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周期性的低迷。经济发展有周期性，这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的规律。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经历过一轮低潮。但在各主要经济体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全球经济逐步走出衰退。但经济增长一直未找到新的、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以投资过剩为代表的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若非经过结构性调整，是不应该那么快恢复的。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打乱了增长周期，使原本进入下行的经济又重新恢复了增长。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世界经济再度瘫痪。虽然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低迷的经济增长仍是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只有到2024年后，世界经济才有可能逐步走出低迷①。
其次，技术创新进入瓶颈期，未来几年尚不会出现能促进经济中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技术，也不会出现能促进大众消费的商业模式。过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增长上，从固定的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无线互联网，它带动了各种产业的技术进步，从工业生产形式到办公形式，从工业设计到工业生产，从商业组织到电子商业，再到整个产业链的重组和再造等。支撑这些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主要是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及网络通信技术，但是相关技术已酝酿多年。计算机技术出现在1946年，半导体技术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网络通信技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技术经过多年发展，逐渐成熟，再互相叠加，才出现了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引导的推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景象，才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超级繁荣。
过去30年来，新自由主义②成为各国经济学界信奉的圭臬，而各国的决策者都相信市场，拥抱自由市场的原则。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都在鼓励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经济全球化经历了黄金时代。但是，自从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渐赶超美国时，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他们就开始反思，并且否定过去领导世界经济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把他们引偏了。
2020年以来，美国及欧洲国家开始系统批判经济“新自由主义”，认为它把经济政策引向错误路线，造成了西方工业的衰败及经济的低迷。现在，他们公开强调要回归国家干预，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原则在他们这些发达国家也不再时兴。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撰文，公开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批判新自由主义。他认为，世界进入大国博弈时代，美国需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崛起及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而且指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国家干预与产业政策，因此美国也必须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并理直气壮地实行产业政策来恢复美国的工业化。他甚至扬言，现在美国需要战略家们来告诉经济学者们应该如何制定经济政策和管理经济。
违反市场规律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2022年，美国与欧洲的通货膨胀大幅上涨，名义CIP超过8%，接近10%。美联储与欧洲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需求。如此猛烈的货币政策转向，立刻在市场上引起了动荡。2023年，美国已经有十几家银行倒闭。美联储虽然中止了升息，但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美联储还在犹豫是不是要重新降息。即便美国货币政策落实进入两难，也不会马上取消对华关税，不会用更廉价的商品去对冲价格上涨的压力。美国的政治家认为中美进入战略博弈的关键阶段，美国如果让中国利用了美国市场，中国就会变得更强大，最终将对美国不利。如果美国执意要把西方国家都绑上美国的战车，打破经济全球化时期造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放缓，世界经济进入滞胀时代几乎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遇到巨大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自身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有直接关系。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来说，应该是2001—2011年这10年。我国的GDP年均增长10%以上，最快的2007年达到了13%。这么快的增长是因为当时鼎盛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市场开放，那10年里，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20%以上，快出口增长支撑了国内10%以上的GDP增长，而这也导致外汇储备大量增长。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000多亿美元到2012年突增至3.2万亿美元。怎么消化这些外汇储备？我国政府开始购买美国或欧洲的国库券等金融资产。但因为这些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太低，又鼓励企业在欧美直接投资或者兼并它们的企业。但是今天这些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都面临很大的危险。乌克兰战争打响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直接冻结、没收俄罗斯在美欧的巨额资产③。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争，我国的金融资产就可能被冻结被没收，实业投资也可能被没收，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的威胁。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慢慢减持美元、欧元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已经不太安全。
美国要寻找迟滞中国发展的办法，他们想各种办法要“卡中国的脖子”，公开鼓吹对中国要实行“小院高墙”政策④，也就是高新技术绝对限制对中国出口，绝对限制与中国合作。前不久，拜登政府总结了对华政策的利弊，得出结论认为，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的政策获得了有效的结果，让中国经济陷入慢增长，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迷，金融坏账迅速增加，失业率迅速攀升，这些都还是冰山的一角。因此，美国人认为，美国只要坚持扩大“小院”，把更多的技术纳入管制范围，会让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困难，从而更难超越美国。
西方国家的超常规货币政策积累了很高的债务，而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滥发的货币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西方国家的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使它们堆积如山的债务越演越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次不一样：800年的金融危机史》分析了西方国家8个世纪的金融危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高到无法偿还时，所有国家都使用了一种方法来摆脱危机，就是容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随着通胀和贬值，债务就被“稀释”了。而西方国家面临“三高一低”的情况下，如果我国继续向美欧大量出口，则会换回大量的美元和欧元，而美元和欧元面临非常大的贬值风险，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还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经济则会变得被动。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我国其实早已经开始转型，下了一步先手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转型方向。中国通过对南方国家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带动了中国的资本使用，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很多南方国家投资占了大概四五千亿美元，如果和当地的资本加在一起大概有几万亿美元的规模，同时带动我国的贸易形成较大规模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讲，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是未来我国投资的热潮和未来国际贸易的增长点。但是，地缘政治博弈现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反映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博弈加剧。今天我们谈高质量发展，不愿意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中低端的制造业，一定要向高端的制造业发展。
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不断砸掉西方企业利润和西方国家税收的饭碗。我们一旦掌握了相关的制高点，西方企业就没有利润可赚。之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关键在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影响了他们的利益。虽然我们现在还要继续与西方合作，强调继续扩大开放，但未来西方国家对西方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它们退出中国产业链的风险越来越大。
世界经济正在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在全球的比例正在反转。当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七国集团时，它们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80%以上，但如今只有30.7%，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2022年，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为31.5%，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越来越多的趋势表明，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成为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核心，而南方国家的崛起又成为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色。
随着中国更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南方国家的博弈加剧。最近十多年，中国在拉美国家的投资不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国家最大的投资者与最大的贸易国，打破了拉美是美国后院的门罗主义禁忌。美国虽然惯用各种政治伎俩，包括颜色革命，来控制拉美国家的政治走向，但美国给拉美国家带来更多的是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去“收割”拉美国家的经济成果。拉美国家已经受够了美国的欺凌，又尝到了与中国合作的甜头，因此拉美国家这些年虽然经历了各种政府换届，但与中国的合作却一直保持了下来。
最近一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中国也变成了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资本大量进入非洲，被欧洲人认为是闯进了他们的“后院”。中欧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一方面在于欧洲国家认为，中国是它们的制度性对手、太强大的竞争对手外；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损害了它们的利益。非洲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感到原先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各种协议现在成为妨碍中非之间加强合作的困难。于是，它们开始与中国研究如何摆脱这些障碍。这些行为于是被欧洲人看成“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具体表现。
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博弈在加剧，根本原因是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在向制造业高端攀升。而这种发展又要不断地砸掉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与税收的饭碗。我们虽然强调继续开放，并希望西方国家企业仍然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但这种趋势愈发困难。中国同西方国家“脱钩”也将伴随着西方经济与社会的艰难转型，而社会抗议运动的加剧又会促使他们的政治家变得更加激进，把中国当作攻击“标靶”的趋势也将越来越明显。
当我们认清这种发展趋势时，维护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良好经济合作，扩大中国的市场，以逐渐找到新的海外增长点，对冲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我们必须坚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使它们变得富裕起来，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出口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与美欧等全球北方国家的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可能会放慢，但人员交流也将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形势的结束而恢复。我们也需要利用好这样的契机，通过单方面向欧洲、亚洲开发免签，让更多外国人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打破西方主流媒体打造的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不断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展示真实美好的中国形象。自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制定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预测到目前的世界发展趋势，已经下了一步先手棋。但“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全国市场、规范、法治的统一是否能落实；取决于自主技术发展路径是否落实，产业链是否不断齐备并能继续延伸；取决于我们能否依靠“共同富裕”战略把中国打造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增强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信心打造出一个新的、不再单一依靠向美欧发达国家市场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惟其如此，中国在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期方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水准，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② 新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③ 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国禁止与俄罗斯央行和财政部进行交易，并且冻结了俄罗斯在西方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英美官员2023年12月表示希望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在2024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举行会议时，能同意就没收俄罗斯资产发布一份更强有力的意向声明。
[1]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2]丁一凡.不被“卡脖子”，中国必须打造自己的产业链[EB/OL].http:// www.ccg.org.cn/archives/74004，2023年2月27日。
[3][美]卡门M.莱因哈特，肯尼斯S.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M].綦相，刘晓锋，刘丽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摘 要：经营性扶贫资产是稳定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经营主体拖欠分红或未退还入股本金的问题有所显现，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司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基于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经营性扶贫资产面临较大经营风险和司法风险。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促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还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确保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发展并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必须健全经营主体运营和监管机制，妥善处置经营风险，还要着力提高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利用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关键词：扶贫资产，脱贫攻坚，司法诉讼，乡村产业，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期间“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而增加脱贫人口收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要求。作为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营性扶贫资产不仅在脱贫攻坚期间促进了贫困户增收，而且已成为过渡期稳定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途径。经营性扶贫资产大多与产业相关，事关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既是脱贫地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农村集体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管好用好经营性扶贫资产，已成为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工作。
由于经营性扶贫资产量多面广、项目构成复杂，加上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经营性扶贫资产的经营管理容易陷入困境。近年来，经营性扶贫资产司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反映了扶贫资产项目失败、权益纠纷等问题频发的严峻现实，也为剖析经营性扶贫资产运营管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上有关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司法裁判文书为切入点，通过文本分析从整体层面剖析经营性扶贫资产隐含的经营风险和法律合规性问题，这为揭示乡村产业和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经营失败的原因提供了新视角，还弥补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个案剖析、缺少整体性分析的缺陷。基于此，对经营性扶贫资产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建构，以期为促进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经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益的政策借鉴，这也是本文研究创新之处。
一、文献评述
经营性扶贫资产主要是具有经营性质的产业就业类项目固定资产及权益性资产等，既包括产业扶贫所形成的生产基地和配套设施，也包括扶贫车间、光伏电站、商铺等，以及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形成的股权、债权等权益性资产（叶兴庆等，2021）。经营性扶贫资产起源于资产收益扶贫，在2020年之前，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资产收益扶贫的内涵、运作方式、实践困境、效果评价等方面。在内涵界定方面，学者认为资产收益扶贫是资产建设理论在我国的初次实践，通过将各类资金、资源、资产或农户权益股权化，由经济实体进行市场化运作，使贫困村与贫困农户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获得分红收益（施海波等，2020；汪三贵，梁晓敏，2017；李卓，左停，2018）。在实践效果方面，学者利用多地案例分析了资产收益扶贫的增收效果和运作模式，有四川和重庆的资产收益扶贫试点（汪三贵，梁晓敏，2017；戴旭宏，2016），“三变”改革（程蹊，2019；檀学文，2017），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李卓，左停，2018）等地方的案例。在作用机制方面，资产收益扶贫能够拓展扶贫项目受益主体和产业类型，有助于解决多主体产业组织中的信任困境并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张延龙，2019），从而优化贫困地区的资源配置（戴旭宏，2016），拓宽农户和村集体的增收渠道（汪三贵，梁晓敏，2017），增强农村社区农户的政治参与（李卓，左停，2018）。在问题和风险方面，学者认为资产收益扶贫的理论支撑不够，产权和资源边界不清（杨青贵，2018），存在股权设置的法律风险（赖作莲，2018），资产回报普遍较低且持续性不足（汪三贵，梁晓敏，2017），风险防范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等（李卓，左停，2018）。诸如此类研究深入探讨了资产收益扶贫的理论和实践，为后续的扶贫资产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2020年开始，关于扶贫资产的研究逐渐增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论述扶贫资产管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学者普遍认为加强扶贫资产管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要支撑，也是落实“有效衔接”长效机制的纽带之一，有助于实现政策衔接的稳定性及连续性。在过渡期，管好用好扶贫资产成为防返贫帮扶的重要抓手，能较好解决一些长期发展难题（蒋和胜等，2020；任金政，李书奎，2022；陈红花等，2020）。对脱贫人口而言，扶贫资产管理能够通过完善产业发展带动机制、提供就业岗位、分红等途径，促进脱贫人口收入增长（林万龙，孙颖，2020），而且对一般脱贫家庭的增收效果最为显著（李书奎等，2023）。甚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扶贫资产仍是解决低收入群体增收问题的有效抓手（叶兴庆等，2021）。对脱贫村而言，经营性扶贫资产是村集体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资产经营的收益也成为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白永秀，陈煦，2022；徐志仓，汪启慧，2023）。对脱贫地区而言，加强扶贫资产管理既是提高脱贫地区造血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是产业兴旺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一方面能够构建长效机制，持续发挥产业项目效用，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体系，进而助力产业振兴的实现（任金政，李书奎，2022）；另一方面能够延伸产业发展链条，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构建脱贫家庭与县域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高静等，2020）。
二是分析扶贫资产管理的现实困境和挑战。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到了扶贫资产的权能缺陷问题，主要是产权界定不清。一方面，扶贫项目资金来源复杂，资产属性不明确，政策文件并未明确约定这些资金属于股金还是财政有偿资金，导致入股经营主体的收益分红资产属性模糊（林万龙，孙颖，2020），资产的产权界定存在较大难度（叶兴庆等，2021）；另一方面，相关主体的权责不对等，所有权存在“错位”与“虚化”，容易产生产权归属泛化情况（杜志雄，崔超，2022）。在政府全权管理下，村社集体组织缺失了收益权的控制（徐志仓，汪启慧，2023）。村集体即便享有扶贫资产的所有权，也无法自行决定资产的使用与收益分配（杜志雄，崔超，2022）。如在一些地区的村级光伏扶贫项目中，贫困村村集体既不参与电站的建设，也不参与电站的管护、运维和收益分配（林万龙，孙颖，2020）。其次，运营管理制度不健全也是相关研究的重点。扶贫资金项目的运营管理普遍面临缺乏专业管理人才、资产设备设施的后期维护不足等问题（叶兴庆等，2021）。各地管理实践的短期行为比较明显，缺乏扶贫资产管理的自循环、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任金政，李书奎，2022）。清产核资面临较多问题，没有合适的参考标准和评估力量，大部分扶贫项目资产只是在名义上按照原始投入进行了登记，并未开展折旧、重新估值等行动，所以实际的扶贫资产价值与登记情况存在偏差（檀学文，2023；叶兴庆等，2021）。最后，扶贫资产缺失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现行实践强调通过“保底分红”等方式倾斜保护贫困群体的分红收益，影响到其他出资方的参与积极性（杨青贵，2020）。一些地方的分红比例过高，给经营主体造成较大的经营负担，部分经营主体并不愿意接受扶贫资金入股（叶兴庆等，2021）。贫困户也面临随时失去扶贫资产收益权的风险（杜志雄，崔超，2022）。
三是探讨扶贫资产管理的优化策略和路径。相关研究的政策建议集中于优化经营管理制度体系，在产权界定、运营管理、收益分配、资产处置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首先，要因地制宜开展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界定，探索扶贫资产大数据管理和应用，逐一登记资产来源、所有权主体、经营主体、收益分配等信息，实施日常运营过程中平台化预警监测，及时为各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任金政，李书奎，2022；叶兴庆等，2021）。其次，设置严格的经营主体平台筛选标准，明确扶贫资金的进入与退出标准，选择经济实力较强且诚信守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扶贫资产项目实施主体，对不符合标准的经营主体，及时退出入股合作（白永秀，陈煦，2022；杜志雄，崔超，2022；周春光，2021）。再次，完善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运营管护制度，明确县乡村的管理职责，加强政府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通过派驻、定期提供经营成果等方式参与日常运营管理，建立多层级管护模式，落实各类资产的管护责任（任金政，李书奎，2022；叶兴庆等，2021），适时开展绩效评价，通过考评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资产管理绩效（白永秀，陈煦，2022）。最后，优化扶贫资产收益的分配机制，建立受益群体动态调整机制，明确扶贫资产的收益权主体和收益权变更的标准（杜志雄，崔超，2022），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受益对象，把握好村集体成员普惠受益与低收入人口帮扶之间的平衡（檀学文，2023；叶兴庆等，2021）。
现有研究对扶贫资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情况进行了诸多探讨，为全面分析经营性扶贫资产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现实困境奠定了研究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定性视角或个案分析，理论层面的分析较多，对全国整体层面所存在的实践风险和挑战缺乏系统研究，从而无法反映扶贫资产管理困境的影响程度。其二，已有研究对产业发展和项目监管的经济行为探讨比较多，对行为背后的制度逻辑和法律逻辑分析较少。其三，资产的保全和运营需要法律提供保障，已有研究探讨了扶贫资产产权不明晰的法律风险，但对这些法律风险所能造成的不利后果缺乏深度分析。综上所述，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司法裁判文书的角度系统分析经营性扶贫资产所发生的各类问题，为扶贫资产管理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通过司法诉讼案件真实地揭示扶贫资产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特别是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运营短板和制度缺陷等共性问题，为完善资产运营管理机制和保障制度提供明确方向和现实佐证。
二、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运营与司法诉讼情况
经营性扶贫资产体量较大，涉及的脱贫人口和经营主体比较多，管理难度大，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出现纠纷也较多。当双方协商失效的情况下，司法诉讼成为权益保障的最后防线。近年来，持续增长的经营性扶贫资产司法诉讼案件，反映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亟待梳理问题根源，寻求妥善的解决途径。
（一）经营性扶贫资产资金量大且涉及面广
脱贫攻坚期间，全国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6万亿元，加上其他渠道的资金，共形成扶贫项目资产2.7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扶贫资产达到9033亿元。经营性扶贫资产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2020年农村集体资产清查数据，全国农村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占比47.7%；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集体资产合计约2.29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占比近50%。由于各类专项扶贫资金主要划拨给中西部地区，从而经营性扶贫资产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脱贫村的经营性资产大多是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扶贫资产。
经营性扶贫资产收益已成为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来源。从地方实践来看，资金或资产大多以入股的形式，交由经营主体或平台公司运营，被入股的经营主体通常需要每年支付5%～12%的分红收益，享有收益的贫困村每年可获得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的分红收益，贫困户平均每户可获得240～5000元不等的分红收益，受益群体累计超过了1000万户。例如部分省份的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每年可为享有收益的贫困村提供几十万元的收益，一些脱贫县的贫困人口纯收入有近20%来自扶贫资产收益，部分贫困户每年的资产收益达到4000元（叶兴庆等，2021）。
（二）扶贫资产诉讼案件数量每年递增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于2015年开始试点，2017年开始大规模推广，随后几乎所有的贫困县都实施资产收益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同实施期限一般为3～5年，第一批合同大多于2020年和2021年到期。与之对应，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诉讼案件数量从2015年的26份增加至2020年的859份，每年几乎成倍增长，2021年同比增加36.0%。辖有脱贫县的22个省（区、市）共有案件3055份，占总数的89.5%。西部地区的诉讼案件增长较快，当年案件占比从2015年的44.4%增长至2021年的80. 1%。从西部某脱贫县的扶贫资产清查得知，全县2013年以来共形成935个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资产原值3.86亿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县共有55个项目未按合同分红，23个项目合同已到期未退还本金，33个项目存在本金无法收回的风险，涉及资产总额1000多万元，13个项目已开展司法维权。其他脱贫县情况基本与之类似，预计全国存在资产流失风险的经营性扶贫资产总额不少。
（三）诉讼缘由主要是经营主体拖欠分红和未退还本金
经营性扶贫资产涉及政府、村集体、经营主体、贫困户等主体。虽然相关管理制度规定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相分离，不同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但为了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并且让贫困户获得倾斜收益分配，扶贫资产项目基本由地方政府管理，特别是早期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的入股、收益分配及监督管理等均由政府全权主导。在项目试点推行阶段，没有明确资产的所有权归属，贫困人口只享有收益权，并没有直接和经营主体签订合同，以至于大部分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由村委会、乡镇政府、县扶贫办、国有平台公司等作为贫困人口的委托代理者，与经营主体签订入股合同。这种权属错位的管理机制成为经营性扶贫资产司法诉讼争议的主要来源。从案例类型来看，经营性扶贫资产案件以民事案件为主，所有案件中有82.2%是民事案件【2】，6.1%属于刑事案件，1.7%属于执行和行政案件。2015-2021年，民事案件占当年案件总数比例从25.9%增加至96.2%。从案由来看，合同纠纷案件的比例较高，占民事案件总数的94.3%，还有2.9%的民事案件是物权纠纷以及与公司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从起诉原因来看，78.3%的合同纠纷是经营主体拖欠支付分红，70.0%是合同到期未退还入股本金。
三、扶贫资产管理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
基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发现经营性扶贫资产案件相似度比较高，集中反映了扶贫资产运营监管制度不健全、合同文本不够规范等问题。这些制度缺陷加大了项目经营风险和合同违约概率，从而引起司法诉讼案件增加。经营性扶贫资产隐含的经营风险和法律合规性问题，也是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村集体资产运营面临的共性问题。
（一）运营机制不健全带来较大经营风险
脱贫攻坚期间，贫困地区扶贫产业项目一般依托当地已有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大部分发展种植和养殖类产业。在司法裁判文书中，违约的扶贫资产项目以农业项目为主，其中36.4%来自种植业，21.6%来自养殖业。农业行业收益不稳定，加上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较差，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农业项目抗风险能力不足，受市场波动、疫情等影响更明显，其间容易出现经营亏损，导致经营主体不能按期履约。此外，种植、养殖项目产生收益的周期较长，而扶贫资金入股约定的分红是从签订合同之日开始计算，一些项目还未产生收益，无法按时给付分红，这种分红机制给一些经营主体带来较大的负担。涉案项目中，81.0%的种植业项目存在拖欠分红或未退还本金，73. 7%的养殖业项目存在同类问题。在部分案件中，扶贫资金刚入股到经营主体，就要按约定给付当年的分红，以至于发生司法纠纷时，有些经营主体不认可入股本金的总额。如（2021）豫民申××号案件的争议之一就是对本金的认定，原告A居委会以30万元扶贫引导资金和村发展集体经济资金入股被告B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9日被告B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收到30万元，并于2017年12月1日支付A居委会“分红款”4万元。该公司主张实际本金应为26万元，一审、二审均认定本金应为30万元，但再审申请判定时，河南省高等人民法院认为需充分考虑支付分红款的时间，对涉案本金进行准确认定，指令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3】。
经营性扶贫资产合同违约率高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经营主体选择机制不健全。各地出台的关于资产收益扶贫的指导性文件均提出要选择好实施主体，如《安徽省资产收益扶贫实施办法（2019年）》提出资产收益扶贫的实施主体是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理健全、经营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强、乐于扶贫助困且诚信守约的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这些对实施主体的原则性要求在实践中很难落实，一方面，这些非量化的评价标准难以对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进行横向比较和筛选；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发展成熟的经营主体数量相对不多，严格符合高标准的经营主体则更少。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满足工作绩效和贫困户增收目标的考核要求，各地积极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只能在当地选择略有基础的经营主体，而真正满足制度完善、产权清晰、创收能力强等要求的农民合作社或企业较少，甚至有些地方选择刚组建且尚未形成稳定业务的合作社或是从未涉及农业产业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例如四川省C县D养殖专业合作社（44宗被诉案件），接受投资入股时成立才6个月，两年之后就出现了拖欠分红的问题。还有部分经营主体在接受大额资金入股后，生产规模扩张太快造成经营不善。此外，由于入股的扶贫资金金额普遍较大，基层政府和其他委托代理者在选择实施主体时更偏好企业，导致企业接受入股的金额普遍比合作社高，违约被诉的比例也更高。从案件当事人来看，65.3%是企业，28.2%是合作社，其余少量案件的当事人为个体。合同到期后，企业面临的退还本金的压力比较大，有77.2%涉案企业因未退还本金被诉，高出涉案合作社16.9个百分点。
（二）帮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造成管理不力
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存在配套帮扶措施不足。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发展需要综合性配套扶持。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形成于“超常规”的帮扶背景，应有总体的风险管理和帮扶机制来减少产业项目的发展门槛和障碍，而不是让经营主体独自承担。但在实践中，有些项目没有经过充分评估研判而仓促实施，有些地方政府在拨付入股资金后，没有对相关经营主体提供必要的配套帮扶措施，导致产业发展受限甚至项目经营失败，一些经营性扶贫资产出现流失或变成“死资产”。例如（2022）陕04民终××号案件，当地镇政府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供水义务，是涉案黑木耳种植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一。
经营性扶贫资产的配套监管存在不足。虽然各省已出台扶贫资产管理办法，强化了监督管理职责，但多以原则性约束为主，没有明确行政部门监管权责范围，而是将具体监管权限下放到县乡政府。例如《广西扶贫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县级扶贫、财政、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扶贫资产管理全过程的监督。资产管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加上扶贫资产项目个数众多，县乡两级行政部门不一定都具备较好的资产管理能力。既没有上级部门的监管责任清单作为指导，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跟踪管理和常态化监督，县乡行政部门很难履行好监管责任。伴随大部分经营性扶贫资产确权到村集体，部分地区将监管责任也交给村集体，例如要求村委会对设施类的经营性扶贫资产，落实具体责任人负责管护，管护责任与其收益挂钩；对投资入股形成的经营性扶贫资产，村委会要落实相关责任人跟踪监督运营管护情况。在实践操作中，村集体更加缺乏项目运营监管的能力。因此，基层政府和村集体通常是在经营主体长时期拖欠分红或未退还本金后，才发现资产项目出现经营问题。
经营性扶贫资产存在贪污受贿问题。刑事案件共550宗，以行政管理人员和村支书贪污、受贿和挪用资金为主，也有少量案件是经营主体虚构产业项目，骗取扶贫资金入股。从案件类型来看，贪污贿赂罪261宗，占刑事案件总数47.5%；侵犯财产罪168宗，占比30.5%；渎职35宗，占比6.4%；其他案件86宗，占比15.6%。刑事案件主要出现在脱贫攻坚的前期，监管机制不健全是贪污、受贿和挪用资金的主要原因。随着扶贫监督检查、审计、稽查等制度逐步健全，扶贫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明显减少，进而使刑事案件同样大幅减少。
（三）合同文本的规范性不足带来司法争议
经营性扶贫资产的法律风险根源是资产收益扶贫的“名股实债”机制。已有文献关注到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法律风险，而司法裁判文书也佐证了这种风险已成为大量存在的现实案例。经营性扶贫资产项目名义上为股权投资，但不符合入股的基本特征，这些“入股”项目既没有进行股权登记，也没有实现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如果贫困户入股企业或合作社成为股东，依照有关法律需进行股权登记，在享有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经营主体经营不善，导致农户和贫困户需要承担以投资额为限的民事责任，就可能对财政资金、集体资产等资产造成侵蚀（赖作莲，2018）。为规避这些风险，资产收益模式通常采用“保底分红”形式，基层政府或村委会通常与被入股的经营主体达成“负赢不负亏”的约定，入股合同都标明贫困户或基层政府等委托者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承担合作项目的任何债务，单纯地享有获取收益的权利，合同到期后需退还本金。因此资产收益扶贫“负赢不负亏”的形式，在本质上更接近债权投资，经营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像借贷关系，而“分红”实质上是借款利息。
各地在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实施之初缺乏参考案例，且关切点集中于提高项目对贫困群体的覆盖程度，对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关注不足，也基本没有开展合同的法律合规性审查，导致“负赢不负亏”的约定和受益分配方式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从而隐含了一定的司法风险。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一些文本约定未必能获得司法机关的认可，而合同有效性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成为民事案件争议焦点。一方面，“名股实债”造成合同认定模糊。有56.8%的民事案件被认定为合作协议纠纷，33.3%被认定为借贷合同纠纷。在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中，有28.7%的案件被认定为借贷关系。还有一部分经营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提出入股合同无效或无须返回本金等观点。虽然法院通常从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角度予以认可，但“名股实债”从长远看仍是法律风险的根源。另一方面，合同大多未明确约定具体的解除条件，部分委托代理者在提出合同解除时出现了司法争议。合同解除条件不明确，增加了经营主体和扶贫资产所有者的风险，也为运营和保全扶贫资产增加困难。例如（2020）内04民再××号案件，合同双方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企业法定代表人意外死亡，在企业经营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县扶贫办以维护资产安全为由起诉请求解除合同。一审和二审支持扶贫办解除协议，再审认为此案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2018）渝0242行再××号案件，E县扶贫办认为F公司不满足收益较好、连续三年实现盈利的条件，可能专款不专用，为确保扶贫资金安全，要求解除《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协议》。一审要求E县扶贫办继续履行协议，将约定的专项扶贫资金60万元划拨给F公司的指定账户，再审撤销了原审判决。
（四）“同案不同判”不利于扶贫资产司法维权
相关政策文件对于扶贫资金“入股”没有明确的含义规范，现有法律规定对此类财政资金“入股”也缺乏明确的适用条款，导致各地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尽相同，从而出现较多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审判结果不同，在民事二审案件中比较突出，撤销原审判决或改判的比例为16.2%。一是合同效力判定不一致。大部分案件的合同得到了司法支持，也有2.7%的案件合同未获得支持，主要原因是部分法院认为行政部门代理签订合同的行为超出政府机关业务范围。例如（2020）内民申××号案件和（2020）辽0727民再××号案件不断改判，且两个案件对合同效力的判决完全不同。二是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模糊。委托代理者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成为民事案件另一主要争议点，其诉讼主体资格在个别案件中不被认可。如（2020）内04民再××号案件，扶贫办及其隶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G公司在2017年和2019年分别签订两份合同，再审认为扶贫办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村集体的诉讼主体资格也出现不被认可的案例。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都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特别法人地位和独立运营地位。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庄，村委会可以依法代替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其职责（杜志雄，崔超，2022）。但在（2020）冀0728民初××号案件，10个村委会联合作为原告，法院裁定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这种裁定结果无疑加大了同类村庄的维权难度。面对第一批合同普遍到期的情形，“同案不同判”给扶贫资产的再次利用带来顾虑，如何清晰界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如何统一类似案件的认定和判决，都是确保扶贫资产可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
四、经营性扶贫资产保值增值需要处理好的几大关系
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资产属性和政策目标兼具公益性和市场化特征，管好用好经营性扶贫资产必须平衡维护资金安全和获得稳定效益的两难关系，在保障可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尽可能让目标群体从扶贫资产中受益更多，并处理好基层政府监管责任和监管能力不匹配的难题。
（一）处理好确保资金安全和追求经营效益的关系
经营性扶贫资产大多来源于财政资金，在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无法避免安全性和灵活性相互矛盾的两难处境。从资产性质和来源来看，扶贫资产保值应是资产管理的首要目标，资产安全的重要性超过了资产增值。从资产运营的要素来看，扶贫资产附着于乡村产业、依托于经营主体，需要给予经营主体适当的支持和容忍度。只有承载项目的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经营主体效益稳定，才能确保扶贫资产增值。如今，乡村产业的低效益、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脆弱性，给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妥善运营管理经营性扶贫资产带来重重压力。一些地方担心资产流失，对经营主体施加多重限制，反而制约了经营主体发展。还有部分地区选择规避风险的方式，将大量资金打包入股到大型企业，以期降低项目失败风险，并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但这种方式并非一劳永逸，一是大项目并非没有经营风险，一旦经营失败反而影响到更多农户的收益；二是利益联结机制较为单一，贫困户和村集体除获得固定的分红收益之外，很难参与到大企业的产业链，从而无法给贫困户生计和村集体经济带来根本性改善。要实现经营性扶贫资产的保值增值，必须在确保资金安全和维护经营效益之间寻求平衡，优先选择既能与贫困户和村集体构建产业纽带，又有良好经营制度和经营状况的实体作为入股对象，鼓励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积极盘活和使用经营性扶贫资产，避免闲置浪费，使其能发挥增收的作用。
（二）处理好长期稳定经营和短期分红收益的关系
经营性扶贫资产肩负着让受益主体脱贫且稳定增收的公益性目标，还要在市场环境中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经营，使其在实践中面临公益性投资与市场化运营的双重目标。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扶贫核心目标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在责任层层传导、考核年年跟进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只能追求产业扶贫尽快见效，从而选择一些“短平快”的项目。项目的选择和运营等环节没有完全遵守市场化最优配置的原则，导致这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略有不足，很难持续保障分红收益。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长期稳定经营和短期分红收益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难以比肩脱贫攻坚期间的政策力度，产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更需要培育和升级形成有竞争力的高效产业。这些产业需要综合扶持和耐心经营，但当前的经营性扶贫资产分配机制虽然有利于获取稳定收益，实际上不一定能够保障项目可持续性发展（汪三贵，梁晓敏，2017）。在项目未产生收益或经营出现亏损时，经营主体可能无力分红，强制分红加剧了经营主体的经营负担，降低资产流动性，还可能迫使经营主体缩减经营规模和再投入资金，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负赢不负亏”的机制使得经营主体承担所有风险，这也是部分经营主体在合同到期后不愿意继续让扶贫资产“入股”的原因。在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运营和管理中，需要处理好长期稳定经营和短期分红收益的关系，需明确产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长期稳定经营是获取分红的基础条件，短期分红不应损害长期稳定经营，在不损害经营主体长期稳定经营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分红，才能使经营性扶贫资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处理好地方政府监管责任较大和实施意愿较低的关系
当前的经营性扶贫资产管理制度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较多的监管责任，而地方政府监管能力难以满足现实监管需求，导致地方政府不愿意继续采用资产收益的模式发展产业，经营性扶贫资产可能会进入缩量式发展处境。《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县乡村三级监管责任，县级政府对本县域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责任清单；乡镇政府要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运营的日常监管；对确权到村集体的扶贫项目资产，村级组织要担负起监管责任。对县乡村而言，经营性扶贫资产“不好管”，也“不想管”。在脱贫攻坚战结束后，地方政府在资金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直补、以奖代补等管理程序相对简单的产业帮扶方式，具有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前有“撒胡椒面”的倾向，所形成的扶贫资产多为到户类资产。因为按照扶贫资产管理的政策规定，到户类资产无须县乡村三级机构对其实施监管，从而导致新增经营性扶贫资产越来越少。需注意到，经营性扶贫资产在兼顾乡村产业发展和特殊群体增收的双重目标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到村的专项资金相对较少，单个村的帮扶资金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再分散到脱贫户和防返贫监测户，则更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适当汇集资金发展当地特色产业，补齐产业链和配套设施的短板，推进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既能形成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的经营优势，建成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又能为拓展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创造空间，使经营性扶贫资产能够在新发展阶段成为促进低收入群体和村集体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要达成上述目的，必须妥善解决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和监管能力不匹配问题，明确与层级相匹配的监管措施和监管责任，让各层机构和组织都能在统一的监管框架下，发挥各自的监管职责，实现管好用好经营性扶贫资产。
五、促进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发展的建议
在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大规模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经营性扶贫资产承载的特殊作用，必须健全其运营监管机制，妥善处置面临的经营风险，确保资产稳定经营并实现保值增值，让脱贫人口和其他低收入人口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资产收益。
（一）健全经营性扶贫资产的运营机制
一是健全经营主体筛选机制。明确财务绩效、管理制度等标准，挑选出经营稳定且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入股合作对象备选库。要求入股合作的经营主体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增加会计信息披露程序，对入股资金较大的经营主体开展年度审计。二是改进资产运作模式。对已有产业基础的地区，应以补短板、提效益为目标，基于产业布局规划和村落地理位置选择产业项目，力求形成区域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对无优势产业的地区，以资金安全、收益稳定为目标，可形成固定资本再委托经营主体运营或与经营主体共同运作产业项目。三是健全扶贫资产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拓展分红之外的联农带农机制，给脱贫户提供更精准有效的技术培训、产品定向保价销售、互联网＋带货培训等。四是强化配套扶持措施，协调解决产业项目的配套基础设施短板，帮助经营主体对接市场、技术等资源，提供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政策。对存在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帮助纾解外部因素造成的影响，例如协助打通供应链和销售链堵点、解决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对市场主体因临时资金短缺或未产生收益而不能按时支付分红的情况，可以酌情延期支付分红。
（二）健全经营性扶贫资产的监管机制
一是明确行政部门监管权限。建议各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经营性扶贫资产监管责任清单，明确县级政府监管责任，要求其对重大项目开展常态化监督，包括定期开展专项督查或暗访、委托第三方机构审计等。对投资规模达到一定标准的项目，每年由主管部门汇集后，统一委托会计或律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赋予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中小项目资产运营监管的权限，实现项目监管全覆盖。二是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对入股资金较大的产业项目，要做好项目全周期风险防控预案，完善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对县域内风险较为集中的项目进行跟踪监控，针对风险点采取循序渐进的整改措施，有序化解相关项目的风险。强化对资金的监管，建立入股资金共管机制，开设共管账号，由行业主管部门或乡镇与经营主体共同管理资金使用。开展常态化的资金使用审计，鼓励对入股本金开展抵押担保，以降低专项资金的风险。三是加大刑事责任的惩处力度。对涉嫌侵占、挪用资产等行为，除按刑法定罪量刑之外，加大附加刑处罚力度，例如提高罚金金额，增加违法犯罪成本。
（三）提高入股合同的合规性
建议对扶贫资金此类财政资金的“入股”进行明确界定，为与现有法律规定相符合，可将其明确为债权投资，“分红”可界定为资金占用费或利息。合同可定性为借贷合同，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针对司法诉讼的主要争议点，建议各省出具普适性“入股”合同范本，供基层签订经营性扶贫资产包括村集体资产“入股”合同参考使用。统一制定权益保障条款，明确合同法律关系，标明合同终止的具体条件，健全资金退出、返还、处置等机制，允许经营主体主动申请退出。对处于存续期的合同进行法律合规性审核，对原合同尚未明确的权益保障条款等可通过补充协定予以说明。
（四）公布指导性案件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鉴于经营性资产投资入股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依据，而短期内很难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修订，可利用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当前存在的司法裁量不一致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乡村振兴局等相关部门，挑选一批司法逻辑清晰、说理性强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参照审理相似案件，就主体资格确认、合同性质和效力认定等分歧较大的内容，提供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和裁量规则，实现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需以合同条款和政策实施背景为判断标准，认定合同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即使行政部门代理超出行政职能范围，也不应认为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影响合同的有效性认定。
注释
【1】中国裁判文书网汇集了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覆盖刑事、民事、行政、赔偿、执行等不同案件类型，以及二审、再审、申请再审等不同审判程序的文书。经营性扶贫资产司法诉讼案件是以“扶贫”“资金”“入股”“分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而得，共获得相关文书3413份（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经过整理、筛选后共计2247份，文中对民事案件的数据分析均以此为基础。
【3】文中所涉及的案件号以及当事人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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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科技革命主导了农业现代化的四个阶段及其鲜明特点，并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典型先发国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尽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相较过去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粮食安全与农业综合产能、资源要素配置、农业产业体系、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与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要求、与世界上的先发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食物供给结构内部占比下降、外部供给不确定性增大，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资源禀赋和要素配置约束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需完善、农村三产融合与现代产业体系还有差距，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动力转换、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村农民。展望未来，采取长期战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陆海统筹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优化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产业体系，坚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概括地讲：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这不仅清晰阐明未来5年、2035年和21世纪中叶三个不同时期的农业现代发展要达到怎样目标，而且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总抓手，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从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寻找一般规律，借鉴好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特色，立足国情农情，谋划符合中国实践的战略性、关键性举措，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明显滞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点难点在农业农村，这就亟须对照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针对重点难点事项，采取关键性举措，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从世界及各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看，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给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质的飞跃，而当前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普遍为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简称“先发国家”），先发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发展农业，不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且不断发展超越使其农业现代化水平保持在世界前列，中国作为后发展起来的国家（简称“后发国家”），虽然在绝大多数农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一些农业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等方面与先发国家仍有差距，这也需要中国立足世界，在更大范围内，对比先发国家农业比较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弥合差距加快追赶农业发展进程。
一、世界及先发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及特点
科技革命在世界农业现代化历史演进中主导了农业机械化、石油化学农业、农业生物技术、数字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科技革命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先发国家农业现代化普遍呈现“科技水平高、城镇化率高、农业生产效率高”的鲜明特点，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后发国家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各有不同。
（一）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及特点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看，伴随18世纪以来人类近现代发展，农业现代化紧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给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质的飞跃，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科技革命主导了农业发展进程。
第一阶段的鲜明特点是机械化在农业领域应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后，蒸汽拖拉机、柴油拖拉机陆续诞生，改变了传统落后依靠手工的农业耕作方式，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水平相比较，英国利用工业发展优势显著提高了农业发展水平。
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是石油化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高涨，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由美国主导的化学工业先后发明了化肥、农药并研发了杂交玉米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下，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利用石油、化学等工业新技术优势显著提高了自身农业发展水平。
第三阶段的鲜明特点是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的绿色农业时代，伴随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美国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生物技术改变了传统农业育种方式，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呈现现代化特征，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这一时期，美国作为经济和农业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保持了农业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并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将生物农业育种技术向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开展试验，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发展农业现代化；其他早先开启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先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及日本利用自身优势保持前列地位。
第四阶段鲜明特点是信息与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与数字技术等加快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极大地优化了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时期美国等先发国家依然保持先发优势，一些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陆续加快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随着自身国力的增强，农业发展能力也逐步增强。
（二）先发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及特点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看，主导世界科技、经济和农业地位的国家由英国转变为美国，美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发展地位，确保了其现代农业发展的世界领先地位。这不仅与其较好的资源禀赋、气候条件及农业发展方式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在世界上拥有前沿的科技水平、所处的经济发展地位、所拥有的经济发展实力密切相关。
从典型先发国家的经济实力看，这些国家普遍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达到我国当前人均GDP1.3万美元左右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数据（见表1），GDP总量排名前15位、人口数量规模在半亿以上具有典型发达农业的国家中，美国早在1980年就达到这个水平，日本紧随其后，之后是德国、英国、法国。在典型的发展中农业国家中，俄罗斯分别在2011年至2014年及2022年达到这个水平；而巴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经济奇迹，成功从传统农业国转型成为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但一度达到这个水平后呈波动下降，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典型先发国家的农业发展进程看（见表2），这些国家普遍是城镇化水平高、农业就业人口数量少、农业生产效率高的国家。从城镇化率水平看，先发国家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英国和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达到65%的城镇化率，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现在普遍保持在80%及以上的城镇化率，在农村（视同为非城市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在农业领域就业人口相对较少，在整个国家就业人口占比中普遍低于2%。在科技、人力、资本高投入产出的情况下，农业在GDP中占比普遍不高，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当前这一数值普遍低于1%，但农业生产力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农业就业人口年人均增加值处于高位，尤其是美国高达10万美元，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分别高达5.59万美元、5.36万美元和4.37万美元，农业现代化水平保持在高位。而典型后发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在整个国家就业人口占比中普遍偏高，特别是巴西，虽然耕地资源禀赋较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达到高度城镇化，但收入分配不均、粮食自给能力和农业就业人口的人均增加值不高。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成效显著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在经济体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但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伴随国力增强和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经历长期发展与不懈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
（一）依靠自身解决了粮食安全与大部分重要农产品供给
中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增速远高于人口增速。1949年至2022年，中国人口数从5.42亿增长至14.12亿，增加了1.61倍，同期，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13亿吨提高至6.86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提高到486公斤，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分别提高了5.07倍和1.33倍；在充足的粮食产量支撑下，不仅实现了口粮绝对自给，谷物基本安全的粮食安全保障目标；谷物的高产也支撑了以谷物为饲料原料的畜牧、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1979年至2022年，肉、禽蛋、奶和水产品产量分别增长7.78倍、11.31倍、28.45和14.95倍，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确保了居民除了谷物本身外更丰富的食物膳食来源。这些依赖的是农业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
（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助推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在助推城镇化的同时促进了农业发展。1949年至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4%提高到65%，中国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在推进农业发展的同时，持续为城镇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从2000年到2022年，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过程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6%快速增长到65%。随着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2000年至2022年农民工规模从8000万人左右增至2.96亿人，农业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口从3.6亿人下降到1.77亿人，占就业人口比重从48.6%下降到22.9%，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减少的同时，年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从4088元增长至49912元，中国劳均农业增加值自2012年起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生产效率在过去二十多年明显大幅度提升。
（三）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中国人均耕地、水资源相对匮乏，在国家财政支持和金融扶持下，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来配置有限的资源，助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耕地面积达到19.14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达17.75亿亩，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更注重耕地质量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左右；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37亿亩，农田水利灌溉系数0.572，较2000年提高了0.142；作物育种方面，到2022年，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5%，特别是农业生物育种技术在世界地位已经从过去的“追赶”逐步转变为“并跑”；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了86.9%、97.6%和90.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4%；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8%，农膜回收率超过80%；化肥减量替代、测土配方施肥、按品种施肥等取得显著成效，农用化肥施用折吨量从2015年高峰时期的6026.6万吨连续7年下降到2022年的5079.2万吨；农药施用量从2013年高峰时期的180.8万吨下降到2019年的139.2万吨；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2%。整体上，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更加集约节约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统筹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农业三产结构均衡发展与农业生产经营的质量效益稳步增强
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保持了高速增长，农业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从农林牧渔经济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年至2019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4.5%，到202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高达15.61万亿元，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增速的国家并不多见。从农业产业发展看，1952年至2022年，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产值结构比从86.9：1.6：11.2：1.3转变为54.1：4.4：26.0：9.9；细分农业产值占比下降的同时，林牧渔业占比日益提高，现代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方向发展，中国农业实现了从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三产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看，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持续提升，依托多种经营模式，新兴经营主体增长迅猛，2022年，家庭农场达到391.4万家、农民合作社达222.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4万个，不仅带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也促进了小农户持续融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使得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引领农业现代化的主力。
（五）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12年至2022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从2012年的2.88缩小到2022年的2.45.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倍，高于人均GDP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速。收入的增长增强了购买力，扩大了农民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农村路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和农业人居环境的改善支撑，促使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从农民收入结构看，2012年至2022年，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明显拓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逐步替代经营性收入占据主导位置。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37.2%提高到42%，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的占比从43.6%下降为34.6%；支农惠农补贴和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力度加大等带动增收减负，促进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比从17.2%提高到20.9%；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盘活闲置资产使其增值带来更多收益，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提高到2.5%。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难点与差距
成就的取得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需清醒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在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对照自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远景目标要求，仍存在难点和挑战，与先发国家优势领域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一）食物供给结构内部占比下降，外部供给不确定性增大
当前对以粮食为原料的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需求总量呈现刚性增长，而在粮食总供给结构中内部供给虽仍占主导地位，但略呈下降态势，外部供给占比呈相对上升态势。从内部供给看，我国粮食表观自给率从2015年的83.46%下降至2021年的历史低点80.9%，2022年略有回升82.7%。从更大范围的“食物营养”维度看自给率变化，按照食物消费计算，食物自给率从2000年的93.6% 降至2020年的65.8%；从食物膳食营养结构看，食物能量、蛋白质及脂肪总消费自给率分别为 85.2%、74.6%和74.1%。从净进口看外部供给占比变化，以2004年为“分水岭”，我国由农产品净出国转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到2021年，农产品净进口品种数扩大了1.68倍，农产品净进口额增长了近29倍，粮食净进口量增长了6倍。分品种看，大豆对外依存度最高，且进口来源较为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进口渠道和供应链相对单一；此外，谷物中玉米及其替代品高粱、大麦等进口量较大，除粮食外，对外依存度高的品种还有食用植物油、食糖、牛羊肉等。在统筹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能力增强的同时，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对于我国重要农产品保供作用逐渐凸显、地位上升，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仅加剧了国际市场价格异动向国内市场传导的风险，更增加了外部供给的不确定、不稳定风险。
（二）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资源禀赋和要素配置约束明显
耕地等资源约束仍然是阻碍现代生产要素采纳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突出短板，人均耕地、水资源不足的资源禀赋现状，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约束条件。后备耕地资源较少，耕地数量压力较大，农业生产空间亟待向国土空间拓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高标准农田依然存在质量不高、任务重、配套养护不健全、亩均投资标准不高；水资源与粮食生产区域分布不均衡，粮食主产区向东北、西北地区迁移，而西北地区水资源不足，加之极端天气变化增多，农业防汛抗旱等防灾减灾体系还不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仍有明显薄弱环节，应对自然灾害压力增大；在农业科技与作物育种方面，同期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到75%以上，美国、日本农业科技贡献率更是超过80%。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研发与应用产业链不畅、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在关键领域，现代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优质畜禽品种的遗传改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玉米、大豆等单产水平，不仅与美国等先发国家也和巴西等后发国家有差距；在农机装备上，高端农机具及关键零部件研发滞后、质量不高，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先发国家在机械化的精准性和配套设备协同性上差距明显，此外，应用在平地的大型高精尖端农机装备和丘陵山地的小型装配的适配性不高；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在小规模农业中应用不广。在化肥农药方面，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仅为41.3%，2021年农药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7.34千克/公顷，利用率仅为41.8%，化肥施用强度高、利用效率低，未被充分利用的化肥、农药持久留在土壤造成土壤酸化、水体污染等资源环境风险，统筹农业增产与绿色低碳转型双重目标仍有难度。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助推城镇化发展，但大量流出的人口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相对城镇更明显，中老年群体在第一产业、在农业中就业，不仅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质量普遍也不高，对新技术、新经营理念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应用慢，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无论是和国内非农业产业比，还是与国际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从城乡老龄人口对比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7.7%，比城镇分别高7.99百分点和6.61个百分点。从三产劳动生产率看，2021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仍为1：4.3：3.5，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二、三产业；而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就业人口的年人均增加值仅为5609美元，不仅低于先发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而且也低于后发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和巴西。显然，考虑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农业与非农业生产效率应大体均衡，而对标国际上即便达不到先发国家水平，也应在后发国家中保持较为靠前位置。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农业就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难度大，由此可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难度远大于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
（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需完善，农村三产融合与现代产业体系还有差距
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规模化与普通农户的分化，农业生产质量不高、产业化协作难、产业融合深度不足，对标现代生产经营体系、现代产业体系，都还有明显差距。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看，普通农户也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断分化，但小农户数量仍达2.2亿，户均耕地规模不足10亩，种植业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2.5亩，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规模生产的门槛要求。尽管近年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逐年增长，助推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育壮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到2021年，新型经营主体中的家庭农场户均经营规模接近150亩，在我国现有人地资源禀赋情况下已经实现较好的均衡状态，但与先发国家的户均生产规模高达千亩以上有较大差距，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尽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难度大且竞争力难以与规模化竞争。从农业产业体系上看，城乡间产业融合和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农业产业链相对较短，农产品的加工和价值链较弱，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不高；而农业企业特别是集中在一产、种植业的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与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大型粮农企业仍有差距。
（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村农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种养业效益偏低，农民就业制约因素较多，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快，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新动能亟待培育。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看，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自2015年低于工资性收入占比，传统以农业第一产业收入、农业经营性收入为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农业就业吸引力下降；工资性收入结构占比提升，2022年，按农民进城务工月工资4615元/月计算，年收入高达5.54万元，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75倍，农村居民中青年从事农业意愿下降，由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产就业获取报酬较低，且有相对稳定报酬的就业岗位，使得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农民更愿意到城镇中有就业岗位需求的二、三产业就业，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此外，农村老龄化也加剧了农民养老负担，当前农村地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普遍偏低，难以负担老龄生活成本。在收入增长相对乏力，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达成“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目标的重点难点。
四、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性、关键性举措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农业现代化标准和水平随着科技、经济、社会进步不断动态变化，受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所影响。农业现代化并非为目的，而是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让传统农业部门逐渐转变为现代产业部门。放眼世界，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应在更宏观视野、更大范畴统筹推进。
（一）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顺应食物消费膳食结构升级趋势，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供需两侧协同保障粮食安全。在供给侧方面，统筹处理好粮食、经济作物种植用地，在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需求侧方面需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提倡健康饮食，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科学健康营养节约的膳食消费结构，通过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针对外部供给，需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针对对外依存高、进口集中度高的重要农产品品种，统筹推进进口多元化和农业“走出去”战略。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粮食体制改革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影响力。在国内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适度进口来减轻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弥补部分国内农产品产需缺口，稳定国外重要农产品进口来源、进口渠道，提高进口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
（二）陆海统筹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优化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农业生产空间，突破现有农业生产资源瓶颈，向整个国土空间拓展，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一是陆海统筹思维拓展农业生产新空间。横向看，拓展农业生产资源的可能性边界，树立大食物观，统筹陆海资源，既要高效集约节约利用现有耕地，也要向草原、森林、海洋等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加快后备耕地资源梳理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发展林下种养和深远海养殖；纵向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立体种植养殖模式，利用有限陆海资源，提高单位土地、海洋的种植养殖效率。二是优化水土资源和科技要素配置效率。保护耕地红线，在种地养地中促进耕地质量提升，通过耕地质量提升土地产出率；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评估，适时启动建设解决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快补齐东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优先把东北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好、黑土地养护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能力；加快突破种业前沿科技创新及应用，形成研发与市场应用的产业良性循环，以市场激励种业科技创新，在品种上优先聚焦玉米、油料作物等；加快高精尖端农业机械及其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因地制宜推动适宜平地大规模大马力机械和适宜丘陵地区的小型农机具；强化粮棉油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加快配套协同机制完善；统筹推动化肥农药减量替代、测土配方施肥等一体推进，运用信息、智能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灌溉、精准施肥及水肥一体化控制等，利用科技创新助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在优化各类资源要素配置中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协同处理好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村常住人口工作，一方面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和质量。一是协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畅通城乡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农业和乡村进一步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有效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冗余，提高城镇化质量同时提升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逐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特别是优先在县域内与市民享受同等条件的就业渠道、子女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二是实施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升长期行动，着力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应从长远考虑，实施农业劳动力素质行动。针对农村非劳动力人口的儿童和青少年，加大对公共财政对农村学龄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早期基础教育投资力度，避免造成城乡居民在教育起点上的“代际差异”，防止阶层、身份固化；针对劳动力人口，根据其就业需求、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探索多种途径加强职业技能、经营发展等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全方位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和文化素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尽快实现人力资本均等化，逐步把农业劳动力逐步转变为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率。
（四）促进农村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产业体系
打破农业、农村地域的思维局限，拓展为农业农村三次产业，变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在产业融合方面，利用农业农村独特的资源禀赋，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发挥好规模企业的引领作用，加快农业农村的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产业跨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动和资源跨界集约配置，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积极开拓新功能新价值，发展现代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推动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方面，培育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利用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经营和农民合作社在链接分散小农户方面的优势，通过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培育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能力，将先进的品种、技术、装备扩散和传递给小农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
（五）坚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分类施策拓展农村居民增收途径。稳定增加工资性收入，要通过稳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口的岗位来稳定就业，在此基础上提升其技能，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通过提供创业就业平台、完善优惠创业就业条件，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等。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户，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行动；针对小规模农户，采取社会化服务促其增收；针对土地碎片化，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多措并举，在保障农民利益中实现农业节本、提质、增效。拓宽农民财产性收益途径，确保农民在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中受益。一方面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让农村居民从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收益中获益；另一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承包地租金收益。在扩大转移性收入上加大向农村居民收入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大惠农政策支持力度，形成长期稳定增长农直补政策机制，在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向农村居民再分配力度，在增加农村居民转移收入的同时，逐年适度提高农村基础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养老负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韩杨
| 宏观纵览 投资领域的设备更新和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对扩大内需起着牵引带动作用。 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投资领域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是我国扩大消费与投资的重要抓手。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对此提出明确要求。3月13日，国务院公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在钢铁等重点行业、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农业机械、教育文旅医疗设备等领域实施设备更新行动，并对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品推动以旧换新行动。投资领域的设备更新和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对扩大内需起着牵引带动作用。 当前释放内需新活力的必要举措 202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的一年，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的态势。疫情期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2023年得到缓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但同时应该看到，在消费与投资领域，我国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的问题，急需相应的政策举措进一步释放内需新活力。当前出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对扩大内需具有牵引带动作用。 一是能稳定市场预期，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促进量的合理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如何发挥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是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的两个基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显著，但受内需不足等问题的影响，物价持续低迷，消费依然属于恢复性增长；投资增速仍然偏低且有所下滑，尤其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汽车、家电、家装产业链较长，市场存量巨大。通过政策驱动，在这些领域实现以旧换新和更新换代，不但能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能缓解物价低迷的困境，推动这些领域的企业效益提升和投资增长，进一步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而实现“双轮”驱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目标。 二是能有效提升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消费结构正进一步升级，从基本生活消费向品质消费转变。消费结构升级也必然会推动投资结构的升级。在这种客观规律下，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是在存量市场上的重复循环，而是在盘活存量市场中挖掘出新的增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所形成的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智能家居消费，将带动产业升级和投资更新，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就业、收入与消费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创造条件，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质的有效提升。 三是有利于提升国内经济运转效率，保障人民生活需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要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加强‘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这将为新产品和废旧产品协同流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健全耐用消费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在有效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另外，我国部分家电产品存在高耗能、安全性不足、超过使用年限等问题，包括第一代新能源汽车存在动力电池衰减、安全隐患等问题，需要政策引导，让更多节能、环保、智能、安全的高质量产品进入居民生活，在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安全感获得感的同时，也能促进相关投资品类的合理化布局。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和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重要抓手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投资领域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是我国扩大消费与投资的重要抓手。 第一，基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规律，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是必然之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从1980年的59.9%下降至2023年的29.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80年的0.02万元上升至2023年的3.92万元。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一国居民随着收入的增长，其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体现在恩格尔系数上会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方向是有潜能的消费，而有潜能的消费更多体现在新型消费、多元化消费和高品质消费。通过以旧换新的政策举措，不但能有效激发这些有潜能的消费，也必然会带动投资结构的升级，进一步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第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是必要选择。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方兴未艾，人类社会正从过去的体力替代向智力替代深刻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型且多元化的消费和投资随之产生。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智能家居等不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也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等创新性投资所创造出的新消费需求。因此，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正共融共生，两者正处于加速升级、相互促进的新阶段，不断推动着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和设备的持续更新。 统筹做好就业、收入、消费和投资四个环节工作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要从全局视角，在就业、收入、消费和投资四个环节上，既尊重市场规律，也要加强政策引导，有针对性地打出宏观政策“组合拳”，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双轮”驱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妥善解决好就业、收入和消费的三角关系，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内生动力。就业与收入是消费与投资的前端，不但决定着消费与投资的能力，也影响着消费与投资的市场预期，是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一是重点解决好青年的就业问题。加强年轻求职者的就业前培训，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推动高校学科调整，提高专业的市场适配度。二是优化农民工就业渠道。三是进一步提升就业者的工资性收入，保证传统消费的刚性支出不降质。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打破年龄和性别歧视；健全就业优先和积极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体系；针对城镇失业者进一步优化再就业扶持政策。四是提高资本市场预期收益，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缓解居民持币观望心态，推动居民消费信心恢复。具体包括在文旅、医疗、养老、体育等领域，进一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对中高端和个性化消费的需求；持续释放稳定资本市场的信号，提高资本市场的预期收益。 持续推动消费与投资实现良性循环，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条件、扫清障碍。一是通过设备更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决国内大循环的供求错位问题。随着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的新消费需求在市场上如果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新消费需求要么被抑制，转为潜在的消费需求；要么转向海外，转化为进口需求，这都会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推动外贸企业的设备更新，畅通出口转内销的渠道。助推外贸企业调整生产线和产品结构，拓展企业内销渠道；推动代工企业按照“同线同标同质”开发自有品牌，给予其专项资金补贴和政府采购倾斜。支持外贸企业为适应国内消费市场的灵活性和柔性特征，开展适用于小批量、多批次产品生产的设备改造。三是进一步弥补基础设施短板，节约消费成本。通过流通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效率的提升，切实降低产品流通成本；提高我国产品仓储和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水平，降低产品运输的腐损率；切实解决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加大城乡便民化商业网点建设力度。四是持续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充电效率。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水平，使之与我国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相匹配。五是充分重视居民购车的合理诉求，减少汽车消费的地方限购政策。尽快将“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的政策诉求落实到位。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稳定预期、提供保障。在收入与消费之间，分配制度影响着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具体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负担，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增加医疗、养老等全社会保障投入，在相应领域增加投资，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三是不断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扩大社会福利制度的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管理体制，加强社保体系建设，稳定居民预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张永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郭迎锋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赖消费拉动，形成消费、投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极为关键。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储蓄与消费、投资与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与消费关系的三种权衡，分析当前消费不足的原因。未来应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导致消费不足的“三个失衡” 一是存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居民预防性储蓄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受到进一步挤压。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出现致使全球经济低迷、市场萎缩，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及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局面，企业和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都有所提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收入骤减或突发性开支。为了保证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出于预防性动机，很多家庭会选择降低即时消费，增加存款或增加对相对安全的金融产品投资。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占GDP比重都很高，并且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企业、居民储蓄关系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企业和居民储蓄均处于较高水平。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相互较为独立。通常而言，当企业储蓄增加时，其资产会随之增加，如果居民持有企业的股权，企业增加的资产会以股票价格上升的形式使得居民财富同向增加。因此，在国外，家庭资金往往是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在我国，体量庞大的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储蓄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较小。换言之，企业储蓄难以转化为居民财富被居民直接利用，企业与居民部门的储蓄彼此相对独立，居民自身还需积累大量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综上所述，当前，企业与居民部门资产难以相互“沟通”的结构性困局，以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提升，使得储蓄对于消费的挤压情况格外显著。 二是存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实现对就业的带动，对消费绝对水平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率虽然较高，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都偏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制度因素带来的投资偏好。由于地方政府存在政绩考核和竞争压力，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投资对此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有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支出、降低工业用地价格等方式吸引投资的倾向。这些行为使得辖区内的投资回报率提高，助推了投资率的走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消费的促进往往被忽视，且在该策略下进行城市土地规划时往往会导向对住房用地的限制，从而抬高了住房价格，使得居民需要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应用于住房储蓄，当期消费能力降低，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加剧。另一方面是劳动报酬较低带来的投资消费比例的进一步失衡。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虽然近年来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红利出现下降，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依然属于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的国家。由于劳动力报酬相对较低，收入分配更多向资本倾斜，这种资本与生产要素之间的扭曲不仅刺激了企业的投资，而且低劳动报酬本身也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消费能力有限。以上多种原因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的困境。 三是存在收入增长放缓与分配不均衡。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普遍放缓。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各行各业运行重回正轨，国民经济持续回暖，但居民收入增长势头还有待实质性修复。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但依然低于2021年全年的9.1%以及2019年全年的8.9%。如果沿着2013—2019年上半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路径线性外推，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确有放缓之势。这与经济修复动能偏弱、地产行业和外贸出口不景气、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有关。考虑到居民消费和其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收入增速的放缓将不可避免地掣肘居民部门消费的扩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依然存在，难以支撑大规模消费需求。 当前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再分配制度都存在可优化的空间，例如，对于财产性的收入缺乏有力的调节机制，再分配政策对于农村地区的效力偏低等。从现状来看，近年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2023年我国基尼系数仍为0.47，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财富向高收入群体聚集，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不仅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整体消费市场的活力。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更倾向于将有限的收入用于基本生活需求和预防性储蓄。高收入群体虽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但其消费增长速度不足以抵消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不足的影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控制预防性储蓄水平，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政府应当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有效调控财政收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减少因风险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一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延长退休年龄，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此外，还应积极推动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养老保障。二是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是确保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制度安排，应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保覆盖面和报销比例，降低看病成本，减少因疾病而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减少因医疗资源不足而进行的过度储蓄。三是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失业保险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减轻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经济压力，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应加强失业登记和信息采集工作，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和覆盖面，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和援助，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四是加强住房保障和教育保障。住房和教育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供应，降低住房负担。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减少因教育支出而进行的过度储蓄。 第二，优化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利润分配模式，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一是要加强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科学设定员工绩效评估机制，确保利润分配公平公正，设立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励机制，鼓励员工持有公司股份，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水平，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利润水平，从根本上保障利润分配制度的执行效果。二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再分配。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度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推进资源税改革，基于各地区资源条件的差异合理确立税率水平，避免统一税率给企业造成结构性负担。健全转移支付机制，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划分比例、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等方式，促进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加大对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确保税收的公平征收和有效使用，维护税制体系的公信力和稳定性。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持续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提振居民信心，刺激消费需求。引导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支持消费市场，规范推出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领域推动培育新型消费模式，引导资金流向热点消费领域。加强对消费信贷用途和资金流向的监管，支持消费信贷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消费信贷在扩大消费中的积极作用，在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行业特点，优化小额消费信贷和信用卡的利率、还款期限、授信额度。 第三，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是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以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率方向转型，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提升居民收入创造条件。推动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扩大服务业比重，提高服务业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优化劳动力市场，改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素质，使其适应新产业和新技术的需求，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公开和匹配机制，促进劳动力供需的有效对接，减少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重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和劳动合同管理工作，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居民收入。三是加大消费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消费品质量和品种，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放宽消费领域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消费领域，促进良性竞争，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者实际购买力。 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有其内在逻辑。面对当前消费不足的挑战，积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这将引导居民增加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马海涛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备受瞩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跨过层层坎坷，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运行平稳起步、回升向好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1—2月份相关数据，开年经济运行释放积极信号，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拳”效应的持续显现，经济内生动能不断激发，生产需求稳中有升，经济运行平稳起步、回升向好态势显著。 从生产指标来看，今年1—2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增速较上年12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从需求指标来看，作为提升国民幸福指数重点的服务业增势良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8%，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2.3%，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81307亿元，同比增长5.5%。从投资指标来看，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50847亿元，同比增长4.2%，比上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对经济景气敏感度极高的民间投资由降转升，民企投资信心逐渐回升。与此同时，1月份、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0.3%和1.0%，均展现出稳中有进、发展向好的趋势。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大幅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快速成长，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有明显增幅，如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我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居世界第十位，是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不难看出，我国已经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当然，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基础还需加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难免会经历必要的阵痛，经历挫折与挑战，如社会预期偏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问题犹存，经济持续回升中的一些潜在风险与困难仍有待解决。要认清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还需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在多方面精准实施政策，啃下“硬骨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增强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明确了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推动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增量政策，加上前期实施的降准降息、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持续发挥，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获得未来发展主动权。 有效益的投资和有潜能的消费正在进一步被激发。近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设备保有量位居全世界第一。随着新型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相关企业对于高效淘汰旧设备、合理引进先进设备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方面起到极大作用，同时可推动先进产能增加和节能降碳等，利在当下、亦在长远。与此同时，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愈发强烈，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将充分激发有潜能消费者的发展空间，在充分依靠市场提供更多样化的高质量商品时，坚持政府引导原则，满足企业和消费者差异化需求，加快形成更新换代的规模效应。 新质生产力正在加快形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升级。新质生产力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立足实体经济与传统产业，在遵循行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抓住机遇，以创新引导制造业不断突破，将科技力量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力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赛道上带动形成一批优势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中重塑竞争力，使工业生产有望在未来长远发展中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恢复的关键期，而在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重点问题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提质增效作用不容小觑。抵押补充贷款新增额度将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以及“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仅在进一步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方面起到支撑作用，更能振奋市场整体信心及提升预期，带动资本跟进投资，以缓解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 2024年对于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科学合理的、是经过努力可实现的。一直以来，各种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不断出现，又不断被证伪。过去中国经济没有因“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今天也不会因为“中国经济见顶论”而见顶。2013年中国GDP仅有56.8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11元。10年后，2023年中国GDP超过126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39218元，比10年前翻了一倍还多。同时，5.2%的增速也明显快于美国的2.5%、日本的1.9%，以及欧元区的0.5%，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当下经济体量极大，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社会也应当认清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大势，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与所面临机遇有更踏实的期待。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韧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从长远和大势上看，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良好支撑和许多有利条件。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首先表现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突出。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冲突等接连冲击下，世界经济复苏愈显乏力。而中国宏观形势的迅速企稳复苏和一枝独秀，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迎难而上、爬坡过坎、不畏惧任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成熟性与强大适应力。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还表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巨大。这种潜力一方面来自于“量”的充足。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培育了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欧洲总人口的一半、美国总人口的全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另一方面，这种潜力也来自于“质”的提升。我国牢牢把握住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先后出台《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国家级战略规划，以创新变革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导的新动能正在加速培育，为挖掘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释放新的增长红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更表现为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回旋余地广阔。就国内而言，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这为城乡、各区域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提供了便利，也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和发展经验的传递准备了广阔空间。就国际而言，我国始终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推动了国际市场布局均衡发展。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来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中长期规划和短期方针相结合、顶层设计和制度落地相结合、政策延续和理念更新相结合、思想宣传和选人用人相结合等形式，不断提升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国这个超大体量的转型经济体顺利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竞争活力，另一方面不断夯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而保证了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消化改革成本、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的雄厚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来自于人民的伟大创造。行进路上，我们党始终坚持“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提升发展质量，就要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来自于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襟。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中国从未走上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老路，更没有凭借自身的经济体量和资源优势剥削、分裂他国，而是始终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展望前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还将继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不断锻造韧性、激发活力，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同时，向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祖依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为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持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牢牢把握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本内涵 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指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服务和规制等。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活力共同迸发，善用包括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本、技术在内的两种资源，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和资源在经济循环运动中不可或缺。改革开放以来,从最初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到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竞争，实行既“引进来”又“走出去”的开放战略；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倒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开放举措，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个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引力场。我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一是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不断培育和拓展国内大市场，更多地为国内消费者生产高品质产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依托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既有效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努力掌握世界前沿技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不断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攀升。三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单纯依靠国内市场，更不是放弃海外市场，而是需要适应国际发展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以强大的国内需求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关联互动。形成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形成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要协调，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通过自主创新来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在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这对于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抢占产业的制高点、经济的制高点极其重要。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以稳固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基于新比较优势的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在开放条件下发挥巨大内需潜力，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充分认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始终把自身置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发展大格局中，与世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有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利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体现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体现在促进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形成良性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让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努力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谋划，拓宽和丰富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为了人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到推动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得失的根本标准。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出口还是进口，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我国每年进口大量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资源，既满足了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现在更好发挥外贸外资在稳就业、稳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以自身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开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质量发展，扩展了国际贸易的空间和范围。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内市场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夯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基础，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创造条件。 三、进一步扩大两个市场、联通两种资源 202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贸易依然疲软形势下，我国充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大循环，畅通国际循环，全年外资外贸基本盘稳固，对外开放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添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拥有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等，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增添确定性与新动能。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用好外资，不断提升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础之上，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具有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联动等基本特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占有核心和主体地位。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和紧迫任务。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推动形成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我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转变。要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稳定和改善预期，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要加强经济法治建设，切实保护产权、维护信用、公正执法、有效监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夯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基础。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发力，更好推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优良营商环境。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形成更高效率的投入产出关系。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用好我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的优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通过扩大需求支持技术更新迭代，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 王镭 | 金融透视 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和全国加速发展金融产业的宏观战略下，以市场增进型政府为主体发展农村金融，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成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着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价格信息和激励、积累资本和管理风险的功能。但是仍然面临着金融生态环境问题、金融监管问题和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结构问题。从保障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健全多元化和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生态主体、改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健全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农村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必须不断更新农村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农村金融监管模式、健全农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改进农村金融监管方法；必须转变政府主导型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乡村振兴 1 农村金融系统的功能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金融，在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投融资便利的同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提高、文化促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农村金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农村金融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清算和支付结算 农村金融通过采取支票、本票、汇票、信用卡､汇兑、委托收款等形式提供高效便捷的支付结算方式，从而便利了市场参与者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活动。目前，在农村经济生活和金融活动中，汇兑业务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成为经济资源的重要媒介和联结手段，业务量显著增加。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支付结算业务呈现出结算距离短、金额量不大、业务量小的状态。 1.2 提供信息 对于农村金融而言，提供信息的功能着重表现在通过利率、汇率和保费率等形式，集中、分析和传递价格信息以及形成农村金融资产的合理价格等方面，从而为相关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的经济决策保驾护航。 1.3 积累资本 一切投资项目都需要广泛的资本来源以保证大量的资金数需求，农村的投资项目也不例外。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投资者和储户之间的媒介，通过吸收、调动农村企业和农民的储蓄，为农村的投资项目和融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通过这种调动和交换，在使资金需求者得到灵活性资产的同时，也转嫁了生产活动的内在风险。 1.4 提供激励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为了约束信息优势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保障劣势一方的利益，可以充分发挥银行贷款、风险资本、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债券市场等在提供激励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激励措施进入门槛高、决策层脱离基层､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缺陷、管理落后等原因，这些激励功能目前无法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农村金融服务，其服务需求不再局限于资金的聚集和信贷，而是逐渐转向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支付结算、提供信息、积累资金、提供激励和管理风险等新的需求方面。 2.1 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农户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其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行为特征也因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地域差异而体现出动态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层次性。但总体上讲，市场化、非农化、经营性资金需求是新时期农户金融需求的主要趋势。据统计，2010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达2.5亿人，这里的贫困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仅表示收入水平低，也包含着发展的贫困、权力的贫困。因此，对于农村金融需求而言，作为一种特殊层次的贫困人口需要解决生活开支、满足传统小规模种养业生产等常见的现实问题。但是，需求强烈的农户常常因为承贷主体不健全和风险大而不得不采取政策性金融优惠贷款资金、民间渠道小额贷款、政府财政性扶贫资金等特殊方式来满足其资金需求。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户较多已经解决了生活温饱问题，属于普通维持性农户，对于金融需求更多的是用于满足其初级市场化的经营性资金需要的小额信用贷款，用于小规模种养业生产和临时性生活开支。金融机构由于普通维持型农户讲求信誉、具有传统的“轻不言债”观念、资金需求风险较低而乐于向其放款。 2.2 农村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都是农村企业的主要构成者。前者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全面、系统支持而从事生产、加工、分配、交换、服务等多样化活动的农村企业；后者是地处农村，但从事与农业生产无直接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企业。无论是家庭经营型的小企业、初具一定规模的大企业，还是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都需要金融系统的支持和扶持，都有强烈的金融需求。家庭经营型企业由于规模小、积累少、担保能力有限、市场经营稳定性差、信誉不完善等原因，需要政府担保性商业信贷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用于满足其启动企业建设和扩大市场的资金需求。初具规模的企业特别是农村商贸流通企业由于资金需求量大、信誉程度不高、生产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等原因，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用于满足其资源开发、产品生产、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和提高竞争力的资金需求。龙头企业需要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用于满足扩张市场、改造专业化技术、改造基础设施、从事多元化发展的资金需求。 2.3 地方政府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提供交通､通信和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主体的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地方政权稳定、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科技推广，资金来源成为农村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关键保障因素。因此，具有强烈资金需求的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寻找区域性银行组织的融资扶持，逐渐缩小资金供需缺口，缓解本地区的资金缺乏。 3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生态环境面临的困境 3.1.1 经济环境 全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以下几个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呈现出普遍偏高、相对不足和发展缓慢的状态，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机构支持力度倾斜和经营市场原则畸形化，不断增加对大项目、大企业、大城市和发达农村的支持力度，其力度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县域经济由于消费水平不高、对外经济依存度不高、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高等原因，长期处于低迷和低速发展状态中，影响了金融生态的稳定。 3.1.2 信用环境 征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而无法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诚信意识淡薄、地方政府履约意识不强而拖欠金融债务等是信用环境中经常出现、非常棘手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信用环境不佳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的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不易收集和准确评估，也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某些工作难以开展，进而难以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农村信用建设，努力实现农村信用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 3.1.3 法律环境 目前我国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是思想认识的缺失，国家出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弱质性特征的考虑，更多强调采取信贷补贴和救助等方式，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是对于农村金融主体在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方面，都没有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明确的、完善的法律而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经常出现金融主体歧视、金融机构预算约束机制软化、金融机构倒逼机制等问题；三是司法机关业务缺乏规范性，债务人义务不作为､企业组织形式变异化、悬空债务难以制裁等，农业信贷债权缺乏法律保障；四是司法机关缺乏执法的有效手段，存在执法效率低、执法费用高、执法程序烦琐、执法不规范、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3.1.4 制度环境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构造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的主要因素，也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包括对农村金融活动保驾护航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农村金融活动中存在政府出面行政干预金融机构经营、政府相关部门变相申办贷款、中介机构不完善、政府干预司法执行、风险补偿机制缺失等制度问题。 3.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金融监管面临的困境 3.2.1 金融监管手段单一 目前，对于监管方式和监管过程而言，存在着独立性不够、积极性和主动性缺乏、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偏差、业务监管考核力度不大、监管约束机制严重缺乏、金融机构呆坏账增多、缺乏有效沟通、行政干预过度等问题，还没有建立具有针对性，与金融机构､组织特点相适应的监管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成因复杂多样的金融风险。 3.2.2 严格的分业监管 严格的分业监管不仅无法顺应金融业发展的混业经营趋势，也无法顺应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所采取的纵向个别立法和个别监管的构架由于刚性过度而无法实现互相协调，尽管对于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监管是可行的，但是从目前的监管趋势来看，可能会出现金融服务活动缺乏共同参与、业务创新和机构认定。 3.2.3 监管信息失真 信息是否失真，是评价一个信息系统工作质量与可靠程度的重要标准。除了上述监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外，金融业会计制度标准缺乏、监管机构内部道德风险严重、监管机构与被监管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均导致监管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同时，信息失真也和消极监管、监管目标过于狭窄有密切的关系。 3.2.4 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现代化的监管手段、网络化的监管体系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金融组织难以吸引到拥有专业知识和较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也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经常出现监管人才流失、监管独立性和权威性受损的现象，同时，严重缺乏岗位培训和相关的后续教育，也导致了过时的监管知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4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4.1.1 健全多元化和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生态主体 积极构建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多层次需求的由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社区互助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共同组成的金融体系，不断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和创新；积极促成金融机构的有序规范竞争机制，形成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的良好合作和竞争氛围；积极进行金融机构基于约束与激励机制的经营机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构建，不断增强自身的发展与协调能力。 4.1.2 改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 现有的金融法律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当地政府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需求的现实，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尽量解决金融活动中存在的法律缺失、管理混乱、执行效率低、执法效果差等问题，这不仅能够促进区域金融法制环境的改善，避免地方利益的庇护，同时也能够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主要工作有三点：一是根据不同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积极制定灵活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规，并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适时调整，使政策性银行的业务经营和监管部门的监管有法可依；二是不断完备现有的农村金融立法，完善农村金融债权人对其财产进行保护的《破产法》、完善规避债权风险的《担保法》、完善遏制金融犯罪以保护金融资产的刑事保护制度；三是不断完善和调整相关法律制度，完善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加快建设诚信制度、完善规范行政行为的行政制度、完善提高司法执法效率的相关制度。 4.1.3 积极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积极在全社会形成信用理念、信用意识和信用氛围构成的信用文化。加大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舆论宣传力度；建立健全消费者信息报告制度，不仅改善信贷文化，同时也降低金融机构贷款业务成本；建立由个人征信系统、企业银行账户管理制度、农村社区企业征信系统构成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引导和信用激励机制，推动信用文化建设；不断研究和借鉴国外金融会计和法律准则。 4.1.4 健全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构建财税政策制度，实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的积极作用；建立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防止信用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积极实现农村土地、房屋等财产的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户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有效保障；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利率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户造成较大负担的农村种养业贷款的利率管制，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采取财政贴息手段以降低农民的贷款成本，完善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服务功能。 4.1.5 积极发展农村中介服务机构 转变金融机构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单一化倾向，形成开放式信用数据采集与查询系统，不断密切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数据采集交换关系。运用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和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中介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质量，不仅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行业标准、准则的引入，而且要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道德建设。 4.2 改进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4.2.1 不断更新农村金融监管理念 经济活动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都需要首先在思想、意识和认识上进行突破，良好有效的金融监管也需要更新理念。随着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模式适应国际趋势的转变，监管过程中应该消除竞争壁垒，引入和积极参与金融市场竞争、农村金融业务的发展和创新，一定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 4.2.2 创新农村金融监管模式 统一监管型、牵头监管型和伞形监管是目前常用的几种监管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融监管模式，每种监管模式各有其适用性，并且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不能够单一化。 目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和创新上要充分发挥银监会的作用，有效地实现“维护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的金融监管目标。 4.2.3 健全农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制化：一是加强金融监管法律对违规行为的落实，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二是金融监管要具有针对性、明晰性和可操作性，不能等同划一，不分规模、不分类型采用同样的违规处罚标准；三是重点打击严重扰乱农村金融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4.2.4 改进农村金融监管方法 第一，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实施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系统和风险预警传导机制，提高农村金融监管水平。 第二，实现农村金融监管向风险监管为主转变，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监管，将风险防范作为其根本任务。 第三，积极构建完善的农村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允许金融机构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确定资本金，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4.3 建立市场增进型政府以转变政府主导型农村金融组织结构 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加强诚信政府建设。在具体的实践中，如果政府不能充分解决市场失灵或者未能有效推动金融制度和机制改革，都会影响农村金融的正常发展，政府应该不断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的技术和经验，在解决市场失灵、资源无效配置的同时，充分发挥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的职能。 因此，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实施市场激励措施、引入先进管理制度，解决金融市场失灵；同时，要积极借助市场力量，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转变政府职能，达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目的。 5 结论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虽然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现在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机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无法一蹴而就的长期过程，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宏观职能；积极改善经济、法律、制度和信用环境，从监管方式､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等方面积极创新，构建农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户生产和消费、农村收入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易波波.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天府新论，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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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子鹏.中国农村金融演变、创新和风险管理[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亦凡 绿色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发展绿色金融，对于我国引导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在制度建设和市场规模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自上而下构建了绿色金融的制度框架和认定标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多项绿色金融工具的存量规模居世界首位，但进一步发展受到绿色金融工具创新应用不充分、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绿色标准不统一等难题制约，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绿色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当前，我国多项绿色金融工具的存量规模居世界首位。绿色信贷是我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存量规模多年保持世界首位，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7.05万亿元，同比增长38.4%。绿色债券发行量高速增长，截至2022年底，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2.78万亿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持续发展。截至2022年底，绿色、可持续和ESG投资方向的公私募基金达到1294支，规模合计8692.76亿元；截至2023年6月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覆盖20余个高环境风险行业，保险资金投向绿色发展相关产业余额1.67万亿元，绿色信托资产余额2916亿元，金融租赁公司绿色融资余额8500亿元。① （二）制度框架逐步健全 自《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后，我国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建设提速，各部门针对绿色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业绩评价、工具指引等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要求，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等。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构建了以多层次金融工具及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三）地方试点逐渐深入 2017年起，我国启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自下而上”探寻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截至2023年12月底，已在七省十地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各试验区基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实际情况，推出绿色金融特色产品工具。例如，湖州市推出“两山”系列贷、绿色工厂贷等低息产品支持生态产业；衢州市作为化工和冶金工业重镇，重点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转型。各试验区还发布共33项绿色金融地方性标准②，作为绿色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补充。试验区以外的领跑城市也做出了地方性的制度尝试，例如，深圳市2021年3月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是我国首部绿色金融法规，也是全球首部规范绿色金融的综合性法规。 （四）标准规范有序完善 近年来，我国重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联合多部门成立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开展绿色金融标准顶层设计，逐步改变了过去多个绿色金融监管部门发布差异化的绿色项目标准的现象。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基于此目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原银保监会建立了绿色融资统计制度。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整合既有多个绿色债券目录，是我国统一“绿色”属性认定方法的重大进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也陆续推出绿色企业及绿色项目认定方法，作为国家目录的地方补充。 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面临的挑战 （一）融资结构不均衡，间接融资占比过高 我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业主导，绿色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也以间接融资为主。虽然绿色金融债券规模居世界第一，但与绿色信贷相比，融资结构不均衡，直接融资规模占比明显偏低。截至2022年底，我国绿色债券存量规模仅为绿色贷款余额的12.62%。碳金融、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绿色金融工具的市场规模更小，绿色金融工具发展呈现明显的“政府主导、市场跟进”特征，市场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二）绿色效益未显现，相关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我国绿色金融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推动下加速发展，优势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较完整的制度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缺点是外溢绿色效益缺乏内部化方式，投资回报率不高，市场自发投资的积极性不强。例如，绿色债券相比于其他类型债券，发行主体和投资者几乎不存在实质性的额外效益，反而提高了信息披露和资金监管等发行合规成本，绿色债券发行缺乏有效激励。 （三）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难以防范“漂绿”行为 环境信息披露是打通信息传递壁垒、防止“漂绿”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总体处在探索阶段。中小型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淡薄，缺少采集信息和计算评估的能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内容仅涉及资金投向的领域，较少涉及披露具体项目进展，部分绿色债券未聘请第三方机构外部评估，未披露环境效益的测算方法，项目核查机制和验证约束机制也不健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业覆盖范围也较小，企业有效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制约了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 （四）绿色标准不统一，部分金融工具标准缺失 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多个绿色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发布并持续更新了诸多绿色金融标准，涉及绿色项目、绿色金融工具、信息披露、行为和结果评价等内容，但各类标准对适用主体具体业务领域的权利义务要求不同，不仅实际操作复杂，标准之间的衔接性协同性也有不足。目前，绿色标准涉及的绿色金融工具主要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等创新型工具在操作层面的标准仍然缺失。 三、发达国家和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经验 国际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欧盟、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具备较系统的政策制度体系、较活跃的绿色金融市场、较成熟的激励约束机制、较规范的标准体系、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意识，在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激发相关主体活力、标准认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大力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工具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为主的绿色金融工具体系。绿色债券是全球绿色产业及清洁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也是发达资本市场上最常见的融资方式，2012—2021年绿色债券存量占绿色投融资总量的93.1%③。发达国家在绿色债券起步时，通常给予税收补贴、银行贴息等直接支持，提高投资收益，鼓励大型机构投资者率先进入绿色债券市场。在绿色债券市场较成熟后，逐步扩大发行主体范围，发行方从政府及准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民营工商企业等传统主体向高等院校（如麻省理工大学）等非传统主体扩展，带动小额投资者跟进。 （二）发挥绿色税收杠杆调节作用，广泛吸引投资者 上世纪末，多个发达国家实施绿色税制改革，从能源税起步，征收环境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鼓励污染者减排和寻求清洁技术替代，有效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同时对绿色金融产品减税、免税，广泛吸引投资者。一方面，建设环境税源体系，逐步扩大税源范围。发达国家按照“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原则，形成了以能源税为主，污染物排放税、机动车辆税、资源税、垃圾税等为补充的环境税收结构体系。美国20世纪80年代将税收手段引入环境领域，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环保目标筹集资金，目前污染税税源种类丰富，包括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氟氯烃排放税、空气污染税，针对水和土地污染物泄漏的漏油负责税、地下储存燃料泄漏税，针对能源开采污染的废旧矿井税等。欧洲国家普遍较早征收能源税，芬兰、瑞典、丹麦、荷兰、挪威等国均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化石燃料征收能源税，之后根据具体元素量化征收大气污染税，例如碳税、硫税、氮税等，在能源税这一单项税源征收标准逐步完善后，扩大税源，开始征收机动车税、垃圾税等。另一方面，减免绿色金融产品所得税，提高绿色项目投资收益。美国为吸引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2004年推出20亿美元免税债券计划，投资者可以免缴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债券联邦所得税，2013年马萨诸塞州自主发行免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债券。韩国自2010年起对部分取得“绿色认证”的基金、存款及债券的利息或股息所得免税。 （三）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细化实化披露要求 国际通用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GBP）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发布的《气候债券标准》（CBS），建议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年至少公开一次信息披露报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细化、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标准，并搭建绿色金融相关信息共享平台，提高市场透明度。英国是世界首个强制执行气候信息披露工作的国家，2019年发布的顶层设计文件《英国绿色金融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帮助企业披露环境信息，2021年起推进大型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强制披露TCFD报告，预计到2025年将强制要求所有非金融行业开展TCFD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欧盟信息披露制度框架健全，不断加强企业环境绩效标准和相应的透明度要求：一是以国际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发布的TCFD披露框架为指导，制修订《非财务报告指南》，发布《公司可持续报告指令》，强制所有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且信息披露报告必须采用定量分析，提高绿色信息披露质量；二是规范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披露内容，重点披露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对产品收益的影响、该投资是否符合环境责任等。日本2018年起搭建多个网上信息共享平台，绿色金融产品的主管部门（如环境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对发行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的公共信息进行汇总公示。韩国启动了环境信息公开系统、enVinance系统、绿色金融信息综合门户等多个线上专业化平台的建设，普及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知识，实现环境信息共享。 （四）推动绿色产业目录与行业分类匹配 欧盟对绿色项目的分类标准与欧盟行业分类体系NACE直接挂钩，界定详细，兼容性强。《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首要目标，识别出七大类经济行业中67项经济活动技术标准，七大类行业包括：农林渔业，制造业，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水、污水处理、废弃物和治理，运输和储存，信息与通讯技术，建筑和房地产活动。该方案采用欧洲行业标准分类系统NACE框架，NACE基于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框架，识别出的每项经济活动都按照NACE的子目录和行业活动代码，标注行业、等级和代码，减少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差异，并从筛选标准、门槛、合理性、对其他目标的损害程度等角度进行详细说明，行业覆盖程度高，识别出的经济活动的碳排放总量占NACE全部行业的93.2%。 四、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绿色债券扩容，稳步推进金融工具创新 以绿色债券为主的直接融资工具是填补绿色投融资缺口的重要支撑。持续做大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发挥债券在品种、期限、流动性上的优势，有序衔接信贷和股权融资结构变化，提供稳定的直接融资渠道。继续发挥“绿色通道”快速审批作用，对于资质较好的发行人，例如大型金融机构、主营业务为绿色产业的企业等，采用发行前建立绿色融资框架、发行后披露具体募投项目的模式，缩短发行前储备绿色项目周期。充分考虑市场风险，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用，根据国情实际，设计结构化绿色金融产品，合理分担收益和风险。鼓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调整绿色信贷余额和绿色债券持有量的配置比例，加快绿色信贷产品创新，率先探索并购融资、气候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进一步发展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稳妥开展碳金融业务，提高碳定价的有效性和市场流动性。 （二）发挥财政工具作用，增强绿色项目吸引力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示范带动作用，注重运用税收调节手段，健全奖优惩劣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设立绿色金融发展基金，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重点产业项目的融资支持。考虑采用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吸引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对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初创企业加大风险投资。对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财政税收优惠，减免绿色金融产品投资收入的税收，增加绿色投资收益。科学评估绿色项目减碳效果，对符合要求的绿色融资业务给予贴息、减税等财政激励，提高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三）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结合绿色发展整体规划部署，研究制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内容、形式，提升信息披露充分性有效性。加强环境气候信息量化标准建设，统一不同类型绿色金融服务和碳排放的衡量指标，以及环境效益量化测算方法和评估参数，提高环境效益数据可比性。以自愿和强制相结合为原则，有序扩大环境信息披露主体的覆盖范围，分类型、分行业、分阶段推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重点行业和上市公司执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由绿色金融监管部门牵头搭建全国统一、各类利益相关方参与、面向公众的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平台，整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环保组织等掌握的环境信息，推动企业定期报送相关数据上传平台，加强与国际一流绿色金融交易平台和数据信息平台合作。 （四）完善绿色项目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境内外接轨 提高绿色金融标准可比性兼容性，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的作用，根据各产业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定期修订完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促进国内绿色金融标准与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气候债券标准》等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标准接轨，吸引国际资本投资国内绿色项目，避免国际、国内双重认证。依托世界银行、可持续金融国际合作平台等多边机构及平台，加强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领域的交流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全球低碳标准制定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注： ①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②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③数据来源：The City UK《Green Finance：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market trends》。 作者简介：岳圣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助理研究员 岳圣元 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亮点与突破点，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安全的稳妥开放方式。自2002年推出QFII至今，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各类“通”为主要通道的双向互联互通机制，为金融深化和国际化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未来，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还将迎接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再次强调了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性。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无疑是其中的亮点与突破点。通过如“沪港通”、“深港通”等先行先试的举措，不仅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海外投资渠道，也吸引了大量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促进了金融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 理论上，金融开放会对开放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因素，如促进金融资源更精准地流向优势产业和高效企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加速金融创新，提高本国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吸引长期投资，优化外资结构。我国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除这些积极因素外，还有三个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以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深化与改革、二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 然而，实施金融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无法恰当掌握开放的节奏，就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未完全适应金融开放节奏、监管体系滞后和监管工具不足的情况下，过快开放使得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从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正因为此，我国在推动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渐进性和可控性，整体呈现出有序可控的特点。特别是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开放领域，我国逐渐建立了以QFII/RQFII、“沪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组成的双向互联互通机制。 考虑到我国经贸规模大、金融竞争力不强和监管国际化水平较弱的特点，通过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渐进式地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将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规模和范围内，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安全的稳妥方式。 二、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历程 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推出QFII制度，标志着我国金融开放互联互通阶段的正式开启。2006年4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正式施行，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内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此举标志着互联互通机制正式进入双向开放阶段。此后，我国陆续推出了RQFII和RQDII，并不断提高相应的额度，直至2020年9月取消QFII和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符合条件境外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投资境内资本市场。截至2023年初，外资通过QFII和RQFII净流入境内资本市场金额累计达1813亿美元；2023年6月境内资本通过QDII和RQDII投资于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净额累计达1504亿美元。 图1 “沪深港通”运行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2014年11月，“沪港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两地开始正式交易。2016年8月，基于“沪港通”试点的成功经验，“深港通”正式启动，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内地与香港地区股票市场双向互联互通的投资范围。截至2024年1月中旬，“南向港股通”累计净买入约2.5万亿元，“北向陆股通”累计净买入约1.7万亿元。2019年6月，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联合公告，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展“沪伦通”，让两个市场的公司能够在对方市场上发行和交易存托凭证（DR），由此形成连接中国与英国股票市场的金融互联互通机制。 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批准开展“债券通”业务。同年7月，“债券通”中“北向通”正式运行，由此开启境内外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2021年9月，“南向通”启航，自此“债券通”项下的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正式打通。截至2023年底，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资产规模约达3.67万亿元，其中上清所托管余额为5290亿元，中央结算公司托管余额约为3.1万亿元。 图2 “债券通”境外持有量（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跨境理财通”，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再度扩容。2021年10月，首批“跨境理财通”业务正式落地，之后交易规模迅速上升。截至2024年1月中旬，“跨境理财通”项下北向净流入额累计约1282.7亿元，南向净流出额为4425.5亿元。2022年5月，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同意将符合条件的ETF纳入互联互通机制。2023年5月，内地与香港地区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机制——“互换通”正式上线运行。“互换通”允许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地区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连接，参与两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机制安排，初期先开通“北向互换通”，未来还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互换通”。 图3 跨境“理财通”南北向净买入累计（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三、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特点与不足 纵观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一条明确的开放路径，即“先点后面、先进后出、先长后短、先基础产品后衍生产品”。 “先点后面”指的是在每个项目的初始开放阶段，出于对开放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谨慎，通常进行试点开放，随后根据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效果评估，逐步开放额度限制、推广至更多项目和市场层面。例如QFII在开放之初，额度较小，随着经验的累积逐步提高额度，最终取消额度；再如，“沪深港通”的开通成功，为后来“沪伦通”“债券通”“互换通”等项目开放奠定了基础。“先进后出”指的是，在开放的方向上，首先放宽对外资进入境内资本市场的管制，待机制足够成熟与稳定时，再逐步放开内资对海外投资渠道，又或者对双向的额度设置不对称限制。例如先放开QFII，再开放QDII；“沪深港通”方面，“南向港股通”当日投资额度小于“北向陆股通”额度；“债券通”“互换通”等，都是先放开北向通，再择机放开南向通。“先长后短”指的是，开放初期侧重吸引和鼓励长期资本投资，给予长期机构投资者更多便利，尽量避免短期资本流动所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在机制运行成熟后再考虑逐步放开短期资金。如先开放QFII，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再开放各种“通”，将范围拓展至个人投资者。“先基础产品后衍生品”则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开放层次上，先对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产品实现开放，待市场结构和参与者都逐步适应后，再逐步开放基金、理财，甚至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以使得金融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确保双边互联互通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可以看到，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正是从股票出发，一步一步将债券、理财、ETF、利率互换等金融产品纳入机制框架。 双向互联互通机制以风险可控的方式稳步推动我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由此对我国金融深化和国际化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然而，同样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当前双向互联互通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市场参与限制、交易和审批流程繁琐、信息披露和监管规则不一致、流动性限制、清算和结算存在操作风险、对外汇政策产生干扰等方面。特别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为稳定汇率，往往需要外汇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配合，双向互联互通机制连接境内外资本市场，容易为内外风险交叉传染提供路径，从而可能削弱汇率和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效率。 四、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机遇与挑战 未来一个时期内，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将同时迎接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首先来自于我国坚持金融高水平开放相关政策的支持。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今年初，习总书记再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相关政策还将不断改进，金融市场环境持续优化，监管框架逐步完善，为下一阶段的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机遇还来自于市场对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发展的需求。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加强，这使得我国与世界友好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需求持续扩张，双方都有通过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得到对方认可、参与对方金融市场的愿望，由此形成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格局。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推进了金融服务的创新，为双向互联互通提供技术支持，有利于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降低交易的成本与门槛，减少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激发交易需求。再次，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潜在增长率高，人民币资产价值稳定，投资回报相对较高，对外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双向互联互通机制是外资进入的主要渠道。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与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相互促进。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离岸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规模进一步上升，人民币存在构建境内外循环流动机制的诉求，这将推动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进一步扩容。 挑战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新冠疫情使得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今年初，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计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将持续面临挑战。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将导致跨境投资活动减少，资本流动波动性增强。国际政治稳定性下降，不确定性上升，战争、地缘政治紧张、大选、自然灾害等因素可能会干扰资本流动决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国际贸易政策和关税变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信心。全球性金融风险事件频发，通过传媒报道或市场传闻进一步影响市场情绪，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这些因素共振，可能影响互联互通机制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吸引力，对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不利。 挑战的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我国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滞后于市场需求。内外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变化，投资者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双向互联互通机制调整不能及时响应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机制的效率和效果不佳。再则，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升了金融市场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这就要求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相关的技术基础设施能够快速更新，以尽可能保障机制运行的畅通。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复杂性的提升，这就需要相关风险管理体制与市场发展保持同步，以防控系统性风险。双向互联互通机制通常涉及国际合作，未来机制可能还将拓展至更多市场，需要我国与他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进行有效协调和沟通，而双方法律和规则的差异性可能对机制的协调形成制约。 总体而言，可以预见到未来一个时期内，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我国有望通过进一步放宽市场的准入限制、扩大与更多市场的联接、强化法律与监管架构、采纳创新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提升风险管理的效能以及促进国际监管的合作等多方面努力，实现双向互联互通机制质的提升和量的飞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邓志超 摘要：本文以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案例为背景，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普惠金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阐述普惠金融在解决乡村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探讨了普惠金融改革的具体途径和策略，强调了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等方面在普惠金融改革中的地位。研究表明，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本文能为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普惠金融改革；乡村振兴；金融环境；金融服务能力；金融产品与服务 近年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乡村地区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其中，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金融服务的不足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普惠金融作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金融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成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分析案例发现，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有特有的优势。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以服务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模式，对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重点分析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 通过案例分析，本文总结出有利于普惠金融改革的经验办法，包括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等方面，有助于拓宽农民的金融融资渠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撑，也为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1.1 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大背景下提出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1.2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以下五点：（1）产业振兴：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2）人才振兴：加大农村人才培养力度，吸引各类人才投身农村发展，发挥农村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3）文化振兴：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4）生态振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推进农村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5）组织振兴：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维护农村稳定。 1.3 乡村振兴战略与普惠金融改革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为普惠金融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普惠金融改革则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农村，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普惠金融改革旨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改革可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支持农业产业升级、农村人才创业、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综上，乡村振兴战略与普惠金融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加强普惠金融改革，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1.4 普惠金融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应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普惠金融改革应从以下几点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满足农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结合农村经济特点，开发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如农业产业链贷款、农村小额信贷、农业保险等，降低融资门槛、提高融资可获得性。 三是加强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升级。通过提供金融支持，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 四是支持农村创新创业。为农村人才创业提供融资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创新创业，带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五是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投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六是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发展普惠金融，降低农村融资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普惠金融改革应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加强普惠金融改革，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普惠金融概述 2.1 普惠金融的定义 普惠金融是指通过金融手段，为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地区提供全面、便捷、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为无法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人们提供金融包容性，以促进社会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一是提供机会平等。普惠金融能够为农村居民、小微企业主等弱势群体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二是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通过普惠金融，大量潜在的金融需求被激活，降低了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三是普惠金融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农村经济对金融支持的依赖较高，普惠金融能够激发农村潜在的创业和消费能力。 从普惠金融案例发现，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在乡村小额信贷方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创新的产品和业务模式，服务农村居民的特殊需求，打破了传统金融对农村信用评估和担保的束缚，提高了农村贷款的可得性；二是普惠金融应用于农村的担保贷款。通过建立村级担保组织和担保基金，解决了农村居民没有抵押物和担保人的信贷难题。 深化普惠金融改革，首先，需要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普惠金融纳入金融改革的整体框架中，加强普惠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打破利益固化、体制僵化的壁垒，为普惠金融的创新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次，建立长效机制，做好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在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时，要结合实际情况，注重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政策脱离实际、形同虚设。最后，需要加强监管和评估，确保普惠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2.2 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普惠金融的支持，农民可以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收入来源，改善生活质量；其次，普惠金融是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基础和保障。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普惠金融为农民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包括小额信贷、储蓄、保险等，不仅可以提供金融保障，还能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教育和培训，提高居民的风险意识，帮助其更好地管理和运用自己的金融资产；最后，普惠金融对实现金融包容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理念强调个性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质量和效率。 2.3 普惠金融的实施与发展 普惠金融是一种以满足贫困、弱势和农村居民等人群的金融需求为目标的金融服务形式，普惠金融的实施主要依赖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政府支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普惠金融的普及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以乡村小额信贷为例，通过金融科技手段，银行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实现对农村居民的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借助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居民可以方便地进行财务管理和资金流转。此外，通过加强对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专业素养的提高，提升专业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 以农村担保贷款为例。通过建立农村担保机制，缓解了农村居民的融资难题。政府可以出台支持政策，鼓励农村居民参与担保贷款项目，同时提供项目评估和监督，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实际操作中，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可以改善申请贷款的流程和审核速度，提高贷款的透明度和便利性，这样的实践案例显示了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乡村小额信贷和农村担保贷款的实践表明，普惠金融为乡村居民提供了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深化普惠金融改革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需要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长效机制。 3 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案例 3.1 普惠金融在乡村小额信贷的实践 乡村地区是实施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通过普惠金融的实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下文将以具体案例探讨普惠金融在乡村小额信贷方面的实例应用。在农村地区，由于资金短缺和信用状况不佳等因素，很多农民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服务，而普惠金融的引入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获得小额信贷的便利机遇。例如，新疆农村信用社通过推出“小额信贷联保贷款”项目，实现了对农民的精准扶贫。该项目旨在通过联保模式，将信用较好的农户与信用较差的农户进行联合担保，降低了农户之间的信用风险，从而促使金融机构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具体操作流程如下：首先，信用较好的农户作为主体，按比例为信用较差的农户提供担保；其次，金融机构对该项目进行信用评估，确保借款人能够按时还款；最后，对符合条件的农户，金融机构通过联保贷款的方式为其提供小额信贷服务。该项目有效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小额信贷工作时存在的问题，打破了农户的资金壁垒，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通过该案例不难看出，普惠金融在乡村小额信贷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不仅为农民提供了资金支持，还降低了借款成本、提高了贷款成功率，从而更好地支持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目前，乡村地区存在金融服务不足、信贷审批流程复杂、担保方式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深化普惠金融改革事关乡村振兴。 普惠金融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农民能够更好地获得资金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普惠金融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深化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长效机制的政策，为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3.2 普惠金融在农村担保贷款的实践 农村担保贷款作为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例应用，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个以农村土地等质押形式进行融资的机会。在传统的农村信贷模式中，农村居民由于缺乏抵押品或信用记录，难以获得大额贷款。然而，通过农村担保贷款，农村居民可使用土地等质押品作为担保，从而取得一定的信用，提高了其借款能力，并拓宽了融资渠道。农村担保贷款的优势是能显著降低农村居民的借款门槛。农村担保贷款通过农村居民拥有的土地等质押，不但降低了信用风险，而且增加了贷款的灵活性，使得包括传统信用记录较差或无抵押品的农村居民也能获得贷款支持。此外，农村担保贷款还能激发农村居民的创业热情和经济活力。 农村担保贷款的引入为农村居民提供了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贷款期限，有效缓解了资金压力，激发了农村居民的创业热情。农村担保贷款在新疆尉犁县农村担保贷款项目的实施中，许多农村居民凭借质押的土地获得了较为稳定的贷款支持，成功开展了养殖、种植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乡村就业，还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致富门路。 综上所述，农村担保贷款作为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例应用，在降低农村居民借款门槛、激发创业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探讨深化普惠金融改革路径 4.1 深化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普惠金融改革的关键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改革供给侧结构，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种改革思路。在普惠金融领域，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普惠金融涉及庞大的金融资源和广泛的金融服务对象，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来确保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符合规范。同时，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普惠金融市场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在加强制度性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推动金融创新和技术应用，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和精准化，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需求。 其次，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健全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风险挑战。因此，需要建立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对乡村振兴产生不良影响。 最后，需要在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注重培育金融服务人才。在加强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加大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 只有深化普惠金融制度性供给侧改革，推动金融创新和现代技术应用、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及培育金融服务人才等措施，普惠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三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4.2 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是深化普惠金融改革的关键，也是普惠金融改革的方向。一是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目前，普惠金融服务普遍存在监管盲区和监管缺失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全面、有效的监管机制来规范各类普惠金融机构的运营和发展。监管机制应包括严格的准入制度、完善的风险防控和处罚机制及有效的信息披露和监管透明度。只有通过健全的监管机制，才能有效降低普惠金融服务的风险；二是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意识。普惠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包括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对乡村地区的支持及金融服务的公平与包容性。普惠金融机构要担当社会责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三是提高普惠金融的创新能力。普惠金融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产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乡村地区居民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机构还应积极探索与其他行业的合作，为乡村地区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四是强化普惠金融的人才培养。普惠金融服务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与推动，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宣传和推广，吸引更多有志从事普惠金融服务、共同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人才。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普惠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5 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际案例为背景，探究了如何通过深化普惠金融改革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首先，阐述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和重要意义，指出其在解决乡村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普惠金融改革的具体途径和策略，包括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等方面。研究表明，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农村的全面振兴提供金融支撑。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范围有限。仅以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际案例的个例进行分析，缺乏对其他地区、其他规模乡村振兴实践的广泛调研和比较；二是在具体的普惠金融改革路径探讨中，只提出一些基本的改革途径和策略，并未深入研究和探索；三是文章的案例分析属于单一案例研究，未能进行多案例比较和分析，缺乏对普惠金融在不同背景下应用和效果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点展开。首先，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实践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验证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其次，深入研究不同类型乡村振兴的普惠金融改革策略，探索更加精确的改革措施和方法；最后，从政策层面研究普惠金融改革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分析，阐述了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深化普惠金融改革的途径和策略。虽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普惠金融将强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比亚 | 产业追踪 摘要：以“文化+旅游”为范例的产业融合模式，有助于为我国的文化繁荣和产业发展做出有价值的示范。文章在对文化产业融合进行解读的前提下，结合文旅融合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和路经，阐释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空间及未来趋势，以期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带来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旅融合，新型业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步入了新轨道，这使得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1998年，原文化部成立了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自此，这一新的产业型态有了更高层面的引领，其战略地位开始不断提升。 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所展现出的潜力与活力日益凸显。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如“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不同领域与文化产业的交叉融合，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文化产业的实践范畴，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涵；同时，也使文化产业的发展遭遇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文化产业融合，进而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推动民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 一、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 如今，我国的文化市场高度繁荣，这与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而文化产业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基于此背景，关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特征及未来趋势等问题，值得重视和探讨。 （一）文化产业高速发展催生新业态 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产业从被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到发展战略，其间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快速发展的阶段。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全面提升期[1]。 在上述过程中，新产品、新业态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涌现，文化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新型的文化业态迅速崛起。而在互联网新思维的引导和新技术的支撑下，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改造升级，使后者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提升了附加值；同时也使得文化产业新业态呈现出分享化、融合化的发展特征，更具开发潜力和吸引力。 （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融合业态引发关注 跨行业间的融合，使各产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文化产业自身具有渗透性、关联性强的特点，融合是走向未来的必然趋势。 在文化产业大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各产业融合成为新趋势，这种新趋势以文化为核心，辐射至其他领域，如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体育、文化与教育等各行业间功能互补和链条延伸的融合方式，是对传统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 在文化产业对外跨界的过程中，“文化+旅游”的跨界融合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并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文化和旅游产业”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文化”被各地旅游部门纷纷引入旅游产业……诸多现象让文化旅游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而相应政策的随之出台，也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有利契机。与此同时，有了文化加持的旅游产业，更获得了前进的动力，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数字化创新推动文化产业走进大众视野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持续深化的跨界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裂变出涉及内容更广泛的新兴业态。在传统的文化事业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它们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开放共享。 凭借数字化手段，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多文化内容和素材得以再生，通过跨媒体、跨介质的传播，为公共文化创造了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被颠覆，比如“文化+旅游”这一新兴的文化消费方式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带动消费者得到了深度的文化体验。 二、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内涵 文化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的力量彰显着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在一起，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2]。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一个国家在文化输出层面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支撑。 为了更好地适应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于2019年出台了《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政策，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导向，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当代全球文化领域已被大众文化所主宰。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作为文化产业中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已经占据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其中，文化旅游不但承担着传播大众文化的重任，同时兼顾了精英文化传承的使命。 （一）文化与旅游互为灵魂与载体 当前，普遍认为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旅游是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愉悦和健康及境界的提升而进行的各类行为关系的总和[3]。 从概念来看，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相关的文化活动。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上看，二者是一种互利的关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为文化提供载体，二者不可拆分。正是因为文化所包含的领域涉及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与旅游的方方面面相互交织，所以，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涉及到的内涵深广而丰富。 （二）互补和互动才能产生聚合效应 2003年以来，国家政策对文化产业大力支持，对于文化旅游的相关研究快速增长。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旅游的概念界定提出了大量主张和看法，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通过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从而满足个人文化需求的一种旅游活动[4]。 与此同时，在产业化思路的引导下，又诞生了文化旅游产业这一概念，其为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概念。但是，如果单纯从文化旅游延伸到文化旅游产业，则无法完全揭示文化旅游产业的内涵。而从产业融合角度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作内涵解析，则更有利于揭示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本质，对于深入研究文化旅游产业具有一定意义。基于此，可以将文化旅游产业看作是基于文化因素和旅游因素在产业中实现互补、互动，进而达到良性发展，以增加产业总效益为指向，融合而成的新型、综合性的产业形态[5]。 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进行全方面的融合，突出了文化旅游产业自身的特点，同时强调了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文化为核心、旅游为载体的，而在两种产业的各种要素的互补和互动作用下，能够产生聚合效应的综合性产业。 总言之，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度发展后达到一定阶段相互融合的产业型态，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增值，它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三、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面临的问题 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变异。在文化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对于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文化品牌的打造，需要长期而持久的准备，因为有了价值的存在和产出，往往导致坚守困难。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样，而在于文化产业融合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现阶段，文化与旅游的产业融合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但为避免文化在融合中所发生的异化，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先天因素差异导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区域间的不均衡 我国的文化建设存在东西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东西部地区在人才、资本、技术、规模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6]。而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影响了文化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 文化和旅游产业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滞后于产业发展的制约问题，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地区，两大产业间协调性不高。为提高融合协调水平，滞后地区往往以先进地区为榜样进行效仿，但其在政策、市场、技术等发展环境上不足以支撑产业融合的高速发展，使两大产业在融合过程中付出了较高成本。 另外，有些地区虽然具有独特的文旅资源，但缺乏与之配套的政策规划，使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间的管理及实施缺乏分工合作，单纯追求“1+1大于2”的效果，只能实现两大产业间的局部融合。 为此，突出区域特色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在特色化的打造方面投入不足，就会出现文化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问题。毕竟这种单纯依赖于外部性指导产业内部发展，缺乏与地方性相融合，而内部因子与外部因子互融联通不足，会导致文旅融合流于表面，无法达到深度融合[7]。 （二）认识不足导致文旅产业的融合创新不足和人才短缺 文化的外延尤为广泛，文旅融合不只限于文化和旅游两个领域，还应该借力科技、教育、体育等资源要素促进融合，但当前的文化和旅游融合还较为单一，文化旅游产品的总体质量不高，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创新型产品尤为匮乏，难以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文旅项目或产品。 另外，资金投入的不足不仅使文化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也使得新技术融入后的应用能力不足。在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旅游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目前，行业和企业人才培养乏力，专业院校关于文旅人才的培养体系尚不健全，导致人才供给力量不足。 （三）过度开发和逐利思想造成文旅资源的破坏 尽管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文化和旅游本身所具有的潜在魅力，使该产业一经兴起便引起了大众的热情，而且成为现代人休闲娱乐活动的优选。文化旅游产业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使一些旅游经营者产生了逐利思想，加上开发者对文化旅游资源的认识不深和保护意识不足，导致有些文化旅游项目只是简单模仿，缺乏个性和创意，甚至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出现，使旅游体验差强人意。盲目的开发方式无疑会在短期内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也给文化旅游资源带来了破坏，无形中埋下了隐患[8]。 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无论是先天存在的天然融合（如文化遗产或博物馆），还是后天的人为融合（如文化产业园区），都应该考虑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相互关系，如果其外在的融合特征表现出违背产业内涵的趋向，则应及时加以纠正。 在文化旅游产业中，互补是发展的动力，当双方能够取长补短、相互激发潜能时，才能产生溢出效应。 （一）科学把控产业融合的路径和机制 在制定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政策时，应科学把控两大产业融合的内外部因素互联互通路径和机制，重点区分以文促旅和以旅彰文两条路径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展融合领域，借助科技、教育等资源要素促进融合。 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应将培育和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作为出发点，创新融合方式，深度挖掘区域文化内涵，提升文旅产品的创新度和辨识度。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追求表面融合产生的规模和数量，而应以提高发展效应、建立完善的文化旅游市场体系作为主要目标，打通行业之间的壁垒，构建一条高质量的文旅融合产业链。 （二）以特色产品和特殊人才加速创新融合 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改革，首先应加强文化对于融合发展的主动性，提升旅游在融合发展中对文化的展现能力，使二者的融合更加全面深入，提升融合发展的成效，使文旅融合走向深度相融；其次应扩展融合领域和创新融合方式，尤其加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文化旅游产品更加突出区域特色，更具文化内涵，突破模仿和被模仿的桎梏；再次要校企联合，为企业培养文化旅游产业的复合型和专业型人才，通过高质量的人才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9]。 （三）以正确观念保障产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 在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开发者应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树立对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观念，避免因粗放式开发而造成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破坏。坚守民间文化的质朴风格和地域特色，使开发出的民间文化产品保持原生态特色和独特性，以保留其赖以生存和传承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为了使旅游者体验到文化差异，应避免文化旅游产品与原生态文化产生割裂，这样既能增加文化旅游产品的独特性，也会增加模仿的难度，提升景区的竞争力。我国的文化旅游资源总量很大，但系统的开发及保护需要充足的资金、技术和专业人才。 总之，只有解决好现阶段我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文化旅游产品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让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文化+”为代表的交叉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其在蓬勃发展中也显现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总体而言，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应该扬长避短，人们应认清新形势，在拓宽文化产业空间的过程中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文化旅游产品的大量供给，不仅能够丰富文化产业的内容，同时有利于唤醒民众对文化旅游产品的内部需求，从构建“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着手，健全文化旅游产业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日益成熟完善。 参考文献： [1][6]范周.时代变迁下的中国文化消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总序． [2]李明.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研究——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36． [3]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 [4][5][8]詹一虹.文化产业管理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7：780，786，809. [7]张新成，高楠，王琳艳.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7）：96-100. [9]侯兵，杨君，余凤龙.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内涵、动因与机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10）：8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 刘洋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实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加强市场营销策略创新，以满足消费者对低碳环保、高品质和高性价比的需求，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本研究旨在探讨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双碳，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创新研究 1 新能源汽车市场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策略分析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大车企都在积极布局市场，推出各种新款车型和提供优质的服务吸引消费者。目前，新能源车企主要有三类，包括传统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品牌、合资品牌，这三类车企有着各自的战略布局和市场营销策略。 1.1 传统自主品牌 这类品牌有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等，它们具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资金实力，在国内市场拥有广泛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网络。同时，传统自主品牌车企还具有新能源方面的技术核心，并想通过在新能源领域先行的优势，实现在行业内的弯道超车。例如，如比亚迪具有成熟的三电技术，DMI混动技术；吉利则通过收购沃尔沃等国际品牌，提升自身技术实力和品牌形象。 1.2 造车新势力品牌 这类新兴的电动车品牌有蔚来、小鹏、理想等，它们具有较为鲜明的互联网思维和用户导向，注重产品的智能化、高品质和用户体验。他们的市场策略主要围绕产品创新、用户体验优化、线上线下融合等方面展开。例如，蔚来注重产品的性能和续航能力的提升，同时提供丰富的线上线下服务，以及独特的电池换电技术；小鹏则以智能化驾驶和互联网应用为卖点，吸引年轻用户群体；理想则注重产品的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产品定位精准，用户满意度高。 1.3 合资品牌 这类品牌有大众、丰田、本田、宝马、奔驰、奥迪等，它们具有强大的全球研发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在传统汽车市场占据较大份额。它们的市场策略主要围绕电动化转型、本土化研发、品牌协同等方面展开。例如，大众推出ID系列电动车型，积极推动电动化转型，同时加强与中国合作伙伴的研发合作，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丰田则注重混合动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以提高产品的燃油经济性和环保性能。 2 双碳目标对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的影响 2.1 绿色低碳营销理念的重要性 在“双碳”（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国家正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鼓励清洁能源和绿色消费。双碳政策中车企“双积分政策”对于车企的影响，导致车企，特别是传统车企积极向新能源方向发展，从而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产生影响，如传统合资车企转型，加速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推出多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能源车型[2]。 新能源车企通过树立绿色低碳营销理念，将产品的环保、节能等优势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推动绿色消费，有助于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此外，积极推广绿色低碳营销理念，有助于塑造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与消费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客户忠诚度；绿色低碳营销理念的推广，也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碳足迹管理在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中的应用 碳足迹管理是指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从而制定相应的减排措施。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加强碳足迹管理，通过优化产品设计、采用环保材料、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降低产品的碳排放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碳足迹管理也可以为车企提供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帮助企业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购买新能源汽车。 2.3 低碳出行方式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营销的影响 双碳政策加速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提升了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的便利性。双碳政策让车企加快、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投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认知度和品牌形象，促进市场营销的发展。此外，政府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补贴，这也将有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3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创新 3.1 品牌塑造 3.1.1 基于双碳目标的品牌定位和传播策略 在品牌定位上，新能源汽车企业应该强调其产品的环保特性，将其与双碳目标紧密结合，以绿色、低碳、环保为核心。通过传达对环保的承诺和行动，企业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并吸引更多关注环保的消费者。传播策略上，企业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通过广告、公关、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向消费者传递新能源汽车的环保价值，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3.1.2 以用户为中心的品牌服务体系建设 企业需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包括售前咨询、售中服务和售后支持等。通过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并积极收集和处理消费者反馈，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此外，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了解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强品牌忠诚度[3]。 3.1.3 提升品牌影响力，塑造绿色低碳品牌形象 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升品牌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在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强调绿色低碳理念，如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废弃物排放等。并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通过这些行动，企业可以塑造绿色低碳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关注环保的消费者。 3.2 渠道拓展 3.2.1 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建设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线上购车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线上购车方便快捷，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车型、配置、价格等信息，同时还能享受线上下单、线下提车的便利。而线下购车则能给消费者带来更真实、直观的感受，特别是需要体验车辆性能、了解售后服务等环节。因此，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升消费者购车体验。此外，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可以将线上和线下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双碳目标下，新能源汽车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建设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强化品牌线上平台建设：新能源汽车应加强品牌线上平台的建设，包括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以便更好地展示产品信息、提供在线购车服务以及回应消费者咨询。 （2）促进线上线下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销售和服务效率，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融合。例如，通过AR/VR技术实现线下展厅的线上展示，让消费者可以在线体验车辆；同时，通过智能化手段收集消费者购车数据，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推荐和服务，实现精准营销。 （3）构建多元化销售渠道：除了传统的4S店销售模式，新能源汽车还可以探索其他销售渠道，如直营店、授权店、汽车超市等。特别是对于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合作伙伴建立销售渠道，将新能源汽车带到更多地区，让更多消费者接触到[4]。 （4）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新能源汽车应重视售后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培训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远程诊断和维修、OTA升级等，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5）打造新能源汽车生态圈：通过与其他相关企业合作，打造新能源汽车生态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与充电设施提供商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充电服务；与智能网联技术提供商合作，为车辆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服务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3.2.2 创新的营销推广方式和工具应用 社交媒体营销：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进行品牌推广和营销活动[5]。可以通过发布品牌动态、产品介绍、用户评价等内容，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了解和信任。此外，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线上互动活动，如抽奖、优惠券等，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和粘性。 视频营销：通过拍摄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新能源汽车的特点、优势和使用场景。这种形式可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可以通过与网红、明星合作，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内容营销：通过发布有价值的内容，如知识科普、用户教育等内容，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信任。这种形式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知识，提高品牌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KOL营销：与知名人士或意见领袖合作，让他们代言或推荐新能源汽车品牌。这种方式可以利用KOL的影响力和粉丝效应，扩大品牌的曝光度和认可度。 在运用新媒体营销手段时，需要注意明确目标受众群体，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选择不同的营销手段和内容；发布有价值、有趣、有吸引力的内容，避免低俗、虚假宣传等不良行为；积极回应用户的评论和反馈，增加用户的参与度和粘性；将不同的新媒体渠道进行整合，形成全方位的营销体系。 3.3 产品创新 3.3.1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设计和开发 通过调研深入研究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和期望，产品设计和开发应该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为目标。例如，消费者可能对续航里程、充电速度、车辆性能、智能化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需求。通过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3.3.2 利用新技术和材料提升产品竞争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技术和材料的应用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使用先进的电池技术可以提高电池寿命和充电速度，从而提高车辆的续航里程。利用轻量化材料可以减轻车辆重量，从而提高能效和性能。引入智能化技术可以提高车辆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这些新技术和材料的应用可以使新能源汽车更具吸引力，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3.3.3 研发低碳排放、能源效率高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应该注重低碳排放和能源效率。企业应该积极研发低碳排放、能源效率高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例如，研发氢能汽车可以实现零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同时，企业还可以考虑采用可再生能源来为车辆提供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这些措施可以使新能源汽车更加环保、可持续，符合双碳目标的要求。 3.4 定价策略 3.4.1 产品差异化定价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产品差异化定价就是要推行产品高质低价营销，以卓越的产品品质和无可挑剔的服务质量吸引广大消费者，同时始终保持价格竞争力，这样不仅有助于车企迅速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市场知名度，而且可以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起步晚、底子薄、品牌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合理的产品定价策略至关重要，我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正处于这样的成长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能源汽车品牌逐渐成熟，市场知名度不断提高，营销优势将会逐渐突显，此时，车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对价格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据不同车型不同定位定价，以保持竞争优势并实现更高的利润。这种调整可以是提高产品的价格，以反映其高品质和优秀的性能，从而吸引那些注重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消费者；也可以是通过降价策略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增加销售额。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实现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提升。 3.4.2 竞争导向定价 这种策略主要是基于市场竞争来确定价格，车企可以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来制定自己的价格。如果竞争对手的价格低于成本加成定价策略的价格，那么企业可以考虑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或者以同样的价格给出更优的产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例如，阿维塔新能源汽车，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充电便利性非常关注。与此同时，竞争对手的产品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所以，阿维塔率先官宣搭载宁德时代最新研发的神行电池，通过提高电池续航里程、优化充电方案，并采取略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来吸引消费者。这种价格策略不仅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还能让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3.4.3 消费者需求定价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日益扩大，他们关注环保、注重健康、追求时尚、热衷科技。因此，在制定定价策略时，车企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通过创新的方式将产品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起来。例如，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环保的关注，车企可以推出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并在定价中强调产品的环保优势。针对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推出健康驾驶体验、智能健康管理等功能，并在定价中加入健康元素。这样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还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此外，针对消费者对科技的关注，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推出更加智能化、便捷化的产品和服务，并在定价中加入科技元素，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的科技魅力和未来感。 4 结语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加强品牌建设、渠道拓展和产品创新等方面的营销策略创新。品牌定位和传播策略应紧密结合双碳目标，传递环保、高科技和高品质的形象。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渠道和创新的营销推广方式可以提升品牌曝光度和用户体验。此外，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设计和开发，结合新技术和材料的应用，可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者对环保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市场将继续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积极跟进市场变化，不断推陈出新，加强创新能力和市场敏感度。同时，与政府、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方合作，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通过营销策略创新，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双碳目标背景下的市场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智.浅析以用户为中心的新能源汽车营销策略[J].时代汽车，2021（024）：170-171. [2]吴兰.媒体整合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9）：30-32. [3]高钰洁，薛小亮.低碳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分析[J].汽车测试报告，2023（9）：76-78. [4]王梦雨.环保节能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2022（002）：019. [5]杨雪虹.新能源汽车营销的优化对策探析[J].低碳世界，2022，12（4）：3. 作者简介：谢哲伟：（1982—），男，汉族，福建龙岩人，本科学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汽车服务与营销，创新创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谢哲伟 摘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下，绿色转型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但是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仍具有一定基础。需求方面，人口总量负增长但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规模明显扩大，消费者的绿色支付意愿有较大上升空间；供给方面，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现有住房安全耐久性较差、配套设施不完备，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市场的激活与发展，可以从规划、产品、交易等方面入手开辟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 关键词：房地产，新模式，绿色转型，市场基础，发展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也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虽然，什么是房地产业的新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定论，但是，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转型发展无疑将是房地产业走向新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在已有关于中国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绿色建筑、建筑业的低碳转型研究较多，尤其集中在绿色建筑研究方面，但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仅仅局限于绿色建筑，房地产业也不等同于建筑业。此外，也有学者从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发展规划等角度对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进行研究，但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对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仍然缺乏。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对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赢。因此，本文从行业发展视角对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进行相对系统的论述，探讨中国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然性 （一）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决定了其绿色转型的重大意义 房地产业是以房地产为投资或经营对象的行业，具体包括从事房地产投资、开发、建设、销售、经营管理、维修、装饰以及服务等多种经济活动的综合性产业。2022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为7.3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与房地产业密切相连的建筑业为8.3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合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0%。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2013-2022年十年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在6%-7%，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在13%-14%。可见，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与此同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等单位发布的《2022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45.5%，全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为50.9%。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十分重要。 （二）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反映出房地产业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从全国房地产市场①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总体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销售价格方面，202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且首次出现商品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各类物业平均销售价格的同时下跌。（2）销售量方面，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幅萎缩，比2021年下降了24.3%，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的销售面积均出现负增长。同时，待售面积已经连续三年增加且增幅快速扩大，截至2023年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7.0%。（3）租赁市场方面，2022年在居民消费价格整体上涨2.0%的情况下，住房租金价格下跌了0.3%，这已经是自2019年开始住房租金涨幅连续第四年低于CPI涨幅。（4）土地市场方面，2022年的土地市场深度下行，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的降幅都在50%左右；虽然土地平均成交价格结构性上涨，但总体仍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5）供给方面，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0%，是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各类物业投资全部减少，各地区投资增幅均为负值；2023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9%，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3%。上述这些房地产市场指标情况，都表明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反映出房地产业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二、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 在“双碳”背景下，无论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和作用来看，还是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中国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国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下面从政策基础、发展基础、需求基础、供给基础四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政策基础：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建筑、水治理、垃圾治理、绿化、碳排放等多方面共同推动着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 早在2003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就提出要通过“发展以住宅为重点的房地产业”等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初步形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房地产产品升级是我国房地产业转型的重要突破点，绿色建筑则是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点。绿色建筑的相关政策措施成为构建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政策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提出“大力推行建筑节能，发展绿色建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3〕45号）等文件均提出要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推动政府投资建筑、保障性住房及大型公共建筑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同时，推进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从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两方面强调了绿色建筑的发展要求。此后，涉及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从水治理、垃圾治理、绿化、碳排放等方面共同对房地产业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例如，《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主要从水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对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128号）从建筑垃圾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对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从绿化的角度提出了对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从碳排放的角度提出了对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2030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峰值，力争到2060年前城乡建设方式全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智能建造，推广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住宅，建设低碳城市等，从而对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要求。 （二）发展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与居住水平的提高，都为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居住水平也相应提高。2022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21.02万亿元，人均GDP为8.57万元。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各国收入等级划分标准，2020年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等于1269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GNI在1046美元至126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GNI小于等于104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其中，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又被分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GNI为4096美元至12695美元）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GNI为1046美元至4095美元）。中国2020年人均GNI为1055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②。1998-2022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开工房屋面积累计达312.32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达238.82亿平方米。“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8.6平方米，大致上已与法国、日本、德国等国持平。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已经进入到对房地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与居住水平的提高构成了房地产业进入绿色转型发展阶段的基础，为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支撑。 （三）需求基础：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规模明显扩大，绿色支付意愿仍有较大上升空间，有助于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 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需求基础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乡—城人口迁移带来的城镇增量需求。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但全国城镇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5.2%，尚未达到国际经验70%的阶段性拐点，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快速发展阶段，乡—城人口迁移带来的房地产需求仍然存在。二是城—城人口迁移带来的结构调整需求。“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城流动”人口达到8200万人，较2010年增加了3500万人。城—城人口迁移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由此带来的房地产结构性调整需求也将持续增加。三是绿色建筑支付意愿仍有较大上升空间。我国居民对住房的改善型需求逐渐增多，对于环境改善的需求比较强烈。但多个调查均发现人们对于绿色建筑的认知仅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上，甚至有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绿色建筑小区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住的是绿色建筑，而提高对绿色建筑的认知则可以提高绿色支付意愿。 （四）供给基础：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现有住房安全耐久性较差、配套设施不完备，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供给方面，绿色建筑供给明显增加，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1号）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实施绿色建筑行动，从2014年起具备条件的城市应率先实施绿色建筑行动，以发挥在全社会推行绿色建筑的示范带动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5.14亿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1.85亿平方米，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当年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77%。但是，现有住房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主要体现在：一是安全耐久性方面。例如，大部分建筑的建筑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不具备分离条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房屋和构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是50年，而管线、设备工程设计工作年限则是15-25年。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一般建成时间20年左右的居住小区开始出现较多的问题。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建成时间在2000年以前的住房约占全部存量住房的三分之一，约有5000万间、16亿平方米的住房房龄超过20年，如不拆迁，到2030年这些住房的房龄将超过30年。二是配套设施方面。根据“七普”数据，现有存量住房中有80%以上的住房没有电梯、15.2%没有水冲式厕所、11.6%没有洗澡设施，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现阶段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路径建议 中国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具有坚实的需求支撑，另一方面供给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当前，面临较为严峻的房地产市场形势，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市场的激活与发展，现阶段可以从规划、产品和交易三大方面入手开辟房地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 （一）规划方面：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探索政企合作模式，拓展业务机会拉动市场，促进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 城市更新是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在现阶段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更新都将是政府主导的，可以成为直接拉动市场的抓手，探索政府与房地产企业的合作模式，吸引市场经营主体参与，从而激活房地产市场。通过城市更新带来的工程建设、物业管理、社区养老、托幼教育、家政服务等方面业务机会，促进房地产业转型。 在城市更新中应注意：（1）城市更新的规划制定上，需要进行建筑全生命周期评估。充分利用2020-2022年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中的房屋建筑调查数据，结合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四好”建设，对具有代表性的房屋、小区、社区、城区进行建筑全生命周期评估，系统评估安全耐用、节能环保、能耗水平等性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更新规划。（2）在城市更新的方式选择上，综合考虑维修改造与拆除重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仍有空间，既要避免“碳冲锋”，也要避免“碳压峰”，城市更新不要局限于维修改造，维修改造也并非一定优于拆除重建。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如果非绿色建筑的维修改造成本超过拆除重建为绿色建筑的成本，则可考虑拆除重建的更新方式。 （二）产品方面：以绿色建筑为载体，重点从完善标准、鼓励创新、跟踪管理、引导需求等方面加强绿色建筑的落地，带动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 绿色建筑是房地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绿色是一个囊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在内的综合概念。产业绿色转型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生产的产品是否是绿色产品。绿色建筑作为房地产业的产品，推动绿色建筑的设计、建造、管理、评价，提高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认知和支付意愿，无疑可以带动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 现阶段的政策措施重点包括：（1）完善技术标准。在已有关于绿色建筑标准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城市更新方面标准的修订与完善，如既有建筑、既有社区的绿色改造标准、公共基础设施的绿色更新改造标准等。（2）鼓励技术创新。建筑领域被动式节能、“光储直柔”（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等技术创新，有利于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从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设计上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实际应用。（3）跟踪管理。绿色建筑从设计到运行的转化，包括设计中的绿色技术、措施，能不能在施工中得到落实，能不能在运营中得到使用，都需要跟踪管理来加以实现，应在绿色建筑的评价、财政奖补中加入后期运营效果方面的内容。（4）引导需求。建设并公开绿色建筑数据库，便于查询和加强社会影响力，宣传引导消费者对绿色建筑达成共识，提高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支付意愿。 （三）交易方面：以税费调整为手段，活跃市场交易，促进住房过滤，从交易环节推动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较高的交易成本抑制着改善型需求的充分释放，较低的交易成本则有利于活跃市场交易，促进住房过滤。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改进效应：一方面，可以减少房屋的空置闲置，提高土地与房屋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职住平衡改善，进而减少交通能耗与碳排放。 减少交易税费是降低房地产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在当前房地产市场情况下，降低二手房的交易税费，有助于市场中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的释放，有利于从交易环节推动房地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例如，可扩展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优惠范围，使之不再局限于同一城市，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不在同一城市范围内也可以退税，以支持城—城人口迁移带来的住房需求调整。 注释： ①本文的数据除特殊注明以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②划分标准和数据来源为2022年3月22日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s：//www.worldbank.org）上的查询结果。 参考文献： 李玉洁.我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和行动分析——基于全国2000个样本数据[J].调研世界，2015（03）：22-25. 李治，贾馥君，李国平.不充分信息对西安市居民绿色住宅支付意愿影响研究——基于581个样本的选择实验分析[J].科技与经济，2021，34（05）：6-10. 范正根，邓志康，齐亚伟.中国房地产业生态效率测度研究——基于“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视角的界定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3）：175-179. 谢海生，王艳飞，李怡晴.我国房地产产品升级路径研究[J].建筑经济，2019，40（04）：5-10. 杨成钢，何兴邦.环境改善需求、环境责任认知和公众环境行为[J].财经论丛，2016（08）：96-104. 杨杰，李洪砚.基于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色建筑需求因素体系研究[J].建筑经济，2014，35（10）：104-108. 董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生态城市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住房与土地政策、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董昕 | 区域经济 核心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实际出发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研判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好用足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道路。 先立后破，稳步推进产业迭代升级 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劳动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不断演进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落后生产力的“破”和先进生产力的“立”，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一个落后生产力不断被先进生产力取代的动态发展过程。但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不是一蹴而就、瞬间完成的，而是遵循由量变、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演化规律。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将在一段时间内并存，这是由生产力发展规律决定的。 当前，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量子信息和生物技术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开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这一当代先进生产力，既体现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又体现为用革命性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当前，东北地区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坚持先立后破，把握产业升级的平衡性和梯度性，要兼顾新与旧、稳与进、当前与长远，扎实稳妥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先立后破首要在于“立”，没有“立”就无所谓“破”。关键在于不能盲目地“破”，要讲究“时度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东北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扶植起来，让先进生产力创造和释放更多增长力量。要重点打造新材料、航空航天、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集成电路装备、氢能等产业集群，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要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在细胞治疗、元宇宙、深海深地开发、柔性电子等领域，培育一批引领产业升级、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新兴产业。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升级，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大力推进能源、化工、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强化“智能化”赋能，进一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不断拓展“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打造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推动“绿色化”转型，在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加大节能降碳技术应用，提高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占比。 因地制宜，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二者统一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唯有具体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形成对客观事物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才能找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而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地特征和较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基础条件。但发展新质生产力，东北地区不能直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不能忽视产业规律和区域条件，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贯穿始终。要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科学考察东北地区自身产业基础、市场特点、区域特征等综合因素，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使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具针对性和可持续性。 东北地区要明确自身发展优势短板，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东北地区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要准确把握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的战略地位。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扩大黑土地保护实施范围，配套实施河湖连通、大型灌区续建改造工程，建设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同时，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打造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东北农业芯”。二是利用区位优势锻造开放合作长板。不断扩大服务贸易合作规模，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三是充分发挥能源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构建风光水火核储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供给和储备体系，探索利用采煤沉陷区、露天矿排土场、废弃露天矿坑等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态碳汇等产业，因地制宜探索“光伏+”综合利用发展模式。 突出重点，精准打通堵点卡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矛盾群中，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体现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因此，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的方法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教育、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 当前，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客观上要求东北地区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在科技体制方面，要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实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动态平衡的科技治理新机制，保障创新主体权益，促进创新主体融合。建立完善“企业出题、政府立题、产学研用协同破题”的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成熟度、高价值的可转化科技成果。在教育体制方面，要按照分类发展要求改革教育结构，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设置，支持高校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集群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围绕工业母机、机器人、石油化工、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人才体制方面，要充分运用数据信息开展重点企业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动态监测，探索建立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激励体制机制。持续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学术交流，支持东北地区高校同全国重点科研院所、头部企业等各方面人才多层次、多方式交流任职、跨圈流动，筑牢东北人才高地。总之，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要求，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不断取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 天津师范大学 秦龙 刘裕宁 省际交界地区是两个及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在交界处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沿省界线两侧分布的地区可称之为省际交界地区。省际交界处的县域是省际交界地区的基本空间单元，共包括887个县（市、区、旗），面积共计445.35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46.40%。省际交界地区大多处在各省经济体系外围和末梢，“欠发达性”持久且深刻，同时对于畅通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维护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发挥重要作用。 一、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特征和问题 （一）客观存在地理阻隔，区位偏远交通闭塞 我国古代将“山川行便、犬牙相入”作为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则，流传千古的“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就是说山川是行政区划的基础。至今，我国的行政区划虽经不断调整完善，但仍保持这一特点。特别是省际交界大都处于大江大河天堑或高山大川阻隔地带，自古以来受自然地理分割影响严重，属于“难进难出”区域，与平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人文交流相对较少，形成了相对闭塞、独立的经济和文化单元。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持续推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省际交界地区的交通区位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与中心城市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但与省域其他地区相比，仍是区位最为偏远、交通发展明显滞后的区域，对外交通不便、城乡衔接不畅、运输通道偏少且建设标准较低，服务水平落后。西部的省际交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是不足，省际交界地区短缺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和远离中心城市的区位条件严重限制了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二）处于省域经济末梢，发展水平长期滞后 对于省域经济来说，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发展战略的重点区或核心区，而广泛的省际交界区大多处在各省经济体系外围和末梢，远离国家各层级“经济中心”，是经济发展中最容易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使得省际交界地区的“欠发达性”持久且深刻。特别是受行政区经济等的限制影响，省际交界地区并不能有效发挥省际合作前沿地带优势，而且通常形成互相分割的状态，引发资源环境相争、产业结构重叠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七普”数据，省际交界地区常住人口约3.92亿人，但同期GDP约21.11万亿元，人均GDP仅5.39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区域。 （三）生态、农业地位突出，安全保障功能重要 省际交界地区大都处于大江大河天堑或高山大川阻隔地带，多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如黑蒙交界地区部分属于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鄂豫皖交界地区部分属于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甘青交界地区部分属于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等等。部分省际交界地区处于粮食生产功能区或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如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等农产品主产区的部分省际交界地区粮食生产功能突出。 （四）行政区经济尚未打破，省际协同发展亟待加强 近年来，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受行政区经济等的影响，省际交界地区封锁和行政壁垒较为严重，生产要素的跨省流动存在诸多障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限制；二是生态环境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跨省域环境违法行为频发；三是资源的无序开发和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仍较为突出，产业结构趋同；四是跨省合作的机制和平台相对欠缺，规划层面缺乏统筹衔接和整体谋划，执行层面协调机制相对松散，在制度保障方面深层次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待建立完善。 二、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总体思路 （一）突出省际交界地区的跨省合作前沿地位，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省际交界地区最大的特色就是“交界”，最大的潜力就是“省际合作”，但受行政区经济等的限制影响，省际交界地区的“交界”优势长期得不到有效发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政策标准不统一、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已成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通过促进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将省际交界地区由原来的要素流动的堵点打造成为畅通要素流动的通道甚至是枢纽，从全国层面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贯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并以强大国内市场为依托，使省际交界地区更好服务和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循环中重塑区域发展新优势，形成协同发展新局面。 （二）突出省际交界地区生态、农业等主体功能，打造各有侧重的省际合作载体 省际交界地区边缘性强，发展基础薄弱，提升发展能力必须注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互补合作，协同发展，通过合作激发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势能、增强发展效能。要立足不同省际交界地区主体功能和特色优势，分类打造一批主体功能重要、带动效应明显的省际交界合作区。对位于同一重要生态系统或流域的省际交界地区，可联合建设生态保护省际合作区，合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价值转化，打造生态富民惠民高地。对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承担农产品供给安全保障功能的省际交界地区，可联合建设以乡村振兴为主的省际合作区，协同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合力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人口和经济集聚条件较好的省际交界地区，可联合建设产城协同省际合作区，加强城镇经济联系，优化产业分工，共建产业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中心城市和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 （三）突出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步缩小省际交界地区与省域中心地区的发展差距 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普遍比较落后，城市规模能级不高，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明显偏低，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必须着力补齐城市和产业发展短板。要在有条件的省际交界地区培育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经济支撑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重点产业园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增强产业支撑，强化对周边的辐射带动能力，打造成为省际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省际交界地区与毗邻的省域中心地区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四）突出顶层设计的引导传导效应，探索构建跨省协同一体化发展机制 坚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行政区划不变的情况下，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成本分担、利益共享、合作共建的协同发展新机制。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城市间交流合作，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省际会商机制，构建起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模式，形成“1+1＞2”的合作效应。 三、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促进生态利民富民惠民 （一）共筑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整合归并优化各类跨省自然保护地，建立跨行政区共建共管的保护地管理体系，制定统一的自然保护地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建立统一调查监测体系，探索建立以生态产品价值为核心的考核评估体系。加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合作。依据生态系统重要性、整体性、完整性，推动生态保护省际合作区生态红线优化调整，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科学保护，持续推进跨省重要生态系统共保共建。协同推动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促进跨行政区流域生态系统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构筑综合生态廊带系统，共筑美丽岸线。 （二）共同推进环境综合治理 鼓励省际交界地区共同建设大气环境预警防控网络，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协同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加强重点排污企业监管，鼓励企业对落后工艺实施技术改造。推动跨界水体环境协同治理，完善流域水环境联动监测和执法体系。对入河排污口开展截污治理，实现未处理污水清零。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集成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使用低毒和环境友好型农药，发展生态养殖业，推动以种养循环为重点的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模式。加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打造“绿色矿山”，推动尾矿库和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三）整合提升活化区域生态资源和生态资产 鼓励生态系统关联紧密的省际交界地区联合注册成立区域生态资源资产综合服务平台公司，对区域内生态资源的经营权、使用权开展收储、流转、运营、服务等，助力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持续经营开发。支持建立水权收储机制，促进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等。促进生态产品向下游生态产业链延伸，实现生态产品向生态经济转化。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协同拓展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区域生态产品产业集群。 四、激活农业农村优势，推进强农富农兴农 （一）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位于农产品主产区的省际交界地区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协同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田配套设施水平，优化布局区域物流、仓储等配套设施，合力打造一批粮食生产大县。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集约高效利用。完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稳定种粮农民补贴，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大力发展现代乡村产业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在交界地区跨区域经营，开展统一招商、统一开发、统一建设，提高规模效应。加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合作，支持交界县（市、区、旗）联合共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支持交界地区加强区域性农产品产地市场、田头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依托特色农产品，联合打造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共同推进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联合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丰富乡村产业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 （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完善交界地区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道路、供水、用电、网络、住房安全等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强化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便捷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和美乡村。支持交界地区创建美丽宜居村庄，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塑造乡村特色风貌，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点示范。联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推动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推动农产品增值溢价。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等，增加更多农村就业岗位。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适当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烘干收储、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入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加快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释放改革、政策红利。 五、聚力城镇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带动区域发展先锋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合力打造一批有较强带动力的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的产业发展平台，带动省际交界地区加速发展。 （一）培育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 根据区位条件、人口和经济规模、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遴选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能级和增长潜力、对省际交界地区带动能力强的省际交界城市，培育建设省际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完善面向常住人口的城市服务功能供给，吸引省际交界地区人口跨省就近就业和相对集中居住，增强人口和产业支撑力。强化省际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与国家综合运输通道、省域中心城市的交通衔接，推动省际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融入城市群、都市圈发展。 （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深化放权赋能强县改革，探索“省直管县”“市县同权”，提升县域资源配置能力，扭转省际交界县域生产要素外流现象，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强化县城产业支撑，稳定扩大就业岗位，吸引和留住人才，推进生产要素向县城集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毗邻省际交界地区户籍互认、公共服务同城化公平共享，减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无形壁垒。 （三）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在省际交界地区打造一批产业合作平台载体，在有条件的省际交界地区布局建设或提级打造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鼓励省际交界地区采取“一区多园”“共建园区”等方式开展合作，促进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围绕招商引资、产业联盟、承接产业转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园区发展档次和水平。 （四）推进省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结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加快推进一批能够较大提升省际交界地区外联内畅水平、较大促进省界交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铁、快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研究推进省际交界地区的省道互联互通，加快打通省际交界地区断头路，推进省际瓶颈路改造升级。支持省际交界地区贯通融入毗邻城市群、都市圈的基础设施网络。协同推进跨省能源电力通道、水利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等建设，提升省际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水平。 六、加强政策供给支持和机制保障 聚焦缩小区域差距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不断完善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创新合作发展机制，确保省际交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跟上队，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一）聚焦缩小差距完善支持政策 财税支持。建议中央加大对省际交界地区的转移支付，省级财政提高针对省际交界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中央和省级预算内投资向省际交界地区适度倾斜。研究对处于省际交界的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中部与西部交界的省际交界县给予比照西部大开发相关税收政策。加大对省际交界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金融支持。建议开发性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加大对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平台支持。建议研究遴选一批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潜力较大的省级开发区，支持有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议国家支持已批准设立的位于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承接转移示范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在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碳排放指标、用水用地指标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二）聚焦跨省协同理顺体制机制 建立省际会商机制。积极构建各级政府间的协作机制，推动建立交界地区省级政府高层领导机制，建立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合作办事机构和重大问题专项合作机制。构建规划衔接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发展规划的统一编制、联合审批、共同实施机制，推进交界地区产业、城镇、设施等优化布局和重大政策协同。推进毗邻接壤地区、合作平台、跨界重大项目等共同开展规划编制，合作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协同机制。围绕产业园区、重大平台、重大项目等合作共建，探索建立税收分成、经济绩效等统计分算机制。 （三）开展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试点示范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强对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高位统筹、综合协调、改革试点和经验总结推广。遴选一批合作基础条件较好的省际交界地区，开展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试点示范，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文化旅游客源护送、规则标准制度统一衔接等先行探索、积累经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助理研究员 窦红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贾若祥 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时隔5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以“中部地区崛起”为主题的座谈会。 中部地区的发展如今站到了更高起点，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长沙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就必须加快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更大合力。 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促共进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部地区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在新时代，产业创新发展要有针对性地以科技创新引领，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具体而言，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源泉。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科技型企业自主的研究开发活动，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科技型企业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基石和主体作用。在企业发展的早期，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开发试验研究方面。当企业发展到高研发、高技术阶段，在研发投入中，就必须选择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多一些还是开发试验研究的投入多一些。中部地区的科技型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是机会成本最低的选择，有利于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并有可能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承担和实现更多的社会责任。 加快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统筹发展合力 在谈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制造业是中部地区的产业名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在这方面都有各自的传统优势，传统产业在中部地区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数字化转型，既是其自身蜕变发展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需要，又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赋能和聚变的过程。 制造业是中部地区经济的底座。落实这次长沙座谈会精神，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这些都是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未来产业的逻辑展开。其中，“统筹”是关键，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三类产业的增长方式不同、发展路径相异，需要通盘考虑、先立后破。 中部地区在统筹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过程中，正在形成并将继续强化以下特征性事实：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在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稳步提高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培育未来产业也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例如，长沙的工程机械集群是湖南全省的工程机械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领域的代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拥有全球领先的“灯塔工厂”和智能产线，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以科教资源丰富、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湖北省为例，在技改提能、制造焕新的引领下，汽车、冶金、化工等传统产业加快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牢固夯实传统产业逆势上扬基本盘，涌现出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比如，在“中国光谷”，烽火通信打造了武汉首个双5G智慧工厂，实现“用5G制造5G”。 创新和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中部地区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出台一系列文件政策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和培育众多创新创业企业，新注册商事主体数量保持稳定增长，体现了市场对中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参与。 加快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区域联动合力 “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也是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相关举措进行了细致论述：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其中，要理解“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等重大表述，就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化逐步表现出了两种基本形态：集聚发展和集群发展，前者指单个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是指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共同发展。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其发展逻辑是从大城市到中心城市，再到都市圈和城市群。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是城市集群发展的起点，都市圈是城市集群发展的落地形态，城市群是城市集群发展的平台。我国的省域行政区经济正在向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转变，都市圈和城市群已经成为新的区域增长极。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化不同于东部沿海的一个特征是，从集聚发展到集群发展所经历的时间相对更短。中部城市崛起，包括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在中部地区崛起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规划都在“十四五”期间编制了实施方案，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的发展规划都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城市集聚和集群联动发展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中部六省基本都是农业大省，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农村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在中部地区崛起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要通过诸多举措扎实推进中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这些措施的落地落实将更好地实现区域联动的实际效能。 加快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创新合力、产业合力和区域合力，将全面发挥其承接东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使中部地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全面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更大的积极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和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陈宪 | 企业管理 一、前言 资金是企业集团生存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对集团资金的管控成为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目前，不少集团型企业的各成员单位的收付款账户独立支配，总部并未充分管控，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资金的分散程度较高，比如有些子公司资金缺口较大却需要支付较高成本去筹资，而有些子公司资金富余却闲置不用，故企业集团应加强自身的资金管控和调控能力，实现集团内部资金的有序调配，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二、企业集团加强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是指将集团内各成员单位的资金收支都纳入集团管理，包括筹资、投资、日常运营的资金等，以加大对成员单位的财务控制力度，并且实现集团内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有效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企业集团加强资金管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资金管控是提高对成员企业财务管控力的重要举措 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较多，且分散于不同的地域，加强集团总部对其在财务方面的管控能力尤为重要，而资金管控是财务管控的关键。通过加强对成员企业的资金管控，可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其资金的存量和流向，可实时掌握其经营情况与经营风险，从而切实将相关业务的流程和审批纳入集团管理，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将资金作为重要资产进行全流程的重点监控，同时将预算管理、业务流程、内部控制等都考虑进来，在出现问题时提前进行预警，对融资、投资、运营等方面实施有效监管，以实现对成员企业的有效管控。 （二）加强资金管控是优化集团内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 资金属于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企业集团加强资金管控成为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面。首先，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的资金或有缺口，或有结余，若将其进行规范整合、集中管理，可盘活集团内的资金存量，实现资金的合理调配，优化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结构。若确有需要进行集团融资，也可利用规模优势来提高融资谈判筹码，降低融资费用。相对于成员单位分散使用资金（如单独进行融资，或单独进行留置），集团资金的有效管理，可以更好地优化企业集团的资源配置。其次，企业集团加强资金管理，可加速资金在集团内流转，将集团内部交易及内部结算进行规范，利用网络技术在资金管理平台系统进行资金的流转和记录，在内部结算中心进行资金调拨及内部转账，使交易时长大幅缩短，实现了实时到账，没有在途资金，并且集团内部转账交易没有财务费用，大大节约了成本。 三、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强大有力的集团资金管理能力成为企业集团健康发展的支撑和拐杖，是优化资金配置和资本结构的必然要求，是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防范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重要举措。然而，有不少企业集团在资金管控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管理意识不强，资金管理力度有待提高 由于企业集团内各成员单位都有独立经营的业务，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或者独立的经营考核指标使得各成员单位为了完成自己的经营指标，往往忽视集团的整体利益而重点关注自身的收入、利润等短期经营情况，忽视现金流量的风险和有效利用情况而重点关注非现金的绩效指标。总部财务对于集团内成员单位的财务管理，一般也仅限于基于财务报表合并的财务数据的规范和要求，并未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机构，对成员单位的资金情况进行精细化管理，企业集团一般是根据成员单位上报的资金计划粗略地归纳汇总，审批范围主要在收入和支出方面，资金的支出权限大多还是由子公司管理层决定。另外，在未严格执行全面预算管理的企业集团，下属单位的资金管理可能人为审批因素较多，对于其资金流向、资金用途等内容缺乏管控。对于下属单位的资本结构、融资事项等缺乏监督，可能导致其杠杆过高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债务负担和财务风险，从而影响其持续经营。综上，总部和成员单位对于集团资金的管理意识不够，导致管控力度不足，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二）企业集团财务共享应用不充分 企业集团要实现资金的集中管理，考虑到企业成员单位较多，业务多样化、资金流动数据量、银行账户较多等特点，需要充分利用财务共享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资金的集中管理，才能适应资金管理对于流动性和准确性的要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缺乏共享的理念而未应用共享模式，或者已经应用了共享模式，但是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管理问题，比如，财务共享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过程不顺畅等问题，成员单位数量较多也加大了财务共享资金管理的风险和难度，而且很多企业并未建立完备的集团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使得集团资金管理的财务共享缺乏必要的系统支持。以上问题都限制了资金集中管理效率，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1]。 （三）集团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有效开展工作的保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大多数企业集团中，对于集团内资金的管控制度比较缺失，或者已制定相关制度，但由于其内部流程不健全，或者内部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从而并未真正发挥出资金管理制度的预期作用，使得资金不能在严格的管控条件下实现安全性和流动性，而在融资成本、投资风险、运营效率等方面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处于失控状态，而对整个集团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有相关制度的约束和指导，加上合理的激励措施，会使资金管理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为集团优化资源、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重要保障。 （四）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信息系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企业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由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特点，业务较为复杂，资金流动难以实现统一化和集团化管理，使得建立资金管理的信息系统存在较大的难度。此外，软硬件更新速度较慢，无法通过资金管理的信息化系统全方位地辐射到各成员单位的各项业务，有些企业甚至停留在手工归集整理阶段，大大降低了资金管理效率。资金的信息化管理需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和具备业财融合思维的人才，将业务环节、资金使用、信息系统使用相结合，否则，无法根据经营业务做到精确的资金规划，并对资金进行有效使用和信息的及时传递[2]。 四、企业集团提高资金管理水平的对策 企业集团薄弱的资金管理，浪费了企业宝贵的经济资源，更严重者会将企业置身于不可估量的风险之中，严重阻碍企业经营效果或健康发展。为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就需要企业集团提高对成员单位的资金管理控制能力、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采用适合企业发展的资金管理模式，以实现对企业集团内成员单位的有效资金管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防范经营风险。 （一）增强资金管理意识，提升资金管控力度 鉴于大多数企业集团对于资金管理意识不强，为发挥资金的资源优势，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对管理层和执行层进行相关培训，使其认识到集团资金管理对于企业经营的安全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发挥的重要作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集团资金管理的内涵、作用、流程、制度建设等方面，即什么是集团资金管理、集团资金管理的重要性、资金管理的流程是什么以及如何落地实施等。如此，可提高管理层在财务战略层面对资金管理的支持力度，及执行层在操作层面的执行力度[3]。 第二，将资金管控指标纳入与收入、利润等同等重要的考核指标体系中，从绩效角度使相关人员的薪酬与资金指标相联系，提高其对于集团资金管控的重视程度，从而使其在资金管理流程和职责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综上，可从管理人员和执行人员中对集团资金管理的建立统一共识，为全集团加强资金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二）加强企业集团财务共享管理 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集团型企业来说，集团财务共享中心是基于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并在其之上重整资源、精简流程，达到提高财务管理效率的目的，对于规范整个集团财务各项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其提供了较为先进的平台和技术支持。要加强企业集团的财务共享，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梳理和再造业务流程。即梳理集团内各项业务流程，将各项业务流程与其资金的收支进行有效匹配，将审批与业务环节进行挂钩，并将各业务环节的预算数据与其资金收支、审批进行密切关联，倒逼企业集团建立高效的预算管理、审批管理和业务流程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将其纳入财务共享体系，实现财务共享的管理作用。 其次，实现银行账户的集约管理。集团内银行账户众多，单独或人工处理的效率极低，而且准确性不能保证，如果高度集中处理，并且加强资金预算，可以实现集团资金的高效且统一地调动，以提高资金周转率，且可实现对融资管理、投资管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的流程梳理，即实现流程精简和再造，统一规范业务流程，提高管理效率[4]。 （三）建立健全集团资金管理制度 集团资金管理的主要模式包括总部财务统收统支、总部财务拨付备用金、总部结算中心或内部银行、财务公司等四种模式，集团总部应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模式，并制定适合企业集团发展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体系。相关内部控制工作包括制定制度、业务流程、审批权限、监督考评等内容，并在母公司及各成员单位严格推广。企业应捋顺资金管理流程，设置合理的审批权限，并且将各风险点进行严格管控，设置专门人员和部门进行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汇报，严格执行资金预算工作，对资金进行各项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各下属单位进行资金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分析。与风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对于来自企业内外部的各种风险进行及时评估，比如对于市场变化、行业变化、政策变化、下游客户的经营变化等，并形成定期和突发事项下的应急处理措施，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将各下属单位的业务和资金管理纳入平台进行信息化管理，实现系统的自动预警，设置各级支出的审批权限，减少或者规避人为舞弊或者人为错误而导致的不良后果。总之，建立对于资金管理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流程和制度，并将其纳入对于成员单位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考核机制，以确保投资、融资、运营流程可控，其相关的资金能够在可控、高效的范围内运用，才能实现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目的和效果[5]。 （四）完善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 要实现集团资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就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首先要捋顺各成员单位业务流程，将各业务资金预算及审批环节纳入系统，并实现实时追踪，收入与支出的预算内和预算外都要全方位管控，并且将信息实时传送给相应级别的管理层，以用于经营决策。其次，适当增加与时俱进的资金管理系统，比如将企业资金管理系统与外部银行系统进行对接，自动完成集团财务对各成员单位资金结余的划转，以提高资金的流转速度和资金存量的利用率。再次，将企业集团内各成员单位的预算系统与资金管理系统对接，做到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资金的审批与投融资，切实发挥预算管理的积极作用，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最后，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对于各业务环节的资金管理与系统应用相结合，切实实现业财一体化管理，严格把控资金流向及资金使用效率，及时识别经营风险，及时做到预警和信息传递。总之，需要在捋顺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资金管理的软硬件系统，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处理能力，充分发挥资金管理系统的作用[6]。 五、结语 资金管理是企业集团内部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资金的短缺或者资金链的断裂，会给整个集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抑或对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威胁，因此集团资金管理应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经营状况，不断尝试和探索集团资金管理的模式、流程，以发挥集团资金管理的积极作用，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赵金玲.企业集团资金管理风险和风险应对措施研究[J].财会学习，2022（20）：145-147. [2]虞晓英.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举措[J].中国集体经济，2022（06）：150-151. [3]卢竞，刘家威.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与实践研究[J].现代商业，2020（25）：85-86. [4]张向沦.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资金管理问题与优化路径[J].财经界，2020（03）：142-143. [5]侯佳蓉.企业集团财务共享资金管理问题及对策探讨[J].中国商论，2019（11）：130-131. [6]付战魁.我国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7（08）：233. 北京环球语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许倩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更多的普钢企业开始关注特钢市场。一些原来生产普钢的企业开始生产特钢产品，特钢行业的竞争呈不断加剧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拥有稳定、足够大的高端客户群是关乎特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关键问题。本文提出需要加强客户开发和维护，一方面不断开发新的高端、高售价客户；另一方面留住已经合作的老客户，持续扩大高端客户群，锁定这些优质客户资源。 关键词：特钢企业；客户开发与维护；市场营销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钢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越来越多原来生产普钢的企业开始生产特钢产品，进军特钢市场，争抢特钢客户。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有的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原有特钢企业造成很大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市场开发和维护能力更强，谁拥有更多的高端、高效益客户，谁就能获得比其他企业更好的收入和利润。如何不断发现、开发和增加客户资源，并确保其不流失，不被竞争对手抢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特钢企业介绍 特钢区别于普钢，是指采用特殊生产制造工艺生产出来的，具有特殊性能要求，能够满足特殊客户特殊用途的钢铁材料及制品。一般具有性能和品质要求高、附加值高等特点。通常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军工、航空、船舶、油田、矿山等高端领域。产品需要得到下游客户对供货钢铁企业认证、审核通过后方能投入使用，有一定门槛。同理，如果想切换供货钢厂，也有一定难度。因此这类产品的售价高于不需要认证的产品，有一定价格（利润）空间。特钢行业的走势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在国内经济保持高增长水平的情况下，我国特钢市场后期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有关机构预测，到2027年，我国特钢行业市场规模将有望超过5500亿元。 某特钢企业始建于1957年，1995年由普钢向特钢转型。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截至目前，取得了奔驰、宝马、大众、丰田、日产、博世、麦格纳、采埃孚、蒂森克虏伯、康明斯、卡特彼勒、中国重汽、NSK、SKF、TIMKEN等100余家世界知名企业的二方资格审核认证。为确保企业得以稳定长远发展，需要面向市场，采取科学可行、反应迅速、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持续加强客户开发和维护，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笔者自2015年起投身该特钢企业市场营销工作，其间多次成功开发国内外品牌客户、行业龙头客户、行业重点客户等。下面将结合自己近几年亲身经历，针对特钢企业客户开发和维护营销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三、客户关系管理的起源与发展 客户关系管理最早由美国研究人员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最初理念是客户接触管理，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收集和处理客户信息。到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升级为可为企业提供电话呼叫服务和对客户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的管理理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一步升级为将客户数据处理、销售业务跟踪和客户请求服务融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随着整个社会对市场营销关注度的逐步提升，学者、企业开始重视客户关系管理，加强了对此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一切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企业通过紧紧围绕客户的需求，谋划和实施各种市场营销策略，着力和客户一起形成稳定合作关系。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在市场环境中不断发现新的客户，并通过一系列市场营销策略，将这些潜在客户转化为意向客户、合作用户直至战略核心客户。以此来占领市场，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利润。 作为市场营销人员，需要加强客户关系管理研究，高度重视和仔细了解客户需求，并对其进行系统化分析，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对重点、战略和核心客户，安排专人对接，采取“一对一”保姆式服务，通过满足客户需求，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推动高端市场和客户的开发和维护力度，建立稳定的、足够大的高端、高效益客户群，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源源不断的收入和利润。 四、特钢企业新客户开发的营销策略 新客户开发是指市场营销人员通过市场走访、调研，发现那些符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潜在客户，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将其发展成为现实合作客户的一系列过程。这个过程极具挑战，需要市场营销人员正确理解公司市场营销策略，熟练掌握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现和开发新的高端、高效益客户，不断扩充客户群，来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订单。 1.充分调研市场，搜寻潜在客户 市场营销人员需要对所负责区域市场进行充分细致的市场调研，了解责任区域内客户分布基本情况。做到不漏一户，并厘清客户之间是不是上下游、同行业等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筛选出自己企业的目标客户，即对本公司产品有需求且符合本公司发展方向的客户。还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目标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地址、联系人、客户现有的供应商、经营状况等，为后续联系与拜访客户做准备。调研市场和搜集客户常用的方法有“扫街”、各种行业协会、各种专业会议通讯录、网络搜寻、同行推荐、客户介绍等。 2.提前做足功课，准备走访客户 在和客户联系之前，需要提前做足相关功课。拜访客户前需要进行预约，既是出于礼貌，也是为了让客户有所准备。拜访人员要注意仪容仪表，调整好心态，做到以良好的仪表、饱满的精神状态，满怀信心地去拜访客户。拜访客户前，要提前从不同渠道了解清楚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准备好名片、公司宣传册、产品样品、公司介绍PPT等，还要考虑到如果客户要求报价如何应对。尤其需要根据以往经验，结合要拜访客户的具体情况，列出客户可能会提出的各种要求，提前谋划好如何应答，避免措手不及造成尴尬、冷场。 3.首次走访客户，留下良好印象 对于新开发的客户，由于大家以前未曾谋面，因此第一次走访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要体现出营销人员良好的素养和在产品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能力。第一次走访客户时要注意营销人员的外表形象干净整洁、整齐统一。外表良好并不是指漂亮的容貌，而是指穿着打扮整洁、得体，符合自己的身份、所销售的产品和所在公司形象。沟通中还要注意有清晰的语言表达和良好的肢体语言。整个沟通过程中要注意营造轻松的氛围，避免形成过于商务化或与客户对立的沟通情况，避免给双方造成压力，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4.宣讲公司产品，了解客户需求 营销人员通常会专门介绍公司和产品，本公司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本公司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有哪些优势，能给客户带来什么样的利益等。在销售陈述的时候要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要重点突出产品的优势，渲染气氛，力促成交。在双方交流过程中，要注意增强声音表现力和非语言力量，赢得顾客共鸣。营销人员一般会采用发问的方式，来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交流中要注意结合好发问与聆听，把握好谈话重点，控制好谈话局面，有效地引导双方交流的方向，从客户那里了解到最真实的信息。 5.消除客户疑虑，达成合作协议 在和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客户会提出一些疑虑和问题。其实质是客户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还有不清楚和有所担心的地方。如果不能及时消除客户的顾虑，就会影响下一步能否及时签单、合作。此时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客户的感受要及时表达认同，不要否定和顶撞客户。认同不等于赞同，可以避免观点正面冲突。还要当场表态，积极协调解决这个问题。等消除客户疑虑后，就需要把握好双方交流的时机，主动提出交易。可以采用直接法、选择法、总结利益法等策略，来促使客户尽快与自己达成合作协议。 五、特钢企业老客户维护的营销策略 有关资料表明，开发一个新客户所需要的费用是维护一个老客户所需要费用的6倍；一个满意的客户可以给企业带来8笔潜在的业务，其中至少会有一笔能实现成交；一个不满意的客户可以影响25个下游客户取消对该企业的采购意向。因此，无论是从成本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加强老客户维护都非常有必要。而且，老客户在行业内的口口相传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免费广告，能吸引或转介绍过来更多客户。所以，如何维护好老客户就显得非常重要。 1.加强客户关怀 老客户和企业有过很多年的长期合作，双方经过前期磨合和后期发展，有比较扎实的合作基础，有比较充分的信任度，也为企业贡献了长期稳定的订单。但是，不能因为客户现阶段处于稳定合作状态，就减少对老客户的关心和关怀，冷落老客户。有关资料表明，维护老客户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开发新客户所需要的费用。因此，继续做好对老客户的关心和关怀意义重大。一般情况下，只要继续做好对老客户的关心和关怀，处理好异常情况，就不会造成老客户流失。既能保证有长期稳定的订单，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降客户开发成本。 2.杜绝客户流失 随着特钢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对手争抢客户和订单的手段不断翻新，经常会不计代价、不惜成本来争抢竞争对手的高端客户。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难免有的客户会有所动摇，很有可能转到别的企业。另外，原有供货企业的质量不稳定、缺乏创新、服务意识淡薄等，都会造成现有的客户转向他处。对于企业来说，老客户流失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都很大。一方面，减少了长期稳定订单；另一方面，老客户的抱怨也会在行业中广泛流传，影响企业在行业中的口碑，需要企业投入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消除负面影响。 3.做好客户挽留 对于流失的老客户，公司不应该听之任之，无动于衷，而是要积极安排人员与其沟通，了解清楚造成老客户流失的问题和症结在哪里。要认真倾听老客户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对接，积极面对。如果老客户流失是因为企业的服务、质量、价格等不及竞争对手，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意识、提升产品质量、压降生产经营成本等改进措施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想办法挽留住老客户，重新树立其对该企业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如果是由于处理老客户异议不及时的原因，要及时内部统一思想，全面提高对老客户的服务意识。 4.筛选忠诚客户 对于老客户实施保留策略，并不意味着无论这些老客户能否为企业带来贡献，企业都一味全力维护。在维护老客户时，还要注意对老客户进行筛选，从中找出那些对企业忠诚度高、贡献大的客户，剔除那些忠诚度低、贡献为负的客户。对于忠诚和有贡献的客户，需要继续加大公司各种政策和资源的支持力度，促进其更好发展；对于那些忠诚度低和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客户，企业应当减少甚至停止公司各种资源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企业只有拥有足够多优质、忠诚的客户，才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六、特钢企业客户开发与维护营销措施 1.加强联系交流，实现坦诚沟通 无论是新客户开发还是老客户维护，都需要加强企业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加强双方的商务互访来往，增进双方业务人员的了解，增加彼此的信任度。企业才能实现和客户的目标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同向而行，共同努力，最终实现合作共赢。企业在研究、制定客户开发和维护营销措施时，要始终坚持“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一切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建立系统化沟通交流机制和异议反馈处理机制，全面改进和优化客户对接、商务走访机制，实现企业与客户之间无障碍沟通交流。 2.加强数据分析，支撑科学决策 企业要想实现对客户的高效管理，需要收集好客户的相关信息。只有全面掌握了客户的各种信息，熟悉所涉及市场的最新动态，才能详细、准确地了解客户需求，才能把最适合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客户。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管理系统，安排专门人员加强对客户信息的收集，并及时将这些信息录入系统，加强科学的数据分析。对于每个客户，要详细、准确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依托这些数据，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特钢企业高端市场和高端客户市场营销方案。通过数据分析，也能发现不足，并及时加以整改。 3.针对特殊客户，制定专门策略 客户开发和维护的过程非常复杂，既有统一性也有特殊性。在企业面对的众多客户中，每个客户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除了制定好宏观市场营销策略外，针对一些独特客户，还需要采用“一户一策”方式，专门定针对这些特殊高端、高效益客户的市场营销措施。通过对这些特殊高端客户进行科学、准确的数据分析，结合客户分类、评级等制度，不断对客户开发和维制护的市场营销方案进行优化调整，来持续提升特钢企业市场营销管理水平。充分挖掘和发挥这些高端、高效益客户的潜力，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端、高售价订单。 4.积极消除抱怨，培养忠诚客户 在特钢企业客户开发和维护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给客户带来一些麻烦和造成一些不满，客户难免会产生抱怨与投诉。对此，企业应积极面对、认真倾听、真诚接受、妥善处理。可以引入客户关系管理来处理这类问题，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式来解决客户抱怨和投诉。还要重新审视整个营销和服务保障过程，做到持续不断优化提升，堵塞漏洞，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客户抱怨具有“一体两面”特点，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客户流失；如果处理得令客户满意，有的客户不但不会有负面想法，还会进一步增强信任，成为忠诚客户。 5.创新营销模式，促进企业发展 在当前市场情况下，经过多年的磨合和发展，特钢市场各企业都形成了适合自己的、稳定的市场营销模式。在后续发展中，还应加强对市场和客户的调研、分析，进一步加强企业和客户之间的沟通联系，积极探索和创新特钢企业市场营销新模式。加强对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双方的工作效率。企业应结合特钢市场发展态势，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全面了解市场和客户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市场营销策略，制定符合市场规律的、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推动企业得以更好发展。 七、结语 随着特钢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特钢市场得以生存和谋求更大发展，特钢企业需要加强对客户开发和维护市场营销策略的研究，不断发现、对接、开发、扩大高端、高效益客户群，并确保这些客户不流失。只有具备了稳定、足够大的高端客户群，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特钢市场竞争中持续拥有源源不断的订单和利润，才能确保企业勇立行业潮头，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蒋丽华，李旭鹏.客户关系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浅析[J].生产力研究，2006（4）：242-244. [2]王传行.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商论，2017（14）：139-140. [3]李莉洁.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作用[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9（12）：80-81. [4]李银丰.忠诚客户靠培养[J].中国市场，2009（12）：51-55. [5]江波，单小麟.核心客户的识别、开发与保持[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93-96. [6]毛泽瑜.互联网金融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J].营销界，2020（28）：161-162. 杜玉涛 摘要：在供应链时代，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对企业的管理，相关人员也在通过适宜手段加强企业的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信息化是目前国家对企业进行管理的新型发展趋势，工商管理信息化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确保企业日常业务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且可以使收集的信息与资料更加全面。本文旨在研究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 引言：在全球市场竞争趋势逐渐加剧的背景下，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管理人员为了有效提升自身的工作效率，在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有效推动信息化的建设进程。但是从当前企业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现状来看，部分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对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供应链时代及工商管理信息化概述 1.供应链时代基本概述 供应链时代是指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供应链管理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战略之一的时代。在供应链时代，企业不再仅仅关注自身内部的生产和销售，而是更加广泛地将目光放在与供应商、分销商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上。 供应链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在过去，企业往往是信息孤岛，不同环节间信息交流不畅，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供应链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实时的数据传递和协调，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这使得企业能够更准确地预估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供应计划，提高生产效率和供应链的灵活性。 2.工商管理信息化概述 企业工商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和理论，旨在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信息化则是利用信息技术来支持和推动企业管理与发展。工商管理信息化是指在工商管理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来实现各项管理活动的高效、精确和智能化的过程。 工商管理信息化的目标是实现信息的流动和共享，促进企业决策的执行。它涉及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信息化，包括市场、供应链、生产、销售等。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握各项活动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决策。同时，信息化还可以提高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协作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和应对挑战。 工商管理信息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硬件设备、网络系统、数据库等，是支撑企业信息化应用和数据存储的基础。（2）企业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优化。企业需要建立适合自身管理特点和流程的信息系统，涵盖企业的各个管理功能，比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等。通过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优化，可以实现企业各项管理活动的高效运行。此外，还需要关注数据的安全。数据是企业信息化的核心资源，合理的数据管理可以提高数据利用的效率和可靠性。同时，要加强数据的安全保护，避免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风险。 工商管理信息化的优势在于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通过信息系统的支持，企业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辅助决策的制定。同时，信息化还可以提高工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可控性，减少人为的错误，防止数据的丢失。此外，信息化还可以促进企业间的协作和合作，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二、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内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内涵越来越丰富，管理人员想要不断推进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就需要明确工商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内涵。具体如下：（1）企业在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及其他相关方紧密合作。优化供应链的运作需要信息的共享与沟通，以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协同与整合。信息化建设要求企业构建供应链管理系统，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数据共享、业务流程整合和协同决策。这将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运作，降低成本，提升响应速度，增强市场竞争力。（2）供应链中涉及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流动，企业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其进行可视化和实时监控。通过建立供应链信息平台，企业可以实时掌握物流信息、库存状况、订单履约情况等数据，从而对供应链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和追踪。这将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效率。（3）供应链时代面临着多样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供应中断、市场需求波动、自然灾害等。企业需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加强对供应链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通过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和相关的决策支持工具，企业可以更好地预测和应对供应链风险，减少损失并提高应对能力。（4）在供应链时代，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关注，包括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信息化建设可以帮助企业监测和管理供应链中对环境的影响，并在供应链配送、物流规划等方面进行优化，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信息化建设，还可以加强企业与供应链伙伴的沟通和合作，推动社会责任的共同落实。 三、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现状分析 1.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标准不够科学 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标准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但是从目前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现状来看，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标准还不够科学。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存在差异，导致对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存在偏差。一些企业在选择应用软件、设备与技术时缺乏科学性，只追求表面的效果，忽视了系统的整体性与合理性。而且一些企业缺乏标准化指导，从而产生了一些不规范或者不合理的做法。这就导致一些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指标与量化的评估方式。 2.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计划延迟 在一些企业中，由于战略调整、资源分配和人员变动等原因，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计划往往会出现延迟的情况。这使得企业面临信息系统老化、功能无法满足需求等问题。而且由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部分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导致管理信息化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3.网络安全性有待提升 网络安全对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而过低的网络安全性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风险。目前许多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都存在网络安全性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黑客攻击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企业的网络安全技术需要持续更新和升级。然而，一些企业没有及时跟上技术升级的步伐，导致了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滞后。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安全需要所有员工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但一些企业的员工缺乏安全意识，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潜在威胁的认识不足，在防护方面存在弱点。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就会面临数据丢失和泄露的风险，而一旦企业核心数据被泄露，就可以对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四、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措施 1.建立完善的网络系统 大多数企业在工商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信息化的了解导致管理人员无法根据具体经营状况选用合理的信息化管理方法，因此，企业管理者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的网络系统，以提升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水平。（1）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政策和制度。企业应制定并严格执行网络安全政策和制度，明确网络系统的使用规范和安全要求。这包括限制访问权限、加强密码管理、定期更新和升级安全补丁、加密敏感数据、建立网络监控和检测机制等。同时，需要建立安全事件的处理和报告机制，快速响应和处理网络安全事件，保护企业信息资产的安全。（2）管理人员需要确定管理目标，围绕实际目标开展信息化建设工作，以便更好地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3）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漏洞扫描：企业应定期进行网络安全评估和漏洞扫描，及时发现和修补网络系统中的潜在安全漏洞。这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和纠正网络系统中的安全问题，提高整体的网络安全性。（4）管理人员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成在线备案、系统注册以及信息注册，还需要完成商标注册以及商业注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后续工作的全面开展。（5）为了提高网络系统的稳定性，管理人员还需要建立年度检查系统，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年度检查系统及时解决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加大先进技术的使用力度 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企业都意识到先进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加大先进技术的使用力度，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引进先进技术。（1）企业应该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积极引进和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这包括但不限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企业可以通过与科技公司的合作、举办技术论坛和研讨会等方式，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并应用先进技术来提升工商管理的效率和竞争力。（2）企业在应用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需要确保其与企业的工商管理需求相匹配。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目标，选择适合的技术并进行整合。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与生产数据进行整合，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监控，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3）为了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企业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更新。这包括招聘和培养具有相关技术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人才，组建高效的信息技术团队。同时，企业应鼓励员工参加相关培训和研讨会，了解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应用案例。通过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信息化建设中的挑战，并深入理解和应用先进技术。 3.构建完整的信息开发模型 在企业的工商管理工作中信息是重要资源，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能够直接给企业的决策造成影响。如果管理人员根据错误的信息数据进行决策，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想要有效提高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相关管理人员还需要构建完整的信息开发模型。（1）构建完整的信息开发模型的第一步是明确企业的信息需求和目标。企业应该明确自身的工商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分析、决策支持、业务流程改进等方面。在弄清楚需求和目标的基础上，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信息开发策略和规划，以确保信息系统和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够与工商管理需求相适应。（2）信息开发模型的核心是建立数据集成与管理体系。企业应该建立统一的数据架构和数据规范，以确保不同系统和部门之间的数据能够互通和整合。此外，企业还应选择合适的数据管理工具和平台，例如数据仓库、数据壶等，以便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规范化的存储和管理。通过构建完善的数据集成与管理体系，企业能够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利用，为工商管理提供准确和及时的数据支持。（3）为了构建完整的信息开发模型，企业需要不断推动信息系统的升级和创新。企业应定期评估现有的信息系统和技术的功能和性能，并与供应商、专业机构等合作，寻求升级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企业应密切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新兴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以便及时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此外，企业还可以鼓励内部的创新和技术实验，鼓励员工提出和实践新的信息系统和技术的应用方案。 4.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信息化建设不仅仅涉及技术设备和系统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发挥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只有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企业才能更好地适应供应链时代的要求。（1）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需要企业组织内外部培训，提供与供应链管理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帮助员工了解供应链管理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2）企业可以引入在线学习平台，为工作人员提供便捷的学习渠道，让他们能够根据个人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3）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在供应链时代，企业的工商管理需要多部门、多岗位之间的紧密协作和高效沟通。因此，企业应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企业可以利用信息化系统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快速、准确的信息传递和共享。（4）跨部门的工作会议和项目团队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定期的沟通和协作，可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5）企业可以采取激励和奖励措施。设立专业素质奖励机制，通过考试或者项目评估等方式，评选出优秀的工作人员，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晋升机会。（6）企业还可以定期进行优秀案例分享和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平台，激励工作人员主动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5.加强综合业务应用平台的建设 供应链时代的企业工商管理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化系统和应用平台。综合业务应用平台的建设是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了有效加强综合业务应用平台的建设，管理人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企业首先需要进行业务流程的整合和优化。通过分析和评估企业的业务流程，识别瓶颈和优化点，将各个环节的业务流程连接起来，消除信息断层和重复操作，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高效运转。例如，可以借助供应链管理系统和ERP系统等，将供应商、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的业务流程无缝对接，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2）企业需要建立高效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体系，以支撑企业运营决策的制定。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帮助企业发现潜在的机会和问题，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决策。（3）为了对数据进行有效收集和分析，管理人员需要建立数据管理中心，通过数据管理中心管理人员可以对市场的发展方向进行合理预测，从而保证企业工商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五、结语 在供应链时代，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企业工商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措施。然而，信息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周宇飞.工商行政管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实现与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1）：259-260. [2]鲍成.工商管理视角下对工业管理信息化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了望，2022（2）：139-141. [3]张勇征.经济结构转型发展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研究[J].现代商业，2022（24）：119-121. [4]戈弋，张磊.合肥市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公共服务云平台实践探索[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51-54+60. [5]李依璘，李轻舟，王亚娟.新零售背景下基于GIS的连锁企业商圈分析与门店选址策略研究——以全家便利店为例[J].经济师，2022（9）：33-34. 李曼曼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圆满收官，国有经济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相较于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国有企业在人才开发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推进落地，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人才开发与培养工作，是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保障。 国有企业人才开发现状 人才队伍建设稳中有进。在高技能人才队伍方面，国有企业历年来在全国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中的获奖人数均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人才队伍方面，2021年中央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相较于2012年增长53%，研发人员总数达107万，中央企业两院院士数量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 关键人才培养较为薄弱。相较于世界一流企业员工队伍结构合理、人才齐全、发展均衡等特征，中央企业人才队伍仍然存在总体结构性短缺现象，多数企业面临着青年人才总量和占比同时下降、高端科技人才总量太少、增长缓慢等问题。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站在国有企业的层面来看，意味着企业需要聚焦战略性、关键性人才队伍的建设工程。 国有企业在人才开发方面存在的不足 缺乏人才开发顶层设计。在进行人才开发工作顶层设计时，很多国企缺乏系统性思考和全盘考量，对人才工作的目标、人才的定位需求、人岗匹配度等要素缺乏深入分析，导致人才开发项目散乱、不成体系、与企业发展战略脱节，人才开发计划常常缺乏创新或较难落地。 人才开发流程环节缺失。很多国企尚未搭建统一规范的人才开发管理体系及跟踪评价流程，人才培养工作质量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流程上缺少培训需求分析、成果转化、效果评估等环节，培训安排通常与个人绩效、职业发展规划不挂钩，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培训项目实施流于形式。很多国企存在人才培养措施杂、人才成长实效少、人才培养针对性和计划性不强、员工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在组织实施过程中，牵头部门多、流程界定不清及资源重复浪费等问题导致人才开发项目同质化严重，并引起系统性内耗，不利于员工成长成才。 员工职业发展机会不均。人才成长路径“窄、短、堵”，纵向上职业发展通道短、周期长，横向上岗位序列单一、流动机制缺失，这使得高成就需要的人才“无路可走”，企业人才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也难以被满足。长期固化的岗位设置，不仅会使员工产生职业倦怠，还会影响公司的灵活性与长期发展。 员工职业规划意识淡薄。尚未建立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管理系统，岗位空缺信息与员工职业能力模型信息不对称，无法充分发挥员工个人优势。此外，人才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不到位，对优秀人才的生涯教育力度不足，使个人规划与公司发展无法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才开发项目的实施效果。 提升国有企业人才开发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重视人才开发顶层设计。一是树立人才开发理念。关注员工长远的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强调开发重于培训，进一步探索在职教育、工作实践、人际互动、人才测评等方面的内容，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构建人才开发体系。要结合员工生命周期进行人才开发项目设计，了解其生涯发展每个阶段的业务要求，以及员工需要具备的能力或素质，进行关键岗位或层级的开发项目体系设计。 三是强化人才梯队建设。人才梯队建设应基于人才盘点工作展开，通过对企业战略、组织能力和人才现状的深度盘点，构建高潜人才池和岗位继任计划，集中培训、轮岗、教练等资源，分层分类打造定制化的高层次人才开发计划。 健全人才开发运营模式。一是规范人才开发工作流程。要实现人才开发过程中需求调研、体系设计、资源协调、活动实施、成效评估等环节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设计统一的表单或行动指南，科学设计实施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使人才开发管控体系落地更加简单高效。 二是健全人才开发责任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照人才开发的实施范围和对象明确不同的责任人，压实人才开发责任。同时，合理授权，将人才开发工作有效分解，并督促责任落实，进一步保障人才开发体系的有效实施和效果转化。 三是强化人才开发效果反馈。加强培训质量评估工作，建立“追踪问效”制度，推动人才培养与开发良性循环，将行为和业绩的改善效果纳入考核，充分调动员工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优化人才开发资源配置。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战略分解和素质模型建立课程体系，通过培训积分、学员付费、与晋升和薪酬紧密关联、领导带头学习和讲授等方式引起员工的重视，力戒形式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培训。 二是确立业务导向，活化开发形式。课程设计应符合业务部门的需求，可以采用案例分享、场景还原、辩论比赛、模拟演练、行动学习等沉浸式学习模式，让学员们亲历、感知、体悟、实践工作全过程。 三是建立人才交流制度。通过核心部门历练、挂职锻炼、岗位轮换、借调使用、内部兼职等方式，使人才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提升，增强人才互动和信息的有效传递，加速其实践积累并形成信息反馈机制。 发挥平台价值驱动作用。一是打造特色鲜明的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内部培训机构是建设知识管理平台、整合人才开发资源和塑造传播企业文化的关键阵地，国有企业应在拓宽其宽度的同时加大深度，打造品牌学习项目，不断完善数字化学习平台，丰富课程学习方式。 二是构建国有企业内训师培养体系。通过打造内部培训师队伍，能够高效解决师资问题，有效推动内部知识的沉淀与传播扩散，帮助企业控制组织学习发展成本，优化学习发展资源，打造学习型组织。 三是训战结合为关键人才培养精准赋能。企业应从实战需要出发，在突破挑战性任务的同时锻炼人才能力，要从图文、物理、情绪等多层次重现业务情境，基于真实、典型、有挑战性的工作场景来开发课程。 激发人才自主创新动力。一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积极搭建协同育才平台，制订联合培养计划，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推进产学研联动的人才开发新模式。 二是营造激发创新的生态环境。应大力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探索、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积极开展各类开放性的学术及实践交流活动，构建鼓励争鸣和批判性讨论的空间，建立共享式知识学习和交流的载体，激发人才创新热情。 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一是精细设计多元立体通道。打造纵向畅通、横向贯通的人才发展机制。横向上，打造系统集成的人才认定平台，建立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纵向上，针对人才的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层级，分别研究制定相应的人才支持计划，打破传统职业通道的条块分割和等级壁垒。 二是铺设人才成长高速公路。应坚持打造非常规通道、绿色通道，打破逐级晋升的金字塔体系，跳出已有管理通道和专业通道的限制，为领军人才、特殊人才、紧缺急需人才提供重大项目机会和出彩平台。 三是提供晋级与轮岗学习包。一方面，提供职业生涯纵向发展的晋级学习包，帮助新晋升员工更快适应新工作；另一方面，提供职业生涯横向发展的轮岗学习包，为轮岗交流员工提供入门资料与辅导教练，持续推动人才成长。 量身定制个人发展计划。一是加强职业生涯教育辅导。将职业生涯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全过程，指导员工建立职业生涯规划目标、更新职业发展理念，促使员工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二是构建关键岗位学习地图。量身定制员工所需要的培训计划和培养方式，打造个人学习发展计划，着力增强培训效果。 三是健全人才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数字化人才管理工具，针对每一位新入职的员工绘制清晰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图和个人动态信息表，跨级别领导层可随时调阅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与成长情况，确保基层员工不被埋没，全方位系统性掌握人才综合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 刘松博 郭浩磊 胡威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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