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9日 第 3 期
总第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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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日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中央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马兴瑞、何立峰、张国清、袁家军同志结合分管领域和地方的工作作了发言,刘国中、陈敏尔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大家进行了交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展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高度重视,切实解决。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习近平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习近平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2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研究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关于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汇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铁路集团作了书面汇报。

会议强调,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废旧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大幅提高。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

会议指出,要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加强“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节,更多惠及消费者。

会议强调,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物流降成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基本前提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途径是调结构、促改革,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优化运输结构,强化“公转铁”、“公转水”,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形成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物流市场。优化主干线大通道,打通堵点卡点,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鼓励发展与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结合的物流新模式。统筹规划物流枢纽,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临空经济、临港经济。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做好开年工作进行动员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做好开年工作进行动员。

李强指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是国务院的法定职责,形成一份高质量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具有重要作用。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

李强指出,本届政府履职之初,就旗帜鲜明提出要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牢牢把握这一定位,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无论是在今年工作中,还是在本届政府的整个任期中,都必须坚定不移践行这一定位,并在履职尽责中不断丰富实践内涵、实现新的提升。

李强强调,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假期已过,国务院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一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把解决群众和企业关心的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多做有利于提振信心和预期的事,保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一致性稳定性,以务实有力的行动来提振全社会的信心。二要实干为先、只争朝夕,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的导向,切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奋力抢抓工作先机,力争各项工作尽快取得实效,以实干实绩取信于民,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三要事不避难、攻坚克难,按照系统观念深入谋划和推进工作,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勇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不断增强工作的创造性引领性,全力推动矛盾问题解决。四要提升效能、强化合力,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大局观念,主动跨前一步抓工作,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完善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建立健推进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整体行政效能。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国常会: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举措,部署进一步做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等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近年来,我国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其中,财政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会议强调,办理好建议提案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的内在要求。国务院部门去年承办的建议提案已全部按时办结,在相关领域出台政策措施2000余项,解决了一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全国两会在即,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今年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健全领办交办、督办考核等机制,在抓落实、促转化上下更大功夫,以高质量建议提案办理助力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外商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把稳外资作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经过各方面协同努力,地方债务风险得到整体缓解,为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要坚持改革创新,强化配套政策支持,持之以恒攻坚推进,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要强化源头治理,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强调要聚焦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支付不便问题,加强协同配合,加大必要的资源投入,多措并举打通服务堵点,推动移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发展、相互补充。

会议审议通过《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草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充分体现了‘三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为广大农民群众送去了新年的政策‘大礼包’。”在国务院新闻办2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关键切口入手,提出了一批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力求出实招、办实事、见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让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据介绍,文件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个提升”,就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两个强化”,就是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近几年,面对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国内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等多重挑战,我们把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千方百计促生产、夺丰收。”韩文秀介绍,2023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粮食供应充足、库存充实,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我国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抓好粮食生产保供作为重点,明确了稳面积、增单产的主攻方向,同时提出拓展食物来源、强化节粮减损等措施,打出政策“组合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是提产能、保供给的重头大头,但长期面临“粮财倒挂”的困境,产粮大县往往是经济弱县、财政穷县。谈及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性,韩文秀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拓展延伸产业链条等针对性部署。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韩文秀指出,要重点从严守耕地总量、提升耕地质量、挖掘后备耕地资源三个方面着力,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数据显示,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691元,实际增长7.6%,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39∶1。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介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挖掘产业经营增收潜力、稳定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拓展转移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强化农民增收工作。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近年来,各地发展乡村产业有了较好的基础,但主体不强、链条短,带动能力弱、同质化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祝卫东表示,发展乡村产业,一要突出地方特色,把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二要注重产业融合,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三要做强农产品加工,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四要畅通农村物流,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

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支柱。“要围绕让进城的进得顺心、让留在农村的生活舒心,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祝卫东介绍,文件从扎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三方面发力,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重点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安宁。”韩文秀说,现阶段我国乡村人口总量和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传统乡土秩序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首先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韩文秀表示,要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切实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格实行上级部门涉基层事务准入制度,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考核,减轻基层迎检、迎考负担。

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关键是持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将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有效办法,切实把矛盾解决于萌芽、化解在基层。同时持续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建设平安乡村。

李和风

最大幅度降息 央行发力稳开局

最大降息周期开启。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其中,1年期LPR维持在3.45%不变,5年期以上LPR从4.20%下调至3.95%,下调幅度达到25个基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来看,我国共有8次5年期以上LPR的下调,但过去下调幅度一般在5—15个基点。本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25基点,属历史上最大降幅。在分析人士看来,在金融市场的传导效应下,5年期以上LPR的调降并不仅仅关系着居民的房贷利率,对于股市、汇市、债市以及实体经济等均将带来利好。

追平15基点降幅差距

2月LPR报价利率出现非对称调降,1年期持稳,5年期超预期下调25基点。

谈及出现该情况的原因,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5年期以上LPR调整的幅度小,有补降的需要;另一方面,自去年底以来,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和降准,已经实现和达到调整长期LPR的条件。

2023年8月,1年期LPR报价下调10基点至3.45%,而5年期以上LPR维持在4.2%不变。观察自2019年8月以来LPR的变动情况,1年期累计调降80基点,5年期累计调降65基点,因此,这其中15基点的降幅差距构成了“追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国内处于信心恢复与经济恢复关键期,加之海外需求前景不确定性,商业银行靠前发力,合理调降贷款报价利率进一步让利实体经济,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加快恢复活力。”对于我国市场现状,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总结道。此外,由于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长,目前房地产仍处于企稳复苏阶段,对国内消费、投资拖累明显,国内加大房地产支持力度,有助于促进有效需求加快恢复。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评价,考虑到目前房地产政策的变化、金融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与对需求端、供给端信心的呵护,这次调降5年期LPR的幅度是适当的。

总体来看,5年期以上LPR报价是个人住房贷款和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的定价基准,当前楼市持续低位运行,投资稳增长需求较高,较大幅度下调5年期以上LPR报价有较强的必要性。而1年期LPR报价保持不动,则有助于稳定已处历史低位的银行净息差,为5年期以上LPR报价较大幅度下调腾出空间。

与此同时,本月也出现了LPR不与MLF同步下调的情况。2月18日,人民银行在操作本月MLF时,利率未发生变化。这在分析人士看来,同样已有预期。过去曾发生过三次MLF利率不变但LPR下降的先例,MLF利率与LPR调整步调并非完全一致。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2023年以来存款利率连续4次下调,叠加2024年2月5日全面降准落地,银行资金成本已经有所降低,LPR减少加点具有空间。

对此,明明进一步指出,长期看应该淡化MLF和LPR的关系,LPR作为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参考基准,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大。

“小阳春”已是大概率事件

LPR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也牵动着无数房贷用户的心。本轮5年期以上LPR的调降,也意味着房贷人将迎来新一轮房贷利率调整。史上最大的5年期以上LPR降息幅度,又能为贷款人省下多少钱?

据简单测算,若按100万元贷款本金、30年等额本息偿还方式计算,此次降息后购房者月供大约可以减少150元,30年贷款利息总共可以约5.4万元。属于相对减负比较大的一次,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房贷申请和消费。其对于后续购房市场的活跃等也都有积极的作用。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分析称,由于5年期LPR与房地产市场的关联度相对较强,从前期来看,下调5年期LPR利率也是房地产市场需求端政策组合拳的一部分,现阶段大幅降低5年期LPR利率25个基点,再结合近期围绕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较多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利率政策参与激活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的政策意图。

央行降息叠加一线城市接连优化限购政策,释放了积极信号。鉴于潜在需求及政策因素,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望逐步回暖,市场观点普遍认为,今年楼市“小阳春”已是大概率事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最近几个月一、二线热点城市加入限购宽松行列,释放了部分新增购买力。从市场整体看,随着政策底部的出现,市场成交的底部也逐渐开始接近。“虽然2024年2月因为假期影响,成交量远低于1月,但预计3—4月后市场有望见底企稳回升,3月出现‘小阳春’可能性明显增加。”张大伟称。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则指出,节后居民工作、购房置业逐渐进入正轨,一线及核心二线等前期出台政策的城市,政策效果有望进一步显现。

制造业及科创行业获利好

谈及本轮5年期以上LPR的调降所带来的影响,董希淼表示,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降,将降低企事业单位贷款中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激发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融资需求。这将有利于长期贷款占比较高的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减轻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压力。

明明同样提到,预计此次调整将对刺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降息的意义不仅在于短期的经济刺激,更在于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通过降低贷款成本,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以科技创新为主的行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

朱克力指出,降息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资金,从而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对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来说,降息将直接提升其盈利能力。其次,降息还将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研发投入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大幅降息后,政府可能也会采取一系列配套政策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要打通贷款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进一步指出,未来可能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或发行特别国债等,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空间;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优化信贷结构,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等。

稳定股市、汇市、债市

金融市场的传导效应下,5年期以上LPR的调降并不仅仅关系着居民的房贷利率和实体经济,对于股市、汇市、债市等均将带来利好。

明明提到,LPR下调对于股市和债市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可以起到提升市场信心和降低资金成本的作用。

根据Wind数据,人民银行公布降息消息后,各金融市场表现不一。截至2月20日11时10分,A股上证指数小幅下行0.14%,深证成指下滑0.83%;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小幅回升,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是小幅走贬;CFFEX 30年期国债期货上涨0.18%,报105.27。

庞溟认为,短期内调降MLF利率、逆回购利率的概率较低,但LPR在市场利率和人民银行引导同向推动下有所松动下行,可以在稳步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促进经济复苏、防止资金空转等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本轮5年期以上LPR调降整体将利好市场风险偏好。国内LPR利率下调,基本面稳步复苏,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坚实支撑。”周茂华补充道。

仍有下降空间和可能

在多名业内人士看来,在当前宏观经济恢复势头并不稳固、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较弱的情况下,春节之后第一期LPR大幅下降传递出货币政策稳增长、促发展的明确信号,进一步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而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助力2024年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和持续回升。

2023年底以来,人民银行接连增量续作MLF、超预期降准、新增PSL等,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政策“组合拳”有效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国际方面,市场普遍认为,今年全球货币政策转是大概率事件。那么,接下来LPR是否还有调降可能?还有哪些货币政策工具值得期待?

展望未来,周茂华表示,从国内通胀温和可控、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来看,人民银行政策空间,同时,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整体保持良好,LPR仍有调降空间。由于目前经济处于复苏关键阶段,后续降息等工具仍在工具箱,但具体实施需要看国内需求恢复进度、物价回升节奏以及房地产复苏情况等。如果消费、物价、房地产复苏进度不够理想,不排除人民银行进一步通过降息、降准、结构工具等,引导市场利率中枢下移,为消费和投资复苏提供额外动力。

董希淼同样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实施的空间仍然较大。预计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降低政策利率,引导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推动LPR持续下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经济加快恢复和持续回升创造更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也就是说,无论是政策利率还是市场利率,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下一步都还有下降的空间和可能。

王寅浩 廖蒙 程靓 董晗萱

人民币汇率有条件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的同时,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也在逐步改善。开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预期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延续了2023年下半年以来“稳”的走势。2024年2月1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1032,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展望2024年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汇率短期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比如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等,中长期走势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本面。2024年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

数据显示,2023年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7.42,较6月末上涨0.7%;2024年1月份继续上涨1.5%。

202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维持高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但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先升后贬,至2023年末企稳回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撰文指出,2023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稳健,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回顾2023年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强预期、弱现实”背景下的强势反弹行情;第二阶段为预期部分兑现背景下的震荡调整行情;第三阶段为外围环境回暖带动的止跌回升行情。2023年11月初至12月末,美联储紧缩预期缓解、美国通胀超预期回落带动美元指数快速回调和美债收益率大幅回落,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至7.10附近,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升至7.10左右。

对于2023年末人民币汇率的企稳,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2023年11月上旬以来,伴随着美元指数的高位回落,叠加国内经济增长恢复向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接连释放“稳预期”信号、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等因素,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走升。

需要注意的是,评判人民币对外币值强弱不能只看双边汇率,还要结合其他货币看多边汇率。对此,管涛分析称,2023年,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分别下跌2%和2.5%。同期,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指数下跌3.8%,我们的邻国货币,日元下跌7.3%,韩元下跌2.7%,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3.9%,其跌幅均大于人民币。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也有所分化,受国内因素影响程度有所增加。《2023年银行间外汇市场运行报告》显示,2023年全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相关性为39.9%,较2022年大幅下降50.1个百分点。

汇率稳定基础更加坚实

展望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走势,市场普遍预期,随着我国各项政策举措不断发挥效应,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人民币资产将持续具有吸引力,叠加美元指数走势趋弱,外部压力不断缓解,2024年人民币汇率“稳”的基础将更为牢固。“2024年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运行,在双向波动中全年或将表现出小幅度升值。”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晋斌说。

王晋斌认为,从国外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将减弱。美联储今年大概率会降息,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有望改善,推动中美利差趋稳并收敛,有助于跨境资金流动更为平衡。从国内看,政策开年发力也有利于提振境内外投资者信心。近期财政、金融、股市政策频出,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债券作为全球少数价格稳定的金融资产,对境外投资者吸引力持续增强,2023年9月以来,境外投资者已连续5个月净增持境内债券,累计近7000亿元。同时,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程度持续提高,企业更加风险中性,套保率已超过20%,境内经营主体面对外部冲击和汇率波动的韧性也显著增强。

对于支撑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潘功胜表示,一是我国经济具有良好稳固的基本面,保持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这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基础;二是中美货币政策周期的错位有望得到改善,将推动中美利差趋于收敛,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更加趋于稳定和平衡;三是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好的投资和避险价值;四是汇率稳定的微观基础更加坚实。

2024年人民币汇率有条件保持基本稳定。汇率走势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我国经济后续回升动力较强,有望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形成支撑。与此同时,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无论是时机还是幅度,均超出市场预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管涛认为,在内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的背景下,人民银行这次选择在年初超预期降准,体现了货币政策继续做好逆周期调节,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有利于持续改善宏观经济基本面,从根本上稳市场、稳信心,夯实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

有充足政策工具应对挑战

从过往看,我国有经验、有能力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2023年5月份以来,内外部因素交织加大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连续出招,果断打开政策工具箱,通过加强预期管理、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方式,积极稳妥应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总的来看,一系列政策举措稳住了市场预期,外汇市场运行总体有序,近2个月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弹。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此,温彬预计,2024年稳汇率政策举措将持续发力显效,鉴于我国汇率管理工具较为丰富,将足以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近年来,在应对多轮外部冲击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具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外汇市场的监管者,有经验、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冲击和挑战,维护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潘功胜表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坚持底线思维,丰富应对工具,防范汇率超调风险,防止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强化。

朱鹤新也谈到,2024年外汇管理部门将合理引导外汇市场预期,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姚进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龙年春节服务消费火热

龙年春节,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初一至初八)全国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3%,旅游、住宿、餐饮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热度上升。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旅游服务消费大幅增长。春节假期,受旅游市场火热带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倍,旅游游览和休闲观光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和40%。远途旅行和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航空出行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1%和1.4倍。

住宿餐饮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春节假期,受春节返乡及出行旅游需求带动,住宿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4%,其中,经济型连锁酒店、旅游饭店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5.2%、11.5%。民宿服务提供个性化消费场景受到游客欢迎,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8%。餐饮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体育服务热度上升。春节假期,文化艺术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6.7%,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倍。体育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3.2%,其中体育健身服务、体育场馆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5.8%、31.2%。

从地域来看,长三角地区服务消费增长较快,而受冰雪消费带动黑龙江住宿餐饮服务增幅较高,海南旅游游览服务保持较高增速。春节假期,长三角地区凭借特色旅游景点吸引较多游客,上海、江苏、浙江服务消费日均同比分别增长67.7%、46.8%和45%。受冰雪消费带动,外来游客较多,黑龙江住宿、餐饮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倍和1.2倍。冬季传统旅游旺地海南旅游游览服务增幅较高,日均同比增长1倍。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春节假期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各地税务部门推出春节办税缴费“不打烊”服务,依托办税服务厅值守、自助办税、网上办税等多种形式,持续推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全力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多样化需求。税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提高“好办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税收营商环境。

孙琳

权威视点
王昌林: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光明

近期,国际上又出现了一波“唱衰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见顶”等。对此,我们需要全面客观辩证认识。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确实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衰退。相反,中国经济正在回升向好,发展前景光明,这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舆论场曾经出现过几次“唱衰中国经济”的高潮。现在来看,其论调都是错误的。

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严峻。国际上,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内经济正处在治理整顿的调整期,加之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制裁”的影响,1989年和1990年我国经济增速只有4.2%和3.9%。在此背景下,国际上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甚嚣尘上。而事实是,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五年增速分别为9.3%、14.2%、13.9%、13.0%、11%。

又如,1997—2001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1997年2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在国内,我国商品供求格局从长期短缺为主变为总体上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物价低位运行,经济增速下降。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国经济学家再次抛出“中国经济崩溃论”。而事实是,针对当时内需不足、外需下滑、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党中央果断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国有企业、政府机构、金融体制、住房制度、财税制度等改革,积极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宏观政策调控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不仅顶住了金融危机冲击,阻止了经济增速的下滑,还在2000年后进入了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200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3%、9.1%、10%、10.1%和11.4%,五年平均增长9.8%。特别是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 2001—2005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4.6%,外资大幅增长有力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

再如,2007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2006年的12.7%、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8年的9.7%。在此背景下,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会衰退。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会崩溃吗?》(Will China break?),认为当时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会受到冲击,同时房地产泡沫破裂将进一步导致经济崩溃。而事实是,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2006—2010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9%,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再比如,2010年后,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经济发展条件发生变化,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运行出现“四降一升”态势。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再次出现“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增长停滞甚至经济危机。而事实是,针对当时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三去一降一补”和“破、立、降”等措施,促使经济企稳回升,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得到国际国内广泛认同和积极评价。

“唱衰论”者存在认识误区

为什么“唱衰中国经济”者一错再错?究其原因,在于其对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发展规律存在认知偏差与误区。

一是简单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更不能被简单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发展中的大型经济体。不能断定只要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经济衰退等现象。历史经验多次证明,西方经济理论不能被神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结合本国国情而简单地生搬硬套,并没有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甚至适得其反,一些国家还长期陷入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而中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二是过分夸大短期、局部问题,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看经济形势要从发展看运行,既要看短期,又要看长期;既要看局部,更要看全局。不能用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到中国,更不能用“显微镜”“近视镜”看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事实上,现在回头去看,许多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没有当时想象得那么大。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且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上升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自我稳定、自我修复能力,在遭遇冲击后,短期调整在所难免,但之后总能不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三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认识研究不够充分,有的存在主观偏见或狭隘私利。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需要把经济规律与中国国情、发展阶段相结合。但一些“唱衰论”者对中国经济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甚至有的学者很少来中国。例如,克鲁格曼曾在2015年发表声明称,“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此外,还有一部分“唱衰论”者是为了博眼球、挣流量,甚至有个别人是利用“唱衰中国”而在资本市场上获利。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甚至会经历必要的阵痛,但中国经济发展有底气、有优势、更有机遇,其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第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盘稳固,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积累起庞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巨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支撑。比如,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3.36亿辆,每年按10%更新计算,市场规模就超过3000万辆。从住房需求来看,尽管居民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尚未完全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城市化,但其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仍在30%以上,而我国目前仅为25%左右。从科技创新来看,尽管一些国家不断加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遏制围堵力度,推动“脱钩”“断链”,但难以阻挡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步伐。事实上,从历史经验来看,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一些国家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反而会加速我国自主创新步伐。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为3.08万亿元,同比增加10.1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经济等新赛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第二,人力资源、资本形成、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综合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尽管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要看到,相较于人口规模,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素质。2023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8.65亿人,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4亿人。从投资看,2023年我国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投资潜力较大。此外,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综合交通网、发电装机、电网、5G网络等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同时建成了规模庞大、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产业体系。根据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测算,在基准情形下,“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4.5%左右,“十六五”时期为4.0%左右;在乐观情形下,“十五五”“十六五”时期分别可达4.8%和4.3%,能够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带来新机遇。当前,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突破发展时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向纵深推进,为我国发挥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总有一些国家抓住机遇,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需求结构升级带来新机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历史性迈进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群体预计超过5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将较快发展。三是城市转型发展带来新机遇。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距发达国家水平还相差10多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潜力较大,202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7%,还有近3亿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未实现市民化。据经合组织相关研究,若这部分人拥有城市户籍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际消费水平将提高30%左右。此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绿色低碳转型等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但这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而经济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没有改变。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在砥砺中前行,风高浪急的外部压力,必将激发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动能。只要我们发挥自身优势,正视困难问题,着力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必将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华民族必将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王昌林

王伟进:提高养老金投资运作效率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本期邀请专家围绕养老金融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记者:如何提高养老金投资运作效率,做好运营管理和保值增值?

王伟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养老金为保障老年人生活而设立,其安全运营和保值增值关系到广大老年人的切实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关切。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要问题,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世界社会报告》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认为当前一个主要挑战是,在保障非正规就业人员等所有老年人收入的同时,要保持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财政可持续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提高养老金投资运作效率、做好运营管理和保值增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养老金运营管理的主要目标包括保证资金安全、促进资金保值增值以及实现基金可持续发展。加强养老金运营管理主要包含以下任务:一是扩大资金来源。包括继续扩大社保基金来源、扩大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规模等。二是加强风险管理。扩大养老金投资范围,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资产流动性等因素合理配置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分布,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对各类资产的风险进行评估,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干预机制,及时处理各类风险事件,确保养老金资金安全可靠。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系统,增强资金数字化管理,实现对资金实时监测和预测,提高基金管理智能化水平。三是提高回报收益。养老金资金保值增值需要提高养老金的收益率,这就要求进一步培育专业养老金管理机构,科学制定和实施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方案。加强对基金管理人员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积极引进国际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人才。四是加强综合监管。健全政府监督管理机制,加强例行检查和抽查,防止出现违规行为和不当操作。加强宣传和公开透明,让公众了解养老金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投资收益情况,提高社会信任度和满意度。通过会计核算、审计和监督,确保基金的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得到专业监督,保障基金安全和稳定。

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耐心资本,要实现长期稳健投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切实保障养老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加强基本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在我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主要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收益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较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的决定。2015年,国务院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明确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三类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加强基本养老金运营管理,需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划拨国有资本等方式增加投入,加大基金统筹力度,打破各种险种之间壁垒,扩大基金规模。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委托运营机制,让权责更明确、监管更有效。完善相关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健全法规体系,调动地方积极性。

二是加强年金的运营管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与职业关联、单位和职工参与、市场运营管理、政府行政监督的补充养老保险。近年来,我国职业年金基金加快投资运营。根据《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有12.80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010万人,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2.87万亿元。但年金投资管理还存在投资组合规模较小、过分追求短期收益、资产配置结构欠佳、层层委托增加风险等问题。为此,要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优化投资目标设置,做大投资组合规模,积极发展养老金产品,以战略资产配置和科技赋能为抓手,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三是加强个人养老金的运营管理。第三支柱主要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是个体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保障供给的有效形式。这其中,商业养老保险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尤其要重视个人养老金的市场化运营。需进一步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同时保持多元金融机构开放竞争。完善收益率担保和风险承担机制,降低投资风险。完善定价机制,提升交易便捷性,控制运营管理成本。完善协同监管机制,提升个人养老金经济绩效。

黄志强: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近年来,我国陆续建立了广覆盖的第一支柱、补充性的第二支柱,在第三支柱建设方面也已出台不少举措。

二、三支柱产品,包括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和几年前就开始试点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等,其突出特点在于:工作期间缴纳一些资金,锁定到退休年龄后开始领取,领取期限越长享受的税收待遇越优惠。市场上也有一些类似的产品,尽管不享受税收优惠,但同样需要长期积累、达到退休年龄方可领取,包括保险公司开展的年金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商业养老金、长期健康险等,以及沉淀到养老社区的资金。

纵观发达国家,对于养老资产的统计分类,除了社会保障基金、雇主支持的养老金、个人退休账户等,自有住房、其他资产也是同样重要的部分。我国也有调查显示,居民自发以存款、保险、理财、房产、基金等方式进行养老储备,截至2023年底,住户净储蓄额58万亿元,保险公司准备金中有超5万亿元需要长期领取,城镇居民房产价值占总资产比重60%左右。可以说,这些资产中有相当比例是有意识地为养老在做储备,此类积累远远超过目前制度化的二、三支柱的总积累额。

对于第三支柱的建设,我国自2018年开始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明确每年可以支出最高12000元购买特定养老保险产品,其保费支出可以延迟缴纳个税,并确定末端税率为7.5%。之后是2022年开始建立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缴费取消了比例限制,高限同样定在每年12000元,领取时的实际税负为3%。由于投入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损失了流动性,需要在投资收益或税收收益上获得一定补偿,使得实际的税收平衡点高于3%。考虑到优惠额与实际收入水平的关系,高收入人群优惠较多但占其收入的比重不大。如此一来,税收优惠效应就可能形成两头低、中间高的拉弗曲线,使得能够享受有意义优惠的人群基本处于相对较高的收入范围。

从国际上看,私人养老金制度发展实践中,不仅需要直接的税收减免支持,更重要的在于整体税收体系的设计和具体措施上的公平。例如,英国对养老金缴费设定较高的税优上限,2023年后年度免税额提高至6万英镑,但对收入超24万英镑的居民逐步降低优惠额度直至4000英镑;美国则由于短期资本利得税达37%,中位数居民个人所得边际税率达22%,使得其居民参与养老储蓄的积极性较高;加拿大的EET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和TEE免税储蓄账户,供款限额允许结转使用;日本的个人免税储蓄账户NISA,虽非养老金制度,但由于其获得税收减免的个人储蓄特征,常常被用来作为个人的养老储备账户;德国、比利时通过税收分档优惠、调整供款额度、缴费比例、配套补贴、开户礼金等,不断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和相对公平性。

立足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可考虑从以下方面扩大我国第三支柱的可能选项。

一是差异化缴费上限和加速缴纳。例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缴费上限设定为50岁以下6500美元、50岁以上7500美元;英国的个人养老金终身免税额从103万英镑提高至不加限制。我国第三支柱发展时间还不长,可考虑以替代率作为政策目标,制定与纳税水平挂钩的差异化缴费上限水平,按年龄和剩余工龄允许在几年内加速缴纳个人账户养老金。

二是对低收入人口的配套政策。不少国家对低收入人口参与养老金给予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例如,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专门给予低收入人口较多补助;也有国家推出更加便利的储蓄账户,如加拿大的免税储蓄账户TFSA等。我国可考虑对尚无法享受税优的低收入人口和灵活就业人口给予直接的补贴或优惠,也可考虑在第三支柱内开办更灵活便捷的储蓄账户。

三是老年人工作收入的税收优惠。据统计,经合组织国家65岁至69岁人群的平均就业率达22.9%。我国在保障老年人劳动就业和创业权益方面,可考虑对达到一定年龄的就业者,将其劳动所得和养老账户领取的资金分别计税或按一定条件减免。

四是研究固定资产金融化、标准化办法。对于有房产而缺乏现金资产的老年人,可考虑将其房产转换为连续的现金流,以应对各种养老支出。

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 黄志强

吉富星:聚焦短板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稳增长的“压舱石”。虽然目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然较突出,但扩大投资不能片面追求“量”的增长,而要立足长远考虑投资的综合效益。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各地应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来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而且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巨大,但应遵循高质量发展路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一方面,我国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并且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还存在很多短板。另一方面,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等领域仍需持续加大投入。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为5.2%,但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3%,民间投资略微下降。可见,我国投资仍有较大空间。当然,我们既要看到扩大投资对稳增长有利的一面,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质量和效率,优选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项目,不搞“大水漫灌”,也不“撒胡椒面”。

当前,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亟需政府、市场协同发力,立足社会民生补短板、产业发展促升级等目标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切实提升政府投资的效率,放大带动作用,并注重财政可持续性。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地方政府不得违规举债、不得超越财力水平盲目铺摊子,而要有保有压,围绕补短板的公共领域展开投资,力争带动更多社会投资。一方面,可围绕交通、水利、能源、物流、农业、生态环保、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的短板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另一方面,应发挥好政府投资、财政资金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在财政可承受、债务风险可控范围内更好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给予社会资本支持以获得合理回报,培育发展新动能。目前仍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考虑适度增加政府债券规模、加大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国债、专项债以及税费优惠、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来加力提效,同时也应严格评估、适当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投资。

加强政策支持、拓展投资空间,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当前,市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挑战,应当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解决民企发展困难,助力提振信心。加大财税、金融等支持力度,鼓励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投资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加强科学规划、放宽市场准入,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优质项目。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等项目以及特许经营项目等,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建设,同时积极利用产业引导基金、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提供支持。此外,推动民间投资项目与金融机构对接,进一步增加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及政策协调力度,强化要素保障,推进投资落地见效。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尤其是要发挥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效能,审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发挥重大投资项目牵引作用,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要求,用足用好资金、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支持政策。完善资金配套和融资保障工作,形成合规、高效的财政资金、市场融资等协同投入格局,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力度,盘活存量资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富星

董煜:“以进促稳”是一种新稳定观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进促稳”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不能孤立地分析,而是要放到中央对经济工作部署的整体语境中去看待,要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领会和研究。

怎样从理论高度理解“以进促稳”

要与“硬道理2.0版”联系起来看。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一个重大概括,相对于“发展是硬道理”,加入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要求,是一个“硬道理2.0版”。“硬道理”是相对一些模糊的认识而言的,鲜明地指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主要路径,毫不含糊地指明新时代的发展主题。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升级,只有通过动能转换才能实现,这就必然要求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也就是要始终依靠“进”更新和增强发展的动能。

要与经济工作指挥棒联系起来看。明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就是明确了各项工作最大的指挥棒,也是提出“以进促稳”的最基本逻辑所在。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目标任务的推进落实,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经济上不去,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央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其中“聚焦”二字,是最清晰的导向,也就是不管哪个领域、哪个层面的工作,都要看是否与指挥棒的方向相一致,都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对此要从政治高度加以看待,绝不能有本位主义的理解。

要与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以后遇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在当前依然存在,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风险隐患较多、社会预期偏弱的“新三重压力”。因此,“稳”的着眼点需要放在缓解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上,当前最优先的是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而“进”的着力点要放在增强经济活力上,其内涵包括抓经济工作的姿态要进取、要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等,重点是以经济结构的加快转型促稳,以发展质量的稳步提高促稳,以重大改革的持续突破促稳。

要与“先立后破”联系起来看。“先立后破”是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先提出的,2023年将之上升到宏观调控的基调中,但内涵是一致的,即作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基本遵循。“先立后破”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并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群体提的。在“以进促稳”的杠杆平衡点更多侧重于“进”的基础上,“先立后破”更多起到在“进”的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用。总之,在执行层面,落实“以进促稳”就是要多做加法、少做减法,落实“先立后破”就是要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二者在逻辑和内涵上是完全贯通的。

要与高水平安全联系起来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重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规律性认识和指导思想部分都作了强调,特别是如何认识“高水平安全”问题,需要和“以进促稳”结合起来学习。稳定和安全都是发展的底线。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发展,如果停留在原地筑城垒墙,也许能暂时挡住外来的攻击,但同时也会拦住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味地防和堵,是守不住安全的,也不能真正维护好稳定的环境。中央无论是部署“双循环”的宏观布局,还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工作,都强调了内外联通问题,都阐述了“自主”和“可控”间的关系,对此要深入理解。只有用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用进取的办法解决问题、用开放的视野开拓创新,才能真正守住稳定和安全的底线。

站在历史的纵深看,“以进促稳”对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这一提法,将“进”和“稳”的辩证关系提升到全新层面,把“进”作为“稳”的基本实现路径,并将“改”和“调”内化在“进”中,实际上就是拓展了传统的稳定观,提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基于动态平衡的、更高水平的“新稳定观”。这种稳定观,澄清了一些模糊的理解和认识,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和担忧,释放了坚定清晰的信号,为凝心聚力抓经济、促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氛围。

“以进促稳”的重要载体

落实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宏观调控基调的创新外,在方法论上的两大创新,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是落实“以进促稳”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至不亚于财政、货币政策。

第一个重大创新,是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近年来根据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重大要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2022年则明确要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按照这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牵头建立了政策文件评估机制,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均需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评估。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该机制已经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

近年来,一些对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除经济政策外,还有不少是非经济领域的政策。一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出台的时机不恰当、个别内容的表述不严谨,就可能对市场心理带来冲击。也有的政策从单个看是合理的,但当多个政策叠加时,就可能产生合成谬误,造成政策信号不一致的理解。而一些对重大部署片面理解、机械执行、过度执行的行为,由于不顾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只知道在本地区、本领域“单打一”甚至单兵突进,会破坏政策的平衡,甚至可能扭曲宏观调控的信号,这是很有危害性的。因此,加强对非经济政策的前端管理,避免对经济的收缩性、抑制性效应,是当前迫切需要抓好的工作。

第二个重大创新,是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这也是该项工作首次进入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年来,每逢中央重大会议召开、重大政策出台的关键时间节点,舆论场上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解读声音。其中一些解读没有正确把握政策精神,有的片面认识、只取一隅,有的盲目推测、放大问题,有的渲染恐慌、危言耸听,更有的别有用心、春秋笔法,给经济工作和发展大局带来干扰。这些片面、错误解读和带节奏言论的危害巨大,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预期造成很大影响,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意味着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舆论引导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关键是要牢固树立“政策宣传解读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理念,真正将之放到全局工作的重要环节,从观念到方法进行全面更新,切实增强应对舆情的能力和水平。要对如何唱响光明论、唱好光明论进行深入研究,更好把握舆论规律,客观、真实、深入分析经济数据,全面、及时、准确传递政策信息,探索行之有效的引导方式。=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

董希淼:2月份LPR下降的“三个不一样”

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为3.45%,5年期以上为3.95%。其中,1年期LPR继续“按兵不动”,5年期以上LPR比上月大降25个基点。这是自2023年8月1年期LPR下降 10基点之后,6个月来LPR首次下降。在当前宏观经济恢复势头并不稳固、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仍待提振的情况下,春节之后第一期LPR大幅下降传递出货币政策加码稳增长、促发展的明确信号,进一步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而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助力2024年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和持续回升。

与此前LPR变动相比,本月LPR下降同时具有 “三个不一样”的特点。

一是央行事先已释放明显信号。1月24日,央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前期国内银行已适度下调存款利率,人民银行又调降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推动作为信贷定价基准的LPR下行。2月18日,央行直属媒体《金融时报》更是在公众号上表明,贷款利率仍有下降空间,LPR还可能下行,5年期以上LPR下降可能性更大。

二是与政策利率调整并不同步。LPR在1年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基础上加点而来,一般而言MLF利率未变,LPR持平概率较高,但此前三次出现过MLF利率未变而LPR下降的情况。2月18日,人民银行开展逆回购和1年期MLF操作,利率均与上月持平。但2023年以来存款利率连续4次下调,叠加2024年2月5日全面降准落地,银行资金成本有所降低,因此LPR仍可减少加点。

三是两个期限呈现非对称下降。在本月之前,5年期以上LPR降幅比1年期LPR15个基点。而本次5年期以上LPR一次性下降25个基点,创下历次非对称下降最大,使得5年期以上LPR降幅反超1年期LPR达10个基点。数据显示,2019年8月LPR改革后,5年期以上LPR共下降8次,从4.85%降至3.95%,累计下降90个基点;1年期LPR共下降了9次,从4.25%降至3.45%,累计下降80个基点。

总体而言,本次LPR非对称下降在预期之内,但5年期以上LPR幅度超出预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1年期LPR“按兵不动”,有助于缓解银行息差下降压力,保持发展稳健性。人民银行公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5%,较上年同期低0.2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本次1年期LPR保持不变与本月MFL利率未变保持一致,具有合理性,有助于缓解银行息差下降压力,同时为5年期以上LPR下降创造更大的空间。本次非对称下降之后,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之间的期限利差缩小,还有助于减少贷款“化长为短”、期限错配等现象。

第二,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降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提振消费和投资。本次5年期以上LPR大降25个基点,远超市场预期,创下了2019年LPR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最大降幅。5年期以上LPR是个人住房贷款和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的主要定价基准。5年期以上LPR大幅度、超预期下降,首先传递出提振居民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强烈信号。5年期以上LPR下降之后,居民房贷利息支出将减少,有助于提振居民住房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对存量房贷而言,房贷利率将在定价日之后进行调整;对新增房贷而言,预计多数银行将在本次LPR基础上保持加点不变,进而降低新增房贷实际利率。同时,居民房贷负担减轻,也有助于将更多资金用于日常消费。

同时,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降,还将降低企事业单位贷款中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激发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融资需求。这将直接有利于长期贷款占比较高的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减轻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压力。当前,我国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10年期国债利率已下行至2.5%左右,2023年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88%,同比下降0.29个百分点,创有统计以来新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同比下降0.75个百分点。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5年期以上LPR继续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体现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有助于持续支持宏观经济恢复向好。

不过,2月18日MLF利率保持不变,仍然低于市场预期。此前,市场普遍预计MLF利率将下降,进而引导LPR下降。有观点认为,应淡化LPR与MLF利率的关联关系,LPR代表实体经济贷款利率,MLF代表金融市场融资利率,LPR下降对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降低更具实际意义。这固然没错。但对银行而言,MLF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减缓息差下滑。从历史看,MLF未变而LPR下降毕竟并不多见,而MLF下降后LPR一定下降。

从内外部环境看,随着美国加息周期即将结束、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收敛以及我国物价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2024年我国货币政策加大实施的空间仍然较大。预计下一阶段,央行将继续降低MLF利率等政策利率,引导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推动LPR有序下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就是说,无论是政策利率还是市场利率,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下一步都还有下降的空间和可能。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约7%,还有继续下降的必要,降准仍然是货币政策的未来可能选项。

总之,下一步预计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量价并举,长短结合,在总量上保障流动性更加充裕,在价格上适度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在结构上加强“精准滴灌”,进一步稳定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的支持服务,以更大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宏观经济恢复回升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董希淼

国研分析
持续深化金融改革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就,金融业总资产规模快速增加,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市场种类日益丰富,金融监管从无到有,金融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下一阶段我国的金融工作将聚焦为实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已经成为实至名归的金融大国。回顾过去历程,展望未来发展,对我国金融业有着长远的意义。下一阶段的金融工作将聚焦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就

(一)金融机构体系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同时承担着货币发行和财政“钱袋子”的功能,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形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为支撑、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农信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完整金融机构体系。

1.银行业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已从最初的“大一统”体系逐步发展为多样化、市场化的现代化银行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共有45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性银行1家,政策性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25家,民营银行19家,外资银行法人41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1609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信用社54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6家,贷款公司4家,村镇银行1642家,信托公司67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家,消费金融公司31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48家,金融租赁公司71家,货币经纪公司6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其他金融机构42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实力快速提升,在全球银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23年7月5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前20强中,有10家中国银行上榜。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连续六年蝉联前四名。中资银行一级资本总额为3.3万亿美元,总资产42万亿美元,贷款总额24.8万亿美元,存款总额31.3万亿美元。总体来说,我国持有全球银行体系32.67%的一级资本和27.69%的资产。

2.证券业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既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中介服务机构,同时也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投资者,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是我国金融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140家证券公司,从业人数接近36万人,服务投资者2.1亿人,2022年全行业实现营收3949.73万亿元,净利润1423.01万亿元。

期货公司是我国期货市场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期货公司数量达到150家,其中22家获得AA级评价,共有55家入围A级,全市场总管理规模近1.5万亿元。根据中期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为401.58亿元,营业利润为141.32亿元,净利润109.89亿元,期货市场交易额达533.83万亿元,交易量达67.62亿手。

3.保险业金融机构

197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险事业正式开启,当时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2年,友邦保险回归内地市场,同时带来了保险代理人制度,保险业开始爆发式增长。200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揭牌成立,这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保险行业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保险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022年,我国保险业法人机构数量达到237家,保险从业人员579.7万人。

(二)金融业总资产规模快速增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不过数千亿元,金融总资产结构相对单一。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总资产快速积累,步入百万亿元级别的行列,并形成了以银行业资产为主,券商业、保险业资产为辅的格局。金融业资产的快速积累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正面影响,对我国经济腾飞起到了重大作用。

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到419.6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379.39万亿元,占比超过90%。这些数据表明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业依然是主导力量。同时数据显示,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11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7.15万亿元。这三大行业的总资产均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反映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整体活力和潜力。

(三)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市场种类日益丰富

1.信贷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单一银行体制向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制的转变。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业务范围的扩大和市场份额的增加促进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转型,造就了一批国际知名银行,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2年底,人民币贷款余额213.99万亿元,是1978年(1890亿元)的1132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7.33%;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58.5万亿元,是1978年(1155亿元)的2238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9.16%。

2.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仅为国家的计划生产单位。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符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需求,资本市场开始生根发芽,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股权流通,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高,单一的国家控股开始向多层次的产权结构转型。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拉开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序幕。2000年以前,我国股票发行曾采用额度制和审批制,虽然2001年采用了核准制,但仍具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功能未被充分释放。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化运作,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2009年,随着创业板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多层次发展阶段。2023年,全面实行股票注册制,同时退市企业数量达到历史之最,证券市场优胜劣汰的效果正在逐渐展现。我国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1994年到2023年12月中旬,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从246家增加到5323家。全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已经超过2800家,数字产业相关上市公司超过1200家,资本市场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2022年,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直接融资5.92万亿元,共有428家企业实现境内上市,融资5868.86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7844.5亿元,承销发行乡村振兴债券305.21亿元,承销(管理)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含ABS)152只,融资金额1716.58亿元。沪深交易所稳居全球前十阵营,A股市场总市值高达78.8万亿元,A股市值稳居全球第二。

3.期货市场

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以现货远期合同起步,我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1992年,我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1993年,《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下发,国家开始整顿期货市场。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商品期货交易所由十余家缩减至3家,交易品种也从35个降至12个。2000年,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品种是权益类产品和利率类产品。2021年,广州期货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品种包括碳排放权、电力、中证商品指数、能源化工、饲料养殖、钢厂利润指数、工业硅、多晶硅、锂、稀土、铂、钯、咖啡、高粱、籼米、国际市场互挂类期货共计16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萌芽走向成熟,交易规模日益壮大,实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额从2001年的3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34.9万亿元;期货成交量从2001年的1.2亿手增加到2022年的67.68亿手。

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加强。根据国际期货行业协会(FIA)统计,全球期货交易所排名中,郑商所、大商所、上期所、中金所四家中国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在前25位。2023年上半年全球各类期货期权品种成交量前20位排名中,中国品种在农产品品种中所占席位最多,达17席。金属品种中占15席,能源品种中占5席,贵金属品种中占4席。

4.保险市场

1979年,我国保险事业开始复苏。在这一阶段,我国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保一家,且保险品种单一,未形成市场化竞争。1988年成立平安保险集团,1991年成立太平洋保险公司,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992年友邦保险回归内地市场,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多家外资保险开始进驻,我国保险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2018年,银保监会宣布放宽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限制,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截至2022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长至25.05万亿元,保险业累计为实体经济融资超21万亿元,全年总保费为4.7万亿元。总体来说,我国保险市场规模逐步增大,人民保险意识逐渐增强,保费收入占GDP比值逐年上升。

5.财富管理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众的财富管理需求逐渐增加,多种投资方式应运而生。1979年,保险业务和信托业务开始恢复。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较高的利率吸引人们争相抢购。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一级市场股权投资成为一种选择。1988年,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国库券可以在二级市场转让。1998年,国有银行率先出发,探索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路径。同年,我国第一支证券投资基金诞生。2001年,我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诞生。2004年,我国首支阳光私募产品出现。2013年,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理财业务,我国互联网理财快速发展。

截至2022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达133.8万亿元,2013年至2017年规模年化增速为30.96%,2017年至2021年规模年化增速为4.17%。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财富管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养老体系的建设也给财富管理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数字化变革,未来财富管理将成为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核心业务。

(四)金融监管从无到有,金融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广监管、高效率的监管体系,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一行”时期、“三分监管”时期、“一行三会”时期、“一行两会”时期、“一行一局一会”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出现了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和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局面。日益发展的金融市场迫切需要专业监管机构来管理和支持其健康发展。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十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内设金融机构管理司,监管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行业,这就是当时的“一行”集中监管模式。

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自此以后,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银行机构和非银机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证券机构,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保险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正式形成“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体系由“一行三会”调整为“一行两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进行宏观调控,证监会负责证券行业的监管,银保监会负责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管理机制日益完善,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出了重要贡献。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同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统一监管除证券业外的其他金融行业。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时,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企业债审核职责划归证监会,加强资本市场管理,把控风险。自此,“一行一局一会”的监管体系正式形成。

我国金融未来发展方向

从近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看,未来我国金融发展重点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实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1.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融资的激励措施。在该《意见》指导下,2022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为1.4万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正在为推动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发挥作用。在ESG领域,金融机构不仅是信息披露比重最高的群体,也在积极通过投资基金引导企业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我国金融业将继续在可持续投融资领域发力,支持实体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支持产业升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未来我国金融将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继续发展普惠金融,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多方施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3.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好金融服务工作

随着我国产业不断升级,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逐渐加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牢牢把握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做好金融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直击当前金融领域薄弱环节,不断优化融资结构,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例如,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发展银发产业至关重要。在这一领域,现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深入了解银发产业发展特点和融资需求特点,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新型金融产品,推动银发产业健康发展,并满足老年人群体在投资、保险、信贷等不同方面的需求,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二)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重点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业风险。未来我国将坚守防范金融风险的主基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在健全监管制度、实现监管功能有效覆盖、提升监管能力、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方面下功夫,切实把握防控风险的先机,确保我国金融的安全稳定。

(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为了实现金融强国这一重要战略目标,首先,金融机构要实现“三个转变”—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从自身利益至上、短期利益至上转变为客户利益至上、长期可持续发展至上;从低水平信息技术转变为高水平信息技术。其次,建设金融强国必然要求金融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提升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机制,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三,要进一步加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未来,我国将努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审慎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并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供政策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张承惠;三亚经济研究院 贺行知

推动银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近些年我国银发经济发展显著。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老年群体出现代际更替、新技术进一步应用,银发经济领域的未来需求呈现新趋势,银发经济将迎来更大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今年可以视为银发经济发展元年,标志着养老工作向更宽的视野迈进,坚持事业情怀、产业思维,推动事业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推动银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具体处理好三个关系:传统习惯和现代手段的关系,前沿技术和适宜技术的关系,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的关系。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银发经济的发展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相关政策不断出台以及各类主体持续努力的共同推动下,近些年我国银发经济发展显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各类需求、提升老年居民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以及多样化需求的不断增加,银发经济有望在未来迎来更大发展。推动银发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需要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处理好几个关键关系。

银发经济的源起及概念界定

当前,银发经济多和老龄经济、老龄产业等名词交替使用,通常指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相关经济生产活动的总和。自19世纪60年代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后,人口老龄化逐步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的现象。2022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10%,2050年这一占比有望进一步增至16%(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占比的增加,带来了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银发产业逐步成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20世纪后半期逐步兴起,自21世纪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从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看,人类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突出的是“养”,即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第二阶段突出“养”和“为”并重,即在进一步丰富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逐步加大了对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基于这一情况,定义银发经济时既需要考虑将老年人作为客体的为老产品和为老服务的开发,也需要考虑将老年人作为主体的老年人力资本的拓展和应用。银发经济既包括“养”的部分,也包含“为”的内容,现实中其具体形态和内容因一国人均预期寿命、老年人健康状况、老年人力资本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不同存在差异。

20世纪中叶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的概念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对于最早出现在哪些国家,目前尚未形成一致判断。有资料显示,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另有资料显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但频繁使用银发经济这一术语可追溯至20世纪末的欧洲研究界。2005年2月,在德国召开的以“欧洲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会议上通过的宣言草案中,将银发经济描述为“提升欧洲生活质量、经济增长以及竞争力的机会”(资料来源:Silver Economyin Europe2005:web document)。从现有资料分析,我国基于实践发展对银发经济开展的系统研究最早出现在《2012北京老龄产业研究报告》中(作者注:在此之前的研究虽有对老龄产业、银发产业、银发经济等进行过讨论,但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从实践角度出发,结合现实发展从体系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还相对有限)。这一报告的开篇对“老龄产业”进行了详细讨论,在对当时存在的四种定义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这一报告将“老龄产业”定义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产业部门,而是包括不同实体行业的综合产业体系,是以年龄以及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划分的产业,包括所有有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基于当时已有实践,这一报告将老龄产业的范围界定为体检行业、保健品行业、护理品行业、旅游行业、教育培训行业、金融理财行业、护理服务行业七类,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研和个案访谈对这七类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市场规模做了分析测算。

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养老产业做了统计分类划分。在该分类中,养老产业被定义为“是以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等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养老及相关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包括专门为养老或老年人提供产品的活动,以及适合老年人的养老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活动”。在范围上,该分类将养老产业定义为养老照护服务、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老年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服务、养老金融服务、养老科技和智慧养老服务、养老公共管理、其他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和租赁、养老设施建设等12个大类,合计51个中类,79个小类。养老产业统计划分标准的出台,促进了银发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实践

作为一个崇尚孝道的国家,对老年人进行赡养自古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养老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备受重视,以政府为主导的老龄事业在各个阶段持续进步。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布,老龄产业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老龄产业取得了全面进步,银发经济发展有了初步基础。

近些年,银发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从政策完善、产业探索和专项工程建设三方面进行总结。

(一)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持续推进顶层设计。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作为五方面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首次将“发展银发经济”列入国家战略。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部分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面向新时代老龄工作,从“加强规划引导”和“发展适老产业”两方面部署“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工作。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设立“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专章,明确提出“发展壮大老年用品产业”“促进老年用品科技化、智能化升级”“有序发展老年人普惠金融服务”。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发展银发经济”纳入2024年经济工作部署,意味着银发经济的重要性再上新台阶。2024年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政策举措,提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既利当前又惠长远,要“共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4个方面26项举措,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因此,今年可以视为银发经济发展元年,标志着养老工作向更宽的视野迈进,坚持事业情怀、产业思维,推动事业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不断丰富专项政策。为丰富老年用品供给,2019年12月,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老年用品产业总体规模超过5万亿元。为进一步扩大养老机构供给总量、助力养老企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先后印发《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探索支持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合作加大普惠养老有效供给。为提升养老服务体系质量和服务水平,民政部等部门先后出台《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南》,积极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等。为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牵头制定实施《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发展,工信部等部门先后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2023年5月发布的《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进一步兜牢了老年人服务保障底线。

(二)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探索全面推进

在政府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支持的同时,地产、科技、金融、制造、医疗健康等各类经营主体纷纷进入银发经济领域,聚焦其中细分产业领域开展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生产。在消费端,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以及消费观念变化的共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加大对老年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在供需双方共同推动下,我国银发经济在过去十余年间发展显著。从结果上看,截至目前,包括老年用餐、老年食品、老年用品、康复器具、养老地产、养老金融、老年护理、医养结合、休闲旅居、适老服务、智慧养老等在内的多个细分领域逐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布局,一些领域还实现了从有到精的发展。当前,银发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已涵盖老年群体的衣、食、住、行、医、康、养、护、文、娱、体、为等多个方面。通过天眼查查询的结果显示,目前名称中含有“养老”的企业数量已超过10万家。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老年康复辅助器具种类达到4000种。在机构养老、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助器具、健康管理等领域,一些龙头企业逐步出现,部分领域还出现了连锁化经营的势头。

在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背景下,不少机构对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和未来趋势做了测算,但受基础数据不完善、采用标准口径不一等多方因素影响,并未出现公认的权威测算结果。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是老年人特别是城镇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养老机构和设施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承担着核心功能。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银发经济的发展状况。

2022年,我国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63079亿元,是30108万名离退休人员和实际领取待遇人员的基本生活来源,也成为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消费资金来源。医疗机构发生的费用中,退休人员7912亿元,占56.9%。2022年,49个试点城市中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人数120.8万人,基金支出104.4亿元。此外,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4143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2022年全国共支出老年福利资金423亿元,养老服务资金170.1亿元。上述支出,成为助力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4.1万个,床位518.3万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4.7万个,共有床位311.1万张,其中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1.5万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3.2万个。依此测算,截至2022年末,城市几乎所有社区都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农村地区一半左右的村子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三)提供实践抓手的专项建设取得明显进步

近些年,作为落实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观两大理念的具体措施,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医养结合示范区域和机构建设以及老年大学建设三方面工作,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自2020年下半年启动指标体系编制,2021年开始每年在全国评选1000家村/社区,截至目前已评出2990家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的指标体系涵盖适老环境建设、养老服务、医疗服务、老年参与、科技助老等六方面多个维度,相关工作对推动居家、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适老化改造,促进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更好发展,积极探索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推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多角度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具体动力源。

医疗健康是老年人生活中的刚需,也是目前养老服务发展中亟待补齐的短板。自2016年启动医养结合试点以来,养老机构办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办养老服务、社区层面推进医养结合等多种类型的医养结合服务发展迅速,围绕慢病诊治、老年健康管理、远程医疗、上门医疗等相关实践的产品和服务也快速发展。截至目前,我国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达到8000家左右,床位超过190万张,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实行签约服务的超过8.5万对。

随着老年人数量增加以及教育水平提升,谋求终身教育、积极进行社会参与成为老年人的新需求,老年大学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老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老年大学(学校)数量约为76296所,在校学员数约为1088.2万人,分别比2017年增加了22.7%和33.8%。2015—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老年大学(学校)数量累计增加了15790所,年均增长4.7%,在校学员数年均增长7.4%。虽然三年新冠疫情给不少老年大学的正常运营带来了一定影响,但自2023年疫情防控转段后老年大学再次转入快速发展轨道。近些年,我国提出了力争到2025年,每个县(市、区、旗)至少有1所老年大学的目标,除原有政府办的老年大学外,社会办老年大学的数量也出现了积极增长态势。老年大学的兴起为老年人掌握新技术、再获新技能、打造新社交等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推动银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到2035年,1962—1975年期间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将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我国每年新增进入老年期人口预计在2000万人以上。依据目前趋势推测,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87亿人左右,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40%左右。未来,教育事业发展也将带来老年群体教育水平的提升。2020年“七普”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3.9%。到2050年,老年人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占比有望上升至14.8%,中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比有望下降至13%。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使老年人继续向城镇聚集,老年人中城镇老年人的占比将从2020年的54.2%上升至2050年的73.7%。老年人口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城镇化的继续发展,将带来银发经济的更大发展。

(一)把握银发经济未来需求中的三方面变化

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老年群体出现代际更替,新技术进一步应用,这些将使银发经济领域的未来需求呈现一些新趋势。

生活照料需求进一步加大,智能技术更多实现人工替代。老年人口规模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带来的高龄化将加大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按目前趋势预测,2050年我国失能、半失能人群数量将从目前的4000多万人增至1亿人以上。虽然未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有望减少失能半失能情况的发生,但高龄化背景下的失能半失能人群的继续扩大无疑是大概率事件。受此影响,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同时,受逐步凸显的少子化影响,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极可能呈现进一步下降势头。在依靠人工无法满足老年人照料需求的背景下,依托新技术应用推进人工替代将成为新的人口形势下解决老年人照料需求的重要选择。从此趋势出发,进一步扩大面向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供给,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各项应用,无疑成为发展的大势之一。

医疗健康服务短板亟待补齐,更多老年人谋求主动健康。当前,在养老服务中,医疗健康是最需要发展的领域。连续多年的追踪调查显示,针对行动不便老人的上门医疗和针对独居且有基础疾病老人的健康监测、紧急救助是当前居民最希望发展的养老服务。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慢病流行、共病多发等特征,提升其健康水平最好的办法是及早防治、提前干预和做好慢病出现后的健康管理。随着老年人人群规模进一步扩大,围绕上述三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将快速增长。在满足得病后能够及时治疗的需求后,采用各类方式使老年人尽量不得病、少得病,谋求主动健康,将成为老年人健康需求领域的未来趋势。此外,随着独居人群规模进一步上升,除身体健康外,精神方面的健康需求也将呈进一步增长态势。

社会参与意愿进一步上升,“享”和“为”服务亟待发展。2020年“七普”时,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约为1.5亿人,超过老年人总量的一半。这些老人多数仍处活力状态,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愿。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和更多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未来更多的老年人将保持较好的活力状态,提供更多平台创造更多模式满足老年人各类社会参与需求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发展大类看,社会参与既包括文化、休闲、娱乐等各类“享老”活动,也包括发挥老年人知识、技能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建设的“有为”活动。总体上,未来在满足老年人“养”的需求同时,满足其“享”和“为”的活动也将日趋重要。

(二)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从既有基础出发,面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和不断变化的老年需求,推动银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传统习惯和现代手段的关系。银发经济是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经济。老年人群体自身既具有因长期生活习惯形成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一面,也有出于为更加高效、更加便捷满足自己需求积极接纳新事物的现代一面。对这一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需要同时考虑上述两方面特性,既充分尊重老人坚守的“传统”,据此探索合适的产品和服务,也重视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新手段和新模式,并据此不断推陈出新。

前沿技术和适宜技术的关系。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创新浪潮中。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解决老年人需求、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银发经济发展中,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大力推动相关领域前沿技术的研发,争取在新技术储备和新模式探索中处于引领位置;另一方面,需要结合现有人群的支付水平、生活习惯等社会现实,积极推动面向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适宜技术发展。对推动银发经济发展而言,前沿引领技术和适宜技术两者缺一不可。在银发经济发展中,还要特别注意避免“数字鸿沟”现象的发生,注重让科技进步为老年人需求解决提供便捷,而非创造障碍。

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的关系。银发经济事关亿万老人和家庭福祉,既包括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事业部分,也包括依托市场主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部分。在发展中,需要对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形成清晰定位。政府作用主要体现为产业发展初期的引导培育、对重点人群提供的兜底保障和为确保市场良性发展进行的规则制定、活动监管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市场功能主要在于激活各类要素潜力,形成有利于研发、创新、生产、流通、消费的良好环境,让更多主体进入银发经济领域,形成产品常年百花齐放、服务不断推陈出新,充满活力且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冯文猛

202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充满信心,应该对中国经济必将克服当前的需求收缩困难充满信心。

2023是内外压力下恢复经济的一年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20-202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低到4.5%,较2019年下降1.5个百分点;较1978-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9.4%)降低4.9个百分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平稳恢复态势。供需两个方面的指标均出现回升。1-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4.3%,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较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5.2%左右,较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较疫情三年年均增长率提高0.7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我国经济持续平稳恢复,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要看到以上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2023年中国经济面对需求收缩的突出制约,企业订单普遍短缺,产品销售困难、产能过剩等问题比较突出。企业资金循环不畅,财务支付面临较大困难,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紧张等,导致信心和预期降低。应该认识到,需求收缩问题发展时间已经很长。2010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增速出现持续下降。其中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由31.3%降低到0.5%(2019年),2024年预计为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3.8%降低到2.9%(2020年),2023年预计低于2.9%。投资和出口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人民币口径,投资约54万亿,消费44万亿,出口24万亿)投资与出口占总需求比重超过60%。这两大需求增速持续下降,必然引起需求收缩。而需求收缩会约束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继而引起企业、居民、财政等收入增速下降。进而会使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下降(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8%,2023年在消费恢复基础上,同比增速预计仅在7%左右)。由此形成需求收缩与经济增速下降的循环。到目前为止,这一循环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由10.3%降低到3%(2022年)。2023年预计为5.2%左右,两年平均增长率略高于4%。因此,需求收缩的内生力量已经很强。表现为居民扩大消费,但缺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有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但缺少订单方面的有力拉动。面对这一严重困难,2023年我们通过全力扩大内需,努力对冲需求收缩压力,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需求收缩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出口呈现负增长。消费进一步回升的动能也明显偏弱。

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巨大增长潜力

展望未来,首先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诸多有利因素。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结构变动潜能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在我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时(2022年我国人均GNI为1.26万美元,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高收入国家起点线为人均GNI1.38万美元。我国与之差距已经不大),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普遍而深刻。特别在收入分配方面,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0.4为收入分配警戒线),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的国情,可以认为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例如有6亿人每人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人民币,年收入约1.2万元人民币。与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差距非常大。欲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欲使更多的人加快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所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潜力仍然巨大,在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下,其必然会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同时要看到,经过第一个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我国拥有全球种类最完备、生产规模最大的制造能力,220种工业产品产能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仍然有比较充分的人力人才资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8.7亿人左右,而城镇就业只有4.6亿人左右。有2.9亿多农民工,其中1.7亿以上要外出务工且每年增加300多万人;有7000万在校生(16-22周岁,在高中、中专、大专、大学学习)。每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2024年预计为1179万人,应届中等教育毕业生300万人左右,综合估计,我国每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超过1400万人,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增量,城镇每年新增劳动人口1800万人左右。从历史数据看,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大约提供200多万就业岗位。因此,从充分就业要求看,我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应该在8%左右。此外,我国经济增长的资金保障充裕。2022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为45.78%,远高于美国(18.74%)、日本(28.77%)。我国经济增长也有较为充分的技术要素支持。主要是经过几十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我国在应用技术方面总体形成了研发供给能力,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2022年我国研发支出3.08万亿元,占当年名义GDP的2.55%,已经高于OECD国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位,已从2012年的第34位提前到第11位(2022)。同时,我国在重大关键技术方面的攻坚步伐,在新型举国体制全力支持下,也在明显加快。综合分析,我国拥有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以及对需求扩大的跟进能力。这就有力保障了当需求开始持续扩大后,可以确保供求关系平衡,确保价格水平大体稳定。

最后还要看到,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拥有巨大增长潜力。这主要与14亿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持续增长相联系。有分析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户均已经达到1.1套住房,因此房地产市场已经实现了供求平衡。据此认为中国房地产建设必须放缓步伐。这个计算没有考虑到的是:其一,住房作为不动产,是不可能在全国城镇居民之间进行平均分配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在地域空间的流动,而住房则不可移动。不动产性质的供给,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的平均。其二,中国的城镇化仍然要持续推进,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7%,与高收入国家75%以上的城镇化率比较,差距很大。因此,未来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一体的现代化。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将持续较快增长,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和老人要加快跟随其家庭成员进入城镇生活。这就决定了,户均1.1套仅是一个时点指标,对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判断,不具备趋势性意义。其三,中国人民的居住条件要不断向美好方向迈进。这就决定了存量住房需要不断更新。综上,城镇居民户均1.1套住房这一计算,其考虑的因素很不全面,不能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依据。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幸福,正如毛泽东主席曾经强调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因此,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前景,切不可描绘一些小富即安的具体目标,一定要从大历史观出发洞察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和进步,一定要对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14亿中国人民美好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景,来估计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增长潜力。

全面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诸多有利因素,因为需求收缩的不断发展,而被越来越严重地压制。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奋斗。要特别注意到当市场形势不好时,居民的消费支出会趋向谨慎,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也会趋向谨慎。因此扩大内需从启动力量看,必须依靠政府投资。当前需求收缩的内生性力量很强,克服这一发展趋势,需要相当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拉动。因此,要根据当前形势及对其趋势调控的需要,合理确定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步伐,确保需求收缩态势能够被有效扭转。积极财政政策的适度加力,也必须与这一任务相匹配,不可仅仅自求平衡。当适量的国债资金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时,就必然会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围绕公共产品的高质量建设加快起步,就必然会有效有力地增加企业订单,带动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带动就业,带动消费。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就一定会进入全面回暖态势。由此必将形成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国内经济大循环一定会全面畅通。由此就可以通过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需求持续回暖的拉动下,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必将进入全面提速的新时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宏观纵览
我国对外开放四十五周年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持续扩大开放中融入世界经济,既实现了自身经济较快增长,又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本文在回顾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经历的转折性变化:由“主动引领型”开放到“双向集成式”开放,再到“内外协同型”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并对未来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作出展望。

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下,我国持续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开放型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更为高瞻远瞩的谋划和精准有力的部署,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迈入发展新征程,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一)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贸易大国地位长期稳固。1978—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从206.38亿美元增至6.31万亿美元,增长了300多倍,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从0.8%提升至12.5%。特别是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表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依然保持8.1%的年均增速,高出同期全球贸易增速1.6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78—2022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由46.5%提升至95.3%。近年来,我国出口新动能快速成长。2022年,工业制品出口增长9.9%,拉动整体出口增长9.4个百分点。以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增速均超过60%。

贸易方式不断优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对外开放初期,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一般贸易比重迅速提升。2022年,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63.7%,比2018年提升约6个百分点。同时,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2022年,我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8883.8亿元人民币,占外贸出口总额的3.7%;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2.1万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的4.9%。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设立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39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165个,外贸新业态先行先试“试验田”不断扩大。

(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1982—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由44亿美元增至8891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0.6%提升至6.5%。2018年以来,旅行、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等波及。但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研判防疫形势,适时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减少不利影响,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18—2022年四年间,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速高达11.8%,远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9%);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12.4%,对进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3%,服务贸易出口稳居全球第三。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从服务贸易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行、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向好。1982—2022年,旅行服务进出口从9.1亿美元增至1272.6亿美元,年均增长13.1%;运输服务进出口从24.2亿美元增至3137.2亿美元,年均增长12.9%;建筑服务进出口从0.8亿美元增至358.3亿美元,年均增长16.5%。与此同时,保险、金融、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加速发展。1982—2022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从10.1亿美元增长到3759.9亿美元,年均增长16.0%,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1.6%提升至42.3%。

(三)利用外资现状

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1983—202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9.16亿美元增至1891.3亿美元,扩大了200多倍。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利用外资各项工作,稳外资取得显著成效。2018—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8.1%,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从10.1%上升至14.4%。尤其是在2020年和2022年全球外国投资大规模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趋向平衡。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我国吸收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2001年,制造业吸收了全部外资的66%,集中于电子和通信设备、电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产业逐步升级、制造业服务化快速推进,外商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倾斜。2011年,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占比升至约47%,首次超过制造业,之后持续攀升。2018—2022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893.3亿美元增至1315.9亿美元,年均增长10.2%。

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迅速增长。近年来,受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影响,高技术产业日益受到外资青睐,利用外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2022年,高技术产业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14.1%上升到36.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89.7亿美元增至182.1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18.35%提升至36.7%;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67.8亿美元增至501.4亿美元,增长了6倍多,占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12.6%提升至38.1%。

(四)对外投资合作现状

对外投资影响力不断扩大。1982—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从0.4亿美元增至1631.2亿美元,增长4000多倍。截至202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51万亿美元,连续七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近年来,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尽管受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影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依然从2018年的1430.4亿美元波动上升至2022年的1631.2亿美元。

对外投资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成效明显。近年来,我国企业创新采用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特许经营、投建营一体化等对外投资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技术、标准、品牌输出,或获取资源技术通道、提升供应链掌控力,以及开拓国际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投资明显增多。如,2018年以来,中远海运、招商局港口等物流企业加速布局全球港口,天齐锂业、青山集团等矿业企业加紧开展国际新能源矿产布局,隆基、晶澳、晶科等光伏企业主动引领生产力跨国布局,从国内购入大量上游组件材料,逐步形成以国内为核心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对外承包工程迈入转型发展期。1981—2022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从2.76亿美元增至2530.7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8.1%;完成营业额从1.23亿美元增至1549.9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9.0%。但2018年以来,受主要市场区域经济低迷、主权债务风险高企、保护主义泛滥、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年均增速分别降至4.7%和—2.2%(以美元计,下同)。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不断加快经营模式创新和新产业探索步伐,向投资、融资、并购和项目运营发展方向,努力推动产业链联合“走出去”,加快投融资业务探索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

对外开放的转折性变化

(一)逐步转向“主动引领型”开放

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步成长为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改革开放之初,为破解要素供给不足、市场资源不足等压力,我国打开国门,开始了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探索之旅。在长达15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过程中,我国按照多边制度框架,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壁垒,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涉外法律体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思潮泛滥,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面对新形势,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新起点,我国开始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通过创新推动《投资便利化协定》等谈判,推动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建设及扩容,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多个双边多边自贸协定达成、生效或升级等方式,以及在自贸试验区(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平台开展的改革创新,努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我国已与全球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起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合作机构在内的新体系、新规则、新平台,已实现从被动融入国际体系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转变。

(二)逐步转向“双向集成式”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引进来”为主要手段,积极吸收境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着力加强“引进来”的同时,积极有序地扩大对外投资,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输出式”开放,统筹内外两个市场,实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通过高技术产品和能源资源产品进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我国不断引入高端生产要素和短缺资源,弥补国内生产所需,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开放的“集成优势”。2022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907.7亿元,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4.9%;集成电路进口4155.79亿美元,原油进口3655.12亿美元,分别占货物贸易总进口额的15.3%和13%,成为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商品。外资在高技术行业的布局增多,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与消费升级及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集成式”和“输出式”的双向开放将我国以往形成的“单项优势”转化成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综合优势,增强了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逐步转向“内外协同型”开放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施的是“内外有别”的开放型政策,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外资“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同时,扩大对各类内资主体的市场开放,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增强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还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效协同,形成了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

(四)逐步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国通过持续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既实现了自身经济较快增长,也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8年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威胁涌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需要,我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利用外资方面,2019年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2020年底发布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建立起统一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框架。在对外投资方面,相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积极推动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此外,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我国还陆续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等,应对挑战与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不断充实,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未来对外开放展望

站在新起点上,只有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顺应时代大势,赢得发展主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开放的重要性,表明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贯立场和坚定信心。未来,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胸怀“国之大者”,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以自主开放为抓手,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等平台,在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针对研发、生产、服务等各环节存在的难点、堵点,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适应全链条开放发展的新路径;对数字贸易、保税维修和再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探索构建新型治理体系;推动与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政策、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二)以协同开放为路径,开创符合大国国情的开放道路

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以货物贸易带动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服务的进出口,提升服务贸易规模和水平;以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方式拓展货物贸易的渠道和规模,提升货物贸易的层次和水平。提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水平,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利用我国制造业全球化发展优势,带动法律、咨询、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业融入全球化分工,引导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更好发挥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在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各区域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鼓励各展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新格局。加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合作。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载能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向满足发展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大力完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政策与投资环境,解决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短缺、投资政策不连续等制约产业转移的基础性问题,增强投资吸引力。

(三)以制度开放为引领,形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优势

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高标准统一大市场,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体系,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适应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导向,深化相关领域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改革,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的融合发展。

(四)以安全开放为底线,为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推动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明确、细化,完善审查机构设置及工作机制、提高审查透明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积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法律框架设计。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妥善应对经贸摩擦。统筹多部门加强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合理划定开放的“安全边界”,不能以防控风险为由阻碍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要着重提高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织密风险防控的“制度网”、织牢高水平开放的“安全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张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武芳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恢复进程中的诸多困难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我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走出了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交出了一份成色好、分量足的成绩单。展望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但有利条件和优势更多,综合起来看,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累积增多,中国经济向好发展有基础有条件。

一、我国经济展现出抵御短期波动、赢得长远发展的韧性

事非经过不知难。2023年,我国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开启新征程、在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谋求新发展,但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恢复进程波动曲折,向前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格局复杂演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西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外溢影响显现,外部压力明显加大;从内部看,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困难凸显。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领航掌舵,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稳定经济运行上下了力气,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更是没有松劲,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仅“个头”越来越大,而且“筋骨”越来越强,展现出抵御短期波动、赢得长远发展的韧性。

从量的合理增长看,国民经济回升向好,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首先要看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指标。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组合政策发力显效,经济增速回升,就业形势改善,物价温和上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稳”的特征十分明显。从经济增长看,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增速加快2.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四个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4.5%、6.3%、4.9%、5.2%,呈现前低、中高、后稳态势。从就业看,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38万人。从物价看,202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0.7%,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从国际收支看,在外需收缩、国际竞争加剧、对比基数较高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促稳提质,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2%,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2万亿美元。

从质的有效提升看,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全国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动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不断赢得优势,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定、更加有力。这一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重大科技创新捷报频传,新产业新优势加快布局和形成。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2.64%,比上年提高0.0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服务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有力支撑了工业稳定发展。这一年,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服务业和消费主引擎作用凸显,城镇化率稳步提高。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2%,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提高43.1个百分点;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提高0.94个百分点。这一年,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清洁能源项目加快建设,能源生产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一年,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短板领域逐步加强,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1%;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这一年,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粮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然亮丽

看似寻常最奇崛。观察经济形势要善于历史地看、比较地看。纵向看,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比2022年有明显改善,发用电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投资和消费规模等大多数指标绝对量都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表明经济运行在整体好转。横向看,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物价高企,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外债危机、社会动荡,而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社会大局稳定,表现依然亮丽。

我国经济增速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2023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不仅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2023年美国经济比上年增长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增长0.7%、2.0%,均明显低于我国。按照可比价计算,我国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IMF预计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30%,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人均发展水平稳步提高,稳居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9358元,比上年增长5.4%,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7万美元,连续3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与全球通胀居高难下形成鲜明对比。2023年,我国CPI比上年上涨0.2%,涨幅比2022年有所回落。从主要原因看,2022年一些非经济、非常规因素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2023年转为下降,对整体CPI影响较大。具体来看,2023年食品价格由上年上涨2.8%转为下降0.3%,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能源价格由上年上涨11.2%转为下降2.6%,影响CPI下降约0.2个百分点。而核心CPI比上年上涨0.7%,其中服务价格上涨1.0%,保持总体稳定,这表明我国的价格下降并不是普遍的、全面性的,而是局部的、结构性的。反观国际上,通胀形势仍较严峻,IMF预计2023年全球通胀水平接近7%;美国、欧元区CPI分别比上年上涨4.1%、5.5%,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艰难平衡。从近期情况看,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外出就餐、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更加活跃,有望助推居民消费价格逐步企稳回升。

我国出口份额保持稳定,贸易大国地位依然稳固。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全球经济碎片化、内顾化趋势日益明显,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3年全球贸易量仅增长0.8%。总的来看,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压力,但我国出口规模在高基数上再创新高,保持了份额稳定,实现了质量提升,彰显了较强的韧性和综合竞争力。2023年,我国出口规模达23.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6%,横向比较好于主要外向型经济体。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811种产品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在14%左右的较高水平,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作用增强,外贸新动能茁壮成长,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有效助力出口动能转换。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升至53.5%,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5.6%。

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风物长宜放眼量。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形势,既要看当前之“形”,也要察长远之“势”,既要算“眼前账”,更要算“长远账”。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仍然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只要把握机遇、化危为机,有力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就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能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现出抵御风险、应对考验的强大韧性。随着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是最具潜力和优势的大市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广阔的国内市场都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保障。202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规模达到50.3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达到47.1万亿元、13.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11.4%,比上年提高25.3个百分点,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进一步增强。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客观存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追赶型经济增长具有很大潜力,人民群众迈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空间广阔。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稳步实施,将不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机遇和需求空间。

我国具有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我国物质基础更为坚实,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便利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网络,产业规模大、配套能力强,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品类优势和速度优势,能够快速响应各方面标准化、定制化需求,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万亿元,占世界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规模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主要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有效保障了国内外市场供应。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钢材、化学纤维产量分别达13.6亿吨、7127万吨,汽车产量达3011万辆,智能手机、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11.4亿台、3.3亿台,均保持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4.5万公里。

我国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近两年,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了。当前我国劳动力总量比较充足,劳动力素质还在提高,人力资源与产业体系匹配度也在提高,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才红利厚积薄发,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超过8.6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05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过2.5亿,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高素质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支撑中国创造的中坚力量。截至2023年底,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01.5万件,同比增长22.4%,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我国有1.8亿户经营主体,约4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二,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不断激发,一大批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还要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有力有效应对一系列困难挑战的斗争实践中,我国宏观调控经验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手段更加充足。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和通胀率较低,政策工具箱不断充实,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仍有较大回旋余地,加力实施宏观政策是有条件有空间的。同时也要看到,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用活用好政策工具箱,有效应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稳健前行。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

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7日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4年经济工作,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催生新质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就是在当代科技进步条件下,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所产生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品质、新的属性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能力。它既有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长出的新枝,更有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长出的新树,也有未来产业萌发的新芽,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无论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还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为根本的是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就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犹如川流不息的江水,奔腾向前。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引领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必然催生新质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是动态发展的,决定了新质生产关系也不是停滞不变的,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决定新质生产关系具有的新的内涵和速度。新质生产力是一场深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关系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新质生产关系的内涵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产品分配形式。不同生产力水平,必然有与之应的不同的生产关系。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广泛应用,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生产要素家族中的成员不断增加,由农耕社会的劳动、土地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劳动、土地、资本、管理等,当今时代已经发展到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多个家族成员。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成员逐渐增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也在不断的变革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等生产关系要素正在重塑。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看,与传统农耕社会和产业革命早期呈现的纯而又纯的私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成立时期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同,当下混合式的社会所有制或者股份制企业越来越多,既有公公混合、也有私私混合,还有公私混合;既有内资与内资的混合,也有内资与外资的混合,还有外资与外资的混合;既有出资人因为出资而形成的股份,还有因以技术、管理、拥有数据等入股而形成的股份。投资者中募集的社会公众股份、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我国数量庞大的股民就是例证。此外还有大量的没有上市的公司,持有股票的股东也越来越多。当今时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越来越难以用公有制抑或私有制来界定,越来越趋向于社会所有制。传统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具有排他性,数据则更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较少或不具有排他性。

从分配关系来看,随着生产力发展,分配关系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收入分配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信息时代,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财富以加速度增加,可供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大。二是分配方式越来越多,分配关系更为复杂,更多的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从纵向来看,股权收益、期权收益、风险收益等远期收益越来越多;从横向来看,收入方式多元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益分配。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升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获利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倾向于原来的企业不需要增加投资,而是投入技术的企业共同参与改造后新增利润的分配;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平均利润率要大大高于传统产业,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可以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一根小小的手机自拍杆一时风靡全世界,生产厂家赚得盆满钵满。相反,数字相机出现之后,机械相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销声匿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生产要素的多寡决定收益分配的量,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个生产要素,获得更多的“复合收益”。三是获得收入的方式更为便捷,特别是资本与流量的成功融合,在手机屏幕上动动手指,转发信息就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网上银行的兴起,存贷款不需要到银行柜台,在手机或电脑上可以直接操作,大大节约了银行的人力资本,提高了银行的劳动生产率,也增强了银行盈利能力。四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加之电商的兴起,原来附加值低的商品附加值越来越高,原来只是作为产品形态存在的如野地里的槐花、榆钱以及野菜等成为热销商品,农民因此找到了新的收入渠道,增加了收入。五是原来只是以消费资料形态存在的商品,如家用轿车,注册成网约车之后可以载客并获得收入,变成了生产资料。总之,新质生产力创造了新质财富,也催生了新的财富分配方式。

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来看,由于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以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致力于劳动者保护,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随之也发生变化。传统经济时代,管理者与工人界限分明,管理呈现刚性特征,劳动场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工作流程都固定;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物联网上的每一家企业都是全球生态链中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企业成了完全开放的没有围墙的企业,车间成了完全开放的没有物理隔断的车间,柔性管理代替了刚性管理,劳动场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呈现出不固定性,即时办公、随处办公成为常态,企业内部员工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都是企业的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都成为企业经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们之间的地位没有高下等级之分,真正实现了平等。

塑造新质生产关系需要把握的原则

塑造新质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中的问题,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决定新质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主观地、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判断生产关系优劣的标准不是生产关系本身,而是生产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生产关系就是好的,不适应或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就是不好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房子的居住者也就是房子的主人,能够比房子的建筑者更能对房子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样,一位舵师比一位造船的木匠更善于鉴别一只舵的好坏,对于一桌宴席,最好的评判者不是那位厨师,而是食客。”

二是坚持从行业实际出发的原则。由于新质生产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有不同形态,与此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也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而应该是多元的、精彩纷呈的,不能照葫芦画瓢地把甲行业的新质生产关系照搬照抄到乙行业,因为适应甲行业的生产关系未必适应乙行业。

三是坚持渐进原则。由于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犹如电信业从1G到5G,中间必然要经过2G、3G、4G等的发展,不可能直接从1G跳跃到5G。新质生产关系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渐变中实现质变。

四是要坚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有的新质生产关系是企业发展、产业衍变过程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属于市场行为。有的则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清理不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政策;另一方面要制定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制度和政策。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金融透视
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及风险控制管理

摘要:近年来,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供应链金融模式基于供应链中的交易关系,将金融服务与实际商品流转相结合,为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然而,随着企业融资模式需求的增长,供应链金融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挑战。为了降低风险,供应链金融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同时,建立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管理流程,加强参与各方的合作与沟通,确保供应链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风险控制

一、供应链金融的概念

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创新的融资模式,通过整合企业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将资金流与实物流紧密结合,实现高效融资和风险分担。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信息技术和金融手段,优化供应链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资金流动,从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该模式不仅为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渠道,还促进了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协作与合作。通过有效的资金整合和风险共担,供应链金融实现了企业间的互利共赢,推动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然而,线下供应链金融存在流程繁琐、效率低下等问题,难以为企业提供及时资金支持。随着“互联网+”的影响,线上供应链金融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发展,创新的融资模式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但也伴随着融资风险上升的问题。因此,在全球市场波动增加的背景下,合理识别和控制线上创新模式中的风险对于供应链金融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供应链金融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供应链金融因其特有的特征受到中小型企业的青睐,这种模式具备以下三个关键特点,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首先,供应链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确保其长期存活和发展。其次,相对于传统融资方式,供应链金融更为简单且限制较少,使得中小企业得以突破融资的局限,获得更灵活的融资渠道。最后,供应链金融模式不仅涉及企业与银行,还融入第三方担保机构,形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合作体系。

在供应链金融的运作中,还存在以下特点:首先,还款来源自身,通过企业销售收入直接归还授信银行,保障了还款的来源可靠性。其次,操作封闭性,银行在发放融资前会严格评估抵押物价值,之后持续监测融资操作,确保风险控制得以落实。最后,以贷后作为风险控制中心,银行依靠对企业财务数据和贸易背景的关注,确保融资额度与具体情况相匹配。

供应链金融作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利器,突破了传统融资方式的限制,强调稳健的风险控制,提供了更加开放和适应性强的融资途径,有助于中小型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扩大市场竞争力,促进创新和发展。

三、供应链金融下的融资模式

(一)应收账款融资模式

应收账款融资是一种中小型企业常用的融资方式,通过将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通常这种融资方式更适用于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参与此模式的主要角色包括债务企业、债权企业和银行。债务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起到担保作用,一旦出现运营问题,可以弥补银行的投资损失,分担融资风险。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帮助中小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信用贷款,缓解资金周转问题,促进企业稳健发展。

(二)保兑仓融资模式

保兑仓融资是一种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方式,特别在资金周转紧张时有效。企业在无法支付供货商货款的情况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以便企业购买所需商品。银行将提取权留在手中,以确保融资款项的安全性。保兑仓融资模式通常涉及银行、借款企业、供货商和第三方监督机构。这种模式不仅帮助企业减轻贷款压力,还有助于银行获得一定的利益,实现供应链金融中的共赢。

(三)融通仓融资模式

融通仓融资模式主要在物流领域应用,通过银行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在融资的同时提供物流服务。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多方共同发展,增强企业与银行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在融通仓模式中,企业将动产作为抵押物,物流企业提供评估服务,银行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批准融资。核心企业在其中发挥担保作用,保障银行融资安全。融通仓模式不仅提供金融服务,还整合了加工和物流运输等多种附加服务,实现风险分散和综合增值。

四、供应链金融融资风险

这三种融资模式(应收账款融资、保兑仓融资和融通仓融资)虽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但也面临一定的融资风险。

(一)应收账款融资模式的风险

这种模式可能存在客户付款延迟或违约的风险,导致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借款,从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另外,如果企业的应收账款质量不佳,银行可能会担心债务企业无法如期收回款项,从而限制融资额度。此外,市场变化和行业波动也可能影响债务企业的收款情况,进而影响融资的稳定性。

(二)保兑仓融资模式的风险

在保兑仓融资中,由于银行持有提货权,存在一定的操作风险。如果企业无法按时销售商品,银行可能需要进行提货操作,涉及物流、储存等问题。此外,商品价值下降、质量问题或供货商违约等情况都可能对融资产生影响,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同时,企业也需要严格管理仓储、物流等环节,以保证融资正常进行。

(三)融通仓融资模式的风险

融通仓融资涉及多个合作方,包括银行、物流企业和核心企业,因此风险管理相对复杂。如果物流企业提供的评估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可能导致融资额度不准确,影响融资计划。另外,核心企业作为担保方,如果出现经营问题,可能无法履行担保责任,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此外,物流环节也可能出现运输延误、商品损坏等问题,影响融资过程。

在供应链金融中,银行通常会通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尽量减少这些融资模式所面临的风险。企业在选择融资模式时也需要认真评估自身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和合作伙伴的信用情况,以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确保融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五、供应链金融融资的风险防控措施

(一)增加中小型企业管理层次人员内部控制意识

在供应链金融中,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需要意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以有效应对潜在的风险。管理层应该不断学习国内外的先进供应链金融控制方法,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计划。这包括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具体操作指南以及将内部控制原则融入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通过为各个岗位的员工提供明确的内部控制指引,可以保障每个环节都能够遵循统一的风险防控标准。

同时,管理层还应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风险意识和内部控制文化。这需要积极推动员工认识到风险的存在,并培养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通过定期培训和沟通,管理层可以确保员工了解和理解内部控制的目的,从而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地将风险防控纳入操作中。另外,管理层也应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持续改进。随着市场和环境的变化,风险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管理层需要定期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时调整内部控制策略和方法,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风险。

总之,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在供应链金融中应当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对于风险防控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学习、合理规划、营造风险意识和持续改进,他们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抗风险能力,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内部控制实施环境

中小型企业应不断优化其内部控制实施环境,以确保供应链金融融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金融体系时,优化内部控制成为确保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中小型企业应借鉴国内外的先进供应链金融控制方法,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计划。这一计划应明确指导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员工在具体工作内容中如何落实内部控制要求。将责任分配到每个员工,让他们充分了解自身的控制原则,并将风险防范工作融入日常工作中,使得风险预防工作贯穿始终。

更重要的是,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他们应紧密关注企业内部的运营情况,一旦问题出现,能够迅速找到问题的主要责任人,以最小的损失降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这要求管理层具备高度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能够将风险防范工作置于问题发生之前,从而实现企业战略方向的转变和提升。

此外,在现代企业治理体系中,建议中小型企业优化内部控制的实施环境。这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增加企业战略投入,构建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等方式实现。外部投资者的参与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还能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促进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应强调内部控制的独立性,确保监督部门的有效运作,从而防范潜在的内部控制问题。

中小型企业还应明确内部控制的对象,制定科学合理的长期发展计划。在这一计划中,需要充分考虑股东的目标,以实现更多的利益,保障企业的财产安全性。在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制定好的发展计划,从而实现中小型企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员的作用尤为重要,他们不仅需要执行责任,还要积极配合财务部门,保障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顺利运行。

(三)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风险预防

为了全面有效地控制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风险,企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风险预防部门,使其独立于其他部门,以确保风险防控的专业性和专注性。这个部门的职责不仅包括对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各个环节进行审核,还应当对使用该模式的企业进行全面评估,特别是客户的信用情况和偿还能力。通过深入了解客户的背景和经营状况,可以在风险发生前识别和规避潜在的风险,从而确保融资活动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一旦供应链金融模式得到批准,风险预防部门的工作并未结束,相反,他们需要加强对资金流向的更为严格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资金的正确流转和使用,防止可能的风险因素干扰模式的正常运作。与此同时,与核心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可以将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参与方,降低单一企业因风险而造成的影响。这种合作共担的机制有助于增加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保障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稳定性。

此外,企业还应当在资金流和物流方面采取措施,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风险。通过信息共享和技术支持,企业能够更好地监控供应链各个环节,实现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预测。这种精细化的风险监控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潜在的风险挑战,以保障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稳健运行。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可以加强信用控制,为供应链各个环节综合授信,有效降低信用风险。同时,建议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识别和预防潜在风险,使企业能够迅速做出应对措施,从而减少潜在损失。

最终,在与合作伙伴签订合同时,企业应建立明确的合同管理机制,以确保合同的合规性和可执行性。这将有助于减少由于不良合同所引发的风险问题,为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健全风险评估体系

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稳健运行至关重要。在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不再适用的背景下,为了确保融资的安全性,企业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评估方法,以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难以应对供应链金融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在评估体系中加入更多的维度。首先,评估应当全面覆盖供应链金融涉及的各个环节和参与者,从交易历史到资金流、物流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核心企业的资信状况和交易历史是评估的重点,但同时也需要深入了解供应链金融的整体发展状况、交易资产的稳定性以及核心企业的综合实力。

在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时,应制定明确的评估指标和权重,以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些指标可以包括核心企业的财务状况、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信用情况、交易历史的稳定性等。同时,随着供应链金融环境的变化,评估体系也需要动态调整,及时识别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为了确保评估体系的有效性,企业可以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来辅助风险评估工作。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准确地识别风险因素,并预测可能的风险事件。此外,与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共享信息也是加强风险评估的关键。通过信息共享,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整个供应链的动态,从而更好地识别和应对潜在的风险。

六、结语

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有效的融资模式和风险防范措施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应收账款融资、保兑仓融资和融通仓融资三种主要融资模式,以及针对这些模式面临的风险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从加强内部控制意识、优化评估体系、强化信用控制、加强合同管理等多个角度,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的方法,以确保供应链金融的稳健运行。值得关注的是,核心企业作为连接物流和资金流的重要节点,其与银行的高度配合以及适当的物权担保方式,对于降低信用风险和保障融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发展仍需持续关注和不断探索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风险挑战。中小型企业管理层的积极参与和内部控制的持续强化以及与核心企业、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将进一步增强供应链金融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制度的日益完善,相信供应链金融将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机遇,助力其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蒋淼怡.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及风险控制管理[J].纳税,20201423):189-190.

[2]王妮.线上供应链金融创新融资模式风险控制[J].会计之友,201921):134-139.

[3]刘娅岚.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分析及风险控制探讨[J].当代会计,201905):4-5.

[4]仝伟.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分析及风险控制研究[J].经贸实践,201801):127-128.

作者简介:李国景,男,陕西西安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投资理财。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李国景

资本市场助力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探讨

摘要:当前,南京正处于加快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作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对于南京优化科创金融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重点围绕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现状以及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展开分析,并结合当前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资本市场角度对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市场,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探讨

2022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南京获批成为全国第二批、全省唯一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资本市场是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人民银行等8部门印发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并围绕畅通科创企业上市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债券融资、强化股权投资基金培育引导提出三方面举措,这为下一阶段区域资本市场支持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南京正处于加快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作用,加大资本市场对科创金融的支持力度,对于南京推动金融和科技及产业良性循环与互动、优化科创金融生态、早日建成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现状

为满足科创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近年来,资本市场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创新金融服务、丰富产品供给、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精准服务等手段,全面提升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与效率,在增强科创企业自身竞争力,稳定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资本市场主要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渠道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股权融资方面。近年来,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A股市场全面注册制落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完善,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促进科技、资本、产业良性循环。2022年,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分别达到3262亿元、3530亿元和168亿元,高效引导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重要抓手。当前,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创新试点工作稳步推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区块链建设试点成效渐显,“专精特新”专板市场持续扩容,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沪深交易所、新三板市场互联互通机制逐步畅通,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效能不断提升。

债权融资方面。近年来,监管部门积极推动构建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债券融资支持体系,创新性推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科创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皆旨在提升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能力。2022年,科创票据和科技创新债发行规模分别为1510亿元和887亿元,债券市场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

私募股权投资方面。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已形成涵盖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并购基金、定增基金等相互补充、互相协调的成熟结构体系,为大量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提供风险资本和全面增值服务。截至2022年末,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规模分别达到10.9万亿元和2.8万亿元,对于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凝聚创新资本、驱动科技创新、促进直接融资、改善经济结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现阶段,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仍然不足,科创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区域股权市场、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对科创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仍然有待提升。

一是区域性股权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塔基功能仍待进一步强化。随着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改革相继落地,场内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生态得到持续优化。但对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微科创企业而言,场内资本市场门槛较高,难以实现有效辐射,需进一步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孵化与培育功能。但现阶段,区域性股权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引导、培育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围绕区域性股权市场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场内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区域性股权市场标准化融资工具等创新试点仍处于探索阶段,区域性股权市场提供资本市场基础服务和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仍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债券市场对科创企业的服务能力相对薄弱。由于科创企业成长性与风险性并重,而债券投资者风险偏好整体偏低,长期以来,债券市场对科创企业的服务能力相对薄弱。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发行主体以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为主,中小企业参与度较低,债券发行难度较大。同时,我国高收益债市场尚不完善,债券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较为有限。但从海外市场发展经验来看,高收益债市场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性企业重要的融资工具,能够提升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发展提供有效资金支持。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高收益债发行交易配套制度,相关机制仍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三是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创企业发展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创投对于投早、投小仍存在诸多痛点和难点,整体意愿不足;国有资本面临保值增值压力,存在资金投不出去、不敢投等问题;部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重点关注于研究成果转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足;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愿释放股权,对私募股权投资积极性不高。

三、资本市场助力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思路建议

近年来,围绕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南京着力健全多元化、全链条的科创金融生态体系,南京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效能持续提升,在增强科创企业自身竞争力,稳定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南京共有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公司51家,占南京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42%,上市公司总市值3190亿元。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中南京本土企业共计1423家,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成为支持南京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但现阶段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有高原无高峰、主导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资本市场对南京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针对资本市场助力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建议如下:

一是立足南京科教资源丰富这一优势,打造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特色模式。南京高校科研资源丰富,青年人才众多,人才总量和密度居全国前列。在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当立足这一关键优势,加强金融对促进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支持作用,探索建设具有南京本土特色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二是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区域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建议南京积极把握A股市场全面注册制落地这一重要契机,加快部署、抢抓机遇,加大力度鼓励科创企业利用股权、债权等多元化融资渠道,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建议着眼南京“专精特新企业集聚高地”这一优势,把握北交所、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等结构性改革机遇,探索建立专精特新企业上市专项服务通道,通过成立北交所上市服务团,为拟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一企一策”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清除上市障碍,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效融资。建议加快建设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示范城市,探索特色制度创新成果在南京先行先试,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全面提升南京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效能。

三是进一步强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孵化与培育作用。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重要抓手。建议积极向证监会申请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探索相关制度优化和业务创新在南京先行先试,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延伸下沉至中小微企业,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建议以江苏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板”为抓手,加快探索金融服务与产品体系创新,积极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增量扩面、提质增效,加速畅通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其他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衔接,提升区域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综合能力。

四是多措并举优化科创金融生态。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强化金融支持外,还应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的精准扶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多方面精准施策,合力推动南京科创金融生态的优化,助力南京加快建成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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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瞿德林

绿色普惠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析

绿色普惠金融是推动我国城乡实体经济振兴的主要抓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但是由于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属于全新的课题,尚处于试点阶段,主要存在着政策制度尚不完善,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创新和风险防控亟待加强等问题,提出了优化金融生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团队培养等对策,促进绿色普惠金融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普惠客群是推动城乡经济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刘桂平,2022)。绿色普惠金融就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绿色金融资源精准服务普惠对象,既能有效化解普惠客群“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难题,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又能推动普惠客群朝着绿色低碳方向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一、绿色普惠金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一)绿色普惠金融是促进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绿色普惠金融是运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和碳交易平台等数字信息技术简称“碳账本”,清晰、准确地记录普惠客群生产经营情况和创造的绿色收益(张奎,2022),以缓解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排斥和担保抵押,并通过央行专门的碳减排工具向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低成本贷款,无成本续贷,有效地化解了绿色普惠客群创业资金帮扶不到位、成本收益不成正比等难点和痛点,激发了低收入人群创新创业热情,增加收益,促进产业经济转型增效。绿色普惠金融是一种多方共赢的金融服务,既满足了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又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和公平。

(二)绿色普惠金融是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绿色普惠金融就是借助信息技术构建普惠客群金融服务平台,通过“碳账本”可计量、可验证方式,帮助普惠客群算清“碳账”(张星,2023),可视化的减排贡献,引导普惠客群逐渐向环保生态、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促进普惠客群高质量发展。绿色普惠金融还可以围绕大中型企业为上下游长尾小微客户提供线上绿色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线上交易平台就能便捷完成从贸易洽谈到订单支付结算的全流程(冯宗敬,2022),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同时,通过大数据对贷款客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进行实时监督,激励普惠客群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生产经营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三)绿色普惠金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绿色普惠金融借助ESG投资和碳减排工具(别涛,2022),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环境友好型小微企业,抑制对污染企业的投融资,带动普惠客群对环境信息、碳排放等问题的重视,用金融的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绿色普惠金融通过“碳账本”记录每个人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及其减排贡献(沈维萍,2023),以数字化带动公众消费端的减碳,促进人民大众从微小处改变碳排放习惯,进而从需求层面推动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例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等绿色项目(别涛,2022),把绿色消费金融与消费者低碳生活行为相结合,激励用户绿色生活、低碳消费。

(四)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向

由于绿色普惠客户的弱势性和收益的波动性,迫切需要对传统的产品设计、服务体系甚至体制进行创新,推动生态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为市场化手段降低污染提供理论支撑。绿色普惠金融运用碳减排工具等引导金融资源向产品质量优的绿色低碳企业流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广维度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不断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重心下移、服务下沉,以引导更多的金融“活水”深耕绿色普惠客群的“沃土”,着力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当前发展绿色普惠金融业务面对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各省市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先进经验、创新案例等(张奎,2022),也出台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为建立中国绿色普惠金融相关业务的流程和标准提供重要参照,但是绿色普惠金融属于全新课题(沈维萍,2023),金融服务处于起步阶段,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政策制度尚不完善

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包括小微企业、农户、消费者等,其制度设计、政策框架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相关融资主体面广量大,认定标准不统一,专业性服务尚未健全;要进一步完善通信、数字平台等外部支撑保障机制,逐渐消除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堵点”“痛点”问题,否则,难以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绿色普惠金融业务有序开展。

(二)内生动力依然不足

绿色普惠客群普遍存在着投资周期长、预期收益率低、现金流不稳定等因素,而金融机构在尚未形成标准化、批量化业务模式的情况下,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尽管央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但缺乏操作标准,导致激励效果难于充分发挥(张银华等,2022);碳汇、生态产品等绿色资产仍存在估值难、流转难、变现难,制约普惠金融批量发展。

(三)金融创新亟待加强

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单一,以传统的碳排放权抵质押业务为主,基本上都是以服务大中型企业为主(郭小平等,2022),没有形成较为全面的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双碳”目标下多层次、多类型的市场需求,严重制约着基层客户经理的业务营销。

(四)信息基础有待夯实

相较于大企业(项目),小微企业、农业主体、个人等普惠客群的绿色信息采集、管理、发布等仍缺乏规范有效的机制和渠道;环保部门与央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渠道不畅(别涛,2022),导致金融机构难于提供个性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同时信用资料匮乏又加剧了金融机构对其所提供融资服务的风险,致使其融资瓶颈问题一直难以有效解决。

(五)风险防控亟待提升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机构绿色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同绿色评估认证机构所采取的方法、标准、程序不统一,认证结果也有差异,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准确、公允地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二是绿色普惠金融人才奇缺(李钧,2023),绿色普惠金融属于交叉性新兴行业,不仅要有精通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及投融资风险决策型高素质专业人才,还需要具有生态环保、低碳减排等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现有绿色普惠金融复合型人才较为匮乏,难以满足绿色普惠金融业务拓展的需求。

三、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

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主题,在我国拥有坚实的业务基础,数字化、绿色化、普惠化是未来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前景广阔。但是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机构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并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推动我国绿色普惠金融业务又快又好的发展。

(一)优化金融生态,促进服务下沉

近年来,国家在发展绿色普惠金融试点的基础上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刘桂平,2022),但从金融机构角度,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首先,提升普惠客群金融素养。要深入持久、形式多样地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反诈拒赌等宣讲活动,帮助金融普惠客群提高甄别能力。二是积极开展“信用户”创建工作,建立与信贷业务相关联的奖励惩处办法,引导普惠客群诚实守信,促进绿色普惠金融从“可得”走向“健康”。三是政府要尽快扩大试点范围,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客户经理主动深入社区、园区和乡村开展营销,提高绿色普惠金融的覆盖度。四是强化市场监管,构建普惠客群反欺诈防控体系,严厉打击以各种诱惑引导金融消费者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增强普惠客群的信任度。

(二)坚持守正创新,完善服务体系

第一,加大对绿色产业链长尾普惠客群金融产品开发和担保模式创新,探索开展“碳效贷”“碳价贷”“碳汇贷”等系列碳减排金融产品(沈维萍,2023),定向支持产业链低碳长尾小微客群,提高长尾小微客群的覆盖率。第二,围绕供应链的上下游长尾绿色普惠客群,创新多元化贸易融资产品及服务模式,为乡村特色产业的绿色普惠客群与商户、进出口贸易企业牵线搭桥,解决绿色供应链上下游长尾客群的融资难题,推动绿色供应链全链条稳固升级。第三,针对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同转型基础,要创新运用碳减排工具、碳回购、碳信托等产品,降低中高排放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融资成本,减少企业和贷款银行蒙受损失。第四,创新“支小贷”“农保贷”“人才贷”、碳基金等区域特色金融产品(张银华等,2022),加大对林业、水果、中药材、餐饮等地方特色产业的信贷扶持力度,促进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现代化。第五,通过“碳账本”,把居民的低碳出行、绿色资源回收、绿色餐饮等生活行为用于提升个人增信或兑换礼品等(张瑞怀,2021),大学生还可以把绿色生活和学习行为转化为就业增信(沈维萍,2023);积极探索“保险+绿色消费”新模式,鼓励消费者选择生态旅游、低碳出行、绿色生活,推动公众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第六,积极探索新市民就业创业金融服务模式,如巨灾保险、低碳出行保险、养殖加工保险等差异化的绿色普惠型金融产品,尽可能降低普惠客群养殖、加工、经营风险或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概率,着力提升广大绿色普惠客群生产、生活的社会保障水平。

(三)强化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效率

首先,扩展触达渠道,提升服务广度。全面整合自助终端、智能服务、技术设备等,提升物理网点的服务效能,通过线上线下协同联动,为绿色普惠客群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各种金融服务。如建设银行创新的“裕农通”系列金融产品,通俗易懂,简便快捷,推动绿色普惠金融借贷双方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其次,以社区、乡村等为单元,通过科技赋能扩大“首贷户”的覆盖面,让低收入人群真正感受到金融服务的便捷;对符合条件且急需资金的客户,开辟“绿色通道”,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度。第三,充分利用大数据深入挖掘绿色普惠客群全生命周期的相关经营活动场景如朋友圈、商圈、生活圈等,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着力解决融资难点和痛点,让普惠客群便捷体验,以点带面,逐渐铺开,全面提升服务质效。第四,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整合内外部数据,推动流程优化和系统智慧化,助力业务高效运行和有效拓展。如建设银行“装配流水线”方式,实现金融产品定制化装配,满足客户服务差异化需求,推动运营方式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加速转变,促进管理质效进一步提升。第五,应综合运用碳减排工具、经济资本、利率等激励措施,更大地激活绿色普惠金融市场潜能;建立差别化的服务体系,对于不符合绿色标准的,坚持一票否决;对于绿色减排达标的,采取适当提高增信、扩大授信额度等措施,引导绿色普惠金融业务深入有序开展,推动银客双方合作共赢。

(四)完善信息平台,建立信息共享

一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碳核算标准制度,探索建立碳金融信息监测工具,提升数字信息在绿色普惠金融中的支撑作用。二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要规范披露范围,细分行业披露标准,统一绿色披露口径,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精准性。三是夯实数据应用基础,规范信息采集标准,强化数据动态实时获取,通过交易记录等大数据分析,实现对普惠对象的精准画像,消除环保风险隐患。四是深度整合信息共享系统。从数据、模型、系统、流程、机制、客户等关键维度入手,建立以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中小企业征信系统为中心的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提升绿色金融服务共享频率和覆盖面。五是完善公共信息平台,打通金融机构与全社会有关碳金融大数据的平台交换,发挥公共机构对零碳、低碳、负碳产品的消费引导作用。六是完善监管制度,针对有关环保信息动态变化实施跟踪审核动态变化,实现对企业ESG体系的动态闭环管理,以提高绿色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水平。

(五)加强基础研究,防控金融风险

一是加强行业绿色政策研究。建立和完善统一的ESG准入标准,并根据各个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具体要求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动态更新优化标准体系,以适应环保标准逐渐从严的发展趋势,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更快地流入绿色普惠客群。二是完善绿色金融风险监测。要充分评估、密切监测普惠客群在绿色转型中信贷资产质量动态变化,将评估结果作为贷款准入退出动态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推动存量普惠客群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要建立强大的融资风险监控中心和完善的绿色普惠金融生态圈,实时监控每个授信客户每笔交易是否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确保不产生新的信贷风险。三是积极做好试点经验推广。及时总结各省市绿色普惠金融试点的政策、制度、信息等经验,积极推广试点成果,及时扩大试点的覆盖面、广度和深度,推动金融更好支持绿色普惠发展。四是建立数字化的管控体系。强化数字化赋能,以数理模型的决策流优化人工操作的工作流,提升智能信用审批比例,做到实时监控预警;运用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实现信用风险管理由人控、机控向数控、智控升级,以全面降低业务运行的风险成本。

(六)强化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能力

随着绿色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是加大绿色普惠金融业务培训力度,坚持从业人员全面达标、持证上岗,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岗位胜任能力和服务能力。二是金融机构可与当地高校共建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基地,同时,通过专家咨询,避免因绿色政策或技术风险而引发融资风险。三是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要建立从上而下的推动绿色普惠金融业务的营销激励机制,将拓展绿色普惠客群纳入经营目标责任状,以充分调动基层客户经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要建立贷款人尽职免责制度。持续强化关键岗位人员管理,层层压实各级机构领导班子风险管理主体责任和一把手第一责任,做到权责明确,提升绿色普惠金融团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五是不断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认真汲取并积极总结推广国内外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努力提升绿色普惠金融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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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郭小平 连育青

产业追踪
新时期推动我国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产业融合的深入,我国乳制品行业面临智慧质量管理的新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目前存在的质量管理问题,旨在促进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管理的发展。

关键词: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质量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健康与营养的日益关注,乳制品行业逐渐成为我国食品工业的重要部分。如何确保乳制品的质量与安全、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提高产业竞争力,是当前乳制品生产与经营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在众多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乳制品行业的质量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1 我国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1.1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口感和外观,而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安全性、品质和营养价值,这种趋势在乳制品行业尤为明显。消费者希望能够享用高质量、安全可靠且具有可追溯性的乳制品。在此背景下,智慧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通过采用先进的传感技术和物联网,企业能够实时监测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如温度、湿度、pH值等,以确保产品始终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这种精细化的质量管理,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在建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2 提高生产效率与降低成本

在现代制造业中,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一直是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智慧质量管理为乳制品行业带来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新途径。通过引入自动化技术,生产过程中的人为误差得以减少,同时,生产效率也得以大幅提升。此外,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效果[1]。通过对生产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准确把握生产过程中的变化和趋势,从而实现更精细的生产计划和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预测性维护技术的运用,也有助于避免设备故障造成的停机,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总之,智慧质量管理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提升行业竞争力

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乳制品企业需要找到突出的竞争优势,而智慧质量管理为企业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持续优化产品质量,企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此外,高效的质量管理也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品牌形象,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以个性化生产为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计划,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乳制品产品。因此,智慧质量管理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利器。

1.4 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乳制品行业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朝着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智慧质量管理在这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减少资源的浪费、优化原材料的使用,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此外,通过引入环保技术,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和废弃物,企业能够实现生产与环保的双赢局面。由此可见,智慧质量管理不仅关注当前的质量管理,更将企业的发展与环保紧密结合,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 当前乳制品质量管理的现况及问题

2.1 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

尽管乳制品行业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但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监管力度不够坚决,会导致一些企业存在违规行为,例如,添加不合格原料、不当使用添加剂等。这些违规行为可能会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甚至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因此,加强监管体系的建设和监督,确保监管的严密性和有效性,对于保障乳制品质量至关重要。

2.2 产品质量标准不一

目前,在乳制品行业内,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产品质量标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难以准确判断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一些企业可能会因降低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推动行业内部产品质量水平的统一,从而确保消费者可以获得质量标准一致的高品质产品。

2.3 追溯体系不健全

乳制品行业的追溯体系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时,追溯体系的不完善,使得难以迅速准确地定位问题的源头。这种情况不仅难以及时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大问题的影响范围。因此,建立健全的追溯体系,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流程的全链条追溯,对于快速反应和问题解决至关重要。

2.4 技术设备不足

一些小型乳制品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导致产品质量的不稳定性,制约生产效率。同时,不同企业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导致产品质量的不均匀性。因此,行业应该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共享,促使更多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稳定性。

3 我国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推动我国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将会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技术、管理以及法规与政策等多个层面,需要行业各方通力合作,以确保智慧质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3.1 技术挑战

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涉及的技术挑战是不容忽视的,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挑战。随着大量生产数据的积累和使用,如何保障这些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防止数据泄露和黑客入侵,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此外,技术集成与升级也是一个挑战。要想将不同的技术领域,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有机结合,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全面的技术储备。

3.2 管理挑战

要想实现智慧质量发展,还需要应对涉及企业内部管理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组织架构的调整是必要的[2]。此外,若引入智慧质量管理,企业需要重新思考生产流程、信息传递路径和人员配备,从而引发内部的变革和适应过程。同时,人才培养与招聘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包括培养内部团队的技术能力、吸引外部人才的加入,都需要行业内人才战略的调整和推进。

3.3 法规与政策挑战

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将在法规与政策方面面临挑战。随着数据使用规模的扩大,确保在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合规性、遵循相关法规和隐私保护标准,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精力。此外,标准和认证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是一个挑战。随着智慧质量管理的发展,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标准和认证体系,确保行业的智慧质量实践得到认可和支持。

4 推动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

4.1 优化质量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

在推动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策略中,优化质量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如物联网技术、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等,乳制品企业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数据采集,从而实现实时、准确的生产过程监控和质量数据收集。以温度为例,通过将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生产设备上,可以持续监测乳制品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将数据传输至中央系统进行实时记录。

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些大量的数据可以被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例如,通过收集不同生产批次的温度数据,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出温度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联。通过建立温度与产品质量之间的模型,企业可以实现在特定温度范围内最优化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

为了确保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可靠性和高效性,乳制品行业应加大技术研发和设备投入。投资研发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数据传输设备,以确保数据的准确采集和及时传输。此外,加大对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研发,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为决策提供支持。例如,通过建立温度预测模型,可以预测温度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产品质量问题[3]

在发酵过程中,温度控制对产品质量至关重要。通过在发酵设备中安装温度传感器,可实现对发酵温度的持续监测。假设在发酵过程中采集到如表1所示样本数据。

通过对这些温度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温度在发酵过程中有所升高,但在第6h达到高峰后,有所下降,这可能暗示着发酵已经达到最佳状态。这种分析有助于确定最佳的发酵时间和温度范围,以提高产品质量。

此外,结合历史数据,可以建立一个温度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联模型。假设在过去的生产批次中收集了大量数据,并发现在28℃左右产出了质量最佳的酸奶。通过这个模型,企业可以在发酵过程中根据实时温度数据预测产品质量,及早发现潜在问题。在技术挑战方面,确保传感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是关键。同时,不同批次、不同环境下的传感器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差,需要进行校准和验证。然而,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需要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数据科学家的参与。

4.2 构建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

在推动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策略中,构建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该体系是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销售的全链条追溯体系,可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可追溯性。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区块链、标识技术等,乳制品企业可以实现信息的实时记录、共享和溯源,为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产品质量信息。

①区块链技术在质量追溯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区块链可以记录和存储每一步操作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编码为“块”,并与之前的“块”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篡改的链条。这意味着,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运输和销售,每个步骤的数据都可以被准确记录,且一旦被记录,就无法被修改或删除,确保数据的可信度和完整性,为追溯体系提供可靠的基础。②标识技术也是构建追溯体系的重要一部分[4]。例如,产品可以附加条码、二维码或RFID标签,使其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可以被准确识别和追踪。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产品的条码或二维码,获取产品的生产地点、生产时间、原材料信息以及质量检测记录等。这种信息的透明性和可获取性,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同时也可以迫使企业更加关注产品质量的维护。③构建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还有助于问题定位和解决。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追溯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定位问题的源头,找到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质量问题的影响范围,还可以减少企业风险和损失。

4.3 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创新驱动

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创新驱动,是推动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合作和创新,可以引领行业走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发展。

4.3.1 产学研合作

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乳制品企业可以获取前沿科研成果,探索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例如,与食品科学院合作,开展乳制品质量分析和检测技术的研发,可以为行业提供更精准的质量控制手段。通过合作,行业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创新经验,将新的理念和方法引入乳制品生产中,从而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4.3.2 企业间的合作与经验分享

不同企业之间可能面临类似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交流和最佳实践的传播[5]。例如,多家乳制品企业可以共同研发智能化生产线,共享数据分析平台,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加快创新速度。此外,经验分享也可以加速新技术的传播,帮助其他企业更快地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

4.3.3 政府政策导向

政府可以设立创新基金,鼓励企业在智慧质量领域进行投资和研发。通过资金支持,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在创新方面持续投入。此外,政府还可以制定政策,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便利条件,例如,简化合作流程、减少合作风险等,从而促进更多合作项目的开展。

5 结语

在乳制品行业智慧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中,企业要不断认识到智能技术和创新管理的重要性。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关注不断升级,乳制品行业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通过智慧质量管理实现产品的高质量、安全和可追溯。首先,通过优化质量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乳制品企业可以更好地监控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其次,提升行业竞争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也是智慧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通过构建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乳制品企业可以提升产品可追溯性,快速定位和解决质量问题,增强消费者信任。最后,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创新驱动,行业可以不断引入前沿技术、提升创新能力,为乳制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王宏蕾,吕双.我国乳品企业创新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乳品与人类,20226):14-19.

[2]李政德,毕曦丹,王娜,等.全产业链TQM助推国产乳品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以君乐宝乳业集团为例[J].现代商业,20231):161-167.

[3]闵瑞.新时期推动我国乳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J].现代食品,202123):4-6.

[4]朱宏任.保质量 惠民生 我国乳制品行业步入发展新阶段[J].农产品加工,20142):16-17.

[5]刘建红,任天晓.浅析乳制品质量管理发展瓶颈及建议[J].科技信息,201225):166+224.

作者简介:岳国婷(1991—),女,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工程。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岳国婷;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杰 张艳良 崔国庆 赵子龙 王晓伟 盛玉娟

数字经济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利用数字经济来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融合度不高,必须通过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养与引进数字人才回乡发展、搭建数字农业产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土地高效有序集中、加强政府的引领作用等一系列措施来加速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融合,驱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业产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2022年柳州市科协软科学课题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经济对推动柳州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柳科协软20220114号)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2021年,其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余晓晖表示,从产业数字化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化转型还只是一个开始。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中全面推进和发展,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发挥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大会议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其中,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改变往日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经济已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扎根结果,必须加强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使得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为了满足自身与家庭发展需求,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走向城市寻找机会,出现了农村年轻人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现象,出现了“留守老人”“人口流失”与“城镇空心化”等问题,导致了农村发展的乏力。缩小城乡差距关键在于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为农村产业赋予新的动力,数字经济拥有融合性和共享性,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能够提升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村共享经济形成。数字经济的应用已在农村产业中取得一定进展,如人工智能在精准施肥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作用显著,网络销售在打通农产品流动渠道上应用广泛,数字经济必然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加速农村产业走向综合性发展道路。

二、数字经济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

1.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数字经济体系不断壮大,催生了很多新行业和新的经济模式,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将带动3.79亿人实现就业。从1996年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起步阶段的0.29万亿元人民币上升到39.2万亿元人民币,其产值翻了130多倍。数字产业即信息通信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最基础的技术支持,包括但不限于电信行业、软件产业、网络服务等,数字产业化规模从2016年的5.2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8.4万亿元,预计将在2023年突破10万亿元,其增长规模仍在加速。产业数字化就是指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融入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应用的主要场景,例如智能制造、打车平台、在线教育等行业,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在2021年达到了37.2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数字经济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

在当前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影响下,产业革命与互联网革命深度融合,加速了我国产业转型,2016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在三大产业的渗透率逐年上升,与交通运输业、通信产业、金融产业以及教育产业等第三产业的融合速度最快、融合程度最深。

3.数字经济催生新业态

数字技术不断完善推动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加速融合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新行业和新经济模式,例如一些教育机构开办在线教育培训课堂,许多文化公司开展云端办公,还有诸如数字化管理以及互联网医疗等新的服务和经济形式,职业之变正为经济社会发展开拓空间。在办公领域,线上办公的开展解决了很多公司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管理问题,数字经济仿佛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在智能制造领域,制造业企业急需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才能不被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淘汰,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车间流程的全自动化生产,使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成功转型。在服务领域,出现了“互联网+”养老服务、“陪诊”等新业态,子女在网络上下订单,就会有专门人员在现实生活中为独居老人提供服务,例如给老人洗澡、陪老人看病等,这种服务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三、数字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善,为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融合带来相当大的阻力,是部分农村经济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的原因之一。首先,网络与电力是发展数字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但对于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来说,复杂的地势与遥远的距离问题使得网络与电力布线的施工难度加大,存在物料运输困难、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导致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其次,我国农业产业链非常脆弱。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绝大部分为农产品,然而在农产品的采收与销售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环节,例如农产品完成采收后,农民往往要被动地等待商贩上门收购,等待过程中农产品的损耗削弱了农民与中间商谈判的筹码;销售过程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如台风或暴雨等自然因素,燃油价格的波动等,这些问题可导致农产品滞销,是我国农村产业销售领域的一大缺陷。最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粮食烘干设备与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的建设普及性不高,不利于粮食与冷链产品的保存与运输,使农业经济受阻。因此,要想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因地制宜,研发适合各地农业生产的农具与机器,在环境优先的前提下打好农业产品生产运输的基础。

2.产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低

规模化和产业化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然而我国农村产业规模化仍然不合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我国耕地采取联产承包制,虽拥有18亿亩有效耕地,但绝大部分都分散在小农小户手中,每户耕地数量有限,不能形成大规模种植,而且我国地形复杂,耕地很难集中成片。此外,我国部分农村土地存在生态环境破坏、乱占用公用土地等情况,给农业经济发展造成障碍。例如,目前农村青年大多到城市买房置业,很多农村面临“空心村”问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第二,我国农村经济大多是个体化经营,农民收入普遍偏低,而农业生产实现数字化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农民购置数字化设备的积极性不高,是造成农村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第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没有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农产品大多经由中间商从农民手中收购后再销售给企业,生产与加工、销售环节严重脱节,农产品种植过程受恶劣天气与病虫害的影响,农民不仅要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还要承担销售环节的风险,这种风险承担不平等的情况造成了农民与企业关系不紧密,是农业产业化的障碍之一。第四,缺乏扮演“领头羊”角色的企业,我国虽然大力扶持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大企业缺乏发掘农村劳动力潜力的意识,未将目光转移至农业经济领域,我国缺乏有能力完善农村经济产业链的大企业,农村地区的企业仍然以个体户为主,不能起到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3.数字人才相对短缺

第一,农村人口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农村年龄较大的群体中很少有接受过数字化教育的人才,在将数字化应用到农业经济中时往往进展缓慢,对信息网络与设备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的不足造成农业数字化实现困难。第二,农民的思想普遍较为保守,他们常安于现状,对先进数字农业认知不足,也很难在没看到真实收益的情况下相信电商平台等新经济形式。第三,农村落后的生活环境留不住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首先,农村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城市差距过大,其次,集中的城市优质资源能满足年轻人的自我实现价值,可以为专业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大量有志青年走出农村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但很少有人在毕业后返回农村发展家乡的农业经济。人才是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内在支撑力量,然而农村产业中数字人才的短缺逐步加剧,农村产业经济要想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必须引进互联网相关专业或综合管理素质能力强的人才。

4.数字共建共享体系不够健全

数据与信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农村产业要想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离不开信息与数据的收集。目前,农村产业对于农业信息的收集缺乏统一性,出现信息收集不及时、不充分等问题,使农业数据不具备时效性,不足以发挥指导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价值,数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息采集与处理相对落后。农业信息采集方法缺乏科学性,采集点集中在农业示范区等规范种植区,对普通农户耕地的种植信息数据采集不足,覆盖面不够广,导致农业数据不具备代表性,不够权威。此外,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部分偏远地区缺少计算机网络手段,大多耗费不必要的人力资源进行信息汇总与分析处理,这种手工处理方法严重降低数据处理效率。第二,信息传输不通畅,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网络“最后一公里”问题,造成农户信息闭塞。我国绝大多数乡镇的农业相关企业没有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生产与销售的习惯,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电话联系阶段,农业相关信息的发布与传输缺乏网络、电视、报刊与讲座等现代媒体之间的有机组合,“最后一公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搭建农村数字共建共享体系的脚步迟滞不前,阻碍农村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经济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1.加速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经济融合的基础,要想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大力统筹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网络、宽带覆盖和升级,加快推进农村网络与电力建设。具体就是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必须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政府与企业合力推进4G5G和光纤网络向农村基层延伸,取代以往农村基建中铺设的劣质网络,搭建服务广大农村的优质高速移动网络。另一方面要应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加强现代科技在农业防治病虫害上的应用。例如,应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依托光学、高光谱、雷达等在轨陆地卫星协同组网观测,使数字资源在农业发展、灾害防控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促进土地高效集中,加快农业产业规模化

土地资源是社会经济资源的载体,是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必须使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集中,做到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做到协调可持续。第一,推进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集中是农业产业规模化的前提,只有把耕地成片连接起来,才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播种与收割,因此要落实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促进土地高效有序集中。第二,加大农村土地整理力度。我国土地后备资源大多处于山区或西北地区,耕地相对贫瘠,开发潜力不足,要实现农村产业规模化,必须依靠对现有土地的整治,走集约利用、内涵挖潜的路径。土地整理是促进土地流转的新机制,我国农村拥有全国大部分土地,通过土地整理可以扩大原有耕地面积,解决农村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不但能扩大生产规模,还能实现资产从工业向农业的流转,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旧村庄改造拆迁项目区,农民交出旧宅基地的阻力仍然很大,政府要重点着眼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在推进项目的同时注重维护农民利益,并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整理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尝到“惠民工程”的甜头。

3.强化乡村数字化人才支撑

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掌握先进科技的人才,实现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经济融合发展需要引进和培养数字化人才,强化乡村数字化人才支撑。一方面,国家应进行编制改革,提高乡村单位编制的待遇,吸引数字化人才去往乡镇单位发展;应给予大学生一定的政策支持,唤醒大学生对家乡的热爱,鼓励大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回乡就业;要大力支持退伍或复员军人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并制定激励政策不断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另一方面,除吸引数字化人才前往乡镇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首先,国家应通过在高等院校开设相关农业数字化专业,积极培养农业数字化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农业信息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其次,农民对于农业生产进程的掌握程度是无可比拟的,对农民进行数字化专业培养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融合发展中事半功倍。要更加注重对农村待业人员的培养,发掘农民数字化方面的潜力,定期开展数字化培训基础课程,提高部分农民操作计算机等数字化设备的能力,聘请专家进行知识讲座和农业生产指导,先培养一批拥有数字经济能力的人,然后借此星星之火带动更多农民参与数字经济相关知识的学习过程,解决乡村数字化人才短缺的问题。

4.搭建数字农业产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加快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必须实现农村产业信息化。首先,要推动乡村产业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各地区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标准,提高数据采集精确度,借助互联网高效快速的优势,打通数据共享渠道,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客户之间的数据与信息共建共享。其次,要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区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分析本地区适宜的产业类型,完善农产品与农村服务产业链,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减少农业生产供应中不必要的环节,提升物流配送效力,使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激发农村产业发展的活力。最后,要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在对农民进行数字化培训过程中,增加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保护重要性的内容,帮助农民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无视法律,损害农民利益的网络违法行为,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5.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引领

第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惠民、便民为重点,着重推进党服务平台与农业数据平台的建设,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激流勇进,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惠民工程的落实,提升政府的数字治理水平。第二,政府要发挥“掌舵者”的作用,掌握各地区农业发展现状,分析优势与不足,实事求是地调整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策略和方向,发挥数字经济高速高效的优势和信息扩散效应,带动农民经济思维的转变,引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志青.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J].中国经济周刊,202221):109-110.

[2]刘晓晖.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弹性与流通企业经营绩效[J].商业经济研究,20232):161-164.

[3]王子凤,张桂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农民增收——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2):16-28.

[4]魏佩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探索[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38-42.

[5]张晓莉,段洪成,渠帅.我国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现代审计与会计,202210):42-44.

作者简介:韦晓霞(1981.01—),女,广西柳州人,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和新媒体营销研究。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贸易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 韦晓霞

我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摘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汽车产品正加快向智能化和网联化发展,智能汽车已经成为我国建设汽车强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本报告简析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政策、市场及上游产业链领域的现状及趋势,为我国智能汽车行业企业的发展布局,以及各地方政府招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能汽车,政策,市场,产业链

前言

随着信息通信、大数据、AI等新技术支撑条件的快速成熟,以及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城市对汽车社会客观需求的持续增强,智能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重要方向。

智能汽车作为继新能源汽车之后的行业新热点,其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加速智能汽车核心技术的突破,同时也促使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因此,准确把握智能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深入谋划企业未来成长路径,科学制定地方产业招商策略,已经成为行业企业及各地方政府抢占智能汽车产业高地的重要议题。

“十四五”以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完全走向市场化推广应用阶段,智能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并呈现出政策不断清晰、市场加速推广、技术持续迭代等显著特点。

1 我国智能汽车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顶层战略、标准法规、管理体系等多个领域,围绕智能汽车相继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有力促进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1.1 顶层战略方面的政策

在顶层战略方面,智能汽车成为国家和地方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其中,《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2.0》明确了2021-2035年智能汽车分阶段的目标与里程碑,以及清晰的发展路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提出,到2025年,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到2035年,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从顶层设计方面为国内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确立了目标。此外,各地政府围绕智能汽车道路测试领域加快完善相关政策,全力推动智能汽车封闭及开放道路测试场景布局。

1.2 标准法规方面的政策

在标准法规方面,低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标准法规体系基本形成。2017年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发布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规程》等多个文件,旨在通过加强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为智能汽车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规程提供量化标准。20216月,工信部发布的《2021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提出围绕智能汽车多场景应用,加快自动驾驶应用功能要求和场地、道路试验方法等标准的制定及出台。此外,随着我国智能汽车第一阶段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能够支撑驾驶辅助及L3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标准法规体系也基本形成。

1.3 管理体系方面的政策

在管理体系方面,智能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体系正日益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明确了智能汽车生产企业应满足的安全保障能力要求,提出要建立产品软件升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机制及企业安全检测服务平台,保证产品质量与生产一致性;《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从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主题、驾驶人及车辆、道路测试申请、示范应用申请、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等7方面对测试与示范应用进行规范。

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政府将在不断优化和完善智能汽车法规标准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健全配套监管制度,持续加大示范应用、并引导配套建设等商用化政策支持力度,全力推动智能汽车中高级产品迈入商用化阶段。

2 我国智能汽车产业市场环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呈现大幅上涨态势,2022年产业规模达到约3500亿元。未来,随着产业链上游环境感知、决策执行层相关配套软硬件产品的不断完善及车路网云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将突破6000亿元,巨大的市场规模也将有效带动技术研发、零部件配套、检测与测试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2022年,我国搭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乘用车新车销售达700万辆,同比增长45.6%。新能源汽车作为智能化与网联化技术的最佳载体,在其爆发式增长助力下,智能汽车也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时,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消费者对汽车智能化与网联化接受度的逐步提升,预计到十四五末,搭载L2L3级别自动驾驶系统的新车装配率将接近70%,智能汽车产品销量也将突破2000万辆。

3 我国智能汽车上游产业链环境分析

3.1 智能汽车产业链

智能汽车产业链的核心是智能端与网联端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智能汽车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智能网联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中游主机厂以及下游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等。现阶段,产业链上游是行业参与者众多、体量庞大且竞争十分激烈的核心环节,同时,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企业或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也是智能汽车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其中,产业链上游又细分为智能化和网联化两部分,智能化主要涉及环境感知与决策控制领域,网联化主要涉及信息通信与车规芯片领域。

3.2 智能汽车环境感知领域

智能汽车环境感知领域加快推进国产化替代。环境感知系统主要包括车载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其中,车载摄像头作为环境感知主要的传感元器件,目前国内正逐渐实现国产替代,舜宇光学、欧菲光、德赛西威等国内自主企业已基本实现ADAS功能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突破,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毫米波雷达主要由国际企业占据技术高点,国产化替代仍需持续推进,南京楚航科技、上海蛮酷科技、深圳安智杰、芜湖森思泰克、深圳承泰科技、岸达科技等自主企业产品供应相对不稳定,主要模块和上游供应商仍集中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激光雷达产品成本较高,市场量产车型搭载较少,自主企业产品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如禾赛科技、速腾聚创、镭神智能、华为、大疆、北醒科技、光珀智能、华科博创等自主企业量产的机械/半固态激光雷达产品在分辨率、探测范围等方面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3 智能汽车决策控制领域

智能汽车决策控制领域正驶入发展快车道。决策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和计算平台(含算法解决方案)等。其中,操作系统作为智能计算平台软件架构,是智能汽车搭建完整生态体系的关键环节,目前国内操作系统开发技术主要由互联网企业控制,如百度Apollo、华为鸿蒙、阿里AliOS、腾讯TAI in Car等;车载计算平台具有技术密集、投资成本高、竞争激烈等鲜明特点,产品及技术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主要包括华为MDC600(集成自研的鲲鹏CPU芯片、昇腾AI芯片、图像处理芯片,具有352TOPS计算能力,并能满足L4级以上自动驾驶技术需求)、地平线(已形成由征程处理器、Matrix自动驾驶计算平台、ADASDMSAR HUDFace IDNavNet高精度地图等构建的智能驾驶产品矩阵,Matrix具备强大视觉感知计算能力,可提供L2-L4级别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功耗比与Tesla HW3.0处同一水平)。

3.4 智能汽车车载信息通信领域

智能汽车车载信息通信领域已步入成熟期。现阶段,我国车联网C-V2X产业链发展较为完备,芯片模组、通信终端产品开发基本成熟,部分零部件产品已具备量产条件和商用基础。在芯片模组方面,我国自主企业加快推动产品布局,其中,华为双模V2X芯片Balong765与车规级商用通信模组ME959、高新兴车规级通信模组GM556A,以及大唐PC5通信单模芯片Mode4,均已实现小规模量产;在通信终端方面,德赛西威、东软、金溢科技、千方科技、通信、万集科技、星云互联、中兴等自主企业均可提供支持LTE-V2X的车载终端和路侧RSU设备。

3.5 智能汽车车规芯片领域

智能汽车车规芯片领域配套能力有待提高。目前,国内自主开发的车规芯片规模较小且技术水平依然偏低,该细分市场主要由恩智浦、英飞凌、瑞萨、德州仪器和意法半导体等国外企业垄断。从各类芯片自主化率来看,计算控制类芯片自主化率小于1%,通信类芯片自主化率小于3%,存储类芯片自主化率小于5%,功率半导体芯片自主化率小于10%;从企业布局来看,地平线、华为、中兴、大唐等企业不断加快自主车规级芯片研发,支持国内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其中,地平线开发的智能驾舱NPU计算平台与车规级AI芯片、东风集团投建的功率芯片均已实现量产;同时,零跑汽车自主开发并推出的AI智能驾驶自主芯片凌信01”支持L3级自动驾驶算力需求。

4 总结

智能汽车作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在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市场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核心环节加速布局的背景下,正逐步成为引领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力量,跨行业企业争相布局的新兴热点领域,以及各地政府奋力抢占的产业发展制高点。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王雪柠 李骏辉 翟媛

加快推进电力能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摘要:近期,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推动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强传统能源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释放能源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全球电力行业正在经历着能源结构低碳化、供应分布式而多元化、消费方式更加灵活的多维度转型,数字化智能化将在推动电力行业低碳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国在传统电力系统向多元清洁的综合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传统能源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亟待加强,多能互补、源网荷储的综合能源系统尚未建立,能源数字化智能化面临诸多挑战。建议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投资、加强能源行业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发展新的能源数字平台,以及推动集中式的电力系统与分布式的微网体系并行发展,同时加强分层分级运行与控制。

关键词:数字化,智能化,电力能源,能源转型

一、数字化推动能源行业的发展与转型

202210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报告》明确组织实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推动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次重大的经济形态转变,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如果回顾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和后续每次工业革命,至少都影响到了四大领域:一是社会治理与生活方式;二是能源结构及能源体系;三是产业结构及对应的模式创新;四是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

纵观能源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能源体系的变化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新的能源体系出现(见图1)。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蒸汽机,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能源从柴薪时代慢慢进入了煤炭时代,1875年法国建立世界第一座燃煤发电厂,煤炭成为19世纪中期的主导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了内燃机技术,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能源也变化为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核能开始成为能源的重要选择,最近20年能源的发展重点即可再生能源。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在助力能源转型、资源节约、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首先,数字化促进能源行业节能减污增效。一是有效提高能源效率。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监测、管理和控制能源的使用情况,促进能源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能源的集成化管理和控制,以进一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降低能源成本。通过数字化技术与智能控制的应用,优化能源系统运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能源行业的整体成本;三是减少环境污染。数字化智能化能够更好监测能源系统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优化能源系统,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四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应用,催生了新兴领域和业务模式,推动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

其次,电力能源数字化对于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电能是清洁、高效、便捷的二次能源,电力是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和能源系统转型则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在推进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目前,全球电力行业正在经历着多维度的转型。在发电侧,随着光伏、风电等能源形式的普及,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正在迅速增长,发电企业在新能源资产运维、新能源发电量的提升和预测、电力交易市场等多领域运用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在电网侧,随着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不断扩大,维持电网稳定性的要求日益提高,通过电网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构建灵活的智能电网,为电力系统提供更加灵活的电力调度和管理,实现合理削峰填谷,促进了火电企业加快灵活性的改造,进一步提升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在用电侧,随着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深入推进电能替代,全社会电气化水平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朝着数字化、个性化、便捷化、开放化的方向转变;同时,也对发电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电企业和消费者可以基于大数据,利用物联网、智能AI等技术,将电源侧、用电侧及输配电侧的各类可控资源的数据接入,实现电力供需的实时监测和响应,实时调整电力供需,优化需求响应,有效推动“源网荷储”的灵活互动。

第三,数字化推动传统电力系统向多元清洁的综合能源体系转变。传统的电力系统是一个集中式的电力系统,由大型的发电厂发电,通过跨省区特高压输电线路、高压输电网络输电到每个区域的配电站,最后抵达每家每户各类用户。因为光伏和风能新能源技术的普及,综合能源体系随之产生。目前发达国家的电力系统正朝着多元清洁的综合能源系统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伴随着各类能源间的灵活转换和互通互济,以及生产、传输、消费环节数据利用效率的提升[2]。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分布式能源、储能、电动汽车、智能用电设备等交互式设施大量使用,伴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力系统向更加高效化、互动化、智能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3]。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助力挖掘能源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价值,5G技术为能源系统提供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的通讯能力,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能源大数据的计算、处理以及分析效率,物联网技术能实现海量设备的在线接入和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决策,能源企业可以提升能源生产、传输、交易与消费的运营效率,最终提升能源系统的整体效率与安全性。

二、国际能源电力领域数字化重点发展方向

全球在不断推进能源数字化的进程,未来数字化将成为能源行业的一个新趋势。国际上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与智能化的重点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大方面:

(一)智能能源网络建设

智能能源网络是未来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关键,即将分布式的能源和供应商、用户和设备连接到同一个网络上,实现跨领域和跨边界的能源交互和协调。智能能源网络包括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能源云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以欧盟为例,如果要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GHG)净零排放,欧盟需要智能且充足的基础设施,才能支持开发更现代化的能源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整合包括电力、数据/信息网和氢管道等在内的相关部门,以及增加跨境和区域合作,重点是跨欧洲运输与能源网络[4],促进欧洲在现代化建设和能源转型中获益。

(二)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能源电力企业实现更为精确和高效的预测、生产、配送、销售和维护管理等工作。通过对能源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建模,能够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提升企业效益。2023年初由沙特阿美公司举办的第七届IKTVA论坛上,沙特阿美油气公司宣布,它将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化石油公司,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专业知识,用于在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能源领域;意大利油气公司埃尼宣布,将投入4亿欧元加快其数字化转型,以应对能源市场变革和节约能源成本。

(三)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是能源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应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和能源智能化生产的水平,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能源转型、碳减排、节能降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成功的能源系统之一,但时至今日,化石能源在英国最终能源使用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目前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但在2019年仍占全部能源供应的79%,电力使用仅占消费者最终能源使用的17%。所以,在能源白皮书的能源转型规划中,英国明确到2030年停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新建40GW的新海上风电,以及为英国居民提供30亿英镑的家庭能效改善资金[5]。白皮书明确,大力推动智能电力系统发展,由于未来将部署大量的小型分布式电源,电力系统分布将越来越分散,且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电动汽车和热泵接入电网,将对电网发展提出新的需求。智能技术和分时电价可以鼓励消费者在非高峰期为电动车充电,允许供需双方在时间或地点上发生互换,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匹配,从而降低消费者的成本。

(四)新能源储存技术创新与融合

新能源储存技术是新能源发展的瓶颈之一,其进一步完善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消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以保证能源的安全、可靠、稳定供应。新能源储存环节复杂,数字化技术可以对能源储存系统进行预测性维护,提前发现系统中的隐患和故障,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从发电侧、用户侧到电网侧,储能形式多样,数字化技术能够统筹储能配置和协调运行,优化系统效率。数字化技术提高了储能与供能、用能系统协同调控及诊断运维智能化水平,推进综合能源服务与用能场景深度耦合,推进能源行业大数据监测预警和综合服务平台体系建设,进而建立源网荷储智能协调互动生态。此外,当前储能商业模式不够成熟,需要大数据平台来实现储能资产共享,研究并制定科学的储能发展规划。

(五)安全和可靠性保障技术

更智能和数字化的电力网络与技术应用,能够提高能源和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分享实时数据,实现预警和监测,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其中,网络安全及物理安全是重要领域之一,必须得到重视和引起足够的关注,以增强电力系统对网络攻击和其他新兴威胁的抵御能力。20204月,G20能源部长特别会议上,G20部长们同意通过促进市场和数据透明度、数字弹性,和对能源系统可靠性的投资来加强能源安全和市场的稳定性。英国电网运营商National Grid公司近期宣布,将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该算法将有效预测和防范电力系统故障。

(六)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Virtual Power PlantVPP),是一种可以精确控制用电需求和发电输出平衡的能源管理系统,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各类能源进行聚合管理和优化调度,以达到减少发电投资和损耗、优化资源利用、降低电网峰值负荷和提高供电可靠性的目的[6]VPP已成为一种灵活性强、适应度高、经济性好的新型调控方式,从能量、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实现需求侧资源集群参与电网调峰、新能源消纳、市场交易等多场景应用[7]。目前,很多光伏发电发达的国家都利用这一特点,将VPP作为分布式资源的集合,利用软件和通信技术进行协调,以提供传统上由传统发电厂提供的服务。2019年,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机构(AEMO)发起VPP示范项目,通过聚合分布式资源为参与需求响应和频率控制服务等市场创造了机会[8]20223月,我国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虚拟电厂建设,随后,北京、上海、山西等地发布相关政策。

三、能源数字化与数智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目前,能源数字化发展重点方向相对明确,但还存在不少挑战。尤其是传统电力系统向多元清洁的综合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传统能源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亟待加强,多能互补、源网荷储的综合能源系统尚未建立,能源数字化与智能化面临诸多挑战。

(一)能源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痛点。一是技术方面。能源领域的数据量巨大,但从技术方面看,互联网数据与能源数据差异很大,将这些不同体系、不同标准的数据整合和利用的难度大、成本高。与此同时,智能化需要基础设施的升级,如5G、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对底层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投入成本大,除非大型国有企业,一般中小企业都难以承受,而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业基础设施往往很难依靠私人资本解决,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政策支持;二是安全问题。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能源系统面临更多的网络攻击风险,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安全措施来实现能源数字化对信息安全提出的更高要求,防止安全漏洞和数据泄露,以保障能源系统安全变得至关重要;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风险,且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对于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意味着技术和人才的更新换代,在转型过程中将面对各种改变及一些不确定的市场冲击带来的风险,同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以支持技术升级、人员培训、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二)统一管理的综合能源系统尚待建设。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微网系统发展。与传统的集中式电力系统相比,分布式微网具备很多优势。传统的集中式电力系统存在能源损失大、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较弱等问题,微网的能源损失更少、环境更加友好、能源供应更加平稳。除此之外,微网还拥有用电、储电、发电的功能,也可以参与电力交易。前文提到的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已开始尝试新的系统。正如《意见》已经明确提出“加快新能源微网和高可靠性数字配电系统发展,提升用户侧分布式电源与新型储能资源智能高效配置与运行优化控制水平”,我国同样在构建“新能源+储能+微电网的分布式电力能源体系。随着我国光伏、风能的微电网数量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普及,微网规模越来越大,进而需要建设多元化的综合能源配置与管理平台,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将是能源行业数字化数智化发展的集中体现。

未来,随着分布式发电越来越多,储能技术越来越成熟,很多家庭、单元、小区、小镇,乃至企业、园区都各自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能源体系。这样发展下去,结合前文提及的国内外广泛推广的VPP,用互联网把它们统一管理起来,通过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能源的分布式到集中式配置与管理。VPP的规模可以跟传统的规模一样大,虽然不是真实的电厂,但实际上包含了大量的用电户、发电户和储能户。这么做有很多的优点,一是给所有的电厂一个统一的管理,能够实现最有效的充电和放电;二是每家每户可以自己调节,实现最佳的用电和充电,降低电力成本[9]

四、对策建议

对应于上面的国际经验总结与部分问题现状分析,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和加快电力能源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

首先,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投资。鉴于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对于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性,应鼓励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共同投资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具体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以提高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减少能源浪费。通过加大能源行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支持跨区域的能源走廊、分布式能源、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输送线路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造,使得能源行业与领域的数字化技术商业化应用变得更加明晰,稳定市场和投资者预期,吸引社会资本的积极投资和广泛参与。

其次,加强能源行业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成本,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负担的,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可能会限制能源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和程度,需要行业与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能源监管机构和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加强合作,共同开发适合的策略和政策,制定相应的法规指导,提高数据质量和可靠性,加强数据统一标准,为能源数字化升级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

三是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以基础设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为基础,进一步加快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发展,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升信息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加强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包括IT技术人才、业务管理人才和统计分析人才的建设,以提高员工的数字化技能和专业知识水平,打造数字化工作团队、数字化领域的专业人才,对确保信息安全和数字化转型成功都非常有必要。

四是发展新的能源数字平台。能源数字平台是一种新的平台经济,能够把各地的微网聚集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VPP,这个虚拟电厂总功率就像原来的集中式的大电厂一样,但会更灵活,可以进行能源交易,可以预测需求,为用户提供电力[10]。能源数字平台,已不再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应用,而是融合技术、业务、管理、机制等要素的综合性工作,相当于能源体系的平台经济。对应地,需要统筹加速电网业务变革、流程变革与动力变革。与此同时,建设能源云,让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居民用户的能源数据实现集成利用,促进能源数字平台成为主流能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推动集中式的电力系统与分布式的微网体系并举发展,同时加强分层分级运行与控制。集中式电力系统和分布式微网可以相互补充,建立分布式微电网对于现代化的电力系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更好地满足能源变革的需求,为建设绿色、可持续的社会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为人类社会造福。在新能源电站的投资和建设方面,分布式微电网和集中式电力系统的搭建可以协同规划和实现。在二者并举发展过程中,需要分层分级运行控制,以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实践中,可以将整个电网划分为多个层级,每个层级拥有相对独立的系统控制中心,通过局部网的运行调度控制实现对全网的调度控制。具体而言,将分布式微电网作为第一层,集中式电力系统作为第二层,通过自治运行和相互配合来实现电力系统的运行控制,以更好地实现对分布式微电网的管理,同时对于集中式电力系统的运行控制也起到了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Z].IEA2020.

[2]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Z].IEA2021.

[3]Power Systems in Transition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head for electricity securityIEA2020

[4]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Z].IEA2021.

[5]The Energy White PaperPowering Our Net Zero Future2020[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ergy-white-paper-powering-our-net-zero-future.

[6]李嘉媚,艾芊,殷爽睿.虚拟电厂参与调峰调频服务的市场机制与国外经验借鉴[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22421):37-56.

[7]王金锋,郑博文,姜炎君,等.澳大利亚虚拟电厂发展概况与经验启示[J].供用电,20234004):63-73.

[8]Renewable energy in Australia2021[Z].

[9]庞阳.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现实的、且最经济的目标[J].风能,202212);

[10]许余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N].21世纪经济报道,2022-11-22.

[11]许余洁.构建智慧产业生态圈,建设数字中国[N].21世纪经济报道,2023-03-01.

作者简介:聂正标,博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宣传中心)高级经济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宣传中心) 聂正标;联和数字经济研究所 许余洁

区域经济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十大趋势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基于对区域协调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判断,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指明了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方向。本文结合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我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展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十大趋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今后一段时期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2023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形条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区位、禀赋、发展基础、自然生态差别显著,而区域又承载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个层面的功能。如何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四大板块战略,即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随着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区域竞争向区域协调转变,区域平衡让位于人均平衡和区域平衡并重,强调通过要素的市场化流动重点解决人均平衡问题。

展望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或将出现如下十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是都市圈、城市群将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现代经济中,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成为经济的主体形态。城市经济是点状经济,从国际范围看,美国排名前三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芝加哥—匹兹堡城市群、圣地亚哥—旧金山城市群分布着美国50%的人口,贡献了70%的GDP;以东京、名古屋和大阪都市圈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分布着日本超过半数的人口,贡献了超过七成的GDP。2022年,珠三角(不含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不到全国5%的面积、4.2亿人口,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GDP。未来,三大城市群及一些次区域城市群将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城市规模代表着集聚水平,城市群规模则代表着辐射水平。一般而言,城市群越大,中心城市就越强;反之,中心城市越强,城市间要素级差就越明显,其辐射范围就越大,有效带动能力也更强。

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将更加细化。我国区域重大战略的四大板块(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四类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定位,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引。但由于这种划分较为原则和宏观,很难反映更为复杂多样的区域发展现实。譬如,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也有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东部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条件相对欠缺的山区和内陆地区。在主体功能区划分中,属于重点开发区的地方,仍需要留足生态用地;在属于限制开发区的地方,仍需要在开发条件较好的次区域维持较大的强度开发,在相对较小的空间满足产业、人口承载需求,留出更大的空间满足生态需求。只有在更加细化的区域如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尺度上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才能将这些政策真正落下去。

三是城乡融合发展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以缩小城乡差距。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互为联系的重点任务,既表明了城乡融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表明了城乡融合发展是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因此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将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产业和人口在大城市过分集聚,说明县域尤其是县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因此,有步骤地将县城和中心镇作为基础设施均等化的投资重点,适当布局适合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可以提升其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降低异地城镇化或基于大城市的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和心理适应成本。更好地促进城乡人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达到农民进城、资金技术下乡的目的,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还可以使新市民以更小的经济和心理代价融入城市。

四是区域协调发展开始进入精致发展、存量优化为主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高质量发展,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也要深刻理解和完整贯彻这一理念。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很多大中型城市,新成交的住房中二手房成交量近半或过半,而前些年二手房成交不到三成。这都标志着存量时代在加速到来。在城市的协调发展中,要更多地考虑存量优化而非增量扩张。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 造城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此,大中城市扩张会放缓,有些区域优势不明显的中小城市甚至会出现产业规模增速放缓、人口外流、人口绝对数下降等问题。在城市建设中,一些商业街区随着电商的发展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凋敝,一些写字楼随着居家办公的增加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置。未来城市中功能改造类建设将会占到很大的比例。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拨出预算支持写字楼的住宅化改造。在城市公共服务中,要重视智慧化、数字化和微创新、微优化。城市软实力建设要跟上硬件建设的步伐,让城市更便捷、服务更到位。同时,城市发展要考虑到老年人口比例大幅上升的实际情况,提供经济适用、性价比更高,符合更多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养老模式。未来,产业人口聚集能力强的大中型城市要学会精致发展;而产业人口聚集能力较弱的小城镇甚至需要习惯和学习精明收缩。

五是市场驱动将成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形式,制造业协同将成为区域合作的动力。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也需要公共服务的合理布局和延伸,这些方面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深化需要更复杂的产业联系,即需要打造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城市间的合理分工,这些是企业和市场的比较优势。因此,推动“放管服”改革,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的潜力,是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前期以有为政府为主,引导企业和市场行为;后半段以企业和市场为主,政府退居幕后保驾护航。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推进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设计中对市场主体地位的重视,得益于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进程加快。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将逐渐摆脱以煤钢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复杂制造业转变。这种复杂制造业产业链条长,协作空间大,具有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产业链接关系。产业内贸易相对于终端产品贸易的重要性提升,而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将促进这种协作关系的加强。如果一定区域内具有某产业的禀赋和区位优势,就会以协作关系形成区域间的紧密联系。

六是内陆城市和城市群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新发展格局确立了内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化内循环,落实在具体载体上就是内陆城市和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和循环枢纽地位的确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国家将会安排更多的重大产业和科技平台在内陆城市。随着轻型化产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扩大,这些产业并不特别依赖有大宗货物运输成本优势的海洋运输和港口支撑,而具有快捷优势的陆路运输和空中运输将发挥更大作用,这就为内陆交通节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另外,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推进,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单向海洋开放的格局将被逐步打破。沿海到内陆的梯度开放和梯度产业转移的固有格局将受到一定冲击,梯度将变得更加平缓。不过在自然区位等因素交织影响下,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优劣势的变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且这个过程也会相对比较缓慢。但无论如何,从长期来看,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平衡协调发展的前景乐观,内陆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七是经略海洋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全球化时代,海洋也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争的竞技场。大力发展海洋科技,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海洋资源。海洋牧场、远洋渔业、海上风电、海洋装备、海底矿产开发、海岛保护开发等,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发展机会和全球竞争利益。例如,英国北海油田的开发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海洋资源、多样的海岛形态,海洋科技也取得多向度突破,经略海洋大有可为。因此,无论是对国家区域发展的整体布局而言,还是对沿海省份而言,如何更好地发展海洋产业,如何因地制宜地搞好陆海统筹,如何开发和保护好宝贵的海洋资源,如何放大开放优势,为新发展格局源源不断地输入源头活水,都是需要做实做深的大文章。

八是生态协同将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在四大经济板块的定位上,除了经济发展功能,还突出了生态功能。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上,生态承载能力更是作为关键的划分依据。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上,生态功能被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变量。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随着我国国土开发强度的提高,生态体系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流域生态需要上中下游的协同,成为和经济产业联系同等重要的纽带,尤其上中游对流域生态系统的投资和在产业发展上做出的牺牲,对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正向影响,需要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发展援助等制度性安排来提升对生态合作的激励。生态协同将成为区域合作中越来越重要的纽带。

九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引领新时期区域一体化,行政区边界区域的发展瓶颈有待进一步突破。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内需体系加快培育,产业链供应链不断优化升级,人才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健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分税制下的地方竞争,这一方面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另一方面,出于保护税源和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也限制了企业异地投资和要素流动的机会。未来地方竞争应更多基于优良的营商环境建设,而非行政性限制和无底线提供优惠条件,从而造成过度投资、低效投资和激励扭曲。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要打破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否则跨省的经济区建设可能会停留在浅表层次,难以深入。另外,跨省的经济区建设需要中央顶层设计,明确各省在跨区域合作中的责任,不过分倚重联席会议制度,这样有利于经济区建设进入到操作层面。作为行政区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行政区边缘地区的发展问题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重大项目投资更容易在各省产业和人口密集的中心区位进行,各省交界区域如缺乏必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支撑,发展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协调。盘活这些边缘区域,不仅有利于该区域的发展,解决省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强化省际联系纽带,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

十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扩展到跨国区域合作。我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提供了机会。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也夯实了我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基础。我国既有面海开放的优势,也有众多的陆地邻国。我国经济发展的势能可以转化为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的动能。不同的沿边区域可以根据各自的区位条件和优势积极开展地方国际合作,形成更多的开放高地,形成我国海陆多向度、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国内市场建设和对外开放扩大深度绑定、缺一不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入RCEP着眼于对周边国家的开放,尤其是对具有发展活力的东盟国家的开放,对于广西、云南等边疆省份的开放开发,对于广东省提升内外循环的质量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董彦岭

优化提升河南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摘要: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城市生态环境功能和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城市居民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所,合理有序的生态空间是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河南省各城市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全省城市生态空间呈现面积持续增加、空间结构不断优化的特征。但是,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城市相比,特别是与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河南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仍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均、使用负荷较重等问题和不足,亟待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加以完善提升。

关键词:生态空间,空间分布,生态服务价值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城市生态环境功能和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空间载体,合理有序的生态空间是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20年底,河南省城市绿化覆盖面积138690公顷,园林绿地面积38664公顷,公园个数538个,城市生态空间建设成效显著。但是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比,河南省多数城市生态空间数量不足、品质不高。因此,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既要增加城市生态空间数量供给,又要注重生态空间品质提升。

一、河南省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最新进展

1.城市生态空间的数量快速增加。近年来,河南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生态节点数量大幅提升,各种类型生态空间面积快速增加。仅“十三五”期间,全省各城市累计造林1067万亩,森林抚育1146万亩,16个省辖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截至2020年底,河南城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38690公顷,比2015年增加了35990公顷;园林绿地面积达到122110公顷,比2015年增加了32158公顷;公园绿地面积达到38664公顷,比2015年增加了13463公顷。各城市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保持了新增绿地空间的大幅增加,体现了河南省各城市在建设城市生态空间上的努力和成效。

2.城市生态空间的结构更加合理。包括公园、湿地、生态廊道、绿道网络在内的城市生态空间类型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公园建设方面,河南省各城市都在加快建设由包括国家公园、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公园,截至2020年底,河南城市公园个数达到538个,比2015年增加了211个。湿地建设方面,各城市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建设力度,截至2020年底,已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11处,总面积371.3万亩;全省国家级、省级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数量达到115个,覆盖全省所有城市的湿地保护体系基本形成。

3.城市生态空间的功能不断丰富。作为国土空间的一种类型,城市生态空间具备生态、环境、经济和景观等多重功能。近年来,河南省各城市在进行生态空间建设时,更加注重发挥城市生态空间的多重功能,通过加强统筹规划建设,有效激发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景观、游乐、研学等多种功能。通过打造开放共享的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通过城市中心或者郊野公园、绿地、湿地等生态空间的建设,推动生态效益和居民需求的和谐统一,有效满足了居民对美好生态生活生产环节的需求。

二、河南省城市生态空间存在的突出问题

1.城市生态空间的规模仍需增加。一定数量的空间规模,是发挥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价值和功能的前提。国内外实践表明,要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优越,其森林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此时森林的一系列生态服务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河南省当前森林覆盖率仅有24.1%,森林面积、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均排在全国20名左右。如郑州市中心城区2020年绿化覆盖率35.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6.9平方米,与生态环境发达的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城市生态空间的不足,必然会造成难以满足居民生态环境需求的困境。

2.城市生态空间保护与利用尚需协调。如何在严格保护城市生态空间的前提下,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态需求,是当前摆在河南省各城市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一方面,河南所有城市的生态空间都需要进行严格的保护,以保证有限的生态空间规模不缩小、功能不退化。另一方面,河南土地资源稀缺,城镇化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城市内及周边地区能用于生态空间的土地资源更为稀少。如何有效发挥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重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实现城市生态空间的多重价值最大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3.城市生态空间的使用负荷较重。河南生态资源分布不均,生态空间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位现象。森林资源分布不均情况尤为明显,全省超过一半以上的林业用地、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都分布在伏牛山区。湿地资源以豫南地区分布较多,南阳、信阳和驻马店3个城市的湿地面积占全省湿地面积的40%以上。而城镇化较为发达的郑州、新乡、焦作等城市只能通过建设城市公园、广场绿地、绿道等增加城市生态空间。从单个城市看,较为成熟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但生态规模小,生态空间使用负荷重,而人口密度较小的郊区,则多建有超大型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但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生态空间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生态服务功能还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三、优化河南省城市生态空间的对策建议

1.增加城市生态空间的有效供给。一定面积的城市生态空间布局是保持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基础,它既包括包括空间形态上的空间布局,也包括组成类型上的结构布局。在河南今后的城市建设中,要鼓励各城市的中心城区和老城区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双修”等途径,积极开展拆旧建绿、见缝插绿、屋顶添绿等行动,多措并举增加城市生态空间。在城市郊区,积极整合现有的农田、林地、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基底,加强郊野公园等生态空间建设。推动城市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积极串联城市公园、休闲空间和滨水绿带,加大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山地、林地、湿地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城市绿环、绿廊、绿楔和绿道建设,保持城市自然水域面积和生态用地规模,不断丰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2.保障城市生态空间的系统稳定性。从城市建成区、近郊区、市域范围、省域范围4个空间尺度上统筹城市生态空间的分布,以保障全省范围内城市化的区域生态空间的整体性和功能性。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的总量管控分类型控制,通过合理布局大尺度森林、湿地、草地等生态斑块,保护恢复骨干河流生态廊道、森林生态廊道,以及与城区建筑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聚落空间相依相映的林网水网,形成“生态源块+生态干廊+生态支网”的空间布局。在人口密集、生态空间破碎的建成区和近郊区,要保留和引入一些以近自然森林、湿地、草地为主的自然状态的生态空间。此外,还应尽可能保留城市内部和周边地区的森林、绿地、湿地等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保护动植物原生态的栖息空间,既发挥生态空间的生态屏障作用,又满足城市居民生态需求。

3.维持城市生态空间的类型多样性。城市生态空间所具有的众多功能只有在一定面积的地块尺度上才能实现,正是由不同功能的地块组合起来,才能够有效发挥生态空间的多重服务功能。在城市及其近郊保留和培育总量适宜、分布均衡、互联互通的自然和近自然森林、湿地以及生态廊道,能够为城市提供生态安全屏障。通过加强城市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多种类型的城市绿地,能够为居民提供普惠共享的生态福祉。通过打造城市生态空间“生态安全+生态福祉+生态产业”的结构布局,有效发挥生态空间主体服务功能利用,最终实现城市生态空间整体的多功能和综合服务价值。

4.提升城市生态空间的福祉公平性。加快建设各种城市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种类型的城市公共生态空间,有效满足人民各种生态福祉。各种类型的城市生态空间,不仅要数量充足,而且要类型丰富、布局合理,并尽可能向社会免费开放,保障城市生态空间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目前国家园林城市要求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对居住用地覆盖85%以上的要求,国家森林城市更进一步明确了覆盖整个城市建成区的要求,并提出各类自然公园20千米服务半径对市域覆盖90%以上、乡镇和村庄公园100%全覆盖等建设标准。鼓励各城市积极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通过各种类型的创建活动,进一步增加城市生态空间的数量供给和分布优化,为全体居民提供便捷、公平、共享的高品质生态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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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永超.总书记开启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N].中国城市报,2022.9.26.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郭志远

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探索的重要价值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丰硕、成效显著,正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扎实迈进,在探索中取得的实践经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全局性意义。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承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使命。新征程上,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十年来,京津冀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消费规模不断攀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协同发展意识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2019年进一步强调“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京津冀三地按照要求认真落实,从各自为政、各管一摊到相互扶持、彼此协助,目前协同合作已形成普遍共识。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北京主动淘汰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企业,不断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北京“新两翼”建设协同发力,城市副中心锚定“一带、一轴、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推进规划落地全面提速、城市框架加快成型,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三地积极推动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交通网络。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唐城际、京滨城际等开通运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京昆、京台、京秦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统筹加强。昔日生态环境曾是京津冀的民生之痛。这些年来,京津冀三地深化协作,建立生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津冀签订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宜居京津冀取得丰硕成果。

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京津冀三地以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为抓手,产业转移对接频繁,产业合作更加紧密。北京中关村企业纷纷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来自京津的一大批重大项目落户河北。

实践探索具有重要价值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成绩得来殊为不易,其实践探索具有全局性价值和意义。

为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区域分工合作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由于条块分割等体制机制障碍,我国一些地区之间缺乏合理分工,存在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京津冀地缘相邻,过去这类问题也较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其他地区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重要启示。一是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布局调整。二是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探索建立税收分成合作共享机制、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等。三是从体制上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四是从工作方法上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如城市建设速度与人口集聚规模、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等,充分体现了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

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方案。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资本、产业的集聚逐步形成高密度的大都市区,进而引发交通拥堵、大气污染、住房困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集聚到扩散,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是各国解决“大城市病”的普遍做法。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北京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问题突出,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有效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探索的重要价值所在。

新征程上强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增强抓机遇、应挑战、化危机、育先机的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新征程上,要以新的使命担当成就新作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其一,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一是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一方面,要依托“三城一区”、在京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等高水平科创平台,持续加大基础科学发展支持力度,统筹推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行动计划,积极创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另一方面,要引进培养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青年科学家和杰出青年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为各类人才提供各显其能的创新舞台,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二是构建产学研协作新模式,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构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多主体高度协作、分工明确、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协作新模式,既是适应全球技术创新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瞄准京津冀产业技术创新需求,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匹配度,提升区域内产学研协作水平和区域内成果转化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区域内一体化线上产学研协作公共平台,实现科技成果立体展示、智能推送以及供需高效对接。同时,要完善有利于产学研协作的制度安排,制定利益分配、产权归属、风险共担等方面的相关措施,激发产学研协作的积极性。

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营造更加有利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园区载体,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并从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税收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四是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创新。要把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共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创新增长引擎能力。河北要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不同方向打造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有条件的地区要更好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

五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其二,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进一步从源头上严控北京非首都功能增量,增强疏解的动力。坚持积极稳妥、稳中求进,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疏解工作。要继续完善疏解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增强向外疏解的内生动力。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为大都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积累有益经验。

在北京“新两翼”建设上,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同雄安新区的关系,“两翼”要协同发力,在各自功能定位上避免同质化。二是处理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同中心城区的关系,实现以副辅主、主副共兴,搬迁腾出的空间主要用于加强对首都核心功能的服务保障。三是要处理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同周边地区的关系,以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带动周边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

其三,深入推进区域内部协同,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为此,需要多措并举、协同联动。

一要继续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织密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提升京津冀三地之间的通达效率和便捷程度。二要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合作广度和深度上唱好京津“双城记”,共同打造区域发展高地,引领带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三要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合作,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四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京津优质中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同河北共享,推动京津养老项目向河北具备条件的地区延伸布局,持续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深入推进区域内部协同,使京津冀三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新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陈耀

企业管理
大数据时代财务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财务管理也不例外,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使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成为社会必然要求。本文首先分析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影响,进而提出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引出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培养模式现存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实践教学短缺、财务管理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和授课教师的资源与经验不足等问题,同时提出了优化教学体系、创新培养方式、明确培养目标、加强实践教学、增加教育资金投入、完善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财务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引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大数据技术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手段,同样也给财务管理领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当前,很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综合实力,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高校作为为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提供人才的重要通道,势必也要创新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并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而企业也要提高财务管理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满足大数据时代市场对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

二、大数据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普及应用,对财务管理也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财务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财务管理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决定作用。为了应对当前形势,企业必须把大数据技术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相结合,促进企业实现现代化发展,使其在面对大量的、多样的、高速的数据时能够熟练有效地处理,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从基本的会计核算职能向管理决策职能方向的深入转变,同时对高素质应用型财务人才的需求也显现出来。目前,培养专业的智能财务人才已成为企业的实际需求,这是企业现代化建设和开展财务模式的基础,企业必须明确指出其所需要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具体要求,同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在大数据背景下,财务管理人员不仅要掌握基础的学科知识,还必须有足够的处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技术与能力,只有掌握足够的相关大数据技术,才能对企业的创新发展与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三、大数据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

大多数高校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都存在企业需求的影响,在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影响下高校必须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进行转变。据高考升学网数据显示,2021年开设财务管理专业的院校高达697所,到2022年,开设财务管理专业的院校684所,这表明传统的财务管理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财务人员的需求,亟须对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财务管理要以培养掌握基础财务管理知识和财务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努力培养财务管理专业教师素养,深化财务管理专业高校实践教学的内容。只有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才能使其在企业中胜任财务管理工作。

四、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模糊

很多高校对于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课程设置类似,很多财务管理专业教师也是会计专业教师。财务管理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业务系统,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的也是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财务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会计为财务管理提供基本财务信息,财务管理对其进行分析管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绝不等同。由于当前高校对财务管理与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导致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失去了其独特性,无法满足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对财务管理人才的要求。

(二)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和体验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专业基础课程的知识教学中,学生的自觉性较低,导致他们没有提前预习课程内容。因此,在教师全面讲解的情况下,学生可能会感到困惑,缺乏对课程的深入理解。在之后的复习和检测环节中,学生也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在进行专业实践和实训课程教学时,学生对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财务管理和计算机技术相关课程的学习缺乏一定的理解,对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程度也较低。最终导致学生无法有效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

(三)实践教学短缺

在当前的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对财务管理人员的实践能力要求不断提高。企业期望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备充足的实际操作能力。然而,绝大多数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无法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主要原因是高校在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时,实训内容不符合企业对所需人才的要求。目前,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开设的实训课程中,部分内容与会计专业的实训课程相似。这导致学生在有限的实训内容中无法充分专注于财务管理相关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仅仅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和企业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需求。因此,实践拓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四)财务管理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大部分高校,对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企业经营中财务管理的相关变动灵敏度较高,对于财务共享、智能财务等概念的提出和实际的发展接受度较高,能够把一些计算机课程融入财务管理课程内容设置中,但是在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仍然不能准确把握,尽管学校设置了一些财务管理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课程,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资源也十分欠缺,新设创新课程的教学难度也较高,由于教师对创新课程的了解也较少,在教学过程中和最终考核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法和规定,加上部分学生无法理解财务管理专业与计算机技术的联系,以及为何财务管理专业要学习软件分析,导致学生轻视此类课程,财务管理专业与社会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度较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五)授课教师的资源与经验不足

目前,部分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师团队是与该校会计专业的教师重合的,财务管理应该有自己的一支教师队伍,大多数专业课老师都是具备资深理论知识和科研经验的,但对于真正的财务管理工作而言仍有所欠缺,甚至其中很多中青年的教师都缺乏与财务管理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在教学中往往做不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导致学生对于事件感知也较少。新时代大数据要求下,财务管理专业的从业者不仅需要掌握传统财务管理的手工做账能力和会计核算能力,还需要掌握部分数据分析工具、管理工具,明确提出财务管理专业人员需要掌握一些财务分析软件和计算机语言,但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教师难以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计算机相关内容,绝大部分专业内容教师的财务管理技术有所欠缺,一些精通财务软件和计算机技术的教师,却难以向学生讲授理论知识。缺乏财务管理与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教师是高校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改进建议

(一)优化教学体系

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加强培养,需要对其教学内容和体系进行优化和调整,由于时代的背景和社会企业的需要,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首先,要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应该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尽可能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延长实践教学的学时,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其次,要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学校和老师要时刻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根据市场动向,及时进行具体课程的增减,在保持其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增强其实践性和应用性,同时,教学要以学生的职业发展作为核心,满足社会和企业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创新培养方式

首先,对课程进行多样化教学,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尤其可以采取线上教学的模式,通过学习通、雨与课堂和慕课等软件,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片段时间进行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其学习便利性。其次,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预期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实践调研等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实践课程的学习,例如,通过研究一些公司的财务报告,提高其对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程度。

(三)明确培养目标

在大数据技术应用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更加明确专一,虽然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专业的教学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除了需要具备财务管理及相关金融、会计、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需要具备突出的财务管理的金融专业技能,随着社会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要更加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要以专业培训为主,进行相关课程的调整与优化,能够将相关的财务知识转化为应用技能,以此为基础,对专业目标进行确定,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

(四)加强实践教学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实践教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应增加一些与大数据背景、财务共享和智能财务等新型概念相融合的实践课程以及计算机技术、财务会计软件课程,拓宽学生对本专业所处社会环境和背景的了解范围,并以当前社会需求为前提,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专业学习规划,使学生能够利用技术工具增强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实践课程内容的质量,增加实践培训等内容所占比重。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的双赢模式,既可以为企业输送高质量人才,又可以提高学校就业率。校企合作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方式,增加企业实习岗位来拓宽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途径,学生通过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根据企业需求为学校的培养目标制定更加明确的培养方案,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学生感受到书本知识与实际所存在的滞后性,间接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同时,学校可以推荐教师到企业中了解一些专业前沿与社会市场的动向,使教师对本专业知识与实践教学工作相结合,以便于更好地教授学生知识,还可以请在企业的优秀员工到校对学生进行课程讲解或培训,创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技能的方式。学校也可以通过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和校内仿真实验室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社会提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五)增加教育资金投入

加强高校对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实践教学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必不可少,大数据背景下很多财务管理与计算机技术相融合的课程都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例如ERP沙盘实验是财务管理专业一项十分重要的实践训练,但是拥有此教具的高校较少,对此项实践教学内容的资金投入势在必行。同时,对于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十分重要的财会模拟实验室和财会电算化实训室等实践教学场地,也有必要加强建设力度,高校对实践教学硬件设施加大资金投入,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实践教学的体验感,增加学生自我提升实操能力的积极性,还可以让经管类专业学生参与实践学习,提高硬件设施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增加实践教学软件资源的资金投入,吸引既具备财会基础知识,也拥有实践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教师,通过实践学习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此外,应通过投入资金引进优质的实践项目或开展更高质量的校企合作,可以在教师的带领下让学生参与一些省级或国家级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研究项目,进而提高学生对本专业实际工作的理解,在与企业合作中,也能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目标,明确自身不足以及需要加强学习的内容,使越来越多的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成为符合企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六)完善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

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评价基本是通过试卷笔试来完成,而培养符合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必须改变这种评价方式,高校需要融合各方面能力而不是单纯通过试卷来打分,要将课程参与度、道德素养、对理论知识的实际掌握内容、实践操作能力等融入评价体系,建立一个全新、全面的人才评价体系,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教师和学校,传统反馈机制是以每学期的期末考试来使教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方式滞后性较强,对学生掌握理解知识和提高实践能力的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建立一个及时、迅速的反馈机制,例如,在课程教授中设置阶段性的测验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使教师及时有效地调整教学方案,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

六、结语

大数据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高校在培养模式中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应提高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实践能力强、高水平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川.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创新发展探究[J].国际商务财会,202222):68-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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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莹,陶元磊,李阿姣.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商业会计,201411):118-120+105.

作者简介:杨佳琪,男,山西长治人;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杨佳琪 韩天逸 陈卓杨

共同成长计划服务民营科创企业中长期融资

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落地,金融系统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的力度也持续增强。为了有效解决初创期、成长期民营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题,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紧扣科创信贷风险收益不匹配问题,探索出“共同成长计划”的金融服务模式,更好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民营科创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金融环境。

找准金融支持安徽民营企业发力点——科技金融

近年来,安徽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指示精神,立足安徽省科技产业基础和“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激发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也实现了由“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形成“铜墙铁壁”“芯屏汽合”“集终生智”“融会观通”“大智移云”等为主体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集群,省会合肥市平均每天诞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户,每周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户,每年净增市场主体20余万户。因此,支持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入新赛道,成为安徽省金融系统的重要发力点。

为支持创新型省份建设,安徽省金融系统强力推进改革创新专项行动,在经历第一阶段“统一认识、营造氛围”和第二阶段“问题导向、总结推广”后,迎来了“重点突破、攻坚克难”的第三阶段。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推出了“技术流”评价授信模式,在传统财务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专利数量、研发投入、科研团队等评价标准,并推广“科创打分卡”,为科创企业评级增信,根据测算,科创企业可在原有基础上享受增信1~3个级别,银行准入客群增加30%,单户授信额度提升50%。然而从实践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总体仍未摆脱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企业融资、银行金融服务及科创金融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不少痛点难点。

瞄准民营科创企业“信贷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核心问题

为了破解民营科创企业融资问题,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组队广泛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先后赴芜湖市等地分领域、分行业开展问题摸排,在多次与企业、银行面对面座谈中,摸清当前科创金融存在的问题。

首先,民营科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亟待提高。当前,针对民营企业的创投风投等外部渠道投资相对有限,无法有效满足安徽省近年涌现的众多科创团队的需求,加之初创期民营科创企业的市场前景不确定性较强,较难获得风投支持。股权投资对民营科创企业经营扰动较大,投资机构可能会干扰创业者对公司经营的主导权,且往往在企业成长后仍按初期投资比例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可能影响企业长远发展能力。

其次,银行产品适配性不足,且信贷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民营科创企业大多可抵押资产少、融资成本敏感度高,银行现有贷款产品在贷款额度、审批周期、利率定价等方面难以同时满足其需求。为克服科创企业抵押不足的问题,民营企业家们往往需要追加个人担保等增信方式,影响企业家创业干事热情。此外,银行前期低利率的信贷资金实际上承担了民营科创企业未来发展的高风险,而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往往会更换综合成本更低的银行,导致无法形成连续长期的战略性合作机制,影响金融机构前期介入支持的积极性。

最后,针对民营科创企业融资的外部政策支撑相对不足。一方面,金融机构中缺乏懂科技的专业化团队;另一方面,民营科创企业面临数据缺乏、金融合作经验空白等问题,使得科创企业往往不得不削足适履,适应传统银行信贷模式。虽然近年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评估难、变现难、风险控制难等一系列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成为支持民营科创企业融资的主流渠道。

确定以优先权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为民营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

找到了完善支持民营科创企业政策措施的发力点后,在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下,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多次召开会议,邀请大批民营科创企业、商业银行参会,并持续对接科技、经信、金融、财税、发展改革等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听取建议完善机制,在此基础上,将前期银行自发性、碎片化的科创金融业务,在金融模式和发展观念上进行系统化集成,确定了以优先权为基础的“跨周期动态平衡银企收益风险”金融支持科创企业解决方案,即通过为普通贷款综合赋权的方式,触及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的核心问题,逐步形成了“共同成长计划”的政策设想,由省政府领导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共同成长计划”提出从政府端、企业端、银行端通力合作,引导银企双方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合约,支持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等不同成长阶段获得研发、生产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银行可以在企业成长壮大后分享企业的高收益,从而推动银企双方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辖内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合肥科技农村银行、徽商银行的全省首单“共同成长计划”金融服务模式落地,为计划推广提供了实践印证。

推出“贷款协议+战略合作协议”金融服务模式,民营科创企业有了“新合伙人”

在前期大量调研的过程中,很多民营科创企业表示,成长型的科创企业缺的不是融资渠道,而是需要能够陪伴他们共担风险的成长伙伴,“共同成长计划”就完美契合了共担风险、共同成长的理念。

“共同成长计划”的具体内涵是,在普通商业贷款合同的基础上,通过选择一种或若干远期权益事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协议行承诺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的同时,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可就存贷款优先权、投资优先权、有价证券承销优先权、金融服务优先权等与企业作出约定。企业可出具安慰函,保障其管理层和技术团队的稳定性,并及时向银行披露企业重大事项和经营信息。“共同成长计划”项下,商业银行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科创企业融资需求和企业意愿,可提供从一个模块到多个模块的产品组合,最大程度满足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为促进“共同成长计划”顺利落地、转化为科创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模式,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认真研究论证,从贷款准入、授信、审批、服务和管理五个维度打通实操路径。在准入端,采用“名单制”管理方式,建立动态优化的“共同成长计划培育主体库”。在授信端,创新开展中长期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共同成长计划”战略合作。在此模式下,实现授信额度突破,推动商业银行提供长期限、高额度授信支持,银行从原先1年期内流动资金贷款模式,改为期限3年以上、基本覆盖企业未来一定时间内研发、生产、固定资产建设等全部资金需求模式,有效满足了科创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融资需求。在审批端,改造传统的以工商业为主的授信模式,健全针对企业“技术流”的价值评判,重点满足初创期、成长期科创企业500万元至3000万元的信贷需求。在服务端,构建各机构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共同成长计划”支持体系。除银行信贷资金外,还吸引投资、担保、理财、租赁、保险等第三方机构加入“共同成长计划”,构建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及金融与产业、财政协调机制。在管理端,建立银企互信、自律践诺的“共同成长计划”合作机制。计划实施期间,银行应按照协议为企业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企业也要遵守承诺,保障核心团队稳定、及时披露信息。如企业违约,地方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在高企认定、上市发行、财政奖补、评先评优等方面依法依规实施约束。

促进“共同成长计划”再成长,厚植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金融沃土

2023年6月30日,安徽省科创金融改革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实施方案》,在全省正式推广执行。7月18日,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会同安徽省科技厅、省经信厅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举行安徽省金融支持“共同成长计划”启动仪式,发布首批“共同成长计划”民营科创企业推荐名单。“共同成长计划”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截至目前,“共同成长计划”项下已对接企业14045户,签约企业8220户,授信金额1304.3亿元,其中为7020户企业发放贷款769.9亿元。

202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具体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任重道远,“共同成长计划”将以更精准、更全面的金融服务与民营企业相伴成长。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将结合人民银行总行相关要求,发挥政策合力,通过开展科技金融机制优化提升行动、科创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民营科创企业信贷供给增量拓面行动等系列工程,指导金融机构探索将成长计划与投贷联动、产品证券化、优先权交易等模式有机结合,在实施中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不断丰富要素,推动实施各方以及“共同成长计划”自身不断成长,持续提升民营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质效,倾力做好全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 黄敏

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对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对企业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路径进行详实分析。认为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需要积极主动地转变营销观念,构建营销管理机制切实做好内外部创新。企业营销管理人员通过市场营销模式创新,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市场营销,创新路径

市场营销工作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基础,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对其工作模式进行优化创新,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应通过多元化的创新途径,来对市场营销工作进行创新,从而行之有效地促进企业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地位。

一、新媒体营销模式及理念

新媒体营销是指企业借助新媒体的现实媒体形态,例如广播、电视、网络以及线上杂志等媒介,进行企业产品的市场销售工作。新媒体营销理念与传统市场营销理念不同,前者的理念中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创造性以及前端性,并在传统市场营销理念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继承。在新媒体营销理念的指导下,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势必可以得到质的飞跃。

当前,相对常见的新媒体营销模式涵盖口碑营销以及短视频营销等诸多形式。其中口碑营销是指借助多元化的社交平台或是软件来进行营销。短视频营销是指,借助短视频平台上的作品或是广告来进行产品营销。借助多元化新媒体营销模式对当前的营销模式进行创新,可以有效地提升经济收益。除去上述两种营销模式外,还存在软文营销、微博营销以及网站营销等多种市场营销模式,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新媒体对企业市场营销模式创新的作用

第一,新媒体可以为营销模式创新提供一定的受众基础。在新媒体时代的推动下,新媒体平台的受众数量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诸多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当前新媒体的消费群体。市场营销人员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对消费者信息进行收集,同时工作人员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制定更为贴切的市场营销模式,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第二,新媒体可以为市场营销工作提供相对较完善的平台,市场营销人员借助新媒体平台可以开展网络销售。同时以广告植入的形式对自身的产品进行宣传,保证企业获取更多的产品受众,切实提升企业的市场营销质量。

三、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模式的挑战

第一,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竞争压力也在随之变大。新媒体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完善与发展,使得诸多的企业都认识到了二者的重要性。诸多企业不约而同地对市场营销模式进行创新优化,导致当前的新媒体营销市场竞争压力大幅度提升。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企业会故意压低产品价格,以此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从而形成恶性竞争。

第二,在新媒体背景下,消费者的审美意识以及消费价值观都得到普遍提升,消费者对新媒体营销的辨识度也在逐步地提升,消费者对于当前营销模式以及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市场营销部门需要立足于企业发展实际特点,对以往的营销模式进行优化改革,并提升营销人才培养力度,以此来提高企业市场营销质量。但是在实际的市场营销中,营销模式的落后以及营销人才短缺问题,仍是企业市场营销工作中最为主要的问题。

第三,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的市场营销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市场营销信息采集效率不高。甚至一些企业对客户以及市场的重要性认知不足,导致营销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企业没有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的了解,采用盲目跟风的营销理念,使得产品在市场中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对企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一)把握客户需求,精简服务流程

市场营销工作都应该将“客户需求”作为工作导向,市场营销服务的主体同样也是消费者。因此,市场营销工作人员需要对营销模式进行全面的创新,并对营销渠道进行拓展。减少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麻烦,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从而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对于企业的忠诚度。企业营销管理部门需要将新媒体平台作为工作的主阵地,对自身的工作理念以及服务模式进行全面的更新,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企业需要对营销流程进行精简,对服务程序进行完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满意度。

例如,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借助新媒体平台以及新媒体技术进行市场营销模式创新。百雀羚对当前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的产品需求进行了调研,并推行了多品牌的矩阵策略,例如,针对年轻文艺青年的“三生花”系列,针对高端人士的“海之秘”系列等,百雀羚在新媒体平台的帮助下,对各阶层客户的需求进行精准把握,全面提升了市场营销量。

(二)做好市场调查,应用先进技术

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的竞争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需要将消费者作为服务主体,任何的工作都要以“服务客户”为基本前提。对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行有效的了解与掌握,从而为客户提供最为精准的市场营销服务。新媒体技术在市场营销工作中的应用变得越发普遍,且在市场营销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企业需要对自身的市场营销模式进行创新,借助新媒体技术来有效地开展市场调研,通过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对消费者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解与掌握。并将收集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此来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客观且精准的营销信息推送,最大限度地拓展企业产品受众的范围。在新媒体时代下,企业应适当地做好市场调研,借助先进技术有效地提升市场营销的成功率,提高企业的营销服务质量,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三)着重人才培养,提高营销水平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应该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给予关注与重视,切实做好人才培养,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市场营销队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对于当前的市场营销工作现状而言,企业市场营销队伍的准入门槛较低,导致当前营销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因此,市场营销部门应切实提升当前的市场营销质量,做好营销模式创新,管理人员应着重对营销人才进行培养与挖掘,为当前的营销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管理人员可以定期地组织营销培养活动,要求所有的营销工作人员参加。同时制定翔实的考核奖惩机制,保障当前培训工作的质量,使得每一位参与培训的市场营销人员都可以将培训中的内容学以致用。同时将培训工作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管理人员可以对一些在培训中表现良好且在考核成绩突出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的奖励,以此来对其余的工作人员起到激励作用。反之,则可以对考核成绩差的员工进行惩处,以此来对其余的营销人员起到告警作用。同时,企业市场营销部门可以与当地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一定数量的实习岗位,进而快速地提升企业的人才引进速度,并且定期邀请合作院校的专家学者,对企业本阶段的市场营销工作进行指导与评价,围绕营销工作开展课程教学。教学内容可以涵盖营销的实战方法、营销的语言技巧等,可以借助营销案例来进行对比教学,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营销质量,提高企业营销模式创新水平。并且,企业自身也可以在内部进行营销演练,切实提升营销人员的业务水平。

(四)紧扣新媒体热点,构建营销体系

在新媒体背景下,产品受众对营销工作的内容以及服务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企业营销人员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需要对新媒体热点进行关注,并对新媒体热点与自身产品营销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挖掘。同时,将“个性化原则”充分地融入营销策略之中,以此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使得消费者眼前一亮,有效地提升市场营销效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营销规划进行调整,使得营销工作可以成为一种现象性效应,从而充分地发挥营销价值。

除此之外,市场营销部门应构建起完善营销体系。在对营销体系进行构建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借助分层理念对体系进行分层构建,保证各个层级之间的联动。例如,市场营销工作人员需要将当前的新媒体渠道与产品支付途径进行分层构建,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二者之间的联动性。

(五)转变营销观念,预判未来市场

在传统的企业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要想对市场营销信息进行全面的更新与掌握,便需要耗费大量的企业物力以及人力资源,以此来开展全方位的市场调研。同时,对调研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制定出与之相对应的市场营销策略,但是该种市场营销模式的成本相对较高,也无法有效地保证市场营销效果。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营销管理人员需要对自身的营销理念进行全面的更新,将企业市场营销的工作重心进行转移,不能将企业的营销重心与精力全部放在市场信息的采集与调研上,而是应借助新媒体技术以及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完善的信息采集平台。例如,企业营销部门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消费者的消费记录进行信息采集,并对消费者的历史访问记录进行检索,以此来对消费者的未来消费趋势进行预测,从而帮助市场营销人员及时地调整当前的市场营销策略。

例如,途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行为艺术家共同造势,以马尔代夫旅游业为核心,营造出一套完整的营销方案。营销方案中的“只要心中有沙”,一度成为飙升榜超级话题,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品牌与其进行互动,此时也出现了二次传播的现象。营销人员借助新媒体营销观念,对市场进行精准预判,以此让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起到宣传的效果。

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营销管理人员要对工作进行优化创新,更新自身的市场营销观念是最为有效的策略。企业只有不断地更新市场营销观念,才可以牢牢地把握市场发展脉搏,紧跟社会发展步伐,保证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不过时,全面推动企业经济发展。

企业市场营销人员以更新市场营销观念为主要手段,对以往的市场营销模式进行改变,并始终秉持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当前市场竞争日益复杂,企业市场营销人员应该将新媒体营销理念进行发扬与应用。管理人员需要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作用,使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认识到新媒体市场营销的优势以及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在精神层面不断地促使工作人员进行思想转变,将以往的被动营销逐步转变成为当前的主动营销,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始终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力。

(六)加强内外部创新,提供营销效益

基于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要想对市场营销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需要对市场营销模式开展外部创新。管理人员需要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借助网络信息平台进行网络营销,将线上以及线下营销模式进行结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完善与发展,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网购平台也随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网络购物已然成为国民生活常态。这不仅为当前的企业市场营销提供了丰富的渠道,而且帮助企业进一步扩展了营销市场。企业市场营销人员可以将其与新媒体营销进行结合,借助新媒体平台来进行线上营销,切实做好产品宣传,并借助新媒体技术对竞争方的信息进行调查,以此更好地对自身的营销策略进行调整。在新媒体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还可以组织专业的设计人员构建属于企业自身的门户网站,更好地宣传自身的产品,当消费者在其门户网站看到自身心仪的产品后,便会在门户网站上对其心仪产品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解,以此来促成消费。

例如,宝马开创新媒体营销新方式过程中,选择与知乎平台等新媒体平台合作,此时在两微一端的营销环境下,打造了宝马一百年营销事件。在活动过程中,为了加大推广力度,选择与知乎网站大V进行互动,设置提问植入回答,此类营销模式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度,并且后期宝马企业选择制作专栏,专栏的浏览量可以达到170000万。此类营销模式方式吸引了更多网友的注意,突破了传统新媒体营销的瓶颈,让其成为新媒体渠道营销的翘楚。

第二,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人员需要从内部着手,对市场营销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部门需要对市场营销方法进行优化与升级,同时企业的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都需要对市场营销战略进行支持与配合。营销部门自身需要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企业财务部门需要切实保证市场营销部门的工作资金支持,各个部门之间紧密协作,共同制定出完善的市场营销策略。各个部门只有配合市场营销部门进行优化创新,才能全面推动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七)树立企业品牌,做好公关机制

在新媒体背景下,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起市场营销公关机制,在保证企业市场营销工作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营销风险。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市场营销是有利有弊的。媒体时代会给当前的市场营销工作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伴随机遇而来的便是潜在风险,因此,市场营销人员为切实保证营销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对潜在的营销风险进行识别与防范,同时制定完善的市场营销公关机制,来对营销风险进行全面的预防。市场营销工作人员需要对自身的营销手段以及途径进行革新,以此来更好地树立企业品牌以及企业形象。建立健全市场营销预警机制,对市场营销风险进行规避,同时借助监督机制,对市场营销信息进行监督。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人员还应构建起完善的市场营销危机管控机制,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市场营销服务质量。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营销部门在新媒体时代下,对自身的营销模式进行创新,不仅可以保证企业的经济收益,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以及产品口碑,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产品购买需求,提高产品交易成功率,行之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推动我国市场营销行业的长效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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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方涛.新时代中小企业市场营销问题及策略[J].今日财富,202311):77-79.

作者简介:陈高梅(1977—),女,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讲师 陈高梅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探讨

摘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企业经营绩效得到很大的提升。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工作,但是能够成功转型的企业并不多,很多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把握不够充分,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技巧了解不够深入,加上在经验、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导致数字化转型之路并不顺畅。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不少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缺少必要的理论指导。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对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经营绩效带来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让更多的企业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引导其掌握数字化转型一般规律以及技巧,从而在这一工作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经营绩效,企业管理

一、数字化转型概述

(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数字化转型简单来说就是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方面,从而实现经营管理模式的改变,继而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更好地给客户提供产品以及服务的过程。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同时也是管理方式、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等的变化,企业需要不断地对经营管理现状进行分析调整,继而实现数字化的顺利转型。企业数字化与信息化既有一些相同的工作内容,也有很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与信息化建设区别对待。

(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企业数字化动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企业降本增效的需要。目前降本增效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任务,在企业成本压力、盈利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改变粗放发展模式,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二是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够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发展机会,目前很多企业商业模式同质化严重,这会导致恶性竞争,拉低企业的利润水平。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让企业改变固有的商业模式,在采购、生产、销售、售后等某一个或者几个环节通过创新来实现商业模式的转变。三是企业应对激烈竞争的需要。目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很多企业竞争压力巨大。同时,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尽快完成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及经营灵活性,从而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继而不断发展壮大。应明确的一点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并不是单一的,可能同时存在好几种动因叠加的情况。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一)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通过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降本增效、管理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而这会带来企业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举例来说,数字化转型可以让企业的管理更加精益,对于企业部门冗余的、烦琐的管理流程进行优化,缩短企业决策周期,全面提升管理效率。调查发现,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在资金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流动周转率、履约周期、资产运营效率等指标方面普遍好于没有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这直接反映了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

(二)提升企业经营决策水平

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数字化转型,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人员的主观经验,决策随意性较大,规范性较差,加上决策人员自身知识、能力、阅历存在客观局限性,很容易导致经营决策失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数字化转型,经营决策人员能够更好地去分析掌握决策影响因素,基于分析结果做出经营决策。举例来说,数字化转型之后,经营管理人员基本上能够做到对于企业生产、销售等数据的及时了解,从而在生产计划、采购计划等方面做到及时调整,保证经营决策与市场环境更加匹配,继而实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够深刻

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同时这些投入短期内很难有比较显著的收益。因此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何平衡前期巨大的投入以及远期的收益,是其面临的巨大考验,很多企业往往因为认识不到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的远期巨大收益,而不愿意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尽管目前很多企业提起数字化转型都非常重视,但是在投入方面不够积极,由此导致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情况不够理想。出现这种情况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对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往往会被边缘化,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各项工作的开展不够连贯,转型投入得不到充分保障,这自然会让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阻力大增。

(二)数据管理存在较大不足

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难点以及重点主要集中在数据管理层面,如果数据管理水平偏低,那么数字化转型往往会事倍功半。目前不少企业在数据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具体表现为数据搜集、分析、应用等存在短板,信息孤岛情况突出,信息共享、传递存在问题,这自然会导致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具体来说,企业数据管理有以下几个共性问题:其一,对于数据管理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充分,缺少数字管理理念以及意识,对于数据也是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理解不够深入。在这种理念下,企业不愿意给予数据管理较多的关注,表现为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推进数据管理工作,没有数据管理方面制度以及工作安排等,这自然会导致数据管理水平迟迟难以得到提升。

(三)数字化转型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负责推动开展这一工作的员工如果不具备相应岗位胜任力,很难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很多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引进力度不足,具体表现为引进的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具有良好专业背景以及丰富工作经验的数字化转型人才极度匮乏,这导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力有不逮”。同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培训方面存在不足,没有围绕数字化转型工作人员存在的知识欠缺、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培训,这不利于工作人员提升自身的岗位胜任力,不利于企业有序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另外,不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经验不足、知识管理欠缺等突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举例来说,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在知识管理方面,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相关知识搜集、学习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企业对于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把握不足,数字化转型经验有限,由此导致数字化转型能力下降。

(四)转型风险管控存在短板

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管控的具体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风险识别不够充分,缺少必要的风险意识,没有花费较多的精力去制定转型风险量表,结果企业没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很多风险在被忽略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况;二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风险应对措施方面比较单一低效、消极被动,难以有效分散、规避转型风险,这会导致转型风险的危害被进一步放大。举例来说,在信息安全风险管控方面,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风险的危害,也没有采取预防、化解等措施,从而导致信息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体路径

(一)提升数据管理水平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在数据收集、分析、应用等方面迎头赶上,从而给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支撑。企业数据管理水平的提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企业应高度重视数据本身的价值,必要的情况下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以确保有序推进这项工作。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到数据也是财富、也是生产力,给予数据管理工作更多的支持,有效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其二,搭建数据平台,加强数据的收集、分析,企业需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数据统计、上报的责任,要求其及时统计上报各类数据,数据平台自动归集、分析各部门、单位上报的信息,从而给经营管理者了解企业各方面的情况提供相应的依据。其三,做好数据分析结果的应用,数据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数据挖掘分析,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情况,预测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继而给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相应的依据。举例来说,通过销售数据分析,得出市场景气的结论,企业则可以根据情况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营收。通过做好上述工作,在提升数据管理水平之后,各类数据信息能够在企业内部更好地共享、流动,解决部门之间、层级之间部分数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数据本身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工作能够事半功倍。

(二)增强数字化转型能力

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需要将以下几点作为重要抓手:其一,根据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需要,引入一些优秀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人才,引进的人才需要有良好的专业背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到企业之后能够快速开展工作,对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应有相应的解决能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引进一定要严格,根据岗位胜任力要素来选择合适的人才,提升人岗匹配度,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增强数字化转型能力。其二,企业需要用好培训这一手段,广泛调查负责数字化转型工作人员知识、能力、经验等的情况,继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如邀请专家来公司讲授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案、实操办法等,通过有效培训让负责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的岗位胜任力。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转型基本原理、实施方案、技巧与方法等,培训方法也应尽量多元化,照顾到员工的偏好,以确保培训效果能够达到预期。其三,企业应加强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积极主动搜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知识,密切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成果、研究动态,组织相关人员讨论分析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问题,分享工作经验,从而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

(三)补齐转型风险管控短板

具体来说,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常见的信息安全风险、内部控制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信息安全风险管控方面,主要是综合用好杀毒软件、建设内网、合理设置权限等,以保证信息安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针对内部控制风险,则要围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容易发生风险的环节,未雨绸缪采取相应的内部控制措施,从而有效降低转型风险。针对经营管理风险,关键是要分析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了解潜在风险,并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另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应对方面,企业需要做到更加积极主动,尽量在风险没有失控、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及时化解,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后被动处理。

(四)完善转型相关保障机制

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各种保障应有全面的把握,完善的保障机制对于企业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需要着力完善数字化转型保障机制。具体来说,企业应在数字化转型保障机制建设方面重点关注以下几点:其一,企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需要迎头赶上,以提升信息化水平来助推数字化转型。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的很多内容是重合的,目的也有一致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需要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在信息化设备、软件建设等方面不断发力,从而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其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目标、具体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等加以明确,同时做好数字化转型具体实施方案,根据这一工作开展的需要来完善相关制度,提升这一工作的规范性。其三,在组织机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以支持数字化转型。

五、结束语

综上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作用,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提升经营绩效的重要意义,着眼长远制定数字化转型方案并稳扎稳打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推动方案的落地。企业数字化转型非一日之功,需要企业付出大量投入以及持之不懈的努力。本文提出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具体包括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工作、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增强数字化转型能力、补齐转型风险管控短板、完善转型相关保障机制等,上述几点需要做到统筹兼顾,同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也应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创新转型策略,从而顺利推动数字化转型成功。未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这一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此,既要加强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又要立足企业的自身情况,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转型路径,以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以及缩短数字化转型周期。

参考文献:

[1]陈曦.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

[2]孟悦.数字化营销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2.

[3]王涛.制造业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2.

[4]马驰.蒙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23.

作者简介:王灵康(1996-),男,湖南岳阳人,工程师,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企业绩效管理研究;通讯作者:DongphilChun(千东毕)(1985-),男,韩国人,教授,博士,从事可持续管理与ESG、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

韩国国立釜庆大学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 王灵康 Dongphil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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