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5日 第 4 期
总第211
国研网首页     广告业务     联系合作     编辑信箱
财经纵览
权威视点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金融透视
产业追踪
区域经济
企业管理
财经纵览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报告——实现5%左右增速目标有条件有支撑

3月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国新办当日举行吹风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解读报告,并回答记者提问。黄守宏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心民心交融、政声民意共鸣。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对此,黄守宏表示,这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制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有条件有支撑。一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没有改变,而且很多方面都在显著增强。二是今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去年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趋于弱化。三是去年以来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的政策效应今年将持续显现。此外,我国在应对困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宏观政策还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中国这些年从来都是在应对困难和挑战中发展壮大的。”黄守宏表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用好有利条件,把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不少政策举措。在教育方面,提出要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在医疗卫生方面,提出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在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同时,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

这些民生承诺能否兑现?黄守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作出了安排。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将保持必要的力度,同时要推动省级政府下沉财力,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问题。相信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这些部署安排一定能够落实到位。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要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问题。改善民生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业、养老、医疗等民生问题的解决既能增进民生福祉,也能把巨大内需潜力激发出来。”黄守宏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而去年这一目标为“1200万人左右”。黄守宏表示,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做好就业工作的力度、决心和鲜明的政策导向。为实现就业目标,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财税、金融等政策对稳就业的支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同时,加大促就业专项政策力度,落实和完善稳岗返还、专项贷款、就业和社保补贴等政策。二是加大对重点行业企业和重点群体的支持。报告要求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企业支持,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帮扶。同时,对公平就业、权益保障等工作也作了安排。三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就业总量压力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要适应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养老照护等领域的人才需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谈到今年3%的财政赤字率安排,黄守宏表示,财政赤字率是反映财政政策力度和财政风险水平的重要指标。今年的赤字率按3%安排,实际和去年初预算水平是一样的。虽然和去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之后比较降了一些,但整体来看这个水平是适度的。这样的安排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的客观实际,向外界释放积极的信号,也有利于控制政府负债率、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

黄守宏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需要多种政策工具有机组合,发挥整体规模效应,既包括财政赤字,也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债、税费优惠等其他政策工具。“所以在解读时,不要说赤字率比去年调整预算后降低了,就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减弱,应该把整个报告中讲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统筹起来衡量和考虑。”黄守宏表示,今年的财政政策总体来看是适度加力的,关键是要把这些钱用好,用到最重要的地方,保障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保障好基本民生财力需求。

吹风会上,黄守宏还就吸引外资、提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政策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熊丽

我国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国家统计局解读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1%……

国家统计局2月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夯实基础,中国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实现了5%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个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4.5%、6.3%、4.9%、5.2%,呈现前低、中高、后稳态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分析指出,纵向比较,5.2%的经济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也快于疫情三年4.5%的平均增速。横向比较,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美国2.5%、欧元区0.5%、日本1.9%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30%,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总体平稳回落;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38万人。

“就业形势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效应、服务业较快恢复的带动效应,以及稳就业政策的支持效应。”盛来运表示,2023年,我国可比价经济增量超过6万亿元,为就业规模扩大提供了坚实支撑。服务业特别是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较快恢复,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0.2%,保持了温和上涨态势,低于美国4.1%、欧元区5.4%的涨幅。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保持总体稳定,比上年上涨0.7%,其中服务价格上涨1.0%。近期,在春节假日带动下,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旅游出行、文体娱乐等服务消费较为活跃,有望带动居民消费价格逐步企稳回升。

积蓄动能,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盛来运认为,观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中国经济,既要看“体量”,更要看“体质”。过去一年,我国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动能上下更大功夫,不仅守住了宏观经济“稳”的基本盘,更在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了“进”的新空间。

根据公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壮大。2023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比上年增长3.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15.7%、33.6%。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电子商务交易额比上年增长9.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9%。现代化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新建高速铁路2776公里,2023年末5G基站数达338万个。

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3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2.6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增长9.3%。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邮轮、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等“大国重器”亮点纷呈,彰显着中国创造的硬核实力。

此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营经济活力不断释放,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53.5%。在全球贸易低迷、经贸摩擦频发的大背景下,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了更多机遇。2023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6.6%。

势头良好,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显著进步

“我国着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增强安全保障能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盛来运说。

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2.39。“国货潮品”“冰雪文旅”等商品和服务受到广大群众热捧,较好满足了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民生兜底保障加强,2023年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336万人、566万人、1054万人。

我国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继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95.7%、91.8%,均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2023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分别增加45万张、81万人。文化和体育设施日益丰富,2023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分别达3309个、3508个、4154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89平方米。

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8.4%,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0.8个百分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村容村貌得到改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自来水普及率达90%,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470万公里,农民生活便捷性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稳步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66.5%,助力乡村消费新业态较快发展。

董蓓

“三减三增”,读懂2024年“国家账本”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2024年的“国家账本”背后,反映出政府资金的投向,传递了政策调控的动向,彰显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减税费增活力

减税降费,依然是2024年财政政策的重点,也是预算报告中的关键词。

根据安排,财政部在落实好去年延续和优化税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今年将有针对性地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提结构性减税降费,意味着减税降费从追求规模转向注重精准有效,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同时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

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别于普惠性、全面性的减税降费,主要针对特定群体或领域、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费负担。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今年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更好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国家通过减税降费、实施鼓励科技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为企业节省了研发成本,使企业更多资金将投入到成果转化和产品升级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誉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玮表示,企业要勇于担当,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局长李杰表示,将继续精准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优化“政策找人”工作机制,持续开展政策跟踪问效行动,强化“政策红利引导—研发投入增加—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益增加”的链条效应,持续推动税费红利精准入袋、效果提升。

减政府支出增重点投入

“过紧日子”已经连续多年出现在预算报告中。根据预算报告,落实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可以省的钱一定要省,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乱花。

“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蓝佛安表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事。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鞠树文介绍,内蒙古也在研究制定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指引,为有效应对风险隐患打好基础,确保财政行稳致远。同时,正在研究制定自治区区级机关过紧日子评价办法。

更多财政资源腾出来将被用于保障重点领域。今年中央将对地方转移支付102037亿元,同口径增长4.1%。

“财政支出重点向科技教育、粮油物资储备、债务付息、国防安全等方向倾斜,全面提升国家发展的安全性和预期性,为国内提供安全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

今年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即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发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是重大的政策举措,扩大有效投资是重要的工作抓手。超长期特别国债将用于“两重”,即专项用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

减债务风险增财政可持续

今年赤字率按3%安排,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

“这样安排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的客观实际,向外界释放积极的信号,也有利于控制政府负债率、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表示。

专项债券是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1000亿元,增长约2.6%。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看来,从申报到使用,从资金到项目实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更加科学、更加严格;优化额度分配,重点向成熟项目多、投资效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倾斜,将宝贵的债务资金用于能切实产生收益的方面。

地方债务风险防控仍不会松懈。财政部表示,将强化源头治理,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会同有关方面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包括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等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王椿元表示,将压紧压实各地化债主体责任,强化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变现工作指导督促,全力做好地方债务化解工作。严格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坚决严堵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的“后门”,决不允许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李苑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奋力一跳能够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奋力一跳能够实现

郑栅洁表示,今年将5%左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提出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这一目标符合“十四五”规划的年度要求,与经济增长的潜力基本匹配,是一个积极向上、奋力一跳能够实现的目标。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郑栅洁表示,对此既要看“形”,又要看“势”:就“形”来看,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稳”“进”“好”特征突出;就“势”来看,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不论是从经济发展的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看,我们都有强有力的支撑。”郑栅洁表示,在去年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系统打出“组合拳”的基础上,今年还将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强化财税、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在强实体、促消费、扩投资、稳外贸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增量政策,加上前期实施的增发国债、降息降准、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持续发挥作用,这些都将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供给。

“各地发展更加积极有为,我们梳理了各地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有25个省份的经济预期增长目标高于去年实际增速,有23个省份高于全国水平。”郑栅洁说,开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综合分析,一季度有望实现良好开局。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既利当前又惠长远

“今后几年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既利当前、又惠长远。也就是说,既可以拉动当前的投资和消费,又能打下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郑栅洁说。

他表示,从出台背景看,这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主要投向看,按照问题导向、精准突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原则,聚焦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大事难事。初步考虑,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这些领域潜在建设需求巨大、投入周期长,现有资金渠道难以充分满足要求,亟需加大支持力度。

从工作安排看,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形成具体行动方案,按程序报批后启动实施。

“四大行动”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部署,既能促进消费、拉动投资,也能增加先进产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促进节能降碳、减少安全隐患,既惠民又利企,一举多得。这是一个重大利好。”郑栅洁说。

以设备为例,去年,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约4.9万亿元,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扩大,初步估算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场。耐用消费品方面,去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家电保有量超过30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也能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巨大市场空间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大有可为。”郑栅洁透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重点将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其中,设备更新行动将聚焦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7个领域。这些领域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巨大,以工业为例,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很多设备保有量位居全球第一,去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已超过160万亿元,随着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对于先进设备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

“我们将围绕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方向,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同时,我们将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支持交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更新,推动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更新升级,带动更多先进设备的生产和应用。”郑栅洁说。

他表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和科技创新支撑,深入实施“四大行动”,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于祥明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有信心有底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我们是有信心、有底气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外贸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政策靠前发力,去年底就作了预判,提前做足了准备,全力以赴稳外贸。

王文涛表示,今年的外贸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多个国际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需下滑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全球“超级大选年”等外溢因素,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在看到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好的迹象。”王文涛介绍,今年1至2月,进出口有望延续去年10月以来的增长趋势。

“当然,我们也预判3月可能有一些回落,因为去年3月的基数比较高。总体而言,这个趋势在向上走。”王文涛说。

据观察,往年春节前出现的进出口小高峰,今年一直延续到春节期间。家电、汽车等重点产品出口订单好于预期。“去年‘新三样’出口增长30%,客观地说,要在30%的基础上保持快速发展,恐怕难度较大,我们预判可能是稳步发展的态势。”王文涛说,总体来看,外贸发展依托的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我国的出口商品正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而且我国积极主动开放,进口市场机遇也在扩大,进出口都有很大潜力,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

王文涛表示,针对外贸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要在政策上靠前发力,提前做足准备,全力以赴稳外贸。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一是金融服务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保障,打出提前量;二是贸易促进方面,将继续办好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数贸会等展会,发布贸易促进信息和国别贸易指南,同时鼓励企业多参加境内外的各类展会;三是人员往来方面,中外航班往来在进一步恢复,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以推进,推动便利商务人员签证申领,支持企业开展贸易促进和供采对接。

王文涛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关键是要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重点从拓展中间品贸易、促进跨境电商出口、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推进贸易绿色发展四个方面发力。

于祥明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

3月6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财政部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蓝佛安表示,经过各方面协同努力,目前地方债务风险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法定债务本息兑付有效保障,隐性债务规模逐步下降;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地方融资平台数量有所减少。他说:“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蓝佛安说,下一步,财政部将强化源头治理,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会同有关方面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科学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统筹安排公益性项目债券,完善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巩固前期化债工作成果,指导督促地方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安排财政资金、压减支出、盘活存量资产资源等方式逐步化解风险,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三是严格违规违法举债问题监督问责。健全跨部门联合惩戒,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对新增隐性债务和不实化债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加大问责结果公开力度,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

四是着力构建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分类推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持续压减融资平台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 后续仍有降准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空间。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是7%,后续仍然有降准空间。

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潘功胜从总量、价格、结构和汇率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立场和观点。

他表示,在总量上保持合理增长。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是7%,后续仍然有降准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均衡投放,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价格上将继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将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统筹兼顾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健康性,继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在结构上要更加注重提升效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效能;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继续实施支持碳减排再贷款,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带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约束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供给,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合理消费融资需求;盘活存量金融资源,着力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针对汇率,他表示,将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有望转向,美元指数动能减弱,国内外货币政策周期差趋于收敛;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回升向好;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更趋成熟,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人民币来进行跨境结算。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利于跨境资金流动平衡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增强金融支持力度、可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

潘功胜认为,做好“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科技、环保等行业管理部门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力度、可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

他表示,在宏观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科技金融方面,需要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绿色金融方面,要持续完善绿色和转型金融标准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约束机制;普惠金融方面,健全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

在政策层面,潘功胜透露,将适当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规模,继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将相关激励政策覆盖的普惠小微贷款标准由单户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扩大到不超过2000万元。

吸引更多投资者投资我国金融市场

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取向,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关于相关工作重点,潘功胜提到了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积极改善政策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并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潘功胜表示,将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外投资者既可以以直接的方式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也可以通过“债券通”“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方式投资境内金融市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吸引更多投资者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支持优质中资企业到境外上市、发债融资,鼓励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金融机构及其他经营主体对外投资。

张琼斯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有三场“部长通道”,14位部门负责人亮相,比2023年增加了5位。3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身穿深色西服、戴蓝色领带,首次走上了“部长通道”。

“作为金融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首要职责。”李云泽开门见山,“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李云泽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这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最大底气、最强支撑、最有力保障。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和拨备总额超过50万亿元,还有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等,抵御风险的“家底”非常坚实。“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荣。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李云泽表示,将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做好五篇大文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服务新质生产力、服务有效需求、服务民生保障。

第一,要服务新质生产力。这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将全力支持科技创新。今年1月已专门印发文件,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同时,正在研究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为平台,进一步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全力支持绿色发展,进一步丰富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体系,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将全力支持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第二,要服务有效需求。将指导金融机构积极促进新型消费,扩大传统消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最近正在研究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进一步优化新能源车险的定价机制,助力汽车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资金供给,推动落实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支持保障房等三大工程建设。将积极支持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出口以及海外仓布局,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逐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

第三,服务民生保障。在普惠金融方面,部署普惠金融专项行动,推动小微贷款增量扩面下沉,同时一视同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养老健康方面,会尽快补齐第三支柱短板,进一步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加快发展长期护理险等健康保险。同时,针对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这些灵活就业群体,鼓励保险机构打造专属的保险产品。在防灾减灾方面,会进一步扩大农业险的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巨灾保险,加大灾后重建的支持力度。

刘慧

权威视点
刘云中: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落实相关要求,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格局,重点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效发展:具有鼓励创新的环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区域经济体现出多样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潜力,推动经济增长,并提供更多就业。二是均衡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小,国土空间的宏观布局充分发挥分工合作效应,经济增长的地理分布更加均衡。三是安全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抵御外部冲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并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四是可持续发展:注重区域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既满足当前发展,又保障未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呈现多样化态势,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刻画和理解也日益多元。一方面,发展路径的多样化能有力推动区域发展优势互补、相互支撑。随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日益丰富,以往看上去不重要、需求量较小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变得更加重要,社会需求会变大,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以及供给和流通的路径也会出现相应变化,不同类型地区因此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机会。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使得区域的发展重点不同,促进发展的措施也会不同,更加强调因地制宜。另一方面,地域文化等成为观察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视角。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带性差异,一般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离散程度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近年来,地域文化的部分特点成为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营商环境、政府行政效率等也被纳入观察区域发展的视角,这些都拓宽了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视野。

基于新情况新形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合力。一是地方财政要保持稳健。地方政府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是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主体,稳健、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是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的基础,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地方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需要因时因地变化以保持稳健,需在规模效应和偏好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地方政府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二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持续加强。国家战略腹地是指为国家战略提供重要保障、支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应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一定的发展潜力。战略性区域的规划与布局应该有助于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以及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应该围绕区域重大战略、依托重点城市群和都市圈,打造多层级、网络化的战略腹地体系。三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不断优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八个方面的机制,起到了积极效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还需考虑进一步细化和量化落实相关机制的具体措施,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对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常态化观察、监督和调整。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云中

谷树忠: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能源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谷树忠表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能源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能力稳步增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谷树忠委员认为,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一方面要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确保原煤产量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强化精细挖潜,提升储备能力;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构建油气进口格局,分散进口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研发和应用新型清洁能源技术,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氢能等,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能源竞争愈加激烈。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禀赋不高。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缓解资源供给压力,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度和供应保障安全风险。

谷树忠委员建议,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快技术更新,积极开发先进节能环保技术,促进节能环保技术应用;加快设备更新,大力推广节能装备和产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加快管理创新,实行能源合同管理,完善重点产业、重点产品能耗、水耗、物耗标准;健全有利于节约用能的价格机制,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使价格体系与资源节约目标相匹配,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和绿色低碳转型。

记者 秦悦

郭丽岩:巩固提升消费回升向好势头

梳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发展重点涉及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重点领域。从市场调研和观察看,当前消费市场平稳运行、稳中提质,为进一步扩大有潜能的消费开了好头,具体有四方面的特征:

一是居民家庭更加追求消费品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文娱旅游体育休闲消费占居民春节假日消费支出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从品质追求来看,更加青睐绿色健康、低糖低脂的食品和保健品以及化繁为简的低碳包装。

二是居民消费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彰显国潮文化特色。以春节文旅市场为例,北上滑雪、南下看花、城市漫步,各得其乐;各大城市文化演艺市场、电影市场活跃,从大剧院到小剧场,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的内容,为不同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各类群体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从衣着消费来看,国潮风刮过大街小巷,带有“龙”元素的新中式衣服、首饰、马面裙等掀起了新一轮消费潮。

三是智能化服务美好生活。得益于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创新,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等智慧家居装备,智能手表、无线耳机等智能穿戴产品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同时,每个家庭都在以不同方式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云端生活”,有的乐于云购物、云健身,有的开启了数字化博物馆之旅。

四是跨境消费和跨境游回暖明显。今年以来,得益于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出入境航线和人流量加快恢复,跨境电商和免税经济等新模式对消费的拉动力不断增强。

消费是观察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支撑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因此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和拉动力。从今春消费展望全年趋势,随着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不断优化,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望进一步增强。培育新消费增长点,创新更多新场景,有利于加速消费潜力释放,持续增强扩内需的后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今年消费市场向“新”而行提供了更多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消费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拓展,形态结构更加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制度规则更加完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效益有望增强。特别是居民消费加速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扩展,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将稳中有升。

不过客观而言,当前消费市场仍存在一些堵点卡点,例如,与服务零售相比,近年来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增幅有所放缓。为了巩固提升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势头,要做好多方面工作,关键是要供需双侧协同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新供给,精准匹配新消费,更好满足消费者对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的品质追求。

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大力推动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将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应用场景。例如,在汽车消费以旧换新方面,我国电动载人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已超过35%,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网联化发展,汽车有望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的又一智能终端,要有序发展车后服务市场,激发更多消费潜力。

推动形成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物流市场。针对市场流通环节的堵点,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鼓励发展与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相结合的物流新模式。打造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加快商品市场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升级,推动线上线下平台融合创新。

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努力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行动,加强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跨地区经营的经营主体为消费者提供统一便捷售后服务,提升消费者售后体验。同时要围绕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全面强化服务质量提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丽岩

田轩:以金融体制改革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以金融强国建设为目标,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需要建立更加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加大银行信贷等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

未来,在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方面,要从结构上调整金融市场供给,以改革开放促发展促稳定,畅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2月19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要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无疑,金融体制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任务中将“落实金融体制改革”列入在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作出部署安排。可见,金融体制改革在有效支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更是金融的宗旨。当前,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实力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之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已演变成“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国家科技创新,使科技和资本要素更高质量结合”的新议题。

继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后,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座谈会进一步要求,金融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要部署,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力度、可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这体现了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战略性重视,同时也赋予了金融高质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历史使命。

金融助力“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可以看到,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群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创新”的主力军。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全国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3万多家,“小巨人”企业1.2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86家(重点细分领域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三)。截至目前,累计有17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占A股上市企业总数的33%;2023年1—11月,A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过70%。这些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科创型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三高一轻”(高科技、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特质,与以银行为主的传统融资供给制度不匹配,融资压力仍是制约当前我国科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科创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相较之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以股权收益为基础,能够有效匹配科技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的风险特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从资本要素端看,创投机构能够筛选出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在经过专业的投前调查后,创投机构往往采用分阶段注资的方式,企业想要获得下一阶段的资金支持,就要持续提升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这样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创投机构与初创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和“敲竹杠”问题,使得企业管理者能够专注于创新活动。

同时,创投机构的辛迪加模式全方位提升了其培育创新企业的能力,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手段,将具有不同专业技能、信息来源、关系网络的机构聚集在一起,能够不断引导资本、技术、信息、人才、市场等各类要素向创新前沿汇集,为创新生产资源要素的集聚与转化特别是具有更大风险的破解“卡脖子”式的创新,创造了充足的动能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说,未来应从资本要素供给的增量和存量两端,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新道路。在优化融资机制方面,建议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监管,建立事前信用承诺、事中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事后信用惩戒的监管机制,从根本上化解银企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不健全等导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商业银行应强化自身产品创新,结合新经济企业发展特点,根据科创企业发展阶段,在授信、期限、额度、模式上进行分层差异化设计,不断创新丰富支持新经济企业的信贷产品体系。

提升银行信贷对创新企业的有效支撑

银行机构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对于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座谈会强调,用好用足货币政策工具,做好审贷放贷、资金申报和存续期管理,将央行再贷款优惠政策通过各金融机构精准传导到各重点领域。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深入研究各重点领域产业政策、发展动态、经营模式、风险特征,加快构建可持续的业务模式。

从资金机制上看,由于银行信贷不存在控制权稀释的问题,企业能够更好地专注于自身的长期价值创造。同时,银行信贷也可以避免股权类融资时的强制信息披露,从而防止企业创新研发计划泄露于竞争对手,有助于保护商业机密,促进科技创新。

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业的充分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信贷的获得性。学术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加剧会促进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其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规模有限,融资渠道少,对信贷供给变化敏感度更高。当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时,往往倾向于进一步创造长期价值,不再会选择被大企业收购。

同时,当企业出现债务违约时,银行的介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保护持续科技创新的能力。一方面,银行介入缓解了企业的代理人问题,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价值。由于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管理层可能为了提高短期业绩、提升知名度、攫取经济利益等原因,投资于无效率的创新项目。但当银行介入后,存在债务违约的企业将通过招聘更加优质的技术人员,替换掉低质量的研发人员,通过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

畅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资本市场是高质量赋能实体经济的动力和源泉,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着重大支撑作用。当前,活跃资本市场,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力点,也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任务。

怎样活跃资本市场?怎样提振投资者信心?怎样从融资市场变成投资市场,真正让投资者去投资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愿意进行投资、愿意留下来继续投资。

未来,在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方面,要从结构上调整金融市场供给,以改革开放促发展促稳定,畅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在存量方面,推动金融机构改革,优化金融机构布局,构建由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

在增量方面,以全面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功能,建立更加匹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资本金融环境。稳步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加强各板块的互联互通,综合考虑行业、市值、财务指标等不同特征,满足不同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推动投资者结构转变,引导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流向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加快转板机制建设,畅通退市后融资通道,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打开多元渠道。

需要关注的是,我国现行的T+1交易制度已无法满足全面注册制背景下健康投资生态构建的需要。实施更灵活、公平的交易制度,将是短期内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实现市场投融资两端动态平衡的重要抓手。对此,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出台配套的风险监管措施。

更重要的是,从内部、外部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坚决执行“应退尽退”股票退市制度,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同时,应进一步推动促进《刑法》和《证券法》的同频共振,严打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换句话说,要严格落实《证券法》,完善证券交易法制化监管。完善市场监察系统交易预警体系建设,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出台发行后续配套的追责和处罚机制并严格执行,加强各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推进《刑法》的修订,追究个人责任,提高刑期上限,大幅提高证券违法犯罪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新发展阶段,以金融强国建设为目标,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需要建立更加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加大银行信贷等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充分发挥市场上各类主体的积极作用,让金融行业在更加自立自强的同时,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轩

杨涛:推进标准检测认证,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

自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研讨的热词,也是今年全国两会金融领域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今年初,中央强调要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从狭义上看,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支付清算体系,亦即国际上通常探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从政策意义看,在我国还包括征信系统及其运营机构;从广义看,金融标准与检测认证同样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约束其“建设规范与质量”,可间接影响金融运行的效率与效果。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2025年形成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一体化运行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在金融领域,标准通常指由政府、监管机构、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等制定的,用于规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等方面的规则和准则。而检测与认证则是保障金融标准落地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

综合来看,金融标准检测认证需要从四个方面发挥其作用。一是更好地服务于金融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质量是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而高质量则是一个相对概念,通常强调产品或服务的可靠性、可持续性、安全性、有效性、可用性、性能、预期寿命、环境安全等。对于金融高质量发展,已经有诸多基于定性视角的分析,但仍缺乏基于量化视角的界定。对此,笔者认为,金融标准检测认证有助于构建金融领域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从而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发展思路与建设路径。

二是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明确重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五篇大文章,这已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的重要切入点。就标准检测认证来看,数字金融方面的探索相对较多;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也有了一些尝试;科技金融、养老金融方面还相对缺乏。总体看,这些领域还存在诸多标准、共识模糊的地方,只有把五篇大文章细分领域的标准检测认证工作做扎实,才能充分保障其写成“优秀范文”。

三是帮助厘清金融生态建设的原则。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金融信用、金融文化、金融伦理等要素,这也是承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土壤”。金融行业以信用为基础,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中央强调“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也构成新型金融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只有在此领域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应标准并落实,才能使得金融生态建设不只停留在务虚层面。

四是更好地保障金融制度型开放。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制度型开放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因素。由此来看,金融制度型开放不仅是推动金融机构与产品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金融市场“游戏规则”设计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对此,金融标准检测认证即是各国金融发展中的“共同语言”,需要基于国际视野不断发挥应有价值。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标准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否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试金石”,关键在于维护好公正性,这在金融领域更加重要。对于金融标准检测认证来说,维护公正性可以从客观性、专业性、程序性和平衡性四方面来理解。一则,客观性是公正性的重要衡量标准,核心在于穿透金融活动的表象,发掘内在的价值;当然金融创新本身可能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这就要把握好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

二则,专业性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在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大环境下,原有的金融要素、金融功能都在不断变革中,学科与实践交叉导致了传统的专业性遭遇多重挑战,因此必须抓好技术、数据、业务场景、风险、监管、生态等关键点,保持金融细分领域的专业性。

三则,程序的合理性是认证、检验检测活动面临的重要挑战,要提高金融标准评估评价活动本身的标准化和合理性,增强程序与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更好地得到市场主体的认可。

四则,平衡性需要做好多元利益协调,因为标准检测认证涉及标准研发机构、检验检测机构、行业协会、各类合作机构、获证机构、专家与消费者等众多利益主体,需探索建立最优的激励相容机制,尽可能保障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商业可持续和公共性的有效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 杨涛

王文涛: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向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就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了深刻阐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科学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我们支持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无疑也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历史演进看,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经济全球化阶段。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曲折向前。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带来诸多干扰,全球化动力和阻力胶着,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呈现四个特点,深刻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是经济全球化格局逐步改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规模比重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显著。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02—2022年,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从19.8%升至40.4%;中国GDP全球占比从4.2%升至18%,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贸易投资影响扩大,成为国际经贸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2002—2022年,发展中国家出口全球占比从29.7%升至45.1%,进口全球占比从26.9%升至40.4%;吸引外资全球占比从28%升至70.8%;对外投资全球占比也从7.3%升至30.8%。国际话语权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代表新兴力量的机制相继建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还不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二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加快重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全球产供链布局既受成本、效率等经济因素影响,也受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当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上升,深刻改变全球产供链。发达国家推动“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对本国产业、就业等影响,推动“制造业回流”。受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等影响,部分国家推行“降依赖”“去风险”,搞“脱钩断链”,加快在周边和盟友国家等“近岸”和“友岸”布局产供链。新兴经济体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力度。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制定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加快吸引外资,对全球贸易投资流向产生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寻求“中国+1”“中国+ N”布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推手。一些跨国企业出于规避经贸限制、降低成本、分散风险等考虑,在全球布局时实施“中国+ 1”“中国+N”策略。全球分工继续深化。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在2020年疫情期间有所下降,但2022年已回升至62%左右,反映出贴近市场、追求效率仍为跨国企业所看重,我国也仍是全球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三是经济全球化动能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不断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恢复全球经济活力、增强世界经济发展韧性注入了强大动力。数字化深刻改变贸易发展模式。数字化大幅提升了商品和服务的可贸易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将消费者快捷链接到全球好物,有力促进销售,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贸易新业态。数字贸易还包括以数字方式跨境交易的服务贸易。据世贸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4.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绿色化蕴含经济发展巨大潜力。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步伐加快,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各国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赛道,竞争更加激烈。

四是经济全球化治理挑战增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轮子”。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对“两个轮子”都有不同程度影响,增加了治理赤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近年来各国单边限制措施急剧增加,2022年达2845项,增长14%。个别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加剧全球产供链碎片化。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贸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近年来,世贸组织多边谈判步履维艰,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损,权威性受到削弱,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已成为普遍共识。区域经贸机制面临挑战。截至目前,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共594项,仅2019—2022年就达107项,占18%,为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动力。同时,部分区域协定排他性增强。比如,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毒丸”条款,限制成员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一些类似区域安排,冲击现行区域经贸机制。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我国贸易规模连上台阶。2013年货物贸易额首次达4万亿美元,2021年、2022年分别超过5万亿、6万亿美元。2023年外贸在2022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达41.8万亿元,表现好于全球整体水平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有望连续7年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左右,中间品进出口占比达61.1%,展现了较强韧性。服务贸易自2014年到2022年连续9年全球第二。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我国引资规模保持稳定。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1.1万亿元,为历史第三高,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引资占比都有提升;新设外资企业近5.4万家,增长39.7%。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已连续11年全球第三。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9169.9亿元,增长16.7%。

开放质量实现新提升。结构更“新”,开放动能增强。2023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表现亮眼,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增长29.9%。跨境电商新业态快速发展,2023年进出口达2.4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额继续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6.8%、7.1%。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53.5%,牢牢占据外贸“半壁江山”。门槛更“低”,开放领域扩大。我国关税总水平从入世承诺的9.8%降至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深入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自2013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首张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来,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条目由190条缩减至27条,全国版条目由2017年的91条缩减至31条。布局更“优”,开放更加均衡。2013—2022年,中西部地区外贸占全国比重从13.5%提升至19.2%。中西部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下,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等,从开放的“后卫”变成“前锋”。

开放平台取得新突破。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丰富。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2023年,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彰显。对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建设贸易强国的三大支柱,分别有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和数贸会等四大展会平台。进博会成功举办六届,累计成交额达4242亿美元,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和外溢效应,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2013—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规模累计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3万亿美元。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实施一批“小而美”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经贸利益纽带进一步拉紧。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十分紧密,两国贸易在建交以来增长了200多倍,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4.7万亿元,超过7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中欧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欧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双边贸易额达5.5万亿元。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方贸易额6.4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开放治理彰显新作为。自贸区网络进一步扩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至22个,自贸伙伴由18个增至29个。目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贸易总额的1/3。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目前,我们正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果丰硕。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提出中国方案,积极推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就渔业补贴、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等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2023年12月,约120个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最终文本完成法律校审,这是中方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协定达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同时,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达成更多经贸成果。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坚定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对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动力。推动外贸回稳向好。升级货物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扩大跨境电商出口,扩大优质消费品和能源资源产品等进口。创新服务贸易,加快出台实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展数字贸易,建设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完善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外资稳量增质。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要求,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深入落实优化外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的意见,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作用,加强沟通服务。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重点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加快创新经验复制推广,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推动高标准经贸协定谈判。积极推进加入CPTPP和DEPA,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谈判,与海合会、新西兰等进行自贸谈判或升级谈判,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纳入谈判,进一步促进制度型开放。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重点是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的“八项行动”,推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加快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深化双边经贸关系。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发挥好两国商务部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作用。深化与欧盟务实经贸合作,提升中俄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更好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落实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成果。深化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提出更多中国方案。

统筹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开放条件下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善产业安全应对机制。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增强重要产品供应链韧性。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促进国际产业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是对人民好、对中国好、对世界好的事业。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王文涛

张进财:深入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和作用,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必须从整体上完善金融监管、优化金融服务、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既需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建设,也需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和作用来促进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软实力”提升。因此,加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对于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个方面的实践要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理解。

诚实守信,是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重信守诺,诚实守信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人生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积累的道德观、经营观。金融行业以信用为基础,要求恪守合同、诚信为本。“人无信不立”体现在经济、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都应将“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以义取利,是金融行稳致远的关键。在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已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金融兼具了功能性与营利性双重特性,只有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使金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创造价值,在义利兼顾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稳健审慎,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立身处世之道。金融高质量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强调“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就是要坚持把握好时机和力度,稳扎稳打,稳健前行。这对于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深化金融改革和具体金融工作中,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为金融业营造有利于风险防控和稳健经营的环境。只有做到审慎监管、有序推进,才能持续推动我国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守正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为金融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统一,不断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才能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当然,创新必须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而不能受利益驱动,打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脱实向虚、规避监管。做到“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就是既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做优做强上持之以恒,又要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推陈出新。

依法合规,是金融稳健运行的基石。“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金融业与货币交易关系紧密,面临着较高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经营、合规操作,铲除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的滋生土壤,形成“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作风和氛围。金融业既要服务国家战略和支持实体经济,又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必须树立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价值取向,遵守金融监管要求,自觉在监管许可的范围内依法经营,让尊崇法律、敬畏规则、依法合规经营成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新征程上,要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繁荣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全面增强金融工作本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张进财

国研分析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全年的经济工作,全面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强调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本文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谈几点粗浅认识。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打响改革攻坚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要看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是技术不断进步,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对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提出新要求,例如,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数字经济相关制度,如数据确权、交易、知识产权保护、流动等一系列的制度提出要求。二是从目标导向看,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需要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体制保障。三是从问题导向看,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只有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整套体制机制,才能保障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如果不能及时建立一整套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就难以引导干部按照新发展理念来推进工作。如果不能在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行业准入等方面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的体制机制,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难以顺利形成。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商业航天,目前航天领域市场准入、资源管理、频谱分配等体制尚不能适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体系性改革。总之,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第三,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当前,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现现代化目标都决定了,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宏观管理与改革开放必须协同发力。一方面,要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另一方面,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加快构建推动和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国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一,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改革,充分释放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克服“卡脖子”问题,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同样需要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创新资源,人才济济,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激发创新动力,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增强民营企业信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23年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受到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要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尽快使相关政策落地生效,不断增强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中小企业量多面广,对就业、发展、创新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将为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增添新活力,因此,要从国内国际新形势出发,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创业环境,深化创投基金、资本市场、市场环境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

第二,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分摊企业研发、制造、服务的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这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着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例如,有的城市公务用车和出租车主要采购本地产汽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素市场分割比产品市场更加严重,人员跨地区流动还面临不少体制性障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不规范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不同企业之间不平等竞争。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面临着确权、定价、交易、流通、保护等多方面的制度缺失,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因此,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破立结合,既要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又要加快建立确保要素、商品、服务有序流动、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从而发挥市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按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第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对外开放是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和在全球配置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华采取“去风险”“小院高墙”等遏制围堵政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益加剧。经济全球化从注重效率转向效率、安全、公平兼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在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趋利避害。要把握国际贸易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带来的新机遇,在维护好传统外贸基本盘的同时,大力推动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加快培育外贸出口新动能。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在沿海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选择条件适宜的地点建立产业园区,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承接产业转移。不断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协调、服务、保护体系,引导对外投资合作有序推进,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十年,要扎实推进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第四,建立和完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是全球性趋势,建立与完善强制性机制和市场化机制协同发力的绿色低碳发展制度体系,是各国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增强应对“绿色保护主义”的能力,维护和增强我国绿色低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积极探索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管理体制。在继续用好环境督查、排放指标控制等行之有效的行政性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绿色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碳市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绿色溢价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抓住能源资源这个重点领域,积极探索相应的体制机制,推动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扎实推进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

一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的需要。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领导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需要,有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党的领导是科学有序推进改革的需要,重大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协调,实现改革推进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是充分调动改革积极性。任何工作都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亦是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善为抓落实,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抓好落实的高度重视。要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干改革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健全正向激励机制,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容错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鼓励干部在推进改革中锐意进取、敢敢为。

三是积极推动改革试点,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累经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对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很多并无成熟经验,比如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碳排放“双控机制”,等等,需要在实践中先行试验,才能做到“先立后破”。回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经典案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之所以避免了人们担心的对农业、汽车、金融等产业的冲击,充分发挥了开放的红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把“复关/入世”谈判的过程,作为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主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目前,我国已经提出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应该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港)”等改革开放先行试验区的作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按照中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部署,率先推进改革开放,进行压力测试,及时总结经验,复制推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隆国强

持续深化金融改革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就,金融业总资产规模快速增加,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市场种类日益丰富,金融监管从无到有,金融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下一阶段我国的金融工作将聚焦为实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已经成为实至名归的金融大国。回顾过去历程,展望未来发展,对我国金融业有着长远的意义。下一阶段的金融工作将聚焦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就

(一)金融机构体系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同时承担着货币发行和财政“钱袋子”的功能,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形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为支撑、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农信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完整金融机构体系。

1.银行业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已从最初的“大一统”体系逐步发展为多样化、市场化的现代化银行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共有45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性银行1家,政策性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25家,民营银行19家,外资银行法人41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1609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信用社54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6家,贷款公司4家,村镇银行1642家,信托公司67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家,消费金融公司31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48家,金融租赁公司71家,货币经纪公司6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其他金融机构42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实力快速提升,在全球银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23年7月5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前20强中,有10家中国银行上榜。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连续六年蝉联前四名。中资银行一级资本总额为3.3万亿美元,总资产42万亿美元,贷款总额24.8万亿美元,存款总额31.3万亿美元。总体来说,我国持有全球银行体系32.67%的一级资本和27.69%的资产。

2.证券业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既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中介服务机构,同时也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投资者,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是我国金融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140家证券公司,从业人数接近36万人,服务投资者2.1亿人,2022年全行业实现营收3949.73万亿元,净利润1423.01万亿元。

期货公司是我国期货市场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期货公司数量达到150家,其中22家获得AA级评价,共有55家入围A级,全市场总管理规模近1.5万亿元。根据中期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为401.58亿元,营业利润为141.32亿元,净利润109.89亿元,期货市场交易额达533.83万亿元,交易量达67.62亿手。

3.保险业金融机构

197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险事业正式开启,当时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2年,友邦保险回归内地市场,同时带来了保险代理人制度,保险业开始爆发式增长。200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揭牌成立,这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保险行业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保险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022年,我国保险业法人机构数量达到237家,保险从业人员579.7万人。

(二)金融业总资产规模快速增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不过数千亿元,金融总资产结构相对单一。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总资产快速积累,步入百万亿元级别的行列,并形成了以银行业资产为主,券商业、保险业资产为辅的格局。金融业资产的快速积累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正面影响,对我国经济腾飞起到了重大作用。

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到419.6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379.39万亿元,占比超过90%。这些数据表明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业依然是主导力量。同时数据显示,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11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7.15万亿元。这三大行业的总资产均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反映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整体活力和潜力。

(三)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市场种类日益丰富

1.信贷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单一银行体制向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制的转变。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业务范围的扩大和市场份额的增加促进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转型,造就了一批国际知名银行,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2年底,人民币贷款余额213.99万亿元,是1978年(1890亿元)的1132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7.33%;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58.5万亿元,是1978年(1155亿元)的2238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9.16%。

2.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仅为国家的计划生产单位。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符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需求,资本市场开始生根发芽,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股权流通,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高,单一的国家控股开始向多层次的产权结构转型。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拉开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序幕。2000年以前,我国股票发行曾采用额度制和审批制,虽然2001年采用了核准制,但仍具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功能未被充分释放。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化运作,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2009年,随着创业板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多层次发展阶段。2023年,全面实行股票注册制,同时退市企业数量达到历史之最,证券市场优胜劣汰的效果正在逐渐展现。我国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1994年到2023年12月中旬,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从246家增加到5323家。全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已经超过2800家,数字产业相关上市公司超过1200家,资本市场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2022年,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直接融资5.92万亿元,共有428家企业实现境内上市,融资5868.86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7844.5亿元,承销发行乡村振兴债券305.21亿元,承销(管理)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含ABS)152只,融资金额1716.58亿元。沪深交易所稳居全球前十阵营,A股市场总市值高达78.8万亿元,A股市值稳居全球第二。

3.期货市场

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以现货远期合同起步,我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1992年,我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1993年,《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下发,国家开始整顿期货市场。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商品期货交易所由十余家缩减至3家,交易品种也从35个降至12个。2000年,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品种是权益类产品和利率类产品。2021年,广州期货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品种包括碳排放权、电力、中证商品指数、能源化工、饲料养殖、钢厂利润指数、工业硅、多晶硅、锂、稀土、铂、钯、咖啡、高粱、籼米、国际市场互挂类期货共计16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萌芽走向成熟,交易规模日益壮大,实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额从2001年的3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34.9万亿元;期货成交量从2001年的1.2亿手增加到2022年的67.68亿手。

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加强。根据国际期货行业协会(FIA)统计,全球期货交易所排名中,郑商所、大商所、上期所、中金所四家中国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在前25位。2023年上半年全球各类期货期权品种成交量前20位排名中,中国品种在农产品品种中所占席位最多,达17席。金属品种中占15席,能源品种中占5席,贵金属品种中占4席。

4.保险市场

1979年,我国保险事业开始复苏。在这一阶段,我国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保一家,且保险品种单一,未形成市场化竞争。1988年成立平安保险集团,1991年成立太平洋保险公司,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992年友邦保险回归内地市场,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多家外资保险开始进驻,我国保险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2018年,银保监会宣布放宽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限制,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截至2022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长至25.05万亿元,保险业累计为实体经济融资超21万亿元,全年总保费为4.7万亿元。总体来说,我国保险市场规模逐步增大,人民保险意识逐渐增强,保费收入占GDP比值逐年上升。

5.财富管理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众的财富管理需求逐渐增加,多种投资方式应运而生。1979年,保险业务和信托业务开始恢复。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较高的利率吸引人们争相抢购。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一级市场股权投资成为一种选择。1988年,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国库券可以在二级市场转让。1998年,国有银行率先出发,探索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路径。同年,我国第一支证券投资基金诞生。2001年,我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诞生。2004年,我国首支阳光私募产品出现。2013年,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理财业务,我国互联网理财快速发展。

截至2022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达133.8万亿元,2013年至2017年规模年化增速为30.96%,2017年至2021年规模年化增速为4.17%。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财富管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养老体系的建设也给财富管理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数字化变革,未来财富管理将成为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核心业务。

(四)金融监管从无到有,金融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广监管、高效率的监管体系,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一行”时期、“三分监管”时期、“一行三会”时期、“一行两会”时期、“一行一局一会”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出现了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和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局面。日益发展的金融市场迫切需要专业监管机构来管理和支持其健康发展。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十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内设金融机构管理司,监管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行业,这就是当时的“一行”集中监管模式。

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自此以后,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银行机构和非银机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证券机构,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保险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正式形成“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体系由“一行三会”调整为“一行两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进行宏观调控,证监会负责证券行业的监管,银保监会负责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管理机制日益完善,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出了重要贡献。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同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统一监管除证券业外的其他金融行业。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时,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企业债审核职责划归证监会,加强资本市场管理,把控风险。自此,“一行一局一会”的监管体系正式形成。

我国金融未来发展方向

从近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看,未来我国金融发展重点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实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1.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融资的激励措施。在该《意见》指导下,2022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为1.4万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正在为推动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发挥作用。在ESG领域,金融机构不仅是信息披露比重最高的群体,也在积极通过投资基金引导企业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我国金融业将继续在可持续投融资领域发力,支持实体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支持产业升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未来我国金融将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继续发展普惠金融,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多方施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3.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好金融服务工作

随着我国产业不断升级,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逐渐加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牢牢把握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做好金融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直击当前金融领域薄弱环节,不断优化融资结构,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例如,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发展银发产业至关重要。在这一领域,现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深入了解银发产业发展特点和融资需求特点,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新型金融产品,推动银发产业健康发展,并满足老年人群体在投资、保险、信贷等不同方面的需求,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二)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重点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业风险。未来我国将坚守防范金融风险的主基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在健全监管制度、实现监管功能有效覆盖、提升监管能力、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方面下功夫,切实把握防控风险的先机,确保我国金融的安全稳定。

(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为了实现金融强国这一重要战略目标,首先,金融机构要实现“三个转变”—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从自身利益至上、短期利益至上转变为客户利益至上、长期可持续发展至上;从低水平信息技术转变为高水平信息技术。其次,建设金融强国必然要求金融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提升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机制,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三,要进一步加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未来,我国将努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审慎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并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供政策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张承惠;三亚经济研究院 贺行知

AIGC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现状及债券业务落地领域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从应用场景来看,主要将其对话能力作为重点方向,智能客服是主要应用场景。从技术主体来看,商业银行通过与第三方合作实现对AIGC的应用。基于AIGC的特点,其可以在商业银行债券业务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智能风控、智能运营和智能投研等领域。在业务落地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战略规划、嵌入业务环节和防范潜在风险等方面。

关键词:AIGC,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大模型

近年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AI)产业发展迅猛,商业银行也乘势纷纷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是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前沿领域,其依托大模型,在数据理解、内容生成等方面相较传统人工智能具有显著优势,潜在的应用场景包括智能风控、智能运营与智能投研等。虽然国内部分商业银行正在积极布局甚至已经落地多种AIGC相关的应用场景,但由于其产生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多数商业银行对AIGC的认识与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AIGC在商业银行业务中的应用前景广阔,对于提升商业银行债券等投融资业务的运营效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商业银行应用AIGC的现实案例

(一)我国商业银行应用AIGC的现状与主要场景

在国有大型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较早布局并使用了AIGC。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与华为等机构合作,于20233月实现了国内首款金融通用模型的研制投产,并将其应用于客服、营销、运营、风控等业务领域;中国农业银行选择自主研发打造AI大模型,并发布了具有语言理解与问答能力的类ChatGPT应用ChatABC,并向员工开放问答助手、工单自动化回复助手等功能。在其他商业银行中,江苏银行较早布局和试用AIGC。在ChatGPT发布之初,江苏银行使用外部公开的代码测试案例验证ChatGPT的代码编写能力;20232月,其宣布接入文心一言生态,并于8月在智能客服场景中落地了AIGC应用。此外,邮储银行、兴业银行等也已宣布通过与第三方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AIGC应用的研究,并将在场景落地相关应用。

从对AIGC的应用场景来看,几乎所有商业银行在布局或应用AIGC时均将其对话能力作为重点方向,智能客服是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如江苏银行的“智慧小苏L3”以话务工单助理的身份融入人工电话客服领域。运营管理是另一重要应用场景。相较早期的AIAIGC参数更多、计算量更大,在处理常规工作时优势明显,能够帮助商业银行实现智能运营并节约成本。如中国工商银行在业务营销、客户服务等各领域应用金融通用大模型等。还有一些商业银行计划将AIGC应用于产品的营销与研发环节。因为对数据的分析能力与创造力是AIGC的优势领域,利用AIGC能够创造出更适合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并生成与之相应的个性化宣传文案,提升研发与营销效率。

(二)与传统AI运营模式的区别

在传统AI应用阶段,大型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技术安全与自主可控,普遍遵循以全场景自研为主的发展路径,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立专用的企业级AI平台。根据调查,我国金融机构AI技术平均自研率在70%以上,大型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自研率要更高(中国信通院,2022)。

商业银行在布局AIGC时其技术主体与传统AI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与第三方合作实现对AIGC的应用。在训练阶段,AIGC的超大规模参数及由此对算力产生的要求导致开发和运营成本非常高。以ChatGPT为例,GPT-3.51750亿个参数,据估计,训练该模型需要上万个企业级图形处理器(GPU),研发运营成本高昂,一般商业银行难以承担如此高的开支。此外,自研大模型所需的技术能力、试错成本及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多数商业银行选择与外部厂商合作,借助第三方厂商的技术与大模型在预训练阶段的成果,利用商业银行金融数据进行精调,以实现AIGC的应用。如国内多家商业银行已宣布接入百度、华为等生态,借助其技术累积研发适用于本行的产品。国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同样选择与大模型厂商合作,如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金融科技公司布罗德里奇等与OpenAI合作,以助力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落地。

此外,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技术累积,选择了自研道路,使用内部数据搭建金融大模型。依托金融数据优势,此类大模型在对金融词汇的理解等任务上具有优势。但由于其仅基于商业银行内部金融数据进行训练,数据量有限,并且在设计之初目标限于金融领域的应用,参数量通常小于主流通用大模型,其在其他任务处理上弱于通用大模型,通用能力较差。国际上,彭博凭借自身的金融数据优势选择了自研道路,发布了BloombergGPT,具有金融知识问答、数据检索等功能,是世界上首款落地的金融大模型(Wuetal.2023)(见表1)。

AIGC在商业银行债券业务中的应用

针对债券领域,布罗德里奇推出了BondGPT来回答相关问题。但我国对AIGC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于智能客服等早期场景,智能投研、智能风控等其他场景应用尚不成熟,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间业务等方面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AIGC凭借其生成能力及其所依托的大模型功能,可以在商业银行债券等业务中广泛应用。

(一)智能风控

智能风控是利用AI技术实现对潜在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与标识。相较传统的AI,应用AIGC能够提升智能识别风险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并减少风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管理成本。

一是传统AI的智能风控通常基于为本行定制的专用模型,语料库小,内容覆盖范围有限。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风险事件的特点和关键词也变得越来越多样。AIGC依托的通用大模型训练集基于海量数据,覆盖范围更广,丰富了数据来源,有助于避免数据来源不足的限制。

二是AIGC凭借其通用能力和知识融合能力,对数据的理解能力也更强。传统AI通常是对文本内容进行感知推理,AIGC则能够对全面综合场景信息进行认知推理,并通过上下文的关联分析更准确地识别风险。这减少了未知风险隐患,使得模型能够及时识别新型风险。

三是AIGC能够助力商业银行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时段把控风险。例如,商业银行在开展债券业务时需要随时关注发债主体的风险,AIGC能够帮助商业银行及时根据公开信息准确了解其风险变化。

(二)智能运营

智能运营指商业银行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基于传统AI的智能运营通常通过构建基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的数字员工替代人工,完成重复性操作。AIGC+RPA模式将给智能运营带来新的突破。一方面,算法和算力的进步使得AIGC在处理重复性任务时效率更高,能够节省时间和资源。另一方面,传统AI仅能根据预先设定的条件处理简单的运营场景,AIGC则能够凭借对数据与文本的分析提出建议,辅助金融机构作决策。AIGC的辅助决策与RPA的快速执行可以促进整个运营流程的快速循环。

以商业银行债券市场业务为例,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大量信息录入、核验审批等重复性工作,使用AIGC+RPA模式能够大幅减少这些工作所耗的时间,提高运营效率。此外,AIGC还具有自动纠错功能,同样可以为运营环节节省人力。

(三)智能投研

智能投研是指利用AI技术搜集、整理和解读相关市场信息。智能投研的核心工作是信息的搜集、整理与报告产出。AIGC对语义的理解能力与创造能力为智能投研提供了支持。传统AI在对数据进行搜集与分析时较为机械,仅能通过设定程序对关键词契合的有限信息进行搜集并产出程式化的文本。AIGC具有对文本的理解能力,能够根据关键词背后的含义搜集、整理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并生成个性化研究报告,其效率高、准确性高、前瞻性强,能够赋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投研从业者。债券业务是商业银行各业务中对公开信息等内容搜集整理要求较高的业务,在进行债券投资、承销时,均需要大量发债主体的数据资料,在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撰写标准化的研究报告、发行文件。利用AIGC可以自动搜集并汇总发债主体网上公开信息,并自动生成研究报告,也可以减少制作发行材料中的重复性工作。AIGC还具有辅助决策的能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对研究工作的支持,使员工能够专注于对专业性要求更高的工作。

商业银行在应用AIGC时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一)重视战略规划

一是商业银行应在战略规划上重视数字化转型及AIGC建设。目前,一些商业银行管理层尚未充分认识到AIGC的重要性,或对于应用AIGC的推进速度较慢,这会使其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AIGC的应用需要纳入商业银行的战略规划中。

二是AIGC的规模化应用需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AIGC虽然是在传统AI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但随着模型参数的激增及对算力要求的显著提高,AIGC的前期投入已经超过传统金融机构的承受范围。在布局AIGC时应重视其他类型大模型的建设与应用,推动不同模态大模型的融合使用。

三是在战略规划上应特别关注国家监管政策的变化。随着AIGC的快速发展,后续相关监管要求可能更加细致,使得商业银行AIGC的先期布局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此,在布局AIGC时应重视对模型运行的监督管理,保证与政策法规的一致性,在训练模型时及时更新输入内容,并根据最新的政策法规对输出内容进行纠错和反馈。

(二)嵌入业务环节

经营管理数字化是目前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AIGC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在业务经营管理环节应加快AIGC的嵌入,使用AIGC与传统AI相配合,共同助力经营管理数字化。

AIGC的应用并非为了将所有已有的AI均替换为AIGC。在当前阶段,传统AI的专用模型在解决很多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能力,不需要完全摒弃。传统AIAIGC各有利弊,使用场景存在差异。二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传统AI将继续用于对准确性、稳定性和可解释性要求较高的场景;AIGC则应用于对创造性、个性化和多样化要求较高的场景,如营销、客服等。因此,在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过程中,应注意传统AIAIGC的配合使用,可以将智能客服等比较成熟的应用场景先试水,在部分场景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尽快落地其他场景,以节约人力,降低人工成本。

(三)防范潜在风险

目前,AIGC还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最突出的是可能出现臆造内容,甚至可能产生一些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因此,在AIGC落地前要对模型可靠性进行充分的内部测试,制定详细的约束机制。在测试与实际应用过程中,应注意对内容的审查,通过嵌入与微调等手段提升AIGC的内容质量。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应用AIGC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当前,多数银行选择与第三方大型厂商进行合作,可能存在金融数据泄露的风险。在使用商业银行数据对大模型进行精调的过程中,应确保银行数据的安全性,防止金融数据的泄露。

参考文献

[1]高兰兰,贾晨,马文嘉,等。金融行业AIGC落地方法论的探索和研究[J].债券,2023(10)。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3.10.015.

[2]中国信通院。金融人工智能研究报告(2022年)[R/OL].(2022-01-21)[2023-11-05].https://mp.weixin.qq.com/s/zvifZ9XX_Gs26-r2tG0cKQ.h

[3]WUS,IRSOYO,LUS,etal.Bloomberg GPT:A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Finance.(2023-05-09)[2023-11-05] .https://arxiv.org/abs/2303.1756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张嘉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范猛

宏观纵览
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既要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展现给世人,更要理直气壮地回应并击破各种唱衰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理解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我国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让种种唱衰“中国的版本”不攻自破。中国经济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更大成就,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一、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来自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全面认识

要全面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二是比较平稳,扣除3年疫情的非正常状态,2013年到2019年,7年间波幅为1.8个百分点,年度之间的最大波幅为2018年至2019年的0.7个百分点。三是走出了三年疫情的低谷,开始进入周期的复苏和上行区间,人流、物流加快复苏,旅游行业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行业稳中有进。四是更可持续,我国经济增长是在单位GDP能耗和污染排放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下取得的,是在经济结构持续改善的条件下取得的,是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房地产业深度调整等背景下取得的。五是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平衡等指标持续好转;从通货膨胀率来看,与居民生活相关的CPI同比上涨0.2%,处于低通货膨胀区间;从国际收支来看,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处于合理均衡区间。综合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历史地看待经济增长。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不是直线式上升,而是呈现明显的波浪式增长特点,既有波峰也有波谷,波峰和波谷沿时间轴交替出现。从最近一轮经济周期来看,经济增速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是经济运行的历史趋势。党中央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出客观判断,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同世界主要经济体一样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产业革命之后,自1825年世界上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主要国家经济运行呈现典型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我国也不例外。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经济运行轨迹来看,也呈现周期性波动特点。党的十八大之后,波幅明显缩小,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作为超大体量经济体,持续平稳,没有大起大落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连续四十多年持续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提高,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前任何盛世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而今14亿多人口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可以说,我国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人民生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放在全球经济版图看。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形势,既要纵向比较,也要横向比较,把我国经济运行放在世界经济运行的版图上来审视,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与魅力一目了然。从国际比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我国年度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2022年达18%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5.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总和,比排在全世界第3位到第7位的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500亿美元,也相当于排在第82位至187位105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从通货膨胀率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低通胀区间,2022年CPI高于10%的国家或地区超过44个,5%以上的有56个国家。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1.76万亿元,再创新高,其中汽车出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

二、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来自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客观分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的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依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

当前的困难和挑战是中国经济走过40余年的高速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经济体后所面临的难题,既要看到海上的狂风巨浪,也要看到彼岸的光明灯塔。

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困难和挑战,有的是老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有的是新问题,是我国经济特定发展阶段所必然产生的: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必然趋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失速论”,伴随着经济总量日益增大,增长速度自然要降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大之后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二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镇化经历了40多年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缓慢提高到1995年的29.04%。1995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20年达到63.89%。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64.72%,2022年提高到65.22%。城镇化越接近完成,速度自然会越慢。三是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3.33‰最高点之后,就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从国际来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人口质的提高的红利可以代替人口数量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四是我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发起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等。近年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制造业回流政策,跨国公司回流资金增加本地投资,同时,出于生产成本考虑,跨国公司加快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国际资本向我国转移的速度有所下降,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境外投资难度加大。五是资源、能源和环境等约束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依靠拼资源、能源和牺牲环境推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总之,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客观存在,我们需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深化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战略举措和战略重点。

改革中的问题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用高质量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党是在不断克服困难、迎接各种风浪的考验中走向成熟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从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出发,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能立即解决的要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要分阶段分步骤,列出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及时予以有效应对和化解,立足早、小、快,不能让局部性问题衍变为全局性问题,让非系统性风险衍变为系统性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要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只要按照党中央要求,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我国经济的航船定能行稳致远。

三、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确保了14亿多人口大国的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就政府而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统筹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性;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也是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密码。就市场和政府而言,既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同时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打赢脱贫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就是鲜活的生动的诠释。

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极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持续释放经济活力。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破除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极大地释放市场活力,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和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培育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促进生产力发展。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主体产生、发展以及退出等必要的条件或因素,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一定意义上,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因为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配置生产要素,有利于企业创新创业,有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指数在全球排名连续大幅度提升,投资中国成为更多外商的首选。即使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限施压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吸引的外资依然位居全球第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未来我国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只能越来越好,吸引全球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向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我们依靠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我们将会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来自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

我国的经济潜力表现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高储蓄率提供充裕的资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60%,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素质高;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5%,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由跟跑到并跑领跑;我国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中等收入人口愈益增多,所形成的巨量消费市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我国经济的韧性表现在:有强大的自愈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很快走上正确的轨道,焕发出蓬勃活力,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几十年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成功地应对了“非典”“新冠疫情”和多次破坏极大的自然灾害,有效地抵御了一场又一场来自国外金融危机和少数国家对我国发起的无端挑衅和“围剿”,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

我国国民经济的回旋余地大表现在:一是我国国土面积大,既有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经济极具纵深的西部地区,既有轻工业密集的东南沿海,也有重工业腹地的东北和西南地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呈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鲜明特色。二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地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新动能不断地“补位”并超过旧动能,平稳地填补经济周期的低谷,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政策工具多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是常态,宏观调控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需要实现多个政策工具的巧妙合理搭配。面对多变的宏观形势,可以打出组合拳,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等,每一种经济政策内部都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供选择,目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波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小的一个时期,始终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就是科学宏观调控的结果。

五、坚定对中国经济的自信来自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会逆转,中国倡导和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行动已经深入人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些都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赢得良好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虽然由于少数国家搞小院高墙而受到一定影响,但经济全球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而且在不断深化发展,向深度融合发展,由过去以人、物的全球流动为主,正向以数据的全球流动、新的制度全球重构等深度发展,中国正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等为迎头赶上科技革命及由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领域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我国目前正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支撑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赵振华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培育路径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一个全新术语——“新质生产力”,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并做了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指导我国生产力变革跃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当前,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需要在理论上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以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

全面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必须从理论层面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含义,深刻认识其形成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存在的,体现为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质”的突变,对社会发展能够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纵观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科学技术始终是促进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变量,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或者说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生产力在发展周期性更替、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低水平“代级”向高水平“代级”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其内在机理可由如下两种过程来阐释。

第一,动力技术的创新发展带来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变化,促成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代级”上升。在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技能的提高、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劳动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和丰富,均会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中,作为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标志,生产工具的效率高低在生产力系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着其他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变化。动力技术是决定生产工具效率的核心要素。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几次生产力变革都是由生产工具变革引发的。从“水推磨”的自然动力生产工具,到以燃料为基础的蒸汽动力生产工具,再到以电力为基础的电气动力生产工具,动力技术的每一次颠覆性创新,都带来了生产工具的革命性改进,从而引发整个生产力系统的重塑。因此,动力科技的创新发展直接决定了生产工具的效率水平,并进一步影响生产力其他要素的贡献,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赋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的创新性重组,带来生产力水平的革命性提升。生产力要素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技术水平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进而释放不同的生产力。在微观层面,新的赋能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进行新的组合,促成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等发生变革,孕育新兴企业,提升企业生产能力。在中观层面,新的赋能技术会带来产业要素资源变化、产业聚集程度变化、产业空间距离变化、产业体系结构变化,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促进整个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在制度层面,新的赋能技术从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市场运作、企业运行等方面全面赋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制度效能,实现对生产资料的有效调节、对劳动产品的有效分配、对市场行为的有效规范,从而不断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技术不断创新,数字赋能技术不断发展,二者效应叠加使传统生产力以周期更短、跃迁速度更快的特点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坚持创新、人才、产业“三大驱动”

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结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可以看出,科技创新、人才效应发挥、产业变革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必须紧紧依靠创新、人才、产业“三大驱动”,更快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无论是动力技术创新发展引发,还是赋能技术创新发展推动,关键在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第一,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多个方面,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更为显要。因此,要围绕科技创新这个核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出一系列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双轮驱动”。第二,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按照“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的要求,继续推进和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第三,聚焦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顶尖水平,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谋划,在科技资源上快速布局,积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更大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人才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看,劳动者是最积极的因素,在生产力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人才作为高能力劳动者的代表,其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直接要素,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最深层。新质生产力的竞争,源头是人才的竞争。第一,加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第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把人才从科研管理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加强政策和环境引才聚才力度。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配套相关政策体系,搭建人才发展平台,营造敬才爱才良好氛围。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产业是实现人才和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终落脚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精准发力,做到分类施策、重点发力。第一,支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骨干性、支撑性作用。因此,要保持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大科技创新和应用,提升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同时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巩固其支柱性地位。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新科技研究和运用的重要领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积极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第三,未来产业是关系一个国家和地区长远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因此,要围绕若干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成长计划,抢占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特别是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将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无疑成为未来产业聚焦的重点方向。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蒋永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文武

以系统性可行性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按照“先立后破”的总体原则,树立全局观念、坚持系统思维,明确改革目标,着眼于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关注解决当前问题与关注长远发展之间的协同联动关系。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对这一改革作出部署。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现实弊病、谋求未来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基础的信心和决心。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与逻辑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进行了两次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以“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另一次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两次改革的背后均有深刻的经济与现实逻辑。

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主要任务是改变以往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释放经济活力,而与计划经济相伴的统收统支、中央地方财政大一统的财税体制成为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980年,我国开始进行政府间收支划分改革,自此,国家开始下放财权,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责任,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项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成了“财政包干制”,在完成了上解中央的部分后,剩余的财政收入留给地方,这极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财税体制也出现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是过度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两个比重”不断降低,即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在此情形下,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将收入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按税种划分,将所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二是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三是建立了转移支付制度调节地方财力不足的困境。分税制改革取得了瞩目成就,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严峻形势,极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应对危机能力和推进重大改革能力。同时,财政收入从按企业隶属关系到按税种划分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受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分税制改革仍存在部分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善解决,如对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地方政府财力保障不完善以及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推进等,已不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新发展阶段需要进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和中心任务

当前,中国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从国际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正在深刻塑造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重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较大冲击。

从国内看,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的共识和行动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现行财税体制在平衡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与财政运行等方面略显乏力,特别是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持续承压。一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现走弱趋势。2023年,财政部公布的14项主要税收收入项目中,仅5项为增长,其余9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9%,第三大税种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3.5%、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另外,非税收入35655亿元,同比下降3.7%。另一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断承压。2023年,财政部公布的10项主要支出科目显示,除卫生健康支出外,其他9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等民生支出分别增长8.9%和4.5%。此外,政府性基金预算降幅明显。202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705亿元,同比下降9.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5.8万亿元,在上年同比下降23.3%的情况下,同比再度下降13.2%。

在当前财政收支如此“紧平衡”的状态下,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亟须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笔者看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重塑激励约束制度,推动财政进入更可持续的运行空间,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前瞻与制度设计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各级政府和各个领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在充分总结历次改革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强谋划和顶层设计,按照“先立后破”的总体原则,树立全局观念、坚持系统思维,明确改革目标,着眼于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关注解决当前问题与关注长远发展之间的协同联动关系。

第一,完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财税收支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是加大民生支出,增强民生福祉,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财政资源的配置应把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加强税收的调控功能,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税收制度营造高效与创新的市场资源配置环境的功能,在再分配领域优化税收制度在不同要素报酬之间的汲取能力,在三次分配领域增强税收制度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责任引领。三是推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层、以社会救助为兜底层、以社会福利为扩展层、以慈善捐助和优抚安置为辅助层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第二,完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财税收支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生态环保投入、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构建绿色财政预算支出制度,继续完善预算支出编制中环保科目管理、明确各级政府的环保支出责任、加强对环保投入资金的管理、建立环保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二是构建绿色政府采购制度,颁布绿色采购标准、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规,建立绿色采购激励机制、制定绿色采购计划、规范政府绿色采购程序。三是构建绿色税收制度,研究支持碳减排、实现“双碳”目标的税收政策,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建设等相关领域实施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第三,完善引导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的财政分权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的现代化。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需要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财权和支出责任。只有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才能减少财政收支矛盾,防止市场人为分割和垄断,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公平的财政关系和竞争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江苏省委会副主委、南京财经大学校长 程永波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并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部署。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之相适应、相配合。新征程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充分把握并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内外循环互促、系统协调全面、包容安全共享的基本特征,推动形成更有活力、更有韧性、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体制机制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是我们推进开放与发展事业的重要遵循。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与国际经贸规则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走出了一条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今天,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都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会冲击部分固化的利益藩篱,甚至可能会“伤筋动骨”。只有牵住制度型开放的“牛鼻子”,进一步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迈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在制度层面的高度统一。

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为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实惠。据海口海关统计,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继2022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后,2023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图为2024年1月1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拍摄的中免集团海口国际免税城。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必须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跨境流动。要进一步推进关税减让力度,降低工业品和部分能源的进口关税水平,适当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关税,适时调整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另一方面,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制度供给。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在重点领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完善与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探索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市场采购等“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加快破解制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二、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外循环互促,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开放、发展与内外循环的重要关系。开放与发展要立足自身基础、把握战略主动,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开放与发展要面向全球、提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水平和层次,有赖于国际循环的强大支撑。

2023年11月5日至10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质量产品汇聚进博会,更好地诠释高品质生活。图为2023年11月5日,在第六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参展人员佩戴VR设备体验产品。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作为我国新一轮开放的着力点,极大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韧性,推动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国内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50%以上,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40%;国内大循环不断畅通,有效稳住了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基本盘,成为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依靠。从国际看,与2012年相比,202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1.5%,达到约42万亿元,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96.2%,达到5.98万亿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二服务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吸收外资增长61.2%,达到1.2万亿元,双向投资居世界前列。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丝路海运”航线通达全球43个国家的117个港口,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外循环互促,要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内外市场联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一方面,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基础。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稳步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积极构建内外贸融合的分销体系,在强化外贸的同时,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升内外贸协同能力,推进知识产权、质量保障、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国内外市场衔接。完善投融资机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作用,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进一步挖掘中西部的潜能,打破地区间封锁和垄断,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内陆地区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能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关键原材料和核心技术的国内供应能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对开放的自主驾驭能力。另一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支撑。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基本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汇聚融合国外高新技术、高级人才等高端要素,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畅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需与外需的联动,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形成“以内领外、以外促内”的良性互动格局。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完善产业链,依靠创新培育发展高端产业,强化发展的要素、供应链和国际空间支撑,确保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迈进。

三、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系统协调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均衡稳定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强对开放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深刻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在许多重要场合、重要讲话、重要会议上阐述了系统观念,并充分运用到改革、开放、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刻理解把握系统观念,就要强化用系统思维观察分析、研究解决开放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树立系统协调全面的大开放思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要素、信息等各方面的全球化,近年来的大国博弈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展到科技领域、金融领域,整体呈现多领域、复杂性、严峻性等特征。回顾世界经济史,自18世纪以来称得上“强国”的英、美、日等国家,无不在产品、技术、要素、航运、金融等方面形成全方位优势,在区域乃至全球经贸格局中拥有话语权。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系统工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能只是某个领域、某个地方、某个方向的单兵突击,各个领域、各级部门都要行动和参与进来,需要统筹谋划、强化协调。尤其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下,需要统筹考虑的对象更加多维、需要多方配合的因素更加全面,只有调动各方力量、运用各种资源,打出新的“组合拳”、合奏出新的“交响曲”,才能下好开放发展这盘大棋。

以系统观念谋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开放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人才、数据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大开放格局,带动实现发展的整体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一方面,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统筹协调,构建开放与发展的合力。要加快实现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其他经济技术合作之间的融合互动,实现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协调发展。强化贸易政策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统一政策导向、凝聚政策共识,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提升开放的整体性、协调性,提升开放综合实力。要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持续加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与合作,重视发展本土化、一体化、立体化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坚持并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实现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统筹好协议开放与自主开放,增强对外开放的全面性、系统性。在提升贸易投资质量的同时,逐步在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产业分工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形成中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决策权。

四、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包容安全共享,确保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为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实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论断,实现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幸福三者的贯通。

近年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渗透,外部风险和挑战整体呈上升趋势,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复杂严峻形势。从国际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经济领域风险积累,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格局趋向复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从国内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化,改革逐步走向深入,诸多领域经济安全风险凸显,在更安全的条件下扩大开放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图为2023年8月30日,“中外运海口”轮缓缓驶离青岛港,驶向印度钦奈港。2023年以来,青岛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发 张进刚/摄

实现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坚守安全开放底线,建立以安全可控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信息化平台为手段、以法律为保障的现代化风险防控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积极推动在气候变化、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生命健康、环境治理等关乎人类福祉的关键问题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动全体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广泛的朋友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顾学明

金融透视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基于金融市场开放视角

摘要: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大量外资流入,进一步催生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于中国高效利用境内外市场、配置全球金融资源、提升政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加剧国内市场波动,推升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本文在分析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的基础上,从资金跨境流动便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储备地位三个方面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并指出紧抓机遇的同时还应注意防范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和金融监管难度加大等挑战。最后,从学习借鉴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经验、提升经济实力促进合作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三个方面,提出稳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改革

一、引言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随后的十余年间,人民币国际化在波折反复中稳步前进,人民币的各项国际货币职能都得到了长足发展。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迫于美方压力,中国于2020年4月1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将迎来更好的宏观环境,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当然也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因此,探究金融市场全面开放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稳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不断增强,是中国十余年间不断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成果,但是我们仍应正视当前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本文将从国际支付货币、世界储备货币以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一)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现状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一个连接全球数千家金融机构的高安全性网络,金融机构使用它来发送安全信息和支付指令。由于SWIFT的安全、规范、高效,目前几乎所有开办国际业务的银行都加入了这个系统,各国货币在全球的使用量有直接的展现。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时间为2020年,故本文截取2020年前后人民币在SWIFT中的国际支付份额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

根据SWIFT统计数据,人民币占国际支付的比重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2019年,人民币占比国际支付货币的比重大多数月份在2.00%以下,国际支付货币活跃地位可以稳定在第五位或第六位。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人民币占比国际支付货币的比重从1.65%逐渐增加,围绕2.00%上下波动;2021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间,占比不断攀升,并在2022年1月达到峰值3.20%,一度超越日元,排到第四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带来贸易投资的迅速增长,带动了人民币用于国际支付的比重。在这之后,人民币占国际支付货币的比重迅速回落稳定至2.00%以上,但在2023年1月的统计中人民币占比国际货币为1.91%,近一年内首次“破2”,出现新低。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疫情管控放开的初始阶段,经济、金融会出现一定的波动,导致人民币国际支付比重降低;另一方面,人民币可能绕开SWIFT支付,通过自身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结算,导致人民币国际支付比重降低。另外,从世界各国支付货币排名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基本可以保持在世界第五大支付地位,排名前四的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虽然人民币在支付货币上进步较大,但仍和上述主流支付货币的比重相距甚远。

(二)人民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现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探明的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由2020年第二季度的2.05%提高到2022年第二度的2.88%,目前是世界上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在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不断上升,然而相较于主要的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占比之和约80%),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依旧较低。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依然是漫长而艰巨的。

另外,根据我国央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在维持现有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的前提下,IMF将人民币在SDR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将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同时将欧元、日元和英镑权重分别下调,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此次审查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由于采用SDR进行兑换时,是根据篮子里每个货币的比例,加权算出SDR和美元的汇率。所以,此次上调人民币在篮子中的比重也说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认可。

(三)人民币在CIPS中的现状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技术支撑。在CIPS诞生之前,跨境人民币清算主要通过清算行模式与代理行模式(如图4所示)。上述两种模式的清算流程为:第一,境外企业委托境外银行向境内企业付款;第二,境外企业通过SWIFT报文通知境外人民币清算银行或境内代理行借记其人民币清算账户;第三,境外人民币清算银行或境内代理行收到报文后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划拨资金至境内银行;第四,境外银行收到资金后向境内企业完成付款。由于清算行、代理行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加之人民币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初建立CIPS.CIPS与前者相比的优势(如图5所示),在于可以完成实时全额结算和定时净额结算,满足参与者的差异化需求。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英欧等经济体在禁止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使用SWIFT系统方面达成一致,这也给我国加快建设CIPS带来警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2年期间,CIPS系统累计处理人民币支付业务从8.67万笔增长至440.04万笔,金额从0.48万亿元增长至90.7万亿元。2022年较上一年总业务量与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1.69%和13.94%,业务量稳步增长。截至2022年10月末,CIPS系统共有参与者135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77家,间接参与者1276家,覆盖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CIPS使用率及覆盖率正持续提升。其中直接参与者可以通过CIPS办理人民币清算,而间接参与者经由CIPS清算的交易全部需要通过SWIFT系统。所以我国在跨境支付结算方面不能完全脱离SWIFT通信系统,CIPS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一)促进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便利

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以后,将极大地增加外商在华投资的便利性。根据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某一行业的一项投资,不但可以提高该行业的收益,并将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产生连锁反应,由此提高了对其他行业的投入和收益,最终实现国民收入的倍增,同时人民币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加。

首先,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跨境流动便利,可以推进更高水平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带来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的吸引力,可以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其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促进其跨境流动便利。跨境流动增强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便于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丰富可投资的资产种类,便利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央行类机构更多配置人民币资产。再次,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跨境流动便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平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要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行使其交换及支付的职能,若缺少完善的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将缺少推进的基础。最后,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跨境流动便利,是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良好契机。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将使更多人民币结算和融资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从而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二)倒逼金融基础设施发展

一方面,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将促使以CIPS为代表的人民币业务相关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发展。首先,金融市场开放使人民币相关业务量急剧上升,如果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不能协同发展将造成人民币业务受阻,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在某些金融业务上,中国给予外资全面国民待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再只是同国内竞争,还需要面对一众有实力的国外金融机构。所以中国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只有靠自身不断发展,才能避免被淘汰。最后,外资带来较为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与经验,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被中国相关金融机构有效习得,提高在金融业务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将促使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建设发展。首先,金融市场开放可以增加区块链在其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与支付,与金融有天然的契合性。这将有利于跨境结算的效率提高和安全性保障,从而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次,金融市场开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提高人民币运用效率,中国会将一部分的市场重心转移到发展数字人民币上。且央行数字货币有央行背书,币值稳定;不依赖银行账户,十分方便。最后,金融市场开放有助于数字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数字人民币走出去的速度会更快。如中伊两国石油贸易用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结算,新诞生石油人民币体系,可以为产油国进行石油交易时再提供一个石油货币的选择,从而为那些有绕开石油美元需求的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更多国家接受石油人民币体系。

(三)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

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使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增加,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从官方储备来看,别国会根据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风险管理,进一步优化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金融市场开放有利于各国对于人民币预期收益的增加,并且随着各国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增加,会对人民币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正相关的作用。从私人储备来看,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深化,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的吸引力。截至2022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余额为9.6万亿元。这将有利于各投资主体增加人民币的储备,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使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的比重增加,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第一,在2015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成为“篮子”里的第五种货币。而申请纳入SDR需要符合货币“自由使用”和货币在贸易中有较高权重两个条件。我国为实现前者,不断改革和开放金融市场达到IMF审查的要求,IMF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3223.8亿美元,占比2.88%,较2016年第四季度刚加入SDR时提高了1.81个百分点。第二,中国国债三个月基准收益率纳入特别提款权利率(SDRi)篮子,并且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产品较为丰富、收益相对较高、风险较低,目前境外央行是国内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境外投资力量。通过金融市场开放,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促使SDRi上升,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四、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

(一)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大

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会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大。首先,金融市场开放后增加了资本流动,如果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不足,可能影响一国金融的稳定,从而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其次,金融市场开放需要面对国际游资的冲击,需要做好游资冲击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准备。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抓住泰铢汇率波动做空了市场,导致泰国的经济在而后二十年较难有起色。再次,金融市场的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货币独立性的政策进行冲击。中国在三元悖论中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若损害其一也会对汇率造成影响。最后,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提高,可能面临特里芬两难境地导致币值不稳。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因此,政府对金融机构和股市的监管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货币政策也缺乏公开性。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远远不具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所应有的保值、增值和变现便利等内在要求。

(二)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

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竞争上将更加激烈。第一,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可能有更多的国家选择直接跳过美元等强势国际货币用本币结算,这会引发美国的刻意打压。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这种行为是对美国公民权利的侵犯,因此,美国将会对那些拒绝在结算中使用美元的国家实施制裁。第二,金融市场开放一旦未达预期或出现恐慌,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受到打击,投资者可能会选择美元、瑞士法郎、日元成为主要避险货币。如2008年金融海啸,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债务上限危机,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等,上述避险货币的汇率强势拉升,充分发挥避险属性。第三,金融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数字货币的进入,不单单是传统纸质货币,越来越多国家在开发数字货币,未来在国际货币中的竞争势必加剧。如欧盟推出数字链,加快数字欧元建设,旨在未来五年内提升欧元国际化程度。加之目前外汇市场并未完全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进而造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竞争上更加激烈。

货币竞争不可避免,在美元、欧元地位进一步加强的时代,人民币如何能占据一席之地变得尤为困难,“去美元化”的实现更加依靠人民币投入竞争中。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背景下,需要投入更多的要素与头部货币进行竞争,从而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三)金融监管难度增加

金融市场开放水平要与监管能力相适应,全面放开金融市场易造成监管难度增加。第一,中国金融市场是被迫提前放开,并未完全做好准备,在金融体系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漏洞,这会给金融监管增加一定的难度。而且,金融市场开放的初期,相关的法律亟待完善,或许不能限制某些非法投机活动。第二,外资带来的某些复杂金融产品增加了消费者的识别难度,造成信息不对称。虽然看起来似乎无明显违法违规且风险防控适当,但是这类产品存在诸多隐患,最终也会增加监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第三,在数字经济时代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现以区块链货币的监管为例,其监管难度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要求公开个人信息,意味着不需要实名认证,给违法犯罪者有了可乘之机,危害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监管困难。另一方面,高效率增加风险传播速度以及没有统一的监管体系和标准,金融监管难以发挥其作用。

五、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学习借鉴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经验

中国应学习世界主要国际化货币国家,从美元、欧元、日元的国际化历程汲取经验。美元成功的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物质扩张”阶段,技术水平和金融实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阻力。中国目前应该以巩固“物质扩张”基础为首要目标,避免对美元霸权的正面挑战,为提高科技与金融竞争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弯道超越奠定基础。欧元国际化的经验为人民币提供了一种依靠区域货币合作走向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的范式参考。为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动谋求区域货币合作的契机,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我国应倡导“东亚共识”,加强与日本在该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其制度化体系的建设。以此为人民而开辟出一条依靠区域化走向国际化的有效路径。日元成功的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在于,应把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优先目标,再考虑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运用;应建设国内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之成为扩大人民币国际交易的基础条件之一;应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和汇率稳定,使之成为国际投资者偏好的国际资产。

(二)提升经济实力促进合作

国家间的合作能否促成,是否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这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首先,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说,关键货币来自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其历史传统这一事实。我国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速金融体系改革,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让人民币逐渐走向世界。并且一国货币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参与度高低及其自身稳定与否决定着它能否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它的币值一定是比较稳定的,唯有发行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状况平稳,才有币值稳定的依据。这样可以加强国外对人民币的持有能力,对国际货币充满信心。其次,中国人民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央行的国际合作。相互扩大本币互换规模,必要时提供一定的援助贷款,构建在货币领域良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同时加强与各国政府合作。例如,2023年3月30日,巴西宣布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直接以本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交易。再次,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期需要借助一定的政治手段,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合作。如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以政治谈判的手段向沙特施压,通过“石油美元”协议,进而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最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初显。这背后实质上是中西方的利益诉求、文化根源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中国应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良好的大国形象。

(三)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会带来一系列的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我国需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第一,健全相关法律措施。要强化人民币国际流通监管等功能,需要政府出台一套有效的法案与措施,借此加强人民币与全球资本流动接轨,加强大型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全球真正统一授信制度。第二,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政府需要积极排除金融隐患,加强金融监管,避免资本过度流动给外汇市场带来影响与扰动。同时,为推动金融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应加强政府的监管创新,合理配置监管资源,进一步改革其分业监管的传统模式,赋予有关部门必要的统筹协调手段,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的风险防范。第三,结合实际情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程是个漫长而又动态发展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从中国的现状出发,与世界经济整体环境相结合,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同时,资本的跨国流动会增强各国的利率联动性,波动的传导效应会增大,汇率风险难以避免。因而,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是深化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只有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机制,才能更有效地稳定汇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此过程当中,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有可能存在着种种风险,早做准备、防范风险,让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最终对世界经济良好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河北经贸大学 陈嘉乐 杨栋旭

金融风险处置中的债权保障政策

债权保障政策是金融风险处置中的核心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还会直接影响金融风险的处置成本。为此,本课题组对金融风险处置中债权保障政策进行了认真研究,重点分析了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风险处置实践经验,并提出了几点思考与启示。

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坚持有序打破刚兑,依法落实债权人吸损责任

在金融风险处置中,股东和债权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以落实银行自救责任。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各市场主体依法承担经营失败损失的法律责任。如果经营失败出现风险,也要首先进行“自救”,即通过资本盈余吸收损失,如果不够,则由股东根据自身出资依法承担损失,直至股本清零。如果“自救”失败,则股东承担机构破产重组或清算的法律后果,债权人通过转股、减记、削债等方式依法承担损失或按照破产清偿程序依法受偿,强化对问题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市场约束。

强化市场纪律,同业债权和50万元以上存款不予保障。存款保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处置问题银行风险的根本目的也是更好地保护广大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加大力度宣传和推行《存款保险条例》,在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中不得随意提高保障限额或扩大保障范围。

股东和债权人吸收损失前,不应当由公共资金承担损失。为避免滥用公共资金补贴市场主体,将市场风险转移给政府,从国际金融风险处置实践中看,各国普遍遵循这一原则。近期有观点提出,即使银行已严重资不抵债,即将进入破产程序,也希望对原有股东权益实行全额保障,债权人不承担任何损失,这种做法既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立法精神,也不符合国际普遍做法。

坚持依法合规,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股东吸收损失前,债权人不能承担损失。根据《金融稳定法(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实施股权、债权减记的,应当按股权、次级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进行。股东在被处置金融机构中的财产权益不足以弥补被处置金融机构资产损失,且该股东拒绝追加出资或者追加出资仍不足以弥补资产损失的,应当全额减记股权。

债权要按照清偿顺序承担损失,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债务清偿顺序依次为:职工债权、储蓄存款本息、除职工债权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普通债权。如果随意改变承担损失的顺序,则容易扰乱市场预期,破坏市场规则。

平等公平保障同一顺位的债权。《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近期有观点认为,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式协调用于补充问题银行流动性或支付的资金可视为共益债务,应当优先全额保障,这一做法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共益债务的规定,所谓“协调的资金”,应当跟同类别同性质债权同比例公平保障。

确保各类债权人“所得不比破产清算更差”。根据《金融稳定法(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如果债权人在风险处置中所应获得的清偿比其在机构破产清算时所应获得清偿还要少,该债权人有权向处置主体主张补偿,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对于使用公共资金保障债权的,保障政策要公开公平公正,保障资金及时到位。一是及时发布保障政策等公告,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开展大额债权收购、债权转移等工作,并适时进行信息披露,稳定公众和市场预期。二是依法制定针对不同债权人的保障政策,保障各类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公平对待。三是及时给予债权人保障。

坚持“稳中求进”,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

在金融风险处置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性风险大于道德风险、宏观风险大于微观风险、社会风险大于经济风险”,对债权予以充分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涉众、涉稳债权的保障要按照“稳中求进、稳字当头”的原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前提下,“可保可不保的尽量考虑要保、可多保可少保的尽量考虑多保、可快保可慢保的尽量考虑快保、可先保可后保的尽量考虑先保”。

国际金融风险处置中债权保障的做法

国际金融风险处置基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核心是机构先进行自救,股东首先依法承担损失,债权人按照法定清偿顺序或协议约定,通过减记、削债、转股等方式承担损失。

硅谷银行处置

2023年3月9日,在存款人持续挤兑的背景下,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DFPI)宣布关闭硅谷银行(SVB),并任命FDIC为接管人。美国处置当局从最初的偿付受保存款,迅速转变为启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采取“接管+过桥银行+收购承接+破产清算”方式进行风险处置,并对SVB存款实施全额保障。

在未判定为系统性风险时,采取存款偿付方式,保障全部受保存款,非受保存款人根据资产回收情况受偿。FDIC通过设立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民银行保障25万美元以下受保存款,并对非受保存款提供一定比例的预付款(后续还将从SVB的资产处置中进一步受偿)。在偿付策略下,SVB的有效资产集中处置将遭受较大贬损,难以覆盖全部存款,非受保存款人将遭受一部分损失。

随后,经过严格的限定条件和决策程序,判定SVB倒闭属于系统性风险,才对SVB存款全额保障。经美联储、FDIC判断,由财长报请总统决策,最终确定SVB倒闭属于系统性风险。FDIC设立硅谷过桥银行,承接处于第一受偿顺位的全部存款1190亿美元,充分保障存款人。

未被承接的无担保债权和股东权益留在“老壳”破产清算,预计将全部损失,这严肃了市场纪律。处于第二受偿顺位的无担保债权和全部股东权益共约455亿美元留在了SVB,预计在破产清算程序下无资产分配,依法承担损失。

瑞士信贷处置

瑞士信贷于2023年3月起出现流动性危机,为恢复公众对瑞士金融稳定的信心,防止恐慌情绪蔓延、金融风险扩散,瑞士政府、瑞士中央银行和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连续出台多项紧急举措,快速推进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的合并,并于2023年3月19日签署了合并协议。

充分压实“自救”责任,减记股东权益和其他一级资本。根据合并交易的交易对价及损失保护条款,股东权益大幅减记、其他一级资本全额减记。其中,股东持有股权的净资产由451亿瑞士法郎减值为30亿瑞士法郎,相当于吸收损失421亿瑞士法郎,占损失吸收总额的七成以上;其他一级资本(AT1)债券减记为零,相当于吸收损失158亿瑞士法郎,占比不到三成。

AT1债券减记为零的举措合法但与市场惯例不符。根据金融市场的一般共识,在银行面临清算处置时,AT1债券的受偿顺序在一般债权人和次级债之后,在普通股之前。但在本次合并交易中,清偿顺序靠后的普通股东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而靠前的AT1债券却被全额减记,明显有悖于市场惯例,或导致数千亿美元的AT1债券面临重新定价风险。

我国金融风险处置中债权保障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制度变迁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要始终坚持有序打破刚兑,股东和债权人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通过股权清零、大额债权打折承担损失,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

2003~2015年,问题中小银行和“德隆系”风险处置过程中,个人储蓄存款全额保障,其他个人债权打折保障,对公债权不予保障。2003年银监会设立后,在江西4家城信社、青海8家农信社、黑龙江4家城信社等27家高风险存款类机构的处置中,个人存款全额保障,所有对公存款“一分钱也没赔”。2004年“德隆系”风险爆发,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出台《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通知,明确个人储蓄存款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本息全额收购,其他个人债权本金10万元(含)以内的全额收购,超过10万元采取打折收购,金额越大的个人债权打折越多,体现了市场化取向。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施行,明确对存款实行50万元限额偿付,同业债权和50万元以上存款不予保障。《存款保险条例》明确了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包括个人储蓄存款、企业及其他单位存款,但金融机构同业存款、投保机构的高管在本机构的存款不在被保险范围。50万元以上存款人和同业债权人有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限额偿付能够促使同业机构和大额存款人不仅仅关心存款利率与服务,还要同时关注银行风险并“用脚投票”,从而发挥其“选择银行、监督银行”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作用,促进银行降低风险、审慎经营、稳健发展。

思考与启示

一是坚持有序打破刚兑,依法落实股东和债权人吸损责任,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对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要严格按照《存款保险条例》规定,对同业债权和50万元以上存款不予保障,地方政府等方面也不应通过自筹资金或借款等方式提供保障。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对问题银行和债权人的市场约束,在股东和债权人吸收损失前,不应当由公共资金承担损失。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强调“买者自负”和“风险自担”。

二是坚持依法合规,坚持“稳中求进”,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各类债权人权益。在股东吸收损失前,债权人不能承担损失。要按照法定顺序清偿各类债权,确保各类债权人“所得不比破产清算更差”。对处于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依法按比例清偿,不应当优先清偿所谓“协调的”债权,以此杜绝协调资金,促使运用“五一机制”实现“非纠正即处置”,将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建立起来并常态化运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保障涉众、涉稳债权。积极引导预期,保障政策要公开公平公正,保障资金要及时到位,维护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

三是严格按照《存款保险条例》规定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同时明确系统性风险的认定主体、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防止滥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的使用应符合问题机构被接管、被撤销或申请破产的法定情形,符合50万元以下存款的法定保障范围,符合直接偿付、委托偿付以及促成收购承接的使用方式,存款保险基金的使用应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同时,要尽快明确系统性风险的认定主体、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推动系统性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建设,避免随意援引或认定系统性风险,防止滥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课题组主持人:王玉玲(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课题组成员:欧阳昌民 孙彬 楚静 高明睿 王梦莞」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课题组

银行间外汇市场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贡献力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融工作成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银行间外汇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紧密围绕深化外汇市场建设、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双向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重点任务,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标志金融工作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地位进一步提级,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要支撑。

一、深刻领会建设金融强国的责任使命

银行间外汇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遵循我国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称“交易中心”)正式成立,银行间外汇市场由此起步。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用“八个坚持”系统阐述了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精髓要义,提出了“三个着力”的高质量服务要求,要求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于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金融强国内涵,重申“八个坚持”,鲜明提出“六个强大”、明确金融强国关键核心要素,提出建立健全“六大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并首次提到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外汇金融工作者应当进一步强化责任使命、主动担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二、银行间外汇市场支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着力点

(一)深化外汇市场建设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提出“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外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强调,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汇领域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外汇领域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引领银行间外汇市场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中间价汇率形成机制日臻完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愈发显著,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成功应对多轮高强度外部冲击;人民币中间价、人民币参考汇率、人民币汇率指数、外汇掉期曲线、外汇期权隐含波动率曲线、货币掉期曲线等基准指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伴随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内在韧性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相较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体现出了更好的稳健性。

市场体制机制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清算机制不断演进,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业务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2005年以来,做市商指引多次得以修订完善,逐步构建起了多源与多层次市场流动性分层体系,为服务实体经济、提高价格发现功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创造良好条件。2023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29.3万亿元,会员机构946家,市场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交易中心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和金融科技合理运用,以高效运行、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有效支撑市场有序发展。2018年上线CFETSFX2017电子交易平台达到国际先进标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系统功能不断迭代,多种接口服务涵盖授信管理、做市报价、交易达成、信息服务、交易后处理等业务全流程,大幅提升了自动化处理能力和智能化交易水平。近年来,iDeal工作台、交易质量分析服务、iData数据挖掘产品、回测及仿真交易平台等一系列创新应用相继涌现,持续深化金融科技探索与实践。

(二)加强优质金融服务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并提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外汇业务作为支持涉外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宣导落实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产品服务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具备外汇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以及期权组合等全品类产品体系,近年来进一步上线挂钩LPR、SOFR等基准利率的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产品,以及美式、亚式、欧式障碍和欧式数字期权等外汇衍生工具,有利于提高柜台市场交易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交易币种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已经覆盖30种国际主流和新兴市场货币,尤其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直兑业务快速发展,可以避免通过中间货币转换,大幅缩减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双边报价点差。

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交易中心连续多年实施减免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相关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手续费优惠措施,手续费减免通过金融机构让利传导给中小微企业,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银企平台方面,交易中心将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发展经验延伸至代客业务,于2020年上线银企交易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实现电子化多银行询价、交易和全流程管理。截至2023年末,银企交易服务平台企业用户突破1000家,广泛覆盖科技、通信、医药、机械、化工、货运等行业领域。

(三)扩大金融双向开放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并提出“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银行间外汇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重要门户,积极发挥外汇业务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金融枢纽作用,持续深化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员机构方面,截至2023年末,银行间外汇市场涉外机构会员达到204家,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其中,外资机构在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25家做市商中占据6席,另有15家外资机构担任人民币外汇即期、远掉期、期权尝试做市机构;并有10家外资机构担任银行间外币对市场做市商。

交易时间方面,2023年交易中心进一步延长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服务时间,人民币外汇交易由9:30-23:30调整至9:30-次日3:00,外币对交易由7:00-23:30调整至7:00-次日3:00,覆盖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更多交易时段。

互联互通合作方面,随着相关机制安排不断优化,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形成良性互动,支持境外投资者通过直接接入、主经纪业务、结算代理模式等多种渠道参与境内外汇市场,满足境内金融市场投资的汇率避险需求。

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交易中心已经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17个“一带一路”货币交易,并连续多年减免人民币对部分货币直接交易手续费。自2021年起,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评选“优秀一带一路货币交易机构”,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提升服务水平。

自贸区建设方面,2019年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小币种外汇交易相关服务,允许金融机构通过总行FT分账核算单元或者独立的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机构加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为自贸区金融市场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并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做到“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高水平的法治和规则环境是银行间外汇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和保障,要求各市场主体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底线思维,切实推动市场更加有序、专业和规范发展。

交易监测方面,交易中心充分发挥金融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的平台优势,应用金融科技手段保持对金融机构交易行为实施常态化监测分析和报告制度,并结合各项法律法规和业务规范甄别异常交易,引导市场机构提高交易行为规范性的同时,增强重大风险事件预警能力,及早防范化解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

行业自律方面,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共同构成中国外汇市场自律体系,发挥管理部门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作用,支持监管政策传导和落地,近年来发布了《银行外汇业务展业原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在完善外汇市场自律规范、推进自律行为评估、开展培训和宣传、推动省级自律机制建设、倡导自律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推动建立稳健高效、公平有序的外汇市场。

三、扎实推动银行间外汇市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为扎实推动银行间外汇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二是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供给侧改革,推进“一带一路”、金砖国家货币挂牌交易,考虑引入更多境外金融机构参与报价。三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扩大交易服务手续费减免覆盖范围;以支持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持续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探索数据要素在服务实体经济中高水平应用。四是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可以依托自贸区(港)健全离岸交易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外汇市场双向开放渠道,推进银行间外币对市场引入国际外汇交易平台流动性。五是发挥金融机构主力军作用,“强大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强国建设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尤其国有银行、做市商等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增强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提升报价质量和流动性供给水平,当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市场发展的主力军。六是加强新技术环境下风险管理,完善智能化监测体系建设,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一线监测分析;重视对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规范化管理与风险应急演练。七是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进银行间外汇市场金融软实力建设,为市场自律文化与自律实践注入传统传承、积极向上的文化基因。

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经济师 李晓明;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分行 梁晓明

资本市场新阶段的制度体系正在形成

2023年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多头并进,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以注册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债券市场改革取得突破,制度保障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和注册制改革。制度建设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全面改革,北交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制度建设加强,法制化水平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进入新阶段,与此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正在形成。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制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共57部),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中证金融、证券业协会配套制度规则(共108部)同步发布施行。主要内容包括精简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完善审核注册程序、优化发行承销制度、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强化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至此注册制的制度安排基本定型,注册制推广到全市场和各类公开发行股票行为,4月10日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10家企业挂牌交易,交易所市场中规模最大的板块——主板实行注册制,标志着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既触及监管底层逻辑的变革,又牵动全市场参与主体利益,涉及资本市场运行全过程、全方位,是资本市场全要素、全链条、全市场、系统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和操作实践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市场的稳定运行。改革中采取了增量突破、存量推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距今整整十年,正可谓十年磨一剑。注册制改革是一项全方位的、根本性的系统性改革工程,不仅包括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制度的改革,还包括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以及惩戒机制的改革,极大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进程。注册制的全面实行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日常监管重心下沉(从证监会下沉至交易所)和后移(从事前后移至事中和事后);市场主体责任明晰,信息披露成为注册制成功实现的基本支撑,完善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进行投资价值评估和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必须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中介机构以专业的视角和能力保证市场透明度的质量,必须切实履行“看门人”责任,从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把好信息披露质量关;严厉的惩戒机制是注册制下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确立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处罚机制,对违规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企业投资价值则由市场也只能由市场进行评判,即股票发行时机、规模、价格等由市场参与各方自行决定,投资者自主判断股票投资价值,并承担投资风险。

注册制改革从方案设计到实施操作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发行上市标准尚需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有待强化并切实加以落实,限售股及其解禁制度等一些配套改革没能及时跟上,亟待切实解决制度上投资端和融资端的失衡、市场上资金供应和资金需求的失衡问题。

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和全面注册制改革双线推进

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确立,信用债券市场迎来统一监管格局。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确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在新的框架下,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入证监会,由证监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为了完善公司(企业)债券制度规则体系,2023年10月20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4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信用债券市场迎来了统一监管的格局。债券市场是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这次信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的实现,改善了发行市场分割局面,有利于统一信用债券审核标准、监管政策和操作规范,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扩大市场规模,也有利于强化市场风险管理,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债券市场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2023年6月2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全面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着力建设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债券市场,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证监会还同时发布了《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我国债券市场正在走进全面注册制时代。

系统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全面改革

北交所成立后,丰富了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新三板挂牌企业有了顺畅的转板机制,更多的新三板创新型中小企业能有机会成为上市公司,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也为不同风险偏好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扩大了股票配置选择空间。

北交所成立之初总体平移精选层有别于沪深交易所的发行上市制度安排。维持与新三板创新层、基础层“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要求发行主体为在新三板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未允许未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直接申报北交所发行上市。且新股发行采取了与沪深交易所网上发行按持有股票市值申购(中签之前不锁定申购股票对应的资金)和配售不同的方式,北交所网上新股发行,投资者申购新股不与其持有股票市值挂钩,而是在申购时全额缴付申购资金并冻结至公布中签之日,中签的用于新股缴款,未中签的部分予以解冻。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上市企业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投资者进入北交所申购新股的积极性,影响了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投资北交所股票的积极性。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北交所成交清淡,流动性不足。北交所2023年2月在竞价基础上引入了做市交易机制,15家证券公司成为首批做市商,开始实施竞价交易与做市交易并行的混合交易制度,以提升北交所市场的流动性,5月份成交金额扩大到405亿元,之后又逐渐回落。

2023年9月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北交所成立两年后迎来全面改革。围绕市场流动性、吸引力、市场生态、基础制度等重要方面提出相关改进举措,在坚守北交所市场定位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优质中小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这意味着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越过新三板挂牌而直接在北交所申请发行上市,开辟了北交所上市公司来源的新途径,无疑将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结构。扩大投资者队伍,优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引导机构投资者扩大北交所市场投资。改进和完善交易机制,扩大北交所做市商队伍,完善融资融券机制,推出转融通和做市借券制度,扩大融资融券标的范围。9月1日,证监会同时发布了《证券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特别规定》,放宽了资格准入标准。北交所9月1日也同时发布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规则,之后又陆续发布《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系列规则,还陆续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发行承销、上市、交易等债券市场系列规则。一系列举措的逐渐落实在市场中引起积极反响,投资者入市踊跃,成交量迅速扩大,市场流动性显著改善。

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升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

随着全面注册制的实施,资本市场市场化进入新阶段,需要出台、调整、完善一系列法规制度,提升法治化水平,依法推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主要以围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主线展开。

私募投资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出台。2023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义务要求,对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进行了规范,对创业投资基金作出特别规定,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出台这一条例,既是健全私募基金监管基础性法规制度的标志,也是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有利于规范私募基金业务活动,保护投资者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2024年1月13日,证监会修订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深化。2023年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按照该文件要求,证监会于8月1日制定发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取代《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迎来建立二十余年来的首次重大改革。证监会从明确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任免程序、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履职方式、明确履职保障、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独立董事制度作了全面系统优化,重点突出独立董事必须保持独立性,确保履职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键是在选任上,未来应当从法理解释、立法上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控制人、大股东对独立董事选任的影响,以真正杜绝人情董事、关系董事、花瓶董事。

初步建立程序化交易监管基础性制度。2023年9月初,证监会指导三家证券交易所制定发布了《关于股票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共同组成程序化交易监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正式建立起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和相应的监管安排,对于引导程序化交易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证券经纪业务。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的基础业务,2023年伊始,证监会发布了《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根据市场建设最新情况,证监会还对《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露指引》等6部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表述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修改,废止了42部制度文件。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活跃资本市场,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陆续推出优化IPO、再融资、规范股份减持行为、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和上调融券保证金比例、迅速查处市场违法违规案件、支持重大资产重组、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机制、完善“限售股不得融券”新规、修订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规则鼓励回购股份等举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公告,一系列政策调整彰显了金融管理部门活跃资本市场的意图。

新《公司法》修订完成

临近2023年年末,作为资本市场上位法的《公司法》完成第二次修订,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自1993年制定以来,经历了1999年、2004年、2013年、2018年四次修改,并于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现行《公司法》是2018年10月26日公布施行的,五年期间里,资本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创板设立并试行注册制,北交所成立,到全面试行注册制,金融监管框架也发生了巨大调整,本次《公司法》修订后共包括15章260条,在现行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实质新增和修改70条左右。其中包括对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如对已有实践的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股等类别股作出规定)、关于控股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责任的完善等内容,上位法相继完成修订出台,有利于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健全适应资本市场新阶段的制度体系

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正式落地,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适应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新阶段的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为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较为系统的制度基础。但同时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成本依然过低,惩戒机制威慑力严重不足;对受到无辜伤害的中小投资者的赔偿不及时、不充分;IPO门槛设计不够合理,使得企业生命周期前端本应由风险投资承担的企业资本供给转嫁给了资本市场,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一级、二级市场投资利益严重失衡,一旦企业实现上市,IPO之前低价入股的原始投资者,与IPO之后一级、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高持股成本形成鲜明反差,造成原始投资者变现欲望极强,往往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变现,导致股价暴跌,严重影响市场的稳定运行,动摇市场信心。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同时强大活跃的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必须要从根本上彻底扭转重融资轻投资理念,切实高度重视投资端改革,实现从融资市场到投资市场的转变,针对存在影响“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突出问题,重新全面审视新阶段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将已经推出的“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政策举措制度化、长期化,应当在新《公司法》、新《证券法》等上位法推出的基础上和全面注册制条件下,从基础制度层面查漏补洞,完善IPO规则、股份减持规则,解决一级、二级市场投资利益失衡问题,建立对违法违规更加严酷的惩戒机制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及时追偿机制。

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合法合规运行是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上市公司监管条例”上承《公司法》《证券法》,下连资本市场规章、规则,构成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起草,但至今尚未正式出台,新《公司法》、新《证券法》已先后出台,全面注册制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弥补这一资本市场重要法规长期缺位的时机已经成熟。

出台新《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中介机构之一,注册制下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市场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被赋予了更多更重要的责任,现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于2008年6月开始施行,曾于2014年进行过小幅修订,很多内容已经难以适应实践的最新要求,需要与新《证券法》相适应,强化证券公司治理和穿透监管,填补承销保荐、做市等业务监管规则等。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已于2023年3月征求意见,完善后应当能够很快出台。

为活跃资本市场推出的政策举措需要制度化,应当尽快完成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制定《关于完善特定短线交易监管的若干规定》,建立完善限售股锁定规则,落实锁定责任人,从技术上限制和杜绝违规减持,防止出现前期的通过限售股绕道融券变相流通的现象,继续强化事后追责。建立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制度,继续推进北交所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出台系列规章规则,落实北交所IPO以及优化新股申购制度,优化发行定价及配套制度安排。

加快完善公司(企业)债券制度规则体系,债券市场正在走向全面注册制,需要持续推进审核注册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强化债券全链条监管和风险防范,健全债券市场制度体系。推出已经出台制度的配套规则,《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已经出台,其实施还需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建立健全独立董事资格认定、信息库、履职评价等配套机制。配合私募基金条例,修订《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规则,细化相关要求,完善私募基金从登记准入,到资金募集、投资运作,再到信息披露等的系列制度规则。完成处于制定、修订阶段的制度,包括《上市公司退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券公司业务资格管理办法》《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股票期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特聘专家 李永森

产业追踪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路径

摘要:“双碳”背景下,立足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甘肃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现状和优势,阐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据此,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示范引领和资源融合进程,拓展技术创新和合作交流深度,提升营商环境和要素服务水平等对策,以期为甘肃及同类地区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新能源电池产业

[基金项目]2021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甘肃省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研究”(2021QN046)。

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是我国实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1-2]。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其制造成本占新能源汽车制造成本的40%左右[3]。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新能源电池消费需求增长,新能源电池产业正迎来高速发展黄金机遇期。

甘肃省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化工、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工业核心区,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体系完备。同时,甘肃还拥有丰富的镍、钴、锂、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资源,其中镍、钴资源储量全国第一。这些资源对于新能源电池研发制造有重要价值,如钴、锂等就可用于开发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正极材料,铝、铜等精深加工后也可用作锂电池的正、负极集流体核心材料[4-5]。在“双碳”背景下,甘肃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现状

1.国内呈蓬勃发展态势

近年来,我国积极出台行业规范、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发布《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1年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促进新能源电池产业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锂电池相关企业超3.8万家,行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锂电池产量达到750GWh,同比增长超过130%。其中,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294.6GWh,储能型锂电池产量突破100GWh;出口总额达3426.5亿元,同比增长86.7%

现阶段,新能源电池主要以磷酸铁锂电池和镍钴锰酸锂电池产品为代表。磷酸铁锂电池,具有造价成本低、高温性能好、循环寿命长和安全性高等特性;镍钴锰酸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低温性能好、续航里程长和充放电倍率高等特性[6]。长期来看,镍钴锰酸锂电池在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方面优于磷酸铁锂电池,其市场空间广阔[7-8]。此外,其他电池,如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等[9],虽然在性能和应用领域有所差异,但也具备推广应用的前景和可能性。

2.甘肃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基础、成效及前景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部内陆地区,气候相对干燥,金昌、兰州新区等电池产业集聚区空气湿度低于30%,符合电池材料和电池生产制造环境要求,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有天然优势。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就强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能源大省和老工业基地优势,将发展新能源电池材料和电池产业作为贯彻“双碳”目标、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主攻点,出台《甘肃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专项行动“1+N+X”政策体系》《甘肃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甘肃省强工业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从要素保障、科技创新、产业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围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截至目前,甘肃省建设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42个,主要分布在金昌市、兰州新区和酒泉市。其中,电解液基地4个,年规划产能约17万吨;正极材料基地10个,年规划产能约170万吨;负极材料基地10个,年规划产能约112万吨;电池制造基地16个,年规划产能约67GWh;电池回收利用基地2个,年规划产能约5万吨。新能源电池产业初步形成以金川公司等骨干企业为引领,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等重大项目为支撑,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要素集聚发展态势。甘肃省重点企业调研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甘肃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实现产能约4.6GWh,完成产值约70亿元、同比增长超30%

一、甘肃新能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1.行业周期影响,锂电产能面临过剩危机

从锂电池行业需求端来看,全球化发展与贸易保护等因素加剧产业分化,动力电池产业步入新一轮竞争与调整周期,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压力增大,消费市场对动力电池需求可能会减少。从供给端看,近年资本大量涌入锂电池产业,产业链各个环节出现上项目、扩产能局面,经过两三年建设周期后,锂电池材料产能或将面临过剩危机。根据中汽协数据,预计2025年锂电在新能源汽车动力市场需求为1550GWh,产能规划超过8000GWh。这对甘肃省以锂电池产品为主的新能源电池产业来说可能造成较大挑战和冲击。

2.虹吸效应增大,区域产业分化趋势凸显

甘肃省近邻陕西、青海等省份纷纷布局新能源电池产业,引进落地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龙头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形成优势资源与优质企业协同发展格局。陕西现有新能源汽车千亿产值企业2家,百亿产值企业9家,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最活跃的省份之一。青海形成“盐湖提锂—正极材料—锂离子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及配套”完善的产业链。从产业布局上来看,周边省份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大,对甘肃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的影响值得关注。

3.先导技术缺乏,产业集聚效应尚未显现

新能源电池产业属于人才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快,需要大量的科研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持[10-11]。甘肃省现有的新能源电池企业缺乏自身技术支撑,科研人员较少、研发投入不多、技术储备不充分等问题突出。如,尽管金昌原材料就地转化率在65%以上,但在建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中,以原材料加工制造为主,电芯等制造项目少,且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新能源电池和电池材料生产能力未形成集聚规模。

4.产业链衔接不畅,协同发展态势尚未形成

新能源电池产业链需各种类型的企业长期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尽管甘肃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条,但是链主企业自身能力发挥有限,上下游企业间的紧密分工协作能力不足,产品互用、信息互享、市场共建不够,产业链之间的扩张力还未体现出来,协同集群发展的态势尚未完全形成。如,兰州新区目前虽布局建设负极材料、锂电铜箔、电解液等生产项目,但缺少电池正极材料、组装加工、运维检测等企业,产业链条较短,上下游衔接不畅。

5.要素联动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亟须加大

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环节多、技术复杂度高,对政策的依赖性很强[12]。目前,甘肃省新能源电池产业产业链、金融链没有实现联动,支持上下游协同共融发展的政策举措还需加强,已经出台支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的政策叠加效应也未充分释放。同时,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市场宣传等,现有的新能源电池企业自身资金融通渠道有限,扩大企业影响力的举措还不多,需要多重力量给予支持。

三、“双碳”背景下甘肃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深刻认识和把握“三新一高”要求,抢抓战略机遇窗口期,聚焦“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围绕产业主流发展方向,全力提升新能源电池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将甘肃打造成为全国重要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1.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协同发展格局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的作用。一是积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紧跟新能源电池多元迭代期,培育壮大镍钴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产业链,适时引进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新型电池,超前谋划布局电池材料及电池回收、报废、拆解及梯次利用、后市场等产业链,形成多种模式协同发展格局,扩大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影响力。二是持续延链补链强链。政府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建设省内统一新能源电池材料市场,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延伸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产业链条,引领新能源电池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是强化产业政策引导。树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发展理念,强化部门联动和地区协作,出台省级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以金昌市为重点,协同省内兰州新区、天水市、白银市等具备条件的地区,推动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加快发展。

2.加快示范引领和资源融合进程,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统筹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培育,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梯次发展,加快传统产业与新能源电池产业协同融合。一是加快示范引领步伐。充分发挥甘肃省资源优势,统筹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培育,推进新能源开发与就地消纳互促、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联动,促进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下游畅通循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二是团队产业梯次发展。对接龙头企业,联合新能源汽车和电池头部企业,开发车电分离的电动汽车产品,引进新能源电动汽车生产项目。以现有产业链链主企业为引领,吸引并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加快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技术创新链,推动产业梯次发展。三是加快资源融合互促。用足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与化工、有色金属融合互促的形态,大力推进化工、有色金属与新能源电池产业延伸或紧密结合,加快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3.加大招大引强和培优扶新力度,全力促进产业上档升级

聚焦产业链核心竞争力提升,主攻产业链精准招商和企业培优工程,加快“源网荷储智”协同互动,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提档升级。一是加大精准招商力度。集中省内优势资源,组建专业招商团队,对接行业设计、研发、制造、服务等企业,招引规模总量大、辐射带动性强、创新水平高的产业项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生产要素聚集,提升新能源电池产业规模和竞争力。二是紧盯企业扶持培育。实施新能源电池项目工业企业入规扶新工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优工程,支持金川集团、甘肃德福、杰瑞集团、佰利联、金车储能等企业发展,全面推动新能源电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大幅跃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是加快储能市场应用。实施“源网荷储智”一体化示范工程,优先把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纳入负荷范围,提升新能源电源自发自用比例,持续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形成产业与负荷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4.拓展技术创新和合作交流深度,不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搭建多层次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利用创新政策开创科技创新合作的新局面,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一是搭建技术创新平台。聚焦电池领域新技术、新模式,搭建开放式技术平台,强化新技术研发和攻关,拓展新能源电池产业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二是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依托金川集团等,联合头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成立创新联合体和电池研究院,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三是积极构建产业集群。加强与专家团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沟通交流,开发生产应用于消费、数码、动力、医疗等各行业各型号电池产品,延长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提升供应链、价值链水平,构建多领域、多元化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5.提升营商环境和要素服务水平,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着力创新营商环境模式,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率,畅通要素供给渠道,构建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是持续优化市场环境。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政策稳定、竞争公平、服务高效、成本优惠的营商扶商环境。二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在产业园区全面推广“区域评估”“标准地”模式,整合要素资源,强化项目服务,推行投资项目审批信用承诺制,实现“拿地即开工”,保障新能源电池项目快速落地。设立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基金,成立基金运营公司,联合头部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筹措资金,引领和支持新能源电池产业持续发展。三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建立面向国内外的新能源产业联盟和专家智库,畅通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省内外新能源电池产业技术和人才交流合作,研判市场发展和需求,科学规划产业链产品、产能,构建产业互补、市场共享、原料共用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新格局。

注释:

①数据来源:由甘肃省各市州工信局提供数据和重点工业园区、行业企业实地调研数据整理而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李晓华,邓洲,等.新型工业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03.

[2]李志勤.“双碳”背景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与探索研究——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J].决策咨询,2023,(02.

[3]李菁菁,张士强,王一粟.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

[4]张宇杰,汪兴兴,朱昱,等.宽温度范围内方形三元锂电池倍率放电性能[J].储能科学与技术,2022,(12.

[5]员江洋,刘宁宁,杨明,等.山东电网新能源消纳关键措施分析及综合评估[J].全球能源互联网,2022,(10.

[6]郑爱琳,刘朔,蓝海林.基于系统综述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效果评估回顾[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06.

[7]戴海桃,明帮来,张学梅,等.标准助推电池产业绿色循环发展——《粗碳酸锂》标准解读[J].电池工业,2023,(02.

[8]万长东,王敏,娄豫皖,等.动力电池单轴向与三轴向随机振动响应分析[J].机械设计与制造,2023,(04.

[9]张宇.新能源电池技术在北京冬奥会绿色运动中的应用[J].储能科学与技术,2022,(12.

[10]李芳芳,冯艳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2022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观点综述[J].产业经济评论,2023,(01.

[11]张霞,张舵.从新能源电池企业扶持政策谈企业战略管理[J].电池,2022,(06.

[12]黄滢,魏楚.打破要素市场壁垒构建能源统一大市场[J].产业经济评论,2022,(05.

甘肃省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经济师 梁顺强;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席卓妮;甘肃省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助理经济师 王曼丽 窦雯婵;甘肃省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工程师 许鸿善

城市公交行业管理研究

摘要:作为城市的流动窗口,公共交通行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一直都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人们对公交出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对于公交改革,全国各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优化城市公交运营模式,加强行业管理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全面了解当前城市公交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公交行业管理变革与发展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城市公交,管理模式,发展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的需求日益增长,给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作为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交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在城市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城市交通模式选择中,公交优先是必然选项。

一、城市公交行业发展现状

城市公交是指城市范围之内,定线运营的公共汽车及轨道交通等交通方式。换言之,在人们日常出行当中,公共交通属于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作为城市的命脉,城市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对外的形象与窗口,是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进一步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供给量随之增加,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城市交通供给压力。然而,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公共交通需求而言,也在随之不断增多。为此,想要优化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管理,必须对其行业发展现状有一个了解。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自“公交先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为了贯彻这一发展战略,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了诸多政策及措施,进一步给予大力支持,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城市人口具有较大基数,且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存在极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这种背景下,走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集约化发展之路成为了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城市公交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必定会加大人们出行的需求,同样对出行的便捷性、舒适性、可靠性、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推进城市交通事业发展,近几年我国各个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说,20173月,交通运输部出台了《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规定》共871条,主要明确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的适用范围、发展定位、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等;明确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规划和建设等要求;确立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实施特许经营的相关规范;建立了运营服务监管体系;明确了运营安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2019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统筹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在有条件的地区编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20195月,司法部出台《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公共交通方式,为公众提供安全可靠、便捷高效、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20196月,国家税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与本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工作。20199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按照技术上应先进、质量上要可靠、安全上有保障的原则,适当提高新能源公交车技术指标门槛,重点支持技术水平高的优质产品。201912月,运输服务司的《关于表扬2019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的通报》,以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为主题,通过组织开展多样化、富有群众参与性的宣传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绿色出行行动中,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的服务集体和个人。20207月,交通运输部和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在本《通知》当中,提出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降低小汽车通行总量,整体提升我国各城市的绿色出行水平。20223月,交通运输部出台《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共有七章四十一条,包括总则、建设内容、创建申报、组织实施、验收命名、动态评估、附则等,为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规范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促进国家公交都市提质扩面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城市公交行业管理变革与发展

当前,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未来将逐渐呈现为多种交通方式协同的发展模式。随着人们生活品质提高和收入的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必不可少,这也就说明传统的粗放式城市公交管理已无法达到新时代公共交通服务需求,必须结合实际和时代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公交行业管理模式。在城市公交行业管理中,将通过市场化推动公交行业管理模式变革,这也是当前必须面临的一大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管理手段,公交行业管理模式在本质上可以对不同时期公交行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置。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公交管理模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即国有垄断市场化运营国有主导、适度竞争。不同时期,城市公交的管理模式不同,且影响因素也会有所不同,其中,外部因素则可以认为是背景环境,比如说,城市经济、地区规划等,而内部因素则可看作是公交发展阶段,比如公交发展规模、系统内部结构等等。

近年来,对于公共交通产业而言,市场化是对其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外因,也是促使公交运营方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通过市场化,可以补充因行业管理模式缺陷存在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障基本公交服务质量,如何对民营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等等。

由于市场化改革思潮的作用,公交已经从公益单一的属性,逐步发生了转变,转变为了双重属性,即市场与公益属性。这种情况下,公交便从公共服务产品,转变成为公共服务产品。就国内外很多城市而言,都历经了从国有国营企业垄断公共交通市场转变为准许社会资本进入市场的过程。对于我国而言,改变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准入机制是由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这也是进一步对社会资本进入公交市场给予了一定鼓励。在《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当中,同样提出了改变公交管理模式,提出拓宽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的形式渠道,比如,可通过战略投资、股权融资等多样化的方式,加大吸引社会资金的力度,更好地为公交市场化改革提供政策支持。

以某地的TC公交为例,其运营管理模式主要采用了TC模式,在TC公交运营管理模式当中,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政府决策层(行政管理机构)、运营管理层(TC公司)、运营服务层(公交企业),且每一个层面又包括不同的子项目。一是政府决策层,即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为了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及公交发展规划,以及具有宏观指导、监督协调等作用。二是运营管理层,即TC公司,其主要功能在于三点,其一,公交票款收取、运营费用结算;其二,线路规划、运营招标;其三,服务监管及考核。三是运营服务层,即公交企业,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提供服务。这种运营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可明确政企之间的责任,做好行业公益性、适度竞争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讲,TC公司依旧被看作是政府的延伸,其很难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监管作用,这种情况下,难以统筹协调好各个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于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的适应性较差,且存在人力消耗大、财政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即便如此,公交市场化,也证明了公交管理模式采用规模经营、适度竞争是与国情及发展战略相符的。在公交运营管理转型当中,建立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是十分关键的环节。受轨道建设成网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公交行业正处于关键转型期,需要积极调整低效供给,并做好轨道交通协同工作。在此期间,政府部门的身份也要有所转变,应从行业管理者过渡到行业治理者的角色,在各地新一轮的补贴政策当中,政府主导类线路应由公交线路充当,逐年进行优化调整。在此基础上,要进行一种新管理思路的探索,比如政府部门应担负着宏观指导、监督及协调的责任,而专业机构则作为技术性管理工作的实施者。在公交平台管理模式研究中,不仅要做好公交在地区的适用性,以及资产管理的兼容性研究等,还要对平台管理框架条件中,探索如何达到公交一体化管理,如何实现智慧化出行应用服务和联程运输等等,这也是城市公交由行业管理演变为行业治理的重点。2019年,智能公交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5500亿元,同比增长25%。短期内由于国内外供需很难实现平衡,因此,智能公交行业具有较为旺盛的市场需求。在智能公交领域,互联网+”的运用,给予了城市公交巨大的发展潜力。

由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未来城市正趋向于向高空、向远郊、向地下发展。而公共交通,如环形高架桥、轻轨、高速公路、地铁等促使这一构想成为现实。未来的公共交通建筑也将由于城市中大量的人、车流通采用立体化的分层形式。从而使其容量更大、涵盖面更广、内涵更丰富,并极大地改善城市路面交通的混乱状况,使城市空间更加美好、生活质量更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逐年递增,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的重点,其特点为运送乘客数量多、成本低、节能环保等,基于此,为了满足当前发展需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应加大管理力度,做到对内精准贴合需求,对外满足行业多方式协同的发展需求。实现从行业管理行业治理,从资产分散资源整合,推动城市公交行业变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贵宽.浅谈城市公交TC模式的现状与发展[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

[2]赵佳虹;王丽,麦永祥,欧阳慧玲.水乡城镇常规公交运营现状调研方法及结果分析.城市公共交通,202102):52-56.

[3]苏跃江,胡郁葱,李晓玉.城市公共汽车运营管理模式的改革路径[J].城市交通,20191706):63-70+128.

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中心 丁德凯

不同地区沿海港口物流业发展现状评价分析

摘要:为更好地推动港口物流业在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采用权法对我国不同地区港口物流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各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排序为:长三角地区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港口群、珠三角地区港口群、东南沿海地区港口群、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上海是我国港口物流业发展最好的城市,其次为天津市和广州市;受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部分地区港口物流业发展缓慢甚至有倒退现象;针对当前港口物流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可为今后促进我国港口物流业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港口,物流业,熵权法,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港口规模不断扩大,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当前我国逐渐形成了包括48个港口城市的五大沿海港口群,即环渤海地区港口群、长三角地区港口群、东南沿海地区港口群、珠三角地区港口群和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沿海港口物流业在全国港口物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2]。然而,受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形势巨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沿海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严重同质化等诸多问题[3-4],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也越来越多,阻碍了我国港口物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当前我国不同地区港口物流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做出更合理的政策和建议。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理论和经验,采用熵权法对我国不同地区沿海港口物流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能为今后制定合理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1 不同地区港口物流业主要指标发展现状

1.1 货物吞吐量

不同地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变化曲线见图1。从图1中可知:在五大地区中,长三角地区的货物吞吐量最高,其次为环渤海地区,排名第三的为珠三角地区,东南沿海和西南沿海地区的吞吐量基本相当;长三角地区在20082014年货物吞吐量上升幅度较快,从每年17.8亿吨增加至36.4亿吨,基本翻了一倍,而20152019这几年相对平稳,在20202022年,货物吞吐量又有小幅度的上升,2022年时达到了49.7亿吨;环渤海地区在20082017的货物吞吐量增长较快,从11.6亿吨增加至37.7亿吨;珠三角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沿海地区在20082016年的吞吐量有小幅度增加,2017年至今基本保持平稳。

1.2 集装箱吞吐量

不同地区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变化曲线见图2。在五大沿海地区中,长三角地区的集装箱吞吐量最高,珠三角地区在20082014年的集装箱吞吐量高于环渤海地区,在20152022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低于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集装箱吞吐量略高于西南沿海地区;从整体上来讲,各地区集装箱吞吐量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从2500TEU增加至8800TEU,增长幅度为252%,珠三角地区从2500TEU增加至6460TEU,增长幅度为158.4%,环渤海地区从1250TEU增加至6500TEU,增长幅度为420%,东南沿海地区从650TEU增加至1600TEU,增长幅度为146.2%,西南沿海地区从56TEU增加至1000TEU,增长幅度为1685.7%,从增长幅度来讲西南沿海地区集装箱吞吐量最大,但由于其基数很小,虽然近些年发展比较迅速,但总体规模仍是在五大地区中排名最小。

1.3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不同地区沿海港口万吨级泊位数量变化曲线见图3。从图3中可知:由于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水域条件更加优越,使得该地区能够容纳更大吨位的船舶,万吨级泊位数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万吨级泊位数从800个增加至930个,环保海地区万吨级泊位数从700个增加至800个,珠三角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定位不同,在近些年来的万吨级泊位数并无太大变化,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珠三角地区目前维持在270个左右,东南和西南沿海地区万吨级泊位数大概分别维持在160个和170个。

2 不同地区港口物流业评价分析

2.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采用熵权法对各地区沿海港口物流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进行正式评价前,需要选取对应的评价指标,在选取评价指标时,需要综合考虑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比性等诸多原则,借鉴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一套适合我国沿海港口物流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港口物流业的评价,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充分考虑我国港口物流业情况,选取港口物流基础设施、港口物流规模、港口物流集疏运水平和物流支持和需求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其中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又包括生产用码头泊位数、港口码头长度、万吨级泊位数等三个二级指标,港口物流规模又包括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外贸吞吐量等三个二级指标,港口物流集疏运水平又包括进港铁路和城市公路里程两个二级指标,物流支持和需求又包括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数、进出口总额、水运货运量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等六个二级指标。

2.3 评价过程

利用熵权法对港口物流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步骤为:①对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之后所有指标的取值均在01之间;计算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对应的比重;计算每一项指标对应的熵值;计算每一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计算每一项指标的权重值;计算每一个地区(或者港口)的得分情况。根据计算结果,得到的每一项指标的权重值情况见表1。从表1可知: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排序为物流支持和需求港口物流规模港口物流基础设施港口物流集疏运水平,在14个二级指标中,集装箱吞吐量、进出口总额、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数、进港铁路等四个指标的权重值相对较大,最小的为第三产业增加值。

2.4 评价结果分析

由于这五大沿海地区总共包含48个港口,如果在文中一一进行分析,不太现实。故在每个地区中选取发展最好的一个港口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环渤海地区选取天津港进行分析,长三角地区选取上海港进行分析,东南沿海地区选取厦门港进行分析,珠三角地区选取广州港进行分析,西南沿海地区选取湛江港进行分析。

根据熵权法计算得到的每个代表港口得分情况变化趋势见图4。从图4中可知:在环渤海地区中,港口物流业发展最好的为天津港,综合评分从0.2743增加至0.4642,但从20192021年开始,受全球经济和疫情影响,综合评分略有降低,直到2022年,才略有上升,整体发展趋势放缓;长三角地区港口物流业发展最好的为上海港,综合评分从0.5566增加至0.9232,是我国港口质量最高的地区,这主要得益于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大宗贸易通过上海港发送至全世界;东南沿海地区物流业发展最好的为厦门港,综合得分从0.1666增加至0.2996,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这主要得益于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政策影响;珠三角地区物流业发展最好的为广州港,从0.3154增加至0.5433,发展水平和势头超过了天津港,珠三角地区在近些年来通过经济改革、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措施,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其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也日趋成熟;西南沿海地区物流业发展最好的为湛江港,从0.0516增加至0.2204,西南沿海地区物流业发展一直比较滞后,虽然在2020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最近三年又呈现出疲软态势,发展比较缓慢甚至略有下降。

3 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沿海地区港口物流业的发展,发挥出港口物流业对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5-6]要根据不同沿海地区的差异制定相适应的发展政策;要提高地区间港口物流业以及不同地区间物流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要建立不同地区间和全国港口物流业的合理规划布局,提高资源整合效率;要积极构建沿海港口全方位的集疏运系统。

4 结论

1)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港口物流业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从地区发展情况来讲长三角地区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港口群珠三角地区港口群东南沿海地区港口群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

2)各地区港口物流业发展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受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部分地区港口物流业在近几年发展缓慢整治略有下降,上海是我国港口物流业发展最好的城市。其次为天津和广州。

3)为更好地将不同地区物流业串联和发展起来,需要对各地区物流业进行资源整合,构建统一的集疏运系统,推动不同地区物流业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晓丽,周梦婕,张雨希等.从统计内涵看我国水路货运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关系[J].中国港口,2023No.37105):5-9.

[2]刘翠莲,衡丽娜,战思绮.我国沿海港口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化[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224303):75-82.

[3]靳廉洁,沈益华,高天航等.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影响研究[J].中国航海,20224501):73-78.

[4]黄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港口生产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水运,2022No.72405):13-14.

[5]张冉.沿海港口建设期生态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水运(下半月),20202004):20-21.

[6]李洪锐,王洪海,张颖等.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沿海港口高质量发展研究[J].大陆桥视野,202111):39-41+46.

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蒋冬卫

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策略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持续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文旅业更是与现代信息技术有着高度的适配性,如今中国旅游业呈现出一个大的趋势——“互联网+旅游”的深度融合。本文通过探讨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要义与现状,指出目前旅游业在数字化转型时遇到的困境,如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存在区域差异,数字化人才短缺、安全和隐私问题频频发生等,最后提出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包括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重视旅游数据安全、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旅项目和活动,加强区域合作。

引言

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发展目标,旅游业主要依靠信息数字技术发展,到2025年完成互联网+旅游的深度融合。如今,数字技术持续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文旅业更是与现代信息技术有着高度的适配性。数字技术融入文旅产业的发展,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加快数据的畅通与信息的对称,及时、快捷地提供游客所需要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并根据游客的反馈及时沟通、改善服务,可以说,数字技术让旅游变得越来越简单便捷、省时省事,更加安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下,我国规划发展“智慧旅游”,构建全新的商务旅行和居民观光休闲旅游融合的现代旅游市场,是适应新消费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要义

(一)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运营效率

过去的几年中,数字化技术已经彰显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尤其在旅游业。通过数字化技术,旅游企业可以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预订和服务体验,满足现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此外,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加强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知名度,吸引更多客户选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此外,数字化转型在优化旅游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极具优势。通过引入自动化系统和工具,企业能够简化日常运营流程,减少人力资源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例如,采用在线预订和支付系统可以减少人工处理时间,提高预订效率,同时降低错误和纠纷的风险。

(二)有利于旅游企业利用数据驱动决策

数字化转型使得旅游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数据,并基于数据进行决策。大数据时代,通过人工智能的数据收集、分析并进行深度挖掘,企业可以了解客户行为、偏好和趋势,从而调整营销策略、优化产品和服务,并进行精准的目标市场定位。利用数据驱动做出的决策,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时刻变动的市场需求波动,直击消费者痛点。

(三)创新业务模式

疫情结束后,游客的旅游需求展现出更加个性化的趋势。旅游业同样急需业务模式创新来适应游客的新需求。旅游企业通过结合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为游客提供更丰富、个性化的旅游体验。例如,虚拟导览和增强现实应用可以让游客在出行前先进行虚拟探索,提前感受旅行目的地的景点和文化,增强旅游体验的深度和互动性,如果游客印象深刻或感受良好,就能促成他们的出行决策。

(四)拓展市场和增加销售渠道

疫情结束后,虽然旅游业发展迅速,国内游客呈报复性消费趋势,但大浪淘沙过后的旅游行业更具有竞争性。实践证明,旅游企业只有不断拓展市场和增加销售渠道才能延续生命力。旅游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将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向全国上下市场、全球市场,吸引更多国内外客户。此外,数字化转型还可以促进企业与其他旅游业参与者合作,如酒店、航空公司和旅游景点,形成旅游生态系统,最终实现资源共享和跨界销售。

二、旅游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国内一些发达地区的景区管理、酒店预订、旅游线路规划等领域,已经率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实现旅游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景区管理如建立智慧景区,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景区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利用智能导览系统、智能门票系统、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等,提高景区的管理效率,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旅游预订服务如通过在线预订和支付系统,方便游客快速预订旅游产品并享受优惠,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留存率。

一些旅游电商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了解游客的行为和需求,为游客提供更加精准的旅游服务;根据游客的搜索历史和浏览记录,为其推荐更加符合需求的旅游产品。一些旅游企业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开发虚拟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例如,在景区或博物馆中设置虚拟现实体验区,让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旅游产品的特色和魅力。

我国大部分旅游景区通过公众号加强与游客的互动和沟通,或者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客服等方式,及时了解游客的需求和反馈,提高服务质量。我国大部分博物馆都设有电子导游,游客可以在景点租借电子导游,并通过耳机听取电子导游的解说。这种方式可以根据游客的语言选择提供导游解说,提高了旅游的个性化和便利性。

三、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

(一)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存在区域差异

一些旅游企业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无法满足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缺乏高速互联网连接、弱化的网络设备和服务器、老旧的软件系统等都会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阻碍。地区之间旅游产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经济发展好坏制约,最直观的结果是各城市数字技术水平高低不同,进而影响地方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进程。

(二)数字化人才短缺

人力资源是生产力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发展需要大量的旅游专业以及掌握信息操作技术的知识复合型人才,但这种知识复合型人才是非常短缺的。例如,大部分旅游院校对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仍停留在针对服务及服务管理等方面,较少出现数字信息的课程。再比如,如今的导游证考试只考查导游员的口才、旅游知识,对数字化信息的掌握却较少涉及。

(三)安全和隐私问题

旅游业涉及大量个人敏感信息和财务数据,因此,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数据泄露、黑客攻击、隐私泄露等安全问题。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是一个重要的挑战,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和技术手段来解决。

四、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策略

(一)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旅游企业应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制定综合性培养计划,具体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等。这个计划应该结合旅游业和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明确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旅游学校应当根据市场具体变化建设跨学科课程,将旅游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设计跨学科的课程,包括旅游管理、数字化技术应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旅游学校也应当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为旅游专业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例如增加对口企业实习、参观考察、项目实践次数等。与旅游业和数字化技术相关的企业、机构和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实践基地和导师支持,让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应用知识。

相关部门可以为旅游从业者提供专业化培训和证书认证,与旅游和数字化技术相关的专业机构和行业协会合作,提供专业化培训和证书认证的机会。这些培训和认证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并提升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此外,师资队伍建设同样要不断推进,学校和培训机构要注意培养具备旅游和数字化技术背景的教师。给专业课教师提供参与行业培训和项目实践的机会,保持其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的更新。积极推动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项目和科研合作,提供学生实践机会和科研平台,促进旅游和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相关部门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建立行业导向评估机制、人才评估机制,与旅游业和数字化技术相关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参与人才评估和选拔工作。通过与行业的密切联系,及时了解行业需求和趋势,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和内容。

(二)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

相关部门可以出台鼓励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同时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要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稳定的电力、互联网连接和通信基础设施,这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当地文旅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农村旅游发展,为农民提供农家乐、乡村民宿等旅游业务的机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

培训机构或旅游学校为城乡地区的居民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创业能力。

旅游企业可以开发本地化的数字内容,如旅游指南、景点介绍、本地文化展示等,以吸引城乡居民参与和了解旅游活动;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广告,将农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展示给更广泛的受众,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将本地文化和传统文化融入数字化体验中,吸引游客和居民一同参与,促进城乡交流和文化传承。通过这些方法,旅游企业可以在城乡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促进数字鸿沟的缩小,实现可持续的旅游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重视旅游数据安全

旅游企业应当重视并加强网络安全意识,着重提高从业人员和用户对网络安全的认知和意识,包括常见的网络安全威胁、安全防范知识和行为规范等。

首先,通过培训和宣传活动,增强相关人员对数据安全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护网络系统和游客数据的安全,包括建立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和数据加密等措施,确保网络系统的稳定性和防范外部攻击。同时,对于涉及游客隐私的数据、企业的重要文件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其次,建立合理的权限管理机制,控制用户对数据的访问和操作权限。实施多层次的身份验证,限制用户的权限范围,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获取和操作相关数据。定期对授权人员审查和更新权限,避免权限滥用和泄露。同时,要对数据备份和设有灾备措施,定期对关键数据进行备份,并建立完备的灾备计划。备份数据应存储在安全的位置,确保在系统故障、数据损坏或灾难发生时能够快速恢复数据。同时,定期进行数据恢复测试,验证备份和恢复机制的有效性。

再次,要重视监测和响应安全事件。建立安全事件监测和响应机制,实时监控系统和数据的安全状态。使用安全监测工具和系统日志分析技术,及时发现和响应安全事件。建立应急响应计划,快速应对安全漏洞、攻击和数据泄露等事件,降低损失和恢复时间。

最后,旅游企业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确保网络旅游数据的合规性和合法性。面对信任自己的用户,旅游企业应先了解和遵守个人隐私保护法规,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与合法的数据处理机构合作,确保数据的合规处理和保护;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审查、安全风险评估和系统审查,发现和解决潜在安全问题;进行渗透测试和漏洞扫描,发现系统漏洞并及时修复。同时,跟踪和应用最新的安全技术和措施,保持系统的安全性和先进性。

(四)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旅项目和活动,加强区域合作

为游客打造数字化旅游体验,利用数字化技术,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游览方式和体验,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增加游客参与度和满意度,结合数字技术创新,打造数字化旅游体验,例如虚拟旅游、AR导览、互动体验等。旅游企业间通过搭建在线合作平台,供区域内的文旅从业者和企业进行信息交流、合作洽谈和资源共享。城市间或国家间可以定期举办跨区域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和业内从业者参与。通过活动的组织和交流,促进区域间的文旅合作与交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区域文旅的共同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文旅项目和活动,加强区域合作,提升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实现区域间的互利共赢。

五、结语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促进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是行业未来的工作重点。目前,我国旅游业在数字化转型时面临许多困境,有硬件方面的,如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存在数字化技术差异等;软件方面,现有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导致数字化和旅游复合型人才的短缺。面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包括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重视旅游数据安全、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旅项目和活动等,希望能为旅游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王超贤,郭良涛,张伟东.新冠疫情对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效应[J].新经济导刊,20203):63-69.

[2]王雅芳.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国旅为例[D].广西师范大学,2023.

[3]任昊楠.旅游企业网销管理不能“放任”[J].中国商贸,201414):62-63.

[4]钱坤,杨莉萍,吴云鹏,等.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绿色科技,202015):191-193198.

[5]朱萍.聚焦跨学科学习提升育人价值[J].现代教学,20217):4-5.

[6]甘玲.网络安全核心技术PKI的研究与实现[D].四川大学,2004.

广东省技师学院 江婷婷

区域经济
制度型开放战略下河南自贸区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制度型开放是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自贸区制度创新对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贸区制度创新在打造新时代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引领河南省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河南省自贸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自贸区核心功能出现偏差、制度创新动力不足、制度创新协调成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要建立合适的自贸区发展模式、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推动河南自贸区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制度创新,河南自贸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贸区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建设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自贸区成为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实践载体,对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建立内陆开放新高地本质上是开放型经济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内涵在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不断深入推进和探索制度创新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背景下由内至外开放的有益尝试。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的河南自贸区,打造高水平开放高地将对河南参与全球化经济治理新体系、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推动形成新时代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将对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实践意义

1.打造新时代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自由贸易区首要任务是探索改革开放,国家给予自贸区更多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探索制度型开放,打造开放新高地。通过自贸区先行先试,以点带面、全面突破,发挥制度型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河南省是一个内陆大省,没有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优势,要想实现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的不断升级。而自贸区建设成为河南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自贸区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可以在全省进行推广,对全省以及中西部地区都将有大辐射带动效应。

2.引领河南省高质量发展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市场潜力,在自贸区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创新驱动,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投资制度、商事制度、贸易制度、项目审批等制度的创新发展,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和培育集成创新,引领河南省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通过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为全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做榜样,引领河南省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示范。

3.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河南自贸区是我国中部重要的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方针重要节点区域,郑州、洛阳、开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重要的作用。河南自贸区结合自身优势,明确“一带一路”方针中的功能定位,合理利用自己的区位、交通枢纽、人口等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方针,促进中原崛起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自贸区建设有利于在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建立起市场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作的内陆支撑点,形成陆海空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河南自贸区通过制度创新、四路协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同发展和提高市场一体化合作,有效地提升河南融入“一带一路”方针中的深度和影响。

二、河南自贸区总体发展历程及制度创新探索

201683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3月国务院正式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741日,正式挂牌运行,包含三个片区:郑州、洛阳和开封。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将河南自贸区建设成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三个片区根据资源禀赋和定位各有功能划分,其中郑州片区的功能为重点发展智能终端、高端装备及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物流、国际商贸、跨境电商、现代金融服务、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商务会展、动漫游戏等现代服务业,在促进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多式联运国际性物流中心,发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作用。

自成立以来,河南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按照总体方案中的各项改革任务要求,“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基本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改革任务。截至20224月,河南自贸区取得了重大成绩,累计完成了国务院下达的159项改革任务,创新成果累计形成了479项,其中全国推广14项,全省推广80项。自挂牌以来入驻企业累计达11.8万家,是挂牌前的4.4倍,区内企业活跃度达到90以上,累计注册资本达到1.34万亿元,是挂牌前的5倍。世界500强企业有125家在自贸区投资布局。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自贸区企业很快企稳回升,表现稳定,在2021年,自贸区仍有580亿元进出口总额,是挂牌前的4倍,有19.8亿美元的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是挂牌前的5倍。对于郑州片区而言,截至20229月,累计签约170多项重大项目,总计3000多亿元的投资总额,有117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

制度创新是自贸区核心功能,河南自贸区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比如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科技创新引领和驱动高质量发展;在投资领域和贸易方面积极改革促使投资贸易便利化。

如郑州片区5年来,累计形成创新成果290项,其中50项是全国首创,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监管模式被评为“2017中国自贸区十大创新案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和“一码集成服务”两项创新于2019年入选全国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于2020年被纳入国务院发布的第六批37项改革试点;“告知承诺制”、消防安全许可便利化措施在2020年被国务院推广;另外还有“交房即发证”等20多项改革创新经验在全省推广。

三、河南自贸区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

1.自贸区核心功能出现偏差

自贸区核心功能定位是制度创新,以达到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优化营商环境,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为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更加关注的是招商引资等短期经济行为,忽视了制度创新这一深层次的核心功能,这和自贸区的建设初衷有很大背离。

功能定位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是观念问题,以GDP来考核自贸区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剧了自贸区功能定位的偏差。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自贸区建设更加关注进出口总额、新注册企业数、吸引资本的规模、GDP规模等指标并以这些指标进行评估。自贸区大量精力用于招商引资上,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而在制度创新等深层次改革上下的功夫就比较少,导致整体的制度创新有所不足。

2.制度创新动力不足

自贸区核心功能是进行制度创新。虽然河南自贸区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动力,但整体制度创新力度较小,创新动力有很大提升空间。河南自贸区从事制度创新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更多的是碎片化、非关键的制度创新,缺乏系统集成性、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导致了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形式多于实质的问题。

制度创新动力不足,很大因素在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严重制约了河南自贸区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第一、自贸区进行制度创新的风险高,制度创新需要冲破现有利益格局以及未来诸多不确定性,而对制度创新的风险缺乏足够的保护,导致整体创新的风险很高,对于制度创新产生不利影响。第二、自贸区薪酬标准偏低,很难激发工作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自贸区片区的工作人员薪酬和普通标准一样,而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和改革压力较大,导致了自贸区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足,并且工资没有吸引力,很难吸引到高端人才。

3.制度创新协调成本高

制度进行创新需要高效率的协调,但河南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协调成本过高。

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有三个层次,即与中央部委的协调、与省直机关的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协调。自贸区的很多工作和精力放在了各种协调上,导致了整个协调成本过高。首先与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放权的强度和意愿与地方所需之间有很大偏差,导致协调成本过高。制度创新需要大胆突破各种限制和约束,但只有个别自贸区有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权限,河南自贸区并没有获得这种授权,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使得制度创新难以突破。而要进行制度创新就需要不断地和中央各部委进行协调。第二与省直机关之间,如郑州片区的管理机制不顺畅,增加了制度创新的协调成本。郑州片区的级别比较低,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由副厅级领导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为正处级,级别较低,很难去协调省直机关的领导,大大增加了制度创新的协调成本。第三与当地政府协调之间,比如郑州片区地理区域涵盖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和金水区,但是这些区域的主要领导为副厅级,而负责日常工作的郑州片区领导只是正处级,导致两个部门间的协调能力非常弱。

4.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

只要存在管制行为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河南自贸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种,包括搜寻成本、执行成本和心理成本,有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之分。河南自贸区通过“放管服”改革降低了显性制度成本,但也导致了一部分显性成本隐形化,比如指定中介和社会组织进行经营性服务收费。而隐形化的成本容易增加企业的心理成本,也更加隐蔽和更加难以降低。而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的制度成本主要集中在资金成本等显性成本方面,比如郑州片区通过简政放权,取消了企业在开办登记方面的成本,但在企业开办和经营过程中,一些行政许可步骤烦琐,企业工作人员需要较长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从而产生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四、河南自贸区制度创新打造开放新高地的对策

1.建立合适的自贸区发展模式

河南自贸区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区,争取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部分区域纳入自贸试验区,以“两港两区”为依托,推进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实施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投资、贸易、金融和人才流动制度。郑州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依托陆港和空港,不断扩大相关功能,以物流转口为主逐渐向区域金融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产业生产中心发展,建立综合服务型自由贸易区,将郑州打造成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路”协同发展并且带动中部崛起的开放高地。

2.推动正式制度的创新

依据制度集成创新策略,全面深化行政制度改革,推动正式制度的创新。

首先,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政府要完善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对应的承接制度,真正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形成有利于投资的市场环境,及时出台适应负面清单调整的投资项目目录,为投资准入管理提供符合郑州实际的执行程序和执行方式。

其次,深化金融开放和监管制度。河南自贸区通过制度创新适度放宽金融利率管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利率调整,激励金融机构转型升级;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规范金融风险,以制度创新激励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金融服务,满足郑州自贸区的实际需求;加强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将海关、税务与金融协调对接,形成一体化的服务职能,发挥开放高地的优势。

最后,完善贸易制度创新。以四路协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快捷通关,加快推进以跨境电商为引领的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外向型经济集聚发展高地。

3.推动非正式制度创新

首先,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发展理念。河南自贸区只有坚持制度型开放发展理念,才能发挥其作用,促进建立开放新高地。虽然河南省将制度型开放作为十大战略之一,但在理念上仍存在偏差,需要深入了解和宣传,通过宣传报道、成果展示、各领域公开研讨等形式宣传制度型开放的理念。

其次,纠正社会认知偏差,正确认识自贸区的建设意义,一是各方参与主体加强自身建设,在各个领域形成一系列开放成果,形成开放新高地,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二是政府加大支持力度,满足各参与方的合理诉求并以制度形式合理优化,提升开放平台和服务质量;三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以典型案例方式将自贸区面临的境外风险向社会传播,坚持改革开放,防范开放风险,建立开放型经济的理念。

最后,建立正式反馈机制。制度反馈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式制度反馈程序复杂,难以形成完整的制度反馈。所以要加强各项制度创新的反馈收集广度和深度,利用正式的反馈机制之外,加强整合各高校、相关研究中心等智库资源,鼓励其进行实地调研,加强反馈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同时要创新制度反馈形式,利用大数据在全社会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为制度创新提供真实有效地依据。

4.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河南自贸区在管理体系、金融环境和人才服务等方面有很多欠缺,整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未来要实施更为自由、开放、灵活、高效的贸易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利用制度创新,下放审批权力,精简审批事项,优化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区内的人、财、物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区内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降低企业搜寻成本,权限该下放则要下放,减少行政审批的环节,切实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二是降低企业执行成本,全面利用智慧化手段,能网上办理即网上办理。三是降低企业的心理成本,河南自贸区通过“放管服”改革降低心理成本,进一步压缩登记审批许可时限,降低企业的等待时长,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总之,河南自贸区未来要利用区位优势,拓展国际物流流通渠道,积极对接国家战略,依据制度集成创新策略,全面深化行政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型开放新高地,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2.0版。

参考文献:

[1]钱学锋,王备.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8.

[2]孟康洁.比较优势视角下我国自贸区发展路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210:1-3.

[3]成春林.自贸区发展的时空异质性、功能定位和金融支持[J].改革与战略,20223:99-108.

[4]王爱俭,方云龙.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再定位——兼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贸区改革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111:37-47.

[5]蔡玲,杨月涛.自贸区政策与经济增长[J].现代经济探讨,20216:68-76.

作者简介:田贵生(1978—),男,汉族,河南修武人,郑州西亚斯学院,副教授。

郑州西亚斯学院 田贵生

统筹推进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探索

摘要: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是河北省为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所设立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具有重大发展意义。环京津核心功能区紧密结合河北省出台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规定,聚焦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不均衡、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薄弱、数据孤岛阻碍新业态模式发展缓慢和区域内产业发展高端人才匮乏等短板,分别从省级层面和地市级层面进行规划探索,精准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划,以求推动区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环京津冀核心功能区,数字经济产业,制度探索

为了有效协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行有效应对。《通知》指出,要着重进行两翼、四区、五带、多点的城镇时空框架建设来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有效联动和统筹发展。其中,河北省保定市和廊坊市共同组成的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应怎样配合对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强化自身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功能承接平台建设,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基础性服务提升,尽快推动自身成为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实现“京津保”和“京津雄”协同发展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对区域经济贡献巨大,在“十三五”时期发展迅速,产业规模在2020年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有效支撑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前,以电商为产业发展起点,数字经济的产业形式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因此,区域社会经济受限于数字经济网络化特征的影响,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压力。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推动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必由路径。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推动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应对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产业跃升和经济结构有效转型的重大机遇,是京津冀振兴发展的强劲引擎。2022年上半年,河北省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发展飞速提升,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5.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0.5%。然而,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化培育、数字技术、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短板,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应用多方面举措进行统筹推进,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动力,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实现数字中国战略,全面加速从“中国创造”向“中国智造”迈进。

1 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短板

1.1 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较小,发展不均衡

现时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兴起,但河北省域的产业基础,即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态势较为落后。首先,产业化规模排名落后。2020年,河北省数字产业化规模低于1000亿元,不敌周边的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从GDP占比来看,低于5%,处于较低位置。2020年,作为产业发展基础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1%,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全国占比仅0.86%,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更是仅占全国的0.43%。另外,产业链条完善,拥有核心技术的头部企业较为匮乏。数字服务业依然以传统的基础电信、广告服务和数字应用为主,缺少新兴领军产业。

具体到保定和廊坊两地市,据2019年由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数据统计,两者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成绩排名见表1。从表1中可见,两地在全国的排名皆较为落后,仅保定市数字文化分指数位居全国城市百强前30名,充分说明了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仍有较大优化空间,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2 区域间数字经济产业三、二、一逆向渗透严重,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薄弱

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主要由流通领域、消费领域引领,而工业领域、农业领域数字化发展仍然薄弱。传统产业如果进行数字化改造,又受限于固定资产改造成本高昂,投资专用性质强。区域内数字经济依然以传统的基础电信、广告服务和数字应用为主,新型领军产业较为匮乏。产业多为软件和移动互联网等软性产业,而对于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集成电路、机器人和通信装备等硬件基础滞后,缺少竞争力。同时,区域内产业盈利依然主要靠人口数量、网民增长比率和市场红利,更多地依靠成熟的应用,而非依靠产业基础研究和创新,导致产业的创新水平远跟不上国际先进水平。

区域内制造业与数字化融合度不够,深度较浅。区域内制造业数字化更多地体现在生产、财务、综合管理等单项上,系统化集成较低。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不均衡,离散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明显低于流程制造业水平,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明显低于综合企业,生产应用阶段数字化水平明显低于流通阶段。

1.3 区域内数据孤岛现象普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缓慢

受限于当前条块分割、地域管理和行业壁垒的存在,区域内“数据孤岛、烟囱林立、信息壁垒”等现象依然存在,数据间的在线化、智能化、实时化服务仍待进一步加强。体制内拥有超过80%的大数据资源,但限于政府传统体制内部约束力刚性,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协调机制,难以达成海量数据的共享共用,无法进行深入的开发、挖掘和利用。

区域内人文环境、宏观管理、政策推进、企业家组织等与发达区域有较大差距,经济活跃程度仍有所欠缺,创新创业氛围不浓,涉及人工智能、区块链、新营销等的新业态、新范式和新场景应用缺乏,缺少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

1.4 区域内产业发展高端人才匮乏

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端跨界人才匮乏已成为影响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主要短板。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包含保定和廊坊两地,该区域虽然高等教育资源深厚,但人才资源更多处于高校、智库和科研院所等,且专有型专业型人才居多,但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少在国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研发机构和知名学府,产业高端人才和团队匮乏,尤其是同时精通信息化和工业生产流程的复合型人才、能够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人才少,能够同时掌握数字化技术和工业化数据挖掘的人才更少。人才匮乏又反向导致区域创新能力低下,同时影响了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和科技进步趋势。

2 关于统筹推进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2.1 河北省级层面对策建议

2.1.1 优化顶层设计,制订数字经济产业统一规划。充分提升省域内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优化顶层设计是关键。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是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远规划的蓝图。数字经济发展可视为复杂的集成系统,须从全局对系统推进进行统筹规划,以顶层设计由上而下来统筹产业发展各个系统,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定位,实现产业发展的系统化和清晰化。完善顶层设计,全方位、多维度地分析产业发展要素。引导省域内城市进行统筹协调,高效形成高度集成、高端推动、高效递进的产业促进模式。建立统一的省域长远发展规划,提升畅通省域内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路径。

2.1.2 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技术发展,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集群。积极推进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自主创新,加快构建支撑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基础和创新体系,聚焦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技术重心和能获得重大突破性科技成果的科研攻关,争取突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技术瓶颈。实施以高、精、尖为导向的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强化对新一代数字经济技术的科技攻关。鼓励区域内企业积极推进涉及高端芯片、类脑计算、量子通信、视觉识别等产业的关键技术的推进和发展。

加大对平台企业的培育力度,积极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创造力的发展,变传统的以产业链为中心的层级式、规模化的专业分工形态与集聚模式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去中心化、协同式、定制式的资源共享与服务协同模式。当前,利用技术壁垒优势建立垄断、追求用户活量扩大规模已成为数字经济产业平台企业发展的标志。在产业竞争生态化趋势下,区域需要精心培育一批拥有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积极进行区域内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和领军型企业的培育,积极推进区域内技术先进型企业的扶持和引导,加速形成国际领先的数字经济生态圈。

2.1.3 聚焦产业数字化靶向,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路径演化。深化数字经济省际合作,深度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承接京津信息技术产业扩散。积极参与东数西算国家工程,积极在具有优势地市引入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算力项目和大数据产业项目,推动新基建项目和数据中心产业集群项目的落地实施。深度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网、一带一路信息港和城市数字经济战略联盟等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立足重大工程发展的导向趋势,配备具有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和世界影响力的产业发展集群。积极贯彻国家要求,力争国家两化融合示范点,因地制宜开发、推动、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高新产业园区、产业融合发展区和示范园区,积极吸引全球上市公司总部、研究中心、生产性服务企业入,打造虚拟现实、人工智能、AR、车联网和机器人等数字产业集聚区。在省域内制造产业基础雄厚、智慧制造发展优异的地区,推进数字化技术优异、产品智能化先进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培育数字技术融合实体经济发展的孵化器、创客空间以及特色小镇,提升产业集聚量级。积极开发建设工业园、开发区、产业示范区和创新示范区等载体,推进数字技术开发运营平台建设,推动软硬件一体式融合发展,提升园区管理智慧化水平。

2.1.4 突破区域政策体系瓶颈,重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范式。推动并积极试点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障碍。积极争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试点,对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流转权等内容进行集成,争取和推动能够形成权属明确、反应灵活、兼容性强并可持续的法律法规试点领域。针对新涌现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及时制订区域发展规划,建立区域发展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区域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和社会信用应用机制地方法案的制订和完善,明确对侵权行为的应对措施。

积极推动公共数据公开。打破区域内地域政府的“数据孤岛”效应,积极推动区域内政府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积极推进区域内地域政府间数字经济领域“放管服”改革对接,联通异构系统,积极构建区域内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安全可信的政务大数据体系,尝试实现政务数据共享开发,设立负面管理清单,健全和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强化区域内市场监管制度供给。河北省应积极试行一体化、扁平化和网络化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对数据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推动对平台企业风险管控制度的构建和研究,根据发展实际逐步调整完善对数字经济创新领域的行业规范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产业市场监管制度,试点构建符合数据产品的技术趋势、服务场景和发展模式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以数据资源管理为基础的全生命周期机制,按照对相关数据平台风控的预测和评估,进行针对数字经济创新的管理规则和监管对策的调整和融合。构建以信用管理为根本的产业市场管理体系,针对新发展趋势的数据产品技术、服务场景和发展模式完善制度管控,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能够针对产业发展的快速响应反馈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适应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统计监测制度,完善、建立和运行能够与区域产业发展实践相对应的符合统计技术规范的统计制度和方法,推进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数据监测与采集范围的有效实施。在区域内试点进行安全防控制度供给,健全区域内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2.1.5 积极开展跨界融合人才的培育工作。数字经济作为人才经济,跨界人才的缺失成为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短板。河北省应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背景,积极整合省域内突出的教育发展资源,积极推进跨界融合人才的培养,培养既能掌握数字经济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实体企业生产实践和工艺操作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在省域内推进校企联合,突出产、学、研、用的高度结合,开展跨界人才的融合培养实践。另外,积极推动省域内跨界人才融合的可持续支撑,构建完善多维度、全方位、宽层次的产业跨界人才培养模式,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跨界融合提供人力支撑。

2.2 市(地)级路径推进建议

2.2.1 充分利用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区域内各城市数字经济融合、整合和协调。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除受自身区域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制于上下游产业和区域的产业支撑能力,所以需要充分利用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内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劣势,积极推动区域内各个城市数字经济的融合、整合和协调。充分释放和发挥市域内不同类企业、地区差异的多元性与独特化,清晰了解自身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和核心竞争能力,重点进行因地制宜的数字产业发展特色打造,塑造具有市域自身特征的发展态势。

2.2.2 推动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加速规模显著的大产业集群形成。数字经济产业包括相关产品的产出、交易、传送、高科技支持、售后服务等多个链条,区域需要增强对产业发展的协调,强化管理部门间的统筹规划,细化产业投管并进行精准定位。加强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区域通过先行优势加强创造、聚集和扩展产业链,以产业创新为手段,破除功能区内地域和层级限制,扩大和形成创新产业群。在区域内积极设立、打造和形成一批具有产业基础好、集群效应强和规模程度高的信息化产业园区,并不断推进周围配套环境和设施,推进企业集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通。在产业集聚基础上,加强区域内数字内容集群的发展,推动企业间功能串联,强化优势互补,从产品视角增强企业联合,稳步推动低成本、高效率、强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2.2.3 推进产业上云技术发展。云平台是扩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大推进剂,区域应积极强化软件产业的创新发展步伐,构建优化针对平台数据采集、大数据建模和工业App的管理模式,推进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平台的建设、开发和应用,建立、培育和优化云平台技术和行业云平台的发展,推动区域内企业积极攻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工业基础和前沿技术,开放区域内研发设计、检测检验、工程管理等产业支撑资源,推动区域内产业头部企业和骨干企业加快数字化升级,降低区域内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提升产业链集成、企业间集成和产业价值链集成程度。

2.2.4 积极推动区域内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深度进行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力和突破点,提升区域制造业互联网发展模式,由消费端向产业端推进。优化数字信息技术对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推动,强化大数据技术对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的改造,聚焦制造业智慧+”数字+”的优化升级,健全工业互联网平台形式、技术模式和安全管理等的发展体系,大力发展区域内数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推进中小企业园区的数字化转型和管控,强化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工业互联网和传感器械等先进技术在区域制造业中的集成应用,提升制造业业态转型升级,向柔性制造、智能制造和精细制造等方向迈进。②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步伐的加快。建立以服务业的数字化开发为基础,构建数字内容产业链,从服务端推动、延展和拉伸服务业产业链条。推进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转型升级,强化区域内工艺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检验检测、供应链等产业的互联网+”应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智慧化应用场景应用和面向特定环节、特定场景的平台。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融合升级,推动传统服务业的数字化应用和提升,拓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的应用。推进文创业的数字化应用提升,提升传统文创活动的数字化融合升级。③积极拓展农业数字化转型。优化数字农业发展模式,推动农业信息化应用基地和数字化示范基地的建设和推广,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如植物、育种、牧场、渔场等的数字化融合,积极推动农林牧渔的智能检测、环境检测和精准控制技术,提升农业业态、模式和生产经营的数字化重塑。积极探索农旅融合,积极推动农业生产、订购和营销的广泛网络化和互联网化应用和实现,拓展区域内农业产业链深化和智能化,加大对区域统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平台的创建和优化,提升农业传感器技术与功能设计,构建区域内农业遥感监测和应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全流程和全周期监管和追溯,实现执法监管行为全方位、多维度、完整视角的数字化留痕化治理。

2.2.5 强化区域内投融资制度集成。成立区域性政府性投资基金,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进行社会性资金的引导和撬动,积极建立对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重点工程项目和重大技术应用的引投和跟投功能,创新性地实施股权融资、贷款贴息优惠、财政补助等多元化金融扶持。创新知识产权、数据资产和智力成果等无形资产的抵押贷款,支持区域内金融机构试行无抵押物的信贷业务。激励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中小微企业积极挂牌新三板、科创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扩大融资。

2.2.6 优化区域人力支撑体制,健全人才服务机制。加强对数字经济产业杰青”“优青和高层次人才团队的引进和支持。依托区域内高校资源、科研院所、智库平台和大中型企业,以科研项目为载体,推动产业技术的创新引领。支持区域内高校和职业院校积极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支持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与智库平台积极申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相关专业博士点、硕士点。创新人才引进体系,建立健全吸引、留好、用好人才的管理机制。鼓励引进的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重点人才工程。鼓励人才创新创业引导基金、人才银行优先支持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创新创业。鼓励、支持和设立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人才开发资金渠道。加大对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奖励力度。建立完善中央部委、河北省政府机关和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干部的交流培训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淑春.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路径与政策供给[J].经济学家,20196):52-61.

[2]王娟娟,佘干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J].中国流通经济,2021358):3-17.

[3]赵敏,王金秋.数字技术与当代生产方式新变化问题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3):102-117.

[4]郭格,丁亮.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产业路径探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12):40-44.

[5]李娟,刘爱峰.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371):3-12.

[6]米彦泽.工业生产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N].河北日报,2022-08-043.

作者简介:杜浦(1979—),男,河南周口人,讲师,博士后,就职于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刘玲;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河北金融学院保定市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杜浦

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摘要:目前,东北三省民营经济发展低迷,本文通过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存在问题,提出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采用不同资本运作方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万物智联新模式促进民营经济增长;利用财税政策支持东北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服务型”政府作用,财税政策支持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及生产成本;加大投入研发税收优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东北民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上举措必将促进东北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东北,民营经济增长,融资成本

目前,东北民营企业具有规模小、龙头企业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特点。东北三省民营经济主体超过800万户,达到市场主体总数的90%以上,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相比仍较落后,民营经济比重最高的辽宁省也不过占到68%

一、支持东北民营经济发展概述

1.民营经济内涵

民营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

2.支持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现实意义

未来,东北振兴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是东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研究分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求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途径,以期促进东北经济快速发展。提出东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对策建议,对于构建东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体系,实现东北经济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2022年,东北地区中黑龙江省GDP15901亿元,吉林省GDP13070.24亿元,辽宁省GDP28975.1亿元,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振兴东北经济,既需要抓立竿见影的大项目、大投资,也需要扶持成百上千的小微企业,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成为民营企业聚集地,分别有96家、90家、58家、52家上榜。东北三省中辽宁省仅有8家,吉林仅有3家,黑龙江仅有1家上榜,与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差距较大。目前,东北民营经济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1.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困扰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022年,吉林省民营企业数量55.2万户,黑龙江省312.79万户,辽宁471.43万户,广东1571万户,可见东北整体民营经济发展滞后。东北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叠加宏观经济融资平台、房地产业务的严监管,民营经济“钱荒+资产荒”仍急需解决。

1)银行不愿对民营企业贷款,更偏好面向国有企业放款

商业银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主体,在东北无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不愿对民营企业贷款,更偏好面向国有企业放款。因为商业银行的内部考核与责任追究机制不利于对民营企业进行贷款。银行对国有企业放款风险较小,对民营企业放款风险较大,银行内部50%的信贷都是放款给了国有企业及大项目,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2)民营企业大多数规模小,风险高,诚信度低

东北的民营企业大多数规模小、风险高、诚信度低、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较为激烈。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保持慎重的态度,一般无担保、无抵押根本不会放款,即便有担保、有抵押也轻易放款,因为风险大。东北很多民营企业很难达到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评级要求,很难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规定的抵押物种类或足额抵押物,东北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发放有限。举例来说,国企只要抵押机器设备就可以放款,但民营企业抵押机器设备银行不认可,民营企业只能转向高利的民间借贷,增加了其融资成本,民营企业竞争力下降。

3)融资租赁尚未参与民营经济发展

东北民营经济发展未来可以采用融资租赁模式,融资与融物相结合,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可以充分利用融资租赁操作程序简单、融资成本低,财务上能独立核算的优点,解决东北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快速弥补资金缺口。东北融资租赁目前主要焦点在工业,与工业企业紧密合作,未来应加快发展融资租赁与民营企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带动东北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2.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万物智联新模式为民营经济发展赋能作用有待提高

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将成为东北民营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2022年广东5G基站超21万座,居全国第一。2021年黑龙江5G基站3.69万个,2022年吉林省5G基站3.4万个,2025年辽宁省将建设5G基站14万个,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东北地区与广东5G基站建设差距较大。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是东北民营企业产业升级和创新的重要加速器,将开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征程,为民营经济发展赋能。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有机结合,高效协同各生产要素,实现工业的流程再造,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民营企业通过厂房和设备智能改造等途径,实现转型升级、再创辉煌。目前,深圳民营企业华为公司拥有16000多个5G标准体验,华为5G专利全球排名第一名,占比达到20%。美国的所有企业的5G核心专利的占比不到15%,中国5G技术发展位列世界前列。未来,东北民营经济应依靠“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万物智联新模式,助推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在国内各大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东北民营企业应该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尽快攻占这一高地。

3.财税支持还需加大力度,民营企业税费高,生产成本高

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东北民营企业仅有7家民营企业榜上有名,辽宁3户,吉林3户,黑龙江1户,可见东北民营经济做大做强仍任重而道远。目前,东北提出了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例如辽宁沈阳出台加大工会经费补助力度等6方面内容。但目前民营企业税费成本仍比较高,比如税费方面有河道管理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价格调节基金等民营企业税负负担重的项目等。民营企业贷款一般采用银行贷款、票据贴现、民间借贷等几种方式。目前,东北民营中小微企业急需用钱只能采用民间借贷,利率近18%,叠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上涨,劳动力工资上涨等因素都无形中加大了民营企业生产成本,且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辽宁、吉林、黑龙江未来对新兴民营小微企业,应该减免税收和各种成本、费用。中小微企业是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基石,未来应充分考虑东北人民的持续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才是东北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多措并举助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1.破解融资难、租赁难、融资贵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资本、人才、创新是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遇到的主要难题,而资本是重中之重,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合东北实际,借鉴广东、浙江、南京等地经验,加大东北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1)完善相关政策,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其一,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东北三省财政预算中可以增加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数额,为民营企业进行担保、贴息,与此同时,预算中可以适当增加财政专项资金数额,满足民营企业筹资需求。其二,积极建设东北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东北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可以动员全体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市场运作的民营企业融资创新服务平台,实现真正为东北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服务。其三,建立公平的融资环境。未来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大数据,鼓励银行为民营企业建立独立信用评级体系,根据企业规模、人数,信用等级等为民营企业进行精准贷款,降低东北民营企业的贷款门槛,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2)民营企业生命不同周期采用不同的资本运作解决方案

其一,初创期企业融资方案。初创期企业规模小、风险大,但拥有核心技术或优秀商业模式的民营企业存在很大发展潜力,可以以天使投资、VC等股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能力较弱新三板挂牌上市是较好选择。其二,成长期企业融资方案。成长期企业的技术趋于稳定,客户稳步增加,经营风险不断下降,盈利水平增长较快股权融资以VCPE为主,债权融资能力逐渐增强可以选择在创业板、新三板上市。其三,成熟期企业融资方案。成熟期企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盈利水平比较平稳以银行贷款、公司债等债权融资为主,股权融资能力较强可以选择主板、中小板发行上市。其四,衰退期企业融资方案。衰退期企业的市场竞争激烈,盈利水平下降,发展前景黯淡企业融资难度较大,并购重组是较为理性的选择。

未来,充分发挥东北民营企业发展基金的作用,以此来撬动社会资本,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共同支持处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东北还应充分借鉴广东、浙江、南京等地经验,结合东北实际情况制定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新法规,政府扶持措施,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东北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来融资租赁业将成为东北投融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足服务民营经济基础上,作为国际公认的第二大融资工具,融资租赁对缓解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用不可小觑。

2.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万物智联新模式为民营经济发展赋能

预计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5%,东北民营企业开始认识到“5G+大数据+人工智能”重要性。目前,黑龙江联通的5G+智慧党建云平台,累计服务1.1亿余名党员。2022年沈阳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5.7%2025年预计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东北民营企业将经历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联”,毫无疑问“万物智联”时代将重构民营企业商业模式及消费新升级。未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算力中心等新技术将充分融入养老、医疗、会展、教育、咨询、中介、旅游、购物等各个方面,新消费模式新消费业态,必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新升级。

“大数据+人工智能+5G”助力东北民营经济可以采用以下策略。第一,鼓励民营工业企业,如智能制造、智能电动汽车、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安防、智能建筑、智能机器人、智能手机等领域,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推动工业生产制造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拓展,进而带动产业向高端迈进。如辽宁鞍山钢峰风机有限责任公司就采用此种策略。黑龙江省,近年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拓展5G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场景,在传统的矿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推进数字化改造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发展不断释放出新活力。第二,引导民营商业企业,例如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可穿戴产品、智能虚拟办公、远程医疗等智能化应用,布局“数字+智能”体验店,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加速“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助力东北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3.财税政策支持东北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东北应该改变过去的全面发展,引导鼓励市内各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优势产业,提高民营经济产业专业化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并将其扩大、延长,加强各省及各城区间产业合作,逐步形成各省、各城区产业互补,比较优势突出的民营经济区。首先,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第二产业中大型民营企业向“大而专”发展。例如,江苏省以总部经济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年纳税额的地方留存部分,由区财政按50%70%安排给民营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经营,鼓励企业向“大而专”转变。其次,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第三产业中小型民营企业向“小而精”发展,鼓励大力发展民营生产性服务业。这样第二产业大型民营企业与第三产业中小型民营企业整合互动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发展升级。

东北对民营第三产业财政支持方式比较单一,只有贴息、以奖代补。未来应采用多种更加灵活的财税支持方式,通过税收减免、税式支出、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等方式,加快推进民营企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此举不仅能够提升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而且对东北整体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东北第二产业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东北还可以通过环境税、资源税减少民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转变民营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税收手段加快发展对清洁的、低能耗的民营电子工业、计算机及其软件业和各类轻工业扶持力度。

4.发挥“服务型”政府作用,财税政策支持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及生产成本

政府未来应发挥“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化繁为简,简政放权,促进民营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壮大。与此同时,东北民营大企业发展也可面向“价值链高端”企业的总部经济,做大民营企业的总部经济,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政府应落实支持政策,以质优的服务感召吉林商人、黑龙江商人、辽宁商人、东北商人,推动产业、总部、资本全方位多领域回归。

民营企业在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医药、旅游、港航物流、文创、商业、文化、体育、金融等领域大有可为,通过跨界融合,把跨界融合作为新常态下具有战略意义民营经济的新增长点。政府可以加大对有前途、有技术民营中小企业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及生产成本。上海对于“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的民营小型微利企业规定2年内,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50万元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新政。

未来,国税局可以采取对民营企业纳税信用评定和信用修复,逐步扩大A级民营企业纳税人范围和激励政策清单,推进守信民营企业“口头申请即时办结”服务模式新试点工作,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发挥空间。未来政府可以鼓励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营生产性服务业当中,在税费方面提供平等的待遇,改革现行的工商注册资本制度,允许以知识、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经过评估作为资本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以政府收集的大数据进行市场化运作,为民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信息。简化开办新民营企业的程序,增加土地使用、税收和行政收费的透明度,改善制造业企业和民营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融资渠道,以此来减少民营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东北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5.加大投入型研发税收优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民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021年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约1.4万家,与沿海省份相比,差距较大。东北未来应帮助创新科技型民营企业参与高层次项目建设,如国家级实验室、技术中心等,走创新引领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之路。东北民营产业发展技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自主研发时,前期研发费用投入巨大,企业负担重。未来可以采用投入型研发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采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科技、税务等部门统一研发费用的统计标准,研发费用以第三方审计公司出具的报告为准。东北也可出台科学仪器专项补助政策,未来东北还可以采用税收抵免,减轻企业负担。民营企业发展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2022年广州给予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补贴30万~50万元。未来东北发展空间较大,东北民营科技创新和民营高新技术产业要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动力,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通过以上措施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支持东北民营经济发展、支持东北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是东北振兴的加速器,此举必将带动东北经济的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延超.人工智能助推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思考[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2]晏舒.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助推民营经济发展[J].现代管理科学,20197.

[3]朱佳佳.金融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有效路径研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1.

[4]周文,司婧雯.当前民营经济认识的误区与辨析[J].学术研究,20215.

[5]孟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之道[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作者简介:关慧(1976—),女,满族,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出站,研究方向:财政、税收;段景超(1998—),男,汉族,河南人,沈阳大学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刘欣雨(1999—),女,汉族,河南人,沈阳大学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

沈阳大学 关慧 段景超 刘欣雨

企业管理
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合规管理与策略研究

摘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是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有利于国有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措施。基于这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本文具体采用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方法,对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合规管理的措施策略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具备理论概述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的对策措施,有助于国企实现高质量的合规管理。

关键词:国企改革,企业合规管理,制度建设

在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合规管理,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适应新经济形势下的市场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员工素质,从而更高效地实现企业管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必须提高其守法经营的程度,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随着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全面深化,随着政府监督、管理与执法工作的不断加强,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管理的能力与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国企合规管理概述

从根本上讲,合规管理是指企业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以保证其在正常运作中能够实现合规运作。具体说,国企合规管理是通过企业和员工的管理,实现风险的科学管控和组织活动规划,具体涉及制度设计、风险鉴别、责任认定等多项工作。合规经营中的“规”是一个广泛的范畴概念,它既包含了法律、规章,也包含了从企业视角出发的规章制度。从企业的视角看,“合规”本质上就是企业对自身进行自律,以规避各种风险,包括民事、行政,甚至是刑法等。但如果只从这一方面对企业合规管理进行说明,则会丧失其独特之处,因为从这一方面来看,其与合规规划、公司治理等的理念非常相似。企业自主管理涉及多个领域和方向,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合规管理视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而是应当将其设计为基于自身经营理念和国家法律指导的合规监管纠正机制,以此做到企业自治和法治协同下的企业发展保障。

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中国的特色形式,在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改革发展形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制度体系规划以及国家市场建设决定了我国国企的重要性以及其改革的必要价值。现有研究认为,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国有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我国国企建设的开端。而随后的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则实现了国企大规模的快速建设,改革开放后的时间内则可以归为国企的改革发展阶段,其中1978—1991年的国企改革工作具备创新性和发展性,是党和国家对改革国有企业制度的重要探索,1992—2002年基于南方谈话以及国企改革的经济体系深化,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先发展阶段,国企改革注重抓大放小战略的执行,也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搞好宏观控制,对次要矛盾和次要方向进行微观调节。2002—2012年抓大放小的战略落实更为深入,国有企业的重组建设愈发频繁,国有企业实现了从数量向质量的发展。自2013年至今,国有企业进一步开展深水区改革推进,国企改革配套文件陆续推出并形成体系,国资委、发改委等单位协同发布的“十项改革试点”逐步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逐步实现,可以说当下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逐步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结合“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2020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于2020—2022年着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面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

二、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合规管理的重要意义

当下国企经营发展的需求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都决定了国有企业经营改革以及合规管理的发展必要性,具体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合规管理,主要具备如下的管理意义。

(一)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发展和自我转型,很多国企基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国内市场的稳定,都实现了自身体量的增长、业务的完善以及企业建设水平的提升,但是也有部分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基于长期依赖于国家政策倾斜以及国内市场的安稳,无法做到基于新时代国际竞争潮流下的自我变革发展,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和胆量。然而,在新的环境中,若不对自身制度进行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将会使企业被市场所抛弃。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和完善,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目前的市场对国有企业也有了更高的发展需求。因此,企业必须以自身现实情况为基础,持续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优势,从而达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开展合规管理可以发挥较好的内部监管和企业监督作用,而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监管的强化,有助于促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产出,对于促进国企市场竞争优势发挥,以及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都有极佳的作用和价值。

(二)促进国企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授权经营体制、资产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重点的改革发展方向,党的指导具备明确的引导性和先进性,而具体的改革发展仍面临空前的困难。改革越到深水区,越要注重遵纪守法。国有企业应当既要强化改革的驱动力,也要把握好依法合规的方向舵,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遵章守制。而这一过程中,一个平稳的改革环境是保证在改革进程中,企业能够持续平稳发展的根本要素。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进行自身改革的同时,必须创造一个平稳的发展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支柱。在目前的国内外双循环经济格局下,国企的合规管理应注重以国际法律法规为支持,做到外有国法支撑内有制度保障,更好地实现合规管理落地。因此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企业应有效落实合法管理,促进自身改革的环境稳定。

(三)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在我国国有资本的体制下,实施合规管理是增强我国国有资本抵御风险的一种主要手段。从本质上来讲,企业的合规管理的能力与抵抗风险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尽管企业的合规管理不能彻底消除所有的风险,但如果对合规管理进行改进,企业就可以在违法违规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对其进行有效的检测和辨识,并对其进行有效防范,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除此之外,在进行合规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企业还可以有效地制定出一套风险响应计划,即使出现了风险事件,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反应,从而将违法事件所造成的不利后果降到最低。综上所述,企业可以利用构建健全的合规管理体系,来加强对违法事故的预防和响应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进而更好地促进自身的稳定发展。

三、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合规管理问题

总结上述内容可知,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合规管理开展,具备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国企深化改革、提高国企竞争力的综合优势价值。但是从现阶段的国企改革发展来看,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发展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其中主要不足和缺陷问题涵盖如下。

(一)合规管理部门权威不足

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但是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对于合规管理的重要性还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合规管理制度,也没有制定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合规管理策略,企业的合规工作不能得到切实的实施。特别是,由于合规性管理部门权力不足,在进行合规性管理时,会造成雇员对合规性的不重视、排斥,甚至是不合作,这会极大地降低公司的管理效能,加大公司的运营风险。同时,也会造成公司内其他部门对于合规管理部门制定的计划和政策缺乏足够的关注,使得他们很难与合规管理部门进行有效的合作,甚至可能会发生合作困难的现象,进而影响合规管理的效果。

(二)合规管理架构不够完善

最近几年,国有公司逐渐构建了合规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初步构建出了比较系统的管理框架。但从现有情况来看,企业合规管理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导致了企业合规管理的执行难度增加,不利于企业合规管理的向下覆盖。而企业管理结构的架构不健全,也会实际影响企业的各项风险识别和抗击能力,最终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经营和经营收益。

(三)合规管理人才培育不足

当前国内部分国有企业在合规管理建设中,未能重视对人才的建设培养,导致合规管理队伍的建设不足,很多基层管理人才缺乏有效的培养和引导,在业务能力发展和专业性保障上存在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并且由于人员总量的不足,也很容易出现因为人员离职和工作不足导致的岗位空缺,进而影响实际管理效果。综合上述的人员培育不足情况,其中各项现存问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会对企业管理体系制度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因此,为促进合规管理的落实,相关企业应注重在未来工作中结合现有不足进行人才培养的强化开展。

(四)合规管理缺乏有效监管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大部分国企在合规管理建设中,多数都没有实现设立单独的合规管理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合规管理团队。有的国有企业,合规管理部门和法律、监察部门都在一个地方,出现了管理部门重叠的现象;而有些国有企业,虽然设立了独立的法律法规管理机构,但是其专业程度并不高,机构权威性也不够,具体工作也容易被业务机构所取代。这些情况的存在,都导致国有企业在合规管理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五)合规管理技术水平不足

现阶段国企的合规管理建设,还存在技术总体水平不足的问题。技术总体水平不足是指在国企合规管理的过程中,基于合规管理理念的落后以及经营经验的空缺,很多企业在合规管理中并没有做到管理技术水平的建设,多数工作还是以书面文件为主,对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对匮乏,总体来说管理效率和效果相对不足,容易影响实际的国企合规建设效果。

四、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合规管理策略

结合上述内容分析可知,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合规管理,主要包含存在技术、监管、人才、架构和部门权威在内的各方面不足,上述不足和问题都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实际干扰了国企合规管理的建设成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建议采取如下的合规管理策略予以应对。

(一)完善合规管理制度,提高合规管理部门权威

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的优化,要注重贯彻先进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做到企业部门的权威保障和提升,促进企业合规管理的成效发展。具体地说,首先,企业要对自己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现有的合规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与企业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合规管理体系,为后续的合规管理部门的执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公司必须建立起一个科学、清晰的公司合规管理机构,并对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进行划分,以便各个部门能够互相促进,共同管理。最后,在合规工作中,企业应保证合规管理部门具有优先权、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合规工作能够在内部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使企业合规工作能够更好地在内部实现。此外,在构建合规管理体系的时候,必须将其形式和实质相融合,这样才能提高合规管理体系的弹性和适应性,保证企业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合规管理,并逐步提高企业的合规管理效能。

(二)完善合规管理架构,促进合规体系健康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国有企业必须对合规管理架构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推动其持续稳定地发展,并将其经济效益不断地提高。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要在目前国企的大环境下,不断地改进其内部的合规管理结构,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具体地说,首先,企业应全面分析当前的行业发展状况,并加强对员工进行风险辨识的日常训练,提升其对违法风险的辨识水平,从而不断地改善公司的合规管理体系。其次,在制定了合规管理框架之后,公司需要对问责机制进行改进,以保证一旦发生违法行为,公司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职责划分,贯彻问责机制,确保追责到人,把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小,保证合规管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

(三)选拔合规管理人才,构建高水平的管理队伍

在目前国企改革的大环境下,增强自身的合规管理效果,就必须对合规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培训工作进行完善,要提高人才的考核标准,对企业员工的合规管理水平予以提升。首先,相关企业应注重先进人才的发掘,通过积极的人才选拔方法,如合规管理方案设计、小组比赛比拼等,实现优质人才的选拔和良好队伍的建设。其次,企业应注重构建全面可靠的评估体系,对合规人员进行系统化的培养评估,评估工作不仅要做到定期、公开、公正,还需要综合不同岗位性质和工作内容,制定具备针对性的评估方式,以此更好地发现不同岗位下不同职员的绩效和在岗工作情况,促进其对不良问题和工作不足的优化解决。

(四)了解主要违规情形,建立合规举报规范机制

当下国内的诸多规范和要求文件中,都有关于合规举报的要求和规范,例如《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中,就有关于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开展调查的规范要求。《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中也有关于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构建合规信息举报体系的规范要求。因此,基于上述要求和现实需求,国有企业的合规建设应注重对违规情形的了解和合规举报的规范机制建设。完整的合规监管体系包含内外两大体系构成,另外合规管理的进行还包括两方面监督内容。第一,针对企业高管的监督,对其监督应集中于国家法律和企业条例的遵循情况,保障其决策、审批的合规合法合理。第二,对企业一般雇员的监督。对雇员的监督是明确其行为工作,是否符合上级意愿且符合基本的制度法律要求。如果出现了不合理的工作行为,则需要根据制度规范和法律要求进行及时上报并处理,以防范风险问题的发生。国有企业建立一系列动态合规管理体系后,即可通过风险评估得出相应的违法违规情况,并构建合规的举报机制,通过机制建设和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强化企业内部的风险监控和问题管理,由此实现内部制度体系的优化修正,促进企业的管理制度发展。与此同时,与法治宣传教育相结合,构建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对企业的雇员进行合规培训,将合规理念融入他们的大脑和心中,进而保证合规管理机制的高效运作。

(五)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强化合规监督监控效果

国有企业在合规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企业各项资源的实时分享,实现企业信息处理孤岛的打通。国有企业应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包括OA办公系统、财务共享系统等各项系统技术的应用,构建起多元一体的信息化体系系统,实现合同评审、制度管理、业务监督等各项工作均是有效开展的综合化信息化系统。注重在系统中嵌入合规要点,例如在财务共享系统中加入审批流程体系,对各项业务费用采取有效的事前审批,以此实现对事前违规接待行为,事后保障发票真伪等的检查审批,此外也能够落实合同审批、付款审批等工作。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可以实现企业业务的规范化和有效风险监督,有助于风险制度的改善和优化。

五、结语

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落实策略,应做到以下几点:注重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了解主要违规情形、选拔合规管理人才、完善合规管理架构、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在内的措施应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的国有企业合规管理。

参考文献:

[1]金观平.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N].经济日报,2023-08-02001.

[2]张成斌.国企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一体化推进的方法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12):17-20.

[3]卞传山.国企更应强化合规管理[J].法人,202303):52-54.

[4]韩冰.新时代背景下国企改革问题及国有资产管理体系[J].中外企业文化,202208):45-47.

[5]李泽.浅议精益化管理在国企改革中的应用[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21203):218-219.

作者简介:洪艳(1985—),女,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厦门万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洪艳

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摘要: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外部宏观环境,而且会受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影响。员工薪酬管理问题一直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因而研究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问题势在必行。基于此,从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的相关阐述出发,分析民营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以期为民营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民营企业,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人才竞争力概念的兴起,人力资源在企业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使得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主体中数量最多、活跃度最高的代表,如何做好员工薪酬管理工作,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成为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关键。此外,诸多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在探究员工薪酬管理与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关联性。因此,对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的相关阐述

(一)员工薪酬管理的界定

员工薪酬管理是指企业在正常运营过程中针对于员工付出劳动水平的不同而给予不同补偿报酬的一项管理活动。这里的补偿报酬包括货币性的补偿及非货币性的补偿。货币性的补偿是指直接给予员工的报酬及相关的福利待遇,而非货币性补偿是指在工作过程中给予员工精神上、能力上的提高。员工薪酬管理主要是对员工的薪酬结构、水平进行动态管理的活动。

(二)员工薪酬管理的内容

民营企业进行薪酬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对企业内部各个种类、各个级别员工的薪酬水平进行制定和管理,以及工资的总额、各种员工福利待遇等等。工资的总额是企业衡量人力资本的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选择控制人力成本还是扩大人力成本的决策依据。对于企业薪酬管理而言,主要任务是清晰地界定各个级别、各个种类员工的薪酬标准,从而根据投入和产出价值的情况,实现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公平交换。对于员工而言,能够获取更多薪酬的途径在于为企业做出贡献,并为企业创造出价值。一定程度上,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和做出的贡献与其从薪酬中获取的回报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此外,企业制定的薪酬管理制度往往涉及不同员工的薪酬结构情况、薪酬结构中各种薪酬项目的占比情况、向员工支付薪酬的方式、按照何种方式来计算员工的薪酬等等。对于企业内部薪酬管理人员而言,一方面,需要对当月各个岗位的员工薪酬进行计算,并统计不同员工的薪酬情况;另一方面,薪酬管理也需针对当前薪酬体系进行适当调整,既保证员工的工资符合当前的物价水平,又能够有效保持薪酬发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期尽可能实现公司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的同步。

(三)优化员工薪酬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1.有助于增强内部员工的忠诚度

民营企业有效优化已有的员工薪酬管理体系,可以缓解内部员工对当前员工绩效管理体系的不满,降低因员工薪酬管理不科学而造成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混乱、企业内部知识型人才流失的可能性。此外,优化员工薪酬管理本质上是顺应内部员工心声的工作,如若在优化员工薪酬管理的工作时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并且吸纳企业部分员工代表有关薪酬管理的建议,则将有效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防止人才流失,形成良好向上的企业文化。可见,当前企业优化员工薪酬管理体系,不仅仅可以确保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稳定性,还将有效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2.有助于企业引进知识型员工

当前,随着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人才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民营企业积极优化原有员工薪酬管理体系,有助于在行业招聘中形成良好口碑。而知识型人才一般将招聘企业的薪酬管理作为是否入职该企业的重要标准。因此,民营企业积极优化员工薪酬管理工作,设置人才满意、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标准,有助于留住并引进知识型员工,从而推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提升,还会有效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3.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水平

当前,民营企业在逐步完善内部薪酬管理制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便于引进外部高水平知识型员工,推动企业运行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在风险管理、资金运营等方面的水平,从而提高企业运行风险的规避能力。可见,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带动企业的即期经营绩效水平。

4.有助于营造良好企业文化

民营企业积极优化当前的薪酬管理体系,对于企业内部而言,会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氛围,从而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及提升员工自身素质的积极性,进而会在民营企业内部营造一种比、赶、超的良性文化。尽管大部分民营企业多为生产经营起步较晚,但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下有着较大的发展机遇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因此,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对于进一步凝结企业与员工的共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5.有助于完善民营企业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制度的好坏,一定程度上会关系到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健全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员工的正当利益,使得员工在工作时保持积极性,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在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下,可以保证企业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力资源管理的困难,降低企业为维持内部稳定、营造良好氛围而花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就目前而言,健全员工的薪酬管理体系,对于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十分重要。

二、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企业内部管理者缺乏薪酬管理的理念

由于受限于知识素养的层次水平,部分企业管理者缺乏进行薪酬管理的意识,并且没有将其重视起来。同时,部分管理者将薪酬管理与单纯的发放工作相挂钩,还将丰富的薪酬激励方式视为企业不必要的支出。而企业管理者依赖原有薪酬管理理念的行为,会极大影响企业的长久发展,使企业难以实现内部团结一致向前发展的目标。

(二)员工薪酬管理激励手段单一

由于民营企业相对规模较小、经营种类较为单一,因而在制定薪酬水平时,缺乏丰富且必要的激励机制。一些企业在设立薪酬激励手段时,往往以绩效激励为主,但绩效激励的力度较小,绩效奖励一般仅能占到实际工资的十分之一左右,物质激励效果较差。此外,绝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薪酬计划中缺乏科学的精神激励措施,激励措施与岗位晋升机制缺乏统一性,因而导致在原有的薪酬管理制度下很难有效对员工产生绩效效用。

(三)现有薪酬管理体系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

当前,民营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工作效率较差、喜欢偷懒的员工,而这些员工中许多是企业创立以来的元老。一般企业发放薪酬的重要指标是工龄和资质,这就导致了效率低的老员工薪酬高于效率较高的中青年员工薪酬,易在企业中形成不良风气,造成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极可能引起多数员工不满,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四)员工薪酬管理与岗位晋升机制关联度较低

对于员工而言,其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工资薪酬的数量,也在于个人岗位的晋升机会。民营企业在进行员工薪酬管理时,往往注重员工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或者在日常的工作中非常积极、有能力;表现优秀时,民营企业对员工的认可一般仅仅局限于即期的薪酬奖励方面,并没有与公司的岗位晋升机制相关联。由此使得一些有经验、有能力、有资历的员工不满足于当前的薪酬管理机制,导致企业员工对公司内部管理的不满,造成企业员工薪酬管理机制的效用低下。

(五)员工薪酬管理的过程透明度较低

对于部分民营企业而言,在发放员工薪酬时往往很少披露薪酬细致的组成情况,缺少薪酬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员工对自身薪酬水平产生怀疑,以至于使得员工不考量自身工作的努力度,而将关注点放在公司是否公正合理地发放薪酬上;另一方面,当员工无法了解薪酬的组成情况时,会使薪酬管理的激励效果大大减低,从而不能有效催生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优化民营企业员工薪酬管理的对策

(一)及时转变薪酬管理理念

民营企业的管理者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及时更新、转换薪酬管理理念。一方面,管理者应积极对标同行业的优秀企业,对其优秀薪酬管理理念进行学习;另一方面,管理者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当前先进的管理理念,以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促进企业薪酬管理的科学化。

(二)丰富员工薪酬激励的手段

民营企业应着重丰富员工薪酬激励手段。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在物质激励方面进一步扩大奖励范围,例如,将出勤、工作积极性、工作绩效、服务态度等纳入物质奖励的范畴,并适时提升物质奖励的金额;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在精神激励方面定期召开内部大会对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表扬、嘉奖,并发放相应的证书,年末根据发放的证书提升员工的年终绩效等等,以期通过物质及精神嘉奖并举的方式来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三)建立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

民营企业应积极建立差异化的薪酬体系,做到不唯工龄、不唯资历。对于干劲足、业绩高的员工,要做到破格提升工资级别;对于资历高、工龄长而业绩一般的员工,要适当降低原有的工资标准。此外,民营企业应积极学习同领域、同行业企业的优秀薪酬管理经验,做到取长补短,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打造本公司独特的薪酬管理体系。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只有在一视同仁的薪酬体系下,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才能够引进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来助力企业发展,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

(四)进一步强化员工薪酬管理与岗位晋升的关联度

首先,民营企业应积极将员工的薪酬标准与员工的晋升标准紧密结合,在关系到员工的晋升测评体系时,做到与员工薪酬体系的同步,即对于表现优异、具备较为突出能力的员工,不仅仅要提升其工资薪酬标准,也要增加其晋升职位的测评分数,以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其实现激励。其次,民营企业应定期评估员工的薪酬管理及岗位晋升机制的合理性,适时对有着较高薪酬待遇、处于中层以下,但能力有限、工作积极性不高、难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员评估后另行安排,将较高的薪酬待遇和晋升岗位留给表现优异的员工。最后,民营企业应定期发布缺失的管理岗位及应聘的相应条件,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发挥员工薪酬管理的激励效应最大化。

(五)建立内部透明式的薪酬管理制度

民营企业应积极完善并设定透明式的薪酬管理体系,将员工的薪酬组成情况反馈给员工,让员工清晰地认识到是哪方面的工作欠缺导致薪酬的下降。同时,透明式的薪酬体系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能提升员工强化自我的决心。在透明式的薪酬体系下,员工不仅能够看到自身的不足,找到自身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且也能够发现同事的优点,从而激发员工的潜能。在此情景下,员工希望通过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来创造自身的价值,从而树立自我学习、敢先争优的目标,以期实现提升自身素质。因此,当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建立内部透明式的薪酬制度十分必要。

四、总结与建议

员工的薪酬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需要针对于某一行业或者某一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探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民营企业而言,薪酬管理体系提升了其面向市场的人才竞争力,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提升了经营发展绩效,营造了良好的企业文化。但是,民营企业薪酬管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部分企业内部管理者缺乏薪酬管理的理念、员工薪酬管理激励手段单一、现有薪酬管理体系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员工薪酬管理与岗位晋升机制关联度较低和员工薪酬管理过程透明度较低等等。员工薪酬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新冠疫情以及国内国外竞争环境的影响等加剧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压力,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管理者及时转变薪酬管理理念、丰富员工薪酬激励的手段、建立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进一步强化员工薪酬管理与岗位晋升的关联度以及建立内部透明式的薪酬管理制度等优化措施,以期为民营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周雪春.科学合理的薪酬绩效管理对企业管理的作用[J].门窗,20204):241-243.

[2]武思杨.绩效考核对企业薪酬管理的影响[J].人力资源,20204):115.

[3]谢永玲.薪酬与绩效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分析[J].商情,202022):171.

[4]姬雅楠,杨少杰.我国中小企业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7):2.

[5]王旭.企业薪酬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128):3.

[6]沈玉军.浅谈企业薪酬管理存在问题与优化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209):1.

作者简介:王晓峰(1986-),男,辽宁营口人,硕士,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格乐大学 王晓峰

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应用管理与发展

摘要: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主要组织之一。在大数据与数字经济背景下,伴随近些年国家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为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提供了条件与保障,同时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在对企业进行管理和规划的同时,管理者需要加强无形资产的应用与重视程度。根据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效益,研究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并从相关角度提出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

关键词:企业,无形资产,发展,管理

一、研究背景

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提高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树立企业形象。结合现如今经济发展现状,管理者需要进一步考虑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与效益,帮助企业继续发展。充分理解无形资产的作用,加强对无形资产的重视,更新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企业对无形资产的应用。

二、无形资产理论概述

1.无形资产的含义及特征

无形资产主要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一般将专利权、商标权、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作为广义上的无形资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不止局限于广义范围内的含义。

无形资产没有任何实物形态,非实体性,是一种重要的企业资源,其拥有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企业获利,在一段时间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创造经济价值,并不是用来出售。如企业特有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用来帮助企业创造利润价值,但其不是客观的有形物质。无形资产具有高效性和垄断性,现如今无形资产在企业中运用广泛,对各项专利权的掌握能力也在逐渐提升。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无形资产的运用与方法,提高运用效率,帮助企业增加利润率。无形资产用于帮助企业增加利润,在同行竞争中占重要地位,独有、专有是帮助企业发展的手段之一。随着社会发展,创新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相关专利人享有专利著作权,企业享有他人不可使用的专项使用权,在同行之间享有独特的专利技术,行业竞争优势将会大幅提高。但专利技术一经公开享有,企业将会失去对这项无形资产拥有的垄断地位。无形资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评估其价值有一定难度。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无法确定。由于无形资产没有任何固定形态,所以需要结合一定的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无形资产未来的收益并不是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很大程度上与有形载体未来的情况有关,无形资产的寿命期限无法确定。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有一定区别,却又不够明确,无形资产发挥作用需要和有形资产相互作用,无形资产本身的使用寿命无法实现准确的估量。一旦二者相互作用取得的效益发生变化,更加无法明确无形资产将会带来的效益。同时,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期限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并不是专利人或企业自身能够确定的。

2.无形资产的分类

1)按来源不同,无形资产可分为外购无形资产和自创无形资产

外购无形资产,可以是单独购入、与其他资产同时购入、与企业整体一起购入,均指从企业外部购入的无形资产,自创无形资产,由企业自行研究和开发、自企业内部形成。

2)按使用寿命能否确定,无形资产可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指有些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受法律法规、协议或合同的限制,可以确定。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如非专利技术、永久性特许经营权、商号、秘密配方等的寿命是无限、或很难确定的。

3)按能否辨认,无形资产可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

可辨认无形资产可以进行具体认定,多数无形资产属于可辨认无形资产。

不可辨认无形资产与企业整体相联系,但不能单独认定。一般指商誉。

三、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优势与重要性

5G技术为例,对5G技术的特点和先进性进行理解,确定5G技术的重要性,分析5G技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突出无形资产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1.5G技术的典型应用案例

天津港位于渤海湾畔,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作为天津老港口,经历过技术更迭后,在数字化、现代化当中完成转型升级。天津港原有的知识网络数量多,较繁杂,在运用与维护方面造成很大困扰。港口通过对5G的应用,尤其在集装箱码头方面,基本实现5G一张网,通过5G技术本身的低延迟、高效率特点,满足全业务要求。在港机的控制方面,如天津港在岸桥的控制方面,原先是通过有线光纤进行控制,但光纤有很大的局限性,每两年需要进行一次维修。运用5G作为备份,能够最大效率进行接管,避免出现业务中断情况。在5G技术智能化改造之前,在装卸船时,一个岸桥需要至少三个岸桥司机作业,需要司机师傅长时间待在40多米高的狭小空间里低头作业,工作强度大,作业环境艰苦。能否将他们转移到更舒适的环境中实现远程操控,对网络有很高的要求。如今得益于5GF5G的低时延、大带宽,通过5G技术的改造之后,操作人员可以在自动化操作中心工作,通过电脑屏幕便可以跟踪整个作业流程。一个岸桥司机在装控室里进行操控,能够同时控制36个岸桥,提高效率。天津港采用高精度图,北斗导航加全覆盖的5G网络,结合道路辅助感知系统,达到车道级高精度定位,将岸桥一次对位成功率提高到了90%以上。在整个天津港C段码头,共有125G基站,为港口的每一个智能设备,赋予实时的连接。每个智能设备的运行现状、时空位置、目标走势都能得到实时监视,迅速准确传递给终端,随后通过更加精密的计算,精准支持码头的每一次作业。同时,中兴通讯联合天津联通等,通过合作的方式在港口行业5G自动化领域积极实践,打造基于标准5G网络与创新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港机5G自动化商用解决方案,帮助港口的5G自动化升级。通过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的探索与实践,孵化出多个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5G真正满足港口在生产与运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作业效率,助力产业转型,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2.5G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在企业发展升级中的优势

5G技术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所具备的特点也是其他的信息通信技术不具备的。与之前的通信技术相比较,5G技术可以带领客户体验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延时以及更多的连接数据等。目前看来,企业积极打造5G项目、通过5G网络进行项目推进,取得理想成效,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设备数据计算的精密程度,同时减少人工和运营成本。同时,5G技术帮助企业立足智能化,构建更加高效的一体化项目体系,进一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企业掌握和拥有了5G技术,就等于其无形资产有了更高的价值。在新经济背景下,将高速度与高效率相结合,进一步适应和满足基层和人民的需求,扩大企业规模,促进更新升级。在企业通过5G技术使自身得到突破之后,便会在一定程度当中带动整个行业效仿和学习,从而推动整个行业进步,提高竞争力。不仅企业能够如此,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学习和使用5G技术,以此促进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的活力。

3.无形资产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和作用在当今社会不断提升,随着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以及企业间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复杂,促使了无形资产不断增加,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含量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与之形成的无形资产所带来的价值也将为企业带来所预期的经济效益,以帮助企业在这一方面实现更高价值。无形资产是企业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一家优秀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专利、著作与商标。拥有特定的专利权、著作权以及商标权,代表企业可以运用行业内独一无二的知识产权来占领相应的市场,实现企业的品牌价值。而对于无形资产意识浅薄的企业而言,缺少了无形资产,便导致企业与同行业相比没有了“过人之处”,难以取得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维护知识产权是当今竞争中重要的优势所在,关系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四、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与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在企业不断发展和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无形资产在企业当中的价值有所提升,需求量更大,但其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显露。

1.企业对于无形资产的管理意识缺乏

对我国而言,企业对于无形资产认识的起步晚,理论概念的理解相对缺乏。无形资产本身是一种无实物形态的企业资产,使管理者对其认识有所局限,大部分管理者仍然用传统的思想对待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将有形资产视为重中之重,从而忽视了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作用,使无形资产的发展出现迟缓。由于管理方式和意识的落后,使部分企业无法认识到无形资产对企业的重要性;或者在有所认识之后,难以运用恰当的方式对无形资产进行管理与评估,使无形资产原本的价值大大减弱。

2.无形资产管理制度落后

由于无形资产起步晚,重视程度较低,相关理念缺乏,导致企业并未及时对无形资产的制度体系有系统的建立,缺乏无形资产的保护意识,从而使企业的专利权、著作权等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失。

尽管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有了不断的健全与完善,但就目前而言,仍有许多企业在无形资产相关方面存在缺陷。无形资产属于较新兴的企业资产,对相关管理人员的要求较高,企业内部无法及时提供专门的管理人员,造成对企业无形资产的保密性与安全性有所缺乏。而企业内部对于无形资产的运行体制尚不明确,对其保管、使用、核算等方面的制度缺乏完善,使企业对无形资产的运用程序无法连贯,影响企业各部门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和效益。

3.企业经营人员存在不法侵权行为

部分企业自身对于知识产权了解欠缺,无视知识产权,在未经专利人许可的情况下私自生产侵权产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现如今,我国在有关企业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与保护方面仍然属于发展阶段,待完善程度较低,没有给企业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同时,企业自身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所欠缺,即使研发出创新型新产品,但是由于没有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仍然无法实现无形资产原有的价值,对企业的经济造成间接损失。由于自身的不够重视,给不法经营分子制造可乘之机,造成侵权现象产生。除此之外,相关执法人员同样对无形资产的保护缺乏认识,执法过程随意性强,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导致各种侵权行为无法得到解决,一直存在。

4.无形资产专业管理人员缺乏

企业对无形资产的重视程度有所缺乏,造成对相关管理人员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就许多传统企业而言,对无形资产的管理不够专业,造成管理混乱,效益流失;同时,企业内部也缺乏对无形资产的监管,许多企业的无形资产或由其他部门进行监管,造成责任分工混杂,监督不及时,无法形成高效的管理体系。无形资产的管理需要具备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对口人才,以及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在这二者的基础上,才能对企业无形资产进行专业的评估与管理,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和利用,体现无形资产的价值。

五、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与管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针对在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与管理方面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将提出相对应的优化措施,以通过合理规范的方式,帮助企业更好的管理和运用无形资产。

1.增强管理意识,提高重视程度

首先,在企业内部着手,管理者应该加强对于无形资产的重视程度,明确无形资产的定义,划定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认识到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制定对应的措施,更加系统规范的管理。同时,加大对无形资产的宣传,尽力弥补对无形资产缺乏理解与认识带来的弊端,转变企业员工对无形资产认识,大大加深无形资产在企业当中的地位,深刻体会到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与发挥无形资产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所带来的影响,通过观念的转变,体现无形资产的重要价值。加强无形资产的认可程度,发挥无形资产特有的经济效益,保护无形资产产权与创新,以提高重视程度。

2.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

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加强对无形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企业内部构建合理科学的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监管制度十分必要。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好各个方面的监管,将责任落实到位,形成连贯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无形资产的保管与利用,防止著作专利权等意外流失。对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给予密切关注,对国内外知识产权发展动向做深入了解,积极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操作经验,促进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充分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无形资产的安全性。

3.不断完善关于企业无形资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我国相关法律部门应更加充分认识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性,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案件审理等方式,加强社会宣传,重视知识产权,让社会群众树立更高的企业无形资产保护意识。从社会基层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可以更大范围地避免侵权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切实保护企业无形资产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侵权行为的关注,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严惩侵权假冒的行为,抵制侵权行为的出现。

4.加强专业型人才的挖掘与培养,帮助企业树立社会形象

无形资产的管理需要专业性强的人才,是一种需要多门相关学科相结合的新兴行业,传统学科的单一学习无法满足需要。这样一来,一方面需要相关求业者加强自身的学业素养,包括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经验。企业在应试相关求业者时,需要改变传统观念,从更加综合考察的角度挖掘相关人才。从业人员应加强提高专业能力,不断学习相关知识,培养更加良好的从业技术。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加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更加系统的学习体系,培育专业人才,形成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以满足新发展之下企业对无形资产管理的充分需求。在加强专业人才的同时,帮助企业树立社会形象。企业形象主要由企业服务形象、公益性形象和产品形象等构成,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够提升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帮助企业实现良性循环与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无形资产作为新型业态的代表,从经济效益、人工成本、工作效率等方面均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但想要积极发挥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作用与独特价值,还需要企业自身做出相对应改变。针对存在的代表性问题,分析其原因,提出应对措施,精准应对影响无形资产发展的各项因素,帮助无形资产在企业中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夏峰.论企业无形资产管理的重要性[J].现代经济信息,201314):197198.

[2]乔振.5G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以物流企业为例[J].江苏通信,20202):810.

[3]常泽远.基于新时期背景下知识经济无形资产会计问题研究[J].现代商业,202220):169171.

[4]张涧源.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2133):143—145.

[5]张立明,于玲.企业无形资产管理的建立与完善关键探索[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10):8283.

作者简介:闫玺泽雅(2002—),女,汉族,山东滨州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闫玺泽雅

探究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前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重组浪潮,这一趋势不仅涉及跨国公司,还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和重组。这种趋势背后的动力包括寻求市场份额增长、降低成本、扩大产品线和提高竞争力等。并购重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问题背后的关键因素。不同的行业、市场、企业规模和文化都会引发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因此,研究并购重组问题需要考虑到这些多样性因素。

二、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企业并购重组是一种迅速实现规模扩张的有效手段。通过收购其他公司,企业可以立即扩大业务规模、市场份额和客户基础。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规模扩张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财务和管理挑战,包括整合两个组织的文化、流程和系统,确保协同效应的实现。企业并购重组还可以帮助企业克服行业壁垒和规模的限制。通过收购具有特定技术、市场准入或资源的公司,企业可以绕开行业壁垒,迅速进入新市场或领域。这种战略可以加速企业的增长,并为企业提供战略多样性。要成功突破壁垒,企业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合理评估风险,并在并购重组后实施有效的整合计划。企业并购重组还有助于企业主动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市场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或其他外部压力下,企业可以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或寻找新的市场机会来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这种灵活性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这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洞察力和战略规划能力,以确保并购重组后的业务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并购重组还可以帮助企业获取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并通过改善其经营管理后重新出售,以获得巨额收益。这种策略通常需要企业有强大的财务和运营团队,以识别被低估的机会并有效整合和管理被收购的公司[1]

三、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和合规性问题

在合并之前,各方必须进行法律尽职调查,以确保目标公司的法律合规性。这包括了解目标公司的合同、许可证、知识产权、债务和法律诉讼等方面的情况。如果未能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会导致未来的法律风险和争议。并购重组后,合并双方必须确保整个组织的法律合规性[2]。这包括并购重组后的公司架构、股权结构、商业许可、合同的整合以及跨国合并的国际合规性等问题。不合规的情况导致重大法律问题,包括诉讼、罚款和声誉损失。如果合并跨越国际边界,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涉及国际法律问题。这包括国际贸易法、外国投资法、跨境合同执行问题等。了解不同国家法律的交叉点和差异至关重要。法律合规性标准会随时间而变化,特别是在特定行业,如金融、医疗和环保等领域。并购重组后的公司必须及时调整和遵守新的法律要求,否则面临严重后果。合并涉及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和版权)的转让和保护。如果不正确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会导致知识产权侵权争议,影响产品和品牌价值。在并购重组后,人员合并和员工权益的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合并涉及解雇、合同修改、福利计划和工资调整等问题。不合规的解雇或待遇问题导致劳动争议和法律诉讼。在一些情况下,合并引起反垄断和竞争法律问题,特别是当并购重组后的公司在市场上占垄断地位或减少市场竞争性时,这需要监管机构的批准,否则会面临合并被禁止的风险。

(二)财务问题

在并购前,进行财务尽职调查是必要的,以了解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问题涉及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财务指标、财务健康状况、债务情况以及财务风险等。不充分了解目标公司的财务情况导致未来的财务问题。并购重组后,合并双方必须整合资产和负债,这包括合并双方的账户、清算未清偿的债务、协调财务政策和流程等。不正确的资产和负债整合导致财务混乱和错误[3]。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合并财务报表,以便提供完整和透明的财务信息,这包括合并双方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财务报告合并需要准确的会计方法和财务软件支持。并购重组会影响税务责任和税收效益,问题涉及税务计划、税务申报、跨国税务法规、资产和股权交易的税务后果等。不正确的税务规划导致额外的税收负担。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确定其资本结构,包括股权和债务。问题涉及股权分配、股权价格、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等。不正确的资本结构决策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和成本。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有效管理财务风险,包括市场风险、货币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财务风险的不适当管理导致财务损失。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进行财务审计,以确保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合规性。不合规的财务报告会导致法律问题和不良声誉。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有效地管理成本,以实现合并的经济效益。问题涉及成本结构、效率提高和资源合理分配等。不正确的成本控制会影响合并的成功。

(三)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问题

合并的两个公司通常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这导致文化冲突和不协调,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合作。不解决文化差异导致员工流失和生产力下降。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整合领导层,包括高管团队和管理层。问题涉及领导层的选择、角色分工和权力平衡。不正确的领导层整合导致领导层冲突和决策混乱。员工通常会对合并产生不确定感,担心工作稳定性和职业前景[4]。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进行文化整合和员工培训,以确保员工理解新的文化和工作方式。问题涉及文化整合计划的设计和执行,以及员工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不适当的文化整合和培训导致员工困惑和抵触。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统一薪酬和福利政策,以确保公平和合规性。问题涉及薪酬水平、绩效评估和福利计划的调整。不正确的薪酬和福利政策导致员工不满和工会争议。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建立有效的员工参与机制,以便员工可以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反馈。问题涉及员工沟通渠道、反馈机制和问题解决流程的建立。不合适的员工参与导致员工不满和生产力下降。如果不妥善管理文化和人力资源问题,会导致关键人才的流失,这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造成严重影响[1]

(四)技术和系统集成问题

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通常需要整合其技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网络、服务器、存储系统等。问题涉及不同技术平台的兼容性和整合,以及数据的迁移和备份。并购重组后的公司使用不同的业务应用系统,如财务、人力资源、生产和销售系统。问题涉及应用系统的整合和数据的流通,以确保数据一致性和业务流程的协调。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整合和管理大量数据,包括客户数据、供应商数据、产品数据等。问题涉及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据存储和数据隐私合规性等。技术和系统集成带来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的挑战[5]。问题涉及数据泄露、网络攻击、合规性风险等。不妥善管理信息安全导致数据泄露和声誉损失。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以应对技术故障、灾难恢复和突发事件。问题涉及备份系统、灾难恢复测试和紧急响应计划的建立。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整合IT团队,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问题涉及岗位合并、角色调整和团队文化整合。如果合并涉及制造或供应链领域,需要整合生产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和供应商关系。问题涉及生产计划、库存管理和供应商选择等。并购重组后的公司需要培训员工,以适应新的技术和系统。问题涉及培训计划的设计和执行,以及员工技能的提升[2]

四、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法律和合规性对策

在并购过程中,执行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是关键。确保对目标公司的所有法律文件、合同、知识产权、诉讼事项等进行审查。任何存在的法律风险都应被识别和评估,确保合并的各个阶段都严格遵守当地和国际法律法规。建立一个专门的合规性团队,负责监督合规性事项,制定并遵守合规性策略。寻求专业法律顾问的意见,特别是涉及国际并购时,法律顾问可以提供关于交易结构、法律合规性和风险的重要建议。对目标公司的合同进行审查,确保合同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必要时,更新合同以反映并购重组后的新组织结构和责任。处理员工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并购重组后的员工合同、薪酬和福利问题,确保员工的权益得到保护,同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合并涉及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版权)进行清晰地审查和保护,以防止知识产权侵权和争议,确保合并不违反反垄断法和竞争法规定。这包括评估并购重组后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潜在的垄断行为。为员工提供合规性培训,确保他们了解并遵守公司的合规政策和法律法规。考虑购买适当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政策,以应对出现的法律争议和风险事件。在合并完成后,建立持续的法律和合规性监测机制,以确保公司在并购重组后继续遵守所有法律法规[3]

(二)财务对策

进行全面的财务尽职调查,审查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会计政策、财务健康状况和财务流程,确保了解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潜在风险。开发财务模型,用于评估并购交易的潜在回报和财务影响。这可以帮助确定合并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并为并购重组后的财务规划提供基础。制定并购重组后的财务规划,包括预算、资本支出计划、资金流动和财务目标,确保并购重组后的公司能够实现财务协同效益。识别和管理潜在的财务风险,包括货币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采取措施来降低这些风险对并购重组后公司的不利影响。确定并购重组后公司的资本结构,包括资本比例、债务和股权结构。考虑融资选项,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进行税务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合并交易的税务负担。考虑税收优惠、减税策略和跨境税务问题,确保并购重组后公司的财务报告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法规,包括合并财务报表的准备和审计。处理员工薪酬和福利问题,包括并购重组后的薪酬政策、股权激励计划和退休福利,确保并购重组后公司具有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以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合规性。进行审计和内部审查以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建立监测和报告机制,以跟踪并购重组后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达成的目标,确保财务规划的执行和实现[4]

(三)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对策

制定并实施文化融合计划,以确保并购重组后的公司拥有共同的组织文化。这涉及价值观的明确定义、沟通和培训文化,以及建立一个文化融合团队。为高级管理层提供领导力和文化融合培训,以便他们能够领导文化融合过程并作出示范,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参加文化培训。建立透明的沟通渠道,让员工能够分享他们的看法和担忧,确保信息传达透明,以减少员工不确定性。评估和比较两家公司的员工福利计划和激励机制。考虑如何将最佳实践整合到并购重组后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计划中。确定组织中的关键人才,制定人才管理计划,以确保他们留在并购重组后的公司。定期进行文化测评和员工反馈调查,以了解文化融合的进展和员工满意度,根据结果采取行动。重视多元化和包容性,确保并购重组后的公司能够吸引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员工,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处理文化冲突和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冲突,包括通过调解、培训和沟通来改善关系。保留每个公司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识别和强调共同的价值观,以确保文化融合是一种平衡和继承。为员工提供支持和过渡计划,以帮助他们适应变化,包括职业发展支持、培训和心理健康支持。

(四)技术和系统集成对策

在并购前进行全面的技术尽职调查,以了解目标公司的技术基础设施、系统架构、应用程序和数据资产,确定技术风险和机遇。评估两家公司的技术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和集成难度。确定需要整合的系统,包括ERPCRM、生产管理系统等。制定并购重组后的IT战略规划,明确定义技术系统整合的目标和时间表,确保规划与业务战略一致。制定数据整合和迁移计划,包括数据清洗、转换和加载(ETL)策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确定哪些IT团队和人员将合并,制定整合计划,确保并购重组后的团队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评估技术系统的风险,包括数据安全和灾难恢复,确保有适当的备份和恢复计划。检查并购重组后的供应商合同,了解合同条款和义务,确定是否需要重新谈判或终止合同。为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以帮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系统和工具,确保员工具备使用新系统的能力。建立性能监测和优化机制,以确保并购重组后的技术系统运行稳定并满足业务需求。随时调整系统以提高效率。使用项目管理工具和方法来管理技术整合项目,确保项目按计划执行,并及时解决问题。确保适当的文档和知识库用于记录技术系统的配置和操作信息,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实施持续改进策略,以确保技术系统和集成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改进,并随着业务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确保并购重组后的公司能够顺利实施技术整合,降低技术风险,并实现技术系统的协同效益[5]

五、结语

全球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性对企业并购重组产生了影响。经济衰退、贸易战争、汇率波动等因素都改变并购重组的动态和前景。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企业在进行并购重组时需要更加谨慎和灵活,不仅要考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还需更深入地分析市场趋势和风险,以确保决策的长期可持续性。国际合作和多元化战略也成为企业应对全球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以减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引用

[1]童希芳.科创板企业并购绩效研究——基于智能设备企业的案例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308):76-78.

[2]刘勤.新形势下房地产企业并购重组风险防范措施[J].投资与创业,20233415):137-139.

[3]王恩泽.新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实践探索[J].投资与合作,202308):139-141.

[4]陈凌志.企业并购重组的财务整合与管控研究[J].质量与市场,202315):124-126.

[5]姜斌.浅谈企业并购重组流程与风险控制[J].天津经济,202307):94-96.

肇庆市贺江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李玉石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