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第18期总第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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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国1.23万所职业院校 90%以上的高就业率

 

  一、职业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步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

 

  一是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国1.2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约10万个专业点,年招生总规模930万人,在校生2682万人,每年培训上亿人次。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

 

  二是连续保持了90%以上的高就业率。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人才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省部共建了12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组建了56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建成约1300个职教集团,开展产教对话会90多场次,遴选两批现代学徒试点单位共364个。五年来,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标准体系。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形成了涵盖招生、教学、师资、管理、投入、学生资助、行业企业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和标准体系,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灵活开放的办学格局日趋完善。五年来,发布了766个新修订的高职专业目录、230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410个高职教学标准、70个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和9个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

 

  四是进入了投入增长最快的发展机遇期。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中央财政累积投入近700亿元,打造了一批骨干学校、专业和师资,职业院校办学活力和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中央专项投入带动了地方和其他方面的投入,2016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达3089亿元(初步数据),比2012年增加697亿元,增长29.14%,年均增长5.83%

 

  五是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活动。职业教育社会环境不断优化,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成就广受国内外赞许。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让社会了解和支持职业教育。连续举办10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五年来累计超过5万学生参加总决赛。连续举办13届中职学生文明风采竞赛,今年有超过1000万学生参加。定期发布高职质量年报和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分析报告。

 

  二、继续教育迅速发展,学习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

 

  一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的1/3。制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等文件,建立了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基本制度,逐步融合函授教育、夜大学、网络教育等各类学历继续教育,促进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截至2016年底,全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学人数共计1229万人,占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33%

 

  二是推动开展了一大批试点工作。指导国家开放大学开展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试点。全国已建立70个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认证点),5所地方开放大学承担地区学分银行建设工作,为数万人开展了学分积累与转换服务。2016年,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863万人次,比2012年的395万人,增长118.5%

 

  三是形成了服务上亿人次的品牌活动和共享资源。广泛开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全民终身学习氛围逐渐形成。五年来,遴选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109个、示范区54个,面向老年人培训1亿多人次。举办全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12次,参与人数超过1亿人次。联合全国总工会印发“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举办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唐山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9月27日在唐山市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出席并作了主旨发言。

 

  陈昌智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发展,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城市工作,凸显城市发展在国家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地方政府要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切实把职业教育纳入统筹发展规划的全局。政府搭台,校园对接产业园,建立职业院校人才供给与产业部门人才需求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市场导向,专业链匹配产业链,紧跟科技发展前沿,密切关注城市行业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激发活力,学校融入社区,做到“双轮驱动”,由以学历教育为主向学历与非学历并重转变,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更好地服务城市转型发展。对话会期间,陈昌智考察了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山市职教中心和首钢京唐公司。

 

  对话会上,中华职教社专家委员会成员围绕职业教育服务城市转型发展的最新理念,职业教育、产业、城市发展互动发展的唐山经验等议题作了发言,并与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和职业院校负责人以及企业代表就职业教育促进城市发展的唐山经验和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途径及做法进行了对话。

 

甘肃:2020年优质职教教学资源向社会全面开放

 

  928日记者获悉,《〈甘肃省建设国家职业教育助推城镇化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任务分工方案》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

 

  依据《方案》,我省将调整职业院校布局结构。由省教育厅牵头、省人社厅配合重点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将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总数调整到160所左右,其中技工院校40所左右。全省办好40所省级以上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50所品牌特色学校,办好10所左右省级以上示范性高职院校。同时,建立“一群两带多组团”区域职业院校组团发展联盟。到2020年建设兰州—白银核心都市群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联盟,各院校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形成全省职业教育发展“高地”。河西走廊城市带和陇东陇南城市带形成区域职业教育组团发展联盟,实行在招生、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和衔接沟通。

 

  《方案》提出,我省将建立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平台,实行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同一平台招生,统筹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将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增量主要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力争到2020年,高职院校全日制在校生占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50%。要开展优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建设和推广,实现优质资源校际间互联互通,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资源跨学校、跨地区、跨行业共建共享共用,到2020年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在全省职业院校的全覆盖和向社会学习者的全面开放。

 

河南投亿元打造“双师型”队伍

 

  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1013日召开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攻坚二期工程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南将加快推进“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到2018年,“双师型”教师(含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师)占专任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要达到70%以上。

 

  “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具备教师资格和职业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教学水平。作为职业教育大省,河南省今年投入近1亿元,依托35个省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采取“学校+企业(行业)”的模式,将3472名职业院校教师送到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以弥补“双师型”教师紧缺的短板。河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大力度进行“双师型”教师培训,在河南尚属首次,他们将不断完善培训工作,助推河南由人口大省转变为人力资源强省。

 


   
刘延东:加快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刘延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为亿万人民提供了更好更公平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刘延东强调,改革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扎根中国大地,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根本问题,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方向引领、立德树人,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紧扣公平和质量,深化管理体制、办学机制、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打好教育扶贫攻坚战,提升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水平,为每个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为建设科教强国、制造强国打牢人才根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参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人社部要求加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

 

  记者928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人社部日前下发《关于持续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人社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职业院校、公共实训基地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新创业培训和技能脱贫培训等,帮助其掌握就业创业的专项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培训后就业创业率力争达到90%以上。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有培训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鼓励将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纳入新型学徒制培训范围;全面落实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加强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培训和实训;重点了解掌握零就业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农村贫困户、残疾等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情况;建立完善职业培训对接机制,精准提供职业培训服务等。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的工作机制;指导培训机构加强与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就业服务平台的联系对接,确定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好、毕业生认可度高的培训专业,开发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较集中的培训项目;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涉及许多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平稳,但部分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仍然存在就业难问题。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此次就业行动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任务,进一步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安徽:高校招生、毕业生就业与专业设置将有联动机制

 

  安徽省高校哪些专业热门?哪些高校专业就业率比较低?1016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针对高校专业设置、学位授权进行改革。此外,安徽省还将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下放到高校。

 

  安徽省将改进高校本专科专业设置,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报省教育厅备案。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目录外新专业。

 

  今后,安徽省发布全省本专科专业布局情况分析报告,公布紧缺专业和就业率较低、布点较多的本专科专业的名单。加强对首次招生专业条件的核查。逐步完善高校招生、毕业生就业与专业设置联动机制。建立健全高校专业合作委员会,开展本专科专业评估,对存在问题的专业,责令有关高校限期整改或暂停招生。

 

  与此同时,安徽省还将改革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根据安徽省高等教育结构和研究生教育需求,制订本省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发展规划和新增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确定发展重点,引导区域内学位授予单位特色发展,切合需求。并定期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对达不到基本条件、教育质量达不到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的学位授权点,直接列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限期整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撤销学位授权。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下放到高校。对条件尚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进行。高校要研究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实施方案,在校内公示后报省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高校主管部门备案。

 

河北鼓励高校专利技术产业化

 

  近日,《河北省专利条例(修订草案)》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条例》明确提出,鼓励高校实现专利技术产业化,对主要发明人、设计人和对转化专利作出重要贡献人员中的主要人员的奖励和报酬份额,不低于总额的50%

 

  河北规定,鼓励、支持研究开发机构、高校与企业采取联合建立研究开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技术创新联盟等多种产学研合作方式,发挥企业在发明创造方向选择、专利运用中的主导作用,促进专利资源的利用,实现专利技术产业化。

 

  河北明确,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校、中职院校将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投资的,应当从许可净收入、转让净收入或者形成的股份、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和对转化专利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对主要发明人、设计人和对转化专利作出重要贡献人员中的主要人员的奖励和报酬份额,不低于总额的5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对策选择

 

  摘要: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走势进行前瞻性研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新课题。从2020年乃至203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分析着手,做出了普及化、多样化、个性化三个预判。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大趋势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挑战和冲击,进而提出了对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应对策略,既要实现观念创新,又要推进办学格局和布局创新,更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创新,还要实现学校与社会互动。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对策选择

 

  当前,制定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已进入行动议程,各级各类教育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如何规划未来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为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层次提升及职业教育大众化等外部形势,我们必须思考并探寻应对策略,并尽早转换调整策略,为未来做准备。

 

  一、未来十五年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及特点

 

  2015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世界教育论坛,来自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 500多名代表共同参与会议,共同将全球教育2030年的发展愿景概括为“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联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我们大致可预判2020年乃至203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趋势与特征。

 

  (1)普及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显示,二战后世界大学生数量为650万人,20世纪70年代为2 810万人,到90年代为6 860万人,20世纪末发展为8 820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大学生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乐观估计到2030年世界大学生数量可能达到4亿左右。从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看,从世纪之交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鼓励以民办机制发展高等教育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学校数量均迅速扩张和增加。截至2016630日,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总规模达到2 8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40%。一些高等教育大省和部分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按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化已是不争的趋势。

 

  (2)多样化。与普及化的大趋势相对应,多样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要求,因为普及化本身不仅仅是数量和规模上的逐步扩大,更标志着高等教育系统在价值、功能、结构、标准、过程、评价、治理等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只有少数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型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在部分发达国家乃至成为国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这为全体国民适应社会与技术的快速变革和个体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而准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个体功能都在发展变化,必须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要求。就我国的情形看,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再到普及阶段,必然有一个从纯粹学历教育的阶段进入为适应社会和技术变化需求而学习的阶段,这也正是各类型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3)个性化。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着量的增长,也包含质的变化,而且两者必须兼顾并协调发展,形成适切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质量观。与普及化相适应,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也必然从急需到适需,多样化是满足需求和实现适需的总体要求,而个性化则是实现规模扩张和满足个性需要的质量要求。正如美国教育学者马丁·特罗所言,大众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区别不再定义为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学校学习,今后普及高等教育不在于注册人数,而在于参与和分享,即社会大部分人,包括在家里或在工作单位的全体成年人的继续教育,这种教育不再凭借传统的学院或大学校园,而是通过远程教育,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追求学位或学分,而是为了保持或改善其在就业市场上的地位或者纯粹是为了兴趣爱好,也即是说,个体需求的最大最好满足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则。我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趋势,也非常适应中国今后的情形。

 

  二、高等教育发展三大趋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挑战

 

  全球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普及化、多样化、个性化既是社会发展需求,也是发展趋势。是需求,就具有必然性;是趋势,就必须要求我们应对和适应。那么这三大趋势会对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产生怎样的挑战呢?我们认为,这种挑战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至少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1)生存发展挑战。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新的类型和专科层次发展才30多年,从长时段做个划分的话,大体可分为从19801998年的摸索探索阶段的老高职时期和从19992016年的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新高职时期两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真正走上正规化规范化发展之路尚不足20年。由于旺盛的社会需求加上学校设置审批权的下放,高职院校的学校数和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51231日,我国共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1 341所,高职招生348万人,毕业生322万人,在校生1 048万人,校均规模达到7 820人,相比2000年我国高职院校442所,在校生148万人,分别是3倍和7倍。辩证地看,在高职院校规模快速扩张背后,既有条件不足,也有突破形式单一的自身需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实现乃至普及化的快速到来又产生了生源的挑战。从目前情形看,本科即便是民办本科高校的吸引力大大高于专科和高职院校,此外出国留学也普遍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这导致部分省区的高职院校已经出现了招生方面的困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必须思考:高职院校未来如何生存?高职院校未来如何发展?高职院校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2)学生结构挑战。据清华大学胡鞍钢等学者测算,20102020年,中国1564岁人口将从9.99亿下降到9.96亿,受教育年限将从9.9年上升到11年。未来的要求仍然以提高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为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应对我国劳动人口下降的必然之举,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之举。在适龄人口下降的同时,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到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比2008年的峰值减少30%左右,而我国的高职院校还在扩校园、增校舍。实际上,高等职业教育以适龄青年为主的入学结构和格局将被打破,非适龄青年入学的比例有可能增加并成为趋势。按照学员结构变化的趋势,我们在招生及学校内部管理等诸方面均需调整和变化,否则高职院校的生存将成为问题,发展更会受到挑战。

 

  (3)教育环境挑战。当前,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具有跨界性的特点已形成共识,大家普遍认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和就业状况直接联系在一起。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之所以大规模蓬勃发展,既有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需求,更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相关,经济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发展总是好于其他区域的高职院校就是这种相关性最明显的一个反映。据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调整,城镇化也将进一步加快。这一方面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产生了影响,进而必然影响到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则对就业者转换工作、学习技能提出了要求,从而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技术培养等带来了机会,当然也会带来学校结构和管理上的挑战。

 

  (4)观念理念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都是以整齐划一的招生组织统一年龄段的适龄青年作为教学培养对象,集中性、统一性、针对性、规模性等是比较重要的指标和考核办法。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也是采用统一的尺度为生均经费拨款,学校对教师的工作量也是采用统一形式和标准如班课时等等。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对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当它成为为所有人提供入学机会的同时,人们一定会更加重视和关注接受高等教育能否适应发展变化着的社会,能否为自己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即便是学习者本身,其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学生进进出出、断断续续、学学修修等都将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对学校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出变革要求,迫切需要调整和变化。

 

  (5)责任使命的挑战。高等职业教育在面临生存发展等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社会将更加重视职业技能,将更加重视一技之长,将更加关注职业转换和职业教育的实用性,这在事实上也将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将更加繁重。在我国,高等教育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五大使命,而做好高等职业教育又有如何面向市场,履行服务发展、创业就业的责任。高等职业教育要在促进就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承担技术技能积累和传承创新文化的同时服务社会,一定会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不断适应新技术和新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变革和创新永远在路上。

 

  三、高等职业教育的应对之道

 

  我们认识和分析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今后发展的趋势,分析今后高职院校面临的挑战,是要研究和分析我们的出路,从而少走弯路,防止走上歧途,努力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我们认为,下列政策值得重视。

 

  (1)全社会要形成新的发展共识。全社会的共识和价值观念以及总体性应对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共识和观念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多样化、个体化趋势,而这一趋势不仅为全世界所见,中国也不会例外。传统的精英教育教学模式,基于大众化的培养方式和学校组织运行机制也会迎接新的挑战。现阶段,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形势,在城市郊区新建一个大学城的教学布局也会带来矛盾。因此,从宏观上看,高等教育与城市经济社会的关系,从空间上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时间上必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以至于从政府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上,必须增强灵活性,如简单地以生均拨款作为财政资金的投入模式、把培训和继续教育当作业务创收的管理模式相应地都要改变。

 

  (2)高职院校必须建立更具综合性的发展观。高等职业教育兼具高教和职教的双重属性,既有面向适龄青年的学历教育,也应当有适应成年人转岗发展的继续学历教育,还应当有适应社会技术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培训,还可以有满足人们休闲娱乐和高质量生活的文化体育性活动。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把高教性与职教性完整地统一于一体,为社会、为行业、为区域、为个人提供立体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及其相关的服务。培训活动等不再是补充,而应该是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之一,学校的每一个院系都应该按照专业承担综合性职责,全面履行高等教育的职能,形成强大的有生存发展能力的系统和集团,以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社会、行业、区域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为此,要认真研究和大力扩大非学历岗位和职业培训,提高其能力。

 

  (3)高职院校要改变学校形态和生态。当前的高等职业院校大多是在精英教育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来,虽然按照大众化和高教性与职教性双重属性的要求在形态和办学结构上有所创新,但是承担教学和管理的教师和职员基本上是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成果。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必然会受到许多局限,如一个学校的空间布局,教学楼宇的格局安排,一个学校的工作时间安排,教学同期安排,乃至一个学校的总体形态布局等等,往往有同质化乃至千篇一律倾向。为适应和满足未来高等职业教育新变化新趋势,必须从现在对学校的形态进行研究和改造,争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尤其是在互联网、物联网将改变我们教学形式的情况下,有些基础性的教学设施,我们必须有提前预案,留有发展余地和可能性。

 

  (4)着力规划和建设一支新型教师队伍。当前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总体是好的,但采用纯粹的事业单位属性、准公务员管理模式,现在己不能适应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将来将会失去竞争力,这不仅会影响学校生存,而且会影响学校发展。新构建的师资队伍必须做到:第一,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在保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专任教师的同时,要加大步伐注意培养和聘请行业企业和社会兼职教师,特别是要发挥各类校友的作用;第二,理论型与实务型相结合,在继续重视理论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必须着力根据区域、行业、企业和技术变化的要求培养和凝聚一大批实务型教师,提高教师队伍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对追求和实现高质量生活和发展的能力;第三,要坚持教师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教师的进修指导和培养培训制度,教师不仅要能用过去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更要用今天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今天的学生,为学生未来发展服务。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对技术的跟踪水平,以彰显高职教育的优势。

 

  (5)全面构建学校与社会互动合作机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特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特色。从高职教育发展开始,我们一直在广泛强调和持续推进,为应对教育现代化新趋势和新要求,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强的目标是要使高职教育真正实现与社会、与行业企业互动对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紧紧相依的关系,既要把学校办到社区去,也要将教育与社区、区域、行业、企业、个人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做既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找到合作伙伴,也可以为学校教育更好地了解需求,满足需求提供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一定要构建起高等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生态,真正把产教融合机制建立起来,以全面彰显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教与职教跨界教育的魅力和生命力,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当然,从宏观政策层面看,须从教育结构优化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性角度,对高等职业教育采取必要的保护战略或研究巩固类型与层次提升相结合的调整方案,以便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更加可持续,高等教育结构更优化。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分析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绩效的有效性备受争议,究其根本在于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不够充分,法律制度体系框架设计的科学性、精细性、明晰性和强制性差强人意,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所拥有的强制性、适时性、创新性和主体性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便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顶层短板,增强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有效性

 

  基金项目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深圳分院职业教育立项课题(GZYSZZD201506

 

  一、问题提出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的概念解读

 

  1.有效性的概念界定

 

  理论上,有效性(effectiveness)是指产生所需结果的能力,即事物被确定为有效就一定意味着产生了它所期待的结果,遗存了深刻的无法湮灭的印迹。有效性在数量和质量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实际结果与特定标准相比正性或负性的匹配程度,即所获得的效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的程度。在社会实践中,有效性是指已经实施工作进展的正确性、精确性和完成性,是指试图获取的工作绩效实际上就是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主观预设结果。社会实践有效性的突出特征通常表现在决策、人员、工作环境、时间以及管理过程等方面。

 

  2.校企合作及其有效性

 

  校企合作是指基于企业用人需求,校企双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同担和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共同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校企合作的有效性是指企业和院校在开展互利、互惠、互动、共赢的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的程度,表现为广度、深度和持续度等方面,即校企双方在实现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团队协作、利益共享等层面一致性的最大程度,是职业教育持续平稳发展的核心支点和根本保障。衡量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客观上存在学习的情境化程度、教学安排的合理化程度、生产过程与课堂教学过程的有机衔接程度以及教学内容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指标。

 

  (二)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

 

  1.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依然处于摸索阶段

 

  2005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要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随着市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长以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的开展,我国职业教育开始重视建立实训基地(尤其是校外实训基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未形成完善的实践教学制度体系,更缺乏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立法,实践教学在很多方面没有标准和规范,缺乏制度化的全过程监控体系,实践教学的随意性较大,实训基地建设、实践教学管理乏善可陈。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步履蹒跚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五大难题:第一,企业缺乏接收实习生的积极性,学生到企业实习难;第二,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难,共同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的覆盖率较低;第三,“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难,尤其是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困难重重;第四,学生实习期间的权益保障难,实习生成为社会新的弱势群体;第五,参与合作的企业获得回报难,大多数地方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生付出的成本得不到应有补偿,许多单位把实习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实习质量无法保障。

 

  (三)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存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校企合作提升到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指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支点,要制定校企合作制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发展。诚然,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陷入困境的因素较多,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体制不顺,价值取向大相径庭

 

  只有职业院校和企业同样重视校企合作,才能够最终实现共振和共赢。由于我国校企合作处于特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状态下,虽然职业院校作为校企合作的一方主体,几乎掌控了所有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渠道,但即使组建了“职教集团联盟”的多数职业院校也有意无意地无视甚或排斥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导致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管理体制等难以与校企合作咬合匹配,合作过程形单孤影,基本上只是靠人脉走过场。而作为校企合作的另一主体,虽然企业处于技术技能型劳动力日益短缺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换代的背景之下,但多数企业依然不能正确看待与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融入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去,再加之职业院校与企业的价值取向各异,为此,职业院校和企业在整体上各自为阵,不能够形成合力,无法取得校企合作的预期成效。

 

  2.专业化、职业化教师队伍良莠不齐

 

  相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来说,我国职业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教师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一方面,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和高级职称比例都有相当程度的提升,但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并拥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并未成为主流,专业知识有余而职业技术技能不足,多数“双师型”教师有名无实,为扬长避短,教学中就难免“厚理薄技”,传授的专业理论知识可能远远超出职业教育对理论知识“够需”和“够用”的要求,而学生真正需要的扎实应用型技术技能知识却不足,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企业工程技术管理专家、高技术技能型实践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还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撑,而他们自身作为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缺乏职业技术技能的传授技能和教学艺术,致使实习实训学生进入企业顺利接受技术技能的实践学习有一定困难。显然,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合作企业,合格的专业化、职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可能尚在起步阶段,难以有效保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3.制度框架设计不尽合理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半工半读、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工学交替、职业教育集团办学和学校工厂运行等制度范畴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这些制度并不完善,突出表现为虽然把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但通篇原则性的定性描述居多,而作为校企合作实践支撑的经费投入、实训管理和师资建设等方面的刚性制度缺失,没有校企合作实践的强制硬性约束以及针对主体执行不力的清晰严厉的定量处罚规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空泛疏简。与此同时,虽然《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企业有责任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而现实中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只是“软约束”,但学校参与校企合作却是职业院校持续发展并确保办学质量的“硬约束”,这种“失衡”的制度约束导致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致使校企合作实践过程“学校热、企业冷”。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总体上的“悬浮”实践,究其缘由,不尽合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设计可能首当其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缺乏精细明晰的科学设计,有效性大打折扣,校企合作难免走上空、虚、粗放、不确定和不可持续的不归路。

 

  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解读

 

  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都以构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逻辑“原点”,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原则、责任与义务,严苛框定校企合作企业的行为,严格规范企业内部供学生生产实践的生产岗位,合理搭建供学生教学实践的培训车间,校企合作拥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充足的培训经费以及合格的培训教师。

 

  (一)德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1969年,德国颁布了《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确定“双元制模式”,确立校企合作中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详细规定了职业培训合同的签订、企业实施职业教育的资格、职业教育实施方及受教育者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受教育者享受培训津贴的权利、职业教育场所的必备条件、考试要求、考试证书的等值、违法行为及惩罚等内容。

 

  1.关于校企合作主体地位的法律规定

 

  德国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企业与学校是校企合作开展职业教育的两个主体。其中,企业必须具备一定资格,通过资质认证、遵循《职业培训条例》才能参与校企合作,与学校一起协同开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职业院校由各州教育部管理,遵循州立学校法。学员拥有学生和学徒双重身份,分别在学校和企业开展学习。

 

  2.关于校企合作双方责权利的详细规定

 

  德国职业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校企合作中企业和学校等参与方的责任和权利,其中,企业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规定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详细界定了合同的形式和内容,规定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学徒在企业的学习质量。同时,阐述了职业教育机构和学员的义务,详细标识了脱产方式、证书发放、津贴支付以及假期设定等多方面的权益。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还规定了违反规则的行为,包括违规的具体条款和罚金,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

 

  3.关于校企合作企业主导的适用性法律规定

 

  德国职业教育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双元制校企合作模式,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行为,在学生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学生既是学员又是学徒,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具体岗位需求培养人才,针对性较强,但校企合作过度依赖企业,可能导致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丧失,人文素质低落。

 

  (二)美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美国于1963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推出合作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相互合作,各州应提供充分的财政资助。同时,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在企业参加实践,学校学习与企业实践交替轮换,学校为主,学生身份单一。美国1982年通过的《合作训练法案》规定,由各州制订职业教育培训计划,企业参与制定、修改及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提出在高中阶段实施“学校职业教育+企业培训”计划,行业企业参与培训,负责提供学习课程,向学生提供实践岗位以及实践工作的指导,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生不仅获得高中毕业文凭,还荣获行业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

 

  1.关于校企合作立法的社会导向

 

  美国出台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通常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内容具体明确,旨在解决当时校企合作面临的社会矛盾,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都有详尽的条款解释,开展“校企合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关于校企合作的经费保障

 

  美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参与主体不是企业,而是联邦政府、各州政府、职业学校、社区学院以及综合高中。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实施校企合作,而政府主要依照相关法律对校企合作加以宏观调控,用充裕的经费作为校企合作的有效杠杆,激发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积极性。

 

  3.关于校企合作法律的及时修正完善

 

  美国对既有法规适时修订以便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已经成为常态。1963年美国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法》,后于1968年、1972年、1976年先后修订,并于1984年《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加以替代,而《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又分别在1990年和1998年被修订,后于2006年出台了《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改进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开展的校企合作为合作教育模式,聚焦企业的参与性以及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学校通过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从实际出发开发和调整专业,修订课程设置,整合学校理论课程与企业的实践实习,完善教学内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日本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1958年,日本颁布的《日本职业训练法》是以企业终身雇佣制度为前提的职业教育基本法,标志着日本企业职业培训制度的形成。其规定了政府和企业对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的责任,要求企业培训必须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按照校企合作的法律规定接受资助并获得国家认可。

 

  1.关于校企合作注重企业内训的规定

 

  日本依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的用工实际,确保提高劳动者的从业能力并努力形成自身特色,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重视和规范企业内训,明确学校教育的毕业生是内训的重点,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与职业岗位相符的知识技能,保障职业技术培训的质量。

 

  2.关于校企合作立法的借鉴与创新

 

  日本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一大特色是学习和移植欧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尤其是美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制度,在扬弃中不断适时修订调整完善立法,开展自身的校企合作立法,同时结合国情积极创新,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又为其他各国效仿和学习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

 

  3.关于校企合作法规内容的具体化

 

  日本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职业训练法》规定了职业培训企业所具备的资格、职业培训的具体形式、职业培训学生在企业实习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并制订了具体明确的罚责规定。现行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和《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实施细则》更加详细规定了开展“校企合作”职业培训机构所应具备的职业开发能力以及所对应的训练科目、培训教师资格等,要求基于企业内培训具体的岗位需求实施教学。

 

  (四)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体系的特征

 

  1.凸显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强制性

 

  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契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特质,仰仗于各具特色、成熟丰富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强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发达国家积极构建并完善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还以本国的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为依据,颁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促进条例及实施细则,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问题作出清晰的法律解读,不仅涉及职业院校的设置标准、办学形式、实训基地等学校的内部管理,还具体设定校企合作行为主体的法律条款,规定学校与企业签订合同的范式,界定合同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企业、学校、学生的责权利以及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讲授理论和实践课程的统一标准与具体考核标准、办法等,同时,设置校企合作专项资金并限定其用途,建立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开展法律责任界定、监督检查和法律救济等多项活动,强力落实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

 

  2.强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业主体性

 

  发达国家有关法律制度体系高度倡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企业的担当和责任,明确要求由企业确立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标准,把对企业员工的岗位要求与学生的培养目标相结合,解决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节问题,同时降低企业对初上岗员工投入的培训成本。有关法律制度强调企业具有两方面责任:一是企业要成为拥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的办学主体;二是企业要拥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责任意识,与职业院校共同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案、专业开发、课程设置、教师培训、学生考核、教学质量监控、接纳学生和专业教师实习以及实训场地、设备设施、师资指导、安全防护措施等,确保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彰显职业院校及其学生的合法权益。

 

  3.强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动态适时性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有关法律制度应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并用立法的形式解决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同时,在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不可能仅通过一部相关法规就能解决,需要及时加以修改、编纂、解释和废止,并根据需求编制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为此,发达国家相关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修改、调整和修正,以期在正视现行法律制度实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适时修缮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运行实际的法律制度。

 

  4.重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创新性

 

  创新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鲜明特色。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立法创新是在总结他国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和在借鉴与模仿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极力使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本土化、特色化,密切关注相关法律在本国实际运用中的调整和适用,通过持续学习他国的法律制度来逐步完善本国相应的法律制度,不仅系统分析他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经验,还尊重本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特殊性,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社会发展、行业企业变化的最新需求,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合理调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性

 

  (一)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性追问

 

  改革开放、尤其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化进程明显加快,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但其有效性依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国家法律在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有关规定还比较“原则”,仍停留在一般性倡导层面,对参与校企合作的校企双方没有实质性的奖惩保障措施,从而导致实践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多数合作流于形式、没有实效。

 

  二是在《企业法》《税收法》等相关法律中没有与《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法律相配套的规定,对于违反者的处罚措施更是不力,而且没有校企合作的专门法律,导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以学校为主,企业缺位,政府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也比较缺乏。

 

  三是《劳动法》《高等教育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只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了零星、片面和不成体系的规定。其中,《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侧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与职业院校几乎不存在关联;《高等教育法》聚焦高层次实施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与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校企校地合作,高职院校则基本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就业促进法》以促进就业为主轴,只是把开展校企合作作为增进就业的一种途径选择。

 

  四是《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对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不尽合理的规定。其中,《教育法》只规定了企事业组织为本单位职工提供培训的便利条件,鼓励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实习场所,但没有具体详尽的操作性规定,更缺乏实施的强制性。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法》只是大致规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权利和义务,而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问责规定并不明晰。

 

  五是鉴于职业院校的管理体制依然存在条块分割的隶属关系,造成“校地校企合作”的有关法规涉及的主体主要是地方企业和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院校并无直接瓜葛。

 

  (二)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有效性的切实措施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客观上存在明显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缺陷,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稳步发展,无法充分展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导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说起来重要(甚至把视为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在实践过程中却成为鸡肋。由于企业和职业院校在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事实地位的巨大落差,企业成为“甲方”,职业院校寻求企业“合作”的冲动往往遭到企业漠视冷遇的“乙方”命运,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几乎不受约束,有利则抢,无利则躲,以致校企合作难以为继、收效甚微,与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的初衷渐行渐远,无效惰性的校企合作充溢弥漫。为此,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亟需重构法律制度体系,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益养料,精准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短板”,完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持续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首先,抽丝剥茧,缕清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致命短板。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长期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而是否拥有权威性的法典规范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生存发展的试金石。鉴于当时粗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立法机构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粗浅认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颁布实施的相关法律存在明显缺陷,既不能够规定我国初期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理性行为,更难以指导当今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实践,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践主体不明、责权利不清、利益攸关方法律关系紊乱、实践行为规定原则性随意化、激励机制缺位甚至错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举步维艰。为此,需要有关的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仔细剖析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各条款的实践适用性,果断清理过时不当的法律条文,在切实调研的基础上细化操作性行为规范,补充修订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时机成熟时讨论颁布相关法律的修订草案,全面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法律尊严。

 

  其次,加强规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法律行为,重点厘清学生与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指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只有明确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当事方才能主张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法律关系要求的必要义务。一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生与企业间的法律关系,从形式和内容上揭示他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即学生在校企合作实践活动中与企业形成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劳动关系,不同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通过劳动取得报酬,而是将所学技术管理知识运用于实践,获得岗位技能,这种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需要得到充分保障。二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校与企业之间基于契约合同的委托关系,校企合作把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转移到企业职场,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把学生的部分教育管理权利委托给了企业,在学生和企业之间形成了教育管理关系,企业负责学生职场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职业意识和工匠精神的陶冶。三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既存在围绕人身权、财产权而产生的特殊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学生部分人身权受到限制的管理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负责学生的学籍管理、学位授予、宿舍管理、学习行为调适等内部行政管理,形成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

 

  第三,探微确定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体系内容的关键细节。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较低更多源自有关法律制度体系设计不够严谨、规范和细致,突出表现为大多数相关法律条文只有原则性较强的语言陈述,缺乏操作性更强的实施细则,而且这些法律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及时修订并加以完善,难以科学解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学校、学生和企业等行为主体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条文表述逻辑凌乱、面宽点疏、线条粗放,法律关系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为此,需要从细节入手,捋清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分门别类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已经颁布的相关法律,积极推动出台实施细则,大力开展释法宣讲活动,让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法律及其细则深入人心,全面审视已有相关法律制度条文的强制性、适用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尽量消弭大而化之、以偏概全、模糊含蓄的弹性文字,添加行为主体法律规范的量化描述,融合法律释义的定性和定量文字表述,尤其要注重规范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合同行为,明晰合作的内容、期限和方式等,增强法律实施的清晰性、严谨性和通透性。

 

(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 徐向平)

 

论习近平系列讲话与职业教育发展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纬度、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纬度、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纬度出发,对职业教育作出了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涵盖了许多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职业教育观。习近平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系列讲话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完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职业教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基金项目:2016年度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与传承研究”(RWB04);重庆市教育评估研究会2015年度科研课题“基于KSAIBs模型的校园文化环境对高职学生培养质量的影响研究”(PJY2015-63),主持人:钟世潋

 

  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与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和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国家和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而言,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不仅应立足于教育系统抓好职业教育,也要跳出教育系统看职业教育和办好职业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作出了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涵盖了许多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习近平职业教育观。习近平有关职业教育的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也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完善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习近平系列讲话的职业教育战略纬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其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而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器”,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橄榄型”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需要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由此可见,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不仅是一项经济指标,还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对此,习近平在201651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通过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资源价值。习近平的这一论述表明,职业教育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技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概念,并指出“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是以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的”,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技能。

 

  然而,当前我国大量劳动者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和重复劳动,收入提升空间较小,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增加劳动的知识含量和创造性,使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低技能“蓝领”转变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此,习近平也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作用,他在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批示中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职业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承担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培养培训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现为人才培养结构不尽合理,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手段,而劳动者从准备就业到进入工作岗位,乃至职业生涯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断提升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素质的强烈需求。因此,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因此,习近平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政策支持。

 

  综上所述,习近平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纬度对职业教育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进行了系列论述,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构成了其职业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对于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习近平系列讲话的职业教育现实纬度: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势头良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中西部一些省区贫困群体规模依然较大,相对贫困问题不断凸显,其中,教育发展滞后、受教育程度偏低是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主要症结之一。对此,习近平2013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并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上以“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为题,从劳动者个体价值实现角度对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进行了强调,凸显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习近平从个体价值实现角度对职业教育“扶贫”功能进行强调,从现实纬度表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有力支撑。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其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而通过教育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进而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对此,习近平2016年初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表明,“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的效果。

 

  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类型相比,在“精准扶贫”效果上,职业教育受教育者能更快融入工作,并获得就职初期的较高收入,且职业教育设置的多是应用类型专业,注重专业性的技术教育和技能培养,操作性强且紧跟时代步伐,更适合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又急需获得工作收入的人群。因此,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受教育群体能够以相对较少的教育投入,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获得较好的扶贫效果。

 

  “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我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底子薄、务农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习近平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依托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破解当前农业发展困境的重要保障。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类型。由于农业现代化既需要农业技术、设备等物质要素的现代化,也需要农民素质、能力等人力资本要素的现代化。依托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文化素质教育”和“现代农业技能培训”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增加农村技术技能人才精准有效供给,还可把有一定文化素质、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从而摆脱对传统农业劳动力密集、效率低下、知识技术含量低的刻板印象,挖掘农村改革发展的潜力,增强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迅速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素质,真正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精准扶贫,阻断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

 

  综上所述,习近平从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纬度出发,论述了职业教育在消除贫困、阻断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上的重要作用,强调职业教育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有力支撑,这构成了其职业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对于全面消除贫困人口、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习近平系列讲话的职业教育目标纬度: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教育类型,在保持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

 

  自习近平2014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来,就职业教育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习近平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刻论述与阐释,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而如何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职业教育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受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日渐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正逐渐失去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人力资源优势,加之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回流,导致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双重挤压。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支撑制造业发展乃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对此,习近平对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劳动者素质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创新水平,一个国家、民族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必须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我国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已成为行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然而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角度而言,企业自身对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偏大,且成本较高、回报率较低,大部分企业都倾向免费分享公共教育的溢出资源,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企业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选择,且职业教育可根据市场和企业实际需求定向开展课程,在短时间内将普通劳动者培养成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复合人才,对于破解当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这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教育类型选择的多元化,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作用日益突出,但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业逐步转型升级,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之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而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并以职业技能培养为导向”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能将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成为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

 

  综上所述,习近平从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纬度出发,论述了职业教育在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路径,构成了其职业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四、习近平系列讲话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就业为导向发展职业教育,使得职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而习近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立足国情基础上对职业教育作出的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对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完善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院校治理,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破解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障碍。

 

  当前,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不对接、培养模式不符合产教融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律、课程体系僵化、教材相对落后等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未能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相匹配,专业与产业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形成了新劳动力结构性过剩。

 

  对此,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对破解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关键在于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

 

  而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高职教育过度的行政化和畸形的市场化,导致政府、学校、社会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失衡,政府对职业院校的管理存在与本科高校趋同化现象,职业院校则对政府形成了依赖,自主管理疲软。由于行政的过度干预,社会力量无法深度、有效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管理,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不足,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企业转型升级力度的加大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职业院校如何消除过度行政化和畸形市场化带来的发展阻滞,契合公众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期待,从根本上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职院校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院校的治理以政府为主导,缺乏社会力量广泛、有效、深度参与,但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活动越来越复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职业教育治理成本不断增加、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职业教育管理方式受到挑战。所以,鼓励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和监督职业院校治理成为当下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力量”三者“契约型”关系,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管评办”分离的必然选择。

 

  (二)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在习近平系列讲话中,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作用日益突出。然而近年来,在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却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打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壁垒,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打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壁垒。当前,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高职学生提升学历的需求,迫切需要打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历壁垒,构建高职学历教育和本科学历教育的有效衔接机制,搭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立交桥”。

 

  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还需要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有效衔接,与行业企业联合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以贴近岗位实际工作过程,推动校企合作,实现学校教育资源与企业资源的共享。

 

  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还需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满足公众对个性化、多样化职业教育的需求。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学生目主学习能力,打造有责任感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为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平台支持。在满足公众的个性化、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上,针对人员分散、行业分布广、需求层次多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灵活多样、分类细化、富于个性的职业教育培训。

 

  (三)营造尊重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在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社会氛围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条件,近年来,受国家政策鼓励等利好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加上受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考生报考职业院校的积极性不高、企业和社会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认可度还有待提升。因此,营造尊重技能的良好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是避免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关键。

 

  营造尊重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需要建立健全技术技能型人才关怀激励机制。由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是一项人力资源开发活动,而人力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具有能动性,因此,建立健全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鼓励技术技能型人才进行学历提升,设立技术技能型人才特聘岗位,职称评聘向技术技能型人才倾斜,加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的投入等关怀激励机制,可以激发和增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营造出“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

 

  营造尊重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需要加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宣传力度,创新职业教育话语表达体系,将培育传承“工匠精神”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转变公众的职业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价值观,构建以社会价值认同为导向的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使更多人尊重技能、关注职业教育,营造“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

 

  营造尊重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还需要打造高品质的职业教育,激发行业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职业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吻合,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需要政府有周密细致的配套细则来消解传统观念带来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阻滞,给予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充分晋升空间和优势薪酬体系。提高家长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促进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教育公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钟世潋)

 

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

 

  摘要: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手段,对于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及行业为发展职业教育做出了许多积极努力。然而我们仍然看到职业学校招生困难问题比较普遍,职业教育还没有成为当今社会青年人求学的理想选择,政府职业教育政策没能带来与其重视程度、投入力度相称的成效。职业教育涉及较多的利益相关者,链接教育界和职业界,大家需要共同构筑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认同。加强文化认同是当前我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制度的迫切需要,是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成就感和实际获得感的关键。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职业文化;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MAA11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AJA110003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步伐,明确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系统优化办学结构、提高人才供给能力的战略突破口,是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品牌”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以2014年全国职教会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标志,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创新制度、构建体系、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全面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如何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务实行动,如何使职业教育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惠及百业、利泽百姓,不可忽视社会共识的有效构筑,还需要解决好“文化认同”问题。

 

  所谓文化认同,是社会成员个人或集体用以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同一感的共同文化内涵,往往以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的形态存在。文化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它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指导和影响着进一步实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家庭、部落、族群是个人或群体文化认同的主要单位,随着社会的演进,超越血缘纽带的城镇、地区、国家甚至宗教、语言、社会团体、阶层、阶级等都可以成为人类文化认同的载体。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职业化特征越加明显,职业生活构成人们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在不同的职业领域形成了相应的职业文化。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依据又为职业服务的,职业教育文化和职业文化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成功的职业教育能够成为传承和发扬职业文化的重要渠道,而不完整的或异化的职业教育会偏离职业文化的方向,使职业教育文化发生偏离或异化。那么,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应该有哪些最基本的观点呢?

 

  一、职业教育文化源于职业文化、超越职业文化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把职业教育归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从教育逻辑体系出发研究职业教育问题的普遍习惯。因此,职业教育文化容易被理解为教育文化的一个分支,忽视了职业教育文化的根源应该是职业文化。

 

  现代职业文化不同于人类认识世界、探究未知领域产出新知识、新发明、新技术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科学文化,更不是古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封建特权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士”文化,也区别于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鲜明行业特点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职业文化”,而是伴随着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发展形成的、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每种职业都有其不同功能、不同定位和不同标准,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创造自己独特的职业文化。如我们对于职业的信念和追求、职业使命感和荣誉感、职业责任和行为准则、职业精神和尊严气质,以及对职业承载环境、职业象征符号的认同,等等。很显然,不同生产领域的职业文化内涵具有比较清晰的行业特点,这又构成了行业文化的基础。

 

  如果从行业文化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文化具备“教育行业文化”的一般特征,它主要反映到职业教育的从业者身上。职业教育的从业者具有教师的一般特征,具备教育职业文化的荣誉感,同时也受到教育职业文化的规范。但是,真正决定职业教育文化内涵的不是从业者自身的行业文化内涵,教育行业文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教育行业以外的其他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去感受和认同,所以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必须建立在教育界、职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共识之上。这种共识的核心是职业文化,因为合格的职业人才是职业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职业人才需要认同和传承职业文化。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职业文化决定了职业教育文化的特性和核心内容。

 

  职业文化具有“个异性”,任何两个不同的职业不会有完全相同的职业文化。这种个异性是由职业的社会使命与责任不完全相同、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不完全相同等因素决定的。职业教育文化虽然源自职业文化,但不简单等同于职业文化,它是通过对一个、几个或者一群“个异化”的职业文化进行总结、归纳、提炼,转化为可以在职业教育场所实施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课程、教法、评价等,超越了原有职业文化内涵和形态,更有利于职业文化的传承、创新和推广。

 

  二、职业教育使命是促进人和职业的结合

 

  在国民教育普及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从学校教育到职业工作成为当代青年人成长的主要模式和身份转换的主要路径。任何青年人不论在学校里学习多久、拿到什么学位,终究要走向职业。每一个人只有与职业活动相结合,在社会中担任一定的职业角色,凭借其所从事的职业来获取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去体验、感受和审视社会文化生活,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全面发展。但是,人与职业并不能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学习者成为可以胜任职业的工作者往往存在较大的距离,需要经过专门的职业课程学习或接受系统化培训,现代职业教育就是应人与职业相结合的需求而生。“从学校到工作过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社会学、职业教育学的研究热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美国还于1994年颁布了《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School to Work Opportunity Act)。西方之所以重视“从学校到工作过渡”,就是为了实现人和职业结合,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更像是在“学校系统”与“职业系统”之间建立的转换系统。

 

  职业教育的“转换”作用不仅服务于在校学习的学生(从学校到工作),也服务于需要实现职业转换的从业者(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以及社会待业者(从没有工作到拥有工作),为社会每一个成员进入职业领域和实现终身职业发展服务。概括起来就是把具有不同教育基础和既往经验、现成能力的人变成满足职业规范标准或者职业资格要求、具有职业胜任能力的人,把需要工作的人培养成工作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就是培养能够符合职业需要并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各种人员,即培养职业人才。

 

  实现“转换”需要建立转换机制,为此建立起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结构和教育标准非常重要。它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学历体系,也不同于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是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依据、教育与职业要求相融合的新体系。从国际经验看,职业教育层次与标准构成了职业教育的资格框架,并成为国家资格框架的一部分。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职业教育资格框架,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国家资格框架结构,如苏格兰分12级,德国、英国、捷克等欧洲国家大多采用8级结构,印度、日本为7级、澳大利亚原为6级现已调整为8级。我国职业教育目前还处于“双证书”结合阶段,职业学校教育偏重于学历证书制度,而面向社会的职业培训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没有建立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与标准体系。笔者2006年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分级制度并于2010年在北京市部分学校开展试验。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方案建议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从初中后教育分流开始,建立5级为基础、向上可以发展的5+X职业教育分级结构模型,并实行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形成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格框架。职业教育分级制度与资格框架是建立我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

 

  建立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虽有高低之分,但不能把它看成像普通学历教育一样的纵向“升学通道”,而是建构“学习—工作—学习”或“工作—学习—工作”灵活制度。理论上,技能大师、技术专家以及管理专家光在学校里不能培养,应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职业人才的成长规律。如果把职业教育层次变成可以纵向发展的教育升学通道和新的学历体系,职业教育就难免重复普通教育的作用,偏离了自身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安排优劣会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效率。

 

  三、职业教育是普遍设立、面向人人开放的教育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所谓“普遍设立”是指政府应当不断创造条件去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求必应”。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本质上是一致的,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充分就业、服务人的职业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倡导职业文化、增强国家实力、创造人民福祉。

 

  “学历文化”是教育文化认同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我国学历文化是在清末民初与科举文化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仍受到1300余年科举制度影响,带有浓重的等级化色彩,甚至“科举崇拜”演化成“学历崇拜”。学历标准本应该是关于学习者知识水平、能力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学校设置标准,成为教育管理范畴和教育部门的领地,形成了学历文化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冲突。职业文化不是学历文化,是鲜明的实践文化、能力文化。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就是以能力目标为依据建立的能力评价“尺度”。现实中,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持有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将不再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在英国,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履历“高才低写”的情况,以防有的时候大学学历会“吓倒”雇主。

 

  传统学历文化是阻碍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主要原因。经典的学校教育和学历教育不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服务终身职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过时的专业、刚性的学制、脱离实际的内容等问题受到了来自学习者和雇主的双重质疑。一种从职业需求出发,面向人人、因人而异、按需施教、弹性灵活的办学制度和育人模式呼之欲出。现代职业教育以职业需求为动力、以学习者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专业对接行业、标准符合职业、学制方便选择。在给传统教育带来颠覆性改变的同时,形成特有的职业教育文化。

 

  四、职业教育要建立更为广泛的实施体制

 

  现代意义上职业教育概念包含了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过去,人们在观念中对培训与教育总是形成对比,“培训”是教授一套通常很严格的步骤,而“教育”则侧重个人的全面发展。甚至有时这两个词语与不同职业和地位有关,“培训”常指体力行业,“教育”针对培养专业人士。现代职业教育更广泛地包含了不同种类的学习和教学过程,而不再简单地使用概念加以区分。如果这个过程是“培训”,它通常是对非常复杂和高要求过程的适当简化,不会覆盖所有的学习内容和教学过程全部,但同样有教育目标和教育标准,是整个职业教育目标和标准体系的一部分,并能够在证书、资格的获取或学习成果积累上予以衔接。

 

  职业教育的承载形式也是十分广泛的,而不再局限于专门为职业教育而设立的学校。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为92148万人;根据2011年我国教育统计公报,当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后各级学校毕业生达到3176万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需要接受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或培训,这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总体需求。显然,仅靠一万余所职业院校难以完成,必须立足于统筹和扩大职业教育资源才能满足全社会职业教育需求。国际上,实施职业教育任务有三大支柱,即基于学校的职业教育、基于工作场所的职业教育和基于社会的职业教育。判断是不是职业教育,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涵特征。在经典职业学校之外,社区学院、企业培训中心、社会培训机构及成人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甚至网络大学都可能成为职业教育承担者。

 

  三大支柱必须形成合力方能体现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效率,但现实并非如此。往往在认识上厚此薄彼、管理相对独立、教育评价标准不一致、政策差异很大,三大支柱的割裂使学习者难以适从。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它们现行的职业教育政策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建立起来。我国提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要看新的制度和体系能否涵盖三大支柱,使职业教育资源最大化、效益最优化。同理,承担起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大任,需要这“三大支柱”形成文化共识和行动自觉。

 

  五、指向“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的改革共识

 

  20145月,习近平同志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他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习近平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提出要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创造更大人才红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笔者认为,“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与“为国家创造更大人才红利”,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两个核心目标。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围绕实现“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而进行的深刻的教育改革。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是从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出发对职业教育工作提出的政治要求。“创造更大人才红利”是重要的强国之策。李克强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立“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的改革指向,树立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发展理念,以此为基础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如,要实现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仅注重教育自身发展成就还不够,必须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经济发展中体现职业教育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仅教育部门、教育系统的自身改革还不够,必须全社会积极参与、支持职业教育,形成国家人力资源建设尤其是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合力;仅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还不够,必须面向职业社会中所有具有学习需求的劳动大众,为职业转换、技能提升、终身职业发展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教育与培训。

 

  新目标与新理念具体落实到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上,就是使学校与社会联动、教育与产业合拍、学习与工作对接,这是办好职业教育的三个重要原则。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加快发展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面向职业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为重点,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近几年,我国职教事业发展改革实践在整体上遵循了这一基本方针。

 

  六、职业教育制度要社会共同建设、共同认可和共同实施

 

  制度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灵魂。实际上,职业教育制度因不同国家制度、政体、历史、文化、教育的差异而不同,并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在世界上难以找到制度相同的两个国家,甚至于“职业教育”“资格”“技能”“劳动”这些概念在不同国家都具有不同含义。我们努力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制度,这个制度需要社会共同建设、共同认可和共同实施。离开社会和行业的合作不可能建立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标准,“象牙塔”里的职业教育做得再好,也得不到社会认可。行业企业和社会用人单位如果离开学校的合作就失去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供给渠道,人力资本投入会大量增加,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降低。而对于政府来讲,职业教育仿佛是巨大的“过滤网”和高效的“导流渠”——把合适的人才送往合适的职业岗位,是管理和调控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教育结构失衡必然影响到人力资源储备,人才需求与供给矛盾造成结构性失业,危及社会稳定。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在国家主导下,教育界、产业界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职业教育需要国家制度的刚性支撑。瑞士钟表业、德国汽车业、美国飞机制造业在国际上保持领先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先进的职业教育系统——瑞士学徒制、德国双元制和波音公司全球培训体系。西方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关注职业教育研究,他们往往将职业教育问题同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保险、税收、企业制度等联系起来,提出要建立围绕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职业教育并不仅仅承担着教育任务,也是“技能积累”过程、职业精神塑造过程、职业文化传承过程。技能积累同知识积累、文化积累、科学积累、财富积累一样都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职业教育文化中的自豪、自信来自于职业文化自豪、自信。一种职业,如果能给予从业人员与其付出相适应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就能使从业人员具有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产生敬畏意识、敬业精神。那么,与优秀职业文化相生相伴的职业教育文化也会大放异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孙善学)

 


   
发改委研究推进电煤直购直销

 

  国家发改委近日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电煤直购直销、中长期合同签订、建立煤炭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企业制度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会上表示,将尽快启动2018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会议确定,重点推进电煤直购直销,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上下游行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质增量,扩大中长期合同签订数量、提升质量,建立科学定价机制;强化运力保障,多签产运需三方合同;完善平台支撑,建立全国性电煤直接交易平台,营造公开、公平、公正、规范的市场交易环境;加强信用建设,委托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信用数据采集,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今年以来,在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下,煤炭供需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产运需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有观点认为,去年以来流通环节的非理性发展助长了煤价的上涨。

 

  中大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川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供给侧改革启动,煤炭行业供应收缩导致价格出现阶段性错配行情,煤价得到修复并快速回升。参与的企业增加,必然导致囤煤现象发生,进而对煤炭价格涨跌的影响有所放大。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进一步落实好各项保供措施,确保今冬明春煤炭安全稳定供应,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要全力保障京津唐重点电厂和东北等重点地区煤炭稳定供应,满足冬季发电和供暖及居民生活用煤需求。

 

  会议要求,有关方面要加强监测协调,及时发现并解决煤炭供应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继续加大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加快核准、核增符合条件的优质产能项目,及时纠正非正常的停工停产行为,增加有效供给;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采取综合措施,引导更多中间环节资源进入终端消费;加强预期引导,促进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

 

  从目前各环节数据来看,煤炭市场也在趋于理性。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585/吨,环比下降1/吨。截至1016日,秦皇岛港煤炭场存为710.5万吨。秦皇岛煤炭网研究员齐波认为,冬储采购尚未进入高潮,秦皇岛港场存的不断增加,对供需偏紧的煤炭市场将产生一定的稳定作用。

 

国家级住房租赁条例或加速出台

 

  《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立法正在加速。近日,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多地对《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等征求意见和建议。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康俊亮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将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的行政法规,进一步凸显了建立租售并举长效机制,加快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同时,立法中如何规定租售同权及如何设计鼓励机构进入租赁行业的相关制度值得关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透露,9月下旬,专题调研组到湖北省展开调研,与湖北省发改委、财政厅、住建厅、国土厅、教育厅等17家省直部门、企业、房主、租客进行座谈,听取了企业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了租金水平、占收入比重、租期约定、押金标准等具体租赁情况,询问了租客对居住生活体验、企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将对租赁行为各方权责进行认定,对政府公共租赁平台建设与监管、住房租赁企业的房屋建设标准、装修设施标准和价格标准等方面予以规范,同时从税收、融资等方面对租赁企业予以支持。

 

  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副司长杨佳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加快推进住房租赁的立法,配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尽快出台,为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今年7月底,住建人士透露,通过立法,将明确租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稳定租期和租金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同时,还要健全住房租赁监管的体制机制,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住房租赁单独出台条例说明管理层已将租赁纳入我国住房体系重要部分,确立租赁与购买的平等地位,真正实现租售并举。”据有关人士介绍,今年5月时,我国曾就第一部明确规范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的行政管理法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而下阶段《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或将分别出台。

 

  2016年年底,中央首提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让房地产政策悄然发生变化。今年7月,住建部等九部委下发了《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选取了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12个城市作为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单位,再度明确购租并举,租售同权。随后,国土部、住建部联合发布《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13个城市进行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正式开启租房时代。

 

  方正证券分析师任泽平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二十余个省份(直辖市)出台“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细则,从供给、金融、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除政策铺垫外,住房租赁的具体落地也在铺开。1013日,武汉首次召开住房租赁企业与银行对接会,助推武汉住房租赁国家试点工作。会议透露,为给住房租赁市场各方提供统一标准和质量的服务,全市将建立融合政府监管、金融服务、企业供房和个人选房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级租房平台。

 

  此外,中国银联也宣布与沈阳市房产局签署住房租赁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提升老百姓租房、用房综合服务体验。与此同时,中国银联还正在积极加快与其他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合作进展,今年年内有望在12个试点城市全部实现服务开通。

 

  一线城市更是直接从土地入手,推动住房租赁执行。1011日,广州首宗全自持土地进行出让,地块要求整体确权不得出售,将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且出租对象需要政府同意。值得关注的是,地块要求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外汇管理的规定;在广州市范围内竞买商品住宅用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必须使用自有资金。

 

  北京方面,增加19宗住宅70年产权出租房用地的供应,将提供近2万套房源。上海方面,推出多宗低价“只租不售”地块,要求受让人应在出让年限内整体持有租赁住房物业并持续出租运营。深圳方面,不仅要求企业建设过程中进行配建不低于20%的自持租赁住房,并将收储100万套城中村房统一租赁。

 

发改委力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利好越来越多。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称,2018年将组织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1013日出席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时表示,将重点在加快产业培育、打造创新示范、强化环境支撑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革新瞬息万变,市场竞争尤为激烈,抢占产业制高点,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林念修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要全力支撑政府决策,聚力推动创新发展,助力实现协同共享,合力拓展产业空间,努力形成品牌效应。

 

  据介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指导,并由阿里巴巴、腾讯、百度、360集团在内的全国200余家相关企业机构共同发起组建。

 

  “国家资金直接支持投入建设,是发改委通知的重要看点之一。”国海证券分析师宝幼琛分析说,通知指出,根据公示结果批复资金申请报告,按照“成熟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原则,统筹安排国家补助资金并下达投资计划。

 

  “此次重大工程申报,重视质量超过数量。”宝幼琛说,发改委在通知中提到,统筹考虑重点工程的申报工作,避免面面俱到,严格控制项目数量,避免“小、散”,切实体现重大、突出重点,支撑数字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等工作的需要。

 

  记者注意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分4个类型工程申报,分别为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工程(深度学习智能芯片产业化、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平台建设及应用)、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高准确度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及应用、高灵敏度语音识别系统产业化及应用)、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工程、智能机器人研发与应用工程。

 

  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决策层已经明确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思路,一方面加快人工智能支撑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这其中包括在制造、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全、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相关专家说。

 

  记者另悉,科技部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转化的建议方案。

 

五部委发文促进储能产业与技术发展

 

  我国储能产业发展迎来重大利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五部委11日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从产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政策支持领域和方式等几个方面为储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储能战略定位,提出了未来10年我国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第二阶段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指导意见》部署了促进储能发展的五大重点任务,即推进储能技术装备研发示范、推进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应用示范、推进储能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稳定性应用示范、推进储能提升用能智能化水平应用示范和推进储能多元化应用支撑能源互联网应用示范。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张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指导意见》是确保储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性纲要和政策,对推动我国储能产业走向规模化生产、完善健全产业链条、建立商业化应用模式、形成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占领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在张静看来,尽管储能技术,特别是储电技术已经逐步进入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的阶段。但目前在储能的主要应用领域中,仍未建立成熟、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储能商业化发展“最后一公里”的突破需要政策支持,而政策的制定则要依据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和对项目运营状况的跟踪和分析。

 

  《指导意见》着重强调了储能的市场化发展,包括探索建立储能规模化发展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以及推动储能发展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能源互联网产业发展相结合。

 

  “抓住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为储能参与电力系统运行、能源互联网建设建立长效的市场机制才是推动产业发展,保证产业竞争力和活力的最佳方式。”张静表示。

 

  她说,现阶段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现行的电力市场难以对储能应用所实现的价值进行量化,储能在市场中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其作为商品的属性。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储能应用场景来说,确立储能的参与身份是第一步,制定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则更为重要。

 

  另据了解,辽宁大连、江西宜春、河北邯郸、北京等地近期都已出台支持储能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的引导性政策,部分省份也在研究直接针对储能技术应用的资金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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