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指向，乡村进入了聚落结构转型和重建的发展时期。通过分析和总结乡村聚落在空间、经济和社会重构影响下各乡村地区民宿产业的共性与发展动态，提出乡村聚落重构背景下的乡村民宿产业开发策略，加大政府对民宿产业的扶持力度，深挖乡土文化元素，发展特色产业，培植乡村特色民宿产品，提高职业素养。
关键词：乡村聚落重构，民宿产业，开发模式
[基金项目]2022年度合肥学院科研发展基金委托项目“石台县乡村旅游民宿产业发展规划”（项目编号：22XXWT03）；2022年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环巢湖区域乡村旅游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2162）；2022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乡村旅游民宿集群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CX073）。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众多乡村地区纷纷利用自身资源进行聚落重构以响应政策的要求和适应社会的发展。乡村聚落重构下空间功能的转变催化了乡村民宿产业的迅速发展，而民宿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乡村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使得乡村的地域空间经历着快速重构，在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民宿经济效应。
一、旅游业推动下的乡村聚落重构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力推进，在旅游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的乡村聚落开始了重构的进程。乡村聚落，主要是指乡村人口共同聚居的最基础的空间单元，是整个农村区域人口生产与生活活动的主要载体。乡村聚落的重构使得乡村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空间重构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土地利用的多样化发展。首先，随着大量外来游客与搬迁的居民对乡村地区的住房环境和住宿条件的需求，各村庄中传统屋舍、有人文记忆的农牧果场建筑物（米仓、谷仓、果园等）、闲置的乡村建筑（如商店、学校、池塘、车站等）均可重新利用，改建为旅游商业建筑[1]；其次，各村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在进行着改变，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始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业，促使传统的山村景观逐渐向现代化的旅游休闲度假区或具有田园风情的度假小镇演变。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居民开始经营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政府政策支持用以发展旅游的农业用地，扩建政府政策规划下的林地、草地等主要是为了保护和管理乡村地区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保留相对完整的生态服务区，乡村区域内旅游型传统村落得以获得空间重构。
（二）经济建设
1.产业结构变化
以旅游发展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结构转型是推动乡村重构的关键因素之一，旅游产业改善了传统农村区域的农业经济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旅游的开发促进了传统农村区域的经济转型[2]。
受旅游发展的影响，乡村地区增加了许多如住宿业、餐饮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在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扶持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工作者到乡村谋求新发展。在政策扶持下，对农村闲置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改造升级，将传统的村民居住空间打造为旅游消费空间。
2.就业方式变化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渐开始取代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首先，旅游的蓬勃发展吸引资本进入乡村地区，带动了各类企业对农村区域的产业投资，增加了乡村地区的就业岗位和从业人员。其次，“旅游作为可持续生计战略”的概念也促使了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有些农户在家中服务和接待外来游客，有些开办小型的具有地域餐饮风格的餐馆，还有一些农户创立小型的宾馆或游客休憩营地。
（三）文化建设
在“乡村振兴”与建设“美丽乡村”战略的号召下，旅游为乡村带来经济重构的同时，乡村地域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外来的旅游消费者以及乡村聚落调整后的新村民会出于对当地传统民宿文化的青睐而尝试去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景观，如修缮乡村古老的建筑、保护典型的乡村田园特征等，营造一种传统“复古化”的农村乡土性特征[3]。
因此，旅游的发展对乡村地域文化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城乡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要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文化重构。其次是旅游的发展让乡村认识到要想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要保护生态环境，更要重视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4]。
二、乡村聚落重构背景下的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现状
（一）盘活资源，共守生态
随着乡村闲置房屋保有量的逐年上升，为实现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很多乡村旅游开发坚持以生态保护理念对其进行资源的整合规划。在对乡村农房或集体用房等建筑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在充分尊重农民群众主体意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盘活乡村地区的房屋资源[5]。在保持古民居地区特有的建筑形象的同时，对内部环境加以整治，最大程度地保存村庄的古建筑，同时打造具有乡村鲜明特点和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吸引物；另一方面对乡村房屋进行改造升级，将乡村中传统的居住空间升级为旅游民俗消费空间
（二）就地取材，增收致富
在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乡村风俗文化醇厚、山水田园风光优美的乡村地区，通过就地取材、因势造景、变废为宝，将农家房屋墙体、废弃旧屋等建筑点进行改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当前很多乡村地区旅游开始依托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合投入的多元化管理机制，吸纳众多社会资源投入到旅游民宿产业的项目中。民宿产业发展牢牢把握了乡村“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在改造精品民宿的过程中，将传统农耕文化、特色古居民、自然山水作为民宿特色，在尊重自然和保护村落原生态的前提下，进行民宿修缮，整改周边环境，增设游憩项目；在保留古韵的同时，巧妙地植入现代元素，使乡村的风土人情和民宿文化相得益彰。
伴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不再需要背井离乡谋求生计，许多村民乘着“民宿热”的东风纷纷对自家闲置建筑加以改造升级，或是通过与政府或企业合作等方式把乡村中传统的住宅、闲置公共建筑等升级改造为特色精品民宿，实现增收致富[5]。
（三）民宿经济振兴乡村
乡村民宿经营的发展是新时代农村改革与建设的继续，也是共享理念在乡村地区落地生根的成果。随着民宿旅游这一现代服务业在乡村地区的兴起，为地方农户带来收益的同时，还解决了来自城镇的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民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结构的主力军，民宿经济的发展给农户带来的不仅是经营性收入，还提高了当地农产品的价值，让农产品除了作为经济作物之外，还能作为旅游产品流入旅游消费市场，大幅度提高乡村农民的农产品收入。
社会资金、政府的政策、资本、公共资源等逐渐向乡村倾斜，为乡村旅游民宿创造了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民宿经济的发展让部分村民实现了在第三产业内的再就业。
（四）民宿开发的传统模式
1.“企业+农户”开发模式
“企业+农户”的开发模式主要是企业通过和农户之间以租赁、合伙的方式对闲置或空置的乡村房屋资源进行改造建设，以民宿形式提供给旅游消费者。这一模式大多开发精品民宿，其品牌化、个性化意识比较强。企业通过前期的资金投入，培养专业民宿人才来实现整体运营管理，在民宿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为当地农户提供了不少基层就业岗位，带来经济收益。
企业在该类民宿的建设与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农户闲置房屋资源的特色，结合周围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进行改造。融合当地特色民俗文化活动实现民宿产品创新，丰富旅游活动，增强乡村旅游民宿的吸引力和独特性。
2.农户自主开发模式
农民自主开发模式指农民作为个体户，通过对家庭闲置的房产等建筑加以改建升级，这类模式对房屋的改建工程量和前期投入的资金都相对较少，主要是农户为游客提供较为简单的独具地域文化风格的住宿服务和有当地特色的餐饮服务。
三、乡村聚落重构背景下乡村民宿开发模式优化
在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村民、地方政府、民宿企业对乡村民宿的开发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他们利用不同的资源优势展开合作，并在后期运营中实现共赢，进一步优化了乡村民宿的开发模式。
（一）“政府+企业+农户”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农户”的开发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农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经营模式。在乡村旅游的民宿产业发展中，由县、乡各级政府和地方旅游主管部门按市场需求和全县的旅游总体规划，决定民宿产业集群的开发选址、产品特色和开发周期，吸纳旅游品牌企业参与到民宿产业项目的建筑设计和实施规划过程中，发动本地农户共同参与项目开发和建设。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发布一定的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完善当地的旅游公共设施和服务；旅游企业提供民宿设计和运营标准；农户提供闲置房屋资源和运营服务人员。该类民宿的运营管理按照旅游品牌企业的标准和要求运作，收益主要由企业和农户按一定比例分成[6]。这一模式降低了当地政府对旅游开发项目的直接投资，使本地居民获得了利益，也降低了旅游品牌企业对民宿产业的经营和管理难度。除此之外，村民们还能通过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参与采摘活动、提供当地特色餐饮等服务来获得额外报酬。
（二）“政府+企业”模式
随着旅游的蓬勃发展，我国许多乡村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自然环境，加上庞大的都市消费群体等，这些都是打造知名乡村民宿品牌和发展民宿集群的潜力优势。致力于以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将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是乡村地方人民政府的重要目标。为发展乡村民宿经济，近年来，乡村选择利用集体闲置房屋资源，与具有一定行业知名度的民宿品牌进行项目合作，共同建设乡村。政府将乡村精品民宿示范基地作为重点项目推进，从投资、规划到管理运营给予全方位支持，利用村内闲置的公共集体建筑，如废弃的学校、会议礼堂等建筑，在地方政策的批准下建设民宿；民宿企业负责施工中的设计与标准制定以及民宿建成后的具体运营工作。该模式下，民宿的收益在政府与企业间按一定比例分配，同时还可开展对民宿相关业态的招商，对形成有当地乡村特色文化的民宿产业集群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农户+互联网”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是指农户将在农村闲置的房屋以及农牧果场等资源加以个性化改建，组成“屋+院+地”的布局，并根据乡村民宿的市场需求将这些闲置建筑开发成田园生活馆、度假休闲地等多种模式，再通过互联网营销宣传的形式向周边城镇居民进行出租。从前期包装、融资、宣传到后期资源对接、圈定用户等，为民宿发起人提供一系列的帮助和服务。该模式下，乡村民宿的收益由农户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分配，消费者获得的是项目的消费权。
（四）“政府+企业+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
这一模式中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乡村民宿产业集群的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乡村民宿的发展环境，同时还需组织村民保护本地的传统民俗，协调旅游公司和农户的权益；旅游品牌企业主要负责民宿产业的经营管理和商务运作；农村旅游协会主要负责指导农户参与到地方景点的导游工作、工艺品的制作和特色餐饮的提供等活动中；旅行社一方重点负责开发乡村民宿市场和客源组织等工作。该模式的主要特点充分发挥了旅游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优势[7]，通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不但有利于防止农村地区民宿产业的发展过于商业化，还有利于保护和弘扬本土的地方民俗文化，加深当地居民的归属感，提升本地居民的“文化自信”，进而为乡村地区民宿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四、乡村聚落重构背景下的乡村民宿产业开发策略
（一）加大对民宿产业的扶持力度
政府在完成聚落空间重构的同时，还应鼓励大学生、乡村创客等人群积极开展返乡创业，在国家《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出台民宿产业的扶持性政策和奖励性文件。以乡情为纽带，积极引导和帮助城乡居民投身于乡村民宿的经营建设。通过组织对有机食品栽培、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农村旅游购物品销售等一系列就业岗位的专题培训，带动村民就业，进一步推动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二）深挖乡土文化元素
乡村聚落在空间上的重构也会形成文化的冲击，从而带来乡村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重构。乡村民宿产业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并将其与民宿基本产品和配套产品融合，增强与旅游者之间的文化纽带。一方面提高村民对本村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民宿产品的特色化经营。在保护传统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同时，设计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文创产品，传承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
（三）发展特色产业，培植乡村特色民宿产品
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住宿，而是乡村独有的生态景观和特色产品。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传统的农业用地与经济作物的用地面积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乡村地区聚落重构后进行乡村民宿旅游开发时，要在乡村民宿开发的基础上配套相关产业，因地制宜，实现特色产业发展。结合当地农业特色和自然资源环境禀赋，培植适宜于当地土壤、气候、资源以及文化的特色产业，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此外，地方的传统农林牧渔等活动都可以打造成为旅游吸引物并加以利用，大力发展观光体验的产业，亦可研究设计地域性特征明显的乡村特色民宿产品。
（四）提高民宿经营者的就业素养
民宿作为一种非标准化的旅游服务项目，民宿经营者的文化素养是民宿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民宿主理人的审美素养和市场理念直接影响着民宿的设计规划，在经营管理、推广营销等方面的能力直接决定着民宿的经营状况，而经营者的服务意识、品质意识、市场意识、环保意识等理念更是民宿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有意识地开展从理论知识到实际运用的全面训练，才能开阔视野，有针对性地增强自身服务意识和能力。
（五）创新经营运营模式
1.重视村民利益
在民宿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体现激励机制，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线上线下共同助力民宿发展
在大数据和自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民宿经营者不仅要做好线下的乡村民宿建设和维护，更要注重线上的网络营销。充分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发布乡村民宿的相关资讯，或者通过编写图文并茂的旅行攻略或旅游游记等方式扩大对乡村民宿的宣传力度。
3.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形象
通过合理利用乡村地区丰富的地域生态资源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具有地方文旅特色的民宿品牌。在深入洞察市场需求、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找准民宿品牌定位，找准能够让消费者快速识别的竞争优势，并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特色品牌形象，在消费者中形成品牌认知。
参考文献：
[1]屠爽爽，龙花楼.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J].地理科学，2020，40（4）：509-517.
[2]卢松，刘君玫，饶小芳，等.旅游影响下的乡村重构研究进展[J].中国生态旅游，2011，11（3）：315-331.
[3]饶小芳.传统村落的乡村绅士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0.
[4]王艺霖.基于地域文化的乡村民宿改造设计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20.
[5]吴卫东.武汉市乡村民宿旅游开发研究[J].中国商论，2021（14）：37-39.
[6]程慧璇.国内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1）：10-12.
[7]王小会.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与机制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09.
作者简介：陈丹（1982-），女，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民宿发展研究；郭俊秀（1999-），女，汉族，重庆人，本科，研究方向：旅游数字经济。通讯作者：孙静宇（1979-），男，汉族，河北玉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合肥学院旅游与会展学院讲师 陈丹 孙静宇；合肥学院旅游与会展学院 郭俊秀
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急剧的变革、飞逝的优势、技术的颠覆、可畏的竞争、分散的市场、全能的顾客、挑剔的股东，都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充分认识石化行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创业需求的变化、行业自身优势的变化，是提升我们行业创新发展自觉性的前提。
从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环境的全新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创新正在发生四大趋势性变化：
1.市场需求之变
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起始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化学工业市场，市场需求的变化应该成为企业创新发展首先关注的焦点。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之后，市场的需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呈现五大态势：一是传统的大宗石油和化工产品，如“三酸两碱”等，市场需求大多处于稳定或逐渐减少的态势；二是高端的石油和化工产品，如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学品等，市场需求大多处于质高量少个性化增长的态势；三是健康营养医药石化产品，如保健品、化妆品、高端化学药品等，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市场需求大多处于大幅增长的态势；四是农业生产资料化工产品，如化肥、农药、特别是种子工程等，市场需求都处于保量提质稳定增长的态势；五是安全环保产品，如废水、废气、废固回收利用产品、二氧化碳开发利用产品、塑料循环利用产品等等，市场需求都处于高端创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这五大市场需求变化的态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大规模、大批量的石油化学品需求会越来越稳定并逐步减少；个性化、高端化和终端化用途的石油化学品需求会越来越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中低端、质量常规化的石油化学品需求会越来越少，中高端、差异化的产品需求会快速增长。根据这些变化趋势，今后石油和化学工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就应该坚定地向技术高端走、向市场终端走、向健康营养医疗走、向安全环保绿色方向走。
2.技术创新之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当今的世界，技术创新速度之快，颠覆力量之强，影响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创新正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未来。在这场创新引领的全球经济大未来中，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处于中心旋涡的位置，正在向6个重点方向聚集：
一是向能源新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方向聚集。曾经有人提出“化石能源枯竭论”，但现实告诉我们，化石能源不仅没有枯竭，反而新的发现接二连三。以我国为例，近年来不仅有大量天然气储量的发现，而且有大量石油储量的发现；不仅有常规油气田的发现，而且有非常规油气田的发现；不仅有陆上油气田的发现，而且有深海油气田的发现，同时还有可燃冰勘探开发技术的新突破。现实告诉我们，在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发展的同时，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也正在加快推进。在可再生能源、第四代核能、大规模储能以及动力电池、智慧电网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大批突破性进展。不少专家认为，氢能可能是未来最理想的能源。《2022年全球氢能回顾报告》数据显示，目前规划中的清洁氢能生产项目如能实现，那么到2030年全球低排放氢能的产量将会达到每年1600万～2400万吨。我国在2022年3月出台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明确了氢能的战略地位。目前，日本在太阳能制氢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这项技术（特别是制氢方法和催化剂）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将会使人类在能源问题上一劳永逸。能源新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正在开创一个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
二是向化工新材料方向聚集。化工新材料是各个国家和跨国公司都在抢占的一个制高点。因为化工新材料是人类进行生产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衣、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最重要原料。目前，新材料技术正在向个性化、绿色化、复合化和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金属、陶瓷、高分子复合材料技术快速发展，石墨烯材料、纳米材料、柔性显示材料、仿生材料、超导材料、智能材料、拓朴材料等层出不穷。当前，世界化工新材料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研究主线，以功能分子设计、合成到结构组装为特点的新阶段。目前化工新材料创新研究的品种繁多，功能各异，在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生物医学材料、3D打印材料等方面都有了大量的创新成果。德国科思创公司用聚碳酸酯和碳纤维合成的非金属超强材料，重量很轻，强度超过金属若干倍；日本帝人公司新开发的芳纶纤维和碳纤维复合的高减震材料，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这种非金属化工复合材料也许就是解决未来航天、航空、汽车、高铁和高端制造业的“皇冠”材料。许多人预言，谁在新材料创新技术上取得领先的突破，谁就能在今后若干年内取得市场垄断的优势。
三是向绿色化学和循环经济方向聚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和传统化学给人类带来的安全环境危害，绿色化学应运而生。绿色化学是指化学反应过程中以原子经济性为基本原则，即在获取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中，充分利用参与反应的每一个原子，实现零排放，不仅充分利用资源，而且不产生污染。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助剂和催化剂，生产有利于环境保护、社区安全和人类健康的环境友好型产品。绿色化学的目标是寻找充分利用原材料和能源，并且在多个环节都能洁净和无污染反应的途径和工艺。国际上对绿色化学非常重视，1996年美国就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并首次授予孟山都公司（变更合成路线奖）、陶氏化学（改变溶剂/反应条件奖），罗门哈斯公司（设计更安全化学奖）、Donlar公司（小企业奖）和Taxas A&M大学的M.Holtapple教授（学术奖）。未来，绿色化学将会取得更加强劲的发展，并将呈现出更加诱人的崭新前景。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发布的《2050年化学工业愿景》研究报告提出，到2050年，欧洲及欧洲化学工业将率先实现温室气体近零排放。中国政府也郑重宣布了“30·60”目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绿色低碳发展正在引领全球经济的新未来。对化学工业来讲，化学过程的绿色工艺、绿色技术和零排放，才是最本质的绿色，才是最高水平的绿色。
四是向现代煤化工方向聚集。放眼全球，包括曾经领先的南非和美国在内，中国煤化工代表着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中国化学工业在不同煤种清洁高效利用生产合成气技术，合成气多种化学品转化技术，终端产品高端化、差异化技术以及煤油混炼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2018年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煤炭液化装置——年产400万吨煤制油项目成功投产，不仅实现了煤炭资源清洁高效转化，而且还拓宽了我国油品供给渠道，保障了能源安全。日处理煤炭4000吨级超大规模水煤浆气化装置投入工业运营，展现了单炉规模最大，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沙特的煤炭直接生产化学品技术的研发，也都是值得期待的高端突破。
五是向农业化学品按需求精准供给方向聚集。当前复合新技术、缓释新技术、滴灌新技术和植物生长养分需求智能供给新技术的共同发展，使全球农业化学品特别是种子、化肥、农药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按需求精准供给的智能新时代。以色列在植物根系嵌入一个芯片，芯片将植物的需求告诉供给装置，供给装置将植物需求的养分按时按量精准送入植物根系。德国巴斯夫和赢创公司挥师畜牧业养殖领域，在猪的耳朵上嵌入一个芯片，饲料的多种养分作用就可以得到精准描述，饲料的配比就可以科学改进。按需求提供精准供给的农业化学品，正在开创一个用量减少、产出提高、节约环保的新纪元。
六是向生命科学创新技术方向聚集。有人讲，生物学家致力于阐明生命的过程，而化学家则研究如何去调控生命的过程。也就是说，化学家不仅要去认识生命世界而且还要去改造生命世界。有研究报告认为，当前化学科学的最大挑战是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前几年有人提出用天然小分子去调控一些细胞的周期。近年来有人结合基因组，尤其是功能基因组和疾病基因组以及它们对应的蛋白质来进行调控，以相应的小分子去激发和阻断这一过程。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科学家发现造成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是一种特定的蛋白质类别。当这类“固有无序化蛋白质（IDP）”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时，疾病便接踵而来。这种理论创新的突破，将会为人类彻底战胜癌症开创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有人认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方向有三大可能：即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但呼声最高的是生物技术。学者们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农业，增加的是粮食；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工业，增加的是体力；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信息，增加的是智力；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会是生物技术，增加的是人类的健康寿命。生物技术是未来的一片蓝海，人类对生命健康的需求将会催生更多更有价值的新成果。
3.绿色环保之变
双碳目标是全球共同的呼唤，也是保护地球家园的共同责任。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郑重承诺，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有机构测算，根据“十四五”发展纲要，假设中国GDP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翻番，并且增速由2019年的6%匀速下降，就可以得出2020～2030年GDP复合增速为5%，那么到2030年中国净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99亿～108亿吨。即便按照108亿吨的峰值上限，与2020年的碳排放相比，也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碳排放量仅有不到10%的提升空间。欧盟早在1979年就实现了碳达峰，碳排放峰值约41亿吨，人均碳排放约9.9吨。美国在2005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峰值约61亿吨，人均碳排放约19.6吨。按照上述测算，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为108亿吨，对应人均碳排放约7.4吨。目前，欧盟、美国均将碳中和的目标时间定在了2050年。如果将碳达峰到碳中和定义为双碳的下半场，就意味着欧盟碳中和的下半场长达71年，美国的下半场有45年，中国的时间只有30年。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讲，双碳目标确实是一场大仗硬仗。
在这场双碳目标行动中，石油和化学工业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为例。2020年，全行业的能耗总量为6.85亿吨标准煤，位居中国工业部门第二位。能耗量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约2300家，已经形成了大量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的存量装置和资产。2020年，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84亿吨，未来行业碳排放峰值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但我们深刻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绝不是要求我们放慢发展，更不是要求我们停止发展，而是在减碳低碳约束下，实现更好更快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仍然是我们国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硬道理”是对我们在双碳目标下发展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双碳目标下，对于石油和化工企业来讲，必将有一批企业“死于碳下”，也必将有一批企业“活在碳上”。“死于碳下”和“活在碳上”的根本区别，就是看你能否找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工艺和产品。“活在碳上”就是机遇，这个机遇对于石油和化学工业来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化学工业认为，二氧化碳不是万恶之源，二氧化碳是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人类也不可能生活在无碳的世界里。化学工业具有从分子结构上改变物质的本领，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化学工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和综合性利用，必将开启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技术为王的新征程。
4.发展方式之变
随着中国经济走出短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完善健全，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式将会发生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全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的终结。以投资拉动经济、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以消费和创新为特征的新的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形成。新形势下发展方式的变化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未来大规模、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会越来越少，个性化、定制化产品的生产会越来越多，产品终端化的趋势将会成为潮流。
二是创新方式的变化。在技术创新中，跟随型的创新越来越少，引领型的原始创新会越来越多，要求会越来越高，变化会越来越快，摸着石头过河将成为过去，破浪前行将成为常态。
三是管理方式的变化。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特别是随着5G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使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两大技术发展交相辉映，万物互联就在眼前。未来的采购管理、生产管理、物流管理、资金管理、人力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可以全部实现智能化管理。管理效率、管理成本、管理水平可以达到一个高度融合的状态。智能化管理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标准配置。
四是竞争方式的变化。市场的竞争将会由过去的稳态竞争发展为动态竞争。过去一个企业优胜者、技术优胜者、产品优胜者，当拥有王者地位的时候，可以稳定地主宰市场一段时间。但当今世界的竞争异常激烈、异常残酷，几乎没有稳态，只有动态，没有一劳永逸的王者，只有随时随地变化的强者。在产能过剩时代，竞争的地点已由过去的企业、市场转移到现在的顾客心智。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企业战略引领者，必须要适应这种市场激烈竞争的变化。
在看到百年变局给企业发展环境带来趋势性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如今我们行业自身内在发展要求的变化。2010年，中国化学工业销售收入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成为世界化学工业第一大国。世界化学工业第一大国，必然成为全球化学工业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当下“追随者的创新”已经成为过去，“引领者的创新”已经成为必然。我们应该看到，创造未来的创新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而且创造未来比拼命追赶竞争对手更富有挑战性。因为追随者喜欢走阻力最小的路，喜欢走最熟悉的路，而挑战者喜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喜欢走挑战最多的路。石化行业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在创新发展中走在行业引领者的位置上，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强国。
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考察时指出：“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希望你们按照党中央对新型工业化的部署要求，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给我们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巨大鼓舞，而且也为我们全行业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激发我们全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紧迫感，全面开创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首先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新型工业化的“新”字。这个“新”字，既担负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新高度，也包含着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内涵，更是推动着我们行业加快进入形成新质生产力、跨入现代强国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有4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今天的新型工业化是以创新引领，能够提升高端化、差异化能力的工业化；二是以绿色低碳为目标，能够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工业化；三是以信息化同行业发展高度融合，能够提高效率、效益的工业化；四是以人为本，能够充分发挥人才、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行业发展的现状清楚地告诉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走向石油和化工强国的唯一选择。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原则，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石化行业具有十几万亿元的超大规模体量，为经济社会提供数万种化工产品，多种产品产量质量雄居世界第一，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在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工业化的新路上，石化行业、石化企业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推动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石化联合会的初步想法是，抓好三大任务，开展三大行动，培育三大主体。
抓好三大任务：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开展三大行动：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加速转型；数字智能高度融合。
培育三大主体：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大型骨干企业；培育一批世界级化工园区集群；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三大任务、三大行动、三大主体是一项十分艰巨、十分繁重，并且要依靠改革创新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需要全行业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实现。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还是石油和化工强国建设，无论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还是未来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基点、支撑和保障是人才。石以砥焉，化钝为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石油和化工强国的跨越、新型工业化的开拓，都要求石化行业必须开启新型人才生产线。要培养好和使用好一大批战略管理人才、技术创新人才、企业家人才、大国工匠人才，为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广阔的事业舞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 李寿生
| 区域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产业优势明显，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新质生产力有根基、有潜力、更有未来。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新兴产业的关系 新兴产业是指由重大技术突破或重要社会需求带动产生，关乎产业升级方向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统属于这一范畴。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肯定了新兴产业孕育的新动能，界定了新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 新兴产业蕴藏的技术创新内核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恒久动力。纵观人类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由新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无不蕴含着强大的新质生产力。站在面向“数智时代”的关口，数智技术拓展了我们的脑力、智力和创造力，使产业创新更具效率性、基础性和颠覆性，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打开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 新兴产业带来的新产品、新要素和新市场是新质生产力成型的重要标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靠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要素、新产业组织方式等多重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只有以新兴产业为载体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改造传统生产力三要素。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最大的区别是其高效化、绿色化、低碳化和可持续化特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将高效率、高品质和高质量作为价值目标。在数字时代，各类型企业都在产业网络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创新溢出效应会以普惠方式体现，每个关联企业都能共享新兴产业发展红利，从而在包容性发展中实现生产力的跃迁。 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新一轮产业竞争的主动权。为此我省要加快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强大支撑。 打造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夯实新兴产业发展基础面。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萌芽期往往处于势单力薄的状态，创新集聚效应难以显现，必须通过打造产业协同创新平台的方式，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乘数效应。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产业创新中的基础引导作用，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搭建产业创新园等方式，鼓励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相关企业合作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同时，政府要扮演好“大学大院大所”与企业之间搭桥人的角色，将产业发展诉求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清单相对接，为产业创新平台注入更多智力资源。另一方面，发挥产业链头部企业的创新带动作用。 拓展数智技术应用场景，建好新兴产业发展软环境。实体经济只有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才能产生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产业。首先，要重视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布局。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新智能硬件建设，为传统优势企业提供新智能服务解决方案，助力其转型为新兴企业。其次，突出数智技术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效用，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未来工厂标杆。最后，创新数智技术消费场景。强化商业模式创新和商业产品转化能力，以居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型消费为抓手，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强消费对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 构建多元融资体系，打造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门槛高等特点，需要针对不同生命周期、不同产业链条上的企业主体，提供多样化、差异化和特色化的金融支持。 培养高端产业人才，织好新兴产业发展保障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键依靠高素质产业人才。为此，首先，要及时调整高校培养方向和学科评价体系，面向我省新兴产业发展的细分方向和交叉领域进行应用学科布局，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其次，支持企业成为引才、育才和用才的主阵地，创新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和机制，实行紧缺人才清单制度，以缩短未来人才进入工作岗位的适应时间。再次，积极引进国际高素质人才，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人才引进制度。最后，优化人才服务环境，在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家属就业等难题上提供精细化服务，在职称评定、人才晋升和项目分配上提供人才绿色通道，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邹亚光 ●要抓住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机遇，全面提升“硬实力”“软实力”与“智实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构筑起新的增长点。 ●坚持以业留才，以环境留才，注重打造适应人才发挥作用的产业结构，积极营造优质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为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切实打造出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相适应的“梧桐效应”。 ●抓住东西产业转移契机，优选具有丰富前后向联系的核心产业，吸引全产业链落户重庆，不断壮大重庆产业集群，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这既是对国家战略发展格局的深化部署，也为地处西部地区的重庆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不久前召开的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也指出，要“在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上实现新突破”。从区位优势来看，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联结点，还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和枢纽所在，承启东西，贯通南北，具备成为战略腹地的独特区位优势。从产业结构来看，重庆产业门类齐全，特别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势明显。从发展基础来看，重庆是中西部地区首个GDP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有着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具备成为战略腹地的物资供应基础。从开放水平来看，重庆是内陆开放高地和国际化大都市，通过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特的区位、产业和开放优势，使重庆具备成为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条件。重庆要通过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主动承接产业东西转移，加快构建与国家战略腹地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重大突破，深度嵌入国家战略腹地布局，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 承接东部产业新转移，激发“雁阵效应”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这不仅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措施，也是全国产业链优化和升级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重庆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凸显的先进制造业，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要抓住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机遇，全面提升“硬实力”“软实力”与“智实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构筑起新的增长点。一要做强“硬实力”。瞄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持续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和科技赋能，努力打造若干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二要做优“软实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体系，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向更高能级发展。三要做深“智实力”。加强数据、信息与知识的集成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化、数字化的城市管理和产业发展环境，提高城市运行的科学性和效率，实现更为精准和高效的产业转型升级。 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溢出效应”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占据着枢纽地位。随着中欧班列（渝新欧）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的日益完善和发展，重庆作为“运营组织中心”通向全球490个港口，必须以加快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切实推进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一要优化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在基础设施、运输网络、跨区通关、产业配套等方面，与沿线省区市紧密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二要深化链式效应。切实将重庆建设成为中国内陆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的核心区域，促进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等重要经济板块的协同发展。三要强化智慧引领。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智能化运营水平，实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此外，还要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迭代升级、全面突破，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全国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竞争力，更好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融入全球。 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加速“集群效应” 政府工作报告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列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重庆加快实施“十项行动”，迭代升级“四张清单”，不断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一要加强资源互补。成渝两地在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科教文卫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强。双方要求同存异，在同中求发展，在异中寻合作，充分利用各自的特色资源，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二要突出创新驱动。以西部科学城建设为载体，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形成创新链条的完整闭环。以西部科学城为媒介，强化成渝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要推进深度融合。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加强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全面实现科研、产业、社会治理等融合，发挥融合功能与效能，实现在融合中一体化，在一体化中实现集群，着力培植出与战略腹地相适应的“集群效应”。 打造人才高地新平台，培育“梧桐效应”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做出了一系列引智战略决策，极大地提升了重庆人才存量与增量。重庆要成为国家战略腹地的核心承载地，必须加快汇集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步伐，快速将重庆打造为人才向往的高地。一要引进顶尖人才。以“高端、精准、急需”为导向，加快建设人才引进高地，吸引满足国家战略腹地需求的顶尖人才。通过创新性政策，强化“离岸引才”和“飞地引才”，积极鼓励顶尖科技人才向重庆流动。二要用好各级人才。大力优化体制机制，营造人尽其才的环境，完善激励机制，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包括“战略帅才”“产业英才”“青年俊才”和“制造匠才”在内的“头雁引领、群雁竞飞、雏雁展翅”的人才发展模式。三要留住现有人才。要坚持以业留才，以环境留才，注重打造适应人才发挥作用的产业结构，积极营造优质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为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切实打造出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相适应的“梧桐效应”。 聚力创新极核新生态，释放“虹吸效应” 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腹地的核心承载地，构建以创新为驱动的极核，从而实现先进技术先进产业的“虹吸效应”，是“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核心要义。这就要求不仅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持续打造，更要着重于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重庆要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放大特色优势。一要打造核心产业。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的发展步伐，构建“四梁八柱”模式，在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板块打造核心产业。二要建设支撑平台。建设一批高标准的产业平台，包括研发中心、孵化器、加速器、技术转移中心和培训机构等，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一系列支持，帮助企业降低创新门槛，加速产品从概念到市场的转化过程。三要构建集聚效应。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重视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形成产业极点。同时，抓住东西产业转移契机，优选具有丰富前后向联系的核心产业，吸引全产业链落户重庆，不断壮大重庆产业集群，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价值利益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梦杭 “郡县治，天下安。”城乡融合发展、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都要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部署有效衔接—— 小城镇的发展在我国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与中国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以后，农村和农业人口都已占很小的比例，城市成为生活的中心。而中国是人口大国，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和农业人口都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作为连接城乡的小城镇，无论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是在乡村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小城镇发展的新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小城镇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发展期，也遇到一系列发展中的新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小城镇的产业空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小城镇的迅猛发展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联系紧密。随后由于城市经济改革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小城镇在技术、资本上缺乏比较优势，也由于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对小城镇提出更高的绿色发展要求，一大批规模小、技术差、污染大的小工业退出了小城镇，绝大多数小城镇都向第三产业加速转型，曾经支撑小城镇发展的乡镇工业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这也造成小城镇的产业空心化。 与之相联系的突出问题是小城镇的财力弱化，土地财政的式微导致小城镇发展的资金短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工业曾成为小城镇财政的主要支撑，而随后大部分小城镇工业的退出，使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农转非”收益支持。但随着我国对耕地红线的划定并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也由于房地产业进入发展的低迷时期，相当一部分小城镇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发展资金短缺。由于大城市和小城镇在就业和发展机会上的较大差距，实际上小城镇的常住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外流现象在近十年来仍然突出。各地打造形式多样的特色小镇，试图走出小城镇发展产业空心化和财政困境，但质量参差不齐、雷同化严重，相当一批特色小镇选择走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的路子，人为打造大量人文景观，缺少产业的实质性支撑，造成特色小镇的一些烂尾工程。 尽管小城镇发展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但依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小城镇是我国居民的重要生活区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建制镇镇区常住人口达到3.25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3%，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6%。 小城镇发展的新议题 自费孝通先生1983年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以来，我国小城镇经历了恢复发展、高速增长、发展调整、转型发展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产业和市场的变化。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小城镇的兴衰与乡镇产业的兴衰是紧密联系的。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有就业机会就有劳动力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有劳动力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就有商业服务的兴起，就有城镇生活的活跃，这是小城镇发展的一般经济逻辑。但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双驱动。政府通过资源配给的导向，对城镇化的战略和布局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与其他国家城镇化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小城镇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极大地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比如建制镇设立的放宽和收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乡镇贷款权融资权的变动、发展项目的规划，等等。 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和学术视角对小城镇发展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影响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有的特别强调要遵循基于城市规模集聚效益的经济逻辑，更多的则是强调经济逻辑要与社会逻辑相统一。特别是自2013年我国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来，城镇化与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要求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当然，政府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并不一定能够被完全贯彻和实现，在小城镇的发展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国家早已取消了农业税，如果小城镇也出现产业“空心化”，土地财政又难以持续，那么乡镇财政多半要靠来自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虽然国家在户籍改革中从大城市到小城镇逐级放宽条件和取消限制，但全国小城镇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都没有因此出现显著增加。 小城镇发展的新机遇 在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由于环境保护的紧约束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弱化，小城镇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和财政能力弱化成为小城镇普遍面临的发展难题，学界也在思考和探索小城镇发展的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且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阐述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文件中，这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中没有再提“小城镇”的概念，而是提出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议题。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2年5月已专门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但同时也特别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大拆大建，严格控制撤县建市设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大的背景看，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一方面是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城市的规模集聚效益毕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的考虑，特别是强调把城乡融合发展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 所以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并不是对小城镇发展战略的遗弃，而是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建设资源配置力量的下沉。这也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新议题。有的学者已经根据浙江的经验敏锐地领悟到，这一新战略为构建新型的“市县关系”“城乡关系”“县镇关系”都提供了新机遇。因为，我们需要把小城镇建设纳入这一新的城镇化战略部署中，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统筹县域城镇和乡村的规划建设，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我国自秦以降2000多年来，县是最稳定的国家治理的区域行政单位，历经数千年而不变，自然有它合理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逻辑。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不仅是遵循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遵循国家治理规律的要求。在这种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振兴，都要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部署有效衔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李培林 增强不同功能等级或行业门类的总部型经济间以及与其他城市功能之间的有效联动，不仅有利于强化优势产业链，还有利于增强总部功能的溢出带动作用 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高度集聚的经济形态，产业关联度强，集聚带动作用大，可有力促进高端要素和资源集聚，打造全球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的核心节点。规划建设世界一流总部经济生态圈，是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 上海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962家、563家。新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综合优势，加快营造世界一流总部经济生态圈，做大总部经济规模，做强总部经济功能，助力提升“五个中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新趋势 伴随经济发展形态与城市竞争格局迭代升级，总部经济在产业功能、服务配套、空间布局上呈现出生态圈化新趋势，具体体现为创新化、个性化与社区化。 第一，加速嵌入创新功能。 近年来，总部经济在产业形态上越来越体现出融合化、多元化的创新属性。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总部经济区域可以帮助创新个体和机构更接近市场需求与技术应用场景，更加容易洞察“新蓝海”的先机。 同时，总部经济高度集聚的多元化资源要素以及畅通的人才交流交往渠道，有利于激发创新的灵感火花。这一总部经济产业形态新特征叠加创新要素“回归都市”的新趋势，正在推动全球城市中心城区振兴。 第二，个性化服务配套。 总部型企业的服务功能因行业构成与组织模式，因“互联网+”和文化创意行业的广泛兴起而逐渐发生变化，开放式、个性化的办公空间成为主流选择，一些面向创新的交往、展示、互动等功能需求得到激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能源汽车不断普及的趋势下，楼宇停车场配备充电设施的需求愈发迫切，对现代楼宇的管理、运营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社区化发展空间形态。 总部经济的空间布局，正在由过去的平面布局模式逐渐转向“竖起来的社区”。伴随总部经济生态圈发展日益凸显的结构复杂化和利益多元化，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等职能需要逐步注入总部经济集聚区。 比如，通过整合政府职能部门、街道社区、楼宇物业和社会服务力量，依托总部经济集聚地提供全方位服务和综合性治理，促进总部企业与城市社区联动，促进总部经济集聚区与城市功能良性互动发展。 新经验 从国内外城市探索和实践来看，更加强调集聚规模、功能协同和人文关怀，是总部经济聚集区迭代升级的主要路径。 第一，依托全球城市优势，强化总部经济高端要素集聚。 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往往是城市功能集聚的高地，具有较好的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交通、地标景点等设施。 近年来，美国纽约进一步放大曼哈顿区位优势，打造科技创新企业总部集聚的“硅巷”地区，推动跨国公司总部迭代发展。结合政策和市场选择，“硅巷”地区通过房地产减税、能源优惠、管线改造、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创新孵化器、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等举措，吸引了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巨头公司研发总部的落地。高科技企业的集聚也促进了金融科技、新媒体、文化创作等一批高度关联的企业总部的培育与发展。 第二，激活多维功能联动效应，增强总部经济集群化学反应。 全球城市中心城区具有更高密度的空间载体和更广维度的功能载体，总部经济在此集聚往往在产业类型上更加多元、在空间布局上更加融合。增强不同功能等级或行业门类的总部型经济间以及与其他城市功能之间的有效联动，不仅有利于发挥产业关联作用、强化优势产业链，还有利于增强总部功能的溢出带动作用。 作为全球范围内企业总部落地首选城市之一的伦敦，现已形成行业多元、空间多点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发展格局，包括金融企业集聚的金融城、科技和文化创新企业集聚的东区、风投机构集聚的西区等。这些总部经济功能与伦敦其他城市功能实现多维联动，共同提升了伦敦总部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重视人文关怀，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社区共生体系。 总部功能集聚区的主角不仅是企业，还包括在相应片区生活、工作的市民。近年来，各大城市更加重视人的关键作用，在制定各类人才吸引政策的同时着力营造具有更好体验的城市环境。 新加坡因特殊的区位条件，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总部经济集聚地，也是各类国际人才的集聚地。这座城市为专业人才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政策体系，从国际化人才培养、配套资金投入、人才认定、审批效率等方面提供高水平保障。同时，通过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创意环境，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社区共生体系，以进一步吸引总部企业、留住国际人才。 新举措 与全球顶级城市纽约、伦敦相比，甚至与亚太地区的新加坡、东京相比，上海在总部经济的能级、话语权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面向未来，有必要采取综合举措，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总部经济生态圈。 第一，加快总部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建设总部经济生态圈。 当前，上海有不少功能区提出了集聚总部经济的发展目标。它们在能级定位、要素功能等方面存在同质竞争、特色重叠的问题。下一步，可以从全局整体发展入手，强化总部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实施统一规划，实现各集聚区之间的合理错位与协同联动。不妨深入对标纽约、伦敦等总部经济高能级城市，进一步提升总部经济的整体效能和核心竞争力。 第二，推进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提供更为适宜的空间载体。 面向总部经济的发展需要，把握城市更新的契机，有必要充分发挥城市核心区的区位地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多样化的空间类型等优势，突破传统商务区局限，塑造更加亲近自然的公共空间。 同时，还应当构建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打造更多、更智慧的数字城市场景，为总部经济提供便捷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搭建多元化创新服务平台，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 第三，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营造更高等级的功能支撑。 要扩大贸易服务的功能范围，为总部企业提供便利的在岸、离岸业务运作支持，深化保税展示交易、融资租赁、分拨配送等功能，构建全球化贸易服务平台。 要加强专业服务功能的拓展，巩固并提升法律、财务、人力资源、咨询设计、检测等专业服务业能级，构建面向全球的专业运营服务网络。 要提升“全球会客厅”的功能，积极吸引世界一流的文体旅行业头部企业，并鼓励引进和举办国际性演出、大型节展类活动。 要增强高端制造功能，支持总部企业向上下游拓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应用等各环节的服务功能，并发展保税维修、再制造等新型业态，以此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产业之间的双向赋能。 第四，加快高层次人才集聚，释放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 总部经济依赖高层次人才，人才集聚与总部经济集聚相互促进。下一步，可结合城市更新背景下要素流动的新动向，顺应人才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趋势，推进功能布局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注入更多元化的文化创意元素，为高层次人才打造富有创意与活力的生活空间。 同时，扩大高品质公共租赁房屋的供应，为各类人才提供稳定的住所，减轻生活压力；提供更为精准的就业创业促进政策，为各类人才提供精细化服务，为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副处长、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邓智团 | 企业管理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以后，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非确定性，目前既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发展挑战。如何才可以切实有效地切合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有效地维持企业的顺利稳定发展，这已经成为目前中小企业重点思考的问题。结合现状来看，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以后，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人员能力薄弱、绩效考核缺乏、管理思想落后以及经济实力薄弱等。本文针对性地分析此类问题并寻找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优化人力资源工作的路径，以期望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优化路径 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日渐提高，在全新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速度越发加快，各企业若是想要仍然维持长远的发展优势，有效地促进自我成长，就有必要增强在创新和变革方面的投入力度[1]。尤其是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2]。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全面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寻找相互对应的优化路径，以此来更好地对接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此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特征表现 目前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日渐显著，其基本特征主要由如下几点：首先，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时代下衍生而出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越发健全完善，各种相互对应的经济活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开[3]。因为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作为前提支撑的，所以能够有效地摆脱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进而为商业契机的出现提供更为肥沃的土壤，同时还可以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全新经济业态以及商业形式；其次，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以及实体经济越发朝向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数据也已经逐渐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数字经济依托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实现深度发展，因此使得数字经济的渗透程度持续增加，信息服务开始广泛地流向多行业，实现多行业的融合发展，彼此间的融合趋势日渐深入[4]。最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但同时增多突发性风险。数字经济技术是需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的，旨在推进网络供需方的相互整合对接，从而有效地减少所需耗费的经济成本，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有助整合多元化的资源，其中便有人力资源的因素，目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的意义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日渐加快，正逐渐从传统模式朝向数字化模式过渡，处于此种关键阶段，全面推进管理创新显然是必经之路。目前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日渐加快，经济社会逐渐需要创新转型，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深入融合已经成为当前关键方向：首先，数字经济驱动力正在持续提高，从以往的信息技术朝向新生代信息技术的方向过渡，技术改革的升级迭代力度显著提高；其次，技术融合正在促使世界朝向物理形态信息系统以及虚拟形态转化，这使得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更为便捷，可以明确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时代发展的必然格局。 2.人力资源的支撑是必然条件 具体到企业的经营发展当中，可以发现对人力资源的需要非常之多。首先需要积极地转化改进工作场所，打造数字化的营收新模式，既要有效地提升团队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也要有意识地减少所需耗费的经济成本，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自然需要有健全完整的人力资源系统[5]。 三、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 1.人员能力有待提高，数字意识薄弱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需要越发朝向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其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具备良好的职业能力和知识储备，同时还需要熟练地掌握各种计算机应用技能。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都缺乏健全完整的数字化意识，对相关知识内容的理解更是缺乏，虽然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储备，但是却难以将此类知识应用到数字化技术当中，没有连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能力。比如，在现阶段有诸多中小企业按照传统绩效考核模式实行工作，并未将大数据技术有效地整合到实际过程中，最终导致绩效考核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此外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意识相对薄弱，难以积极自主地予以调用，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因此而显著降低。 2.绩效考核不够健全，考核标准落后 绩效考核可以切实激发员工群体的工作热情，打造开放且和谐的工作氛围。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日渐加快，人力资源考核需要从传统的关注员工的个体成效逐渐朝向关注单位的整体成效的视角切入，做好对全体员工的考核培训。结合已有调查数据来看，在数字化经济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考核的基本形态需要改变。目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绩效考核指标的设定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6]。绩效考核指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单位绩效考核指标设定依旧被集中在定量考核，并未有效地整合定性考核，导致考核模式失去应有的公平性。其次，绩效考核缺乏互评的环节，许多中小企业仍旧将自上而下的评价形式作为核心，忽略来自基层的建议和看法，员工互评的评分占比较低，甚至还有完全没有员工互评环节的情况。 3.管理思想较为落后 目前诸多中小企业仍然受到传统管理思想的限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往往习惯采取传统的考核管理模式，缺乏充足的科学性和指向性，此外还往往存在着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这将会更加显著地限制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寿命普遍较短，这和企业本身缺乏健全且完整的规划设计密切相关。新冠疫情更是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这势必会导致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被更为显著地扩大。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小企业有必要积极地摆脱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限制，积极地参加到对数字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中，这样才可以取得更为显著的作用。 4.经济实力稍显薄弱，工作开展困难 若是想要打造数据平台，则需要投入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并且即便可以顺利地完成平台打造，也将会面临着收益缓慢的影响，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忽略此项工作。结合相关数据调查和统计，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打造数据平台所需要耗费的经济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很难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低收益、高回报的经营需要。即便自行建设完整健全的薪酬数据库，也往往需要极为高昂的投入，并且最终收效相对缓慢，所以中小企业通常缺乏充足的资源支持，无力参与前期投入，导致企业无论是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建设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优化路径 1.强化市场研究分析，形成数字化意识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需要优化更新，若是想要有效且顺利地贯彻落实此项目标，就需要积极地增强对现阶段市场动向的研究分析，以此为基础条件，形成健全完整的数字化生存观念，这样才可以更为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优质人才的需要。此前，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极为显著，但是却也在相应程度上推进数字化经济的建设，这是今后中小企业需要形成深刻且全面的关注的。联系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且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作用自然是无可忽略的，中小企业在此种时代背景下，自然需要积极有效地连接时代发展的进程，作出深入且全面的研究分析，这样才可以顺利有效地融入未来市场，才可以更好地彰显出自身的价值。自从2020年开始，我国开始广泛地强化在“新基建”方面的投入，其核心为数字基础建设，这将会给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有助促进中小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工作水平的提高。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若是可以形成健全且完整的数字化思维，自然可以形成更加充足的发展新动能，切实有效地打造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点。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在人力资源发展当中的价值和作用是无可忽略的，同时还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新的视角，这与传统的经营观念和管理思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小企业能够系统化地完成对员工群体的工作效益、工作能力以及个体优势等多方面的分析，进而完善内部人力资源的组成结构，为员工群体提供更为符合自己需要以及企业需要的发展空间，达到彼此共进的目标。所以整体来讲，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有必要形成更为健全且完整的数字化生存意识，此外还需要积极地优化智能化工作环境。 2.增强共享数据调用，增强数字化管理效果 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市场变化速度越发加快，若是想要更加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小企业需要积极地融入时刻处于变化的环境当中，因为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小企业而言，应该着重强化在第三方平台建设方面的投入，需要提供更多的共享数据，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支持和保障，此举能够巧妙地对接企业的今后发展进程，寻找符合实际需要的共享资源，推进对目前已有的共享资源的调用，这是非常关键的。此外还需要积极地增强在数字资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产生极为强烈的外部效应，现阶段的许多大型企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共享数据平台，比如IBM数据平台以及腾讯大数据平台等，此类平台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所以，中小企业有必要将共享数据信息以及可视化的结果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支撑，要持续促进共享信息以及人力资源的管理的相互整合，同时完成数据整合的基础目标，以此来达成低成本以及高质量的目标，这是非常关键的工作。 3.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 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经济环境下的许多因素都会制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创新发展，为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多种指标，有必要全面推进管理高度的提升，以此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小企业转型发展需要。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来看，有关部门有必要积极地强化对专业化队伍建设的关注，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的数字化认识，首先是需要积极地做好队伍建设和打造，促进相应专业人员的能力以及素质的提高，持续增强教育培训的力度，促进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增长。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专业人员方面的能力要求、素质要求持续增加，企业有必要充分联系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多种需要，积极有效地展开在职教育培训工作，重点增强对人才的教育培训，以此来保证其能够更好地切合当前时代发展进程。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支撑的人力资源管理支撑可以有效地增强工作者的技能和素养，保证其更为顺利地掌握技能，然而现阶段的已有队伍仍然难以切合此项需要，所以需要持续提高在此方面的管理力度和控制投入。企业需要积极地强化在人才引进机制建设方面的投入，重点增强对高端复合人才的教育指导。最后是需要积极有效地提高宣传力度，持续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的认知能力，提升其知识储备，以此来更为有效地适应当前市场发展变化。结合目前中小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发现宣传力度薄弱仍然是广泛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必要性宣传极为重要，逐步推进数字化意识和工作系统的相互整合。 4.完善人资组织架构，确定数字化管理流程 数字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需要随之产生变革优化，摆脱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限制和冲击，要求企业本身能够做到重新组织、重新打造，推进现有人力资源架构的改进完善。此后则需要充分连接单位内部的实际发展状况，打造数字化能力中心，以此来对应当前时代发展进程，以高质量的组织架构收获来自员工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凝聚庞大的企业力量。因为应用大数据技术能够促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业务部门、人事部门的联系受到强化，所以对企业自身来讲，有必要积极地做好对现有架构的调整处理，逐步强化在顶层设计方面的投入力度，打造更加集约化的人资管理架构，比如企业自身需要积极地打造覆盖多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推进现有管理流程的优化，打造业务部门、人事部门和后勤部门共同参与的全新工作形态，以此来完成对人力资源的集约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大数据技术的基础调用，此举非常关键，企业内部需要积极地改进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形态，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调用，促使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相互连接起来，有效地满足未来企业内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有效调用，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流程相互整合起来。比如在前期招聘人才的时候，既要综合考量人才本身的职业能力以及个体素质，同时也需要充分联系企业今后的战略发展需要等多种要素，循序渐进地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重新做好对人力资源管理架构和形态的归纳整理。除此以外，企业还需要积极地打造数字化的发展空间，重新做好对员工的工作模式以及工作形态的认识，真正意义地推进员工群体的协同设计、智慧发展。借助多端口的共同调用，真正意义地为多种用户提供服务空间，有效地摆脱时间壁垒和空间壁垒的限制，最终构建更为完整的服务体系，随时随地实现彼此间的交互沟通以及动态发展，借助视频直播以及在线会议等多种方式，真正意义地促进数字经济和人资管理的相互整合，使其能够被深层次地整合到员工内心当中。 5.提升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数字化应用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各种新技术正在被持续引入和应用到企业工作当中，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发展支持是不可忽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将会随其产生变革和优化，这就自然要求有健全完善的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队伍的支撑，以此为基础，顺利有效地维持各种工作的建设和展开。中小企业可以积极有效地增强对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教育指导，提高教育培训的力度，以此来增强企业内部工作者的数字化应用能力，为员工群体赋能。除此以外，企业还需要积极有效地提升人才引入力度，将精通数据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者引入其中，持续做好管理团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针对性地展开线上培训工作，加速形成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依托线上培训维系数字化驱动，在全面强化对数数字化视频公开课以及网络直播以后，行之有效地提升现有工作技术和效果，依托更为简约、轻松且便捷的优质课程，强化对组织员工的培训和吸引，同时适当地做出调整和改进，提高基本的培训质量和成效。通过对动态跟踪技术的利用，可以实时有效地获悉每位员工的线上学习情况，借助数据技术的有力支持，还可以形成对培训效果以及培训满意度等多方面数据的认识，明确目前员工群体对工作的认识程度。在此阶段，中小企业需要持续增强对负责人的教育指引，保证负责人可以拥有良好的数字应用能力，这样才可以为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保障。 6.创新现有管理过程，彰显数字化工作效能 现代中小企业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要在海量的数据当中寻找各种干扰因素，并予以科学有效的处理，此举能够从根本促进人力资源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的有效性。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对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要求也在全面优化改进，所以这就自然需要进行深入且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要综合完成对选、训、考核以及任用等多环节的处理，在对其进行管理优化的前提条件下，持续做好对人力资源的指引。结合数字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需要充分依托客观数据的支持，其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都将会因此而获得显著提升。通过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有效决策，以此为前提条件，保障数据决策和各项信息的精确有效，以此来更好地切合企业的发展需要，有助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推进自身的深度发展。比如，中小企业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做好对岗位的人员流动情况的细致入微分析，以此为基础条件，推进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工作的额完善和改进，有助减少可能会出现的岗位空缺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需切实有效地强化对“互联网+”技术的调用，更加精准且细致地分析现有信息资源，以此来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和质量。中小企业通过对数字技术的解读调用，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完善和改良，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员分工，实现协同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速度日渐加快，全面创新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表现形态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的，所以中小企业有必要强化对数字经济的审视和分析，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有效地强化在人力资源数据方面的利用，以此来达成数字化赋能的目标，这对中小企业的深度发展而言，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周适.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趋势、问题与支持战略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7）：163-175. [2]郝迪慧.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研究[J].国际公关，2022（10）：77-79. [3]王敏.数字经济下陕西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1（32）：142-144. [4]葛婉玲.双循环背景下义乌中小企业发展路径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7）：32-34. [5]王秋实.完善平台治理，推动中小企业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J].中国电信业，2020（12）：38-41. [6]周烨.共促数字经济协同创新 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2020中小企业数字经济全球论坛在京成功举办[J].中国科技产业，2020（8）：22-23. 作者简介：王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助教 王强 摘要：基于当前企业数字化进程的现状特征分析，概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从而引领企业把握政策动向，制定科学管理方案，以期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或者转型受挫企业提供经验。 关键词：数字化，企业转型，华新水泥，驱动因素 0 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当中重点指出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因此，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一方面，传统产业结合数字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资产和数字能力本身也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着数字助手和技术提供者的角色，成为可见的数字价值，为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活力。 本次研究调查将主要分析较为典型的制造业企业，将其近十年来的发展作为整个市场数字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前期一系列的数据调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特征，并提炼其驱动因素，助力企业成功转型。 1 文献回顾 1.1 数字化的解读 数字化的概念分为狭义数字化和广义数字化。狭义的数字化主要利用数字技术，是对具体业务、场景的数字化改造，关注技术本身的降本增效作用。广义的数字化，则是对企业、政府等各类组织的业务模式、运营方式，进行系统化、整体性变革，更关注数字技术对整个体系的赋能和重塑。与传统的信息化条块化服务方式不同，数字化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它是对业务和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变革、重塑，打通了企业信息孤岛，释放数据价值，实现了企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革。 1.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 大数据可以促进传统企业进行转型，能够使企业获得更高的价值，提升运营能力、决策能力和洞察能力。如果企业继续使用传统的企业运营方式，容易消耗巨大生产成本，从而使企业出现发展滞后等情况。 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下，大数据挖掘能够利用数据之间的关联性，量化分析并进行适当预测，借此对企业未来发展进行判断。因此企业当前必须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紧跟时代，以提高综合竞争力。 2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分析 2.1 调查方法描述 采用网络调查法，收集近年来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期或已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各大企业，选取排名前50家代表性企业，对所属行业进行分类，并利用国泰安CSMAR财经系列研究数据库，调查数字化转型期间该50家企业的盈利能力变化情况，经过在Pow-er-BI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具体见图1。 
2.2 行业分布特征 财富杂志将世界500强分为57个行业，从人类八大基本需求和八大基本资源出发，将它们归纳入16个产业，4个产业群——社会、民生、科技、资源，其中信息、能源、材料是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 抽取的数字化转型企业中，电气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位居前三。其中电气行业是祖国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点，煤电的清洁高效利用、核电和新能源发展都在积极推进，随着冶金、建材等传统重工业的消减，电工行业面临必须转型的局面，能源局提出耦合燃烧技术，通过在电厂增加一套针对垃圾、污泥等燃料的燃烧系统，实现燃烧过程无污染。与之相比，汽车行业变化很快，尤其新能源汽车迅速普及后，该领域的成功转型占我国制造业比重较大，而计算机、通信等领域本身与信息化、数字化联系密切，具有先天优势，更易转型成功[1-3]。 2.3 数字化转型典型企业 2.3.1 以华新水泥为例的转型成功企业 由图2可知，华新水泥近十年的营业毛利率（以下简称GPM）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2017年上下浮动，2019年达到波峰，近两年有所回落。 2012—2016年，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趋严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降，我国水泥产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华新水泥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水泥的销售收入需求不足，GPM随之下降。但2016年起，华新水泥贯彻“传统工业+数字化创新”战略，致力于工业智能、商业智能和智能管理平台的自主研发，企业GPM也随之上升。2019年9月，该企业将SAP、CRM、生产发货等核心系统迁移到华为云上，大幅提升了它与子公司、各业务系统之间的协同效率。近两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华新水泥通过在线检测设备、自主研发TES（TIS&EMS）数据库及质控平台等技术，实现了质量的闭环管控，软件开发质量和速度都已达到业界优秀水平，有效减缓了疫情带来的影响，堪为数字化转型成功企业的典范[4-7]。 
2.3.2 以科达制造、长安汽车等向数字化开始摸索的企业 图2显示科达制造、长安汽车近十年出现GPM增长乏力现象，其中科达制造在近年的上升趋势相对显著。科达制造、长安汽车均是我国老牌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期间，它们的产品规格大且需定制，设计、采购、生产周期长，不能规模化批量化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挤压，长安汽车作为传统燃油汽车制造企业遭受严重竞争，总产量不断下滑，产能过剩，在此情况下，汽车厂商之间仍围绕市场份额互相争夺，降价等行为更拉低毛利率。 面临以上难题，科达制造加大了营销和研发投入，并对5G技术展开探索，成功上线SAPS/4HANA项目（即ERP升级项目），贯穿销售、生产、采购、项目、财务等各方面业务，标志着它在数字化下将开始腾飞。长安汽车则强化与华为、宁德时代、京东方等科技公司的合作以探索数字化转型道路，最终在2020年实现扭亏为盈。以上企业均是在后疫情时代刚刚开始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正在不断摸索中进行。 2.3.3 以中天科技等数字化转型受挫的企业 中天科技以光纤通信起家，自从我国4G建设接近尾声，光纤市场需求持续下降，且企业过多，加剧了同质化，尽管近年来5G开始应用，但是新产品因缺少高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而难以研发，大多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中天科技业务一直往出海数字化发展，但2021年它的专网通信业务遇到重大风险，客户与供应商纷纷卷入“专网通信案”，遭受严重损失，当前转型面临困难重重。以上企业转型并不彻底而受挫，本文通过分析该企业转型的驱动因素，以期更加完善数字化转型理论。 3 企业数字化驱动因素分析 伴随数字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总结出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企业外部宏观驱动、企业外部微观驱动与企业内部驱动。 3.1 企业外部宏观驱动因素分析 针对企业所处技术背景分析，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更快地下载、传输与处理海量数据是社会快节奏生活发展的基本需要。面对日益发达的信息科技，5G的诞生和发展能够满足广大用户对通信、医疗、环境监测、智能家居等生活服务的需求，成为了数字化转型技术中的重要力量。在技术发展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不断驱使企业进行转型以适应5G时代的信息变革，科达制造等老牌制造业企业已经探索利用5G技术调整业务流程，随着4G发展进入尾声，众多占据光纤市场的企业同样转向5G的数字化产品研发，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3.2 企业外部微观驱动因素分析 企业外部环境是由政府、竞争对手等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系统。由于内部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的有限性，市场上形成了企业竞争压力，表现为产能过剩、厂商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等行为。竞争压力使得领头企业期望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及数字组织流程变革等方式抢占市场，根据动态竞争理论，竞争的本质是动态的，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竞争活动会引起竞争对手的行为响应，只有企业不断地根据竞争变化采取行动和回应才能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因此，在产业竞争的压力下，率先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会将促使未实施的企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3.3 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驱动因素包括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客户需求、改善供应链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四个方面。以科达制造为例，作为传统离散型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的代表，面临自动化水平低、无法进行流水线作业等问题，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点。通过数字化，企业可以实现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和错误率；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客户满意度，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和协同化，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库存、运营成本；实现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 4 结论与启示 4.1 企业驱动因素总结 制造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具体表现为企业外部宏观驱动、企业外部微观驱动、企业内部驱动三个方面。它们协同作用，驱动企业向数字化进程进军，更好地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4.2 大企业携手中小企业 当前，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在推动数字化发展中，中小型企业绝不能被落下，面对中小企业千企千面、行业覆盖广、数字化需求差异大等特点，更需要被大企业带动，以“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用平台”的思路，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探索共生共享、互补互利的合作模式。 4.3 加强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 面临数字化转型时代，高校应加强人才的培养，着重培养能够适应数字化进程的专业人才，在专业学科中，开设需要运用大数据，操纵软件实现课程目标的专业科目，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5 结语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由当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所带来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特别是对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传统中小企业来说。只有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勇于拥抱这种变革，才能赢得先机，赢得行业优势，加速建设数字中国。 参考文献 [1]陈贇，张春玲.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J].通信企业管理，2020（12）：6-11. [2]许一平.企业数字化背景下“财务成本管理”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教师，2022（28）：96-98. [3]杨飞虎，张玉雯，吕佳璇.数字经济对中国“稳就业”目标的冲击及纾困举措[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5）：78-85. [4]陆燕荪.新时代下中国电气工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第14届中国电气工业发展高峰论坛发言整理[J].电气时代，2018，（7）：36-37. [5]关健鑫.华新水泥600801百年辉煌继续前行[J].中国建材，2017（4）：86-91. [6]方敏.美的集团：10年120亿，成就全面数字化[J].冶金管理，2022（2）：37-40. [7]陈邑早，于洪鉴.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机理与驱动因素[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2，33（5）：47-56. 作者简介：任可妍（2003—），女，北京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蒋静怡（2003—），女，北京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质量管理工程；祖丽皮努尔·麦麦提力（2003—），女，新疆伊宁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智能会计。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任可妍 蒋静怡 祖丽皮努尔·麦麦提力 关键词：合规管理，中央企业，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实质合规，内部控制 自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加强合规管理工作以来，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合规组织领导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合规管理工作深入推进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当前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系统性地回答其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合理预判后续发展走向成为迫切课题。 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发展阶段 2014年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法治工作会议，正式在中央企业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出推进合规管理工作，时至今日历时九年整，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期（2014―2018年） 国务院国资委于2014年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性，要求中央企业采取相关举措探索开展合规管理，并组织有关企业多次赴国际大公司深入学习交流。随后，一系列文件和举措被推出，用于布局央企合规管理工作：2014年12月，印发《关于推动落实中央企业法治工作新五年规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中央企业要着力加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合规管理相关工作要求；2015年12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确定了“法治央企”建设的目标是治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将合规管理明确为“十三五”期间央企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2016年4月，印发《关于在部分央企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东方电气、招商局、中国中铁五家中央企业列为试点单位，正式启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以期形成可复制的经验。五家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合规管理探索和实践，为后续全面推进积累了有益经验。 第二阶段：推广期（2018―2021年） 2018年11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对中央企业开展合规管理的目标、原则、职责、重点、运行、保障等进行全面规定，合规管理在中央企业全面展开；此后针对反垄断、反商业贿赂、出口管制等高风险领域，组织印发十一项指引（指南），将央企合规管理推向深入；2021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将健全合规管理体系作为“法治央企”建设“健全法治工作五大体系”重点内容之一，并明确到2025年中央企业基本建立全面覆盖、有效运行的合规管理体系。三年间，各中央企业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为深化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阶段：提高完善期（2021年年底开始） 国务院国资委于2021年12月召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强化年”工作部署会，将合规管理提升到公司战略层面，并提出合规管理新要求、新举措，标志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进入新阶段；接着于2022年2月召开中央企业“合规强化年”专题推进会，要求中央企业开展“五个一”专项工作，全面推进合规管理机制落实落地；2022年8月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形式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新定位、新思路、新措施进行固化，成为未来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纲领性文件；2022年9月，召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专题推进会，提出合规管理的五个关键、五个到位——将首席合规官作为关键人物，全面参与重大决策，确保管理职责到位；把合规审查作为关键环节，加快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流程管控到位；聚焦关键领域，扎实做好“三张清单”，确保风险防范到位；将风险排查作为关键举措，坚持查改并举，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把强化子企业合规作为关键任务，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动态监测，确保要求落实到位。在强有力的推动下，各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工作实效。 二、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现状调研分析 为全面掌握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进展情况、采取的创新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为课题研究提供有效的基础信息，相关课题组依据《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规定，围绕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合规管理体系、企业合规人员、合规管理运行、合规文化、合规管理信息系统、重点领域合规工作等八个方面设计了八十三个问题，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调研。通过综合分析，认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运行状况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进展不平衡。各中央企业在合规管理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正在向深化建设迈进，主要表现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向细分专业领域深化，运行机制不断得到矫正和健全完善，与其他管理体系的协同得到持续强化等。大部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开展基础体系搭建工作，而是将重心转向检验评估体系有效性，并根据自身特点落实、优化完善合规管理运行机制，更加重视强化重点业务领域、关键管控环节的法律合规风险防控。同时，也有个别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力度和深度不够，合规管理各项运行机制在落地生效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合规管理基本制度建设情况良好，但“三张清单”编制比例有待提升。所有中央企业均制定发布了合规管理基本制度，已出台《境外合规管理办法》等重点业务领域专项合规制度或细则的中央企业比例较高。但对于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建立的“三张清单（合规风险识别清单、合规流程管控清单、合规岗位职责清单）”，完成比例偏低且编制质量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合规管理与法律事务、全面风险、内部控制等管理体系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捋顺。目前看有的中央企业将合规管理与法律事务、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一体推进；有的单位将合规管理与法律事务职能整合、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职能整合；也有的结合实际形成其他管理体系整合模式。但受限于四项管理体系在产生背景、推进程度和进展情况方面存在差异，很多中央企业在职责分工、业务边界、人员配备以及工作机制上还需进一步捋顺。 四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是限制合规管理深入推进的一大难点。调研中多数中央企业认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较为突出的是合适的首席合规官人选紧缺，高素质的合规管理专业人员储备不足、配备率不高，且现有人员业务水平和经验积累不足。 五是集团总部合规管理成熟度相对较高，但存在层层衰减现象。相比中央企业所属子分公司而言，集团总部合规管理推进的程度更深，普遍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合规管理领导体系和工作组织体系，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合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但二级子分公司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完备程度和推进深度较总部有所滞后，基层企业的合规管理工作更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在各层级企业的贯通性，打通“最后一公里”。 六是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工作有待加强。从调研情况来看，大部分中央企业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但很多借鉴了国务院国资委指标体系，缺乏结合企业实际进行“本土化”设计，评价的针对性不足，且评价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实施路径有待完善；另外，针对重点领域合规管理情况开展专项评价的比例偏低，且很多重点领域覆盖面不够广。 七是合规管理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亟需加强。从参与调研的中央企业看，已经建成合规管理信息系统的占比不足30%，很多尚处于探索和初建阶段，有的仅将合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纳入工作计划。即使从已建成合规信息系统的单位看，真正实现合规风险动态监测与综合分析、进行自动预警与主动截停功能的较少。整体而言，合规管理信息化还未能做到全覆盖，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更是亟须加强。 三、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发展趋势与特点预判：从形式合规走向实质合规 自2021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系列规范性文件、推进落实系列工作部署，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明确新定位，提出新思路，制定新举措。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与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也相继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加大对企业合规管理的推进力度，推进企业合规管理进入新阶段。 在合规管理起步阶段，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设立机构、组建队伍、完备制度等等，如设立合规委员会、明确合规牵头部门、制定合规基本制度，从形式上满足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要素。在新阶段，合规管理不仅要具备上述形式要件，更要具备实质性要件，即要通过体系优化、机制落地运行，真正有效防控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合规风险。也就是说，随着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深入，穿透形式合规，实现实质合规，将成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将呈现以下九方面特点。 第一，从公司战略高度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守法经营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一定要规范投资经营行为，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能力。国务院国资委也将合规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企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力量，必须把强化合规管理放到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放到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全局来部署，放到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层面来推动。中央企业不应将合规管理仅仅定位成公司战略、生产经营的支持性工作，而应作为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合规管理机构队伍设置、运行机制架构、保障措施落地等进行优化调整，真正实现合规管理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推进。 第二，不断夯实企业依法合规制度根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各管理领域、各业务条线、各工作流程都要纳入以公司章程为纲的内部规章制度体系，实现“所有职责制度化”，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是企业高效运转的基础和载体。从合规管理角度，规章制度是牛鼻子，只有规章制度条款本身符合法律法规和外部监管要求，才能实现纲举目张，保证企业与员工行为依法合规。企业要从两个方面夯实依法合规经营制度基础：一是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全面梳理外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对制度所涉业务的规范性要求，特别是禁止性、强制性规定，通过制度条款转化为企业要求；二是制度立改废时要强化对规章制度本身的合法审核与合规性审查，确保规章制度条款契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要求，筑牢依法合规制度根基。 第三，“管业务必须管合规”成为普遍共识。目前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体系通常是按照各业务部门承担本业务领域事项合规主体责任，法律合规部门牵头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审计、巡视等相关部门强化合规监督与问责的逻辑来架构“三道防线”。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初期，往往合规管理牵头部门在设立合规机构，充实合规人员，制定合规行为准则与基本制度、通用指引等基础性工作方面发挥一定作用。随着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只有实现业规融合才能真正发挥合规管理实效，业务部门和职能管理部门作为“第一道防线”必须迎头而上承担更大责任。实务中，必须要对“第一道防线”的职责功能做更加准确的定位，让其按照“管业务必须管合规”要求，对本业务领域专项合规工作承担主体责任，把合规作为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配齐配强兼职合规管理员或合规联络员，从本专业法律法规、标准规则、监管规定及内部规章制度等角度，加强对本业务领域决策事项、经济合同、业务活动的专项合规审查，推动合规要求进岗位、进流程，防控业务违规风险。 第四，构建“大监督”体系，守牢风险底线。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目前中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体系与法务管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行的局面。作为以风险管控为导向的管理机制，四大体系在管理架构、工作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在管理目标、管控机制和工作手段等方面又存在明显交叉和重叠，如四大体系各自独立运行，不仅增加人力、物力成本，还降低工作效率。从企业整体运行高度看，需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与其他管理体系、合规牵头部门与其他监督部门有机衔接，实现法律、合规、风险、内控高效协同，合规部门与纪检监察、巡视、审计等部门协调联动，形成“大监督”格局。 第五，合规管理贯通集团总部―子分公司―基层企业。中央企业因经营规模大、业务范围广、产业链复杂，集团型央企在推进合规管理工作中的一大难点，是如何推进所属各级企业特别是基层企业抓实抓深合规体系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2022年9月，在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推进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指出：子企业直接面对市场，既是业务中心、利润中心，也是风险集聚中心，合规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风险。中央企业必须把强化子企业合规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抓好体系建设。在集团型央企合规建设中，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总部“大包大揽”，将全系统合规管理工作集中到总部管理，下属企业单纯执行总部工作要求，导致合规管理缺乏针对性、差异性，从而影响实效性；二是总部当“甩手掌柜”，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仅仅局限于总部机关，对全集团的合规工作缺乏统一规划和方案，形不成自上而下协调运转的合规理念和机制。总部是枢纽，要牵头抓总，下属企业是主体，要抓好落地。实务中，集团总部应系统设计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方案和规划，明确统一的合规价值观，搭建规范的管理框架和运行机制，形成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推动所属企业结合实际，细化、优化自身合规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实现管理效能协同。 第六，推进ESG与合规管理协调互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企业ESG管理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ESG管理重点关注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与治理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涉及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管理，包括能源消耗、水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等内容；社会因素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和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员工福利与权益保护、供应链管理、社会公益等内容；治理因素涉及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价值观，包括公司治理架构、财务规范性、风险管控效果、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等内容。合规管理强调的则是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经营管理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则、国际准则等等，以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依法合规、符合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准则。两者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又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目前看，在ESG关注的社会、环境、治理方面，各国均呈现法律法规数量持续增长、监管要求日益严格、信息披露强制程度提升态势。从这个角度而言，ESG聚焦的环境、社会、治理也是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重点领域，而企业强化合规管理，可以有效管控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法律合规风险，实现ESG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两者协同互补、殊途同归。 第七，信息化数字化是提升合规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合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特别是当前国内外法律法规日益严密，合规监管政策趋于复杂，央企合规管理面临更多挑战，要想实现人人合规、事事合规、时时合规的目标，只有依托信息化智慧化手段，推动合规管理的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成为必然趋势。目前，大部分中央企业的合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合规信息化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过程中，要聚焦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任何业务信息系统的模块搭建、功能定位、流程设计等都与基础管理工作息息相关，高水平合规管理系统必须依靠高水平合规管理工作基础，因此构建合规管理体系要为合规信息系统奠定基础；二是合规信息系统不是独立王国，必须与业务流程相结合、与业务信息系统强关联，实现互联互通，真正将合规要求镶嵌到业务流程、关联到具体岗位，实现合规与业务一体化管理；三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通过对合规数据的智能挖掘和智慧分析，及时发现合规风险和问题，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节点的实时动态监测，实现合规风险即时预警、快速处置，对违规行为主动截停，形成发现、预警、控制和处理有机衔接的管理链条。 第八，考核评价机制成为合规体系落地见效的重点。合规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落地见效，只有建立科学高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保障合规制度得到遵守、合规机制得到落实，真正实现闭环运行。一要建立合规管理评价机制。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明确，自2023年开始，未来五年按照每年二十家的进度对所有中央企业进行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价。开展合规有效性评价的关键是指标体系的科学设立。评价指标是合规工作的指挥棒，需要全面覆盖合规管理各项工作，并且与内控风险评价有机衔接，定期对合规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针对重点业务合规情况不定期开展专项评价，以评促改，努力补短板强弱项，保障合规工作成效。二要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合规管理工作效能纳入集团总部对子分公司的经营业绩考核，实现合规与绩效硬关联，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工作实效。三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合规职责履行情况作为员工考核、干部任用、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九，培育合规文化，提升合规管理张力。合规管理涉及企业管理方方面面，靠制度、流程、工具进行合规管理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只有树立良好的合规理念，形成良好的合规氛围，引导员工自觉自愿履行合规义务，合规管理才能持续深入。一是将合规理念纳入企业价值观体系，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带头“学合规”“践合规”，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以点带面，树牢“人人合规、事事合规、时时合规”理念，形成“领导带头、全员参与”的合规文化体系；二是把依法合规、诚信守约、忠诚敬业等要求融入企业发展战略、生产运营管理和外部市场开拓，积极培育法治合规文化，以诚信树品牌，以合规固根本，依法合规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作者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2014.10-2023.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冯来法 集团公司收购投资战略是指企业集团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或资产来实现业务拓展、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一种投资策略。收购投资战略是企业集团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优化企业集团的业务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基于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下应当充分重视这一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实践工作研究，阐述了现阶段集团公司收购投资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就收购投资战略的优化路径展开探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集团公司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业变革。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许多企业纷纷寻求通过收购投资来拓展业务领域、提高市场份额、获取核心技术等。然而，收购投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优化收购投资战略，已成为集团公司关注的焦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市场竞争和产业变革，集团公司需不断调整和优化收购投资战略，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企业收购投资战略概述 收购投资是企业为确保自身持续发展而实施的重要战略之一，这一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投资战略，基于战略引领开展各项投资活动，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多经济效益，更好地整合资源，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其二，收购投资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通过收购其他企业或其部分股权，以实现企业扩张、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取新的技术和资源等目的的一种投资战略，收购投资战略属于企业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具有重要作用。 其三，收购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环境、企业自身实力、目标企业的发展潜力等多种因素。企业在进行收购投资时，应明确收购目的、收购方式，并做好收购后的整合工作，以确保收购投资的成功，同时还需关注收购投资所涉及的法律、财务、税收等问题，确保收购投资的合规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形势更加激烈，新时期下必须充分认识到收购投资战略的重要性，结合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收购投资战略，总的来说企业收购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收购优质资产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之一。通过收购，企业可以迅速获得具有较高盈利能力、良好成长潜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资产，提升企业的市场地位。此外，收购核心技术也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核心技术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护城河，收购具有前沿技术的企业或研发团队，有助于企业占领行业制高点，增强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投资，可以跨行业、跨区域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收购具有互补效应的企业，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产业链的整合，提高产业协同效应。此外，收购有助于企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 集团公司收购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投资战略定位模糊 首先，收购目标不清晰。集团公司在进行收购投资时缺乏明确的目标，在众多收购标的中难以挑选出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优质资产，这可能导致收购不匹配的标的，从而无法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 其次，收购策略不完善。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在制定收购策略时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如此一来很容易让其在收购过程中陷入盲目扩张、多元化发展等困境，进而影响收购投资的成功率。 最后，资源配置不合理。例如在收购过程中对资源配置产生偏差，无法充分发挥收购所带来的优势，在收购后可能发现所需资源并未得到有效补充，或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 基于集团公司投资战略的层面来说，收购投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对外部市场环境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结合当前政策环境进行统筹规划，然而部分企业仅仅制定了基础的投资战略框架，没有结合内外部环境制定较为全面的收购投资方案。同时部分企业不具备收购经验，相关负责人自身投资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投后并未明确划分相关责任，导致整个收购投资流程产生混乱，在出现问题后不能够第一时间予以处理，让企业自身承担较大投资风险，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投资战略定位模糊所导致的。 项目管理能力不足 集团公司在收购投资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项目管理能力不足。如项目尽职调查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投前针对风险的评估与防控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收购投资项目自身是否合法合规，针对外部环境如经济政策以及行业发展、实际收购时可能存在的整合风险与操作风险等并未充分考虑。尽职调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收购流程更加规范、完善，但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难以对后续收购工作发挥出指导作用。与此同时，评估人员只能够通过标的企业过去的经营管理数据以及财务会计信息等对其未来发展状况实施分析，历史数据只能够为收购投资活动带来一定程度的参考，无法对标的企业最终发展走向予以准确判断。 比如，某集团公司在进行收购投资的过程中，投前所收集的材料数据对标的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披露但并未引起充分重视，投前尽职调查所提供的报告内容并不全面，但该集团公司依旧按照原定收购方案实施，希望依靠收购后的各项整改措施来应对风险，但实际成效却不如预期，导致自身承担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投后管理有待加强 一方面，相关制度规定没有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在实施收购投资战略之前必然会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比如说投资管理方案、投后管理制度、评价管理体系以及外派董监事管理制度等。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集团公司在完成收购投资之后对相关制度并未严格执行，存在工作流于表面的问题，没有对已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也并未确定相对清晰的工作目标。如外派董监事通常会让集团领导以及关键岗位负责人担任，但这部分人员的日常事务较为繁重，履职报告常常是由下属负责撰写后由投资部门评价，导致不能够形成准确客观的董监事评价，难以真正发挥出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自身专业能力存在问题。集团公司收购投资活动结束后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好风险防控、资源整合以及对接工作等，对负责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现阶段部分集团公司在人力资源配置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较为典型的便是投资管理事务、三会事务以及法律事务集中于一个部门，导致人员流动性加大，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倾向于法务管理，投资管理人员身兼数职，不能够对投后管理工作有全面熟悉的了解。另外，还有部分集团公司在投前评估分析以及尽职调查等环节非常依赖第三方咨询机构，自身并不具备较强的独立分析能力，并未深刻认识到第三方咨询机构仅仅属于辅助性机构，若自身对市场发展状况以及行业整体变化不够了解，必然难以对收购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和存在的风险予以准确把控，进而影响到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并购整合效果欠佳 首先，是人力资源整合效果欠佳。一是集团公司在结束收购投资之后可能存在部门职位设置不科学、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利于后续工作效率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容易出现人才流失现象，特别是部分重要岗位以及核心人才，若不能够制定符合其心理预期的制度规定，可能让这部分关键人才流失，进而对公司各项业务带来很大影响。三是部分员工专业能力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由于人才配置不合理，不重视培训工作，造成部分员工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影响工作正常开展。 其次，是企业文化整合存在问题。企业文化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属于集团公司在过去的经营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在收购投资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文化的整合可能会受到忽略。因为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收购完成之后必然会对之前员工的工作理念和思维模式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若没有深入分析研究彼此的企业文化特征，很可能导致企业文化的不协调，让标的企业员工产生心理障碍，在短时间内不能够理解并接受新的企业文化，从而对自身工作带来影响。 集团公司收购投资战略的优化路径 科学制定投资战略 第一，科学开展收购投资战略规划，从思想认识上重视收购投资战略建设。部分集团公司的投资战略并未真正发挥其价值，投资项目活动的衔接性和协同性不足，在进行收购投资的过程中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如此很容易让自身承受较大经济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团公司应当结合中长期战略规划来制定收购投资方案，明确收购投资目标，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损耗，进一步提升收购投资行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第二，要力求投资战略的可持续性。集团公司在收购投资过程中不单单要全面调研了解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还应根据自身未来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站在全局的角度形成可持续的投资战略方案，不能仅仅关注单一项目的成功性，在实际执行中要始终遵循大的战略发展目标，防止盲目考虑短期利益而与中长期发展战略产生偏差。 除此之外，既定的收购投资战略还需要根据市场环境以及行业发展状况而进行灵活调整，收购投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应当对具体的方式方法予以合理调控，结合集团公司后续各项业务的开展需求来对收购投资方案进行优化。 做好投前风险评估 正确选择标的公司是收购投资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一环。集团公司做出收购决策之前必须保证尽职调查工作的有效开展，全方位了解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发展情况、财务情况、业务水平等信息资料，还应当调查分析标的公司所在行业近年来的发展现状，避免盲目进行决策。与此同时，对于收购方来说，集团公司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基于资金实力、投资经验等各个角度出发，对自身并购整合能力以及投后管理水平有客观的评估，明确标的公司在完成收购投资后是否可以保持之前的竞争优势，防止因为盲目自信而对收购形势产生误判。 另外，部分集团公司会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调研评估，此时应当选择拥有丰富经验且更加客观公正的专业评估团队，在此基础上集团公司自身也应当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工作，建立健全收购投资项目评估体系，确保第三方评估团队在开展工作时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集团公司带来更加准确、全面、客观的参考依据，充分发挥出评估工作的价值与作用。 在实践工作中应当重视的一个问题是，集团公司不能够仅仅将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参考资料当成是唯一依据，应当设置独立的工作小组做好持续性的考察工作，能够从不同角度出发来收集了解标的公司的各类信息。比如能够通过银行或信贷平台查询征信，通过标的公司长期供应商以及大客户来获取其经营状况信息，判定其是否在业务、诚信等方面存在问题，进而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分析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为收购投资活动的有效推进带来更多参考。 建立健全管理体系 首先，要制定更加完善的收购投资方案。健全的收购投资方案是确保投资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集团公司在开展好尽职调查与评估工作后，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收购方案，其中应当明确提出收购策略、执行内容、具体流程、各项工作直接负责人、收购环节中的隐藏风险以及解决对策等内容。同时收购投资方案不能一成不变，因为集团公司收购投资活动通常属于周期性较长的项目，要根据市场环境、标的公司经营发展状况以及自身实际情况来对收购方案予以灵活调整，要提前做好预案，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后可以第一时间对收购方案予以调控，确保收购投资活动的顺序开展。 其次，要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机制。根据集团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对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深入研判，在贯彻落实股权投资决策制度的基础上，对涉及不同金额的投资活动采取针对性的审批，清楚规定投资权限范围，不断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完善决策流程，为集团公司决策层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带来更加准确的参考依据。 其三，应当完善投后评价制度。严格按照独立、规范、客观公正的基本要求，在收购投资项目结束之后及时做好评价，重点开展好过程性评价、收购投资实际效益评价、投后管理情况评价以及项目整体完成度评价等，综合各项指标得出总结性评价，明确了解集团公司在此次收购投资项目中反映出的问题并做好总结反思，为后续投资活动提供经验支持。 最后，要完善内控机制。集团公司要对收购投资活动全过程实施监督管控，一是要对参与人员履职情况实施监督，防止出现制度落实不到位等情况；二是需要对投资决策的合理性进行监督，避免因为盲目决策而导致集团公司利益受损。 融合发展实现协同 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储备工作。集团公司收购投资战略目标的实现应当依靠充足的人才支持，因此要结合具体需求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为收购投资活动的有序开展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与此同时，为建立公司内部的投资管理工作小组，集团公司需要打通内部晋升渠道，从内部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也可以面向社会招聘引入投资管理专业人才，充分满足公司收购投资活动对人才的需要，打造一支综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人才队伍，这样才能够在收购投资过程中有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收购投资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确保战略发展目标顺利实现[7]。 另一方面，在收购投资活动开展过程中，集团公司要促进自身和标的公司的充分整合，其中涉及到战略目标的整合、发展方向的整合、企业文化的整合等。比如说在业务活动开展方面，应当有效依托标的公司自身在行业中的发展优势，与之深入交流共享技术成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推进业务活动创新发展。对于人才培养方面，促进个人激励和团队激励的有机融合，基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着手，建立健全薪酬福利制度与人才激励机制，收购投资完成后还能够探索尝试股权激励方案等。 对于企业文化的整合来说，标的公司原有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可能和集团公司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此时集团公司要予以充分重视，通过有效举措促进与标的公司企业文化的整合，依托于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激励并引导员工，不断提升公司内部凝聚力与向心力，让所有员工能够统一思想，共同前进。 结语 通过对收购投资战略的优化，集团公司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除了本文上述几点建议外，集团公司还应定期开展战略评估与调整，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发展情况，定期评估收购投资战略，及时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研究，深入理解政策导向，确保企业战略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总之，集团公司需不断优化收购投资战略，关注市场动态与政策导向，提升收购投资能力，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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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成林，胡柳虹.关于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资产定价的思考[J].企业科技与发展，2021（05）：151-153. [3]林红.基于提升竞争力的建筑企业投资并购研究[J].中国外资，2021（02）：141-142. [4]陈金荣.境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收购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现状、展望及建议[J].清华金融评论，2020（05）：77-82. [5]周银.国有企业不同并购重组方式的纳税筹划风险分析[J].纳税，2020，14（11）：36+38. [6]林永青.新经济·新投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优势[J].金融博览，2020（04）：42-43. [7]李莽原.浅谈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影响及实证分析[J].商讯,2019(12)：69-70. ICCF（之禾卡纷）集团 徐晔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