业设施设备等抵质押方式，支持生产、加工、仓储、流通等各环节主体发展；创新支持高标准农田和重大水利建设项目，探索商业化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融资模式，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债加强配套融资和综合服务；深化种业振兴领域金融服务，聚焦企业扶优、基地提升、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创新攻关等重点领域，通过多种方式支持种业发展。 三是着力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发展乡村产业和加强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银行体系要紧扣中央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行动部署，结合区域实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具体而言，要抓好乡村产业贷款投放，聚焦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园、农业科技园等，为园区建设、运营等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探索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对接国家乡村建设行动有关规划，出台金融服务方案，研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贷款等产品；加强与各级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及农业信贷融资担保公司合作，与政府部门共同探索乡村建设特色产品和服务模式。 四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三农”普惠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强对数据的融合应用，加大“三农”普惠线上产品创新力度，推动金融服务精准高效。具体而言，可构建数字信用评价模型，为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构建动态化、可视化的信用画像，实现对产业链各主体的精准评级和全面评价；推动基于数字信用的多层次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探索为不同客群量身打造差异化的信贷产品，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渗透率，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副处长 李莉 | 产业追踪 摘要：文化产业的多元化不仅为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多样的方式，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概念和特点的分析，指出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的一些对策，以期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意经济，文化软实力 文化产业构建了一个多元而充满活力的领域。创意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创新与创意的迸发，为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了丰富的机会。文化产业有助于强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此外，它还在社会中促进了凝聚力的形成，通过共享文化体验和共同的价值观，加强社会的团结并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是文化多元性的倡导者，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尊重，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播，从而促进文化的丰富多彩。 一、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和特点 数字经济的兴起是数字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驱动力。这些技术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生产方式以及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互动方式。 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信息爆炸和大数据的现象。当前，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大数据分析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用于决策制定、市场分析和产品创新。这种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行为。 数字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数字化在生产、分发和消费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数字化生产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正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来改进其生产流程。例如，3D打印技术能够实现高度定制的制造，物联网设备可以监测和优化生产线的效率，工业自动化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数字化分发彻底改变了产品和服务的传送方式。数字产品，如电子书、音乐和电影，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送到全球各地，消除了地域限制，从而降低了分销成本，提高了市场覆盖率。此外，数字化消费模式的兴起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线购物、数字媒体娱乐和移动支付，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并催生了支付和客户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这些数字技术的特点使其成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个性化体验以及创造新商业模式的强大工具，同时，也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满足客户需求，从而增强了竞争力。 （二）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 文化产业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囊括广泛的领域。其中，创意产业涵盖广告、设计、电影、电视、音乐、出版等领域，其核心特点在于创意和艺术性的表达，为人们提供了娱乐和思想启发。文化遗产领域包括历史遗址、博物馆、艺术品、文化节庆等，这些资源强调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助于维护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娱乐产业包括游戏、主题公园、体育、演出等，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休闲和娱乐活动，促进了社交和文化交流。数字文化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崭露头角，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艺术和在线文化内容等新兴领域。这些数字化表现方式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拓展了文化的边界，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将文化体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多元化领域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的丰富格局，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和经济增长的机会。 
（三）文化产业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首先，文化产业是创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了创意和创新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助力，并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一产业的输出还扩展到广告、设计、媒体等各个行业，为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从业者提供了创意的平台和机遇。其次，文化产业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影响。通过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国家能够加强其国际文化影响力，促进国际文化理解与合作，从而增强国际关系的稳定性。文化作为一种交流媒介，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动与合作。此外，文化产业还有助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共享文化体验和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结，加强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和体验，人们能够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与共融。最后，文化产业促进了文化多元性的传播，它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播；有助于保持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促进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同时加强文化的全球传播与共享。 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还为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带来了丰富的价值。这些因素突显了文化产业对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它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还贡献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二、相关典型案例分析 （一）中国数字经济与影视产业融合 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数字经济与影视产业的融合，这为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政府鼓励影视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加快了数字化制作、分销和传播。这些政策包括提供财政支持、税收激励和减少审批程序等。同时，政府还支持中国的数字平台企业，如腾讯和阿里巴巴，与影视公司合作，拓展数字内容的市场渠道。这种政策支持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促使数字内容迅速占领市场。中国的数字经济为影视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内容创作提供了强大动力。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特效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引入，显著提升了中国影视制作的水平。例如，中国制作的数字特效电影《流浪地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在影视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数字技术还改变了内容创作的方式，影视制作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受众需求，提供个性化内容，提升用户参与度。这种技术创新推动了中国影视产业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二）美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崛起 美国的数字音乐产业经历了显著的崛起阶段，部分原因在于数字音乐平台的兴起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如Spotify、AppleMusic和AmazonMusic等公司的数字音乐平台，均提供了便捷的音乐订阅服务，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这些平台采用智能算法分析用户喜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音乐推荐内容，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同时，数字音乐平台与音乐制作人和发行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了音乐内容的数字化分销，为音乐产业创造了新的市场。 美国的数字音乐平台注重用户体验和内容个性化。用户可以轻松访问数百万首歌曲，并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获得极好的个性化体验。这种个性化体验吸引了众多年轻一代的用户，扩大了音乐产业的受众群体。此外，数字音乐平台通过与艺术家合作，为用户提供独家内容，如专辑首播和音乐视频，进一步提升了对用户的吸引力。这种个性化内容不仅吸引了用户，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推动了音乐产业的持续增长。 三、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面临着一系列机遇与挑战。 就机遇而言。首先，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在市场扩展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文化产品和服务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各地，更广泛地触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一全球化趋势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加速了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发展。其次，数字经济还刺激了创新与创意迸发。数字技术为创作者和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工具和表现形式，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创新。艺术家可以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媒体展现作品，同时数字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展示和销售作品的途径。这种创新潮流激发了更多的文化创意，提升了文化产业的艺术性和吸引力。最后，数字经济还促使了智能化与个性化服务的发展。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产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受众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增强了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就挑战而言。首先，数字鸿沟与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关注。尽管数字技术的普及不断扩大，但仍然存在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数字鸿沟问题需要政府和产业各方采取措施，确保数字文化的普及性和可及性。其次，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带来了版权保护与内容监管的挑战。数字环境下，文化内容容易被盗版和非法传播，威胁到创作者的权益。此外，内容监管也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平衡信息自由和内容质量成为一项难题。最后，技术演进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数字技术发展速度迅猛，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文化产业需要不断适应和更新技术，以保持竞争力。然而，技术演进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风险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需要产业和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总之，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带来了丰富的机遇和挑战。充分把握机遇，同时解决挑战，将有助于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化创意的繁荣，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四、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的对策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监管 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制定支持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政策，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文化企业采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创新，以及提供税收激励和财政支持，以促进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政府还可以鼓励文化企业与科技企业合作，建立跨领域伙伴关系，推动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应鼓励创意和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并建立高效的内容审查机制，以防止盗版和非法传播，确保创作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同时，政府还应鼓励行业自律，建立内容评审机构，确保文化内容的质量和合法性。 （二）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 政府和企业应增加投资，支持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包括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内的研究，以便开发更多面向文化产业的先进技术工具和平台。这种投资有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水平，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为了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机遇，需要培养具备数字技术和文化创意双重背景的人才。教育体系应调整课程，以培养具备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文化创意人才。此外，政府和行业应提供奖学金、实习机会和培训计划，以吸引和留住数字文化创意人才。 （三）资本与市场支持 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资本流向文化产业，如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基金，提供低息贷款和风险投资，以支持创新项目和文化企业的发展。此外，政府还可以鼓励金融机构为文化产业提供融资和投资服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扩大数字文化市场的可及性，包括提供更多互联网接入和数字设备，以便更多人能够享受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此外，推动数字文化产品的价格合理化，使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数字文化内容。 政策的制定与监管、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以及资本与市场支持等对策，均可以有效促进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满足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促进文化多元性和创意经济的繁荣。 结语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多元化而且充满活力的领域，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为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了解文化产业的多样性及其社会与经济价值，对于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领域的持续增长和创新将为未来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推动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锦.数字经济视域下文化产业数字生态体系的构建与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23(5):106-114. [2]赵凤群,张树旗.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J].产业创新研究,2023(16):27-29. [3]易华,魏勇军.数字文化产业赋能文化消费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2):188-191+204. [4]邹青海,董宇,卢再水,等.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韧性、模式重构及路径选择[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3(5):56-61. [5]王伟,徐志仓.数字经济赋能环巢湖地区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研究——基于网络中心度的调节效应模型[J].巢湖学院学报,2022(3):1-9.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姜琼 摘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大健康产业应及时把握发展新机遇，完善产业供需大循环，促进产业规模扩张，推动创新发展，提升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健康产业资源充分流动、合理配置，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扩大优质健康资源的覆盖面。加快形成产学研用良性循环、政商企合力推进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新格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国际间产业合作与资源共享，“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推动要素资源配置国际化。实现双循环战略下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健康产业是指以医疗卫生等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以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为目的，为社会提供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健康公共服务等一系列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大健康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品类丰富、科技含量高等特点，覆盖从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健康农林牧渔业，到以医药、医疗设备和器械研发制造为主的健康产品制造业、医疗健康服务业，以及以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设施建设为主的健康公共事业，还包括相关的金融、法律、教育、科研、技术、环境管理为主的健康保障服务业等，是涵盖全产业链的立体化网络产业结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健康产业作为新兴朝阳产业，既是民生福祉保障，又是经济增长动力，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强劲发展动力。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高质量发展健康产业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保障高质量民生的内在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新动能。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来，政策的强力支持，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大健康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全产业链条。供给侧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信息技术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持，高端人才集聚使产业与高科技融合不断深入，新产品和新业态层出不穷，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推动了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大健康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补足短板，克服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链尚处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大健康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生产要素包括高端人才、资金和信息、数据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给不足，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不够，自主研发能力较弱，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制造方面，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中高端供给不足；产业配套监管不足，产业运行机制不健全，产品标准和服务规范不够完善。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及时把握大健康产业发展新机遇，完善产业供需大循环，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产业体系。协同提升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扩张，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优质健康资源的覆盖面，鼓励跨界融合，促进健康产业资源充分流动、合理配置，加快形成产学研用良性循环、政商企合力推进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新格局，是双循环战略下实现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 一、整体规划构建大健康产业国内大循环新格局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大健康产业产品和服务及时顺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有效保障国内健康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同时，推动产业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大健康产业的稳健发展。 （一）完善大健康产业供需大循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促进健康类消费和投资需求结构升级，有效拉动产业供给。随着大健康理念的更新和普及，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卫生健康消费需求不断扩容提质，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而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生育政策调整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使相关的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心血管等各类慢性疾病多发也带来医疗保健支出的逐年上涨。健康需求呈现的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特征，要求大健康产业进一步拓宽整体容量和涵盖领域，完善全产业链，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品类多元细分，突出特色优势、完善质量标准，催生新兴产业，满足国内健康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向科技化、智能化、精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大健康产业作为未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朝阳产业，呈现出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格局，为正在寻求经济转型新热点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资空间。政策的长期利好，市场的持续繁荣，技术的快速更新，催生了市场对投资预期回报的信心，资本在促进健康产业产品创新、企业发展、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中，也期望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2.促进卫生健康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有效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需求。双循环经济格局下，推动大健康产业结构优化，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不同层次的产业体系协调发展，培育高端市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拓展力，扩张升级中等层次产品与服务市场，保障基础健康市场需求。推动大健康产业不同领域的关联融合，实现范围经济。 重点推动医药生产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和基础药物生产，促进医学检验、卫生检测、医疗影像等服务质量升级。重点扶持高端医疗器械生产制造，鼓励自主研发，提高国产化比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生产型企业提质增效，升级发展。 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推广智能居家养老和养老社区服务。发展特色养生养老产业，促进产品更加多元，服务更加优质，如互助性养老、嵌入式养老机构等。推动养生养老服务与健康食品、中医药、保健品、教育、文化、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健身康体产业全民化。全面发展健身美体、体育赛事、休闲产品等业态，培育健康旅游、健康地产等新兴产业增长点；提升健康管理专业化水平。拓宽健康管理服务范围，推广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链条，推动健康管理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智慧化发展；改善健康生活环境管理，加强健康环境的监测评估与定期检查，有序开展各类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行动。 推动大健康产业间交叉融合，不断拓展延伸产业范围，鼓励发展衍生及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大健康产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二）推动大健康产业资源要素整合与循环流动，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完善大健康产业整体资源配置，以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整体规划顶层设计与重视地区差异化发展相结合，根据各地区资源优势明确发展定位，形成产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机制。 第一，明确地方资源特色，聚焦产业发展方向，战略性引导配置相关生产要素，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打造具有地方核心竞争力的大健康特色产业群，塑造自有品牌，摆脱同质化竞争。促进国家整体战略规划与地方长期区域规划之间形成合力，协同发展。 第二，明确城乡资源差异，推动城市和农村大健康产业协调发展。大中城市作为大健康产业优质高端资源集聚地，可依托最新前沿技术与高质量人才，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加速要素的流动与共享，打造大健康产业链的高端供给，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型城市与城镇通过接受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发挥产业的转移承接作用，保障大健康产业链条的中端供给。乡村地区发挥地域广阔的自然资源优势，搭建生产资源聚集的初级产品生产基地。 第三，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研发和创新智慧园区，引导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发挥要素功能集成作用，形成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资源完备、规模效益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企业集群，以及覆盖全生命周期、种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完善大健康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完成实体园区与智慧园区的网络连接，低成本实现实体园区的升级。 鼓励企业间合作与重组，培育大中小微企业梯队，以整合与竞争的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做大做优龙头企业，强化人才支撑，扶持一批创新驱动、行业领先，冲击国际市场的领军企业，塑造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提升国际竞争力；引导中小微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市场提供“专特优新”的产品与服务。形成由领军企业、高成长企业和后备企业共同构成的分层次梯队格局。集群化发展有利于构筑产业优势，树立领域标杆，提升健康产业和创新基地的承载力和辐射力。 第四，完善大健康网络信息平台，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促进要素跨时空流动，构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业的虚拟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升级。 （三）促进大健康产业产学研用良性循环，实现产业创新发展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大健康产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大健康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大数据的互通共享融合，提高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增强产业发展动能。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强化科技创新对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联合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健康类相关专业，加大在生命科学、信息科技、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科技成果从研发、中试，到市场化导入及转化应用各环节的衔接，提高前沿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发挥我国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加强对中医药理论、新药研制及治疗方案的投入和研发力度，鼓励高校及科研院所与医药企业协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药物和高端药物。 加速健康产业数字化建设，拓宽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对医药研发、健康服务、供销管理、公卫疾控、医疗保险等数据的集成共享，通过数据交换实现从研发到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优化匹配，促进不同行业间的业务协同，提高跨行业、跨地区、跨层级的整体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也为监管部门的综合管理创造条件。 大力推进智慧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医疗”，拓宽数字化医疗大健康市场。加快发展互联网医院，建立跨地区的移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在线问诊，对常见病、慢性病的“互联网+”复诊、线上药房等业务，为患者提供全面高效的远程挂号、看病、开药、缴费等服务，缓解线下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 强化人才支撑，激发创新的核心动力。大健康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应加大高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学科交叉融合，设立大健康相关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鼓励校企合作开展人才梯度培育计划，通过定向培养、职业培训等方式，培养大健康领域复合型高端人才。对人才引进给予政策倾斜，拓宽引进渠道，重点引进具有资源、技术带动作用的高端人才，并做好人才服务工作。 （四）加强大健康产业国内大循环监管，促进产业规范发展 完善顶层设计，统筹制定大健康产业整体发展规划，发挥政策的协同推进作用，实现国家层面和各地区产业的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对重点产业给予政策支持，建设产业监管数据信息平台，为产业发展路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严格的行业标准和产品服务质量标准，重点在保健品、医美、健身、健康险等领域，健全产品和服务质量规范，保护消费者权益。 完善日常监管制度。消除监管盲点，优化管理方式，制定科学的管理流程，提升监管效率，保证大健康产业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依托新闻媒体与行业协会辅助监管，加强企业自律，构建由监管部门、媒体、行业协会、企业、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大健康产业综合监管体系。 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模式 大健康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指通过强化国际间产业合作与资源共享，搭建全球化合作平台，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推动要素资源配置国际化，建立开放创新互利共赢，联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大健康产业对外开放体系。当前我国大健康产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一方面各发达经济体已将大健康产业列为战略性产业重点推进，并纷纷进军我国市场，给国内企业带来较大竞争压力。印度、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凭借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叠加新冠疫情，进一步增加了产业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部分大健康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受阻，对部分中间产品的供给和部分关键产业链造成障碍，挤压了我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空间，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应继续引进优质国际资源，提升产业国际合作能力，发挥我国健康消费结构升级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引进国际大健康产业头部品牌、国际医药先进科研成果，吸引各国新锐龙头企业入驻，加入国内产业链集群，加速国内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也缓解国内优质健康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平台，依托自贸区的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发展产业跨境交流合作，通过签订国际合作协议、合资办厂、共同建立研发实验室等方式，帮助国内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大健康产业优质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主动权，增强贸易韧性。推动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和出口增长。加强在学术、科研、教育领域的开放交流合作，开放跨境医疗等国际化、多样化的特色服务，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成为全球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新引擎。 融入双循环是大健康产业未来发展的新布局。面对现阶段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着力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世界。促进健康消费、健康产业投资、健康产品进出口三方面在国内外市场上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张家彬，张亮，纪志敏.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桎梏与纾困路径[J].江淮论坛，2022（2）：59-64. [2]杨玲.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22（4）：56-57. [3]胡莹莹.大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J].中国市场，2021（26）：46-47. [4]潘为华，贺正楚，潘红玉，等.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和产业体系构建的视角[J].科学决策，2021（3）：36-61. 作者简介：赵燕（1969-），女，江苏镇江人，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赵燕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绩、面临风险挑战及对策建议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年产销量即将突破千万辆，产品和技术具有明显优势，企业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短板弱项，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未实现盈利，国际竞争环境日趋复杂严峻，政府、行业、企业仍需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 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发展壮大 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汽集团时作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重要论述。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提到“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半以上行驶在中国”。十年来，在国家战略引领、政策支持和引导及汽车业界共同努力下，我国已成为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早在1992年，钱学森院士向国务院建议跳过燃油车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八五”期间，新能源汽车被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9年，国务院出台《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目标。此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接续出台，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成为汽车产业一大亮点。 （一）产销规模持续增长 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31.6%，比2022年提升5.9个百分点。截至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041万辆，占汽车总量的6.07%。 （二）关键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总体全球领先。纯电动乘用车百公里平均电耗持续下降，续航里程等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取得突破，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大幅提升、成本显著降低。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技术加快发展应用，新能源乘用车L2级自动驾驶功能渗透率超过50%，中控大屏、语音控制等智能座舱功能普及率超过85%。 （三）产业配套体系逐步健全 我国已建成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覆盖整车、原材料、零部件、系统总成及制造装备、基础设施、动力电池回收等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动力电池装车量国内市场份额超过95%、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关键材料全球份额超过70%，充电设施超过700万台、数量全球第一，动力电池回收网点超过1.4万个。 （四）中国品牌引领新能源汽车发展 中国品牌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2023年，中国品牌在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约80%，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302.4万辆、居全球首位。6家企业进入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十名，其中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位居前两名。 （五）出口量快速增长 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带动我国汽车出口量快速增长，2021年汽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位居全球第三位，2022年311.1万辆、位居全球第二位，2023年491万辆、位居全球首位。 二、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或短期或长期、或内部或外部的问题，如2020年汽车芯片供应紧张，2021年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大幅上涨，2022年新能源汽车企业仅比亚迪盈利，2023年内有价格战、外有欧盟反补贴调查等，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一）汽车芯片等自主化程度低 传统燃油汽车单车芯片量约500—800颗，随着车辆电动化智能化功能普及，单车芯片量增加至1500—2000颗，汽车芯片的重要性和需求量显著提升。我国汽车芯片自主化率不到10%，受国际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芯片市场一度出现供应紧张，国内多家企业因“缺芯”而减产、因芯片价格上涨而影响利润。 （二）锂、钴、镍等关键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2022年，我国锂、钴、镍三种金属消费全球占比分别为64%、65%、82%，外采率分别达到80%、98%和96%。新能源汽车规模快速增长造成资源用量和价格上涨，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从5万元/吨一度上涨至60万元/吨，目前10万元/吨左右。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多数企业仍未实现盈利 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业务仍普遍处于亏损状态。2023年持续全年的价格战，导致多数企业盈利状况仍未改善。2023年，特斯拉盈利150亿美元，比亚迪盈利300亿元左右，理想汽车盈利有望近100亿元，但其他新能源汽车企业仍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四）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美、欧、日、韩等出台购车补贴、投资补助等支持新能源汽车政策，美国对新能源汽车实施税收优惠7500美元、欧盟国家补贴2000—9000欧元。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提出本地化生产要求，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提出碳足迹、电池护照等新要求，欧盟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法国电动汽车补贴新规将我国新能源汽车排除出补贴范围等一系列政策出台，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意图明显，我国新能源汽车“走出去”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 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 回顾发展历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成绩来之极其不易，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将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政府、企业、行业机构要积极应对，在政策、技术、配套体系等方面共同努力，携手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振新能源汽车消费。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约30%，距离成为新车销售主流仍有一定距离，欧美等国加大新能源汽车支持力度、出台限制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新能源汽车发展仍需政策支持。一方面，在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公共领域电动化试点、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政策基础上，可进一步研究完善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二手车消费、促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政策，支持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另一方面，需尽快建立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碳排放标准体系，积极应对日益突出的国际碳壁垒；研究制定更加适合新能源汽车的税收政策体系，有效应对新能源汽车规模增长、燃油车规模下降带来的税收问题。 （二）持续强化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动力电池技术创新 围绕电动化、智能化关键技术和环节，骨干汽车企业和有关研究机构要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增强优势、弥补短板、前瞻布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关键系统部件和基础共性技术研发，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提高新能源汽车整车综合性能。巩固锂离子电池技术和产业优势，加快发展固态电池等新一代电池技术。加强智能化技术布局，推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产业链协同创新，促进新能源汽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融合发展，提升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三）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配套 充电桩建设和服务相关企业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规划和要求，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动力电池、整车、回收利用、报废机动车拆解等企业，积极开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秩序，推动废旧动力电池高效回收利用。 （四）持续推动汽车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骨干新能源汽车企业要尽快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布局重点市场扩大整车出口，结合国内国际政策环境研究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汽车合资企业要加快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可面向全球开发新产品、打造新品牌，实现高水平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汽车外资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在符合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在华建立研发中心融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国家信息中心中级经济师 林超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基础的概念，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范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担负的新使命。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跃迁，是在生产要素创新的基础上，依靠要素、组织、技术等变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联袂突破，尤其是数字技术，将彻底把静态底座单维技术推动的生产模式变为动态底座多维赋能的生产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全面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重在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共同驱动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机器人、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星链互联网为代表的未来产业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催生未来产业的机制机理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未来产业发展是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变迁起到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的前沿产业，是一个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基于未来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而培育的新兴产业，所涉及的是根本性、颠覆式创新，采取完全不同于现有产品的技术路线，开发并向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未来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形成的，有较强的前瞻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催生未来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依托数字新科技、满足社会新需求、发展经济新业态、孕育运营新组织，以绿色、智能和泛在为特征，呈现出群发式突破、交叉汇聚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未来产业将开辟生产力发展新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催生新兴产业，创新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引发社会变革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势必成为各国创新竞争的新赛道新赛场，塑造产业新形态，造就新的经济繁荣。 新质生产力的“新”锚定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新质生产力的“新”强调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抢占未来产业的新赛道，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重在催生新经济、新业态。新经济强调技术到经济的衔接，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新业态注重先进技术向高端产业的转化，以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中，需求愿景和技术突破让新质生产力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将数据要素资源不断滋生新产业和装备传统产业的动能，虚拟与现实技术的结合，联袂突破相互赋能，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未来产业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不断开创社会需求，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形态。未来产业的形成并不是依托简单的单一技术，而是需要复杂的技术群。围绕技术群衍生出对新型专业技术服务的需求，未来产业的产业体系，不是基于简单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业态划分形式，而是依托以知识产权服务转化的形态出现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融入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以场景集聚技术技能和创意，以应用示范带动产业发展，以智能化、数字化基础和组织的城市示范为未来产业引爆场域，进而营造颠覆性技术应用场景，开放性地探讨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支撑未来产业发展战略。 新质生产力形成未来产业可抵挡经济周期。将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赋能生产力变革而形成的具有新技术、新要素、新方式的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本身就具有迭代叠加的井喷突破模式，而且又具有与其他技术及时相互赋能、联袂突破的特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科学原理的发展决定技术原理的发展，技术原理的发展不可能超越科学原理决定的限度，技术原理的发展决定应用技术的发展，而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受到技术原理的限制。爱迪生象限直接由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搞清楚科学原理的发明比比皆是。未来产业是以大数据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由前沿科技交叉融合应用、颠覆性技术创新引领，并将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催生未来产业需要培育工程生态。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产业创新的工程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系统，其架构包括原生理念、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实体底座、生态培养机制、未来场景生态、标杆示范、全球网络等。未来产业将形成产业内及产业间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多产业融合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数字技术通过要素集聚、平台搭建、数智赋能，推动供应链和产业生态体系迭代升级，将彻底改变未来产业的技术—经济范式。以用户深度参与、多种技术融合、平台互联互通为特征的未来产业创新系统将取代传统的线性创新链。不同市场主体间相互依赖、相互共存，共担风险、共创价值，互补价值形成一种过去社会不曾存在过互惠互利的价值链形态。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将彻底打破企业边界和产业界限，形成多主体协同联动、竞合共生多赢的发展格局，为不同未来产业主体及产业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发展提供支持。培育产业生态是产业创新工程生态系统的重要过程。产业生态系统培养过程中，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深度融合、衍生、共生和互生的机制，形成产业种群、产业群落，促进了经验和资源的共享，推动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不同产业的产业适配度和产业生态位存在差异，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具体角色和功能各不相同。 找准新质生产力催生未来产业的战略支撑点 数字技术打破了财富创造环节彼此独立的状态，融通创新成为新常态，形成了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价值共创共得的新模式。各类利益相关者强调动态的知识协同与共享，分享对行业前沿、社会需求、制度行规的实时动态把握，群策群力的协同共生开始成为未来产业培育的主流形态。稳定长期的开放开源共生共享关系，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两大战场，培育源头创新工程生态，使得参与者间相互赋能的乘数效应能够释放更多的价值，进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培育产业创新工程生态，突破0到1原始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动力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因此，要牢牢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专攻“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技术。由于新技术是多层嵌套的一组技术束或技术族群，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复杂程度更高。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需要经过“工程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脱离工程化的过程，处于工程活动之外的科学和技术知识都仅为“潜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核心的数字技术突破需要系统谋划，以工程生态的理念加快打造产业创新工程生态。 产业创新工程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政府、产业、大学、科研、金融、科技中介、市场应用，这7个要素构成了新型创新体系，以“学”与“政”为基本，以“研”为出发点，借助“产、金、介”的协同支持，达到最后“用”的目标。新的技术和创新不断涌现，为了构建一个有活力的新质生产力工程生态系统，需要不断定义应用场景和领域，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要建立合适的产业链条、生态系统和价值网络等，也需要建立相应人才、资金等支持机制，形成能够高效融合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政策链、文化链的新标杆，建设全球协作网络聚合平台，以开源、开放、共享理念进行全球化运作，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要素不断融合。 以制度安排程序化规范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数字经济时代，规则、制度以及法律等制度安排可以程序化，通过通用软件的法律嵌入式开发，将程序化的规章制度嵌入到创新要素流通的每个环节，使各创新利益方有统一的通道，透明化创新要素中的产权、股权、智权、税权和资权的权属和收益分配机制，有效规避创新风险，降低人才、资金、信息、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优先完成基础设施现代化，夯实新质生产力支撑体系。基础设施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底座，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者佩雷斯所说的“一次产业革命，一代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承载作用，不断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能级，推动保障体系与动力体系深度融合，共同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体系。数据技术的集成、交互构建起了技术型、安全型、制度型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以其为底座，只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中国将有望成为数字文明的探路者、引领者，必将为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培育新型产业工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兴产业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需要人们不断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因此，要不断优化教育系统，培育交叉类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新兴产业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平台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承载力和拓展力，聚合相关研究资源。从工程生态角度出发，依托专业的领域知识和细分任务目标，科技的领先意味着在该领域拥有更多的领军人才，大学和科研机构也会培养大量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为前沿技术大规模产业化阶段提供人才储备，为社会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巨大的价值。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许正中 | 区域经济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各要素优化组合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21世纪，人类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国家生产力关键因素，海洋新产业新业态已初步展示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海南因海而生，向海而兴，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势，海洋强省建设正展现强劲动能。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推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攻坚之年，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海洋强省建设，对于海南自贸港加快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 海洋是海南发展的后劲所在、潜力所在、希望所在。推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是壮大海洋经济的有效途径，也是发挥资源禀赋、实现生产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2020—2023年，海南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上涨，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内部产业结构来看，2021年海南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与当年全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相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过低，第三产业形态仍较为传统，支柱型产业增长乏力，海洋新兴产业尚处于培育期，海洋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协调。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未来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必定是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的综合产业体系。海南要实现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的质态变换和动能转换，需在优化升级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的同时，寻求海洋产业业态融合。一方面，推动海洋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综合体。拉长海南海洋经济产业链、消费链、创新链条，利用数字化方式，加快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海洋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提升海南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充分释放海洋产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服务国内大市场，推动海洋产业区域融合发展。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腹地经济是海洋强省建设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和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动能的优势。要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北部湾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探索推动三地海洋产业深度融合和开发合作，以“粤港澳技术+海南资源+国内市场”共建梯度衔接、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海洋产业体系与服务体系，使“琼州海峡经济带”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极。 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擘画海南“智慧海洋”蓝图 海洋科技创新是依托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海洋强省的强大引擎，海洋科技创新的直接结果是海洋劳动资料的革新升级和海洋利用能力的全面发展。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常年徘徊在30%左右，海洋科技的整体支撑不足。海南海洋创新态势转变的主要贡献来源于海洋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的提升，在海洋知识创造、创新要素集聚以及创新成果转化上还有广阔发展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渗透到海洋产业各领域，海南自贸港作为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大有可为。 蓝色海洋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涉海经济的表现形式，是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动能，能够推动海南由资源要素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海南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海洋科技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提高海洋科技含量，形成优质的海洋生产力，是海南塑造新的战略发展空间、支撑未来发展、建设海洋强省的必然要求。第一，海洋科技创新要突出海南“长板”的引领力。海南自贸港在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深海科技和海洋战略产业优势明显。要在加强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水产南繁种苗、海洋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淡化等重点产业领域进行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发展趋势、堵点、卡点的研判攻关，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加快实施引领未来的重大科技项目合作，推动海南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新枝。第二，海洋科技创新要提升成果转化效率，形成海洋竞争优势。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培育和发展蓝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统筹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全链条各环节。另一方面，整合优化全省各类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立规范有序的海洋科技市场化机制，保障创新要素的高效流通。第三，海洋科技创新要强化创新环境要素支撑，形成科技创新合力。海洋科技创新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难度高，重大创新成果的取得，既需要完善海洋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为海洋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也离不开统一高效的海洋创新管理协调体制，统筹推进琼与粤、港、澳、桂多地的海洋技术合作，合力破解海洋科技难题。 强化创新人才支撑，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服务 创新型人才是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原动力，是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保障。劳动者是生产要素中唯一的“活”的要素，具备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生产的条件，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强化创新人才支撑，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服务，是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的必然选择。 海南要把创新驱动的生产力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动力，生产系统中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由依赖资源转向依赖创新能力，倒逼劳动者素质提高。短期来看，可以依靠引进符合海洋强省建设需求的人才队伍获得。要避免人才引进的盲目性，围绕海南海洋强省的重点领域、关键产业、核心难题引进高层次科研创新型和技能应用型人才，提升人才引进的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制定完善的海洋人才激励政策，在科研平台、生活文化、生态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提升人才黏性，使得人才“引得来，留得住”。长期来看，增强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突破掣肘人才发展的瓶颈才是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的长久之计。一方面，明确海南海洋强省建设战略需求，重点支持海南省涉海院校和涉海学科建设，建立涉海交叉学科专业协同培养机制，利用国际国内高水平大学海洋类办学经验、资源、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使人才变量转化为人才增量。另一方面，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围绕海洋强省和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在传统海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海洋产业等重点领域建立联合实验室、产业化基地，培养人的海洋科研意识、海洋产业生产技能以及科技创新转化能力，推动创新要素在人才链条自由流动，进而塑造一大批高素质海洋专业人才。 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姜秀敏；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麒 摘要：中俄双边是最亲密的友好伙伴，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产业发展合作由来已久。在“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下，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合作的现状、问题、对策，以期为未来中俄双边产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助推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的再次振兴与腾飞。 关键词：产业合作发展，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 一、研究背景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地区、特别是沿边开放地区基于自身发展优势、自然资源禀赋提出建设对外开放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规划。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含两个通道，一是中国华北通道，从中国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国和俄罗斯；二是中国东北通道，沿中东铁路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赤塔。2016年6月23日，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在塔什干签订《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旨在进一步推动三国间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口岸建设，产能、投资、经贸、人文、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合作，《纲要》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产业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中国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农业、工业、服务业方面的合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明晰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现状、问题、对策将为双边产业合作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国东北地区打造中国北方开放的重要枢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联通俄、蒙，助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再次振兴与腾飞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二、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一）农业现状 21世纪以来，中俄农产品贸易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额6.2亿美元，2020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增长至55.5美元。同时，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领域与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前，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0年后，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逆差状况得到显著改善，2016年，俄罗斯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转为0.5亿美元的顺差，自此以后，俄罗斯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2016年的0.5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4.1亿美元。2020年，中国长期保持俄罗斯农产品第一进口大国地位，进口额为39.8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主要包括菜籽油、大麦、油脂、螃蟹等食品。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额仅15.7亿美元，同比下降21.9%，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新鲜鳞茎类蔬菜、天然树脂、鱼类制品和罐头。总体而言，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俄乌战争影响，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出现一定波动，但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整体呈现向好态势，尤其是俄肉和乳制品继续扩大对中出口贸易，俄牛肉产品已入驻中国市场，并占据中国市场重要地位。 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中俄双边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领导人一致表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为双边的农业发展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目前，中俄双边农业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理位置相邻，自然条件优越，双边农业合作的土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良好，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广阔肥沃，中国东北地区不乏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另一优势是双边交通条件便利，伴随着中俄同江铁路大桥与黑龙江公路大桥的合龙与贯通，双边运输费用、合作成本等极大降低，双边农业合作具有良好的互补性。目前双边已经建立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建成了哈尔滨市自由贸易片区中俄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该中心集贸易、保税仓储、原料加工、冷链配送、商品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中俄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设承载着中国黑龙江省联通国内重要省市、面向俄及东北亚全面合作、辐射欧亚地区的国家物流枢纽重任，中国黑龙江省基于企业自身发展对俄业务，补充完善哈尔滨片区自由贸易功能。 （二）工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借助地理优势、政策优势，发展势头不断强劲，中国经济重心也不断南移。受体制机制等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在全国的GDP比重不断下滑，人才不断外流。为了改变东北地区现状，重振东北经济，2007年我国发布《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规划提出在2022年前将东北地区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抢先占领装备制造业制高点，同期中国与俄方正式签订《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国东北地区振兴势不可当，俄远东地区开发迫在眉睫，为适应双边发展需求，加深国家层面、地区层面的工业交流，2010年俄罗斯又通过《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优先确立俄远东地区作为中国重要工业合作交流区。俄罗斯目前已将开发远东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然而远东地区与俄工业中心腹地距离相对遥远，仅靠国家财政拨款与自身力量发展不切实际，未来远东的工业发展需借助周边国家力量，尤其是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东北是俄远东工业发展合作最具潜力的对象，尤其是双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与核心利益高度一致，为双边工业联动持续合作提供了新的征程和良好的契机。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工业对外贸易中，俄罗斯一直占据重要地位，2018年，中国东北地区出口至俄罗斯的采矿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电信施工设备、通用设备及零部件分别占到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类产品比重的22%、19%、21%、16%，双方合作潜力巨大[1]。以黑龙江省为例，2019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1866亿人民币，其中对俄贸易1271亿人民币，占据贸易总额68.1%的比重，2020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1537亿人民币，其中对俄贸易973亿人民币，占据贸易总额总额63.3%的比重。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其对外贸易总额60%以上的比重，且在贸易成分上看，由于农产品单价较低，工业产品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对俄进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 （三）服务业现状 目前中俄双边服务业的发展合作主要体现在旅游业上，随着中俄双边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与发展速度的提升，旅游业成为双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由于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双边之间的旅游交流的形式、种类、品质、深度、规模都有了很大改变。同时，在中俄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旅游交流与合作也逐渐从单纯的旅游参观发展到全方位的产业合作。中俄双边、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入境旅游人次不断攀升，旅游贸易额也水涨船高。中俄双边互为双方重要的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旅游业均进入大众化、产业化的新阶段。旅游业由于俄罗斯欧洲旅游目的地相对较远，俄远东地区发展成为仅次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中国游客主要出境旅游目的地，而俄罗斯游客在中国旅游的目的地多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且受地缘毗邻性的影响，俄罗斯游客去往中国东北地区的热情也不断提高。随着双边人民间的交流和友谊的加深，中俄旅游业合作发展成为双边服务业合作的重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俄方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在莫斯科时间2020年2月18日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随着疫情逐渐缓解，俄政府在2021年7月1日宣布重新允许中国公民重新入境。但是随着欧洲疫情的扩散及俄乌战争爆发，中国去往俄罗斯出境游客不断减少，旅游贸易额不断下降，进入了近二十年的低谷时期。但是我们认为，中俄旅游业市场空间巨大，不利因素消除后，中俄旅游人次、旅游贸易额将会呈现新的爆发式增长。 三、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产业合作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方面 相比俄罗斯欧洲地区，俄远东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为落后，虽然其拥有广阔的土地面积与肥沃的土壤条件，但人口密度低、劳动力明显不足、各项农业设施落后，制约着其农业的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农业发展合作方面有着极强的地缘优势性和互补性，但双边农产品贸易上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中俄双边农业发展合作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如受贸易壁垒与经济排外因素影响，俄远东地区的农产品贸易过关手续繁多复杂，这对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交流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双边在农产品贸易进出关时应尽快制定统一标准。中俄双边农业发展合作水平相对落后，目前中俄双边农业贸易以小额贸易为主，大规模贸易较少。中国入驻俄远东地区的农业企业缺乏核心意识，“民族品牌”建立困难，无法形成马太效应，虽然农产品种类多，但实际贸易销售额少，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多、比重大，品牌价值较低，没有产品溢价，甚至存在一定的折价，导致农产品贸易比重在双边贸易总额持续走低。除此，非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有限，无法持续满足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愿景。俄罗斯远东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与俄罗斯欧洲地区相比，不利于大规模招商引资；俄远东地区长年面临着人口和劳动力的持续流出，高水平人才有限，民众知识化程度较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严重，劳动力所耗费用较大，又因其长期的“排外”思想，对双边的农业发展交流造成严重的阻碍。 （二）工业方面 1.双边资金体量小，与工业市场发展潜力不匹配 从中方视角看，国家层面，虽然中国近年经济增长形势喜人，但由于中国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大力发展全国新能源等，国家资金不足够全力支持东北地区振兴；社会层面，“投资不过山海关”始终是东北地区的魔咒，东北地区有着漫长且寒冷的冬季。以黑龙江省为例，每年6个月的供暖期对于本地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外来大型企业投资寥寥无几，且这种趋势近年愈演愈烈。以中国A股为例，自2019年以来，上市千余家企业中，东北企业仅有13家，在全球资本市场中，东北地区企业新增上市更是屈指可数；公民层面，东北地区对于同等优秀人才的待遇远低于南方地区，年轻人想留在家乡、建设家乡也存在一定困难性，由于薪水待遇较低，东北地区高科技人才多年来流失严重。从俄方视角看，俄远东地区近年经济发展缓慢，平均增长率虽高于俄国内其他地区，但由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基数极低，经济增长总量也不高。另外，俄远东地区多数工业设施遗传于苏联时代工业产物，工业基础设施条件十分落后，近几年经济增长资金与财政收入多用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所用支持双边工业发展交流的资金也微乎其微。 2.中国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经济占比高，民营企业发展后续动力不足 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比重较大，受体制机制影响，近几年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僵局，融资难、税收高、待遇不平等一系列的问题使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韧性不足，生存举步维艰。东北地区虽然民营企业众多，但龙头公司十分稀少，多数都是一些小规模企业，这些企业以家庭为单位，不需要进行大规模融资，无法进行跨国交流，对于中国东北地区和俄远东地区的工业交流产生“质”的消极影响。同时，东北地区创业者的思维固化，如初级创业开饭馆，中级企业开洗浴城，高级创业利用东北地区资源禀赋，围绕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创新思维度不高，最终导致工业企业专业程度低，高端产业少，创新能力差，产品知名度低，企业核心竞争力弱，企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 3.俄罗斯远东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俄远东地区存在的主要工业问题如下：其一，在工业组成中，重工业比重过大，军事工业发达，但轻工业发展显著滞后，俄远东地区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结构十分不合理。其二，基本工业设施继承苏联时期的产物，设施陈旧、硬件落后、设备简陋；如缺乏高端制造业的精密仪器，所生产的产品多数是挖掘机、内燃机等基础工业产品；在高端制造领域方面，比如光刻机、绝缘材料等高端领域生产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三，由于工业机器老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缺少污染处理装置，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遏止难度大。其四，由于气候寒冷，俄远东人口总量稀少，人口不断外流，尽管俄政府鼓励生育，但是收效甚微，俄远东地区的人口密度仅为1.2人/km2。如此稀少的人口直接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三）服务业方面 1.旅游产品单一，开发力度不够，文化交流不深 旅游业作为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虽然双边白山黑水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是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的关注度与宣传力度不够，投入资金不足，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主要以自然资源为主，缺少人文资源。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双边都在寻找新的历史定位和国家认同。近些年双边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但仅停留在表面和过去，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解[2]。以中国黑龙江省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为例，虽然国内知名度较高，但国际知名度较低，没有打造出对中、对俄旅游的新名片。在旅游过程中，大多集中在旅游业如何发挥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上，对如何增加双方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思想和文化的关注较少。 2.旅游设施落后，限制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以中国黑龙江省为例，除省会城市哈尔滨外，多数旅游资源位于农村地区，如伊春原始森林景区、牡丹江的雪乡景区、黑河市的五大连池景区、齐齐哈尔的扎龙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无法满足俄游客的需求，进入景区的道路曲折难行，游客体验感不好。除此之外，两个地区的边境口岸开发过少，旅游线路不多，可供两个地区游客出境选择的交通路线有限。 3.缺乏旅游业专业人才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特别是跨国旅游人才十分缺乏，尽管中国学习俄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俄罗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占比例不大，高水平的专业俄语导游更是屈指可数，导游只负责简单的翻译，不能对景区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阐释，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游客对我国旅游服务的满意度和对我国文化的了解。由于语言人才与管理经营人才的培养体制落后，造成双边的旅游前景与现状十分不匹配，人才储备不足已逐渐成为双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产业合作发展对策 （一）农业方面 1.建立双边政府高规格多层次农业合作机制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成立农产品经济贸易委员会，随时掌握双边农产品贸易者利益诉求，制定与修改双边各种农业贸易法律法规，直接报送双边政府，保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准则完全一致、法律法规统一，方便双边农业企业及个人农产品的贸易交流，实现双边农产品贸易不断规范化、一体化。 2.提高双边农产品的内在价值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应将农业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升级为农业知识密集型产品，并形成一系列具有民族效应的核心农业品牌。如将简单初等的谷物、鱼类进行深度加工，从农产品的外在价值转变为内在价值，提升农产品品牌溢价，延长产业链，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内的有效分工，增强外部抗风险能力，实现共赢[3]。最终由双边建设一个东北亚地区乃至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农产品核心贸易中心，吸引世界投资者的目光，实现农产品贸易的现代化、国际化。 3.提高双边优秀高校间联系及人才交流频率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优秀高校联盟，选拔一定比例的优秀在校生进行中俄联合培养，并进行农产品知识的专门培训，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及其他各种贸易选拔高水平人才，为双边农产品贸易进行后续力量储备。同时，定期举办双边的农产品贸易交流会，提高人才交流的频率，进行资源与知识共享，使得双边的农产品贸易更加合理化、效率化。 （二）工业方面 1.加大中国东北地区投资力度 塑造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域文化，增强市场服务、人民服务意识，挖掘东北地区工业投资潜力，依托各种平台招商引资。鼓励优秀企业家在东北地区持续投资、扩大投资，同时加快东北地区优秀企业的上市进度，特别是跨国资质企业上市进度，优化东北企业的社会形象。尽一切力量将优秀资本注入东北企业，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使东北企业融资不再步履维艰，营造宜商的社会环境。同时，提高优秀人才的薪酬待遇，不但将本土人才应留尽留，还要吸引国内以及海外人才关注东北、留在东北，使民众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营造全新的“东北企业”。 2.持续深化中国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 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抛下负担、专心发展”，国有企业将合理的改革方案报告给政府，寄希望政府宏观调控，国有企业专心继续发展，保持在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而针对民营企业，摒弃原有创业思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变东北企业家固有思维，提高创新意识，向高精尖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进军，对于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科技企业，当地政府应给予政策优惠。除此，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带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不断培育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推进其成为东北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助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业改造与升级 人口层面，鼓励年轻人生育，打破“少子化”的局面。俄政府应继续加大从俄西部欧洲人口向俄亚洲远东地区移民的力度，针对远东地区内部，加大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南部地区向楚科奇自治区、堪察加边疆区、马加丹州等北部地区移民的力度；工业层面，工业结构效益的提高是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效益提高的重要保障，而工业结构效益的提高必须使其工业结构合理和优化[4]，如依托中国东北地区符合国际标准的先进制造业装备，出口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提升中国的出口额与企业利润的同时，也可有效缓解俄远东地区设备老化与环境污染问题。 （三）服务业方面 1.增加旅游产品种类，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应重视双边旅游发展前景，将旅游业列为未来重点发展产业，引导旅游企业积极增加旅游产品的种类，特别是创新型旅游产品，发展创新型产品在旅游产品的一席之地。同时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提高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旅游在东北亚地区乃至国际地区的知名度，打造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的旅游新名片。 2.加快旅游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升级 不断改善并升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旅游景区的基础服务设施，修复从城市到景区的交通旅游路线，提升沿线的通达性，给予中俄双边游客舒适、安全的体验感。同时，还应增加旅游线路，如扩大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机场对俄远东地区乃至俄全境的航班线路。优化和均衡中俄旅游客源与目的地的空间分布格局，联合制定跨国旅游发展规划，突破区域的限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寻求合作[5]。 3.加快培养中俄双边的旅游型人才 依托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高校联盟，定期进行人才交流与沟通，中俄双边学者深入探讨，培养语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打造一支具有强大业务能力、专业素质过硬、熟悉中俄双边民间文化的优秀旅游人才队伍[6]。 五、结束语 中俄双边是最亲密的友好伙伴，尽管双方产业发展和经济状况有差异，但是双方合作的利益需求是一致的。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产业发展合作由来已久，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巨大。与此同时，双边的文化交流也为产业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中俄文化年的顺利举办也使双边人民更加了解对方，信赖对方，推动中俄双边产业交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的产业交流。 参考文献： [1]许永继.“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区域经贸合作探析[J].学术交流，2019（8）：93-103. [2]刘德斌.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J].东北亚论坛，2017（2）：5-14． [3]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远景与挑战[J].俄罗斯研究，2017（3）：49-75. [4]米罗斯拉夫·N·约万诺维奇.演化经济地理学：生产区位与欧盟[M].安虎森，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5]杨劲松.推动中俄地方旅游合作再上新台阶[N].中国旅游报，2018-09-14. [6]徐坡岭，那振芳.贸易潜力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天花板及成长空间问题[J].上海大学学报，2018（4）：1-16. 作者简介：王成（2002-），男，黑龙江鹤岗人，从事国际地缘关系研究；通讯作者：初楠臣（1992-），男，黑龙江佳木斯人，讲师，博士，从事城市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王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初楠臣 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国家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方向、明确要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要论述着眼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赋予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的战略定位和时代使命。 这是更高的目标，也是更大的使命，重庆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契机。要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协同联动起来，既持续扩大对内开放又着力扩大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推动西部大开放、促进西部大开发，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西部和内陆地区发展动力活力；另一方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融入国际循环。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新征程上，要立足高水平共建推动通道建设转型升级，紧扣“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战略定位，主动服从服务全国大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主动对接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地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迭代升级、全面突破，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全国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竞争力，打造一批具有西部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更好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融入全球，实现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向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跃升，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努力在发挥“三个作用”上展现更大作为。 要强力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大幅提升通道物流质量和效率。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要齐心协力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发挥好重庆作为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牵头抓总作用，完善“13+N”省际协同推动机制，建立覆盖西部和内陆地区合作共建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持续完善通道软硬件设施配套，放大“五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四向”开放通道区位优势，全面提高通道服务保障水平，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作出新的贡献。加快构建“一主两辅多节点”的集疏运通道物流枢纽体系，加快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果园港等重点枢纽建设，高质量建设港口型、陆港型和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在西部和内陆地区构建更加完善高效的物流网络，打造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综合物流枢纽和现代物流体系，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物流降本增效。持续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铁路、公路、港口、仓库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信息化的多式联运物流平台，提升货物组织、运输组织、货物分拨等环节配合力度，提升西部和内陆地区一体化产业链供应链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共建央地物流合作机制，采取多方合作方式，推动物流网络规划、仓储布局、路径优化等方面协同共享，提升西部和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物流综合效益。 要培育壮大通道经济，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聚焦“通道+经贸+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与通道沿线国家以及西部和内陆省区市合作，紧扣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数字、金融、科技、绿色等赋能通道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通道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供需适配、经济产业融合发展能力，加快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胜势。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东盟、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比较优势，深化中老泰“三国三园”等国际产能合作，促进要素、商品与服务高效跨境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激发西部和内陆地区广阔市场腹地的活力动力。发挥西部和内陆地区物流、教育、旅游、健康等特色优势，抢抓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探索在更大范围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和范围。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粤港澳等战略联动效应，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打造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联动枢纽，提升西部和内陆地区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能力。 要着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增强开放平台引领带动作用。开放平台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打造更高能级的开放平台有利于助力国内外物资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高效集聚转化。要统筹开放平台发展，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开放平台能级提升，进一步优化开放平台布局，完善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促进各类开放平台联动发展。深入实施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标杆行动，持续推进四大重点领域合作，充分发挥渝新“双枢纽”作用，高标准建设中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中新生命科技城、中新科技合作园区等实体化项目，带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在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深化电信、医疗、金融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探索新兴贸易业态监管模式创新，深化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集成创新，深化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推动通道沿线和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国家级开发区功能，联动发展两江新区、天府新区、西咸新区等国家级开发区，培育两江新区开放型经济新增长点，全力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智慧综保区，大力推动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提档升级，持续增强江津、涪陵、万州、永川综合保税区开放带动能力，发挥各类开放平台集成效应助力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和重要领域。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抢抓已签署的RCEP、中欧CAI生效和推动加入CPTPP、DEPA等重要契机，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注重依托开放通道和平台开展制度创新，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陆海链’金融服务”等探索。深化航运贸易数字化试点，持续创新陆上贸易规则，突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聚焦数据跨境流动、构建“通道大脑”等推动数字经贸规则变革。依托绿色低碳合作推动绿色贸易规则探索，在自贸试验区规划范围内探索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匹配的经济新体制和监管模式，形成更多首创性集成性、可复制借鉴的制度创新成果，多层次、宽领域、集成化扩大制度型开放。借势借力区域发展战略“抱团”推动制度型开放，注重利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对内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更加侧重协同共建统一大市场，联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抱团”弥补区位缺陷。用好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契机，加快健全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信用重庆建设，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国际化生活配套设施和涉外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嗣方 | 企业管理 摘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合理的成本控制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许多企业在成本管理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成本管理缺乏必要的重视、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问题。本文探讨了企业成本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多维度的对策，意在帮助企业有效地解决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成本管理，问题，对策 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与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企业必须精细化管理，尤其是在成本控制方面。企业的成本管理不仅关乎其财务健康，还是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有效的成本管理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提升其市场适应性和盈利潜力。然而，许多企业在成本管理上存在明显短板，从而制约了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优化成本管理，企业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一、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成本管理是具有整体性的管理工作，涵盖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后期维护等多个环节。实施企业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以最低的成本消耗取得最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长远发展。企业实施成本管理工作，能够合理控制企业的成本投入，制定科学、可行的成本规划，优化成本管理的过程，帮助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当企业遭遇发展危机时，成本投入越大，面临的损失就会越多。而开展有效的成本管理工作可以减少成本投入，使产品能够在市场价格战中保持优势，进而增强企业自身竞争优势。 二、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成本管理的关注 在企业的日常运营中，成本管理是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与持续竞争力的关键。但目前，许多企业对成本管理的关注远远不足。这种疏忽源于企业对成本管理重要性认识的缺失，将主要精力过分集中在销售增长上。在这些企业中，成本管理常常是被动的、碎片化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被完全忽略的。由于缺乏系统的成本分析和控制，这些企业未能识别出成本过高的根本原因，导致浪费现象长期存在。此外，缺乏成本管理意识还体现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宽松态度上。企业没有制定明确的预算，或是对超出预算的情况缺乏足够的管控措施，使得成本超支成为常态。在人员成本方面，没有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和绩效评估体系，导致人力成本盲目增长。另外，企业在采购和供应链管理上的疏忽，如未能谈判出最优价格或评估供应商的成本效益，进一步放大了成本控制上的失误。这种对成本管理的忽视导致企业无法及时应对市场变化，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期，高成本结构会迅速侵蚀企业的利润空间。长此以往，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市场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最终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企业收入和支出不平衡 企业出现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缺少针对性，企业管理者受限于陈旧、落后的管理理念，缺少对成本进行合理控制的意识。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企业经营发展和成本控制之间的关系，将成本管理工作局限在降低成本方面，没有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本产出的视角下进行成本的调整。在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不够清晰，成本管理出现流程不规范、断层的现象，难以进行畅通的信息交互。受限于狭隘的成本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企业的竞争力和管理效率均受到了直接的影响，成本管理工作难以实现长期发展。 三、企业成本管理对策 （一）强化成本管理的观念 企业的决策层和财务人员要重视成本管理，明确企业成本管理的意义，认识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发挥全局性和部门导向性的作用，对成本管理的方式进行实践和创新。 应制定成本管理宣言，对成本管理的目标和重要意义进行明确。在宣言中，要体现出成本降低与企业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降低成本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目的是激发全体员工的成本管理意识，使员工能够支持和参与成本管理。以黑龙江富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成本管理为例，其在内部实施定期的培训与教育活动，培训内容覆盖成本管理的概念、实践经验、成功案例，向企业决策层和财务人员传达成本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设立成本管理绩效激励机制，对于成本控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团队和个人进行奖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其主动改善成本管理工作，提高成本管理的水平。 在企业内部决策层，要明确成本目标下各工作人员的义务和职责，设立合理的目标，使财务人员主动在成本核算分析控制方面落实职责，使每个工作部门，包括生产、销售、采购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够高度重视成本问题，强调每个员工都是成本管理的参与者，营造全员参与成本管理的良好氛围。 定期分享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成本管理成功案例，让员工了解成本管理的实际应用和取得的效果。 将成本管理的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成本目标与企业整体战略目标之间要具备一定的一致性，设定KPIs，促使员工增强对成本的重视。 建立专门的创新团队或提案制度，鼓励员工提出降低成本的新思路，总结和分享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 采取此类对策，企业可以建立起全员参与的成本管理观念，使成本管理成为企业决策层和财务人员的责任，更是每个员工共同努力的目标，协助员工团结一心，应对激烈竞争，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二）加强组织体系建设 企业要注重成本管理组织体系的建设，由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员工共同协调，组成成本管理小组，参与成本决策。对企业的成本投入和企业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把握成本控制的尺度，制定合理的方法，重视对成本支出的控制，明确预算和费用标准，有效控制成本支出。考虑成本范畴和企业价值链中的各个要素，发挥成本管理组织体系的职能，在约束机制的作用下，规范员工的行为，防止浪费。 （三）实施全过程成本控制 建立起全过程的成本管理系统，要落实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等有效的措施。在事前进行成本预测，事中加大成本控制的力度，事后核实成本的支出情况，为企业制定决策提供数据、参照，保证各项决策的精准性。 在事前阶段，制定目标清晰的成本控制方案。工作人员要设定成本预算、目标和计划，涵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对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进行分析，形成科学的成本预测。明确资源使用规范、优化生产流程。建立标准成本制度，明确产品和服务的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进行详细比较，及时发现和纠正成本偏差，保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高效性。 在事中阶段，要加强对各项成本的监控，设立定期的成本检查机制，及时跟踪成本情况，设计、实施灵活的成本调整机制，目的是适应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的变动，调整成本结构，重新配置资源，在不同环境下使企业迅速制定应对策略。与此同时，要与供应链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供应链的成本控制计划。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应优化供应链流程，减少物流成本和采购成本，提高整体供应链的效益。引入先进的成本管理软件系统，实时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对生产、采购、销售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控，分析成本的具体情况，提高成本控制的精准性，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目标。 在事后核实成本机制的建设和运行中，要注重成本支出的核实和审计，发现成本异常和不合理支出时，要及时纠正策略中的缺陷，提升成本管理策略的效果，为未来的决策提供宝贵经验。设立定期的成本绩效评估机制，对各个环节的成本绩效进行定期分析，发现潜在问题，形成企业成本管理的长效机制，提高企业运营和发展的整体经营效益。 （四）加强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企业要制定成本管理制度，在业绩考核制度、人才奖惩制度等多个方面渗透成本管理指标，提高企业成本管理的有效性，真正做到开源节流。 企业应设计清晰的成本管理目标和原则，建设成本管理规则，明确规定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控制的目标与流程，实现流程规范化，保证此类规定具有可操作性，方便员工在日常的工作中能够遵循规范要求，约束自身的行为。 企业应将成本管理目标纳入企业业绩考核体系，构建考核标准和奖惩机制，激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降低成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 建立成本信息反馈制度。要求工作人员按照制度要求，及时收集和分析成本信息，对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原因，及时调整成本控制措施。持续改进制度体系。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评估和审查现行制度的适应性，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以提高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五）与时俱进，引进信息化技术 企业要具备与时俱进的精神，构建财务管理系统。借助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技术，挖掘数据，提高成本管理的直观性，及时发现和规避企业的成本风险。利用数据仓库等关键性技术，协助企业管理人员加强对成本管理工作方式的创新。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保持系统的先进性，准确、及时录入财务数据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在系统中应划分多个模块，例如会计核算模块、预算管理模块、成本分析模块，实现对此类模块的全过程、集成化管理。引进大数据技术分析历史成本数据，并分析市场趋势、供应链情况，挖掘潜在的成本管理信息，为工作人员提供参考，获取深入的见解，帮助企业了解成本结构，掌握成本的变动规律。此外，要实时进行数据监控，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随时采集数据，了解各项成本指标的动态，发现问题时要迅速作出调整，应对成本风险。 采用成本管理软件，基于系统化的方式对各项成本进行监控，直观了解成本的构成，分析成本的动态变化，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制定成本控制的预警指标，设置阈值，及时发现和解决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大量成本数据，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结果，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智能化建议，协助企业完善决策。值得一提的是，该过程中要注重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引入信息化技术的同时，应保证成本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构建权限管理系统，防范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问题。定期进行信息化技术更新和升级，以适应科技的发展，切实推动企业自身的成长。 （六）加强文化建设 企业要加强文化建设，构建成本管理的良好环境，营造爱岗敬业的氛围，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能够重视成本管理工作。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举办培训、座谈会等活动，让员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企业的重要性。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产生内在的动力，愿意为企业付出努力。 引导和激励员工重视成本管理工作，采取定期进行成本管理培训、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等方式，要求员工革新自身的工作思想，积极参与成本管理工作，从而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主动提高成本管理工作的综合效果。 （七）加强企业的内部协作 在企业内部分工明确的前提下，实施成本管理工作，要注重对内部管理工作的协调，合理配置资源，降低资源浪费的风险。 企业要确立各部门在成本管理中的具体责任，构建协作机制。每个部门应清楚了解其在成本控制中的角色，建立相互协作的桥梁，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资源利用的有效性。 企业还应建立跨部门的成本管理小组，由各个关键部门的代表组成。该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信息流动、共享和沟通，促使成本管理工作在整个企业内的协同推进。 为了实现内部协作和信息共享，企业要创建共享信息平台，使得各个部门可以实时分享关键数据，整合和应用成本信息。利用共享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沟通障碍，实现全过程成本控制。 设计联动性评估机制，将各部门的绩效目标与整体成本控制目标衔接起来，打造联动性绩效评估模式，激励各部门合作，共同推动全过程成本控制的实施。 定期召开跨部门协作会议，讨论和解决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对成本管理中面临的挑战要进行详细解读。策划和组织会议，促进内部协作和沟通，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寻求共同解决方案。 在内部协作中，加强对企业内资源的协调与合理配置也是重要的一环。管理者要注重共享资源，协调使用设备和人力，最大程度降低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效果。 培养文化氛围，鼓励各部门之间分享成功的成本管理经验，形成全员共识，推动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创新。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全面的成本控制策略。各部门的实际操作与整体战略目标之间要具备整合性，保持方向相一致。 实施成本控制，全方位覆盖企业的各个层面，在内部协作的框架下，共同制定具体的成本节约目标，注重协作，在不同业务环节分享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实现整体成本控制目标。 设立成本问题反馈机制，注重对问题的整改和成本管理的优化。各部门要及时汇报成本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在协作中找到解决方案。 打造学习型组织，不断改进成本管理工作方式。 切实加强企业内部协作。各部门间有序、高效合作能够让企业更好地实施全过程成本控制，实现资源配置的灵活化，降低资源浪费的风险，使得成本管理工作在各部门中体现出协同一致性，提高成本管理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千变万化，企业需要以提高综合效益为目标，注重对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工作的创新，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成本管理体系。结合市场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求，对成本管理工作的内容进行调整、完善，增强成本管理的有效性，以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实施可行的策略和方法，真正做到开源节流，提高成本管理效益，创造理想的企业价值，助推企业在社会运转中发挥价值。 参考文献： [1]陈迪莉.国有企业成本管理问题及对策[J].财会学习，2020（09）：158-160. [2]项庆法.企业成本管理问题研究[J].中国民商，2020（11）：101-104. [3]王迪.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问题及对策[J].中国民商，2020（07）：83-84. [4]陈婷.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问题之我见[J].中国集体经济，2020（36）：159-160. [5]刘海燕.关于施工企业成本管理问题探讨[J].新金融世界，2020（03）：142-143. 作者简介：张丽华（1982—），女，汉族，山东省宁阳县人，中级会计师，本科，研究方向：内控管理、成本管理。 黑龙江富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丽华 摘要：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系统，是现代化企业能够稳步快速发展的基础保障，近年来，随着企业使命任务的拓展，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信息化条件下企业整体管理效能亟待提高，文章主要围绕公司智慧化管理系统WMS创新，浅谈实施经验，希望能给正陷于管理迷茫的企业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企业智慧化系统，WMS系统创新，管理经验 一、WMS系统创新背景及必要性 公司作为离散型煤矿机械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上升、生产组织制约和风险管控、内部管理等各方面的严峻压力，虽然已较早在行业内实施应用了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工具，但随着企业近几年发展增速，部分管理系统已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借助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公司适时提出了管理优化升级战略。 公司智慧化管理WMS系统，上线于2015年初，基于A公司OA办公自动化系统，自上线以来不断进行二次开发，已经形成了一套兼具企业信息门户、知识文档管理、工作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考核管理、项目管理等功能的办公管理平台，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效率。但经过几年的应用，发现了由于OA系统的底层架构缺陷导致的多种问题，特别是系统始终偏向于应用执行层面，对于真正能够帮助领导决策层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借助目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最新功能与架构进行了深度调研，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原WMS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自主升级创新，建立具有企业特色，符合企业运营的智能高效办公系统，以适应企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个性化需求。 二、系统创新思路及方法 （一）组织体系 系统升级改造作为公司战略规划，成立了以信息中心为核心、各职能部门为实施骨干的项目团队。项目由公司最高领导层总负责，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和确保项目稳步实施及整体效果。各专业职能部门组成的骨干成员分别负责归口需求的评议、论证及业务流程梳理优化、表单设计等。信息中心作为项目核心，负责WMS系统实施方案编制、整体架构和流程再造、数据集取、项目进度、需求统筹、程序编写设计，并根据项目实施进展，及时组织专题会议，讨论、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各类大小疑难、争议问题，并分段对新建、优化后的流程、模块试运行、反复调试，以保证模块的整体适宜、高效性。 （二）创新原则 坚持大集成化、大协同的原则，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原则，坚持满意性和可行性的统一，实施中充分考虑企业的实用性，遵循简单实用可行的原则。 （三）整体改进 一是整体性能方面：全新REACT技术栈让所有页面秒开，减少请求、多级缓存提升满足业务性能需求。系统性能上，新平台有了质的提升，新平台在打开流程表单等页面速度提升。二是开放性方面：丰富的前端组件及API降低开发成本，旧平台管理员在流程维护和接口开发等方面工作量很大，新平台采取可视界面化编辑，极大地减少了运维和开发工作量。三是智能性方面：新平台移动应用中新增了小E助手，支持语音智能应用，方便用户使用。四是人性化、体验感方面：增加各种个性化操作体验，界面体验也更加圆润，科技感十足。升级后的版本中，管理者可通过门户“所见即所得”功能调整复杂登录门户，如背景、图标、文字等内容。系统任意登陆用户原本只可自定义主题，并且界面固定，不便于浏览，新版系统用户可自定义设置字体大小、可根据个人习惯设定布局，提供了最新简约办公桌面，化繁为简。五是维护性方面：批量应用调整等机制减少维护工作量。六是直观的可追溯性：强化系统操作日志的颗粒度提升可追溯。 （四）技术实现 基于WMS系统，打造一个集执行、查询、决策为一体的综合性办公平台，主要涉及公司WMS智慧化管理系统的实施与各功能模块的开发以及服务器与客户端电脑的配置。 公司WMS智慧化管理系统创新，根据调研结果，编制了《项目开发计划书》与《项目需求说明书》。WMS系统下设全部功能模块包括：执行力平台模块、各类计划模块、六个人人模块、流程模块、信息门户模块、知识文档模块、人力资源模块、项目管理模块、考核评价模块、风险管理模块等。 服务器配置方面，采用DELL R720企业级服务器，安装Windows sever 2008操作系统，数据库采用oracle 11g正版数据库，安全性方面采用Jumiper硬件防火墙+Symantec企业杀毒软件组合，最大程度保障了WMS系统的稳定运行。客户端电脑配置方面，为所有客户端电脑安装最新版Google Chrome浏览器，Flash插件等，以确保公司所有计算机都能稳定、流畅的运行WMS系统。另外，在开发各功能模块的过程中按照公司提出的要求不断对系统进行优化，例如，安装了断网加速补丁、统一替换FLASH插件、明细表增强插件、文档预览补丁等，使WMS系统更加合理化、人性化与智慧化。 （五）数据开发利用 WMS系统项目以各功能模块运行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数据为开发利用主体，利用WMS已产生的数据，建立了如月度计划填报人员情况表、月度计划评价汇总表、月度和年度工作计划拖期和评价考核卡、督办考核统计表，年度各类计划过程统计表、月度工作计划得分汇总报告。重点对高层管理人员开发了各类计划按照不同状态情况汇总表，就完成的状态、数量、汇报拖期、评价拖期等进行了数据加工和报表展示。 建立了流程管理分类统计表，如：流程类型统计表、待办事宜统计表、流程流转时间分析表、人员办理时间分析表、流程耗时统计表、流程办理情况统计表、流程效率排名表、同时还针对两化融合方针目标开发了公司业务流程各部门平均已办率统计表、公司业务流程平均办结率统计表等，对流程的优化和再造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这些数据的利用，极大地方便了高层和中层管理对管理过程和执行情况的分析和监督，使WMS系统得到了有效的保持和改进。 （六）模块创新 在原WMS基础上，优化了目标执行模块，在WMS系统中构建了一套“方针目标制定流程—月度工作计划申报流程—月度任务反馈评价流程—领导督办流程—绩效考核流程”的完整闭环，彻底摒弃了十几年来的纸质方针目标制定，通过优化后的方针目标管理从制定到分解、反馈、结果评价全部在WMS中实现，并可根据时间节点，自动触发目标提醒、多维度查询，评价结果统计，目标执行报表分析，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执行力。 专项计划模块，将公司各类会议工作安排、临时工作部署，根据会议周期或不定期由职能部门在系统计划模块中推送到责任人，并根据工作性质，可分类设置工作监督、结果评价人，责任人实时进行过程反馈，职能部门过程监督、评价，脱离了只能依靠口头、书面、沟通执行计划的方式，从而既提升了各类计划的执行力，亦可作为公司各部门工作的统计台账，方便各级领导实时查看计划进度并进行工作指导，进而达到智慧化管理。 六个人人模块，是根据公司业务需要，个性定制的管理创新模块。即，人人都要降费用流程，强调采购人员主动降费用的意识，要求采购人员多方位做好降费用工作，从采购比价、材料替代、库存优先利用，积压置换等多方面降低采购成本。该流程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资源计划—采购计划管理模块，在采购员下达采购计划时，系统自动对目前价格与该产品年内市场均价和ERP中物料上限价格进行比较，实时给出价格差异警示，并于每月末自动统计当月采购费用增减和分物料价格变动情况，创建了人人都要降费用电子帐本，以智能化的手段从采购源头控制降低费用。人人身边无次品流程，目的是规范直接生产人员的质量行为，全面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每日系统自动从ERP质量评审结果中提取当天员工质量业绩，并根据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分类统计，汇总次品工时、次品率、质量原因等，并定时推送到质量管理部门和员工个人手机APP，渐进提高员工质量意识。人人都是经营者流程、人人都要有创新流程、人人消除浪费流程、人人都要有项目流程，分别根据人人类型编制了申报、执行以及多维度查询报表窗口，有效降低了繁重的统计、数据累计、报表分析工作，助推公司六个人人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资金风险管理模块，资金贯穿企业整个经营和投资环节，为企业流动性最强，风险管理级别最高的资产，其预防和管控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该模块中资金风险数据设计及创新思路，亦是围绕公司经营环境，运用多项重要数据，根据不同权重进行综合评价，其数据自动提取自公司ERP企业资源计划，并根据设计的计算公式，每天进行自动评价、并给相关人员定期推送量化的评价结果，实时为公司提供风险警示，使企业避免资金风险，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流程管理模块，该模块理念是无纸化、无接触、标准化办公，既要减少工作流转中的重复、无用环节，又要保证所有工作流转的符合性和严肃性。各部门根据职能和分管工作，集中对公司所有涉及的业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手工流程表单梳理编制、修改、审核，接着在WMS中逐个建立了表单、流转路径、审批权限等，目前，除在企业资源计划ERP中进行的流转审批外，其余书面流转审批单约70余项全部在WMS中实现，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时，工作规范性、标准性也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七）系统试运行 为了检验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在WMS系统开发验收后，制定了为期1个月的试运行计划，通过试运行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内容，确保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平稳地移交给公司使用。试运行主要内容：验证信息门户模块、工作流程模块、知识文档模块、人力资源模块、项目管理模块、各类计划模块、执行力管理模块、六个人人模块的功能是否可以满足预期需求，同时检测是否有功能干涉及程序BUG等问题。 （八）人员培训 WMS项目试运行前，分别编制了每个模块的操作流程、使用规范等图文培训教程，一是对公司系统管理员的培训，主要包括系统的维护、故障的处理、功能的开发等内容；二是对公司使用人员进行的操作培训，主要包括操作说明、系统规范、使用技巧、查询统计方法等内容，确保了知识向应用主体的有效转移。 （九）制度匹配 项目运行验收后，针对现有模块，匹配制定了《WMS使用管理制度》，以确保该管理系统能够得到有效、长久、规范、高效运行。目前，相关各功能模块均已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实现了执行、查询、决策全过程智慧化，办公效率明显提升。 三、实施效果 全新的WMS智慧化管理系统，打造出了一套大型协同管理平台，创建了一个无障碍的数字化管理环境，实现了各种数据、资源的整合，并以统一的界面和图文动、静的方式，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精准的事中管控和详实的数据报告，供企业进行高效的科学决策。并在创建智慧化管理系统过程中，公司所有业务均得到了全面有效梳理并得以标准固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同时，满足了企业智能、高速、低成本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黄人杰.企业管理创新的内容与方法[J].现代管理科学，2007（01） [2]郄雨，李飞.区域创新体系视角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J].科技中国，2022（0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R].2019. [4]李继文.信息化与产业结构优化[J].理论前沿，2001（16） [5]延璐.企业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建议[J].中国集体经济，2019（30） [6]李霞.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中国市场，2020（16） [7]曲维枝.信息产业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薛文晖，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薛文晖 一、前言 在当今不断变化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着复杂的人力资源挑战。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使市场更加多元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引领着商业模式的变革，而不断涌现的新型业务模式也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变得至关重要。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中的挑战分析 （一）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市场的不断变化使得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业务需求。新兴技术的崛起、消费者需求的波动以及竞争格局的频繁变更，使得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出精准的人才需求预测，传统的人力资源规划方法显得过于僵化，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1]。市场的变化也意味着企业所需的核心能力和技能不断发生变化。某一时期内非常重要的技能和能力在下一个时期已经过时，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规划中更加灵活地应对不同阶段的需求。企业需要不断调整人才的技能矩阵，确保员工具备适应未来工作环境所需的能力。 （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日益动态变化。随着全球经济的波动、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和需求情况，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招聘和留用人才方面更难做出明智的决策，导致用人过剩或不足的情况。人才的流动性增加，员工更加愿意在不同企业、行业之间灵活转换，使得企业难以持续留住关键人才[2]。流动性的增加要求企业在人才吸引和留存上提高竞争力，而传统的招聘和留才方法需要更具创新性和个性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职业的多样化也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新兴职业的涌现，传统职业的消失，对企业的用人需求提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前瞻性要求。 （三）组织内部变化与调整 当企业经历结构性变化时，例如合并、分立或业务重组，人力资源规划面临着调整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的艰巨任务。有时会出现部门重叠、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导致人才浪费和用人不当[3]。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规划需要迅速而准确地调整员工分布，确保新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地支持企业战略目标。随着业务模式的转型，企业需要新的技能和能力，而现有员工不具备相应要求，人力资源规划需要深入了解业务的发展方向，明确未来所需的关键能力，并采取培训、招聘或转岗等手段，确保员工具备适应未来业务需要的能力。 三、人力资源规划策略 （一）强化与业务战略匹配 人力资源规划应该深刻理解企业当前的业务战略，并确保人才需求与之相匹配，需要与企业领导层进行密切合作，了解业务的发展方向、市场趋势以及竞争环境，准确预测未来所需的关键技能和能力，通过建立战略人才储备计划，人力资源规划可以提前培养和引进必要的人才，以适应未来业务的需求。强化与业务战略的匹配需要将人力资源规划融入业务决策的过程中，人力资源规划团队应该积极参与战略规划和决策的讨论，为领导层提供人才方面的专业建议[4]，确保人力资源规划与业务战略的紧密衔接，避免出现战略执行过程中的人才短缺或冗余，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是强化与业务战略匹配的重要一环。 （二）数据驱动的人才管理 企业可以建立完善的人才数据体系，通过整合内外部的人才数据，包括员工绩效、培训记录、招聘数据以及市场趋势等，形成全面的“人才画像”，为企业提供了更深入的洞察识别人才的数据库，帮助规划团队更好地了解员工的能力、需求以及潜在的职业发展路径[5]。数据分析工具的运用是数据驱动人才管理的关键，通过人才分析平台，企业可以进行人才需求预测、员工绩效评估、离职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分析。 （三）拓展与优化招聘渠道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规划需要不断拓展和优化招聘渠道，以确保能够吸引到符合业务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强大的在线招聘平台来拓展招聘渠道。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建立并优化企业的官方招聘网站以及在主流招聘平台的展示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在招聘市场的曝光度，还能够提供便捷的应聘渠道，吸引更多有潜力的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招聘是一项有效的策略。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社交媒体账号，如LinkedIn、微信企业号等，发布招聘信息、分享企业文化，与潜在候选人建立更直接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提高招聘信息的传播速度，吸引到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建立与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关系也是有效的招聘策略，通过参与校园招聘活动、提供实习机会、开展企业讲座等方式，企业可以直接接触到有潜力的毕业生，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培养与企业文化相符的人才。 （四）提升员工留存与发展空间 建立健全的员工职业发展体系是提升员工留存率的关键。企业可以通过定期的员工培训、职业规划和技能提升计划，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使员工感受到在企业内的价值，着力培养内部人才，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制定个性化的薪酬激励计划，根据员工的贡献和表现给予相应的薪酬回报。通过激励机制，员工更有动力去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关注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平衡也是提升员工留存率的重要手段。企业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定期面谈等方式，了解员工的需求和意见，及时调整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团队活动和社交活动，有助于创造更具凝聚力的工作氛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提升员工留存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沟通能够使员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自身在其中的角色，有助于减少员工的不确定感，提高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 四、技术与工具的应用 （一）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的建设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HRIS）的建设应注重信息的集成与共享，通过整合招聘、培训、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的信息，系统能够提供完整的员工档案，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共享信息能够提高团队协作效率，减少信息孤岛的存在。系统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引入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流程，减轻人力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例如，自动筛选简历、智能排班系统等都能够加速招聘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程，提高响应速度。系统的数据分析功能是HRIS的一项重要优势，通过对员工绩效、培训效果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员工的需求和企业内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人力资源规划和优化。在信息安全方面，HRIS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采用高级的数据加密技术、权限管理系统等，确保员工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在满足信息共享的同时也要做好信息保护工作，以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用户友好性和灵活性是HRIS建设的关键点，一个易于操作、灵活适应企业变化的系统能够更好地被员工接受和使用，定期的培训与技术支持是保障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 （二）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规划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可用于智能招聘，通过采用AI技术进行简历筛选和匹配，企业可以迅速地找到与职位要求匹配的候选人，提高招聘效率。智能招聘系统能通过分析候选人的语言、情感等方面的数据，全面地了解其潜在的工作适应性和团队协作能力。AI在培训与发展方面的应用日益重要，通过智能化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员工的学习习惯、兴趣和需求，定制个性化的培训计划。AI能够实时监测员工的学习进度，提供即时反馈和调整建议，增强培训效果和员工学习动力。在绩效管理领域，AI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公正客观地评估员工的绩效，通过分析大量的绩效数据和项目成果，AI可以减少主观性的评价，提升评估的客观性。AI能够识别潜在的绩效问题和提前发现员工的潜力，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人才发展建议。在员工关系管理中，智能化的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手能够为员工提供即时的人力资源（HR）支持，解答常见问题，提供政策解读，提高员工满意度，不仅能够减轻HR压力，还能够实现7*24小时的服务。 五、变革管理与员工沟通 （一）高效的变革管理团队 为确保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领导者应该注重建设团队文化，鼓励沟通和协作。培养团队成员的领导力素养，使其能够在变革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领导者还应该提供定期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以保持团队的竞争力和适应力。在变革过程中，保持透明度和开放的沟通渠道是至关重要的。定期组织团队会议、分享变革成果以及建立在线平台等方式都有利于加强沟通。团队成员可以清晰地了解变革的目标、计划和进展，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变革中。团队引入先进的项目管理和协作工具，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协同能力，例如项目管理软件、在线协作平台、即时通信工具等，通过各种工具，团队成员可以高效地合作、追踪项目进度并解决问题。不同背景、经验和技能的团队成员能够为变革带来更多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领导者应该鼓励团队成员分享彼此的见解，并创造包容的工作环境。团队的学习与反馈机制对于不断改进和适应变革也非常重要，建立积极的学习文化，鼓励团队成员从失败和挑战中吸取经验教训，定期进行团队评估和反馈，以识别问题并及时调整变革策略。 （二）共享愿景与目标 领导者应该积极参与共同愿景的制定过程，领导者的参与不仅可以为团队提供明确的方向，还可以建立对愿景的共鸣。在制定愿景和目标的过程中，领导者应该与团队成员开展深入的沟通，了解成员的期望，确保愿景是有吸引力且可实现的。共享愿景和目标需要通过清晰的沟通渠道传达给整个团队。领导者应该运用多种沟通方式，包括定期会议、内部通讯、培训等，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理解并认同企业的愿景和目标，开放的沟通有助于建立信任，鼓励团队成员的参与和投入。建立明确的绩效指标与目标追踪机制是优化策略的关键，通过为每个团队成员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可以使团队成员更好地理解的工作与整体目标的关联性。定期的目标追踪和评估有助于适时调整策略，确保团队在实现愿景和目标的道路上保持正确的方向。共享愿景与目标需要激发团队成员的共鸣和自发性，领导者可以通过激励措施来提升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包括提供培训机会、晋升途径、项目挑战等，使团队成员享受到个人和团队共同成长的机会。建立反馈和学习的文化氛围，使团队能够持续优化和调整共享愿景与目标。团队成员应该被鼓励分享他们对目标实现过程的看法和建议，领导者则要倾听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不断沟通学习和改进是实现共享愿景和目标的关键动力。 （三）透明沟通与信息共享 透明沟通并不仅仅是向团队传递信息，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体现。企业领导者应该在组织内树立积极的榜样，通过主动分享信息、坦率对话，营造开放的工作氛围，打破信息壁垒，激发团队成员分享观点和提出合理化建议的积极性。企业可以利用现代技术，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和平台，提供实时的信息更新，使团队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所需信息，如采用内部社交媒体、团队会议、电子邮件等，以确保信息的多渠道传递。不同的团队成员更偏好不同的沟通方式，多元化的渠道可以满足不同沟通偏好，促进更广泛的信息共享。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团队成员可以分享项目进展、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等，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信任，提高团队的协作效果。另外，在一些敏感性较高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明确的保密机制，确保敏感信息不被误传或滥用，一方面保障了企业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防范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六、结语 企业人力资源规划是一项战略性的管理活动，旨在确保企业在人力方面具备满足自身业务需求的能力。然而，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全球化的竞争使得企业在招聘和留住优秀人才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人才需求，特别是在技术快速更新的行业，该问题尤为突出。企业内部的战略调整、合并与重组等变革活动也给人力资源规划带来了复杂影响。研究企业人力资源规划的挑战与策略显得极其重要，通过深入剖析当前市场环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可以为企业提供有效指导。 引用 [1]朱建新.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J].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3（10）：34-35. [2]刘婷婷.人力资源规划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究[J].人才资源开发，2023（19）：79-81. [3]薛玉霞.企业人力资源规划的风险识别和具体防范措施[J].商场现代化，2023（17）：107-109. [4]叶发果.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规划问题与方法研究[J].商讯，2023（13）：191-194. [5]吴晨敏.关联企业整合中的人力资源规划要点[J].人力资源，2023（11）：58-59. 中铁建黄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秦彦 摘要：成功的跨国营销传播，对出口企业而言可促进销售、带来盈利、提升企业形象，对出口企业所在国而言，提升文化软实力。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个案分析法，侧重从文化视角出发，结合近年来的企业跨国营销传播案例，探讨我国企业跨国营销传播的策略。研究认为，在文化视角下，我国企业要有效地进行跨国营销传播，宜采取如下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可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赋能；在传播客体方面，应尊重目标国尤其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在传播信息方面，需考虑受众解码特点进行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编码；在传播渠道方面，要遵循传播规律制订媒体组合及排期计划。 关键词：跨国营销，营销传播，文化，老字号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跨国营销蓬勃发展。海关统计显示，202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7.7%。其中，出口23.97万亿元，增长10.5%；进口18.1万亿元，增长4.3%[1]。在跨境电商领域，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2.11万亿元，增长9.8%[2]。艾媒咨询则预计，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有望达到2.95万亿元[3]。 跨国营销必然伴随着跨国营销传播。成功的跨国营销传播，对出口企业而言可促进销售、带来盈利、提升企业形象，对出口企业所在国而言，或可进行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软实力。基于此，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个案分析法，侧重从文化视角出发，结合近年来的企业跨国营销传播案例，主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信息与传播渠道等方面，探讨我国企业跨国营销传播的策略。 一、传播主体：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赋能 出口企业作为跨国营销传播的传播主体，如能妥善地利用所在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赋能，则能在传播中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从理念、行为与视觉等三方面进行。在理念方面，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行企业精神与品牌价值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国营销传播；在行为方面，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企业内部协调与对外交往；在视觉方面，可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视的部分，塑造独特、鲜明的企业视觉形象。 例如，“中华老字号”企业同仁堂在跨国营销传播中，始终坚持并弘扬“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等中华古训，围绕传统中医药文化进行价值诉求。同仁堂海外门店经常开展按摩、推拿等传统中医医疗服务，举办各种讲座，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医药、中国绘画、书法、中华饮食等传统文化知识，赢得海外受众广泛认可与好评；同时，同仁堂海外门店的店面装饰风格与国内保持一致，采用匾额、书画、瓷器等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视觉元素，提高了作为中国传统药企的品牌识别度。又如，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在海外推广中，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悠久的酒文化加以宣传。“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千古传诵的名诗呼应了其企业名称，亦彰显了其出类拔萃的中国品质。汾酒集团销往海外的纪念酒瓶身上，印刻了由艺术大师徐冰创作的“世界文”图案，该图案结合了英文的符号与汉字的结构，表达了“骨子里的中国（The Spirit of China）”之意，中西融合，独具一格[4]。百雀羚则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东方美学文化。百雀羚曾先后与故宫、敦煌合作，打造出“雀鸟缠枝美什件”“百雀羚x敦煌博物馆”等联名彩妆产品，并开发了金砖礼盒、三生花系列礼盒等一系列中国礼盒产品。东方艺术与海派文化为这些产品赋予庄重而不失活泼、高贵而不失低调的气质，使之在国际展会上大放异彩。 二、传播客体：尊重目标国文化 入境问俗，方能因地制宜。在跨国营销传播中，企业应充分地、持续地调研目标国尤其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状况，综合加以考量，尊重与包容目标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差异，并因应这些状况作出合理决策。这些文化状况可能涉及如下层次：物态文化，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是可触知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衣、食、住、行等；制度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等；行为文化，即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礼俗、风俗和习惯，往往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心态文化，即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是文化的核心与精华[5]。“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明之间应和谐共处；在跨国营销传播中，企业亦应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原则，在充分了解目标国文化的基础上入乡随俗地进行营销与传播。尊重目标国尤其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能为企业的跨国营销传播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可能导致营销传播失败，带来惨痛的教训。因此，企业在营销传播时应深入调研目标国尤其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禁忌，评估其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拟订相应预案，以尽量避免陷入被动与为难的境地。 王老吉作为我国凉茶知名品牌，在国内一直主打预防上火、保健、养生的概念，其“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广告语在我国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当面向西方国家进行营销时，王老吉营销团队发现，在西方文化中，“上火”的概念并不存在。为此，王老吉在面向海外市场推广时适时地改变了宣传策略，根据具体情况将主要广告诉求改为如下版本：“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凉茶”“吉文化，贺新年”。又如，中华老字号品牌王致和在销往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时，发现许多消费者习惯将腐乳碾碎，像奶酪一样抹在面包上食用，为此，王致和推出了低盐腐乳产品，以符合西方国家大多数消费者的饮食习惯进行推广传播。 三、传播信息：考虑受众解码特点进行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编码 传播在本质上是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即传播主体将想要传递的讯息通过各种符号进行编码后，借助各种渠道传递给传播客体，传播客体接收到信息后再进行解码[6]。当传播主体与客体处于同一文化中，传播主体的编码意义和传播客体的解码意义更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对跨国营销传播而言，传播主体与客体处于不同文化中，即使传播主体能采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符号恰当地编码，也存在信息不能被传播客体正确解读的可能。因此，企业在跨国营销传播中应切合目标国的文化，换位思考，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解码特点进行编码。跨国营销传播信息编码中所采用的符号包含两大类：一是文字与台词等语言符号，二是场景与道具、人物与情节、光影与色彩、音乐与音响等非语言符号。在语言符号方面，跨国营销传播信息通常会采用目标国的语言。而在非语言符号方面，跨国营销传播信息不但应体现自身的特色与定位，还应尽量契合目标受众的文化，关注文化差异所可能带来的误解，避免触犯目标受众的文化禁忌。 例如，华为在国外所发布的广告，大多采用发布地较为通用的文字语言。青岛啤酒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营销推广时，在啤酒所搭配的纪念杯上，用当地语言印上了“干杯”“畅饮”等词，迅速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又如，茅台曾在德国汉堡举办“与德国干杯——中国茅台‘一带一路’行”品牌推广活动，迎合了目标受众的心理特点，获得高度认可。老干妈在加拿大市场进行推广时，在沿用原有商标标识、核心广告语的基础上，邀请当地著名歌手和网络红人进行广告代言。这一做法在保持品牌辨识度的前提下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23年，蜂花品牌推出了全新英文标识“FLAUHRA”。该标识的创意来源于“FAUNA AND FLORA”（即“动物与植物和谐共生”之意），呼应中文品牌名“蜂花”，寓意自然和谐之美，便于英语系国家民众迅速理解蜂花品牌所传递的“蜂与花共生共息，徜徉在传统中国园林中”的氛围与理念。再如，漳州片仔癀在面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营销传播时，讲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故事：“片仔癀被闽南海商队伍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带到世界各地，因其疗效显著，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声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符号’”[7]。这些故事成功打动了海外民众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对于片仔癀在东南亚市场的热销功不可没。 四、传播渠道：遵循传播规律制订媒体组合及排期计划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传播时，宜遵循传播规律，依据可行性、多元性、针对性、广泛性与合法性等原则，制订合理的媒体组合及排期计划。其中，可行性指的是其所选择的传播渠道在资源获取和成本预算上应该是可行的；多元性指的是传播渠道的选择应多元化，可结合广告、公关、促销、事件营销等多种营销手段，灵活采取网络、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与户外、直邮等小众媒体；针对性指的是媒体选择应尽量针对目标国的目标群体，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广泛性指的是媒体组合与排期计划应在预算范围内重视广泛性，争取覆盖到尽可能多的目标受众；合法性指的是要关注目标国在传播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媒体运作。 例如，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利用国内外媒体进行海外传播推广。该公司所建设的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由于展示了岭南医药、凉茶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海外宣传片”的取景地。“神农草堂中医药文化服务出口项目”入选“2019—202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借助中央电视台广泛的媒体覆盖面和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不但助推中华医药文化的海内外传播，还使其旗下的陈李济传统中药、王老吉凉茶蜚声中外。同时，陈李济药厂还曾邀请来自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代表团走进药厂，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并就“中医药国际化”“中西医理论争论”“中药文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推介，促进海外民众对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又如，山西老陈醋集团积极利用多渠道拓展国际市场，其旗下的美和居、东湖等品牌都入驻了京东、亚马逊、淘宝等电商平台，利用电商渠道面向海外进行营销传播；举办多届“国际醋酸菌大会暨世界名醋博览会”；在美国纽约举办“中国东湖山西老陈醋文化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湖老陈醋”专题论坛。 综上所述，我国跨国营销蓬勃发展。成功的跨国营销传播，对出口企业而言可促进销售、带来盈利、提升企业形象，对出口企业所在国而言，或可进行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软实力。在文化视角下，我国企业要有效地进行跨国营销传播，宜采取如下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可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赋能；在传播客体方面，尊重目标国尤其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在传播信息方面，考虑受众解码特点进行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编码；在传播渠道方面，遵循传播规律制订媒体组合及排期计划。 参考文献： [1]央视网.202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7.7%总值突破40万亿元创新高[EB/OL].（2023-01-13）[2023-10-16].http://www.gov.cn/xinwen/2023-01/13/content_5736830.htm. [2]潘洁，谢希瑶.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覆盖31个省区市[EB/OL].（2023-02-24）[2023-10-16].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4/content_5743076.htm. [3]艾媒咨询.2022—2023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发展现状与典型案例研究报告[R/OL].（2022-12-26）[2023-10-16].https://www.iimedia.cn/c400/91334.html. [4]华夏酒报.骨子里的中国对话世界，汾酒闪耀欧亚经济论坛[EB/OL].（2017-09-23）[2023-10-16].https://www.sohu.com/a/193990945_269250. [5]李辉，吕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文化载体[J].思想理论教育，2015（6）：15-20. [6]马龙，刘露雅.编码与解码：“转文化传播”中的传承与创新[J].传媒，2022（21）：94-96. [7]张恒军，吴秀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何竞平（1979-），女，汉族，福建泉州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传播学、广告学、营销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何竞平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