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质和量两方面的有机统一。概括讲，高质量发展对质的要求是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而对量的要求则是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亦即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工作的安排，就贯彻了上述要求。
有经济学家做过测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以来呈持续下降态势，每年下降约0.43个百分点。结合上述趋势，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局面，许多机构和个人作出了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在4.5%左右的判断。即便如此，党中央、国务院仍然审时度势，决定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5%左右。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要求”，从而全面阐述了把全年经济增速确定为5%左右的必要性。笔者理解，必要性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关键要靠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离开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
三是化解风险和矛盾的需要。在过去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积累了一定的矛盾和风险性因素。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只有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为深化改革、化解风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具体到当下，要有效化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而搞好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大盘有助于创造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信心，为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协力摆脱困难复杂局面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实现其他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需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适度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乃至确保经济安全等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创造相应的工作机会、缓解就业难问题；才能维持市场供需平衡，遏制物价螺旋式下跌的局面；才能保证企业的盈利水平，有效提振海外投资者预期，改善国际收支；才能有效稳定市场预期，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今年确定5%左右的全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是实现其他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如，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等）的客观需要。
而从可能性角度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综合分析研判，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我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完备的供给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科技创新能力在持续提升，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在加快壮大，发展内生动力在不断积聚，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必须增强信心和底气”，已经系统阐明了今年确定5%左右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行性。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所谓“稳”，就是“各地区各部门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清理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所谓“进”，就是“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特别是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围绕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主要作了如下部署。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宏观经济管理基本的政策取向和政策措施，即“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2024年一般预算财政赤字率为3%，年度赤字规模为4.06万亿元，比2023年增加1800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去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中，有5000亿元结转今年使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向困难地区倾斜，省级政府要推动财力下沉，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等。
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其主要内容包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等。
关于加强政策配合、增强政策合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认真听取和吸纳各方面意见，涉企政策要注重与市场沟通、回应企业关切；在实施政策时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防止顾此失彼、相互掣肘；同时，还要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尺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等。
关于扩大消费支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方面，要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提振大宗消费。《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提出，要支持社会力量提供社区服务，推动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扩容提质；要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放心消费行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要实施标准提升行动，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标准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需要等。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政府投资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推进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安排7000亿元；同时，合理扩大地方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额度分配向项目准备充分、投资效率较高的地区倾斜；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此外，还要进一步拆除各种藩篱，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围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围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要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要支持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等。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无论是构建新型科技举国体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推动绿色发展，提高安全发展水平，都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要求有相应的政府投入作为支撑。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今年财政赤字规模较去年增加1.28万亿元（其中，一般预算1800亿元；专项债1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0000亿元）。这些旨在以更大力度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资金，被用于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如支持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鼓励和引导消费，带动有效投资增长，增加就业支持力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标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全方位促进我国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
内容提要：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形势、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与以往已有很大不同，产业政策应以建设产业强国为目标，以改善营商环境为核心，结合对特定产业、领域与对象的结构性安排，消除发展中的约束因素，增强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遵循“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弥补市场缺陷，强化功能性政策，优化选择性政策，兼顾政策协调性，实现共赢国际化”等原则；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做出调整。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分析研判国内外形势基础上对当前产业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落实好这一部署，离不开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支撑，同时也离不开高水平产业政策的引导、支持与促进。特别是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国际环境、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与以往已有很大不同，产业政策该怎样调整，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产业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与世界各国共赢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产业政策属性与各国实践
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某种目的（如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竞争力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而对产业、企业、要素等实施的干预（如引导、鼓励、支持、协调、促进或限制等行为）。一国的发展需要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需要在不完美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找到平衡，产业政策正是实现这种结合和平衡的重要工具。产业政策具有多重属性，它不仅用以解决市场失灵，也是实现国家战略、形成竞争优势、保障产业安全的手段。
实践中，各国根据国情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是一种普遍做法。即使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也从未退出历史舞台。美、欧等通过法律、科技、财政、税收、贸易、反垄断等多种形式体现产业政策，如，为了顺应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加速制造业升级步伐，美国在2009年就推出“重振制造业政策框架”，2010年推出“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推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推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与“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欧盟推出了“欧盟2020战略”，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英国推出“英国制造2050”，法国推出“新工业法国计划”等。追赶型经济体通过学习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产业政策实现重点产业的追赶、保护幼稚产业、助推产业升级。转型经济体因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正在构建和完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无论是17世纪以后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后来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战后崛起的新加坡、韩国等，都与政府采纳了正确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指出，为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在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至少有101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
但要看到，因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结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产业重点等差异，各国产业政策的目标、范围、着力点、政策工具、绩效有很大不同。总体上，凡能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的国家，发展绩效总体良好；反之则不太理想。
新形势对中国产业政策提出新要求
（一）从国际看，全球化水平和全球技术供给已经有了质的跃升
全球化深入发展，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交通、通信、互联网、电子商务、社会网络等快速发展，让世界更像“地球村”。当前全球化中要素流动的内容、范围以及参与主体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生产、流通、贸易全球化纵深发展，各国间彼此相互依赖；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已经形成；全球连接和全球流动不可阻挡；跨国企业和小微企业都能参与全球分工和协作。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创新全球化成为突出亮点，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和布局。由于各国间连接和依赖增强、相互影响加深，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显著，给全球产业格局变动带来更大影响。但也要看到，全球化也带来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更加明显。国际合作更加紧密的同时，国际贸易摩擦也更容易发生。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格局的调整，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这就要求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时考虑到外溢效应及相关国家的反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发生，全球新技术供给活跃，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提供了难得机遇。信息通信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流通、消费、金融等领域深度应用与广泛渗透，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技术、节能环保等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这些都推动全球进入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主导的新时代，推动传统企业边界、产业组织结构深刻变化。特别是新产业革命所需的大量新技术尚处于早期，科技知识大都是公共的且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处于这个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国家更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如果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能以更快的速度构筑新技术体系，就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追赶目标。
（二）从国内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市场化水平、开放度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中国的发展水平已有很大不同。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全球最大消费电子市场和全球最大物流市场，2014年吸引外资位列世界第一，2015年对外投资额超过吸引外资数量，2019年世界五百强中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也表明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密切。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处于全面调整和升级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工业化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规模小的阶段，也不同于21世纪头十年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主导、产业规模急剧扩张的时期。从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看，目前大致已经处于追赶阶段末期，甚至进入“技术边界共享前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企业难以通过模仿和吸收来获得新技术，必须致力于自主研发。与之相对应，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也从原先的重化工业和集成装备工业向创新密集型部门转变。
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部门，搭建了数以百计的特色产业集群，掌握了当今国际主流的成熟技术，培养了规模庞大的中高端人才，形成了总量可观、结构不断提升的市场需求。发展到今天的时点，应该说上述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和开放度已有很大不同。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多数行业竞争充分，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无疑将加快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全方位的开放格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快推进贸易体制改革，积极营造公平、透明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市场的开放程度迅速提高。近几年，中国与多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实施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园区战略，在东中西部均批准了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5月，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颁布，标志着中国将在海南实施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与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形成一个开放范围更广、开放程度更深、开放层次更高的对外经济新体制。
（三）中国面临的产业问题和对产业的要求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新冠疫情后，旅游、餐饮、航空、文化、会展等服务业受到很大冲击，部分工业受较大影响，国际物流与供应链脆弱性暴露，许多中小企业生存困难。中长期看，多年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结构有待优化。农业基础薄弱，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工业科技含量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快；服务体系不完整，服务业供给不足；产业布局“结构趋同—产能过剩—恶性竞争—资源浪费”问题较突出等。
二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弱。创新能力提升缓慢，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尖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制造与美欧日差距较大。制造业贸易增值程度较低，劳动生产率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缺少大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服务贸易逆差高；软实力缺乏，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标准意识淡薄等。
三是发展不协调。农业、工业、服务业联动不足；同一产业内、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协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不够；中小和民营企业受市场垄断和大型企业挤压。
四是不可持续。产业发展的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原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超过50%；随着能源资源刚性需求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
五是发展环境欠佳。商务、舆论、信用等环境欠佳，流通、物流、资金、信息和交易等成本较高，企业用工费用攀升，使得产业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削弱。
六是包容性问题。部分传统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老龄化加深使产业正失去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
（四）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一是贸易摩擦和壁垒。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家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是机遇，而是当作威胁。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变得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一些国家正在努力推进新的贸易平台建设，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中国连续18年成为遭受全球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一些发达国家构筑技术壁垒，严格控制高端技术、设备向中国出口。
二是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美国大力扶持制造业出口，通过加强贸易保护限制国外产品对美国产品的竞争，并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封锁；德国将增加出口竞争力作为其国家优先战略；英国将鼓励出口当作实现经济更加平衡发展的途径，通过进军主要新兴市场实现英国制造业国际化；法国通过扩大出口信贷、放松出口管制、推动对外投资等措施增加其工业品的竞争力；日本将扩大新兴市场出口作为制造业振兴的战略重点。
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发达国家已在一些战略性产业取得重大突破，占据了国际竞争制高点。同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供应链，掌控全球价值链高端。东南亚、南亚等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优势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是其他一些全球性挑战。全球资源和人才争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水危机、流行性疾病、环境保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对中国产业持续发展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五）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目标有很大不同
中国产业规模已经做大，中国产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是要实现“强、新、智、绿、联、特”。
“强”，即全面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生产关键核心零部件；拥有大批世界级水平的跨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产品附加值高；具有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话语权，对全球供应链拥有较强控制力。
“新”，即持续拥有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工艺、新流程、新组织。
“绿”，即主要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废气减排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流通安全有保障；产品符合消费者审美情趣。
“智”，即产业发展更多基于科技、知识、信息和创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技术化程度高。
“联”，即一、二、三产业联动；东、中、西地区产业联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联动；产业与社会、地区良性互动；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产学研用紧密衔接；产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物物相联、服务相联。
“特”，即中小企业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区域性和本地化产业特色鲜明。
总体来看，背景、阶段、问题和目标的变化，相应地要求产业政策适时做出调整。
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
（一）基本思路
新时期产业政策应以建设产业强国为目标，以改善营商环境为核心，结合对特定产业、领域、对象的结构性安排，消除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产业政策调整应遵循“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弥补市场缺陷，强化功能性政策，优化选择性政策，兼顾政策协调性，实现共赢国际化”等原则（见图1）。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由大变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目标为指引。
弥补市场缺陷。产业政策要弥补市场失灵，对冲市场机制运行的负面效应。培育与完善市场功能，实现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激励创新创业，提升产业发展的要素与公共服务支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等。
优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减少政府对特定产业的直接干预，将产业政策的作用严格限定在确实需要重点发展或解决问题的产业或领域。
兼顾相关政策协调。对不同政策统筹兼顾，促进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协调。
致力国际共赢发展。将国内产业升级与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结合起来。把握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根据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确立升级战略与对策。
（二）基本框架
根据前述思路和原则，新时期产业政策框架体系至少应包括三大方面（见表1）。
一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主要从战略、制度、要素（如技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维度设计功能性政策和选择性政策。
二是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重点考虑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对外开放、区域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相关政策的协调。
三是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立足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
（一）明晰产业政策重点，完善实施、评估和调整机制
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产业政策应聚焦于以下方面：未来必争的战略产业，如国防工业、尖端制造、下一代信息网络、纳米、生物技术等；国际竞争力弱的领域，如幼稚性产业和需要实现进口替代的产业（数字机床、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药、航空物流、国际快递、国际供应链以及产业标准、国际品牌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如钢铁、煤炭、有色金属、船舶等；基础产业中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战略性资源、重大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如“六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基础）；市场失灵领域，如节能环保、安全、应急、公共研发平台、共性技术平台、公共工程中心、公共检测平台、公共信息平台等；衰退产业转移和退出；产业融合、合作、协同、集聚；创新中某些关键环节，如成果转化、新技术扩散等；基于国土开发目标的产业；中小微企业；推动要素升级与优化配置等。同时，要随着形势变化，做好产业政策的评估与动态调整工作，清理不合时宜的产业政策，制定出更合时宜和未来需要的政策。
引导各方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的过程应侧重反映创新绩效、附加价值、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综合运用负面清单、准许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企业信用清单和行业能效限额标准、产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产品（服务）质量标准等。
（二）从全球产业格局变动考虑相关产业政策设计
从全球产业格局变动来判断中国产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及需要实施的策略，如图2所示的4×4网格，每个格子代表中国相关产业相对于全球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并依此设计针对性的产业政策。
区域1的产业在中国和全球均刚刚兴起或处于成长的早期阶段。这类产业适合在刚出现时就给予支持，具体应根据国内的市场规模和能力（如生产的规模和成本、研发实力等）来进行决策。如果要素条件比较理想，就应当努力发展并推动其进入区域3。
区域2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有所发展而国内刚刚兴起。这类产业是迄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比较关注的，中国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或国际技术引进，努力实现能力追赶。
区域3的产业是中国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产业。这类产业通常不需要明确的支持，但政府可以通过重点发展一个主导领域以保持行业整体的领先。
区域4的产业在国内外均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为衰退的行业提供转型支持，或采取保护政策以维持产业、保障就业等，或支持行业重组整合。
区域5的产业在国内已经成熟或衰退，但国际上却刚刚兴起或处于成长阶段。通常情况下，允许这类产业合理转移。
区域6的产业在国内只有少量稳定的生产商，但在全球已经处于衰退阶段。对于中国而言，这类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是可行的，但考虑到这类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衰退期，政策的过度支持未必合适。
区域7的产业与区域6类似，在国内处于成长期而在全球已经处于衰退期，因具有比较优势故可采取赶超政策。但是，要高度关注该产业的全球性趋势，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
（三）产业政策要推动市场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各次产业发展、产业间的联系、分工与合作以及新产业、新企业的成长，均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活力，充分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动。
一是产业政策要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消除地区壁垒、部门壁垒。清理和废止一切有碍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地区、部门规章，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部门间自由流动，最大限度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二是产业政策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一视同仁，消除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
三是产业政策要推动形成基于供需、反映市场稀缺程度、资源环境代价、外部性内部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最大程度消除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不同产业、产品和服务合理的比价关系。
四是深化垄断行业、公用事业改革，对能够放开的行业及时放开。消除部门、地方、垄断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鼓励有条件、具备资质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新兴产业，给予其足够的市场机会。
（四）构建体系完整、规则合理、符合产业发展特点、前瞻性的监管体系
构建前瞻、现代、高效、权威的监管体系，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具体表现。当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后，政府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健全监管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放得开，管得住”。要合理划分中央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监管职责。对于已存在的冗余机构应及时整合，避免监管的交叉重复和责任推诿。推动监管透明化，避免监管俘获。
考虑到不同产业的发展特点差异较大，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不同产业的监管内容也应有所区别与侧重。对于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要创新思维与监管方式，以包容审慎的原则促进其发展，同时要抓紧研究制定数字经济领域垄断与限制竞争的监管规则。
（五）加强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协调
加强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协调。宏观政策应符合产业中长期发展需要，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合理确定企业宏观税负水平，着力形成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竞争力提升、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结构。
加强对产业政策与开放政策的协调。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提高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推进中国与重要区域和贸易伙伴经贸一体化，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推动贸易便利化，减少进入与投资限制。重视双边战略对话、政策协调机制建设，推动双边产业与贸易合作共赢。
加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协调。产业政策要考虑区域发展战略、城市群发展、区域发展基础和潜力、地区经济差异、城乡一体化，明确不同地区的产业定位，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避免地区间过度重复建设。区域战略、规划与政策要考虑产业集聚、产业配套、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现代产业发展特点，主动融入全国、全球生产流通消费网络，引导和促进有本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发展、链式发展。
加强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的协调。社会政策、生态环境政策要考虑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战略目标以及发展实际。产业政策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根据经济、社会、生态统筹发展的要求，建立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际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40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突出贡献；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是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秘诀，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有利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可以更充分地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创造更多物质财富。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可以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通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更加充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纵观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加剧，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频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可以更好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韧性。
有利于塑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既是大国责任所在，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对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我国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主动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既造福中国，也将惠及世界。
从实践中汲取宝贵经验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要总结好运用好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
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与时俱进调整开放策略。我国不断根据内外部形势和自身能力条件变化与时俱进调整开放策略，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促进改革、以深化改革支持扩大开放的科学路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以建设经济特区为突破口，积极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1992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施一系列鼓励扩大开放的举措。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们充分抓住机遇，认真履行入世承诺，以开放促改革，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完善外资产业政策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实行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战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举，将中国所长、外商所重结合起来，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随着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主动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产业转移，更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路径上，我们选择逐步放开的渐进模式，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用好开放试验田，逐步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避免了大规模调整带来的剧烈冲击。内容上，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再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机制上，我们采取内外统筹、相互促进的方式，以加入WTO、签署自贸协定、落实开放承诺来自我施压、倒逼改革，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推进体制改革、监管创新，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引入外资和积极扩大进口，使我国人民享受到优质商品和服务，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开放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诸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把握战略机遇、赢得发展主动，必须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加强对开放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在更高起点上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对外开放范围领域，不断构筑对外开放新优势，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增强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市场体系，加强设施联通，提高政策稳定性、监管一致性、市场联通性，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增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吸引力。进一步挖掘中西部地区开放潜力，提升内陆及沿边地区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能力。严格落实外商投资法，推动稳外资24条政策措施加快落地见效，打造内外资一致、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和汇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
二是积极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持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抓手，加快探索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医疗、增值电信、教育等领域开放。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外资企业引进新技术、发展新业态，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将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实绩。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三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积极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推进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拓展外贸新空间、增强外贸新动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面深入参与WTO改革，参与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汇聚更多发展伙伴、构建更广泛的朋友圈，加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四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推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合作。顺应世界经济、技术、产业、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时代大势，加强绿色、数字等领域国际合作，落实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重点，大力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尽快推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五是建立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维护外部环境安全稳定。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充分利用新技术创新监管模式，加快完善与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实现由“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抢抓历史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国家安全发展保障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罗雨泽
| 宏观纵览 内容提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对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出六方面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等。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化时代以技术创新、数据运用为核心的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取决于科技力量的不断跃升，也需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新型生产关系。笔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发展和优化新型生产关系角度探讨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更好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随着经济数字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生产力内核已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新质生产力明确定义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此定义出发，笔者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当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且发生质变时，必然会引发生产力质态变革，并呈现出与技术创新方式、管理创新要素模式、组织结构变革等相符合的创新性和高效性的生产力形态。此时，与传统生产力的内核相比，新质生产力日益表现出高度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柔性化和个性化的基本特质。 关于新质生产力决定因素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与新质生产力相伴而生的就是新型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形态，包括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劳动关系、供应链协同等方面的颠覆性变革。更为重要的是，新型生产关系建设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从两者关系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它的发展离不开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持和保障。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经过优化的劳动关系可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和工作积极性，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催生新的生产关系需求，促使企业和组织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要求。 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持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例如，数字化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的生产模式和要求；而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优化又为数字化生产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和支持。 三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尽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对传统生产关系产生冲击和挑战，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需要考虑新质生产力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以避免因生产关系僵化而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又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制约，只有坚持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发展思路，才能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阶段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作用不足 数字时代，传统生产关系不断被新型生产关系替代。一方面，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逐步脱离物理空间的依赖；另一方面，充当劳动工具的智能设备、机器人和数字技术等加速拓展并深化人与人之间自由合作的程度。与此同时，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大数据开始演化成为一种数据资产且代表经济主体信用水平。在此情况下，承载生产关系变化的产业组织载体及其市场结构更具有多元性、灵活性和非结构化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阶段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作用仍有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创新机制方面。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虽然持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客观而言，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机制还不够畅通。比如，部分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比较僵化，决策流程长且效率低，难以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8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8%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践行阶段，仅有3%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应用阶段。此外，创新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也是问题所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和创新文化，导致员工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释放。 第二，供应链协同方面。当前，我国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协同程度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应链协同效率有待提高。如上下游企业间信息透明度还不高，供应链各环节间信息共享不充分，导致信息不对称和时间延误等问题。二是供应链中的交付延误和应急处理能力有待提高。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交付周期较长，平均超出原计划交货时间约15%。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需求变化，仅有30%的企业表示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展开应对。三是我国的物流综合成本偏高。据有关报道，202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相比之下美国的物流费用占GDP的7%，欧洲、日本为6%—7%，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我国物流成本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总的来说，供应链的协同不足导致信息传递不畅、资源利用不充分、成本增加等问题，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柔性化和快速响应方面的瓶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迅速调整生产计划和供应链布局。 第三，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发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将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能力。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部分传统企业没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2022年10月份埃森哲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五年来稳步推进，在质和量上均有大幅提升和增长。转型成效显著的中国企业比例从2018年的7%攀升到了2022年的17%。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2022年中国企业转型进程有所放缓，企业平均得分略有下降。而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还不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比较缺乏。近年的行业研究显示，在软件领域，我国高端工业软件市场约80%被国外垄断，中低端市场的自主率也不超过50%。毫无疑问，缺乏有效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导致生产过程中存在浪费、重复和低效率现象，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释放。 第四，劳动关系方面。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技术替代劳动成为一种趋势，从内部结构上看，很大一部分数字劳动者以众包、自雇、个体等方式参与相关工作，他们的劳动权益难以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相反，劳动占比很低的数字技术专家和数字高级技术师却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数字时代不仅拉大了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低技术劳动者和高技术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变，可能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和不稳定的因素，客观上将放大技术创新的社会风险。另外，发展新质生产力虽然主要来自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的技术创新，但低技术劳动者的有效使用也具有创新拉动作用，所以如果低技术劳动者面临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更低的收入预期，将不足以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还要看到，目前也有不少企业只关注企业数字化及时变现的短期利益，在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员工素质整体偏低，难以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 第五，政策环境方面。当前，我国政策环境对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一些制约。一方面，部分政策措施不够及时、灵活，无法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比如，对大学、研究机构等的科研经费使用仍然硬套财政拨款的使用要求；对研究成果的考核只注重形式化产出，对其后续应用效果缺乏专业评估。另一方面，部分政策对于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具有针对性和长期性的政策扶持，制约了企业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根据2023年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 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要深入思考并推动新型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政策环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对策建议 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优化新型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须进一步加强研究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不断完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重点提出六项建议。 一是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以促进数字时代企业创新为目标，政府应在战略导向上进一步优化思路，通过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企业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竞争与合作的组织结构，引导企业建立扁平化、灵活化的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对市场需求快速决策和高效执行的效果。客观来说，这样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提高内部沟通效率、减少管理层级，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生产过程精细化管理和协同化运作的战略和政策保障，建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展大规模调研，委托第三方权威研究机构及时汇总问题与需求，以便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应对措施。 二是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优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也是激发员工创新潜能和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对政府相关部门而言，一方面要倡导全社会营造数字时代新型劳动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手段和规制措施督促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薪酬福利、广泛的参与机会等。面对数字时代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相关部门要从制度上赋能新型企业工会组织，通过企业工会组织的创新发展全力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的共赢。在这里，尤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零工经济、兼业模式等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依托各个层次劳动者的创新主动性。 三是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优化供应链协同，需要加强产业链链主企业合作意愿，支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享生产要素，着力构建以龙头企业或关键环节主导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横向同类企业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其重点是通过提高供应链协同水平，切实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供应链畅通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对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和优化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意愿前提下，建立全产业供应链体系合作的制度框架，为供应链协同发展、健康运营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开展数据分类和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要加快构建开放、透明的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政府部门间、企业间、行业间的协同合作，推动数据效益最大化，推动整个产业链的优化。 四是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优化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方面的重点任务是要激励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网络化，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足的情况，一方面要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和鼓励引导，完善数字研发体系和发展绩效动态评估，重点聚焦数据共享、数据开发和数据应用，进一步完善技术和行业标准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数字人才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体制机制端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框架，既要对企业开展数字教育与应用技能培训提供必要的配套支持，也要从大学、职业教育层面加强数字技能复合人才培养，满足新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五是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优化新型生产关系需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注意推动大型数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督促企业构建社会良好关系框架，共创协调、绿色、包容的可持续社会价值。通过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资源投入企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六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全球化视野，以开放思维加强对外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科研、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促使全球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引导其加速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外，在优化营商环境时，还要抓好以公平竞争激发企业创新这一关键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充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的动态有序竞争。 综上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发展形成更为完善的新型生产关系。政府需要抓好经济体制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这项重大工程，在遵循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前提的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在此过程中，政府要重视政策引导的实际效果，促进企业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等，不断优化新型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潜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晓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我们党总是能够通过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释放制度红利和拓展发展空间，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踏上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形成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当前，我国还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亟待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给我国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带来新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建立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这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一方面，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奠定体制机制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需要，也是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鼓励居民消费的必然要求。这要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形成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尤其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土地等资源类生产要素以及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前瞻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让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发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四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方面，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坚持分类改革方向，进一步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打造一批创新型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一视同仁地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打造大批现代企业，全面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高水平开放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现代化离不开开放，开放成就现代化。过去我国取得的经济奇迹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了三个重要角色，一是深度参与者——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二是积极促进者——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三是合作创新者——共同推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注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 一是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高质量要素汇集高地、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特别是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二是积极探索推进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以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尽快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建立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大力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全面清理不合理的经营限制条件，推进服务业准入审批事项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按照与内资一致的条件和程序审核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 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广义的改革本身就包括开放内涵，而改革深化又是寓于开放之中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内改革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也通过对外开放来助推改革、深化改革，从而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走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适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体制机制，实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而我国经济循环不畅主要表现在内需体系还不完整、循环效率和质量有待提升上。这要求实现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结合，一方面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深化改革，更好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从而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通过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有效的科技人才发现、培育、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通过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求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引进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推进国内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进一步破除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市场体系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利用我国强大生产能力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3%，实现了“开门红”。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24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时，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成为今年推进各项经济工作的施策方向。一季度经济开局整体向好，各个分项经济指标表现较为均衡，充分体现出新形势、新要求下“稳”和“立”的格局已现端倪，这无疑为坚定信心、改善预期，以及下一步破除深层次障碍、持续推进重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季度GDP增长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和“以进促稳” 近三年，即2022年到2024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8%、4.5%和5.3%，2024年一季度增长水平为过去三年中最高，表明了我国经济在疫后恢复过程中，总体保持平稳且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更充分展示了我国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所取得的成效。自党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至今，围绕“稳”推动经济发展已连续十多年，这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其内涵也在随着新形势的出现和工作重心的调整而逐渐变化。 在提出之初，“稳中求进”策略主要是应对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恢复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国内外的不确定性。这一情形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发生了变化，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陡然增加，而疫情暴发带来的冲击则进一步增加了“稳”的难度。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实现的增长是在长期以来面临内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下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厚积薄发的结果。同时，还应认识到，尽管一季度GDP取得了5.3%的增长，既高于近两年历史同期，也高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但这一成绩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当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其意义更多地在于“以进促稳”，奠定和巩固了行稳致远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转型升级，量变稳中有升，质变初现端倪 2024年一季度，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一系列体现新质生产力的细分指标表现亮眼，彰显了我国经济持续转型升级的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较2023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中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1.5%、40.6%、18.5%。在“四个融合”方面，全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成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取得显著提升。在绿色化发展上，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31%，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继续下降，氢能、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得到快速拓展。 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新旧动能转换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当前，我国强调“稳中求进”的一个关键动因就在于旧动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而新动能的能级还不足以为整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因此，需要新旧动能的稳步转换，尤其是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不断壮大来推动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今年一季度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等方向持续优化，一方面为“稳增长”加码新动能，另一方面通过尖端技术突破和传统产业改造，引领整体产业由“量变”向“质变”加速跳跃式迈进。 新消费、新投资推动内需提质升级，“三重压力”显著缓解，内需活力持续迸发 自2022年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内需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稳步复苏、持续向好的重要因素。为此，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要求，稳步化解“三重压力”，确保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向好。 从消费端看，2024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0327亿元，同比增长4.7%；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4.3%和47.3%，春节档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同档期新高。消费领域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文化消费、数智化消费等消费端新活力持续拉动了居民消费的有效需求。文化底蕴和数智化元素打开了消费产品的创新空间，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文化品牌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 在投资端，2024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比上年全年加快了1.5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增长9.3%，说明投资端正在稳步发力，且投资需求中对房地产的依赖度稳步降低。除了量的增长外，在投资结构方面也显示出持续优化的趋势，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4%，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2.7%和11.8%。今年一季度还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信号，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3月份达到50.8%，时隔6个月后重回荣枯线之上，为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佳水平，这表明我国产业投资预期正在得到改善。这一改善能够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那里得到印证，该指标在3月份为55.6%，也继续保持在高景气区间。 克服多重困难，进出口贸易好于预期，外资外贸结构继续优化 2024年一季度，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01693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出口57378亿元，增长4.9%；进口44315亿元，增长5.0%。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单季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且增速创下了6个季度以来的新高。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由2019年的45779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59368亿美元，增幅近30%，因此，今年一季度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能够在这样的高基数上创出新高实属不易。而且，从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来看，2023年可能是过去十几年中外贸形势最严峻的一年，进出口企业普遍经历了订单减少、库存积压、进口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困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外贸在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尤为难能可贵。除了进出口总量保持持续增长之外，我国外贸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较大，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维持了较快的正增长。总体而言，我国一季度外贸超预期实现了阶段性的“质升量增”，为完成全年“质升量稳”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外资方面，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今年我国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3016.7亿元，仍处于历史高位；当季新设外资企业数量1.2万家，增长20.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占比达12.5%，同比提升了2.2个百分点。可以预计，随着新设外资企业投入资金的逐步到位，我国外资将获得更加稳固的支撑。此外，根据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接收到的外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资金同比有大幅增长，增幅达36.1%，且在1-3月份呈现增幅逐步扩大的趋势，显示出外资对于我国资本市场走势企稳向好的预期。 坚持以民生为重，就业水平明显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GDP 2024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伴随着就业形势的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39元，同比增长6.2%，显著高于GDP增速。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3%，与GDP增速持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7%，大幅高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这表明经济增长成果在城乡居民部门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共享。与这一数据相呼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删除了多年来预期目标“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的“基本”两字，凸显了国家促进居民收入更快增长的决心和政策导向。 收入增加是促进消费的前提和基础，而高质量就业又是增加收入的保障。“稳中求进”既需要通过持续创新改善供给端，从根本上提升整体生产力，同时，也需要需求端的配合，关键在于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好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共享，显著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随着一季度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就业形势的总体改善，我国居民收入有望保持稳步增长，这也必将有力支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进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在2024年一季度实现了超预期增长，整体经济运行稳中有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增强，凸显了强大韧性。伴随着世界经济回暖带动外部需求提升，加上国内一系列政策举措逐步落地见效，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有望延续显著恢复向好的态势。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产业仍处在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中，稳固内需的基础尚有待继续夯实，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还须进一步巩固，局部领域仍存在风险点。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仍须牢牢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持续增强市场整体信心和经济运行动力，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以充足的底气确保我国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王德忠 当前，消费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2023年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重点工作的靠前位置，强调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针对堵点精准发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人口数量与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市场规模，如何激发人口负增长下的内需潜能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效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激发我国内需潜能的关键人群。研究显示，约占我国总人口数量30%的中等收入群体贡献了近50%的居民消费支出，预计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超50%，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贡献率将接近80%。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将有效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带动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内需潜能。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从消费趋势看，在原先注重满足消费数量的基础上，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更加注重消费品质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追求更加丰富、多元，消费更趋个性化、品质化，千篇一律的商品已经不能满足这一群体的排他性需要，“传统衣食住行”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智能、绿色、健康成为消费新潮流。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幸福生活需要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业态正在加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对高质量、差异化和个性化商品展现了更高的消费倾向，有着较强的消费示范作用，容易形成市场消费热点，是社会消费潮流的引领者。 从消费能力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实现消费意愿、提升消费预期的经济基础，工资增长和财富增加是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预期的重要支撑。从实践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相对稳定、生活比较宽裕、拥有一定的资产和财产积累，有动力且有条件不断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较强，是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群体。 从消费结构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由基本的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靠拢，渐趋享受型消费，消费结构层次升级明显，逐渐由物质性为主的消费转向服务性为主的消费。在物质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减小，用于家庭设备、衣着鞋帽、日用品等日常支出的比重逐渐上升；在居住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交通通信、住房等耐用品消费支出持续增长，住房需求逐渐由安居型转向舒适性，越发注重房屋空间的宽敞性、内部装修的美观性、配套设施的齐全性；在服务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文化、娱乐、旅游等消费支出比例大幅增加，外出就餐、文娱旅游、学习提升、医疗保健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稳步增加。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制约因素 以消费为主导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内需，需要更好识别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制约因素。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总量仍然较小。根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TCC6）”阶段性成果《“十四五”期间培育和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若干问题研究》可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0%，低于发达国家50%—75%的水平，距“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尚有较大差距。参考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我国要达到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激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力，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总量。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有待提升，群体消费能力仍然较低。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呈现底端大、上端小的“金字塔”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采用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当前我国大量中等收入人群徘徊于标准线下限边缘。从城乡分布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分布不均衡，其中城市户籍人口约占3/4，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约占1/4，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能力相对有限。 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较差，消费意愿受到抗风险能力低的制约。从收入端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数据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净收入占比约为9.1%，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占比为43.1%。由于家庭收入更多依赖工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更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与工作稳定性的影响。从支出端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居住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40%，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负担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差，消费意愿受到抑制，极大地限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 有效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水平 当前，扩大内需尤其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具有重大现实价值。中等收入群体兼具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二重要素，有效提升其消费水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聚焦重点人群精准施策，优化就业环境，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是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拓展技术工人的发展路径，鼓励对技能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薪酬制、专项特殊奖励，并探索项目奖金、技术分红、成果转化等多重激励机制。二是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和纾困资金支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探索发放创新创业和稳岗就业补助、市场开拓补助、“专精特新”奖补等多项政府补贴，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三是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积极推行城市落户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随父母就学的机制，允许进城农民工持居住证在常住地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其次，着力提高财产性收入，拓宽收入来源，切实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面对城乡居民的增收差异，考虑分别从金融投资增值和土地财产转换入手拓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一是提高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金融投资收益。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城市居民股息、红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打通小额金融投资渠道，以负面清单为主要制度形式，规避居民小额金融理财风险。二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构建动态的宅基地进退机制，通过探索宅基地用地指标置换等方式扩大宅基地资格权的利用渠道；积极发挥宅基地和农房权利的融资功能，试点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抵押贷款，引导农民通过租赁、委托、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 再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保障力度，有效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从基本生活、居住成本、社保缴费等方面综合施策，降低中等收入群体预防性储蓄支出，释放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适度降低食品、药品、服装的增值税率，对婴幼儿及老年人用品等采取优惠税收安排，面向中等收入群体发放电子产品消费、智能家电消费等“定向型”消费券。对保障性住房在租售同权基础上探索租购转化，允许购房能力暂时不足但工资收入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把租金转化为购买资金，在缴纳租金达到购房额后能够转化为自有产权户。加快解决社保碎片化问题，推动实现社保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建立适应人口流动和就业多样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最后，要契合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特征，充分激发消费潜力。中等收入群体对高质量、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商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是消费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拉动力。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搭建新型消费平台，构建新型消费孵化体系，创新产品供应链服务。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王勇 | 金融透视 2023年中央对房地产市场作出新的判断，即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围绕这一判断，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积极调整政策，着力稳楼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2023年前三季度部委和地方出台稳楼市政策共计512项，平均每月56.9项。这些政策包括放开限购、限售、限价，降低首付比例、优化资金监管，引进人才给予购房补贴等，其中尤以金融政策力度最大。从需求面看，重要的金融政策包括：全国层面首套房和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政策下限分别调整至20%和30%；央行指导商业银行落实存量首套房贷款利率下调；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套数认定标准，将首套房认定标准调整为“认房不认贷”；央行推动LPR进一步下调10个基点，引导个贷利率继续下降。从供给面看，重要的金融政策包括：落实房地产“金融16条”，延长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至2024年底，允许上市房企再融资不受破发、破净和亏损限制；开展“资产激活”“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四项行动，改善优质房企的资产负债表，防范房企债务风险进一步恶化；设立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额度为800亿元），按照正向激励、市场化原则，推动出险房企的债务重组、项目并购。 金融政策稳楼市的原因分析 房地产风险影响经济金融稳定 房地产市场风险持续蔓延会严重影响金融财政稳定并拖累宏观经济，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跨周期调节视角需着力稳楼市。第一，房企违约构成债券市场违约的主要部分，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较大影响。2023年前三季度房企境内信用债违约数量高达136只，违约金额为1793.2亿元，占境内信用债违约金额的比例为89.2%；同期房企境外信用债违约数量为22只，违约金额为90.1亿美元，占境外信用债违约金额的比例为100%。第二，房企违约还会影响财政稳定，因为房企违约使得土地出让收入锐减，而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且是城投债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笔者测算了2023年前三季度土地出让金对城投债的利息覆盖情况（如果该比值小于100%，则该地区发行的城投债有违约风险）。从测算的277个地级市来看，共有37个城市的比例低于100%。第三，房企违约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萎缩，对宏观经济增长形成拖累。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9.5%，对GDP的贡献率为-24.1%，这直接造成GDP增速减少0.72%。2023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8.4%，预计全年负增长程度与2022年一致；但考虑到2023年GDP增速高于2022年，房地产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拖累程度更大。 房地产行业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 房地产行业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从金融层面出台相关政策稳楼市可谓“对症施治”。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的统计，2023年前11个月，来自下游购房者的负债即定金和预收款占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的比例为50.9%，来自上游供应商的负债即应付工程款的占比约为32.6%，来自银行的负债即国内贷款的占比约为12.2%，三者合计95%左右；实际上自筹资金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信托机构提供的土地前融资金。如此一算，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真正的自有资金只有3%左右，这几乎接近金融机构的杠杆水平。当前，因房企爆雷导致购房者收楼预期不稳，预收款中的按揭贷款大幅下降；上游供应商也担心房企爆雷不能收到工程款，大都采取现款销售模式；银行出于避险心理不仅不新增开发贷，还存在断贷抽贷的现象。三大力量一起收缩使得房企现金流急速下降，对此，在需求端监管层着力降低居民按揭贷款负担，在供应链端推出保函替换预售监管资金的措施，在供给端提出了“三个不低于”，这些都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体现 金融工作遵循“三性”原则，即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还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两大特点，金融政策稳楼市正是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第一，体现我国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并且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有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不取决于正增长的频数和正增长的平均幅度，而取决于更少的收缩频数和更小的平均收缩幅度。这意味着安全地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而防范化解风险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银行三大风险，房地产需求疲软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以及抵押物价值下行，因而房地产风险是三大风险的源头。中央通过金融手段稳楼市，不仅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也体现出高度的战略眼光。第二，体现我国金融工作的人民性。金融的本质是逐利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主体并不会考虑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国政府通过房企纾困再贷款、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等多种手段推进“保交楼”工作，而“保交楼”就是“保民生”，体现了金融工作的人民性。 金融政策稳楼市的效果 部分指标已企稳 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思想指引下，金融政策稳楼市的效果已有所显现。在供给侧，2023年第三季度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3.17万亿元，同比增长4%，一改二季度的下降趋势；2023年第三季度房企境内债发行1287.75亿元，比第二季度增长26.9%。在需求侧，202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首套住房贷款的平均利率约为3.92%，较2022年末下降了19个基点，其中，中山、珠海两个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已降至3.6%。存量房贷款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央行统计，此次存量首套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工作，推动了超过22万亿元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下降，平均降幅为73个基点，可以为借款人每年减少1600亿—1700亿元的利息支出；可以惠及超过5000万户、1.5亿人，户均每年减少约3200元的利息支出。个人住房贷款放款周期方面，202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百城个人住房贷款平均放款周期为20天，较2021年10月最长的73天已大幅缩短，住房消费金融服务持续优化。 尽管房地产相关金融指标已经企稳，但金融向房地产实体部门的政策传导还存在一定阻滞。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房价来看，全国房价依然在筑底过程中，仅一线城市房价企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7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在2—4月经历了短暂的“小阳春”上涨行情后，环比增速一直为负；2023年9月，仅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转涨，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仍表现为持续下降。第二，从住房销售来看，销售疲软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2023年第一季度住房销售市场出现短暂的“小阳春”行情，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2.63亿平方米，同比上涨了1.4%；但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分别为2.53亿平方米和2.1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6.8%和13.9%。第三，从商品住宅投资来看，房企的住房投资意愿、投资能力均显不足。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商品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为6.63万亿元，同比下降了8.4%；一、二、三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4.1%、-9.7%和-11.3%。 政策传导梗阻的原因 从需求端看，政策传导梗阻的原因包括两点：第一，需求端政策力度不够大。2023年8月底9月初，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出台了“认房不认贷”“降低存量房利率”“降首付”等多项政策。这些政策看似力度较大，但实际上只是打开过去的政策枷锁，是对工具箱内既有工具的重复利用，较难将市场带出低谷。与2009年和2015年两次成功救市相比，2009年中央出台的“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基础设施和民生投入都大幅增长，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也极大减轻了居民负担，老百姓的购房热情高涨。2015年出台的棚改货币化计划，本身体量达万亿级别，且有PSL政策工具和房票制度的配合，政策效果较好。第二，居民购房预期不稳。一方面，疫情过后居民收入增长并不明显，尽管需求端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没有收入增长的底气居民不敢轻易加杠杆。另一方面，由于“保交楼”进展缓慢，老百姓存在“购房后交不了楼”的担心，因此依靠降房贷利率和降首付的做法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供给端看，房企纾困和保交楼政策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的纾困基金难以全额覆盖项目资金缺口。由于纾困基金由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等出资，资金安全性是重要考量，因此项目抵押物的抵押率较低（仅为60%左右），如某项目缺口3000万元，纾困基金最多批2000万元，还剩1000万元缺口无法解决。第二，预售资金监管优化政策落地状况有差异。预售资金监管政策基调放松的目的在于促使房企将资金用于工程款结算；然而资金监管放松后，一旦房企债务到期，项目资金就会被集团抽走还债，保交付就面临困境。2022年11月出台的银行保函替代资金监管的方案，在实际中仅有国有房企能够落地，而出险房企几乎都是民营房企。第三，房企债务关系复杂且缺乏牵头方协调，导致保交付信任机制作用的发挥受限。供应商普遍提高支付要求，有的甚至要求提前支付100%。个别银行出现抽贷现象，尽管政策要求银行展期，但展期往往需要更多抵押物。 疏导政策梗阻的建议 建立政府住房收储机制 建立政府住房收储机制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短期看有利于解决需求端政策力度不够大的问题。一方面，当前居民收入增长疲弱，购房需求明显不足，政府直接收储可以弥补这部分需求缺口。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收储可以稳定市场预期，由于收储住房有政府信用背书，其行为动向可以为市场树立标杆，有利于减少市场持币观望行为。 长期看，政府住房收储机制有利于形成房地产和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工具。我国房地产市场每年有十几万亿元的销售规模，如此巨量规模的市场面临长周期波动必然带来宏观系统性风险，因此建立政府住房收储机制可应对弱平衡增长问题，形成行业发展和宏观发展的稳定器。在房价下行阶段，政府住房收储机制还具有另外两点作用：其一，助力稳定优质的保障房供给。如果政府收储的住房位于一线或二线热点城市，这恰好是新市民聚集地，这有利于增加大城市住房供给，同时也有利于稳定大城市房价。其二，助力存量房地产资源改造提升。如果政府收储的住房位于二线非热点城市或三线城市，收储机构可以因地制宜将存量房改造成养老地产、旅游地产等项目，这种存量资产盘活的方式也能够助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建立主办银行制度 针对供给端政策存在的问题，应尽快建立主办银行制度，以给开发企业贷款最多的商业银行为主办银行，协调其他相关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展期、新发贷款、处理资产偿还借款等途径，化解房企流动性风险，促进保交楼。存量贷款最多的主办银行，有义务牵头帮扶开发企业，这样可以为自身保全资产构筑风险防护墙，保证未出险开发企业的现金流安全，防止优质企业出险。同时，对于违约情况不太严重，而且积极保交楼、注重信用、业务布局和资产状况较好的开发企业，通过主办银行制度可有效控制风险。 建立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 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严重困难挑战的主要原因是：房企借助“三高”模式进行无序扩张，房地产行业获得了类金融化的市场地位，并且造成了风险的外溢效应。为防范类似风险再次发生，并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要求，建议采取两条具体措施：其一，参照金融机构采取资本充足率管理。对房企投资开发的项目进行合理的风险权重划分，并在集团公司层面设定最低资本要求。通过资本充足率管理，在微观上可以起到遏制房企规模过度扩张的作用，在宏观上可以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其二，对上市房企的隐性债务进行特别信息披露。复杂而又隐匿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导致风险处置困难的重要原因，针对当前房企采取明股实债的融资方式和合作开发的模式，可要求上市房企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并表披露。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郭晓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 蔡真 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坚持以投资者为本，建设一个规范活跃、投资者有信心、有获得感的资本市场，即制度建设及执行完善、投融资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使其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也能够在投资端体现市场的财富效应。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应当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进而提升各类投资标的的投资价值。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资本市场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利益之所系，改革过程有挑战但同时也是良好机遇。证券公司应当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端各项建设工作。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第一，加强投行业务能力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让更多企业有机会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广大投资者对于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企业也同样有巨大需求，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中介机构，提升投行机构专业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不仅是证券公司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企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产生良好互动，相互成就，这也是更好服务于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在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不断推进、制度不断改善、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证券公司一方面应当积极适应市场要求，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需求，不断提升其资本中介、风险经营、交易组织、产品设计等核心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勤勉尽责，做好“看门人”，切实履行好其保荐人职能，不把没有长期回报的公司带到市场上来，更不能为了短期利益配合发行人弄虚作假。 在行业“马太效应”持续增强的情况下，头部券商有条件利用品牌优势、规模优势、业务经验优势等，竞争获得众多客户和项目；而80%的中小型证券公司则更需要集中精力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集中资源做好优势业务。比如，国融证券作为一家中小型券商，在新三板业务方面长期保持较好发展势头，2023年以来，挂牌企业的资产规模、利润水平较往年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同时在市场整体督导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国融证券无论是督导家数还是收入均基本保持了稳定。结合后续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转板制度、直联机制、直接IPO等制度的探索与落地，国融证券在北交所的相关业务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展。 第二，加强财富管理业务能力建设。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高质量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增长，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推进投资端改革的过程中，各方均需围绕其最重要的内容——提高投资者回报——下功夫，只有投资者在市场投资中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对市场的发展有信心，市场才具备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面对投资者精细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证券公司一方面需要打造专业高效的投顾团队，不断提升投顾服务能力，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依托信息及大数据分析，深刻洞察和理解不同类型客户需求，有效制定个性化财富方案与服务策略，加强专业的财富规划配置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金融工具和投资产品，着力构建专业化、智能化投研、投顾服务平台，调动及释放证券公司在业务、产品、投研方面的协同力量，完善客户导向的考核机制，力求满足广大投资者财富管理服务需求。 平稳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既是投资者、融资者的“源头活水”，也需要投资者、融资者作为“源头活水”。为此，国融证券积极进行业务模式创新，加快构建高效的投研平台，推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联动，打造客户资产配置平台，推动业务生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2023年新增及年末托管资产规模均同比上升15%；加大投入改造提升业务系统效能，着力提升客户体验和规避业务风险能力；未来还将继续丰富各类型产品，为客户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 第三，加强合规风控能力建设。在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过程中，证券行业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其自身的风险防控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证券公司也要加强自身的合规风控管理，确保业务操作的规范性和合法性。 一方面，证券公司要围绕业务发展实际，扎实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坚决清除风险管理盲区。要深入掌握各业务模式、主要风险点及控制措施，持续优化以风险限额为核心的业务授权管理与风控机制，提升风险计量与分析能力，持续监测、评估公司面临的各类风险水平，加强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及宣导，为稳健经营做好支撑和服务。 另一方面，坚持全链条合规及全面风险管理，要强调第一道防线的“守土责任”。要通过案例研究、行业调研、组织培训，努力实现前置管理。譬如，对于投资交易的风险控制，要强化交易员对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的认识；对于证券发行业务的风险控制，要求投行一线团队人员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严格按照《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合规职责，有效把控业务风险。 深入做好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 目前，我国股市有2.2亿投资者，基金投资者更多，其中绝大多数为投资规模小的个人投资者，在股市这个信息市场和信心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在信息、资金、工具运用等方面存在劣势，更容易受到证券违法违规行为、非法证券活动的侵害，因此，做好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就是维护好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根本。近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及执法、司法部门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出不少努力，证券公司也积极推动着投资者教育基地建设、创新投教形式、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国融证券2017年建设了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投教基地，扎实推动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基于证券行业的特性，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还可以从更多角度着力。一是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自律组织，进一步健全及贯彻落实投资者保护制度机制、信息披露、量化交易监管、减持、融券、转融通、退市等关键制度；二是重视自身的“看门人”职责，通过保荐优质企业上市、督导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净化市场生态，努力减少业绩造假、信披违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侵害投资者行为的发生；三是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服务和引导工作，助力机构投资者实现高质量发展。值得信赖与托付的机构投资者，能够增强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吸引力，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力量，有助于各方参与者利益的稳定实现，这同样是对投资者权益的有效保护。 重视文化建设 文化理念能够有力地影响个人、组织乃至行业的行为和发展方向。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极为广泛深远，在资本市场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市场各方参与者充分凝聚共识、多管齐下和相向而行。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一方面，证券公司应当勤勉尽责，助力资本市场价值投资文化形成。应当看到，上市公司业绩的有效增长，是投资者获得回报的源泉；存量市场的零和博弈，只能助推投机思想的发展。在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证券公司不仅要做好投资者教育，也要做好融资者教育，参与各方均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将精力集中到有效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来。投融资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才能长远发展，违规逐利只会破坏自身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证券公司更需严于律己，确保行业文化的贯彻落实。证券行业从业人员廉洁、专业、勤勉，有助于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建立、投资者信心的形成和市场各项机制的平稳运行。对于良好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证券公司管理者应当有此自觉并足够重视。以国融证券为例，国融证券在大力推行公司治理与党建相融合、全面风险文化建设、全员合规文化理念建设的同时，还注重管理文化的引导，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引导公司管理层正确认识同事、员工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和强化团队协作；从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角度，引导公司管理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形成良好作风，减少道德风险、操作风险、急功近利的违规事件。如此，企业管理文化与行业文化实现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引领企业稳步前行。 中国资本市场创立30余年来，从对经济影响微乎其微，发展成配置金融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担任起重要的资产配置渠道的角色。30余年来，我国逐步建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全面推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等重大改革举措，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改革”一以贯之，其中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坚持资本市场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探索创新。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是当前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又一重要课题和要求，任重而道远。改革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证券行业是支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必将顺应改革趋势积极作为，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国融证券董事长 张智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近日发布，提出“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并就农村金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为下一步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指明了方向。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高质量的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已成为众多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重点。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普惠性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含义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涵盖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产品供给和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涉及信贷、储蓄、支付、保险等多种涉农金融市场业务。总体来看，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组织体系。市场组织体系在农村金融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高质量的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信用生态体系。农村具有多功能性，除了农产品商品性产出之外，还有信用交换、生态服务、农耕文化传承等功能，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营造良好的政策、法治环境氛围，用普惠金融的目标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针对乡村的多功能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形成服务农村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双重目标”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三是支付清算体系。农村支付清算服务是开展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构建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需要广覆盖的支付清算体系作为支撑。农村金融机构数智化水平与线上支付的普惠程度对于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协同互促。一方面，健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健全将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繁荣，增加涉农金融产品供给，改善涉农金融服务质量，增强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渗透性、效用性，满足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提供各类资金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在农业农村领域产生更多的资金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资本集聚于乡村，促使金融机构推出更具特色的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供给水平，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现状 （一）搭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一是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农业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二是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为代表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是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提供方；三是以农信社、农商行为代表的合作性金融机构，2022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达到47.62万亿元，贷款总额26.41万亿元，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四是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以及以农信担保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为代表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 （二）涉农信贷规模显著增长，农业农村融资能力提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支撑。2012—2022年，全国涉农贷款、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农户贷款、农业贷款分别从17.6、14.5、3.6、2.7万亿元增长至49.3、41、15、5.1万亿元，分别增长180%、183%、316%、87%。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涉农贷款余额5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农村贷款余额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农户贷款余额16.67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农业贷款余额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6%。我国涉农信贷规模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农村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增加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效提升了农业农村的融资能力。 （三）建立普惠发展模式，提升农业农村风险保障水平 自2021年开始，中央设立五年过渡期，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普惠金融业务取得快速发展，有效提升了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在农村普惠信贷服务方面，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为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满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对资金的需求。另外，保险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积极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作用，开展风险减量服务，不断提升“三农”领域风险保障水平。2023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477.66亿元，同比增长9.9%。截至2023年7月，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1078.63亿元，同比增长18.64%，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4万亿元。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农产品品种已超过270种，覆盖了农林牧渔各个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不足 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实力偏弱。农信社、农商行以及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多，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具有独特优势，但普遍存在资产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导致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融力量不足。二是公司治理能力薄弱。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村镇银行治理机制不完善，公司治理水平相对较低，经营管理技术和手段相对落后，金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三是金融覆盖范围受到限制。农村金融机构跨地域或综合化展业受到政策限制，叠加自身经营能力不足，导致乡村的金融基础设施迭代升级速度较慢，营业网点数量较少，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受到限制，无法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全部的资金需求。 （二）农村金融资源有效供给不足 一是涉农金融服务动力不足。农村地区的水利、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耗资巨大，但收益回报少，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范畴，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保险及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动力不足，导致金融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储蓄资金外流。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经营主体具有一定的储蓄能力，农村储蓄成为整个国民储蓄的一个重要和稳定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农村储蓄资金的外流或信贷投向的非农化，导致农村信贷非农化问题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的严峻局面。三是农业风险程度较高。农业生产单位主要是分散的农户，无法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导致农户收入低且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同时，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额度小、频次高、分散性、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且农村各类资产的抵质押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 一是业务品种较为单一。在贷款投放上，农村金融业务经营仍停滞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较少，主要集中于小额信用贷款和抵质押贷款，未能按照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二是创新成本较高。新业务和金融工具的开发、使用和推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未来的产品收益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动力不足。三是农村金融环境缺乏足够的创新基础。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内容同质化严重，绝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按照大型金融机构的模式开展业务，缺乏特色化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有效吸引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经营主体，满足不了乡村振兴建设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四）农村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不足 一是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在实践中，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还不够健全，功能发挥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主要是农信担保机构数量较少、担保费率过高、担保条件要求较多，限制了农信担保业务的拓展。风险补偿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缺乏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发生业务风险，农信担保机构将承担较大的损失，风险管理压力进一步加大。此外，多数农信担保公司仍需向合作银行缴存担保保证金，且风险分担比例不合理，农信担保公司承担的风险与其收益严重失衡。二是抵质押担保机制待健全。由于农村产权的自然特性，企业的资产评估方案不适用于农村产权，导致其评估价值评定困难，从而使得农村产权的处置变现存在较大困难。此外，由于农村产权价值整体偏低，抵押贷款金额较小且流程繁琐，银行机构拓展此类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五）农村金融科技应用水平不足 一是信息技术设施条件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相对城市金融机构较为落后，缺乏先进的计算机系统、网络设备和数据存储设施等，导致信息处理和传输效率较低。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农村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缺乏对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力，难以推出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线上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缺少统一的农业大数据平台。农业大数据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特点，农业经营主体的数据信息分散在种植、生产、消费等行为中，搭建统一的农业大数据平台并提取运用存在较大困难。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手段，无法精准防控“三农”领域的金融风险。 打造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路径 （一）建立农村金融长效政策支持机制 构建长效的政策支持机制，一是健全涉及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制度。明确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在业务往来中的权利和义务，加大对信贷产品、农业保险等金融产品的法律保障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法律环境。二是加大对信贷业务、农业保险政策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农村信贷、保险等的投放力度，同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撬动作用，对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产生的损失适当补助，激发其支持乡村振兴的动力。三是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健全农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作用，加大推广普惠金融业务的考核力度，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考核办法，并及时打击农村金融非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 （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要求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这为完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指明了方向。 一是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区域合作机制。在试点区域成立金融支农合作联盟，集聚银行、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力量，分类建立金融服务对接及相关工作调度机制，推动区域金融支农资源集聚与服务创新。二是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创新投融资模式，提供更多中长期信贷资金，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三是推动商业险金融机构服务下沉。支持商业险金融机构设立乡村振兴服务部门和专营机构，发挥普惠金融作用，提供更多优质、普惠且具有特色的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四是提升合作性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推进农信社、农商行等公司治理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严格禁止非法关联交易，通过专项债券补充资本，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提升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水平 一是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建立健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整合农业、金融、科技等多方资源，更好赋能“三农”发展。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乡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进行升级改造，提升经营服务的数智化水平，为农村经营主体提供更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搭建统一的金融数据服务平台。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涉农信用信息归集和在金融领域的共享应用，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承包土地确权颁证数据和农业直接补贴等数据进行整合，打造农业农村金融数据服务平台，实现金融与农业农村数据互通共享，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促进形成农村金融完整生态。 （四）优化农业信贷担保机制 一是加大农信担保业务拓展力度。积极布局农村地区的信贷担保业务，争取做到全国县域业务覆盖率达到100%，使信贷担保机构与农村经营主体业务对接更加便利，提升农业信贷担保覆盖水平。二是完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分险、赋能”的政策效能，创新农业信贷担保方式，扩大担保支持范围和对象，稳步提升农村经营主体的信贷额度，不断降低信贷成本。加快构建政府、银行、保险、担保机构多方共同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项目对接合作，为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激活涉农业务发展潜力。 （五）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一是加强涉农金融产品开发。引入农业基金、融资租赁、绿色债券等特色金融工具，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涉农金融产品，有效扩大涉农金融的服务范围。二是优化乡村领域资产确权。探索优化农村产权确权颁证、抵押登记、流转交易、评估处置机制，建立完善农业农村融资模式新机制，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三是加大抵质押模式创新力度。扩大抵质押物范围，探索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大型农机具等抵质押贷款业务新模式落地发展，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促进“资源变资产”。 （六）增强农业风险保障能力 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稳定器”作用，构建科学性、普惠性及特色化的农业保险体系，不断提升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一是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针对农业的自然特征开发有针对性的农业保险品种，逐步扩大稻谷、玉米、小麦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探索实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鼓励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二是加大农业保险创新力度。探索研发生猪、奶牛等养殖收入保险产品，进一步丰富小农户特色农产品收入保险、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农机具综合保险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类。加快推动“保险+期货”试点，利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对冲市场风险。三是加强农业保险技术的应用。运用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提升承保、理赔环节的时效性、便捷性，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满意度、获得感。 河南省保险学会“专家智库”专家、河南汇融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主任 娄永飞 | 产业追踪 内容提要：现代化大农业是农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也是今后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和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建设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以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根基，以产业融合、绿色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为动力，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根本落脚点。 现代化大农业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随后在江西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当前，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亟须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来补齐“四化”短板。因此，如何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新形势下明确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路径是关键。 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以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根基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农业现代化之路，这就要求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把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作为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需变化趋势，今后需要从“提产能、补短板、多元化、优机制”四大方向，努力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 （一）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提升粮食产能。一方面，要抓好耕地，在强化耕地保护硬措施的基础上，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采用增发国债、强化政策性信贷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措施，大幅提高亩均投资补助标准，优先支持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和管护，同时集成创新“改土”、良种、良法等系统化措施，稳步推进盐碱地等后备耕地资源综合改造利用，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耕地保护好了，还要坚持良田粮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另一方面，要抓好单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优异种质资源创制与应用，实施现代育种技术“卡脖子”环节联合攻关工程，加快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产优质粮食新品种，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二）开展大豆油料保供能力提升行动 针对我国大豆油料自给率偏低的问题，需要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稳步扩大粮豆轮作规模，有序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鼓励社会资本改良后备耕地资源种植大豆，稳步推进生物育种大豆产业化种植。研发推广间作、套种、山地小型大豆油料农机装备，提高大豆油料种植机械化率。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持续扩大油菜种植面积，支持木本油料发展。 （三）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无论是基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从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需要出发，都有必要突破传统上狭义的农业范畴，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设施农业、生物资源要食物，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最终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四）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202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这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为此，可以借鉴脱贫攻坚时期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根据粮食购销关系，明确各个主销区对口补偿的主产区，由双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队互访调研、协商决策，共同推动资金投入、补偿方式、协议落实，引导主销区企业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加工园区、营销网络等建设，推动主销区粮食生产、加工及物流先进技术到主产区转移转化，将主销区对主产区的横向补偿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推动有限的供需合作向有指标约束的供应链合作转型。 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以产业融合、绿色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支撑 现代化大农业不仅意味着农业的产业范围要从狭义的种植业扩大到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生产对象的第一产业，更要顺应世界农业发展潮流和农业现代化要求，积极延伸农业产业链，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构建优质、高效、绿色的农业生产体系，并依托农业原料资源进行加工、流通、多功能开发和新业态发展，最终形成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一）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成效突出，但产业布局有待优化，加工技术还有较大改进空间，产品附加值仍然偏低。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突出强调了就地就近转化增值，这就要求既要通过贴息、技改投入、竞争性奖补等方式，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专用原料基地建设、新产品研发、装备升级和市场开拓，也要加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力度，在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全面补齐粮食产地烘干设施短板，在生鲜农产品产地大规模建设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与入市品级。同时，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鼓励在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 （二）创新发展现代农产品流通业 针对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的弊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申了“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未来要加快完善跨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公益性农产品零售市场和田头市场为基础的全国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顺应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需要，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加快储藏、运输、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借助数字技术发展的机遇期，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积极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订单直销、连锁配送、社区直营、定制生产等新业态，完善县、乡（镇）、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创新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三）培育发展休闲农业等新业态 休闲农业是典型的富民产业，也是最具市场前景的农村新业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当前全国各地立足农业自然生态和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在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探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需要坚持全域开发、片区整合、串点成线，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打造一批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一批休闲旅游观光农业园区和休闲农业专业村。推进文化、科技等创意元素融入休闲农业开发，注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特色农事节庆、民俗表演等乡村文化活动，通过政府购买、亲情感召、公益助农等方式，引导农业科技和农业文旅策划设计团队下乡，推动农田景观、科技农业、创意民俗等休闲农业发展。 （四）稳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北增南减”与水资源“北少南丰”的错配矛盾，需要加强对北方粮食主产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与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扎实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推动水资源丰裕的南方丘陵山地耕地宜机化改造和质量提升，加快推进长江中上游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同时，顺应农业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整县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为此，需要集成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强化农业废弃物收储运体系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此外，为了遏制耕地退化和污染问题，还需要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增施有机肥，加大对东北等粮食主产区黑土地的保护力度，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排查整治。 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为发展动力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和“强化农村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根本动力。因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孕育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同时，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还需要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把握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优化农业生产关系，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激发农民和各类主体参与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积极性，提升农业农村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一）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体系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离不开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新时代新形势下，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造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支持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联盟等科创平台建设，着力突破一批现代农业重大理论、工具和方法，长期稳定支持农业全产业链技术攻关和集成示范，加快研发与创新一批关键核心农业技术及产品。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格局，推动涉农科技领军企业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原则，组建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针对我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滞后的现状，还需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通过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科技小院、产业研究院等，推动农业科研院校力量下沉，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统筹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示范引领等措施，支持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力量承担可量化、易监管的农技服务，培育壮大一批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科技服务公司。 （二）探索发展农民组织化生产经营模式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需要依托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针对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间存在的矛盾，提升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服务带动小农户的能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同时，充分利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投票、市场运作、公平分配机制，鼓励引入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粮油加工设备和销售终端门店建设的补贴和中长期低息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性粮食代储等。 （三）深化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土地是财富之母，也是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对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保障大部分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稳定，也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为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奠定基础。此外，还需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落实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强化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中的建设用地保障。 现代化大农业需要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根本落脚点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必须要回答好“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必须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引导社会资本与农户之间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公共财政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 （一）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在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投资规模很大，产出效益较好，但是农民参与程度不高、获益有限，严重挫伤了农民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热情和主动性。为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这就需要鼓励村集体和农户以土地、林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形成农户（村集体）与企业产业链优势互补、产业增值收益共享的格局。同时，需要在政策端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激励机制，探索按照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生产托管、订单收购、收益分红等不同成效，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应的财政奖补、项目补助等支持。 （二）完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是稳定粮食生产的关键。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化种粮农民支持政策。为有效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冲击，明确提出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为确保粮农“受灾不受损、价低不减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努力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此外，还可以探索实施种粮农民退休计划，建立种粮农民职业年金制度，有效提高种粮农民养老金水平，形成种粮长效激励。 （三）创新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针对当前涉农补贴项目繁多、细碎和边际成效下降的问题，探索开展涉农惠农补贴整合，统一直接补贴、价格支持、保险补贴等政策目标，提高政策合力和协调性，推动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油料和早稻种植补贴等特定品种的产出导向补贴，逐步向农业收入支持政策转变。积极参与农业国际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弱化紧急情况下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一次性投入品补贴、临时托市收储的“黄箱”属性，扩大发展中国家推出农业支持政策的空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张义博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国家安全领域不断拓展延伸。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链条长、产品覆盖面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我国石化产业生产力布局的研究，有利于提高石化行业对资源、环境、能源等要素的利用效率，为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民生保障提供重要支撑。 本文将从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环境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五个方面，对全行业生产力布局进行深入探究。 国内外石化产业现状概况 当前，国际石化产业发展有以下特点：一是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竞争进一步加剧。领先的跨国化学公司凭借资金、技术、品牌等优势，通过新建大型装置实现全球生产布局抢占全球市场先机。二是全球石化市场具有继续增长的潜力。石化行业为其他各行各业提供原料，而人口、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挑战都有可能成为石化行业的增长动力。三是原料多元化、发展新能源成为战略重点。在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下，国际能源市场变得格外复杂。世界各国纷纷根据国情制定和调整能源战略，大力发展原料供应多元化替代。 国内方面，我国目前建设有七大沿海石化产业基地：大连长兴岛（西中岛）、河北曹妃甸、江苏连云港、上海漕泾、浙江宁波、福建古雷、广东惠州。2022年七大沿海石化基地的炼油产能总计1.39亿吨/年，乙烯产能总计1440万吨/年，PX产能总计2190万吨/年。这表明七大沿海石化产业基地充分发挥政策、区位优势，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优化产业结构，集群化效果正在显现。 我国石化产业有以下发展趋势，一是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空间上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主导，沿江、西北及东北各具特色产业集群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石化园区集群化发展，全国重点化工园区或以石油和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共有643家。三是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千万吨级炼油装置国产化率已超过95%、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国产化率已超过80%。四是深度炼化一体化水平提高，按照炼化一体化、装置大型化的要求，炼化一体化率约为18%。五是原料向轻质化发展，采用以轻质原油为原料的直接制化学品新技术以及丙烷脱氢制丙烯和乙烷裂解制乙烯技术蓬勃发展。六是数字化水平提高，数字技术将全方位渗透全过程、全环节，实现能源流、信息流、价值流的“三流合一”。七是绿色发展能力明显提升，重点产品单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 石化产业布局面临安全挑战 影响我国石化产业布局的安全因素可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是资源安全。当前，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仍处高位。2022年，国内进口原油5.0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1.2%，依赖程度较高，受采购渠道中断与运输路线受阻的风险较大。尽管我国已经建成一些石油储备基地，但石油储备能力与我国目前石油净进口量尚不匹配。因此，在面对油价高位运行时，稳定国内石油价格的能力有待提高。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一方面，我国中低端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产品产能明显不足，制造业所需高端聚烯烃长期依靠进口。另一方面，石化产业链相关成果转化应用难。产学研用协同研发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健全，影响石化产业链完整性。石化新材料产业“无材可用”“有材不好用”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我国由石化产业大国迈向强国任务艰巨。 三是环境安全。石化产业能耗强度较大、碳排放强度较高。2022年石化产业能源消耗量13.17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4.35%。2020年我国石化行业碳排放（不含下网电量间接排放）约9.6亿吨，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7%，位于工业领域第四位。 环保方面来看，石化产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复杂、产业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现有化工环保技术缺乏原创性核心技术和成套设备，部分园区缺乏污染物一体化治理规划和综合整治措施，导致污染物治理效果差。 安全方面来看，我国石化产业安全形势严峻。石化产品大多数情况具备易燃易爆的危险和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性质。一旦操作不当，会引起火灾、爆炸等大量重大事故和有毒气体、物质的泄漏和污染等各种危险事件。 四是科技安全。我国高端化工新材料存在“卡脖子”问题，短板技术依然突出。尽管当前行业已在乙烯、丙烯、对二甲苯等化工基础材料实现大规模生产，但是高端聚烯烃、碳纤维等高端新材料由于缺乏核心原创技术，仍面临严峻挑战。此外，科技成果保护能力有待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等问题也深刻影响着行业科技安全。 五是金融安全分析。当前，全球能源类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定价机制仍被欧美国家掌握。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和定价机制缺乏话语权。除外界因素外，我国企业亦缺乏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经验和风险意识，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机构大宗商品业务程度有限、角色单一。 提升石化产业生产力具体举措 针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发展矛盾，本文将在以下部分重点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政策建议。 首先，在资源安全方面，应坚持“拓展海外、多元供给”方针。强化国际供应链合作，融入全球贸易网络。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石化领域的高质量合作，建立从供应国到消费国的完整供应链保障体系。加强与战略性石油丰富区域合作，构建多功能、强协同的信息贸易网络。深化与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化工理事会、化工协会的交流与合作，跟踪境外重大原油项目动态，做好风险预判。拓宽石化原料供给通道，推进陆海原油进口通道建设，加快谋划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惠项目，建立与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的战略联盟。 增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加强石油储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化石油储备模式，进一步完善石油储备机制和保障机制。 提升原油供应链保障能力。鼓励石化企业通过投资海外油田、参与海外油气开发等方式夯实海外原油供应。搭建全国性的原油供应链管理平台，对原油境外输入和境内流通进行有效监管，适度调整原油资源配置。推进石油物流运输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驱动石化物流企业作业数字化和运营高效化。充分利用信息通信5G技术，构建与石化物流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服务生态。推动各省份制定石油供应中断应急预案，保障经济社会有效运转。 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应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创新。遵循市场导向促进产业链相关技术产品研发。将化工新材料研发与应用需求紧密结合，围绕国家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节能环保、医疗健康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需求，开发适应轻量化、高强度、耐高温、稳定、减震、密封等方面要求的化工新材料。 推动延链补链强链行动。发挥石化龙头企业优势，结合企业产品结构和市场需求，大力实施延链补链强链行动，将基础化工品转化为高端化工及新材料产品，打通从石油到精细化工的黄金产业链，促进石化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促进产业优化整合升级。通过资产重组、并购等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整合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创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发展协同，促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快产业提能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化工新材料供应保障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 部际协调解决关键问题。例如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通过部际协调，并会商中国石化联合会、科研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等，重点开展石化新材料技术攻关。 在环境安全方面，应提高节能降碳技术水平。推广重劣质渣油低碳深加工、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原油直接裂解制乙烯等工艺技术。提高大型加氢裂化反应器、气化炉、乙烯裂解炉、压缩机、高效换热器等设备设计制造能力。重点研发高效催化剂、助剂制备工艺。鼓励采用热泵、热夹点、热联合等技术，加强工艺余热、余压回收，实现能量梯级利用。 加强节能减碳要素支撑。探索基于碳足迹制修订含碳化工产品碳排放核算以及低碳产品评价等标准，建立石化企业能耗和碳排放监测与评价体系，稳步推进企业能耗和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和评价工作。拟制高碳产品目录，稳妥调控部分高碳产品出口。组织实施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加强对企业能效水平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建立健全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 提升污染综合治理能力。重点推进含盐、含酸、高氨氮、难降解、含重金属等高难度废水的深度治理。引导企业积极采用焚烧、氧化、高温裂解等先进技术对废母液、精馏残渣等危险废物进行妥善处置。研发和推广乙烯裂解气碱洗脱硫替代工艺、不含锑的催化裂化（FCC）钝化剂使用工艺、污泥干化工艺等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工业危险废物危害性的生产工艺技术。 推动产业协同绿色发展。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政策，滚动开展绿色工艺、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园区认定，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制造体系。优化化工园区规划布局，构建企业首尾相连、互为供需和生产装置互联互通的产业链，共建共享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制定完善化工企业入园鼓励政策，推动产业链耦合发展。 推广先进安全技术管理。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以及国家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有关规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OHSMS、HSE体系，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鼓励企业采用微反应、气体泄漏在线微量快速检测等先进适用技术，消除危险源或降低危险源等级，推进高危工艺安全化改造和替代。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科学技术手段，联通各地区各部门监管系统，提升石化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政策落实的监管执法能效，提高石化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水平。 科技安全方面，应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通过在专项中布局化工新材料相关的项目，推动技术创新攻关，设立重点研发计划“化工新材料”专项，以及工信部“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加快研发绿色合成、新型催化等核心技术，重点突破智能仿生材料、新型储能材料等前沿技术，加快开发基础化工产品短流程制备工艺。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要素。制定和完善石化产业生产科技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明确石化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权利义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成果，防止知识产权流失和侵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鼓励企业申请国内外专利，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加强科技成果保护意识，从电视、网络等多个渠道防范科技成果泄露。加强对石化企业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保障石化企业依法合规地开展生产科技安全活动。 与此同时，还应重点加强科技人才引进，加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企业中生产科技安全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在金融安全方面，应从国家层面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以国际贸易合作为切入点提升定价权。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方式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加快人民币的结算与计价，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同时，我国应加强期货市场的能力建设，鼓励实体企业使用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鼓励商业银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实体企业四方联手合作扩充中国大宗商品的场外市场。 最后，还应建立离岸贸易信息平台。充分发挥自贸区体制机制优势，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宗商品离岸贸易市场，通过大宗商品在岸与离岸贸易联动发展、期货与现货配套交易提升大宗商品话语权和定价权，深入参与全球供应链、生产链和价值链管理。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石化轻纺业务部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化工工程师 齐景丽；马淑杰 梅楠轩等 摘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社会就业，而且为其他各行业发展提供了驱动力。但是，在新形势下，国内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弊端，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然后指出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其中的问题，最后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以供参考。 关键词：新形势，房地产行业，现状，前景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房地产经济在推动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制度。但是，经历了如火如荼地发展之后，就目前市场行情看，国内房地产行业整体发展情况仍不容乐观，分析其发展现状、研究其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成为各大房企、购房者、卖房者及经济领域人员共同关注的话题，否则，不仅会影响行业发展，也会制约国民经济前进，导致居民的生活品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 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巨大，其中不仅包括积极影响，也包括消极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1 积极影响 第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阶段，我国社会正位于产业转型的重要时期，房地产行业不仅给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国内经济结构。 第二，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相对较长，与多个行业相关，如房地产开发、建筑咨询、房屋建筑、装饰装修、建材生产、房屋销售服务等多个行业，其发展能带动其他行业发展，进而为社会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缓解当前的就业问题。 第三，有利于拉动消费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使得传统消费业发展速度更快，并为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且我国人口数量较大，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住房问题亟需解决，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保障更多人实际需求得到满足，使人们的生活、工作等更加便捷。 1.2 消极影响 第一，泡沫经济。房地产经济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监督管理，若监管不到位，很可能会出现虚假繁荣的现象。如果情况严重，还会导致经济秩序受到影响，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且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大部分地区房价快速上升，导致房地产投资过热，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加剧，引发了房地产泡沫，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第二，引发金融风险。房地产行业各个项目规模大且资金需求量大，大部分企业会选择对外融资、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滚动可开发，若融资、贷款环节出现问题，便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困境，并引发金融风险[1]，从而使房地产整个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众所周知，大约近十年以来，我国房地产经历了长期的非理性发展阶段，从2009年开始，国内房地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开始逐年上涨，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却不断下滑，2007年达到了47.6%，而在2017年则减少到40.7%，也就是说，房地产行业的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久而久之，实体经济增长难免会缺少驱动力，还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进而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也将面临严重阻碍。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多年过热，且实体部门利润率逐年减少，房地产市场受到了金融机构的青睐，金融机构为其投入大量资金，却导致实体部门资金不足，最终造成金融资源的“脱实向虚”，实体企业融资问题进一步加剧。在银行信贷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房地产贷款在银行信贷中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在2005年，只有14%，2018就已经上升到了28%，而同一时期的实体经济融资规模却在持续下降，2015年是5.71%，2018年下降到4.01%，2019年直接下滑为2.01%，这充分证明了社会融资投向转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缺少资金保障，该情形会制约产业升级转型，也会阻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扭转“脱实向虚”的局面迫在眉睫。 以恒大地产集团为例，据最新消息，2022年净亏损人民币达到527.20亿元总负债和总资产分别为18338.19亿元和14685.57亿元，目前已经呈资不抵债的局面。虽然恒大地产表示将会集中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和保交楼工作，但是，2023年在美申请破产保护，8月16日，恒大地产在上交所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据了解，恒大地产此次被查并非个例，2023年1-7月因信披违规被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高达67家，这足以可见行业局势之动荡以及泡沫之大。 2.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现状 截至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但是，从2019年开始，受疫情冲击和市场投资影响，整个市场陷入冰点状态。随后，政府提出一系列调控政策。例如“保交楼”、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集中工地”、降利率等，未来行业好转是必然趋势，也将会走向高质量、改善型且平稳化发展。但是当下房地产行业依然压力巨大，各种风险肉眼可见，具体表现如下： 2.1 房地产行业金融体系有待优化 过去十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发展成效比较显著。但是，房地产行业金融体系仍不健全，给行业发展带来了阻碍。以房地产行业融资为例，大多数企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依赖较强，而该方式资金比重低、信贷比较高，存在严重的融资失调问题，不利于保证银行资产安全。如果情况特殊，房地产企业也很难实现融资目标，尤其是受过去三年疫情的冲击，许多区域的土地交易难以正常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比较严重，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问题，甚至出现了信用风险。由此可见，完善房地产行业金融体系迫在眉睫。 2.2 缺少明确的经济管理目标 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弊端，其中经济管理目标不明确是表现之一。房地产项目复杂、周期较长、变现难度较大，一些开发商以眼前利益为主，没有做到高瞻远瞩，甚至存在卷款潜逃的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稳定。此外，现有的许多政策没有紧随市场变化而调整，尤其是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导致企业难以制定长远目标，部分管理措施不够合理，无法实现健康持久地发展。一些区域虽然积极建设保障性住房，但是却存在价格虚高的问题，且申请条件复杂，限制性要求较多，无法发挥保障性住房的作用[2]。 2.3 忽视了资源合理应用及绿色环保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房地产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主，希望获得更多利润，在开发项目时往往忽略了环境保护，经过长期开发，城市绿地面积越来越少，环境破坏严重，企业发展举步维艰。虽然我国资源丰富，但是经不起房地产行业长期使用粗放型经济模式，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各种资源为代价，比如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有限资源的最大价值得不到发挥，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引起环境污染。 2.4 市场实际需求远远大于供应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需求变化多端，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供求不均衡的现象越发明显。前期因为各大房企大规模开发建设，造成供给量大幅增加，且房价不断走高，投资者深知行业投资风险之大，房地产销售去化率开始下降，这对于行业发展而言是巨大的隐患。2015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去库存”确立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五大重要任务之一，2016年以来，随着去库存在各大城市逐步落实，区域分化趋势也更加突出。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效果不理想，整体库存压力非常大。且三、四线城市本身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近几年疫情冲击又比较严重，人口量未达到预期的增长，因此，房地产市场走势较差，消费者购买力不断下降，库存量大幅增加，去库存压力过大。对一线城市来说，改善型和大户型需求量增加，同样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 3.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建议 3.1 完善调控政策，合理规划房地产开发用地 一方面，完善调控政策。国家政府部门必须加强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对现有的土地资源实行理性规划，在该过程中，应具备大局意识，同时从全局着手，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尽可能保证规划完整且成熟，也确保房地产行业用地规划科学可行，为企业开发房产提供参考。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应提前对市场展开调查，全面了解市场供求状况，避免出现盲目搞建设的情形，也防止供求失衡，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3]。 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因此，在新形势下，要想推进房地产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合理应用土地资源，尽可能提高其使用率。房地产企业在开发项目前应从居住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将绿色建筑理念、装配式建筑、智能建筑等理念贯穿房地产建设全寿命周期。从施工过程角度来看，应紧跟时代步伐，坚持可持续理念，提高产业现代化模式、增强施工人员素质、加强监管等维度加强施工过程监督及管理，在利用资源时应关注绿色环保建设，避免因为房地产开发而影响周围环境。 3.2 优化金融调控体系，使房地产资金结构多元化 房地产市场经济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系，且当前的金融体系不够健全，影响行业发展。对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例如，深入调查和分析房地产金融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对行业贷款结构做出优化，同时参考消费贷款额度，进行针对性地设置，尽可能地促使房地产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得到化解。现阶段，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在贷款环节需深入调查居民的情况，比如信用状况、还款能力等等，并逐渐发展房地产二级市场，使得房地产结构更加健全，将房地产市场和现代社会资本市场融为一体，同时融合房地产经济和房地产金融，也促使企业解决资金问题，避免资金链断裂[4]。 3.3 注重环境保护，坚持生态经济理念 目前，全球各国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加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国家都开始强调环境保护。房地产行业发展也需要注重生态环保，避免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地牺牲和浪费。尤其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必须以保护环境为首位，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条件，若自然环境保护不到位，不仅房地产企业无法持续生存，整个人类都会遭受重大影响。因此，房地产企业应坚持生态、绿色、环保的理念，在房地产开发和建设环节融入生态建设思维，努力打造绿色建筑以及智慧型建筑，为客户创建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同时也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4 企业应响应国家号召，落实集中供地政策 为了保障房地产行业实现平稳发展，国家提出了集中供地政策。在新的行业大环境下，房地产企业需从多个维度出发，将新政策执行到位。 第一，从财务维度分析。首先，应预判并调整资金计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以资金筹措、年度预算、成本支出等为切入点，预测并调整经营性现金流，优先向土地集中出让的三个月进行资金倾斜；其次，需提前启动融资。其一，提前申请融资，并拿到资金，错峰融资还款，防止出现在拿地大规模融资还款的情形；其二，错峰支付工程款。一般情况下，就在建项目而言，需提前和施工方协商，建立合理的资金计划，防止材料供应不及时，也避免农民工讨薪。在签订合同环节，必须将相关事项明确标记在合同之中，并和总分包单位特别说明，避免双方出现经营风险。最后，统一管理资金池。随着土地出让的集中，统筹各公司资金极其又必要，由总部应实行统一管理和分配。 第二，从投资角度分析。首先，应深耕已进入城市，随着集中供地政策的实施，房地产企业深耕已多次开发的城市是大势所趋。因此，应深入分析城市板块，研究已进入和拟进入的城市板块，了解其特征和发展趋势等；还应分析竞争对手，突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此外，应增加合作拿地，集中拍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会使得竞争房企数量降低，企业的竞争对手便减少，通过和竞争对手建立合作关系，有利于共同规避或转移风险。其次，多业态投资。比如增加跨周期项目比重，可以有效对冲周期性项目带来的风险；或提高收并购项目占比，把握市场机遇，注重优质项目，降低风险发生率，或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类项目，突出竞争优势。最后，深入分析行业周期。房地产行业投资周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政策的变化，周期也会发生改变，尤其是重点城市，土地出让“两集中”会使投资周期更加稳定，因此，分析行业周期很有必要，选择在适当的周期拿地，避免激烈的竞争，以较低的成本拿地，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从业务维度分析。企业首先应推动产品标准化发展，产品标准化可以保证设计以及报批报建效率，确保企业拿到先发优势。同时，还应促进产品创新升级，追求高质量的产品，突出其品质，并精准对接客户，走差异化竞争战略。从运营和销售的角度来看，集中供地使得项目运营和销售规律性更明显，在同一个区域如果存在竞品项目，在运营计划过程中，其一应高度关注竞品的影响，尽量在竞品项目前开盘。如果大量项目集中开盘，企业需频繁应用外部渠道，容易造成渠道费用增加，对于该情形，企业应培养专业性营销队伍，改变过于依赖渠道商的局面，增强自身竞争力。 4.房地产行业经济的发展前景 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根据当前的现状预测，未来房地产行业经济整体发展前景较好，当然，在未来必然会面临更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需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第一，房地产行业市场规模将逐渐缩小。我国房地产市场规模目前在全球虽然排名首位，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较高，达到9.9%，共计17.961平方米，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阶段，且新生儿数量不断下降，未来人口减少是大势所趋，随着刚需量萎缩，将来行业整体规模难免会下降[5]。 第二，住房需求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房产购买者通常是刚需人员，在未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住房需求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放开“二胎”政策以及国家提倡“三胎”之后，未来家庭需求方面会有更多老人帮忙带孩子，随着家庭人口结构出现调整，改善住房量会增加，由此造成住房需求结构出现改变。 第三，新兴技术会给行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在后续开发建设环境应注重BIM技术的应用。该技术具有显著优势，比如提高设计质量、减少设计误差及各环节工作量、节约总成本、规避运营风险，提高产品安全性和质量等。房地产企业可以应用BIM技术建立建筑物3D模型，更直观地呈现建筑物的核心要素，比如尺寸、布局、结构等，还可以通过BIM技术呈现内部细节，便于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设计效率。此外，该技术可以支持多人协同设计，可以保证团队工作效率达标等。总之，未来新兴技术尤其是BIM技术将会在房地产行业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新形势下推进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现阶段，我国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房地产行业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缺少明确的经济管理目标、一些企业忽视了资源合理应用及绿色环保、市场实际需求远远大于供应量，对行业发展极为不利。本文就此展开探究，并提出了对应的策略，希望不久的将来房地产行业能步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吴维欣.新形势下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及思考[J].财会学习，2021（35）：143-145. [2]李亨.新形势下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探析[J].住宅与房地产，2021（07）：5-6. [3]张云.新形势下房地产经济持续发展的策略探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1（02）：59-60. [4]毕桂玲.新形势下关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与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0（01）：113-114. [5]梁丛.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J].住宅与房地产，2019（28）：3. 作者简介：李倩倩（1985.6-），女，汉，北京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房地产成本。 北京市安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李倩倩 | 区域经济 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提要 以源头创新为引领、“科产创”深度融合，在产业需求前沿催生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运用，实现科学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学，推动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从“设计图”变为“施工图”。 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打造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部署，也是大湾区科技创新成长之路从高技术制造走向源头创新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大湾区经历高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形成了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具备参与全球创新的产业基础和要素资源。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加快打造大湾区科学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科研经济增长极，推进深圳高标准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探索新型科研经济发展路径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为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承担着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使命。它在突破重大科学难题和攻克前沿科技瓶颈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自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获批以来，深圳通过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了光明科学城、鹏城实验室、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等重大平台建设。目前，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大设施、材料基因组、超算二期、鹏城云脑Ⅲ等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初具雏形。但由于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总体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探索新型科研经济发展的深圳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前沿科技。基础研究方面有新突破。 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强化核心企业参与、发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以及大湾区协同创新优势 创新并不独立于经济之外，而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联合推动的经济过程。作为创新驱动的关键内容，科研经济是围绕科技研发资源进行的价值创造和分配的经济活动，是科研与产业强互动强相关的经济形态，覆盖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前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走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边界也日趋融合。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高度重视新型科研经济面向科学前沿、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应用研究为支撑的三大特征，发挥制造业产业集群、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前景广阔等优势，加快发展新型科研经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走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高地的独特路径。 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机制上要抓住科研－经济、科学－产业的政策着力点，构建“硬平台、软制度”的保障体系，即国家大院大所、深圳研发型企业、香港创新资源等深入参与科学中心建设，畅通科学中心到经济发展的通道和路径，形成破解科研和经济“两张皮”的解决方案。 在政策研究上紧抓区域性创新高地的产业－金融－科技融合基础，探索基础研究面向产业、金融科技服务创新的路径。结合深圳已经形成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科技创新金融中心的基础，一是加速聚集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和研发总部，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联合体，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创新网络；二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与支持科技的优势，从搭建科技信贷创新合作平台与跨境金融平台，完善风投创投体系入手，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支撑基础研究、激励源头创新，深度延伸到技术创新链前端。 制约新型科研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链前端核心企业参与度不够。核心企业是一个产业创新能力最强的资源整合者，但当前多数产业链的核心企业仍处于在引进技术基础上模仿或衍生技术创新阶段。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弱化了核心企业参与源头创新的动力，在创新链前端所需重点领域和“卡脖子”问题上难以形成企业、院所协同创新、联合攻关的深度合作；同时，前沿技术的产业化易受下游应用场景制约，前期投资大、中间环节多、转化周期长等影响核心企业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和概念研发阶段的积极性。推动技术突破的一个关键是强化核心企业参与，集中要素资源壮大核心企业，支持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性研究，实现核心企业科技创新上从“0”到“1”的突破，使其真正成为行业技术龙头。 加快打造科学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科研经济增长极 以源头创新为引领、“科产创”深度融合，在产业需求前沿催生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运用，实现科学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学，推动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从“设计图”变为“施工图”。 一是激励新型科研企业提高创新链前端参与度，围绕“转化前”提升新质生产力。围绕转化链条培育发展概念验证中心，进一步优化中试验证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发展环境。支持大院大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探索实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资本组成的多元运营机制，为实验阶段的科技成果提供技术概念验证、商业化开发等服务。针对新型科技企业前期投资大、中间环节多、转化周期长等特点，健全新型科技产学研用组织机制，加速引进知名中试验证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助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出台“转化前”专项扶持政策。针对中试验证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前期投入大、转化周期长，应改变仅重视“转化后”补贴而忽视“转化前”的问题，在租金补贴、平台建设、固定资产投入等方面，出台“转化前”专项扶持政策，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试验证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二是强化企业参与，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推动成果加速转化的全程服务机制。推广以企业研发投入额为基础进行补贴的产业政策，激发企业敢于投入资源进入创新前沿领域，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联盟，共建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创新体内部由协议各方认可的章程和制度来约束各参与方的行为。支持创新联合体激发“研发-应用-反馈-再研发”内生动力，推动在相同或相近领域以及重点“卡脖子”问题的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鼓励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空间聚合与深度融合，打造从基础科学研究到推动成果加速转化的全程服务机制。鼓励在一定的区域空间范围内实现研发、量产的制造集群与空间聚合，就近研发、就近量产。从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着手，补足创新链、产业链上较为薄弱的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培育完善科技评价、概念验证、转化标准等专业科技服务。 三是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助推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金融中心。聚焦“新金融服务新科技”，充分发挥大湾区“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创新中心”协作融合优势，着眼现代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助推大湾区创建国际创新金融中心。推进科技金融结合模式及其产品创新，高标准推进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建设，打造境内外金融机构品牌集聚区，完善大湾区创新产业链融资体系。拓宽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鼓励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组合的未来收益权为底层资产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促进高价值专利组合融资；强化科技型企业间接融资支持，鼓励商业银行发展投贷联动以及“知保贷”“知担贷”“质押款”等贷款业务；鼓励保险机构发展专利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等业务，开发针对科技型企业以及高校院所的技术研发、小试中试等环节的保险产品。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为SZ2021B010）阶段性成果】 深圳大学教授、博导，深圳市应用经济研究会会长 钟若愚；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副研究员 刘岳磊 摘要：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承担着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的战略任务，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载体。自北京设立自贸试验区以来，京津冀三地政府积极推动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合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归纳了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实践，指出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按照增长极理论和协同学理论进行互动。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的合作、分享和激励机制与产业、要素、设施、制度的联动模式。提出三地自贸试验区要基于自身优势推动协同联动，完善三地的联动机制，共建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加快三地自贸试验区产业的协同联动。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京津冀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河北省自贸区联动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D202020）。 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呈现“沿海+内陆+沿边”的布局。自贸试验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迈向发展更高阶段的试验田，随着其建设的不断推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不断聚集，成为新一轮的创新高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政府积极推动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自贸区的研究主要集中自贸区与区域经济的联系上，且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分析。Venables（2003）认为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通[1]。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既带动了自贸试验区本身的建设发展，同时也扩大了自贸试验区对所在区域以及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苏振东，尚瑜（2016）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天津“出海口效应”可以促进河北、北京出口企业出口额的提升，提出可以将天津自贸试验区打造为三地企业对外出口的重要渠道[2]。刘秉镰，边杨（2019）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天津自贸区的设立加快了京津冀边界效应的下降，同时提高了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开放水平[3]。韩剑（2019）指出，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应避免极化效应，更大发挥扩散效应，推动区域的一体化协调发展[4]。林克涛，叶颉（2020）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过程实质是自由贸易港的扩散效用与极化作用协调发展的过程[5]。傅钟中等人（2021）指出自贸试验区与经济腹地的联动发展主要按照协作驱动和共生演化两种机理互动演化[6]。蔡春林等人（2022）指出推动广东自贸区与海南自贸港的有效协同发展需要畅通两大自贸区的基础设施连接和信息网络建设[7]。冯奎，王铁铮（2022）提出通过完善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产业协同机制、深化自贸试验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动等措施，构建京津冀自贸区联盟[8]。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外对自贸区的研究多集中在自贸区对区域经济的效应上。国内对自贸试验区联动的研究多集中在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同时，研究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的文献多从天津自贸试验区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开放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基于此背景，以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现状，分析联动发展的机理、机制和模式，完善关于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的研究。 二、京津冀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及联动现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京津冀三地的协同联动具有指导意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平台间的联动发展是进一步深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9]。自贸试验区作为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功能平台之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承担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战略任务。京津冀三地将服务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自贸试验区成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的重要载体，同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一共同使命也促进了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 （一）发展现状 北京自贸试验区虽然是三个自贸试验区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但凭借“头部经济”等优势，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也取得很大成效。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主要考虑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力争在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方面形成示范，致力于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和数字经济试验区。2021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达到1.6万亿元，实现全国领先，2022年达到1.73万亿元，同比增长4.4%。 天津自贸试验区是北部地区第一个获批的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租赁聚集地，产业集聚效应领跑全国。截至2021年6月底，自贸试验区内各类租赁企业达到4040家，租赁资产总额已超万亿元。此外，天津港作为京津冀、“三北”地区的海上门户，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建设了6个无水港，对京津冀的口岸辐射效应进一步扩大。 河北自贸试验区是全国唯一拥有跨省市片区的自贸试验区，致力于建设国际商贸物流枢纽。曹妃甸片区依附唐山港港口而建，廊坊区域依托大兴机场发展临空经济，正定片区的物流枢纽，雄安片区地处京津冀腹地、交通便捷，这些区位优势为自贸试验区的贸易与投资提供了便利。同时，河北自贸试验区积极承接转化京津的科技成果，2021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20亿元。 （二）联动发展现状 1.签署合作协议，为联动指明方向。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整合各自资源，签署合作协议，为自贸试验区各自的发展建设以及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指明方向。河北自贸试验区积极与天津自贸试验区实现联动，通过签署《津冀自贸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两地自贸试验区加强战略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方面，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在首次联席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产业对接、政务服务、制度创新等九大方面为三地自贸试验区的深度合作提供政策保障。根据协议，三地自贸试验区要从自身特色出发，在制度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积极开展交流合作，在推进先进制造业、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共同努力。 2.推进交通设施建设，为联动奠定基础。京津冀完善的交通设施，为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创造了条件。三地自贸试验区在地理区位方面，均具有优势。海上港口方面，津冀港口致力于构建环渤海内支线航运网络，同时两地的港口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合力打造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开辟更多国际航线等方面达成协议。轨道设施建设方面，以京津为核心枢纽，贯通河北各地市的全国性高速铁路网已基本建成，同时，在城际铁路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京雄津保“一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航空枢纽方面，北京大兴区域与河北廊坊共建的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启动建设。 3.落实联动机制，为联动提供保障。工作机制方面，继京津冀自贸试验区首届联席会议的召开，为响应联席会议机制，三地分别成立了协调工作小组，在省份或市级层面形成了“领导组+办公室+协调小组”的工作机制，负责推进三地合作发展各项措施的落地和实施。在三地的政务协同方面，共同打破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地域限制，形成了“同事同标”的政务处理机制，有效提升了三地自贸试验区政务互通的水平。此外，河北自贸试验区在与京津自贸试验区的协同联动发展中，探索建设了“载体、体制、规划、工作”的四大协同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提出，要增加信息沟通加强人员来往共享红利。自贸试验区推出的“分公司+FT账户模式”，给京冀企业在跨区域享受FT账户政策红利提供了参考，同时也实现了京冀两地企业在天津自贸试验区跨区域设立分公司的可能。 三、京津冀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分析 （一）联动发展机理 在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具体联动发展过程中，主要按照以下两种机理互动演化。 一是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首次由佩鲁提出，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地区传导扩散。赫希曼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上进行了发展，提出特殊经济区可以给其所在的经济体可以带来扩散效应。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凭借国家的政策支持，可以在自贸试验区内集聚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有利于自贸试验区在区域内打造增长极。增长极对区域发展的扩散效应有利于经济发展，交通作为增长极辐射最主要的媒介，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便捷交通畅通了三地间的要素流动，保障了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间扩散效应的发挥。此外，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机制的成立，有利于实现三地自贸试验区在各自区域内“增长中心”的发展向三地共同打造增长极的转变，实现三地间互利的扩散效应。 二是协同学理论。协同学由德国学者哈肯创立，用于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根据该理论，凡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均可划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间通过要素的相互作用达到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并且协同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在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系统中，三地的自贸试验区就是下属的三个子系统，三地自贸试验区间人才的流动、产业的对接、制度创新的复制推广等交流合作形式便是三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建设趋向更好，同时，为促进联动发展，三地自贸试验区探索建立不同的协同联动机制，即子系统间不同强度的相互作用，最终达到“1+1+1＞3”的整体协同效应。 （二）联动发展机制 1.合作机制。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合作机制是三地联动发展的保证。从统一的政策规范来看，明确的政策可以确保联动发展的有据可循。三地自贸试验区在联席会议上秉持优势互补、协同协作等原则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会议达成的四项战略合作组织机制，均确保了联动发展的顺利进行。从错位发展来看，自贸试验区联动基于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可以有效发挥联动的有效合力。河北自贸试验区利用广阔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禀赋承接转化北京自贸试验区的科技创新成果，将技术、产品不同层次的要素联动起来，实现联动发展的友好局面。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自贸试验区间要素的通畅流动。天津自贸试验区发挥港口优势，通过在京津冀地区建设发展无水港，实现自贸试验区要素的顺利运转。 2.分享机制。分享机制是协调发展理念中共享理念的体现。三地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成果共享方面，各自推出面向京津冀区域可复制推广的制度经验，其中，天津自贸试验区因成立时间早积累更了更多的发展经验，并在其建设方案中指出要向京冀两地自贸试验区分享优秀的发展经验以供参考。在学习借鉴京津自贸试验区优秀发展经验的前提下，河北自贸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建立与两地的协同联动机制，提高自身实力，最终提升联动发展的质量。 3.激励机制。在联动发展过程中，激励机制可以起到支持联动发展的作用。从具体内容来看，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制定人才、产业、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激励主体产生并维持联动发展的意愿。北京自贸试验区在建设条例中提出支持自贸试验区在京津冀区域开展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同时推动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并通过提供安置、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障人才的需求。 （三）联动发展模式 根据京津冀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及联动实践，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模式主要分为产业联动、要素联动、设施联动以及制度联动四种，见图1。 
1.产业联动。产业联动是自贸试验区联动的核心，自贸试验区基于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优势，战略调整产业结构，以一体化为目标，寻求合理的布局体系。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优势不同，但是三地谋求打造京津冀产业合作的平台，并且基于自身优势，在产业的联动合作模式方面探索建立了园区共建、总部一生产基地、整体搬迁等模式。 2.要素联动。自贸试验区依托不同的地理区位，拥有不同的要素资源。该维度的联动是联动主体决定能否继续联动的重要试验，同时也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手段，各自贸试验区在建设中，基于自贸试验区内已有的资源要素，借助其他两个自贸试验区优于自身的资源要素，实现区域内要素的流动与共享，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3.设施联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是自贸试验区联动的基础。交通设施联动的实现，依靠自贸试验区在整体范围内统筹规划和整合交通设施建设。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凭借京津冀多维立体交通体系的优势，畅通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推进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4.制度联动。制度联动是自贸试验区联动的保障。制度联动的实现，依托各自贸试验区属地政府统筹全局，建立面向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区域的共同服务与治理机构，最终形成一系列促进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优势互补、联合发展的机制体系。 四、促进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的措施 （一）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协同联动 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在推动联动发展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的协同联动。北京自贸试验区凭借属地经济的高水平发展，自贸试验区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科技创新协同方面，北京自贸试验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帮扶津冀两地自贸试验区，加快科技成果、研发技术向两地的转化和转移。天津自贸试验区设立批次早，基础设施、保障机制相对完善，在三地的联动发展中，可以分享其成功的经验供京冀自贸试验区参考。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加强融资租赁特色产业与三地区域内实体经济的融合，此外，紧抓天津港口发展的政策优势，打造国际物流贸易区，推动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现。河北自贸试验区利用地理面积广阔和自然资源要素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两地产业的转移，同时，吸引京津的高新技术及成果。此外，自贸试验区要抓住片区跨省市的优势，积极促进大兴机场廊坊区域和北京区域的共建共管共享。 （二）完善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的机制 工作机制方面，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在积极应落实三地联席会议机制的前提下，可以学习借鉴长三角自贸区的联盟机制，设立面向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扩大三地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同事同标”的范围。利益共享机制方面，区域利益是区域经济行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创建三地自贸试验区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基础设施共建的利益协调机制、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协调机制、创新成果的共享机制等，通过联合设立联动协同创新的专项资金，为产业转移、高新技术的研发提供保障。 （三）建立信息共享管理平台 北京自贸试验区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提升自贸试验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三地自贸试验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领头作用，运用人工智能、5G等技术手段共建跨区域的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实现三地间人才、资源和信息的流动与共享，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联动障碍。同时，制定信息共享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三地自贸试验区共享信息的行为，保障信息的公开、透明。 （四）加快三地自贸试验区产业的协同联动 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明确特色产业，实现产业优势互补，避免高端产业同质化竞争。考虑到属地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自贸试验区本身落后的基础条件，河北自贸试验区要及时补齐科技和产业协作配套服务的短板，与京津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基于自贸试验区的特色，实现以北京自贸试验区创新资源密集的优势，科技带动津冀自贸试验区的制造业，构建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制造业创新共同体，实现产业链的协同联动。同时，利用港口、机场等完善的交通设施网络，带动三地自贸试验区在生产销售、物流配送等环节的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VENABLES A J.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J]. Economic Journal, 2010（490）: 747-761. [2]苏振东，尚瑜.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天津“出海口”效应研究——兼论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16（10）：108-118. [3]刘秉镰，边杨.自贸区设立与区域协同开放——以京津冀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1）：90-101. [4]韩剑.区域一体化与自贸区联动发展[J].群众，2019（20）：22-24. [5]林克涛，叶颉.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与现实路径[J].亚太经济，2020（6）：108-114. [6]傅钟中，孙琪，闫晗，等.自贸试验区与经济腹地联动发展：演进路径、联动机理和政策建议——以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宁波、金义片区为例分析[J].国际贸易，2021（12）：43-49. [7]蔡春林，张霜，曹心悦.广东自贸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发展的问题与路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1）：53-62. [8]冯奎，王铁铮.自贸区联盟：制度型开放新机遇[J].前线，2022（3）：53-56. [9]孙久文，张皓，王邹.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功能平台的联动发展研究[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2，（5）：41-48. 作者简介：史宝娟（1970-），女，汉族，河北唐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许露（1998-），女，汉族，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华北理工大学教授 史宝娟；华北理工大学 许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主动应变、积极求变之举，是新发展格局下东北振兴的关键性战略举措。当前，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基础、有比较优势，用好用足这些有利因素，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对于助推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认识、全面理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在精准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特征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突破创新。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驱动，将科技创新视为第一动力，在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相互结合过程中，新兴科技催化了科研工具、方法、体系等领域的“基础创新”，推动了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的突破性进步。创新技术在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展现出强大渗透能力，可以深入影响区域产业发展各个环节。新质生产力中所包含的新生产方法，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必须强化应用。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兴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融合的最新形态，“新”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以新质科研为代表的新技术、以新质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和以新质企业为代表的新模式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 新技术一般指原创技术，其对精准把控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发挥生产要素效率等有重要助推作用；新业态则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维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融入带动了相关新场景应用，有利于形成健全产业网络、持续释放经济红利、有效延长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等；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企业的具体形式，体现在企业生产线和管理等方面的智能化改造，籍此实现精准品控、柔性化生产和管理效率提升。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 20 多年来，东北地区依托各类政策工具和自身努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企业发展情况等不断得到改善。同时，由于受区域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等限制，传统要素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有所减弱。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东北地区应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寻找新的动力源。 东北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及重塑 东北地区传统的比较优势。一是东北地区在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东北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在巩固国家发展基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二是东北地区具有国家战略方面的优势，《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等文件的发布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东北振兴的重视；三是工业体系基础等方面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逐步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新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的重塑。毋庸讳言，近年来东北地区比较优势存在减弱趋势。对外贸易发展、劳动力资本资源、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在发展中强化重塑。一是要在国际贸易中重塑比较优势。东北地区是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虽然当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压力持续加大，但东北亚区域仍有较多合作机遇。应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努力开创新的分工、生产和流通模式。二是重塑国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应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冰雪旅游业等产业，并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三是重塑重化工业比较优势。东北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良好。应持续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大文章，积极改造重化工业，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升级提质，努力打造包括航母制造、超大智能原油船制造、“复兴号”动车组制造等国家重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新进展。四是发挥绿色发展优势。东北地区持续加强生态建设，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林草丰茂成为地区重要标识，要进一步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五是发挥社会发展优势。东北地区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人均受教育水平、城市化率，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加之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密度适中，社会发展条件优越，发展新质生产力未来可期。 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路径探讨 第一，构建现代科研体系，打造区域研发中心。东北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汽车、船舶、装备等制造业及重化工、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领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技术积累，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融合新兴数字技术，构建立足本土产业优势、具有区域特性的现代科研体系，打造东北亚区域制造业研发中心。发挥好新兴技术对科研创新的赋能效果，优化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进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拓宽各主体创新渠道，降低研发成本。 第二，立足实体经济开展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应推动高新技术向实体经济领域渗透融合，努力催生新业态，更好激发发展活力。明确地区产业发展特征、确定发展思路，注重产业质量提升、效率升级和动力转换，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引导高新技术赋能区域产业，鼓励技术供应方和服务商进入生产一线，提升技术与实际生产的匹配程度，循序渐进改造基础设施条件，以点带面推动应用场景落地、拓展。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现代化区域产业新体系，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加强对主导、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规划设计；发挥大型企业引领支撑、协同带动作用，建设上下游关联、横向耦合的产业梯队；强化供应链、信息、标准、产品质量等方面管理，提升产业链各节点企业协作能力和整合程度。 第三，支持企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企业是经济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保障发展主体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应从市场需求出发，创新生产组织和运营模式，提升企业与各类高新技术的融合程度。另一方面，加强多元主体共创共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区域性企业管理平台构建，实现企业信息一网统管、统查、统办，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诉求，提高服务效率。 第四，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提高对外开放、尤其是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水平，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以边境口岸为重要平台打造国内市场东北延伸带，实施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运输走廊打造，降低物流成本；推进与日韩制造业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重视与东南亚、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第五，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形成更为深入的区域分工与合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发挥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优势，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发展动能。着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推进旅游交通、营销推广、市场监管和服务标准的一体化建设。 第六，利用要素流动推动新质生产力构建。持续打破影响要素流动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畅通国内要素市场大循环。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探索高端科技要素向东北流动的渠道与路径。努力营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健全企业和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机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小与先进地区在市场化和开放度方面差距，强化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交流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久文 | 企业管理 摘要：论文主要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给出了对非物质激励的理解，探讨了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的关系。其次，对非物质激励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再次，对CNKI现有文献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得出我国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提出了非物质激励制度完善的措施，强调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创新激励。 关键词：非物质激励，创新激励，奖惩机制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影响，创新日益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的竞争逐渐体现为对人才的竞争。因此，如何对企业员工进行有效激励来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激励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显然传统的以物质激励为主的激励方式不能发挥最大的激励效应，因此，学术界和实务界从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关注企业的非物质激励建设。虽然关于我国非物质激励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实证领域，全方位地对我国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的理论研究比较欠缺。在此，所涉及的企业员工，是指除管理者以外的其他员工。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重点探讨了非物质激励对企业员工的作用，系统性地分析了我国企业员工现行非物质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企业为了更好地实施非物质激励可以采取的措施，并站在当前国内外背景下，强调了企业应该加强创新激励建设，希望为我国企业员工的非物激励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综述 2.1 激励相关研究 激励一词源于拉丁字movere，原为采取行动之意。国内外学者在原意的基础上纷纷针对激励给出了相关定义。V.H.Vroom指出，“激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宰着人们或较低等的有机体在多种资源活动的备选形式中作出抉择。”笔者比较赞同孙彤[1]的观点，他认为，“激励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活动过程。激励也可以说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过程”。激励使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产生内在性的动机，促使人积极努力地学习、工作。刘俊勇[2]在《公司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一书中分别就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方面对激励进行了定义。从经济学上讲，激励就是积极性问题，在企业中，即如何促使企业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从管理学上讲，激励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活动过程。伍文生[3]则认为员工激励应该回归到问题本身，激励的起点应该是满足人们未满足的需求，并建议企业采取多元化的激励模式。 2.2 非物质激励相关研究 非物质激励是在物质激励被提出以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不同于物质激励，但又与物质激励相互补充，相互成就。赫兹伯格[4]较早研究非物质激励，提出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他认为，保健因素是包括公司政策、薪酬和工作保障等工作之外的因素；激励因素主要是成就感、工作本身的挑战、职务晋升和个人成长等与工作有关的因素。前者能够让员工对工作不厌烦，但难以使员工满意，而后者却能激发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产生对工作的满意感。非物质激励是在较高层次上对人的积极性的调动，著名心理学家阿德佛提出ERG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关系和成长3个层次。笔者认为，每个层次都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非物质上的需求。只是，在生存层次，更多的是物质需求，而在关系和成长层次，非物质的需求逐渐增多，员工更倾向于获得学习成长的机会，获得信任和荣誉。 2.3 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的关系 国外很多代理理论过分强调经济性激励的作用，到20世纪中期，关于非物质激励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斯蒂格利茨[5]总结道：“有时，非经济激励作用十分强大，以至于看起来似乎可以从根本上取代经济激励……它是经济激励的补充而非完全替代物。”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员工对于工作的薪酬等物质上的需求降低，对工作的自由度、自我提高和自我实现等非物质的需求愈加强烈。David[6]提出了成就激励理论，把人的高层次需求归纳为对成就、亲和及权力的需求。这3个需求里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二者难以分割，但更强调的是高层次需求中对非物质需求的满足。国内学者更是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对非物质激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涌现大量文献研究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之间的关系。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是统一的整体，二者合二为一，完善企业的激励体制，帮助企业实现激励管理。梁青青[7]提出：员工获得比较满意的非物质激励能使得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从而对企业产生更高的忠诚度。并建议企业通过营造人性化的文化氛围、重视精神激励、为员工提供促进其发展的培训和学习平台等措施来完善激励机制。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均是企业激励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应该被合理均衡地使用，从而从整体上更有效地对员工产生激励效果。 3 非物质激励对企业员工的作用 3.1 非物质激励可以稳定员工队伍，调动员工积极性 非物质激励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升员工工作的自主性，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促进员工工作绩效的提高，把实现企业目标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华为在激励公司员工时，十分注重非物质激励对员工的作用，将工作环境、学习与发展和薪酬、福利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作为吸引员工的驱动因素，这使得华为能留住很多人才。 3.2 非物质激励可以对员工产生约束 激励和约束是相对的，激励的作用越大，产生的约束作用越大。对企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可以得到企业的认可，给与更多学习与发展的机会，而机会是有限的，这些员工在获得机会的同时，那些没有作出贡献的员工就相当于失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进而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若员工做出损害公司利益、违法违纪的事情，不仅是不奖励，严重者还会受惩罚。非物质激励通过这种限制和约束，使员工谨慎“犯错”或不敢“犯错”，从而帮助企业解除后顾之忧，朝着期望的目标前进。 3.3 非物质激励可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 非物质激励能够起到很好的精神激励作用，增强员工的认同感，进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著名社会心理学家Eisenberger et al.[8]基于社会心理学关于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组织支持感，他认为，“所谓组织支持感，是指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的利益的一种总体直觉和信念”。当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支持（如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尊重、认可）时，他们会提高对企业各种制度和政策的满意度，提升自己对企业的忠诚度，并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作为对企业的回报。 4 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CNKI全文数据库中，以“非物质激励”作为主题关键词，条件为“精确”进行检索，文献来源为全部期刊，截至2023年11月25日，共得到514篇相关文献，剔除会议、报纸等非学术文献，以及对学校、医院、行政单位、职业经理人、高管等与主题明显不相关的研究，共得到365篇有效文献，然后对这365篇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笔者主要从以下6方面对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过程中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归纳（见表1）。 
5 企业员工非物质激励的管理建议 5.1 了解员工各方面的需求，全方位进行激励 一是将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有效结合。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员工的基本需求不仅有对物质的需求，还有非物质的精神、情感等需求。企业在对企业员工进行激励时，不仅要采取工资、奖金、实股、股票期权等物质性激励，还要采取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和挑战性工作、给与各种荣誉、提供培训学习机会、完善晋升机制、参与决策、获得上级与同事的认可等各种非物质奖励。 二是长期激励为主，短期激励为辅。一方面，在企业员工的薪酬设置中，就使其报酬与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采取股票期权、递延股票报酬等各种长期激励措施留住人才；另一方面，重视对企业员工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根据职工个体发展需求提供与员工职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晋升道路，使员工能够认识到企业对他们的重视和自己在企业中的发展前途，从而与企业实现共赢，如微软的双渠道晋升机制。 三是根据员工不同需求，采取差异化的激励措施。不同的企业，其发展战略和所在行业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企业的激励机制必然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企业，员工的个体背景也是不一样的，如年龄、性别、经济条件、文化差异等，因而对待人才需要应用不同的激励方式，才能达到好的激励效果。 5.2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重视创新激励 一是培育优秀企业精神，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企业家的精神。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自身具备创新、冒险、合作、务实等精神，还能将其传达到企业，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员工，最终形成一个企业的精神文化。所以企业精神的培养和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企业的领导者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熏陶自己的员工，同时将文化建设与激励结合起来，使文化氛围起到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二是重视创新激励。创新在企业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企业开展创新激励可从国家的创新激励中得到一些启示。每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召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奖项的设置，使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基础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得到了认可，从而更加增强了科技人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内生动力。比起他们的成就，他们获得的物质奖励不值一提，激励他们前进的不是奖金，而是认同感、荣誉感、使命感等非物质激励因素。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能仅靠物质激励，还要靠非物质激励。使创新型人才能够在本企业、本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得到认可和尊敬，获得荣誉，可能相对物质奖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还能在企业内形成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增强企业活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5.3 完善奖惩机制，建立非物质的约束制度 广义的激励包括积极奖励的正面激励，也包括消极防范与惩罚的反面激励。激励是激发员工朝着期望的目标努力，而约束是对员工违背组织目标的行为进行限制或惩罚，从而朝着期望的目标转移。正是约束的限制和惩罚作用，才使得企业与员工的目标实现统一。因此，企业在进行激励时，要奖罚并重，使激励机制更加规范化。首先，对于为企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员工，要毫不吝啬地给与物质和非物质的奖励，完善非物质激励的评估反馈体系，及时地肯定和奖励员工的工作成果；其次，对于阻碍企业发展，致使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员工要严格执行惩罚措施；最后，要使非物质激励制度更加规范化，对员工非物质方面的约束要形成制度并以书面文件形式存在。 参考文献 [1]孙彤.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86：121. [2]刘俊勇.公司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伍文生.国内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研究综述[J].江苏科技信息，2018，35（12）：17-19. [4]（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M].张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8. [5]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往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M].周立群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90. [6]McClelland David C..What is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raining in the Schools？[J].Teachers College Record：The Voice of Scholarship in Education，1972，74（2）：129-145. [7]梁青青.非物质激励对 80 后员工离职倾向的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08）：51-56. [8]Eisenberger R，Armeli S，Rexwinkel B，et al. Reciprocation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J].The Journal of appliedpsychology，2001，86（1）：42-51. 作者简介：陈坤（1993-），女，湖北利川人，土家族，助教，会计师，研究方向：高校改革与治理，企业财务会计。 湖北商贸学院 陈坤 摘要：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影响下，我国当前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在数字化背景下物流企业面临着升级和改革巨大压力。本文基于物流供应链视角，详细地探讨了供应链模式下物流企业营销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优化策略，以期为物流企业提质增效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物流供应链，企业营销，策略 1、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和各大直播平台的迅速崛起，物流企业数量逐渐增加，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现阶段物流企业不仅需要按照客户物流需求完成相关的运输、存储、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组织和管理工作，还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积极建立信息数据平台，追踪车货交易信息，扩大信息影响范围，实现数据赋能、数据变现，以此强化自身管控能力，降低成本费用，达到降本增效的目标。 2022年年末根据艾媒统计平台的数据信息显示，当前物流企业营销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30%～40%之间，可见营销费用之高。数字化背景下物流企业供应链通过数字技术对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在提高供应链效率和灵活性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在物流企业发展中可以借助供应链优势优化营销策略，控制营销成本，稳步推进物流企业快速发展。 2、供应链管理下物流营销系统的构成 现阶段物流供应链营销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基于供应链视角形成的物流与配送体系。物流与配送体系是物流供应链营销系统的核心，更是确保物流配送稳定性和精准性的关键因素，通过物流与配送系统的优化，不仅能够保证物流配送效率，还能有效的降低物流经营中的各项成本，确保物流企业提升客户满意度，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二，信息系统平台。随着大数据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现阶段信息系统已经成为物流企业成败的关键。科学、合理、智能的信息系统能够简化物流企业配送、运输、管控流程，在实际物流企业营销过程中基于客户需求实施个性化的营销策略，借助智能化数据处理模式，强化对市场信息反映能力，缩短物流运作时间，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第三，客户关系维护体系。物流供应链管理的优势在于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客户关系维护体系针对物流供应链配送、管理关键环节进行协调和优化，在维系客户关系、提升客户粘合度层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供应链模式下物流企业营销存在的问题 3.1 供应链营销模式没有被充分的理解和应用 供应链营销模式与传统营销模式不同，供应链营销模式主要是以顾客需求为起点，以顾客需求满足过程中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全方位、全流程的互动活动。而物流企业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不同，其主要是以提供服务为主。因此，现阶段很多物流企业对供应链营销模式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误区，甚至将供应链营销模式与传统的营销模式混淆，导致供应链营销模式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现阶段一些物流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还存在“等客户找上门”的思维，竞争意识不足，影响了物流企业营销进程。 3.2 物流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有待完善 信息系统是物流供应链营销模式中的关键一环，在优化物流企业工作效率、保证物流企业营销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物流企业营销的过程中通过信息系统数据分层的同时，还能针对物流企业客户构建客户档案，细化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在提升客户满意度、优化营销方案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部分物流企业信息化系统建设参差不齐，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信息化系统建设不完善。这些现状的存在导致部分物流企业业务功能不全、集成化运作水平有限，不能完成大型的运输、仓储货物转运工作，因此，供应链营销模式优化的过程中还需要针对信息系统建设存在的“短板”进行改进。 3.3 营销机制创新能力不足 数字化时代物流企业需要准确定位供应链营销目标市场，规避营销渠道不通畅导致的营销成本过高的问题，制定科学的方案开拓市场渠道，以达到降低营销成本增效收益的目标。但是，在实务操作的过程中，由于部分物流企业营销机制创新能力不足，在客户筛选、精准把握供应链营销战略客户、构建物流组织保障和运营机制过程中，关键措施不到位，主要做法有待完善，影响了物流企业供应链营销策略的实施进程。 4、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基于供应链视角优化物流企业营销策略 4.1 明确供应链营销价值，深化营销策略改革 物流企业应该明确供应链营销价值，在日常的工作中深度解读物流供应链营销的含义，明确供应链营销的作用，将供应链营销和传统营销的区别、供应链营销的优势进行宣传，逐步在物流企业内部构建供应链营销、管控、战略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模式，以达到深化营销策略改革目的。例如，物流企业可以以市场需求和客户导向为中心，根据客户当前需求进一步强化与客户之间的深度交流，重点关注服务客户的各个环节，强化统筹协调能力，优化物流营销策略，确保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提升的过程，就为物流企业营销开辟了新的路径。 4.2 构建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夯实供应链营销基础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信息系统对于物流供应链营销模式优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结合当前部分物流企业在信息系统建设中存在的“弊端”，物流企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出发，构建智能化信息系统，夯实供应链营销基础。一是管理者要加大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维护力度，按照收入比例，设定信息系统升级、维护经费，确保供应链营销过程中基础设备设施牢靠。二是构建智能化信息系统。结合供应链营销特点，在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围绕物流企业营销目标、客户需求和市场现状，积极的进行信息系统分层，通过信息系统分层，确保供应链营销策略改进过程中大数据要“稳”，小数据要“准”，稳步地推进数据变现，通过数据赋能，发挥信息数据“生态圈”作用，为供应链营销提供基础和前提。 4.3 创新供应链营销机制，实现降本增效双向增值 数字化时代物流供应链营销策略想要发挥最大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营销机制。首先，物流企业需要精准定位供应链营销目标市场，对散户、小型客户、中型客户、大型客户进行客户分级，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在物流服务设计、包装优化、仓储和配送过程中实施差异化市场营销，一方面与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的巩固和维护了客户群体，为物流企业长期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积极的实施营销组合策略。物流企业可以定期的推陈出新，吸引客户的目光，通过营销组合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到、细致、高质量的服务，扩大物流服务范围，不断地实现降本增效双向增值。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基于物流供应链视角实现企业营销策略的改进和优化，还需要直视存在问题，寻求问题发生原因，精准施策，顺势而为，不断地致力于促进物流供应链营销稳步推进，从而为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郑力文，魏一，李馨雅.基于物流供应链的企业营销策略研究[J].中国储运，2022（12）：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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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浪.浅析供应链环境下中小企业的营销策略——A企业精益物流策略[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8（05）：51-53.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王浩海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赋能业财融合的实现，提高管理效率。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在内部革新管理理念，提高人才素养，加速管理创新，还将通过大数据互联打通产业壁垒，帮助企业拓展产业边界，打造数字空间，发掘商业价值。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本文聚焦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分析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流程优化，提高管理效率，实现商业价值。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业财融合 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的调研结果，数字经济将为全球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产业数字化成为未来企业面临的趋势。因此，对于行业中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被视为生存之道，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选项。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企业数字基础架构和技术层面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的革新，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文化的重塑。然而在实施数字化转型中，许多企业在贯穿数字理念、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技能升级和企业文化变动中面临挑战。本文讨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规避风险，并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一、企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一）互通互联，创造产业的“点”“线”“面”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部的工艺设备、生产过程、产品管理以及外部的合作联盟和顾客互动都起到了帮助作用，通过打通信息壁垒实现了实时沟通，帮助企业及时作出生产经营决策。这种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打破企业个体的信息孤岛，实现与产业上下游的及时信息交互，实现了从企业“点”到产业“线”的沟通链条。数字化也赋能了企业间跨产业的协作和创新，促成与不同产业的融合，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跨产业一体化服务，并发掘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消费需求，实现从产业“线”到消费场景“面”的互联服务。这种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优化资源利用，并促进产业间的创新和互联互通。 （二）稳中求进，百年大变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面临着深刻的调整，而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都可能进入长期保守状态。因此，各国亟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产业数字化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成为蓝海。目前，在第三产业中数字化融合效果最为显著。通过技术手段捕捉社会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变迁，打造具有数字温度的服务和产品，成为第三产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数字化驱动在第二产业的实践正在稳步提升，而在第一产业中，数字转型将在突破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的限制后成为新的价值引擎。对于处于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来说，高效的数字化转型依赖于企业对资源进行梳理，拓展产业边界，增强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开发出“以人为本”的高质量服务和产品。这些举措有助于企业应对经济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提高竞争力并创造增长机会。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挑战 （一）数字互联理念难以贯穿组织 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通过并购和投资新建为相关多元化战略来进行业务板块部署，以期通过数字技术的链接打通业务板块之间的壁垒，实现跨产业互联和融合。然而，不同行业板块的业务基础及人员数字化观念参差不齐，中层管理及职能部门对数字化转型了解不足。从企业整体战略制定、业务单元发展计划到职能部门的转型计划来看，最主要的挑战是理解并认同数字化转型如何拓宽企业在战略、业务和职能三个层次的业务边界。在战略层协调跨部门信息分享与数字化标准统一的过程中，部分组织以及成员的数字互联理念尚未转变，在具体如何通过数字化打破产业边界的规划上尚未清晰，对各个板块的布局和执行尚不明确，导致数字化转型理念难以贯穿组织。 从总体战略上，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中跨产业的融合程度难以估计，在何种程度上突破地域、组织、机制的限制，进行资源的高度整合还难以做出战略决策，导致战略制定存在着延后以及模糊性。在具体业务单元决策中，数字化转型要求全流程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带来了组织流和业务流梳理的挑战。由于不同产业板块组织的管理基础和人力资源条件差异过大，推行同样的业务梳理标准为数字化转型做信息收集的准备，是集团管理者必须面临的挑战。在职能部门工作中，一线员工囿于传统业务模式带来的思维惯性以及对转型带来的抗拒，造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推进受阻。 （二）实施技术能力不足 构筑企业数字化平台以促进组织效率和经营效益，首先需要的是数字基础的设计以及数字架构的支持，但多数企业无论在硬件技术还是组织管理软实力中，均呈现能力缺乏的情况。 从硬件投入角度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搭建覆盖全公司业务流程的互联互通系统、统一的云计算和云储存系统，以及每个业务部门的数字化平台。由于我国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仅靠企业内部技术人员难以完成建设，多数依靠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实施过程中需要与第三方供应商进行流程的反复沟通，磨合成本大，时间花费长。在此过程中，企业需同时推进公司组织调整、产业梳理以及技术准备三方工作，导致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常出现由于内部沟通不畅及反复的技术修改造成的转型低效。 从组织能力来看，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统一业务流程、统一业务数字化标准、并配以数字化运营及数据安全保障。合理的组织结构是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但当企业尚未在不同子板块之间梳理好其组织层级以及战略定位时，常常会遇到跨板块调动相关资源难、数字化标准制定难的情况。同时，还会存在数字化经验与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员不足，转型的过程中上下级沟通不畅、跨业务部门协同困难的情况。 （三）人才储备缺乏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人才缺乏造成的转型低效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受限于成本投入以及培养模式陈旧，人才缺乏的痛点难以在短期内克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面动员为企业文化带来了冲击。基层业务部门员工以及从事传统业务模式的人员认为，数字化转型造成了较高的学习成本，并威胁现有工作机会，从而出现抵触情绪，因此也会造成数字基础准备阶段出现人为阻力。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看，数字化转型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系统运营生产效率、释放人力资源。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考核更倾向于选择指标等数量化的评价标准，在短期内量化数字化转型绩效。企业通过结果倒推投入，使企业面临重系统轻人力的情况，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系统建设，力求实现企业内部业务流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刻意减少人力资源投入。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大数据等新岗位增加受限，只能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进行工作量加码，形成“系统越自动、人力越被动”的情况。 在数字化转型的全才培养方面，数字化的互联互通对于组织内人员提出了综合性的素质要求：在职能岗位的基础之上融合产业互联互通的认识，形成面向未来的大数据格局的准备。目前企业按照岗位专精人员和数字化人员进行数字化提升培训，人员范围涵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同、财务共享等多系统，数字化人员在建设系统中依赖于部门的专精人员提供的知识经验帮助；但同时数字化完成后，部门专精人员需要重新学习数字化方面的新技能，两相结合形成了庞大的再学习成本。 （四）资金支持不足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首先，基础设施布局和维护数字化网络的运营以及保障信息安全，通常需要企业从专业服务公司进行采购，根据企业的业务特点进行定制，这会耗费大量资金。数字化转型还会影响企业的业务模式，导致在转型期内企业内部的学习成本增加，短期内难以看到转型成效，甚至在财务指标上受到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例如数据泄露或网络安全攻击，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资金储备来管理这些风险。因此，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业务变革，企业需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进行数字技术、人员培训、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并面临资金不足的压力。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一）厘清企业战略，培养数字理念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要以专属产品打造为战略主线，激活实体产业。从消费者需求和产品设计出发，以数字化助力消费者体验为目标，将关注点放在跨产业的实业产品设计上。通过统一思想，以客户为中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来驱动和引领业务，不断进行面向消费场景的持续产品创新和组织内部流程的革新。在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目标中，可以弱化定量指标的应用，更多采用定性描绘的方式，以构建“数字化产品场景”为目标，并不断深入丰富产品场景的路径。数字化转型同样也对企业内部的沟通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在统一“以人为本”的目标之后，充分激活组织内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下，发挥每个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力，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在职能部门局部尝试产品优化方案，力求保障客户体验。 （二）建立互联理念，激活组织结构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各级组织提出了数字理念焕新的挑战。企业可以通过梳理组织架构来为数字转型中的互联理念建设培养平台。形成“大平台－强中台－小前端”的组织格局：所谓“大平台”，是指战略决策层在做好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企业战略决策与数字要素配置，搭建平台为业务中层提供业态创新的机会。在这一层级上，战略决策为业务单元定好发展方向，并提供人员、技术、资金等要素的配置，并进行跨业务板块的沟通和协调；“强中台”，指业务单位深入挖掘数字化潜能，做好战略执行，将数字化转型细化到业务前端，并激活企业多元化整合形成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层次背景的差异转换为创新思维的碰撞；“小前端”则要求具体职能部门在数字化转型中落实相关要求，为中台提供支持，在信息搜集和数字化转型落地中发挥作用。 （三）寻求政策与资金支持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的部署，政府将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供资金支持、培训帮扶、配套服务和发展指引。企业通过积极获取政策支持，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获得相关资源的支持。同时，数字化极大地帮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区位的限制，可以通过积极搜寻各地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配套措施，建立飞地政策，最大限度获取政府帮扶资源。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同时面临整合企业项目和产品资源的挑战。当数字化成果尚未在产品中体现时，企业无法获取足够的经营现金流。因此，根据财务指标制定融资决策，控制长期贷款的规模，避免由于长期大量贷款为企业带来过高的利息负担。通过数字化赋能产品开发，形成企业产品的技术壁垒和品牌商誉，实现技术化到商业化的转型。合理安排商业项目的资金回收分布，寻求企业项目的资本化和金融化机会，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建立良好的投资人和政府关系，获得外部股权投资以及政策引导，最终寻求公司上市。 （四）建立数字化人才储备制度 在战略层面，建立专门的企业数字化人才储备制度，明确企业内人员定位以及人才计划。制定相应预算，建立人才培养的储备预算，使人才储备支出区分于一般人力成本支出。从业绩考核层面认识到数字化人才的培养相对于数字化系统的布置周期更长。企业可以与信息技术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培养适应现代数字化企业的专精人才。对于企业职能人员，定期开展企业数字化培训和交流平台，通过集团牵头，打通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屏障，以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为目标，从不同职能和业务角度进行交流。建立集团内不同级次单位的学习沟通交流，发挥人力资本的示范效应。 四、结束语 综上分析，数字化转型打破产业壁垒，赋能产品全新功能定位，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所无法回避的战略步骤。抓住数字转型的契机，革新产品理念，借助数字化技术研发数字化服务和产品，将有力地提高企业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企业需激活内部人力资源，通过数字技术将人力资源从传统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转而投入产品的扩展和消费者体验的维护。通过对内革新组织理念，积极促进跨部门跨职能的交流，并减少数字化转型的沟通成本；对外积极获取政策和资金支持，结合项目特点进行企业产品金融化的筹资安排，从而打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资金流转困难，实现数字化产品优化与融资安排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白福萍，梁博涵，刘东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与对策[J/OL].财会月刊：1-6[2023-06-06]. [2]徐怀宁，董必荣.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J/OL].当代经济管理：1-14[2023-06-06]. [3]裴璇，刘宇，王稳华.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经济效应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3（05）：124-137. [4]洪霞，刘韬.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与实践[J].工信财经科技，2023（02）：121-132. 泰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于晴 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用风险管理产生了显著赋能效果，提升了风险识别和预测的精度及效率。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市场重大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企业信用风险作为金融领域的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广泛存在于信贷、债券投资与交易、贸易融资、衍生产品交易等各类涉及未来现金流承诺的金融活动中。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既有研究已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形式多样的企业客户信用风险识别模型。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正在革新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方式，带来识别和计量精度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质量、模型可解释性及风险管理智能化等方面的挑战。 深入探索信用风险的基本属性及其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运行机制，结合金融科技新趋势，系统性地探讨和构建适应新环境下的信用风险管理策略及优化路径，能够为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观点与建议，推动金融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保障市场健康发展，以应对不断演进的信用风险格局，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企业信用风险管理 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在日常运营中，对因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导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进行识别、评估、监控和控制的过程。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及潜在损失的严重程度，确保组织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企业信用风险分析要素 企业信用风险分析是从信用提供者的角度对其他经济主体以债务形式索取当期回报或预期回报的研究，是金融活动的基础工作、核心环节。随着金融工具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用风险分析不仅包括对企业主体的偿债能力与意愿的判断，还扩展到了对复杂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环境乃至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等多元因素的综合考量。 一是微观层面。企业自身经营管理质效是影响债券违约风险的重要内部因素，已有研究从产权性质、财务状况、公司治理角度来探讨企业特征对信用风险-违约风险的影响，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评估企业信用风险的重要依据。 二是宏观经济层面。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宏观政策等核心视角进行分析。经济增长周期与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财政政策的调整亦对信用状况产生影响，积极财政刺激有利于稳定企业运营，而紧缩政策可能引发市场需求萎缩、经营压力增大。同时，金融监管规范如资本充足率标准、风险管理要求的变化会引导金融机构的放贷决策，并传导至信用风险领域。此外，通货膨胀加剧侵蚀企业利润并加重负债，汇率大幅波动加大跨国公司的资金成本和外汇风险，这些均为宏观经济环境中构成信用风险的关键因素。 三是市场与行业因素。市场与行业因素在信用风险分析和管理中起到关键作用。行业生命周期、景气波动和技术革新速度反映市场需求变化及盈利能力，直接影响偿债能力和信用评级；产业链成熟稳定有助于降低供应链中断和价格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 除常规因素外，突发事件与其他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对信用风险评估具有重大影响，如自然灾害、法律诉讼以及关联方影响等等。 2.信用风险模型 一是信用风险模型-基于统计学。早期信用风险评估方法主要采用统计学方法，依赖于对债务人财务信息的分析，如财务比率分析、现金流分析及其他宏观、行业因素的统计模型等。例如：1968年提出的Altman Z-score模型，结合多种财务比率组合来预测企业破产的可能性；由穆迪公司1999年首次推出的RiskCalc模型，运用企业财务及宏观、行业因素来进行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此外，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主要有CreditRisk+模型、KMV等等，这些模型均通过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价。 二是新型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采用诸如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技术挖掘海量数据中的深层次信息，实现了对传统方法的重大突破，提升了风险识别、量化和预测能力。近年来，基于复杂网络、风险传导、关联网络以及多维复杂网络，信用风险预警模型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完善，金融科技及数据驱动技术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是模型对比。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历史违约率的方法，新型模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前瞻性，能够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和经济周期波动。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金融机构能够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发现并利用更多影响信用状况的关键因素，降低误判率，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然而，新型模型也面临解释性不足、过度拟合以及依赖高质量数据等问题，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结合传统方法和实践经验，确保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现代金融体系下信用风险管理策略 1.信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信用风险管理框架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涵盖了从战略规划到日常操作的各个层面。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组成部分： 一是政策与程序制定，建立全面的信用风险制度及流程，明确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及各类业务活动的指导方针，确保所有信用决策都基于一致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 二是设立多层次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如董事会负责整体风险战略设定，高级管理层执行风险管理策略，并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和监控。 三是风险识别与分类，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行业知识，对潜在的信用风险来源进行细致地识别和分类，例如根据借款人类型、行业特征、资产质量等维度划分风险类别。 四是风险度量模型应用，采用国际认可的内部评级法（如基于违约概率的PD模型）、预期损失模型（如CreditRisk+、KMV模型）以及更复杂的经济资本计量模型来量化信用风险敞口。 五是风险限额设定，为不同的业务单元、客户群体或单一交易设定信用风险限额，以限制总体信用风险暴露并确保风险分散化。 2.风险识别、评估、监控与控制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为了及时发现并应对风险，金融机构往往会构建全方位的风险监控系统，涵盖信贷组合整体监测、特定风险指标实时追踪以及敏锐捕捉预警信号，确保在风险初现时即刻识别并采取措施，有效进行风险识别、度量、监控和控制策略的制定与执行。 在风险识别阶段，通过定期详尽评估并整合内外部信息源，动态跟踪宏观经济波动、企业财务状况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增加的因素。在风险评估方面，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历史数据及当前市场参数，结合对未来的预测，精准量化信用风险，并通过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关键指标来衡量潜在风险程度。在风险控制环节，依据风险评估结果，金融机构会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定制化的风险缓释方案，如调整授信额度、增设担保要求、调高贷款利率、优化信贷条款等，并强化贷后管理，以全面有效地管理各类风险，保障资产质量稳定，降低潜在损失风险。 3.信用风险分散、转移与缓释策略的应用 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涵盖了分散、转移与缓释三大核心机制。在风险分散方面，金融机构和资管机构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信贷资产组合来实现风险的广泛分散，确保投资分布于不同行业、地区以及各个信用级别的债务主体，有效降低单一风险源对整体投资组合的影响。在风险转移方面，借助金融市场创新工具将部分信用风险从自身转移到其他市场参与者身上。例如，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运用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使得机构原本的风险能够合理分配给投资者群体或保险公司等第三方实体。在风险缓释环节，除了上述市场手段外，还采取担保、抵押和保证等多种实质性保障措施，以减小信用损失的可能性及减轻损失程度。此外，严谨的法律文件编制与合同条款设计也是不可或缺的风险缓释手段，它们为风险控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信用风险管理的优化路径 1.金融科技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赋能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了显著的变革和赋能。大数据技术能够实时抓取并分析海量非传统金融数据，极大地丰富了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维度，提高了预测模型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使得金融机构能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风险关联性和动态变化趋势，实现对信用风险的智能化管理。 然而，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首先，数据的质量和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其次，复杂的AI模型可能降低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导致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其信任度下降。最后，金融科技快速迭代更新的特点也要求金融机构不断投资于技术和人才培养，以应对新兴风险及市场变化。 2.监管政策变迁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随着监管环境的变化，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强化显著提升了金融机构在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标准和要求，作为金融机构需采取一系列适应性策略。首先，构建与国际规范接轨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引入先进的风险计量工具和技术，力求提高风险评估的精确度与预见性。其次，强化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确保所有业务活动都在严格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下开展。最后，培养一支专业且敏锐的风险管理团队紧跟监管政策动态，及时追踪并响应政策变化，不断优化和调整风险模型与管理策略，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信用风险挑战。 3.构建全面、动态、前瞻性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构建全面、动态且具有前瞻性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是金融机构应对复杂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的核心任务。该体系需覆盖从客户资质审核至贷款偿还的全过程，综合考虑信用风险与其他类型风险如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屏障。同时，体系应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灵活策略调整能力，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行业趋势及市场变化实时修订风险偏好、优化策略，并建立预警机制以快速响应潜在风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深入挖掘历史数据规律，结合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与行业分析框架精准预判信用风险趋势，提前布局应对措施，增强金融机构在不确定环境下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决策效率。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监管对话、学术研究合作以及同业最佳实践交流，对于推动现代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与时俱进、持续创新至关重要。 结论 本文系统性地探讨了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信用风险管理策略，包括信用风险管理框架的构建、风险识别与度量、监控与控制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信用风险分散、转移与缓释的具体应用。研究发现，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用风险管理产生了显著赋能效果，提升了风险识别和预测的精度及效率。然而，数据隐私保护、模型可解释性以及技术更新换代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同时，监管政策变迁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需要在遵守相关法规的同时，不断优化风险管理体系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 在快速变化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机构需与时俱进更新并深化信用风险理论和技术融合，以应对新的市场状况。未来重点将聚焦金融科技深度应用，通过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评估准确性与实时性，同时解决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及模型透明度等问题，在合规前提下推动风险管理升级。 此外，跨行业联动和全球监管协同成为关键研究方向，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地域和行业的信用风险传导机制，并构建有效的跨境交易风险管理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定制化的风险管理策略。同时，行为金融学视角下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也日益凸显，未来需继续探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新型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实际影响，并研发相应的风险缓释工具和激励约束机制，持续优化信用风险管理实践。总之，在追求提升风险管理效能的同时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是信用风险管理面向未来的重要任务，对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信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胡慧丽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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