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6月23日第11期总第2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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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出席“永远的长征”展演活动时强调 深化教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 在学思践悟中加强立德树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6月16日晚在京出席“网上重走长征路”收官暨“永远的长征”大学生综合文艺展演活动,并接见参加展演的学生。她强调,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主线,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之中,引导广大师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孙春兰指出,“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主题鲜明,高校全体师生从去年开始积极参与,重温党史、接受洗礼,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很有意义。收官展演形式新颖,艺术水准高,演出精彩纷呈。师生们通过情景诗朗诵、音乐党史等多种形式,从我和我的校园、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篇章,深情讲述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讲述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集中呈现了高校师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成果,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孙春兰强调,教育系统的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特色,创新载体和方式,开展党史故事百所学校接力讲述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共上“党史大课”,引导不同年龄段学生牢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用好红色资源,组织青少年学生瞻仰革命遗址、参观纪念馆等,从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激励广大学生了解党的历史、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展现新时代学生的青春力量和报国情怀,做堪当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全面推行

记者6月22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印发意见,部署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这份《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以至少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发挥企业培养主体作用,推行培养和评价“双结合”,企业实训基地和院校培训基地“双基地”,企业导师和院校导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意见明确,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级工、高级工及技师、高级技师为主。培养期限为1年到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各类企业可采用举办培训班、集训班等形式,采取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等管理手段,按照“一班一方案”开展学徒培训。

意见强调,要完善经费补贴政策,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或就业补助资金列支。补贴标准由各市(地)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学徒每人每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5000元以上,并可结合经济发展、培训成本、物价指数等情况定期调整。

要健全企业保障机制,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承担带徒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带徒津贴,津贴标准由企业确定,津贴由企业承担。

要建立奖励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学徒奖学金、师带徒津贴,制定职业技术技能等级认定优惠政策,畅通企业间流通渠道。

2018年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两部门在全国30个省市区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2019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明确要求三年培训100万新型学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全国已累计培养企业新型学徒超80万人。

 
教育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

6月16日,教育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和优秀业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学军主持会议。

陈宝生指出,教育部党组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着力在领导好机关、指导好高校、引导好战线上下功夫,直属机关和高校呈现出组织领导有力度、方式方法有创新、资源载体有拓展、立足教育有质量、融入工作有实效的特点,教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陈宝生强调,党的百岁生日即将到来,要牢牢抓住关键时间节点,深入开展下一阶段党史学习教育。一要在“悟思想”上再深化。突出全面系统学、反复深入学、联系实际学,在长时段、多维度、宽视野中审视、研究和把握党领导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在伟大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二要在“办实事”上再细化。推进解决一批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任务书和施工图,攻坚克难完成任务。聚焦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细化办实事清单,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三要在“开新局”上再实化。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认真梳理总结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为教育“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牢根基。四要在“抓联动”上再优化。坚持机关带动、系统联动,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把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融入办学育人工作,从百年党史中不断汲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丰厚滋养。五要在“压责任”上再强化。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将加强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工作组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巡回指导组要切实履行好督促指导职责,各单位党组织要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教育部财务司、学生司、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作交流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部机关司局级干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31所中管高校、49所教育部其他直属高校的党委书记和党委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021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南昌)开幕 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致辞

6月10日,主题为“产学研用 创新发展”的2021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南昌)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出席会议并致辞。

陈宝生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开放合作,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提出,一流大学要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坚持开放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习主席的讲话,为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指明了方向。去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文件,彰显了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心。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就是由教育领域发起,与各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同谱写的开放合作新乐章。

陈宝生强调,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创办三年来,参会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平台越来越宽广,合作模式越来越丰富,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厚,打造了亮丽的国际合作风景线。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并乘势深化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正当其时。希望与会各方强化共建共享、推进合作高质量发展,强化优势互补、实现更加开放更高效益的合作共赢,强化创新引领、构建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我们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挑战,携手打造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刘奇表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已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越来越成为决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次会议积极探索后疫情时代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必将有力助推国际科技创新,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共赢新格局。江西省将持续拓展产学研用合作深度广度,共同做优重大创新平台、携手并进强化创新支撑,共同做强一流创新团队、携手并进夯实人才基础,共同做实科技协同攻关、携手并进攻破科技瓶颈,共同做好成果转移转化、携手并进推动转型升级。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院士特列夏林·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等国外嘉宾在线致辞。来自25个国家的700余位高水平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

 
“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京启动

6月18日,“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中央网信办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大学共同主办此次活动,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担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出席并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主持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以沙画视频《青春》开场,“点亮理想之灯”“笃立鸿鹄之志”“激扬青春梦想”3个篇章依次展开,邀请名师大家、英雄模范、优秀青年学生等进行交流分享,与广大青年共赴一场激荡心灵的“最美青春”嘉年华,共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

在“点亮理想之灯”篇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分享自己的教学体会,生动再现思政的魅力不仅在于课堂上“畅饮真理”的酣畅,更在于习得“道理”后的眼中有光、脚下有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樊静蓉毕业后选择到重庆农村工作,在工作中不仅磨练出了参与基层治理创新的功夫,并对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重要论述有了亲身体会。

在“笃立鸿鹄之志”篇章,刚刚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现场返回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利伟,讲述了老中青三代航天员为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矢志坚守的故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付丽莎用思政课中的教学实践讲述从“天边”到“身边”的“航天情”。

要想走近青年就要读懂青年,只有读懂青年才能引领青年。共青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岳松,用自己提高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点头率”“弹幕率”的种种尝试,介绍如何让思政课更“走心”的经验。

在“激扬青春梦想”篇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围绕“中国的底气”进行分享,他认为抗疫斗争的胜利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开放式、体验式的自信公开课。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生、90后女生宋玺分享自己从一名校园歌手、电台主播到女陆战队员,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精彩故事。

00后怎样看待思政课?中国青年报社在238所学校刚刚完成了一份《00后心中的思政课》调查报告。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中国青年报社党委书记张坤发布该项调查的结果。

自6月18日起,该活动将结合“七一”建党百年、“十一”国庆节、毕业季、招生季、就业季、开学季等时间节点接续开展,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推出一组新媒体作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引导青年在感悟时代、紧跟核心中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形成“大思政课”网上宣传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每年举行“大思政课”云上发布和线下交流,引导青年学生在党带领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植根人民、扎根大地,汲取养分、青春力行;打造“云思政”网上宣传平台,推动更多优质思政资源通过网络触达年轻的心,激昂青春的梦;举办主题研讨,结合“亿万网民致敬人民英雄”等网上传播现象,感召“强国一代”跑好接力跑,跑出好成绩,奋斗奋进书写青春华章。

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国青年报社承办。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部分地方网信办负责同志,全国部分重点高校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重点理论网站、教育系统网站负责同志,主要商业网站平台负责人,以及教师学生代表15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6个联盟揭牌

在6月9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会上,中国—中东欧大学“体育教育与研究”联盟、浙江—中东欧国家教育智库联盟、宁波中东欧大学生影视联盟、“一带一路”大学生文化交流联盟、中国(浙江)—中东欧跨境电商产教联盟、“一带一路”职教慕课联盟6个联盟揭牌,联盟将积极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中心枢纽,赋能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现场另有6个教育合作项目签约,涵盖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宁波大学与波兰什切青大学签署博士生奖学金项目协议,嘉兴学院与匈牙利塞切尼·伊斯特凡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与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签署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协议,宁波诺丁汉大学与波兰华沙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宁波外事学校与波兰华沙国立肖邦音乐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与保加利亚埃夫洛吉小学签署姐妹校协议。

 
如何保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6月1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分组审议。这是现行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9月1日起实施以来首次“大修”。草案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

“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接近3000万人,服务业的缺口更大,仅家政、养老等领域至少需要4000万人,而去年中职、高职相关专业毕业生只有100万人左右,职业技术人才的缺口很大。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失衡,将直接导致我国劳动力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李钺锋委员建议,草案中应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统筹发展原则,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更好服务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庞丽娟委员建议,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职教改革中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建议在国务院层面组建一个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切实统筹规划、协调我国的职业教育。

杜玉波委员认为,职业本科教育不是高职专科的加长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翻版。草案对职业教育的设置条件、办学要求等没有具体规定,建议草案增加这方面内容,确保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类型不变、培养模式不变、办学特色不变。

“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应该是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上一级的职业教育输送后备力量,中职、技校学段要升学和就业两条腿走路,而且以升学为主;专科、高职学段也要升学和就业两条腿走路,应以就业为主;本科学段以就业为主。在立法中需要考虑给予职业教育发展更广泛的空间。”杜玉波表示。

李钺锋委员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经费不足是影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瓶颈。去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53013亿元。其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投入2871亿元,只占普通高中的一半;高职专科院校投入2758亿元,仅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9.70%。我国职业教育总体投入不仅在同级教育中占比少,且投入力度与办学规模严重不匹配。建议草案进一步细化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规定,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张伯军委员也建议,在财政保障方面建立年递增机制,使其逐渐达到同层次普教标准或者是高于普教标准。

草案规定职业教育投入以地方为主,但在吕薇委员看来,一些发展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有限,应该增加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的转移支付,建议在“职业教育的保障”一章中增加“国家设置职业教育专项资金或者职业教育转移支付专项”的规定。

为保障职业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洛桑江村委员建议,在草案规定的职业教育保障中,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投入的基本标准,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职业教育经费应当加强审计监督,保障专款专用,职业学校应纳入教育教学督导范围”等内容。

分组审议中,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一直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给人“上热下冷”的感觉,政府很重视,但是社会认同感不足。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叶双瑜认为,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考生和家长报考职业学校积极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的价值认定、含金量和其他教育的证书有明显差别,职业教育的学历证书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低看一等。他认为,这不仅需要转变观念,更应该有立法保障,建议草案增加规定,“将职业教育学业证书等级与普通教育学业证书等级挂钩,同等级证书在升学招考、专业职称评定、公务员考录以及其他就业方面享有同等的待遇”。

庞丽娟委员认为,草案应该明确规定,接受完高等职业教育的,同样有资格考研、考公务员,可以晋升职称等。在修法中应明确规定,不得设置制度门槛,以激发激励广大家长、孩子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热情。

杜玉波委员建议,让用人单位办职业教育,把用人和办学统筹衔接起来,能够有效引导家长和孩子选择职业教育,缓解社会对教育的焦虑,进一步研究职业教育办学体制问题,解决好职业教育与职业和就业脱节、办学单位与用人单位脱节的问题,按照“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产教融合、教用衔接,让用人者办校、办校者用人”的思路,进行职教改革。

 
职教五维体系成为商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近日,由全国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委员会主任单位——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SPADE标准国际化应用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来自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专家委员会、世界职业教育大会组委会、“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院、纳里克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专家分别就SPADE标准在国际化应用以及标准体系国际输出等方面进行研讨,并高度肯定SPADE质量保证体系的开创性和影响力,对该标准体系在未来进行国际化输出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表示认可。

近年来,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国际输出,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基于在长期理论与实践探索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和完善了以“教师发展五特(Special)、专业建设五力(Power)、学生成长五到(Achievement)、课程建设五度(Dimension)、学校发展五重(Emphasize)”的SPADE五维质量保证体系,在商科院校国际化进程推进和SPADE标准国际化输出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全面布局。

SPADE五维质量保证体系共设立25个维度数、100个诊断点、355个观测点,形成了以商咖小镇和五级进阶为核心的“五到引领、五力支撑、三联三合”的商科人才培养新模式。自2020年12月SPADE标准认证合作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国外2所高校、国内7所中国高职“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在内的38所高职院校加入全国职业院校商科专业及课程SPADE认证中心,开展SPADE标准认证合作试点工作,在教育教学改革、产教融合、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及行业实践等实际应用过程中取得成效,辐射效应显著增强。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河池市宜州区职业教育中心等试行院校表示,依托该标准体系,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持续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SPADE标准体系的创新推动下,由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的广西商务职业教育集团还于近日入选了教育部第二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

据悉,为加快推进SPADE标准体系国际化应用进程,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正积极筹划在泰国设立首个海外分校——桂海商学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和中国境外企业当地员工,以SPADE人才培养模式,开展汉语、中国文化以及专业技术技能、学历教育等培训,进而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已向泰国教育部申请备案。同时,该学院还将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为抓手,通过与英国UK NARIC合作,使专业、课程、实训标准达到与国外院校学分互认和专业共建对接水平,进而逐步向世界同类商科院校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专业标准。

 
湖南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6月22日,湖南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在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立,由全省21所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中、高职院校和21家幼教相关企业及80所名优幼儿园共同组建。

据介绍,会长单位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服务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为己任,现有23个专业,在校生近万人,为湖南培养了10多万名基础教育合格教师。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将有力协助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创新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人才成长“立交桥”建设,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同时,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造集生产、教学、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协同发展平台。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益南:“三教”改革如何在高职落地生根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高职院校全面开展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实践探索,是新时代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措施。

党的领导:重在定“起点”

高职院校实施“三教”改革,必须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一主线贯穿全过程,发挥党委在“三教”改革中的领导核心和引领作用,让教师坚守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确保青年学生坚守意识形态底线、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增强爱国主义情怀。一是坚持政治方向,高职院校党委统一开展宏观布局和顶层设计,二级教学单位党总支对本单位承担的工作负责落实,各专业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对具体项目负责实施。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师形成价值、情感、行为、成效认同,深化“德技并修、育训结合”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促进学生成长、成人和成才。三是坚持学生中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做到第一和第二课堂贯通对接,实现教师“有什么”随动学生“要什么”、教师“教什么”随动学生“会什么”、教师“评什么”随动学生“成什么”的三个转变。四是坚持校企合作,发挥基层党建组织对校企双元育人工作的保驾护航作用,将校企合作要求贯彻学院工作全方位、人才培养全过程、教师成长全周期,形成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教师改革:重在治“痛点”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分级打造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等高层次人才队伍。高职院校实施“三教”改革,必须打造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形成技艺精湛、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协同解决中小企业遇到的技术、生产和销售难题。一是校企联合共聘共用博士人才。合作一家智慧企业,共商人才需求岗位,联合引进博士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校方提供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企业提供科研项目和平台,共聘博士人才享受双岗双薪待遇;新入职博士教师,一般不安排教学任务,主要在合作企业熟悉生产业务流程,开展技术升级、产品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等工作。二是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素质。全面提升教师职业使命感,使其能够追踪一个科学发展的前沿,合作一家真心用你的企业,编著一本得心应手的教材,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教案,培养一批真心爱你的学生,打造一批属于自己的成果,参加一个行业学会组织。三是培育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聚焦智慧企业,依托名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校内外优质资源,培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拥有一名团队核心带头人,聚焦一个科研领域,形成一种研究氛围,合作一家智慧企业,形成一套反馈教学的方法,创造一批优质社会效益成果,每年组织一次国内外学术会议。

教材改革:重在通“堵点”

教材是高职院校课程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的载体,也是融合企业元素与教育元素的直观载体。一是建立高质量的教材编制队伍。高职院校教材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重点审核编写人员的政治立场、师德师风和教科研能力,对教材编写修订工作给予政策激励和管理保障;严格落实主编负责制,精心选择本单位国家教学名师、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获奖教师、全国教育规划课题主持人等全国知名专家和学术领军人物担任教材主编,对教材编写质量负总责。二是明确教材的编写步骤。首先要聚焦一个智慧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和典型岗位,校企合作开发专业核心课程的自编教材,接着要遵循一条“1”(课程设计总目标)—“N”(不同单元知识技能点)—“1”(课程考核达成目标)的任务分解逻辑,深入分析一个典型岗位的工作过程,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等为载体组织编写教学单元,分页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讲义教案,提炼同一类企业的岗位能力要求,编写出一批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实现每3年完成一次教材全面修订任务。三是提高教材选用管理水平。专业自编教材初次开发后,及时送一线任课教师和行业企业专业人员进行审读和试用。专业核心课应选用与合作企业开发的教材,专业选修课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每学期的教材选用工作,严格按照学院教材选用征订的具体流程和要求进行,选用的教材必须是通过审核的版本,不得以岗位培训教材取代专业课程教材。

教法改革:重在解“难点”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普及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教法是高职院校“三教”改革的路径,教师、教材改革最终需要通过变革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评价方式来实现。一是采用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应指导学生根据一个典型岗位、讲清理论,分解一个任务项目、练会技能,延伸到同一类企业、举一反三,拓展到同一类岗位、触类旁通,选出一组学生展示、现场示范,对照一套课程标准、月月考核,精选一项学生成果、综合评价。二是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智慧教学融合。全面优化教师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策略,大幅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利用大数据实施“成果导向”的过程性考核,做好学习成果学分认定,培养学生适应毕业“首岗”要求的能力和素养,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适应未来数字化革命的新挑战。三是总结提炼典型教学方法案例。将蕴含“教法”改革的专业、课程、教材、课堂、实训基地等重点项目纳入相关职能部门的年度考核范围,培育和打造系列化的典型教学方法案例,全面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革命,引导学生以时代思想武装智慧思维、以科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以家国情怀成就美丽人生。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逻辑主线、目标框架与行动方略

摘要: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要准确把握建设的逻辑主线,全面审视建设目标及建设内容,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统领,在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趋势中找准行动的发力点,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高水平专业群和高水平“双师”队伍,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中找准战略的落脚点,提升校企合作、服务发展、学校治理、信息化和国际化水平,推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关键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目标框架,行动方略

近年来,国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需求,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以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都把职业教育放到了事关国家战略、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指出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服务贡献度的紧迫性,并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向进行了大量部署。“双高计划”提出“到2022年,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明确了“双高计划”未来高职学校发展的新方向,职业教育又迎来了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骨干专业率先发展,对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逻辑主线为研究基点,全面审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建设目标与内容,并提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行动方略,以期为推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提供背景理解和经验借鉴。

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逻辑主线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聚焦于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但战略性新材料和关键技术发展不足,服务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人才非常紧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应时之举。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逐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人口劳动技能转型与技术素质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制造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新时代产业面临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大批适应时代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主体,高职学校亟待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构建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布局,打造高端产业专业群,为我国高端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以产教深度融合为发展主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水平高职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创新高职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机制,建立校企对话机制,主动与行业领先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全方位融合。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旨在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高水平高职学校只有不断拓展社会服务功能,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和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才能彰显其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目标所在,也是新时代高职教育服务经济体系建设的强烈诉求。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加快培养满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对提升高职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发挥着导向作用、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

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目标框架

“双高计划”提出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目标框架:从建设时间维度看,“双高计划”提出,到2022年,列入计划的建设单位实现办学水平、服务能力、国际影响的显著提升,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到2035年,建设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职学校,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从建设内容维度看,“双高计划”围绕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要求,致力于“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一)以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将大幅度提升高职院校的整体实力、服务能力和发展潜力,在基础能力、治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提升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树立典范,引领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梳理我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脉络不难发现,“双高计划”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积淀,经历了国家战略设计、项目实践探索、具体落地实施等系列阶段才提上日程的。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此时已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为“双高计划”的实施做出了政策谋划。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要坚持以示范建设引领发展,支持地方建设一批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在政策层面进一步为“双高计划”的具体实施埋下了伏笔,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前期项目探索。2019年,在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基础上,国家正式启动实施“双高计划”,并分阶段明确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为创新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列入立项计划的建设单位将以“双高计划”建设为契机,带动院校整体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各地将结合当地发展实际,以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为引领,统筹谋划,推进区域内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

(二)以高水平人才和技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满足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使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要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致力于当前突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培养适应高端产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发挥人力资源保障、技术服务与支持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给职业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挑战。面对服务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的时代重任,高职学校迫切需要创新教育改革与产业发展相互融通的运行模式,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效率,为助推中国产业走向国际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三)以高质量标准打造中国特色高职教育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要立足中国国情,充分结合经济、社会以及教育自身发展情况,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制度、标准、资源,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反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关键内容是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品标准,并发挥其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一是专业设置具有中国特色。按照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建设的要求,紧密结合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在国际同类专业建设中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二是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中国特色。打造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不仅要从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培训包”和新加坡的“教学工厂”等模式中汲取先进经验,还要结合国情,对其进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造、发展与创新。三是人才培养制度体系具有中国特色。高职院校要树立质量意识,遵循标准化治理理念,注重标准的开发与应用,建立健全标准建设体系,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范式,助推高职教育国际化标准建设。

(四)以国际先进水平培育高职一流项目载体

与以往的“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不同的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除了示范、引领外,还肩负着培育职业教育一流院校和一流项目的历史重任。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无论是从管理方式来看,还是从建设内容和分类布局来看,均具有项目化的特征。首先,在管理方式上,从申报、遴选到任务书备案等环节,均采用了项目式管理方式,这是由“双高计划”扶优扶强的遴选标准及其较长的建设周期所决定的,同时也有利于后期的绩效评价与管理。其次,在建设内容上,“双高计划”共设计了十项改革发展任务,涵盖了党建、内部治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研发、师资队伍、信息化、国际化等重点领域,构成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具体项目抓手。最后,在分类布局上,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分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两类,每一类按照A档、B档和C档三个层级进行布局,一方面将“双高计划”以学校为单位开展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也将“双高计划”学校分为不同类型、不同档次,旨在进一步扶优扶强,有重点地打造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高水平高职学校。

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行动方略

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是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必须全面把握建设目标,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统领,全力开展“四个打造”,着力实施“五个提升”,具体如下: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培养支撑社会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育人导向,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使命不能变。实施党建领航工程,本着立德树人、服务发展的原则,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既是“中国特色”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应该坚持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只有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上有所作为、有所成效,我国高职教育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构建具有强大育人合力的实施机制。立德树人彰显了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根本价值,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核心理念和逻辑起点。高职学校要深刻认识和领会立德树人的丰富内涵,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构建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等新型育人体系,形成“铸魂育人大思政”格局。要坚持德技并修,努力提供全方位的优质育人服务,建立健全立德树人的实施机制,把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学校治理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给学生提供深刻的学习体验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将他们培养成为支撑社会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创业精神的行业翘楚。开展职业核心素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行劳动课程积分制度。秉承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规律,采取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构建劳动教育平台,对应课程标准制定,强化对学生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活化教育。

(二)全力开展“四个打造”,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打造“地方离不开”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双高计划”提出要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职院校要着眼新时代新要求,引导高职学校深化改革,聚焦产业人才需求,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一是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共建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要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制订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率先开展1+X制度试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职业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依照职业标准牵头制定教学标准,实行职业院校自主申报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相结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要努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加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服务保障,鼓励企业按实际贡献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工资及待遇,给予绩效奖励,支持参与国家科研攻关项目,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加强典型成果的宣传推广。

2.打造“业内都认同”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两个支点。高职学校要通过这两个支点,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弥补高职技术研发基础薄弱的短板。一是争取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本着资源共享、机制灵活、产出高效的原则,校企共同建设一批兼具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和技术服务功能的创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二是对接科技发展趋势,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纽带,面向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统筹多种资源,建设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开放共享,服务区域内行业企业,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社会力量参与,与企业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创新基地运营模式,提高基地规划与管理水平,为公众和学生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源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3.打造对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专业群。专业建设是高职学校教育理念与办学定位的具体体现,间接反映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发展方向与办学特色。一是坚持需求导向,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建立健全专业结构优化常态化机制,使传统专业建设向“选择性卓越”和“结构性提高”发展,使新兴专业具备“应需而生”和“顺势而强”的特性,从而实现专业群延长产业链、支撑产业链、服务创新链的应有价值。二是坚持系统科学理念,建立健全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专业群建设机制。设置专业前,要认真进行市场需求调查和行业发展研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科学进行专业布局,强化专业与产业的密切对接,其实效体现在毕业生能够运用自身所学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社会认可度。传统的专业布局大多是针对传统产业体系而设立的,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必须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不断进行优化升级,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坚持产教科融合,分层逐类开展特色化专业群建设。高职学校专业群建设是涉及政府、学校、行业与企业多主体的系统性工程,要充分运用协同理论来指导实践,多方共同参与,采用分层分类、逐步推进的方式做好专业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群,塑造品牌专业,发挥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的辐射作用,提升高职教育的整体实力。

4.打造校企双向流动的高水平“双师”队伍。打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技能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水平“双师”队伍,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关键环节。高职学校应坚持服务教学、人才优先、高端引领的基本原则,以“四有”标准为引领,以教学能力建设为导向,推动教师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技能结构的整体优化,从源头上解决复合、发展、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师资队伍应由引领产业发展的高水平复合型教授、具有丰富产业实践经历的专业教师以及掌握产业前沿先进技术的企业兼职教师组成。一是加大外引力度,聘请既有实践经验又能胜任教学任务的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能手,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储备师资力量,弥补“双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的短板。创新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设置流动教师岗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引进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才参与专业教学,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效汇聚行业有权威、国际有影响的大师。二是加大内培力度,积极创造条件,搭建校企高水平“双师”素质发展平台,引导教师定期到企业顶岗实践、参与创新,跟踪和学习行业先进技术,提升教师改进企业产品工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能力,全力打造符合现代职业教育要求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充分发挥名师级专业带头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青年骨干教师快速成长。

(三)着力实施“五个提升”,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1.以协同机制强化产教融合,提升校企合作水平。高职教育只有实现与产业界紧密对接,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高等职业教育。深度高效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基本要求。建立健全产教协同、校企合作、育训结合的治理机制是高职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制度保证,是高职学校对接产业前沿,服务中国制造的出路。高职教育是跨界教育,脱离了产教融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就是无源之水。就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趋势来看,英国倡导的“需求出发、行业主导、企业参与、董事会治理、第三方评估”的职业教育宏观治理机制,似乎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英国职业教育以就业与技能委员会、行业技能委员会、资格与考试标准办公室以及质量监督局等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职学校应积极推进政、行、企、校、研协同育人机制,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和新型学徒制,建成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校企合作创新案例,组建国家级职业教育集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协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2.以创新融合理念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打造创新平台,培养创新人才,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应有之义。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必须坚持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平台,适时跟踪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将创新思维贯穿学校建设各环节,把学校打造成为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创新研发中心,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以技术革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秉承创新融合理念,拓展高职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技能积累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提升其服务发展水平和价值引领作用。一是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职业学校要紧盯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战略人才需求,面向区域人才急需或紧缺领域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二是提升技术服务水平。校企共建技术技能积累与科技创新的有效载体,共建技术研发和服务中心,共同开发培训项目,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技术技能教育培训服务。三是加强成果推广与转化。调动教师开展对外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加强科技技术交流,鼓励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推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与转化,服务学校科技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

3.以专业治理理念强化价值建设,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办学理念在高职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专业治理理念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主体性和成熟度的标志,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论基石。高职学校要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践行“产教融合”“集群发展”“有限卓越”的治理理念,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区域职业教育高地,彰显高职教育的类型特色与价值。一是践行“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产教融合的本质是行业企业和高职学校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生产与教育一体化。高职学校要将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以产教融合办学理念为支撑,完善产业与专业协同发展机制,将产业元素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产学联合、基地联盟、培养联动”的校企协同实践教学体系,健全“培养平台共建、教学计划共商、指导队伍共组、实践过程共管、教学质量共推”的实践教学实施机制。二是践行“集群发展”的专业治理理念。专业集群发展是高职学校服务区域主导产业集群的相近专业或专业群的协同发展。专业集群发展基于职业岗位群相近、行业背景和服务领域相同的原则,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以相关专业为支撑,通过集群内资源互通共享,提升优质教学资源使用效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践行“有限卓越”的发展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的本土发展观,结合我国高职学校办学实际,有选择性地进行重点建设与部分突破,积淀特色优势,避免同质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4.以“人工智能+”理念强化技术支撑,提升信息化水平。信息化建设是提升高职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职学校要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构建网络化、智能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变革与创新,培养满足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信息化学习环境和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提高职业学校信息化管理与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以信息化促动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一是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将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融入办学过程,改进教学方式,优化管理模式,提升办学绩效。鼓励校企共建共享数字校园,加快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育人环境。支持校企共建智慧教室和仿真实训室,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混合式教学为主要方式的未来课堂,从服务课堂学习拓展为支撑网络化泛在学习。二是加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教育服务供给模式转型升级,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适应“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需求及职业学校学生学习特点,以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为重点,按照“能学、辅教”功能定位,支持建设微课、MOOC、SPOC等多种形式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推广混合式教学,促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泛在化与个性化。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推动职业教育资源跨区域、跨学校共建共享。三是推动云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教学与管理现代化。搭建互联共享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和管理服务平台,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推进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变革,不断丰富优质数字教学资源,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校管理效能以及信息化决策水平。

5.以开放办学理念拓展国际化视野,提升国际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必须以开放办学理念促改革发展,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构建与国际职业教育相接轨的质量标准,加强与“一带一路”企业开展国际化深度合作,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国际服务能力。一是积极“引进来”,加大力度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职业教育国际化不是简单地引进资源,或者外派人员赴国外考察学习,而是通过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科学吸收包括人、财、物、标准和制度等国际优质资源,实现教育教学各环节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培养面向全球市场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二是主动“走出去”,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打造在全球化市场的显著优势。加强与职业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设计开发对接国际标准的管理模式、师资队伍、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等相关标准和制度,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育教学资源,塑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三是把握全球化时代特征,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坐标中,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谋划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国际化促动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国际化,应以开放理念促进内涵发展,以全面提升人才国际化能力为目标,积极探索同世界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合作办学以及科研合作的新渠道和新模式,提升高职学校办学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创新驱动、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牛彦飞)

 
场域变化视角下的“双高院校”内涵建设

摘要:职业教育由外延向内涵建设的场域转变为“双高院校”的内涵建设做出了新的发展定位。新时期,“双高院校”的内涵建设应坚守“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的三大战略定位。不仅需要积极应对因自身认知不足、利益相关者干扰以及资源依赖影响所带来的现实困扰。而且需要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原则,坚守对内与对外两条基点,坚持链结国际、打通院校壁垒、汲取区域资源三大路向,以实现“双高院校”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场域理论,双高院校,内涵建设,职业教育,共同体

“双高院校”建设是落实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实现我国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经历了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和优质校建设的多年探索,在办学理念与规模层面已独具特色。新时期,随着“双高计划”的实施,职业院校内涵建设迎来了新的机遇。面对机遇,如果“双高院校”与“双高计划”实施之前相比未能进一步突破,那“双高计划”预期的建设目标就难以达成。基于此,高职院校能否积极抓住新时期职业教育场域变化所带来的契机,建构引领我国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样板”,将是这一场域变化下所面临的新挑战。

一、职业教育场域变化下“双高院校”内涵建设的办学定位

“双高计划”是高职院校未来实施和开展计划的发展蓝图,也是高职院校教育理念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十九大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和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也相应变得更加迫切,国家、政府、社会等对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充满强烈的渴望。这个宏观背景为新时期加强“双高院校”的内涵建设提供了良好场域,同时也对“双高院校”的内涵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一)探源:场域理论与“双高院校”建设的内在逻辑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Bourdieu)社会理论构架中的核心概念,是他在元社会学视野下从事研究的一套重要理论。场域、资本和惯习可被视作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其将场域视作其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单位,同时认为社会由各种客观关系的网络构成,网络指的是具有相对自主性、必然性及自身逻辑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场域则是“在各种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整个社会形成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单元,每个关系网格以其在场域中所掌握资本的多少决定其在场域中的地位高低。

“双高院校”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场域的重要网格,自身场域的形成与发展皆是通过与职业教育场域交织中实现的,通过对职业教育场域中资源的掌握以凸显话语权与影响力。随着职业教育的深层次发展,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自身拥有“资本”的控制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为新时期“双高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同时不同程度的也对“双高院校”的内涵发展造成新的阻力。面对职业教育场域变化的复杂性,其能否对职业教育复杂场域作出准确研判,使职业院校适应当下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舞起引领其他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龙头”,关键在于建构“双高院校”内涵发展的静态样板。

(二)辩体:职业教育场域变化对“双高院校”内涵建设的办学定位

1.体之上维:倡导国际可交流是“双高院校”内涵建设的现实量度

国际可交流,就是要探索一条能将中国职教理念与模式推向世界职教舞台的发展之路。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层面提出并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理念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自诞生之际便积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民族富强的道路相融合,形成了凸显中国基因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结构与办学资源的多方整合与高效配置,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成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水平的关键。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培养标准已相对明晰,如互派留学生、参与国际赛事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正逐步由单一的“输入”转变为“输出”与“输入”并重,但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一定的偏离性。基于此,“双高院校”应当积极转变自身理念,积极推动国家政策与制度由文本向自身“本土化”的转变,洞察职业教育发展前沿与动态,接轨国际,在提升自身办学特色的同时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建构彰显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与特色,充实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新场域。

2.体之中维:实现业内都认同是“双高院校”建设的核心旨归

“双高计划”区别以往国家示范校在于其建设目标要求高职院校达到更高的峰巅。而“双高院校”之“高”必然也将区别于以往国家示范校的建设目标与逻辑。“双高院校”首要任务是引领。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的初衷在于增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而“双高院校”建设初衷在于舞好新时期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龙头”,对内引领本地区高职院校,对外引领低一层次的高职院校。当前,随着高职院校的进一步扩招,办学规模的扩大、功能的扩展、资源的增加、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正面临着新时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建设挑战,这对“双高院校”的办学治校能力以及具备“中、特、高”的建设能力也提出了新考验。“双高院校”的“高”主要表现在其办学的“中、特、高”。何谓“中”,即高水平高职院校是在中国特色理念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学,是中国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国家办学的关键,尤其是在国家示范、国家骨干、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均已完成的后示范阶段,一批能代表中国高职发展水平、具有示范作用的高职院校逐渐突出,进一步在高职院校建设的新场域中,结好中国特色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新网格,成为下一步高职院校建设所应坚守的职责。“特”是指特立、杰出、单独等义。中国特色高职院校可概述为:基于中国化文化基础,立足中国大地所举办的高职院校。何谓“高”,即院校办学水平高、人才培养的适切性高和站位高。“双高院校”之高在于引领,即对内为国内高职院校建设探索新时代发展道路,对外引领中国职业教育输出,积极承担讲好在中国职教故事的“承载者”。因此,实现业内都认同必然成为新时期“双高院校”建设的理论基础。

3.体之下维:办好当地离不开的高职教育是“双高院校”建设的立论基础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是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向。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加强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效匹配,是衡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双高院校”建设的“地方离不开”主要体现在“双高院校”建设与区域资源的相互依赖程度。资源依赖理论作为组织理论的重要流派最早用于解释组织体的生存与周围环境相互吸取资源的彼此依赖关系。“双高院校”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可表述为“双高院校”与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是对基于政策等为核心的政府依赖。政府作为区域教育资源匹配的把控者,其通过政策制定、办学经费分配等手段实现对院校建设资源的合理把控。二是基于服务地方建设的人才培养的院校体系依赖。近年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建设多是通过区域性人才培养、技能强化、脱贫攻坚等途径来实现,职业院校服务于产业升级的水平逐渐提升,职业院校毕业生已逐渐成为教育扶贫的主力军。基于此,“双高院校”建设应积极建立与区域资源的相互依赖模型,通过对“专业—产业”、文化传承、“政、企、社”等多维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催生自身与区域发展新的场域的形成,真正形成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区域发展的高质量“中国高职发展模式”。

二、职业教育场域变化对“双高院校”内涵建设的挑战

技术教育是以技术知识与技能、技术思想与方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类型。职业技术教育通过教育使学生建立对未来所应从事的职业形成正确认知,并教给学生有价值的内容。然而当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却陷入原有场域吸引力不强的状态,“双高院校”内涵建设将面临新的挑战。

(一)职业教育认知错位造成国际交流的缺位

国际是新时期“双高院校”建设所必须依托的外部场域,国际交流是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场域在不同场域与网格中的融合。而职业教育认知错位引发了国际理念和国际标准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具身理念与国际化理念的错位。在原有的职业教育场域中,定位区域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抉择。但若过度强调内部区域而不关注外部国际场域的发展往往具有一定封闭性,无法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场域的变化对“双高院校”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伴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扩张,人才全球性的加速流动,因各国技术发展和道路的不同,造成不同国别间对于职业教育认知观念与理念的异化;二是国际标准的缺失。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还未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上还缺少足够的话语权力。因此,“双高院校”作为我国未来职业院校发展的“龙头”应进一步将中国标准与世界标准衔接。作为我国职业院校中居于引领地位的“双高院校”探索如何对接国际化产业发展的标准便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场域中不可缺少的网格。

(二)利益相关者的干扰造成“业内都认同”的错位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被用于公司治理,后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关注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从院校结构与办学主体来看,高职院校可被视作典型的利益相关组织,在这一组织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自身既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形成相互利益交织关系,在这种交织过程中实现自身对组织关键资源的有效控制。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作为内部发展需要的院校、教师、学生;二是作为外部资源控制的利益主体的政府、企业、市场。应然状态下“双高院校”的建设是各利益主体围绕公共场域的最佳利益切合点而实现的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与资源共享,在保证自身发展与需要的基础上实现院校的高质量高水平建设。而实然状态下,围绕自身对于相关资源的把控度不同,加之在教育实践与院校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自身利益的“保护主义”倾向,各主体间建立起“学生培养壁垒”,致使院校发展与学生的培养整体质量不高。“双高院校”作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个组织网格,必然受其他网格的影响。校际交流是实现院校资源最大集约的有效手段,在现实建设过程中校际交流合作程度较低,往往因核心技术的保密而造成在合作过程中利益闭环难以建构起交集,囿于围绕“双高院校”建设的各主体往往以自我利益的获得为根本,具有较为严重的利益排他性,并未建立起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共生关系。

(三)资源依赖的缺失造成“当地离不开”的失位

内涵发展是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应然方向。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子系统,其内涵发展必然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即“双高院校”建设必须遵循教育与社会以及人与教育的两条辩证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为发挥其对稀有资源控制的关键在于与生存环境进行交易。“双高院校”若想实现自身的特色与内涵建设必然需要与生存环境交易,建立起自身与内外部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形成自身的特色发展网格。而职业院校在协同本地区资源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优势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一是生源的依赖。“先本后专”可被视为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录取的主要途径。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学生质量层面往往被视作低于本科教育“一等”,加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职业教育地位相对低下;二是地方产业与区域经济的依赖。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逻辑主线,然而当前院校服务区域产业与经济增长能力处于劣势,学校的发展与规划往往受到相关部门的左右,致使其在服务地方建设过程中往往处于“被规划”层面;三是学生提升与培养途径依赖。职业院校是以技术教育为载体的教育院所,其区别普通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技术教育性,通过技术教育的熏陶,在学生的心里种下“乐业、从业、弘业”的种子。然而在当下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受“升学率”思想的错误引导,加之“德技”间培养的差异化衔接,学生毕业后“回炉”场所的缺失,致使职业教育缺乏鲜明的培养特色,系统性体制难以形成,缺乏吸引也使得当前职业院校与区域建设的连接度较低。

三、场域变化视角下“双高院校”建设的建设理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之职业教育场域内各高职院校间竞争的增强,各类高职院校为通过场域与资源网格的变革以确立其领先地位,纷纷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场域内资源向自身的流入,“双高院校”如何调整与变革自身的场域文化,开展现代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以确立其在职业教育场域中的地位以及资源获得优势,必然向其所依赖并能够掌握的相关资源进行探索。

(一)坚持一个方向: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职业教育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的领导主体作用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体现,积极完善“双高院校”的办学组织形式与内涵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双高院校”建设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双高院校”践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应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高职院校因其办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党委构建过程中的多维性。高职院校的党委作为一个集体性组织,首先应当积极学习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针,保持自身的政治站位,强化党委的政治意识。其次应积极引导建设党领导校的高校民主治校机制,即高职院校发展应当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积极建设院校咨询委员会,邀请响应的政府官员,学界人士、企业行业组织、一线教师等共同组建学校建设咨询委员会,实现党的领导校的民主治校机制的形成;二是坚持校长负责原则。校长负责即表现为校长的对内与对外负责,所谓对内负责,即校长作为院校的最高法人代表应积极对本校党委以及广大师生负责,对外负责表现为高职院校校长应当对上级政府部分负责,定期汇报院校发展情况等,同时高职院校校长还应当向当地人民负责,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职院校是未来“双高院校”建设的最终目标。

(二)坚守两条基点:坚持对内与对外场域建设相结合

就“双高院校”的办学场域来看可分为内部场域和外部场域,内部场域是指“双高院校”的建设应当以“当地离不开”和“业内都认同”为参照系,对外场域可表述为“国际可交流”。这两大发展场域进一步折射出当前“双高院校”的建设应瞄准国内与国外两大场域建设。

1.完善底蕴文化: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内部场域

建设内部场域是“双高院校”内涵建设的关键,“双高院校”的建设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践情况与发展需要,应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特色,建设厚植于中国文化的高水平高职院校。首先建构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下的职业教育价值观。自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发展以来,价值观的纷争就是一个一直围绕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的问题。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在于建构适合中国传统的职业教育价值观,这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明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受视角限制,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精华的东西还没有被挑选出来,这便于从另一角度揭示加强建设具备中国文化底蕴的职业教育价值观的迫切性,这一价值观进一步与现代“双高院校”建设过程中“培养怎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核心理念的耦合。因此“双高院校”在职业教育价值观构建过程中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为先”“立德、立人、立业”等优秀的文化理念为依托,彰显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职业教育价值观。

其次,应紧抓“当地离不开”和“业内都认同”两大定位。坚持“当地离不开”是高职院校主动投身于地方产业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发展重要角色的体现。“双高院校”若想实现其“地方离不开”和“业内都认同”的两大发展定位,应当主动扎根于地方大地办学,摒弃“人有我有”的办学理念,主动寻求自身特色。如广西柳州市积极结合自身文化特色与区域经济调整需要,建设全国首家螺蛳粉产业学院等。同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应积极投身于对本地区文化的发掘,如积极助力区域脱贫攻坚战略、乡村职业教育发展、农民工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依此建构起“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的“双高院校”内部场域。

2.扩充建设视野:搭建国际可交流的外部场域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全球化、共同体理念的增强,推动教育国际化成为广大高校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定位,打开国内教育场域,积极实现国内场域与国外场域的有机结合,是未来提升高校办学质量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双高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其外部场域建设必不可少,以外部场域的完善倒逼“双高院校”的“国际可交流”定位目标的实现。首先,“双高院校”外部输出的重要载体是彰显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标准与理念的输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实写照,就是一个不断在办学各个要素上实现与国外先进标准对接的过程,从某一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是基于技术支撑下的不同地域与文化碰撞下催生新的教育与人才培养理念的国际化。其次,应积极提升自身在国际化发展中的定位。生态位理论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有属于自身的生态位,这一独特的生态位形成了支撑其发展的生态环境。每所“双高院校”在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系统中皆可被视作一个单独的生态位,这一生态位必须通过对自身定位的精准把握,并与其相适应的内外部资源交换保证其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双高院校”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应明确其定位。

(三)走好三条路向:筑实场域建设根基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涵建设的积淀与积累,追求内涵发展成为新时期“双高院校”建设新的要求,本质是要将学校的独有特色与创新能力进行充分性展示和深度挖掘。

1.链结国际,续力国际发展深度

职业教育国际场域是瞬息万变的动态环境,必然要求“双高院校”的建设要随时关照国际局势的变化,关注国际市场的诉求,投身于教育国际产能与合作,确保“双高院校”建设的“时效性”。首先,强化自身特色是关键。更新中国职教模式,讲好中国职教故事。更新中国职教模式意味着摒弃以往院校建设的相对封闭性,拓宽对外交流的幅度和深度。虽然当前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只有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交流,实现内外部场域的耦合共进,才能真正实现新时期“双高院校”的内涵发展。讲好中国职教故事意味着“双高院校”的建设要根植于中国职教大地,以解决中国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为己任,这离不开“双高院校”在扶贫攻坚上的引领贡献。其次,开发国际资源库是核心。国际资源库的开发与建立需要不同国别、不同院校的共建共享,需要依托完善的机制、成熟的平台、可共享资源三大核心要素。“双高院校”需凭借自己的发展态势,借力于相关的平台机构,对接国际标准,开发符合国际水平的专业与专业群资源库,实习实训资源库等,以此促进国内国际双方的共商共享共建。最后,对接国际标准是手段。国际标准是高职院校实现有效衔接的主要手段,“双高院校”应以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为依托,深化“双高院校”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效构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以职教留学生作为更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的“晴雨表”,深化研究,从培养理念、目标、过程、评价、保障机制等维度积极探索可国际化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续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的高质量发展。

2.打通院校壁垒,建立业内合作共同体

“双高院校”深耕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发挥其行业的引领作用在于符合“高”水平的办学定位,实现业内都认同。首先,职业教育作为典型的多融多跨教育,其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与产业、产业链的双向互动耦合,而文化是产业的精神和血脉,挖掘当地特色关键之处在于充分立足当地的产业文化,依托独特的产业文化并将产业文化变为优势之处,将当地优势产业变为主导产业。同时,坚持按照产业链的发展逻辑组建院校引领课程、高水平专业群等,坚持课程和专业群的引领,创建特色文化品牌,充分将品牌的辐射效应发挥到极致。其次,提升院校间的分享交流水平。不仅要促使区域内的“双高院校”进行交流和分享,也要推进跨区域院校之间的分享交流和合作。跨区域的合作是一种跨场域的合作,通过不同区域不同梯度院校间的交流,能够不断扩大和丰富场域内的相关要素,充分发挥资源的集聚共享效应。最后,提升“双高院校”的服务水平。服务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能之一,伴随着职业教育场域的新变化,要求“双高院校”具备更高的社会服务水平。坚持“专业链与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创新人才。此外,“双高院校”还应注重院校科研转化服务当地的能力,力争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变现”,提高“业内都认同”的吸引力。

3.汲取区域资源,形成“二元一体”的唇齿关系

“当地离不开”意味着“双高院校”的建设应实现与当地的协同共生。首先,深化专业延展性与集群性。专业是院校发展血液,专业群是“双高院校”建设的载体,深化专业(群)建设是“双高院校”建设的重要方向,但部分院校形成了“专业群=产业群”“专业群=不同专业的叠加”等错误观念,因此“双高院校”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应正确认知专业群建设的内涵。“双高院校”专业群是集教育性、职业性、协同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为特征的“六位一体”的专业集群。在专业群建设中是各参与主体围绕产业与相关职业需要共同组合而成的专业间联合,各利益主体秉持共生的原则,共同参与到专业群建设之中。其次,强化课程建设的地域特色丰富性与质量性。课程是专业建设的载体,课程建设是“双高院校”建设的核心,职业教育之课程最大的特性在于其与地方产业的高效衔接,地区的复杂性与课程的时效性便成为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双高院校”在课程建设时应注重以下两大特性:第一,坚持树人性。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指向,《荀子·性恶》提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职业教育课程的树人性就是通过对学生在思想政治课以及专业课教育的教育引导学生形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价值观,在加强技术教育的同时不忘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从业品质的教育。第二,凸显时代性。紧密对接产业变革,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高效衔接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选择的活力。由于课程开发与课程选择的复杂性,致使当前部分课程的建设滞后于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往往致使学生就业受到限制,因此“双高院校”应当在基础课程之上,灵活运用各方资源,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依托,灵活建设新型活页式教材,凸显课程建设的时效性和当地性。

(作者: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王屹;南宁师范大学 梁晨 李晓娟;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陈业淼)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发达国家遴选企业的经验

摘要:以企业作为校企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对德国、英国、日本三个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经验进行梳理,分析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涉及的核心要素,结合我国相关政策要求,构建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需求,以选促建,企业由办学主体走向育人主体,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关键词:发达国家,核心要素,三维遴选指标体系,产教融合型企业

纵观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经验,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与该国企业参与程度成正相关。因此,一直以来校企合作有关问题既是政策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和理论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政策层面,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首次提出“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理念;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至此,校企合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从企业被动参与校企合作,进入主动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发展新阶段。实践层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引发职业岗位更迭。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数量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仅占5%。除了数量不足之外,技能不匹配现象也非常突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的指标尚未明确,导致校企合作难以深入。理论层面,校企合作的相关研究进入攻坚阶段,以往关于校企合作的研究多是从教育视角亦或是从理论层面出发,未能站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从行业企业的视角探究校企合作难以深入的症结。本研究以期在人工智能时代大背景下,由点切入,以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指标为切入点,借助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经验,基于我国相关政策要求,探究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指标体系,以选促建,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推进校企深度融合。

一、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典型经验

发达国家关于校企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十分系统化,基于政治经济学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德国、英国和日本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典型经验进行划分,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的分割主义模式。

(一)德国的集体主义模式

德国是典型的双轨制教育体制国家,德国职业教育建立在其特有的经济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中,德国人注重职业教育,赋予职业特殊意义,同时,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技术上的优势也是促进德国开展校企深度合作的基础。德国选拔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模式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模式,即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从法律政策层面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遴选标准。同时,企业对职业教育有高度参与和投入,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世界闻名,是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1.基于法律政策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早在19世纪,德国就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1972年德国出台了《职业教育领域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协商协议》,明确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这是将企业作为学习地点的开端。随后,德国相继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促进法》,《劳动保护法》,《工商会法》等一系列法律,明确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要职责,并逐步明确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一方面,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权力入手,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提出,企业在整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占据主导作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是职业教育的教学主体、经费主体和法律主体等。另一方面,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责任入手,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第一,明确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资质。2005年出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第三节为“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其中,第二十七条为“教育机构的资质”,明确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及师资要有良好的资质。《联邦企业基本法》还规定,企业总收入的2.5%必须用于职业教育,这就要求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基础。第二,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德国建立了“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明确企业作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2005年出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对培训企业和受训者的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培训机构设立资格、人员参与培训的条件、培训实施过程的监督以及培训结果的考核评价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2.进一步明确“教育企业”的内涵及遴选标准。根据《德国2018年职业教育报告》显示,德国2017年,企业提供的双元制学徒岗位就达55.63万个。德国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教育,只有“教育企业”才有资格参与职业教育。在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只有大约25%的企业经过资质认定,成为“教育企业”。关于“教育企业”的界定,是指符合法律规定且经过行业资质认定的企业,既包括资金、人力资源雄厚的大型企业,也包括资源相对薄弱的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通过多家联合的方式,从而获取参与职业教育的资格,成为“教育企业”。多家中小企业联合的途径为:一家企业牵头,多家辅助;多家企业联合培训;多家企业成立代理机构实施职业培训途径,开展培训项目。关于“教育企业”的选拔标准,第一,从企业组织结构完善的角度。有研究者提出教育型企业是指“有能力的参与主体,能够提供和资助职业教育,并保障职业教育标准、结构和制度稳定的企业。”第二,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完备的角度。德国于2010年实施了一个“工业企业的教育质量发展”(Quality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within Crafts Enterprises)项目,明确企业作为职业教育学习地点应该配备有资质的企业师傅,从2009年8月开始企业师傅必须参加相关考试才能获得企业培训师傅的资格。另外,被认可为“教育企业”的企业,就同公益性的学校一样,要承担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而绝不允许通过职业教育来盈利,这些“教育企业”因此而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二)英国的自由主义模式

英国也是典型的双轨制教育国家,不同于德国注重职业教育的文化传统,英国自古注重精英教育,政府、企业对于职业教育参与度不高。因此,英国在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由主义模式,政府责任小、企业参与度不高,英国借助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英国的职业教育强调课程而不是教育机构。

1.基于法律政策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英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和以现代学徒制为代表的校外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国家从政策层面明确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的责权利。1973年,颁布《就业与培训法》,明确提出企业要从工资总额中核定征收一定税款开展职业教育。1988年,出台《90年代的就业状况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责任,规定了企业具有参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层面不仅明确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责权利,还要求通过遴选一部分企业,建立一个由企业领导的组织系统,参与职业能力标准制定,以保障标准满足企业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从政策层面明确现代学徒制企业的标准。2013年3月,英国教育部、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颁布《英格兰未来的学徒制》的报告,明确提出“雇主必须在设计学徒标准和资格的中心”,全面体现雇主导向的学徒标准开发理念。2015年12月,颁布《英格兰学徒制未来:开拓者指南》,对学徒标准开发提出了系列标准、规范、界定、流程等建议、要求与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或要求的企业和机构才能得到批准有权开发学徒培训标准。同时,对学徒制培训企业和机构的注册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过去3年内接受了Ofsted的检查,且最近一次的评分等级是3级及以上,总体效果评分等级也是3级及以上,企业或员工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提供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有效的学徒培训,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等。学徒培训终点评估企业及机构的注册标准包括:法人实体,与评估计划有关职业领域的最新能力和经验,开发评估工具和材料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实施终点评估的能力、物质资源、内部质量保证程序。

2.基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标准。英国借助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遴选、推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企业在资格制定中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课程建设方面的主导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受终身教育与新职业主义运动的影响,英国就初步建立起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框架体系。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是由行业、企业与雇主构成的产业指导机构制定本行业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国家职业资格证(NVQ)是经授证机构颁发给个人的、与工作相关的、为就业与继续学习提供凭据的能力证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2011年全面启动资格与学分框架(QCF),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VQ)与现代学徒制、普通教育置于同一框架内,统筹学校职业教育和校外职业教育,明确企业在学校职业教育和校外职业教育中的责权利,打通学校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和企业之间的通道。英国通过吸引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VQ)能力标准的制订与推广工作,从而明确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遴选标准。

(三)日本的分割主义模式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现代转型比较成功的东方国家,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同于德国、英国的双轨制教育制度,日本是单轨制教育制度国家,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体系,以企业职业培训为主,在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割主义模式,政府责任小,企业高度参与校企合作,企业内部培训制度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职业教育的功能。

1.企业基于自身需求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日本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开展企业内部职业培训,无疑是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这种模式实现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由外部介入到整体融合的根本性转变,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日本,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企业实施自由的市场监督方式,从1970年代起,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逐步占据了主体地位。校企合作的开展不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自下而上的开展,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及企业技术升级的需求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日本企业内部开展职业培训,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专门化、高度针对性的特征,满足企业发展需求。日本职业教育主要是基于企业需求,由企业举办的,日本政府只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方式,鼓励学校法人、财团法人、行业协会、企业和个人开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办学。

2.企业基于完善的内部培训制度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在日本,90%以上的大型企业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需求采取不同的职业培训模式,实施企业内职业培训。日本企业健全的内部培训制度为企业成功开展职业培训奠定坚实的基础。日本的企业内部培训制度是对日本职业教育体系的一种必要补充,同时,也是日本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培养新员工,同时,提升老员工的从业技能和专业素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天野郁夫所说,如果日本教育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那就是“企业内再教育”这个法宝。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健全,同时具有开展校企合作完善的体制机制,对于开展企业内部培训的需求越大,对于人才的需求层次和数量相应越高,反过来,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政府层面鼓励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培训制度,这也是日本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核心要素

由于职业教育本身的跨界性和复杂性,我们很难通过某一定义概括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具体特征,但仍然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对比分析、归纳梳理,力争把握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核心要素。

(一)基于育人主体的理念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对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经验进行梳理,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身份发生巨大变化,由办学主体走向育人主体,企业不再是校企合作被动参与者,而是校企合作的主动参与者,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这也是实现校企深度融合的关键。企业在培养高技能人才、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凸显;同时,企业与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关系是平等互利的,而不是附属关系,企业积极发挥育人主体作用。例如,德国从法律上肯定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一元重要办学主体,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责权利,确立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标准,提出建立“教育企业”,并对其内涵和标准进行界定,“教育企业”的建立标志着德国企业由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走向育人主体,是校企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日本企业内部建立了完备的职业培训制度,这是企业作为育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的直接体现。

(二)基于完善的企业组织结构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企业组织结构是指,在组织理论指导下,经过组织设计形成的组织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之间固定的排列方式,还包括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发达国家经济较为发达,相应的,其企业的组织结构也更为完善,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支持,反过来,企业借助校企合作培养企业发展所需人才,促进技术升级转型,推动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的发展完善,实现企业与职业院校双赢。例如,德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发达的制造业世界闻名,德国拥有众多的世界级企业,相应的这些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能够为职业教育提供大量的场地、资金支持和师资支持等,同时,德国也在相关法律政策中明确提出企业结构完善是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重要标准,只有遴选为“教育企业”,才有资格开展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的教育企业不仅包括大型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过多家联合的方式,实现整体组织结构的完善,以满足德国遴选教育企业的需求。

(三)基于健全的体制机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健全的体制机制包括两类:其一是指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职业培训制度。这是企业直接作为育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例如,日本企业内部建立了完善的职业培训制度,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全过程。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职业培训制度,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英国也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学徒制度,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标准;其二是指企业与学校建立了完善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推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基本途径。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企业和政府均高度参与职业教育,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企业的责权利;英国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制定不仅是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标准,也不仅是企业用人标准,同时通过职业资格制度反映了企业的责权利,是企业作为职业教育育人主体的重要标志。企业在参与国家职业资格研制的过程中,也是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过程。

(四)基于企业需求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企业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经济组织,企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交易,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这与具有公益性质的职业院校有很大的区别。不同企业基于需求与职业院校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一分部企业选择“生产模型”的校企合作模式,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获取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实现短期收益,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合作,常见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一部分企业是“投资类型”的校企合作模式,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企业发展培养所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企业为了获得长期收益,这类企业常见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同的企业,基于不同的需求参与校企合作。例如,德国企业通过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提升企业的社会公信力;英国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参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制定,为企业发展培养、遴选人才,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培养所需人才;日本企业开展企业内职业培训培养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促进企业发展。

(五)以选促建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

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起点是将企业作为职业教育育人主体,终点不在于遴选企业,而是通过遴选企业,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构建教育企业,达到以选促建的目的。一方面,基于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指标体系,推动企业结构完善、体制机制健全,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的同时,优化人才结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基于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指标体系,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免税收等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最终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例如,德国通过遴选教育企业,推动行业企业积极、深度参与校企合作,使得德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成为世界典范。英国通过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明确不同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标准以及不同企业的人才需求,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三、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构建

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模式,在维度较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不仅看到顶端政策设计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且又能在其中找到分割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许多例证。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关键因素在我国遴选企业中是以复合形式出现的。因此,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职业教育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该考虑建构一个不同于上述模型的新的比较框架,以匹配我国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实际问题及相关政策要求。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对于人才的需求,结合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共同要素,沿着“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动力需求”这条主线构建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图1)。

图1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构建

(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主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参与校企合作?从静态层面明确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标准。德国明确提出构建教育企业,我国提出要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2年,我国应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进一步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规范。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校企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产教融合型企业”一词,是从我国深化产教融合中衍生而来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指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创造较大社会价值,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具有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的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从企业属性上来界定,兼具有教育和经济双重属性。首先,产教融合型企业是一个经济主体。企业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做出生产经营决策的基本经济实体,从事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利益为原则;其次,产教融合型企业又是一个教育主体,是指企业的教育主体地位,肩负着一般企业所未有的责任,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企业作为教育主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兼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要有参与校企合作相应的资本,包括基础设施相对健全、资金相对雄厚、资源基础相对稳定等,对行业具有引领作用;第二,在机构建设方面,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相关内容,包括开展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实验实践条件等建设,推动学校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革等。第三,在微观教学实践层面,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包括承担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任务,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承担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任务等。因此,企业组织机构完善是校企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企业的参与校企合作是不可能存在的。从当前的遴选标准和认定结果情况看来,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对象,主要局限在大型国有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及当前国家重点建设和发展的智能制造等领域企业。由此看来,应充分考虑各行业生产发展标准需求,以及结合各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状况,适当扩大遴选企业的规模,让更多优质的中小型企业,通过整合优质资源的方式及时参与到建设培育行列中来。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主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参与校企合作?从动态层面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具体路径。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合作,涉及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行为主体。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关键是要厘清校企合作内部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鉴于此,要构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是指整个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在合作前期就需要试图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才能确保校企合作过程更加协调。2019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再次明确提出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基本原则: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先建后认的基本原则开展。

1.国家层面,依托行业协会,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是校企合作的标准和准则,通过体制机制完善,遴选、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确保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行业企业、院校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决策及表达诉求的机制,使校企合作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更接地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实质上遴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

2.地方层面,依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制定合理规范的遴选标准。当前,国家层面设置遴选标准,仅是从宏观方面的整体设计,并不能完全适用或符合各地区、各行业领域实际发展情况,各地区在开展建设培育时,应从本地区实际出发,遴选门槛应适中。我国部分省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遴选指标体系构建方面也进行有益探索,2017年,嘉兴市结合本地区经济与教育发展实际,制订了地方性的认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雏形。嘉兴市以本市区域骨干企业为申报主体,再从企业性质、生产条件、管理制度、企业责任、合作项目、培育经费等方面来综合遴选。2019年吉林省启动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属于较早启动该项目的地区,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本土遴选标准,目前已经成功启动两批共计67家省级层面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的建设培育,成效明显。

(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需求

仅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静态和动态标准还不够,还需要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即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需求,主要回答的问题:怎样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需求包括人才需求、利益需求和社会服务需求三方面,企业的需求越大,校企合作越深入。

1.人才需求:企业培养“完整的职业人”。企业可以借助职业教育培养“完整的职业人”,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需求,包括新员工培养和老员工培训。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的极大发展,信息社会的人才需求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人才需求,不仅需要进行机械劳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更多的需要复合型技术人才、创新型人才和智能型人才。因此,将信息社会企业的人才需求界定为“完整的职业人”,具体内涵为:能够满足智能时代企业人才需求,包括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创新型人才、复合型技术人才等,所具有的能力包括职业技能、职业态度和情感价值观等,能够满足个体终身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

2.利益需求:企业追求经济利益。企业是营利组织,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推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企业进行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借助校企深度合作,推动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第一,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企业基于校企深度融合,依托职业院校对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与预测,企业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等。第二,企业进行资本经营,企业通过投融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等手段,对资本实行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企业深入参与校企合作,通过对职业院校进行资金、师资支持,从而实现长远收益,即获取大量的人力资源,员工的招聘和培训前置到职业院校中,节约了员工培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同时,在企业内开展职业培训,对老员工进行培训,无论是准员工还是老员工都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使企业长期获利。

3.社会服务需求:企业获取社会支持。企业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有服务社会的责任,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很好地回应了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需求,明确表示优先考虑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出的企业,将企业参与社会服务作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重要遴选标准之一。企业通过深度参与校企合作,为职业院校提供资金、实践场所、技术支持和师资等,参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定的过程,就是进行了社会服务,这里涉及的服务对象包括政府、职业院校、市民、社区和媒体等群体。同时,从企业自身来讲,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赢得社会认可,让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校企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场域,包括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学校、企业行业、政府等,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征,亟需从企业作为校企合作育人主体的视角入手,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遴选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互动发展:企业组织结构完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健全,企业对于校企合作的需求越高;企业对于校企合作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推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完善,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健全。还要认识到,由于经济社会是动态发展的,而且企业在性质、行业、发展时间方面有所差别,导致其参与职业教育的侧重点也会有显著差异,因此,也要在校企合作实践中动态调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三维遴选指标体系。

(作者: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徐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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