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8月16日第14期总第1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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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成立

 

  729日,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在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正式成立。

 

  据了解,中国-东盟中心、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区域中心、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于2014年在第七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共同提出“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的倡议”。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是友好近邻,双方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过两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成立‘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将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提供很多机遇。

 

  “联盟成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合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共建联合育人新模式”,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说,“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鼓励合作,与东盟在学生互换、师资培训、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加多特提出,职教合作联盟是一个长效机制,是可以让双方受益的一个机构,希望更多新技术,新的IT系统为学生和老师提供更好的服务。

 

  “希望可以借此平台,就学生交流项目、在线培训项目等方面与中国有更多合作”,加多特说。

 

天津滨海新区提升现代职业教育 服务新区产业升级

 

  记者88日从天津滨海新区了解到,今年新区打造现代职业教育,引入京津冀区域合作项目,计划在中新生态城和临港分别建立民办中职学校和混合所有制高职学院,服务滨海新区产业升级。

 

  为了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天津滨海新区积极推进与工信部电子信息发展研究院合作项目,先后与赛迪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开源软件联盟、北京赛普信科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六轮合作洽谈,双方就合作建设赛迪滨海开源学院、赛迪滨海智能制造培训中心、中美英区块链产学研联合基地等事项达成了合作意向。

 

  同时,天津滨海新区还启动了职业院校“大师工坊”建设项目,将建立滨海职业学院现代艺术设计、滨海中专数控加工技术和塘沽一职专机械电子等3个“大师工坊”,计划年内建设完成。另外,依托中石油和中石化中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发挥企业资源优势,校企合作,尝试在中亚五国选址,计划建设“鲁班工坊”,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并在职业院校建设了焊接技术、国际报关与货运等4个紧缺型人才培养基地,服务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天津自贸试验区发展需求。

 

  此外,天津滨海新区还将建立面向市场多元化办学体制,鼓励和引进民办职业教育,与国内外知名教育集团合作,计划在中新生态城和临港经济区建设一所民办中职学校和一所混合所有制的高职学院,将进一步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地区产业结构相适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据介绍,为了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创业,新区组织职业院校充分利用现有校舍,建立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免费为学生提供场地、网络、水电等条件支持,同时帮助自主创业的学生注册公司,开展业务运营,并组织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培训、创业实践指导,扶持创业项目孵化,为学生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新疆:启动优质高职学校建设计划

 

  日前,新疆出台优质高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实施方案,将重点支持对接产业紧密、产教融合度高、专业特色鲜明、办学优势明显的职业学校率先争创。

 

  据了解,新疆规划到2020年,建设68所“办学定位准确、产教融合深入、专业特色明显、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水平领先”的自治区级优质高等职业学校,力争23所跻身全国优质高等职业学校行列,建成若干个高水平专业,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自治区职业教育国内外影响力、竞争力和服务国家战略、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能力。

 

  新疆决定从高水平学校及高水平骨干专业(群)两个层面开展建设,同时加强学校治理能力、高水平教师队伍、社会服务能力、国际合作与交流、学校办学基础条件提升等方面建设。深化学分制改革,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以行业企业标准来制定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

 

河南:不出省就能享受德国职业教育资源

 

  727日上午,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等8所技师学院分别与德国有关机构在自动化电气、精密仪器电气等10个专业领域签署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河南省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此次合作将采用开设中德合作班试点的联合培养模式,按照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培养标准,在河南省选定的8所技师学院的10个专业中,开展职业教育合作。通过引进德国职业标准,帮助合作的技师学院提升办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并通过引入德国职业培训IHK证书(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体系),检验培养效果,从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满足河南省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河南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打造河南人力资源新优势。

 

  目前,合作期初步确定为7年。第一阶段,合作院校将选派优秀师资赴德国研修学习,邀请德方专家来豫指导教学的国际化合作,培养师资(培养期为4年),并同步开展中德合作班试点教学,培养学员。第二阶段将引入德国职业教育考核鉴定标准,在河南省部分技师学院设立IHK考试鉴定(河南)中心,承担考核、评价、鉴定职能。如学员顺利通过各类考试,可同时获得中国的职业资格证书(预备技师)、技师学院毕业证以及德国的IHK职业资格证书,实现高质量就业。最终将德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教学方法在河南省技工教育体系中推广应用。

 

  据介绍,在人才优先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自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底,河南省共有技工院校149所,专业涵盖机械、煤炭、纺织、化工、医药、商业、铁路、交通、水利等20多个行业,在校生规模达到26.7万人,年招生数、在校生人数稳居全国前三名,为社会和企业输送了大量技能人才。2009年以来,已有6100多名优秀技能人才荣获市级以上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另外,截至2016年底,河南省技能劳动者总量达626.4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69.27万人,占到技能人才总量的27.02%

 

  在签约现场,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还与德国莱比锡工商联合会、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下一步,河南省还将在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www.ha.hrss.gov.cn/)快捷通道栏目中开通技工院校报名通道,帮助更多优秀学子走上技能成才道路。

 


   
陈宝生实地检查指导标杆高校巡视整改工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巡视整改督查的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党组统一部署,82日至4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中管高校巡视整改工作指导小组组长陈宝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4所高校实地检查指导巡视整改工作。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魏大鹏汇报了巡视整改的总体情况和重点问题的整改情况。

 

  陈宝生肯定了4所高校巡视整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对下一步巡视整改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要求。他强调,各高校党委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成为巡视整改标杆”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标杆要求上来,从“四个意识”看忠诚、从“四个自信”看坚定、从“四个全面”看自觉、从“四个服务”看使命,把巡视整改作为铸魂工程、强身工程、清洁工程、筑基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成为巡视整改的标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标杆。

 

  陈宝生指出,巡视整改不是过坎是爬坡,不是过关是考验,不是挑刺是挑战,要按标杆要求改、以上率下改、举一反三改、深挖根源改、落细落小改、动真碰硬改,从“七个字”上狠下功夫。一是始终如一突出一个“严”字。要标准从严、纪律从严、要求从严,书记校长要以上率下、分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全面从严的工作布局和责任链条。二是整改措施突出一个“深”字。要深入分析原因,把因果链条搞清楚,抓住巡视整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高质量解决问题。三是巡视成果突出一个“实”字。巡视整改是不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不能看口号,而要看实效,要逐项求实效。四是全方位突出一个“细”字。要在落细落小上下功夫,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不能大而化之,不能走过场、流于形式。五是制度建设突出一个“紧”字。要从责任制着手,从具体岗位抓起,把制度的笼子织紧织密。六是解决问题突出一个“准”字。要依法依规依政策,分析原因要准,认定事实要准,确定责任要准,处理依据要准,做到精准整改。七是整改任务突出一个“长”字。要抓长抓常,长期抓,抓常态,不断推进标杆建设。

 

  陈宝生要求,各高校党委要充分发挥标杆高校示范引领作用,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方面做出表率,在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方面做出表率,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做出表率,在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出表率,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双一流”建设方面做出表率,以巡视整改和标杆建设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管高校巡视整改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王立英出席座谈会。教育部有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4所高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巡视整改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参加座谈会。

 

教育部:将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将向用人主体放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作为今年工作要点之一。

 

  《工作要点》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高校依法自主管理岗位设置,落实高校人员聘用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充分激发人才活力,建立符合教育人才特点的评价机制。

 

  另据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高校要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宁夏推进教育精准扶贫 遴选9所高校定点帮扶贫困县区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并制定全区2017年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宁夏将完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信息库,建立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库,将贫困家庭中正在接受教育的各学段学生进行全面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动态管理。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资助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因情施策,确保其获得有效资助,完成学业;建立“两后生”信息库,各县区将做好初、高中毕业生摸底工作,建立本地初中毕业生未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未升入大学学生名册并采取积极措施,因人施策,引导其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到中职学校免费接受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并优先保障“两后生”在就业前景好、待遇优的专业就读。

 

  同时,宁夏鼓励和支持中、高等职业院校面向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建立普通高校定点帮扶机制,遴选区内9所公办普通高校定点帮扶贫困县区,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优势、科技优势和智力优势,为贫困地区在人才培训、区域规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帮助与服务。

 

江西停招高校专业点200余个

 

  记者日前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2017年,江西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70个,较2016年下降近一半,其中80%的专业为地方新经济发展所需。近两年来,江西已有28所高校主动停办、停招专业点200余个,规模和力度均达历史之最。

 

  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2016年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结果,35所普通本科高校的62种本科专业参与了评价。专业综合评价4年为一个周期,首轮评价于2015年启动,目前已公布了两期共69种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结果。由于部分参评专业布点较少,将同一专业类下不同种专业按照专业类别进行评价。专业布点不足的专业,通过研究专业共性,按照专业类进行评价,按专业分别公布结果。

 

  江西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表示,通过专业综合评价,促使江西省高校主动对现有专业进行调整,实行优胜劣汰,集中优质资源举办优势专业,保证专业办学水平和质量。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教育厅将进一步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加大对评价结果的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各高校进行专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遴选和建设优势特色专业、调节招生计划等的重要依据;积极引导各高校依据评价结果,停招或撤销重复设置、办学水平低、就业质量差的部分专业点,加大对优势特色专业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引导高校积极面向“十三五”时期江西省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设社会短缺或市场需求量较大相关专业,从增量方面进一步优化全省本科专业结构。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付达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理论与实践

 

  摘要:深化校企合作,推进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新技术支撑、教育供给侧改革需求和现有的校企合作资源等现实条件,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加快教育衔接互通,创新信息技术应用,构建线上线下多元协同平台,建立健全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制度,打造技术技能成果利益共同体,促进校企真正实现深度融合,进行协同技术创新,形成技能积累效应。

 

  关键词:校企协同,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现实条件,实现路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06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提出“校企合作,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使学校在校企合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显然,当时校企合作更多是作为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一种辅助手段,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校企合作已经明确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制度化列为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任务。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等六部委出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创新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机制,“推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联动,促进技术技能的积累与创新”。此时,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背景下,校企合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是作为职业教育推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校企合作已经从模式构建阶段进入到了纵深融合阶段,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将是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研究现状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表述,上世纪90年代即已见于相关文献,当时仅仅作为一种组合词存在,究竟什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直到2010年《纲要》中才有较为权威的内涵界定:“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则进一步充实这一内涵: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因为国家政策文本表述,使得2010年之后国内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文献激增,在中国知网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得3 129篇文献(检索日期2016216日),其中2010年前每年不足30篇,201031篇,2011年即激增到114篇,2012312篇,2013516篇,2014990篇,2015991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必将成为未来“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的基础性任务。

 

  (二)校企协同

 

  校企协同是指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通过某些要素与信息的相互联系作用,加强教育合作的教育模式。校企协同包含了多元主体的协同,主要有校内、校企、校际等主体的合作,其在当今教育发展中得到了重视。校企协同其实质是更广更深的校企合作,学界对校企协同的研究属于最近几年的事情,在中国知网以“校企协同”为主题关键词,仅得文献576篇,最早一篇发表于2006年(检索日期:2016216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角度探讨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模式(李耀麟,2011;冯锦敏,2013;戴浩,2014;卢立伟、周晓琳,2015);(2)从技术经济学、科学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等角度探讨高校校企协同创新机制(许霆,2012;李恒、李佳凤,2013;袁颖,2014;王文亮,2015);(3)基于校企协同研究教育管理、企业管理、区域经济、就业与劳动保障等领域的问题(孙兵,2010;马志强、李钊、朱永跃,2012;周劲松,2013;谢莹、洪林,2014;张登辉,等,2015)。分析已有的文献发现,在2014年之前,校企协同更多的是以“校企协同创新”的形式出现,理论上更多维度地关注于普通高校的校企协同创新,对于职业教育领域内的校企协同,则多从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层面分析,随着2014年《规划》的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协同作为国家政策出台,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协同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迅速增加。这些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观点上存在一致性:即校企协同是创新的重要形式,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乃至区域发展创新的一种有效形式。

 

  (三)技术技能积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文献十分丰富,基本上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技能积累”则是近几年来一个较为新颖的提法。通过中国知网以“技能积累”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仅得文献218篇(检索日期:2016216日)。且大部分属于“积累技能”等经验性探讨,如某一门课程在教学上对学生技能积累训练。或相关的新闻报道等,真正理论上的研究不到20篇,且基本上是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探讨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转化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振华,20072009;艾明晓,2010;宋朝霞,2013)。而在职业教育领域内探讨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在2014年《规划》出台之前,尚无相关专业论文。2014年之后,仅有从云飞、王秦等少数职业院校教育一线工作的教师从职业院校的实际问题出发,提出了若干技能积累的对策建议。可见,理论上,从职业教育角度探究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尚是一个新的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校企协同还是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对于职业教育来讲,都是新概念,但《规划》显然从国家政策层面将三者进行了统一。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战略目标驱动下,加强校企协同,形成新的方法路径,进行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对于职业教育的升级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现实条件

 

  (一)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与新技术支撑

 

  一方面,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引领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强调:“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新企业、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兴产业急需一批创业创新与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职业院校作为人才供给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趋势下,必将面临更多的校企协同创业、技术创新与技能积累需求。加之“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国家战略举措,未来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更急更多,同时,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要求更高,这为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提供了根本动力与基础保障。201510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提出了“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服务‘中国制造2025’、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等多项具体任务,为职业教育特别校企协同指明了方向。20162月,刚刚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号)提出:“通过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众创空间,吸引更多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型创新创业,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效集成,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则从政策上为校企协同技术创新提供了建议对策。

 

  另一方面,新技术及其国家技术行动支撑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国家先后提出“互联网+”行动与大数据发展行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指出“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将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鼓励传统产业树立互联网思维,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以融合促创新”。教育是适应信息技术最快的行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涌现,使得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在传统框架下有了新的突破,依托新的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思维,架构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校企资源共享平台,为校企协同提供了更为畅通便捷的渠道,为其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探索发挥大数据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并强调“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创新发展和信息消费扩大,探索形成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换句话说,职业院将可以依托大数据与企业进行技术技能积累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

 

  (二)教育供给侧改革需求与现有的校企合作资源支持

 

  一方面,教育必须适应国家经济供给侧改革,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需求迫切,校企协同技术技能积累是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201511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职业教育理应适应国家经济发展要求,适时进行供给侧改革。从供给侧看,当前职业教育存在两大问题:(1)职业教育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结构不尽合理,尽管我国职业院校过万,专业过千,但是职业院校在专业布局上往往具有随意性和跟风性,专业设置跟不上市场需求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千校一面”、专业雷同与教育资源结构性浪费现象严重,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2)职业教育内涵质量不够,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成才需求与企业个性化发展需求,企业发展日新月异,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新职业新岗位层出不穷,难以招得上用得上的人才,而学校办学模式较为僵化,专业在细分过程中缺乏交叉融合渠道,学生跨专业学习成为难点,个性化发展得不到满足,无法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具体反应到校企合作层面,则表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校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推进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是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无论学校还是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校企合作资源。(1)校企合作意识不断加强,校企合作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办学的基本方向,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学生对校企合作这一模式基本取得了一致认可。企业的校企合作意愿也逐步增强。(2)校企合作框架基本形成。目前,校企合作涉及双方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建设、实训资源建设等多个方面,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如订单培养、顶岗实习、校企联席会、职教集团等,还催生了一些专门从事校企合作的中介与中间产业,一些地方更是出台了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3)取得了一些相应校企合作成果。特别是随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等项目工程的实施,校企合作成为职业院校办学关键任务,一些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教育部还出台了《关于征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案例的函》(教职成司函〔2012155号),征集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包括“校企合作促进企业和地方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地方政府出台校企合作相关政策,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案例”、“校企双方合作进行科研产品转化的典型案例”等。这些都为新时期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提供了经验支持与基础保障。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实现路径

 

  (一)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加快教育衔接互通

 

  如何适应产业发展需求进而针对性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永恒的命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即国家从宏观层面对职业教育结构进行调适,包括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以“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等。作为办学主体的职业院校,则需从自身内部的结构化失衡方面入手,推进结构优化,打通内外壁垒,建立衔接互通机制。

 

  1.优化办学主体结构。《规划》强调“建立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发挥办学主体作用,公办和民办职业院校共同发展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实际上,企业举办职业院校,学校资源必将成为企业内部资源,校企协同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极大促进技术技能高度共享与快速积累。推进多元办学主体协调共进,是打破创新壁垒、促进协同创新与技能积累的基本路径。

 

  2.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根据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和人力资源需求情况,优化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在此基础上,适时调整专业布局,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进而优化课程体系设置,不断提高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的契合度。

 

  3.改变内部管理架构。逐步扩大院校自身办学自主权,不断完善其内部管理架构,在职业院校学校章程背景下,细化治理颗粒,改变传统的以院系为单位进行行政管理,代之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资源管理,将经费、师资、设备等软硬件教育资源聚集于专业,由校企联合成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实行专业负责人制,推进“教授治学”、“学生参与管理”,形成多元协同的专业教育资源管理服务体系。

 

  (二)创新信息技术应用,构建线上线下多元协同平台

 

  信息技术是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支撑。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其核心是通过信息技术打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沟通障碍,线上资源共享线下技术创新技能积累的良好局面。

 

  一方面,立足已有的信息技术平台,充分发挥三网融合优势,升级传统孤立的校本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模式,创新电视专题教育、移动学习、慕课、微课等资源形式,构建政府、企业行业、职业院校多元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将企业业务流程、工作任务、管理思想、乃至科技成果渗透至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应用之中,并通过电脑、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推广,促进学校的专业教学资源与企业的技术资源、技能资源对接互动。

 

  另一方面,顺应“互联网+”与大数据发展趋势,构建人才与项目网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职业院校、企业行业以及研究机构建立公共账号,免费发布教育教学、科技创新、技能服务以及各类培训等业务层的项目供需信息,并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学校企业个性化信息服务定制、校企信息资源匹配服务,共享职业院校骨干教师、企业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资源,促进人才按需自由流动。进而校企双方各自通过识别自身能力与机遇的匹配关系来拓展创新合作领域,推进业务沟通与合作实践。

 

  (三)建立健全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制度,打造技术技能成果利益共同体

 

  关于技术技能积累创新,从职业院校这一端来讲,主要是意识淡薄动力不足,此外,由于获取技术技能成果资源有限,积累创新即便有心也是无力。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意识,加强产出合作和利益共享,为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提供资源内容支持。

 

  宏观上,从政府层面架构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政策法规,从院校企业层面建立技术技能积累制度体系,并在专业层面进行执行落实。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其核心是深化校企合作,关键在于校企协同。相对于职业院校和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主导作用更为明显,政府出台并通过各类媒体资源宣传政策法规,推动校企深度融合,夯实校企协同基础,促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先行先试了。2015年,江西,广西,宁波、沈阳等地市纷纷出台地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如《江西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规定:“规模以上企业接收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岗位数应不少于企业技术岗位数10%,接收职业院校教师顶岗实践数不低于在职员工数的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资金,大力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资助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联合设立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技术和产品研发中心、创业孵化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实验室或生产车间等校企合作项目”、“对职业院校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攻关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给予资助或奖励”等。从中可以发现,政策既有引导激励作用,也有强制作用,通过资金统筹对校企双方给予了压力与动力。

 

  微观上,从学校和企业层面创新校企技术技能积累制度践行模式,推进技术技能成果转化与应用,实现互惠共赢。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度,终究需要在职业院校和企业层面执行,特别需要企业的支持。长期以来,企业端对于校企合作意愿不够动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在合作中未能获得预期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企业主动型,以专业为单位,建立校企专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实践;建立校企专业技能资源中心,将技能人才资源、技能学习资源、技能产品资源共享共用、优化创新,形成技能积累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实施知识产权共享,推进企业产出(产品、服务)进课堂,师生(作品、服务)进车间,促使校企协同技术创新技能积累成为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力量,进而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反过来促进进一步的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形成良性互动。

 

  总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既是职业教育深化校企合作、促进改革创新的内容和任务,也是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升级的策略与方法。职业教育能否满足利益相关群体的各种需求,是决定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能否最大地获得各种社会资源支持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只有打破传统闭门造车的思想桎梏,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校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技能积累,才能不断契合国家产业升级和市场需求侧的诉求,精准有效地为其利益相关主体提供合格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进而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

 


   
困境与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塑之路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面临功利化、趋同化、浅表化等文化困境;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要走出困境,应当从坚守文化传统的信念、融合异质文化的态度、萌发文化创新的担当三个维度树立文化自信;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自塑,应该厘清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一体两翼”的属性,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进行系统构建。在构建过程中,应重视传承创新的构建语境;参照双向多层的构建维度;依靠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主体;遵循五大发展理念的构建原理。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文化共同体,五大发展理念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职业院校‘三融’文化研究”(编号:XJK016ADY001),主持人:蔡海鹏;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重点课题“文化生态视阈下高等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研究与实践”(编号:YB1601),主持人:张艳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确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文化建设不仅关系人民精神家园的筑建,更决定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理应自觉承担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使命,彰显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自信;通过文化自塑,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涅槃重生。

 

  一、文化自发: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现实之困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型,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的困境日益凸显。

 

  (一)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功利化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出现了办学功利化的倾向,过度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内容、以就业为标准,高等职业教育异化为“技术+就业”教育,突出地表现为:以科学技术教育基本取代人文教育,以单一专业教育基本取代人格整体教育。这种功利化倾向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泛滥开来,也就催生了各种愈演愈烈的教育怪状:有的院校热衷于短期项目的突击建设,忽视了院校长期内涵发展;有的教师将工作重心放在写论文、评职称而忽视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有的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职业资格考试,漠视人文素养的养成。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呈现关注现实利益忽视理想追求;关注一己得失忽视社会责任的功利化倾向。

 

  (二)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趋同化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步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高等职业教育相较于拥有众多“百年学府”的本科教育而言,明显文化底蕴不足。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还处于在内涵文化与外延文化中找寻自我,在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中探寻特性,逐渐形成初具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文化认知的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同化倾向:一是简单复制本科高校文化,缺乏具有鲜明个性的办学理念。二是生搬硬套企业文化,缺少提升甚至引领企业文化发展的设计与担当。高等职业教育缺少对自身文化发展的思考、谋划和构建,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文化品格。过分模仿和借鉴他人,也就注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本科高校文化、企业文化趋同化,缺失自我文化。

 

  (三)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浅表化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建设仍停留在“泛校园文化建设”层面,没有渗透到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层面。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战略模糊。高职院校对于全方位系统培育共同价值观、院校精神认识不够,没有从顶层设计层面谋划学院文化发展,导致各高职院文化个性缺失、办学理念雷同、发展模式趋同。二是文化认识偏差。高职院校文化发展实践中过分注重物质文化,缺少精神支撑和理念引导;过于追求显性成果,忽视隐性文化积淀和深层内涵提升;偏重迎合社会需求,忽略凝聚师生共识,内化师生行为自觉。整体而言,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呈现空泛、散乱的浅表化特点,亟待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和系统构建。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面临的多重困境,说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仍处于自发阶段,远远滞后于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需要,文化引领作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迫切需要突破困境,实现涅槃重生。

 

  二、文化自信: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应然之选

 

  “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要走出困境,必须树立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也必须彰显文化自信。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信包含三个向度:坚守文化传统的信念、融合异质文化的态度、萌发文化创新的担当。

 

  (一)自信之本:坚守文化传统的信念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作为具有职业文化内涵和特征的大学文化,必然根植于博大深厚、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自信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及对传统文化创新的坚定信念。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指明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诚实守信”的孔孟之道奠定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石;《周易》提出的“自强不息”为弘扬职业精神提供了源动力、墨家强调的“亲知”为突出职业实践夯实了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以人为本、和谐包容”思想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终极要求;法家思想中“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时代强音,更是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创新发展指引了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奠基于广袤的中国传统文化厚土之上,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精髓,也就有了自信的根本。

 

  (二)自信之基:融合异质文化的态度

 

  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给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以丰厚的滋养,也培育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兼容并包的气度。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总跟其它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而言,这种文化的交集则更广泛。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区域经济文化、大学文化、职业文化、工业技术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等众多文化种类,甚至还从国外职业教育文化渊源中吸取营养。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它对各种异质文化由模仿借鉴到融合创新的过程。值得强调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度,并非对各种异质文化的“简单嫁接”,它更侧重于文化的“吐故纳新”,即在汲取异质文化养分的基础上,逐渐培育、积淀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空间,也奠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信的基石。

 

  (三)自信之源:萌发文化创新的担当

 

  高等教育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同样肩负整个社会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创新的重任。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创新需关注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关注文化间性,弘扬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精神。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不仅要关注各种异质文化在际遇时对自身的影响与作用,更应该弘扬以“经世致用、精益求精、严谨求实、合作创新”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精神,充分发掘文化创新的重点领域。二是关注文化育人,培育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指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育人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学生,而应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以培育更庞大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只有更多社会大众认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及其价值观,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创新才具有主体支撑。

 

  三、文化自塑: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超越之路

 

  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正经历着深层次的文化革新。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由自发阶段开始走向初步的文化自信,通过系统构建,进行文化自塑,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涅槃重生的必然选择。

 

  (一)内涵厘定: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塑的前提基础

 

  一直以来,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文化积淀不够,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顶着大学文化的光环,却被大学文化掩盖,与校园文化混淆。究其原因,主要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界定不清。廓清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概念与内涵,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塑的前提基础。

 

  1.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大学文化。所谓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乃是具有大学文化精神和品位的职业教育文化,也可以说是具有职业文化内涵和特征的大学文化。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是从属于大学文化的教育类型文化。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重;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的统一;包容精神与批判精神的整合;创新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协调。”这些都在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中有所彰显。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又是与学术教育类大学文化相区别的职业技术教育类大学文化。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具有技术文化的内核,也必然与主打学科文化的学术类大学文化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技术文化的介入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精神强调“经世致用、精益求精、严谨求实、合作创新”,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设计以工作体系为主线。从文化属性上看,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兼具大学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双重属性,大学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灵魂,技术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特色。大学文化与技术文化如同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双翼”,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提供源动力。

1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一体两翼”属性图

  2.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校园文化。一直以来,由于学界研究比较多的是校园文化,所以也曾出现不少学者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相混淆的情况。实际上,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偏重于强调校园文化活动氛围,而校园文化活动只是高职院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不是高职院校文化的全部。换而言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只是“高职院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每所高职院校在长期的高等职业教育实践中,都会积淀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现其不同的文化品性和风格,即每所高等职业院校都有体现其文化特性和创新力的“高职院校文化”。“高职院校文化”也有别于“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是产生于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教育类型的文化。它反映和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个领域,是每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都必须围绕和体现的文化共性。如果说“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是宏观概念,是系统文化,那么“高职院校文化”则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下位概念,是中观层面的概念,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则是“高职院校文化”的下位概念,属于系统文化中微观层面的概念。

 

  (二)系统构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塑的路径选择

 

  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自塑是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它需要通过自我思考,进行系统建构;需要通过自我塑造,积淀文化重生。

 

  1.系统构建的语境:传承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系统构建的语境体现为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文化传承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传承中国传统的技能文化,比如有各地地域特点的烹饪技艺、陶瓷工艺、雕刻手艺、刺绣技法等。二是传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学过程中积淀的精神文化。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大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依托一定行业背景的“大专”、“中专”演变而来。各高职院校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其精神文化的积淀必然呈现一定的共性,比如对职业教育的坚持、对行业发展的自豪、对技术工艺的追求、对创新创业的热忱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技能文化和精神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塑的基石。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系统构建的语境必然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语境:首先,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系统构建的创新语境依赖于对各种异质文化的借鉴和吸纳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必然要学习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行业文化、大学文化、区域文化等众多文化精华,在借鉴吸纳的基础上创新自身文化。其次,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系统构建的创新语境源自于对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科学把握。高等职业教育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以内涵建设为抓手,打造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自我发展、持续发展机制。

 

  2.系统构建的维度:双向多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倚仗于高职院校文化实践集中体现;各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又依赖于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指引方向。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构建与高职院校文化发展必然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构建需要从高职院校文化发展中积累素材,沉淀、涵养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性。高职院校文化需要在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形成中厘清方向,培育、凸显院校文化个性。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应该是涵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多个文化层次的集合体。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构建也应该围绕这四个层次展开:物质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基础,其构建的关键是通过学校办学条件、硬件设施、人文景观、师资队伍等物质载体集中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有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色。精神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核心,其构建的难点是彰显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不变信仰,形成对职业价值追求的普遍认同,内化对工匠精神的不懈追求。制度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保证,其构建的重点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现制度文化的创新。行为文化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外显,其构建的标准是形成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目标、彰显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品位、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精神风貌的行为文化准则或规范。

 

  3.系统构建的主体: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构建系统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依赖于“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创新。这里所称的“共同体”不是个体简单的聚合,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交织并不断加固、高度认同的有机组织,是物质上共生、精神上共意的统一体。共同体的品质和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属性奠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有其独特性:(1)共同的职业价值认同。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而得以维系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都以职业价值实现为不懈追求,以工匠精神传承为自身使命。(2)相同的教育信仰追求。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成员都认同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向,坚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不变信仰,具有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高度自信。(3)开放的文化融合设计。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能不断汲取、借鉴、兼融各种文化之精髓,设计系统的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4)趋同的社会责任担当。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沉淀,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形成了其成员独特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达成了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价值认同,承载共同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过程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共同体不断自我建构、文化创新的过程。

 

  4.系统构建的原理: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明确指出要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十三五”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对我国各项工作(包括文化建设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系统构建也必然遵循五大发展理念指引。(1)以创新理念凸显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特点。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与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不同的组织使命、运作模式、发展目标。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构建要将以人为本、能力本位、服务发展、工学结合等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精神要义作为文化创新的突破口。(2)以协调理念统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内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构建要统筹兼顾,通过顶层文化设计做好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协调。(3)以绿色理念引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价值。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归根到底是育人为本的文化,教育性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价值追求是关注人的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出绿色发展的终极追求。(4)以开放理念奠定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基石。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是个开放的文化体系。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建构过程就是一个融合多种文化的过程,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区域文化、大学文化、技术文化、传统文化等异质文化的兼容、借鉴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基石。(5)以共享理念拓展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视野。纵观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以其务实的职业教育体系、人本的职业教育理念、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和职业教育法规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的潮流[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构建应该顺应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借鉴各国成功经验。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应该尽快摆脱现实困境,逐步建立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体系。

 

(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 张艳芳)

 

学习神经科学视域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公平发展

 

  摘要:学习神经科学是以人类大脑学习的内在机制为研究对象,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探索人脑学习规律、揭示人脑学习奥秘、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的一门新兴学科。传统论域下的职业教育囿于“固性”“共性”“物性”和“理性”,从而忽视了应有的“弹性”“个性”“人性”与“感性”,致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诸多偏狭的认识,受到极不公正之待遇。学习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职业教育的改革唯有构筑终身化的现代职教体系,树立多元化的学生观念,创设可视化的教学情境,施以情感化的人文关怀,才能实现其科学、公平、有效的发展。

 

  关键词:学习神经科学,职业教育,公平性,改革创新

 

  自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始,我国学校式的职业教育迄今已历经一个半世纪,从200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12]16号)算起,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历程也近15载。职业教育的公平发展是整个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从社会资源分配等大视野下审视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公平发展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学习者个体身心发展视角和人类学习的脑机制方面来研究职业教育未来走向的文献却鲜有涉及。人脑作为控制身体感官的主要部位,是进行高级认知活动的场所,始终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者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对象。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门试图整合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理学角度探索大脑认知与知识习得以及教育教学之间关系的学科逐渐独立出来,但是该学科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在我国通常的提法是“教育神经科学”,这也是国际上使用较为普遍的称谓,最早由肖尔和莫斯基于1978年在其合著的《教育与脑》一书中提出。本文立足于学习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学习者身心成长和大脑认知神经的发育规律为视角,审视传统学习理论视野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将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提出在学习神经科学启迪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指向。

 

  一、学习神经科学的诞生与发展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们对自己大脑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学习神经科学却仅有十多年的时间,从脑功能定位和神经科学的产生到今天学习神经科学的独立也才不到半个世纪。尽管如此,目前该学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与学术认同,从其发展进程看,大致可分为思维萌芽、实证探索和学科独立三个阶段。

 

  (一)思维萌芽阶段

 

  人类对于自身大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外古圣先哲们最初都将心脏视为人思维情感的主导,例如,我国古书《黄帝内经·灵柩·客邪篇》中就载有“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在西方,师徒相承的古希腊三哲一直主张“灵魂论”,认为理性、智慧等美好的事物皆源自超脱肉体的“心灵”。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提出了脑是意识之源,人类的喜怒哀乐来自大脑,之后古罗马医生盖伦(Galen)也赞同脑是理性灵魂的器官,这是人类自我认知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逐步将主控人身体的器官从心脏转移到大脑。1632年,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发展了古希腊三哲的学说,并提出著名的“身心二元论”,但他认为,人的灵魂蕴藏于大脑的松果腺之中,并由此产生了意识和情感。但由于技术和伦理因素的局限,这一时期人们对大脑的认识也仅是日常经验的总结和医学观察的结果,停留在哲学思辨水平上,并没有对大脑展开专门的实证性研究。

 

  (二)实证探索阶段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进入了实证探索阶段。英国医生哈特莱(Hartley)于1749年提出感觉和记忆由神经刺激引起大脑振动而产生的假说。1796年,德国解剖学家加尔(F.J. Gall)和他的学生施普茨海姆(J.G. Spurzheim)创立了器官学和颅相学,通过对人颅骨的解剖和测量来分析个体心理特征,尽管这一假说后来被证实是伪科学,但却是人类脑科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而真正将心智、大脑与教育连接起来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等人根据苏联巴普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提出的“程序教学法”,该理论的创立在教育史和心理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神经系统分工假设、伯尔·马戎第法则(神经技能两分法)和大脑机能分区等学说相继出现。法国医生布洛卡(Paul Broca)和德国生理学家威尔尼克(Karl Wernicke)等通过对患有语言障碍病人的研究,先后证实了大脑的“语言中心”,即大家熟知的布洛卡区、威尔尼克区和角回,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左右脑分工理论和相应教育模式的产生,对人脑神经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如PETFMBIERPMEG等),人们对大脑的认知进一步深入,一门专注于研究人类大脑认知活动的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也由此独立出来。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充分肯定了人脑功能的多维性,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力理论,为之后的大脑研究和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为学习神经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学科独立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对大脑的研究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美国最先提出“脑的十年”计划,“欧洲脑的十年”委员会以及“国际脑研究联盟”也随之成立,标志着“脑科学时代”的到来。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学习科学与脑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汇集成《理解脑:走向新的学习科学》一书,促成了脑科学研究与教育之间的联结。200311月,在梵蒂冈科学院成立400周年庆祝会上商讨成立了“国际心智、大脑与教育协会”,标志着一门研究人类心智、大脑与学习、教育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正式诞生,各国也相继成立了与之有关的研究机构。我国也与21世纪初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地成立了专业的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首届教育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但是,该学科目前在国际上尚未有统一的名称,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机构也有各自的称谓。其中,国际心智、脑与教育协会称之为“神经教育学”,日本称“脑科学与教育”,美国布鲁克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命为“神经科学与教育”和“心智、脑与教育”,国际上使用较为普遍的则是“教育神经科学”。尽管目前在学科称谓上的叫法不同,但研究的主体内容一致,都是人脑认知神经与学习、教育间的关系。

 

  (四)学习神经科学的内涵

 

  如同其学科名称一样,学界对于该学科性质的界定也各有说辞。国外的学者较鲜于对一门学科下定义,仅认为其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专业,并融入了心理学、教育学和遗传学的相关内容。周加先在其著作中提出,“学习神经科学是将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发展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与技能进行深度整合,提出科学的教育理论,践行科学的教育实践的、具有独特话语体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从这个层面上看其属于一门基础学科,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而东南大学的韦钰院士则认为,“神经教育学是基于学习科学的研究,本身并不属于基础研究学科,而是新形成的基于实证性科学研究的教育学,是一门将基础研究创造的知识转化为应用教育实践的‘转化教育学’”,即该学科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科学,基于此,他认为,“神经教育学”一词更合乎对这个领域的描述。尽管目前学者们还存在一些争议,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学科必将迎来更大突破,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传统论域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审视

 

  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平性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职业教育外部的公平;二是职业教育内部的公平。前者是指在相同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及其学生能够受到与其他类型教育同等的待遇,是形式上的公平;后者是指职业教育开展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可以满足所有接受职业教育个体的内心需求,是内容上的公平。从褚宏启对教育公平的定义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公平是指所有人职业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基本平等与对个体发展差异性的尊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同等的待遇和社会认可。然而,传统论域下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诸多偏狭的认识,从而导致其改革困境重重、成效甚微,职业教育自身也难以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

 

  (一)教育体系囿于“固性”而忘乎“弹性”

 

  广义的教育体系指所有构成教育大系统的要素组合,狭义的教育体系则指各级各类教育构成的学制体系。首先,从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来看,其学制体系和办学方式都被局限于固有模式之中,灵活性和开放性不足。众所周知,我国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只延伸到专科层次,进入职业教育系统的学生很难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因此职业教育也被奉为“断头式”教育而饱受鄙夷。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2016年初,国家正式批复的第一所试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应用技术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在津揭牌成立。但受限于固有的政策体制,目前职业院校升级本科的通道狭小,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道路艰难,因此,我国职业教育要实现从专科“断头式”向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的“完型式”转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次,由于长期对职业教育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之我国多年实行国家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原存在于企业的职业教育日渐被职业学校所取代,部门行业办学也演变为政府办学、学校运作。然而,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固守学校模式、缺乏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难以完成为社会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历史使命,也难以实现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完善的教育体系和欠开放的办学模式使职业教育不能满足民众提升人力资本和接受终身教育的需要,故而深受“排挤”而地位低下。

 

  (二)教育评价注重“共性”而忽视“个性”

 

  对学生的评价贯穿于从招考入学到毕业就业的全过程,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然而现有的评价制度过多地强调了“共性”之处,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职业教育之中,而是整个教育界的通病,只是在职业教育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极不公平。一方面,在招考制度上,尽管“一考定终身”的情形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中考和高考仍是决定学生是继续接受普通教育还是选择职业教育的最主要评判标准。事实证明,个体发展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有的学生不擅长抽象思维,对概念性的理解是其弱势,但对形象事物却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卷面分数仅是学生学习结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作为评判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在职业教育的内部评价上,基于“共性”的评判方式往往过于注重学生最终的作品,从而忽视了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学生的成长过程。相同标准、同一规格是检测产品的重要方式,然而职业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具有灵活性、主体性、主动性等体态特征的鲜活生命,过于标准化的评价方式不利于突显生命体的个性特征,过于强调“共性”的评价方式又导致人们对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学习的学生产生偏见,职业教育本身也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三)教学内容强调“物性”而弱化“人性”

 

  从职业教育内部来看,现有的教学内容过于注重对学生“物性”的培养,忽视了最初“人性”的教化。尽管职业教育的办学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但在强调学生就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不应忽略“做人”的教育,如果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只是单一地指向工作岗位、指向物化的技术产品,其功利性色彩就会突显,进而脱离教育的本真。有研究者曾将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岗位技能等10多项指标做重要性排序调查,参与调查的企业中超过60%把“职业道德”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工作态度”,从这个调查结果中足以看出用人单位对于求职者人文素养的重视程度。但是,目前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作出如此评价:“做事”能力跟不上企业技术的更新速度,“做人’素养不符合企业用人的要求。这也是职教学生不受企业待见、校企合作壁垒重重的原因之一。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那么职业教育始终还是失败的“二流教育”,甚至还称不上为“教育”。同时也会导致人们对职业教育产生极大误解,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技能训练,致使职业教育多年来的发展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

 

  (四)教学方式关注“理性”而忽略“感性”

 

  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来看,尽管“教学做合一”“理实一体化”的课程形式近年来得以提倡和普及,然而真正落实起来却又受到场地、师资等颇多因素的制约。因此,缺乏真实“情境性”的课堂说教仍是目前职教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既不利于学生操作技能的形成亦无助于其德行的培养。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多数教师都会沿袭传统观念,采用“理性说教”的德育方式,旁征博引、高谈阔论,却不知“以情动人”才是关键。基于课本道德知识的教育旨在提升学生道德认知水平,但道德认知并不等同于道德品质的形成,只有当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合一才能说一个人道德的养成。并且,现在的学生个性越来越明显,简单的课堂说教不仅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学生反感,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每个人在道德发展水平上也存在差异,同一道德失范行为也许背后隐藏着多样的原因。所以,在缺乏交流和切身关怀的情形下难以深入了解学生的行为“动机”,从而也难以对学生做出有针对性的道德引导,致使职业学校德育效果“大打折扣”。忽视“感性”的教育也不利于职业教育学习者健全人格的形成。

 

  总体来看,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调整教育结构的切入点,是教育改革的战略突破口,亟待从一个全新而又科学的视角诠释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三、学习神经科学视域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学习神经科学强调回归人本身,试图从人类大脑中探索自身获取新知识的路径,揭示人脑学习的奥秘。在学习神经科学的启迪下,构筑终身化的职教体系,有助于职业教育结束其“断头教育”的阴影;树立多元化的学生观念,纠正视职业教育学习者为“问题学生”的误判;创设可视化的教学情境,实现不同特质学生的公平发展;施以情感化的人文关怀,全面提升职校学生的道德素养。

 

  (一)构筑终身化的现代职教体系

 

  学习神经科学的研究论者发现,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并且这种可塑性伴随着人的一生,只是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强弱不同。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终结其“断头教育”的阴影,努力成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贯穿于个人一生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即职业准备教育——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转业/再就业培训。为此,必须完善初、中、高三级教育相衔接的学校职业教育制度,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发展通道,建立兼具职前教育、就业指导、在职培训和再就业教育于一体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这既是学生个人成长发展的需要,也是技术革新、产业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为此,美国早在2005年就把“职业技术教育”(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更名为“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从学生终身发展的视角赋予职业教育新的内涵。另外,大脑的可塑性也要求职业教育对象的扩大化。职业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不仅仅是面向学龄阶段的青少年,而应面向在职业生涯过程中所有渴望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实现再就业的广大人群。构筑终身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助于人们修正职业教育观念,使职业教育受到与其他类型教育同等的待遇,从而实现其外部的公平发展。

 

  (二)树立多元化的学生认知观念

 

  在现实当中,职业院校的学生往往在学习能力、学习兴趣甚至是人际交往上表现得令人不太满意。传统观念认为这是由个体智力和学习态度所造成的。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不同个体的脑功能区域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并且每个功能区的发育也是不同步的。一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生长环境和童年经历的不同所造成,并不是因为个人天生的智力缺陷,因此,家长和教师应该从多元化的视角正确看待每一位孩子。由于脑功能区域结构的差异,每一个体所擅长的方面也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教师理性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家长也应该尊重孩子的身心特点,为他们选择适宜未来发展的职业道路。其次,由于控制感官活动的相应脑机制发育不同步,对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中的杏仁核在情绪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可以造成大脑神经中枢的“短路”,从而影响大脑整体功能的发挥,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来引起周围同学的关注。教师需要正确看待学生这种由心智不成熟而引发的“哗众取宠”行为,合理分析其中原因,适时加以引导。总之,学习神经科学的研究要求人们改变以往对职校学生单一的认识,树立多元化的学生认知观念,公正合理地评价每一位学生,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

 

  (三)创设可视化的课堂教学情境

 

  人的大脑可被粗略地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其通过胼胝体进行交流。德国神经科医生科比尼安·布洛德曼(Korbinian Brodmann)的研究发现,人脑皮层分为52个区,并且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神经病理学家谭(L.H. Tan)通过对有语言障碍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大脑皮层的研究发现,中英文学习方法的差异导致相同病症的人存在不同的脑功能障碍区,这说明不同知识的学习所调动的大脑功能区域有差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除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课与专业理论课教学外,还要对学生进行操作技能的教学。操作技能又称动作技能或运动技能,“它是指由一系列的外部动作以合理的程序组成的操作活动方式,菲茨和波斯纳将动作技能的形成过程分为认知、联系和自动化三个阶段。”由此可之,一个完整的操作技能习得需要激活大脑不同功能区的活动,不是仅通过外显的动作训练即可,还需要大脑内部机制的协调配合。因此,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时要善于创设可视化的教学情境,甚至可以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进行,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大脑各部分区域的活跃性。在教学过程中,有能力的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学习的脑机制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动作进行有效指导,从而帮助学生操作技能的内化。

 

  (四)施以情感化的道德人文关怀

 

  “任何学习不仅仅停留在动作和知识层面,情绪情感对学习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黄希庭研究发现,下丘脑、杏仁核、大脑皮层对情绪反应和在情绪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焦虑症、抑郁症等学习障碍多半是由情绪波动较大引起的。此外,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还表明,情绪与社会性信息在道德认知中还起着关键的基础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个人道德行为与其大脑中控制道德的神经机制、神经网络有关。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受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情感上的波动更大,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自信心不足。道德认知的脑机制研究强调了情绪在道德认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新的要求。首先,职业院校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创设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积极的心态,帮助学生自我控制和适时调节不良情绪,调动积极情绪在学习中的作用。其次,在平日的生活中要时刻关注学生情绪情感的变化,道德教育不是生硬的“理性说教”,更重要的是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理解学生的真实情感,重视道德情绪体验。最后,道德教育要注重“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结合,“刚柔并济”才能提高学校道德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综上讨论可以发现,尽管神经科学与职业教育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随着现在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两者间的对话也会愈加频繁。将神经科学领域对人类脑机制的研究成果恰当地应用于职业教育之中,有助于跳出传统思维去看待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职教改革发展中“固性”和“弹性”的矛盾;消除学生评价中“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对立;调节课程内容上“物性”与“人性”的失衡,调和教学方式上“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为职业教育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吴长汉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院长 曹晔)

 

新时期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正式发布以来,职业教育信息化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标志的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等重要任务,对职业教育信息化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从分析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入手,提出了未来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建议,以求在优质资源开发、深入应用、融合创新、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职业教育,资源库,融合创新

 

  一、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十二五”以来,尤其是《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正式发布,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技术培训、教学与管理应用等方面成效显著。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大幅改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信息化教学日渐普及,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信息化意识与能力普遍得到增强。职业教育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需求,在扩大资源覆盖面、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的应用典型,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职业教育信息化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业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注重硬件环境建设,不注重资源开发与应用

 

  广大职业学校普遍将服务器、网络设施、平台建设、多媒体教室等基础硬件环境建设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并将其作为评判信息化建设质量优劣的关键指标,而普遍忽视了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导致信息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教师和学生都难以体验到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职业学校课堂教学带来的改变。

 

  (二)注重信息技术引入,不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的融合

 

  当前,职业学校投入了大批资源,进行“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的教改,数字资源开发数量和网络课堂应用成了衡量一个专业、一所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但其是否能够契合职业教育教学规律,是否符合学生学习需求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没有完全基于学生学习规律、课堂教学规律、知识传递规律进行规划建设,不仅改善不了传统课堂教学效果,反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无趣、低效。

 

  (三)注重信息化教学与管理,不注重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

 

  片面地认为职业教育信息化就是要实现教育手段、教育过程的信息化,而忽视了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管理者的信息技术领导力的培养与提高,导致学生不能适应数字化的自主学习环境,教师不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管理者不具备对其学校信息化建设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的能力,使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得不到整体提升。

 

  (四)注重政府推动,不注重市场引入

 

  当前,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主要是以政府投入为主,通过项目制进行建设推动,政府在信息化建设的内容、标准、方向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通过项目建设,职业学校信息化硬件设施有了质的提升,但信息化建设时一个长期持续建设的过程,项目制周期短、不可持续等特性并不能直接推动职业学校信息化改革进程的深化,反而可能由于建设的急功近利,造成资源设备的浪费,难以发挥信息化在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与此相反,由于政府的垄断,市场的最新技术和服务却不能及时介入到信息化建设中来,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二、职业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技术的涌现正在不断加深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日趋明显,教育的信息化与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职业教育信息化在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信息化在优质资源开发、深入应用、融合创新、机制建设等方面急需进一步提升。

 

  (一)加快优质教学资源与服务平台开发

 

  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计划的启动和建设,带动了全国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截至目前,共有56个资源库立项建设,400多所高职学校参与项目建设,投入建设资金达3亿多元。资源库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在学校教学、社会服务、终身学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优质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可以此为抓手,在新时期按照“国家急需、全国一流”的要求,针对布点多、学生数量大、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立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开发技术标准,引导各地和各职业学校根据区域特点建设和完善省级、校级资源库,突出资源库“能学、辅教”的功能定位;遵循“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建设思路,开发优质教学资源;支持行业企业与职业学校共同建设面向社会服务的岗位技能标准库、人才需求信息库、职业培训库、企业信息库、创新创业案例库等开放资源;开展以虚拟仿真实训软件为重点的仿真训练平台建设,借助VR/AR、分布式虚拟现实、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基于职场环境与工作过程的实物介入式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实现职场认识、技能体验、教学演示、交互训练、技能考核等诸多技能训练环节的仿真教学,大力推进虚拟仿真教学。

 

  与此同时,加强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虚拟实训的一体化建设与应用,提供在线浏览、智能查询、资源推送、教学组课、在线组卷、手机APP应用等综合服务,使资源人人可用、时时可用、处处可用。

 

  (二)以融合创新推进应用深化

 

  借助网络学习空间,创新教学模式及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家校互动、网络研修、指导学生学习等活动;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预习、作业、自测、拓展阅读、网络选修课等学习活动,养成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自主服务的良好习惯;家长应用网络学习空间与学校、教师便捷沟通、互动,关注学生学习成长过程,有效引导学生科学使用空间;师生将技术、设备、工具的使用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利用技术、设备和工具探索、创设适应信息时代特点的新型教学环境。

 

  借助“互联网+”优势,打造以人为本的一站式网上办公服务平台,建设符合学校实际,覆盖教学、科研、学工、招生就业、资产、财务、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业务领域的应用模块;推动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为师生提供重大事项公开、网上议事、建言献策、思想表达等服务;推进平安校园、节能校园平台建设和应用,实现对校园安全、能源管理过程跟踪、精准监控和数据分析。积极探索统一开放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和应用,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学校决策提供依据、为学校内部质量保证、提升内部治理和社会服务能力提供支撑。

 

  利用多种渠道针对职业学校教学和管理需求举办信息化建设成果应用的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和现场应用推广研讨会议,将信息化建设成果应用到日常教学和管理中,加速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融合,推动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产品服务。将信息化建设应用成效作为职业学校办学评估的一条重要考核指标,将数字资源建设列入职业学校教科研课题,将信息化应用能力要求纳入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定条例,提高职业学校和教师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度和积极性。

 

  (三)全面提升信息化人才队伍素养

 

  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建立国家、地方、职业学校三级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养体系,广泛开展职业学校教师职前、职中相衔接的应用信息技术能力培训,采取多种方法和多种手段,帮助教师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教学大赛制度,国家与地方每年定期举办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提高教师参与面,实现竞赛成果开放、共享。

 

  提升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素养。进一步加强“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公共必修课教学,积极开设相关选修课,使学生能掌握常用信息终端及相关专业实训软件,学会利用仿真和模拟软件学习职业技能,利用信息工具收集、评价、选用有效信息,恰当运用数字资源和信息工具解决问题、管理项目,使用数字媒体和环境促进交流和协同工作,提高各专业学生通用信息技术职业能力、数字化学习能力和综合信息素养。

 

  提升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加强培训,更新观念,开展管理人员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和教育信息化领导力培训,增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和职业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意识,提升其信息化规划能力、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建立健全信息化管理工作的业务规范和考评机制,将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效果、信息化发展水平作为评估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的重要依据,将信息化领导力列入所有教育管理者的考核内容。

 

  增强专业化技术支撑队伍服务能力。重视信息化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持续开展教育信息化专业人员能力培训,培养一批具有较强能力的信息化人才。有效增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控能力,按照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要求,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防护方案,建立多层次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防护体系,按需配置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设备和软件,优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核心技术的软硬件产品,构建可信、可控、可查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防护环境。制订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权限,落实应急处置技术支撑队伍,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提高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四)完善职业学校信息化工作机制

 

  健全学校信息化工作组织机构,以适应信息化引发的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和业务流程带来的变革。建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总体规划、相关政策、实施方案,并监督检查信息化规划和方案的实施,处理信息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化办公室,处理日常业务。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由学校分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全面负责学校信息化工作,贯彻落实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各项决议。院校各业务部门根据需要设立信息员,配合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本部门信息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从整体上建立信息化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统筹规划、归口管理。制定学校信息化战略规划、信息化管理与激励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应用系统建设规范、教育信息化标准与规范、信息化岗位规范和信息化管理规章等信息化政策规范。建立信息化规划与建设机制、运维管理机制、安全保障机制、人员培训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研究与发展机制等信息化运行机制。

 

  (五)优化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环境

 

  继续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大幅提升信息化服务职业教育教学与管理的水平;优化网络架构,建设有线、无线一体化认证,高速、稳定、安全的校园网络;全面提升数据中心能力,实现计算、存储、带宽资源的动态分配;加强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教室、数据中心、数字媒体制作室、虚拟实训室等其他教育信息化硬件基础建设。制订职业学校数字校园分级评估模型,采取“政府引导、标准引领、项目示范、分步实施”的方式,推进职业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加强职业教育数字教学资源建设的顶层规划设计,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相关标准,优化国家公共教学资源和社会开发教学资源互为补充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大政策、资金、技术、人才向中西部职业学校倾斜力度,开展职教信息化建设发达地区与学校对薄弱地区与学校的帮扶与支援,缩小东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水平的差距,创造均衡发展的职教信息化发展环境。

 

  三、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实施保障

 

  (一)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政府、企业、职业学校、教师、学生都是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为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应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各方在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信息化建建设机制。国家制定宏观规划,加强政策指导,制定标准规范,提出发展目标与要求,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区域统筹,组织、推动、落实、监管教育信息化各项工作,职业学校深化信息技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中的应用,加大信息技术在专业教学中的比重,加强优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企业遵循政策法规,根据用户需求按照市场机制提供有偿服务。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建立教育信息化首席信息官(CIO)制度,由学校分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全面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明确职业教育信息化行政职能管理部门、业务应用推进部门、技术支持部门等各主体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格局中的责任与义务,建立职业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安全问责机制,确保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多方参与、多元投入

 

  各级政府加强对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支持,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信息化整体规划,明确职业教育信息化经费在生均公用经费、教育附加费中的支出比例,形成职业教育信息化经费的日常性、针对性投入机制,切实落实国家关于生均公用经费可用于购买信息化服务的政策。中央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力度,引导地方加强对农村、边远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经费支持力度,通过建立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经济发达地区帮扶等方式,促进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鼓励社会资本以成立基金、校企合作或捐赠等方式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及其事业单位在商业运营中的直接活动,通过建立健全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的准入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

 

  (三)加强督导,科学评估

 

  制定针对区域、学校、课程、资源、教师、学生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将相关评估纳入教育督导工作,有效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要突出以教学为本,以应用效果为依归的宗旨。全面实现面向区域职业教育信息化的量化督导评估和第三方评测,将督导评估结果作为问责依据,以提升各地区、各学校发展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各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应用的指导和督导,督促职业学校大力开展信息化教学,指导广大师生在日常教学和学习活动中有针对性、创造性地深度应用各类信息技术手段,同时,加大对职业学校校长和广大教师的培训力度。职业学校把教育信息化纳入本校总体规划,制定教师培训与应用目标,在教学以及管理方面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作用。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杨诚)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82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17101日起施行。

 

  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是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决定》取消了不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审批事项,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减轻了企业不合理负担,对进一步激发企业和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推动政府转变管理方式和服务企业、便利群众,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对现行条例主要作了以下修改:

 

  一是简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事项和流程。删去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资质管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批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报批时间由可行性研究阶段调整为开工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投资审批的关系由前置“串联”改为“并联”;取消行业主管部门预审等环境影响评价的前置审批程序,并将环境影响评价和工商登记脱钩。

 

  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定建设项目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依法审批或者经审查未予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明确不予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具体情形;强化环境保护部门在设计、施工、验收过程中的监督检查职责;加大对未批先建、竣工验收中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引入社会监督、建立信用惩戒机制,要求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征求公众意见,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竣工验收情况,环境保护部门要将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是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优化服务。明确审批、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进行相关的技术评估,均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并要求环境保护部门推进政务电子化、信息化,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上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

 

中央地方再投“重金”支持产业融合

 

  中央和地方层面不断加大财政税收、专项资金安排等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速。与此同时,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覆盖,以及创新创业的不断涌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正迎来新机遇,并将在激发市场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农业部网站87日消息称,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更好地引领和示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财税政策方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加工流通、直供直销、休闲农业和社会化服务等,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互动,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日前,201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规划和布局调整也相继出台,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农业项目,可申请可观的补贴。比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可申请200万到300万元的补贴,冷链物流项目可申请200万到1000万元的补贴,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项目可申请30%50%的投资额补贴。

 

  事实上,中央层面已多次在三产融合上给予“重金”扶持。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12亿元,在全国选取12个省(自治区)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农业综合开发通过贷款贴息、财政补助等方式,投入中央财政资金约36亿元支持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夯实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国家发改委在专项建设基金中设立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截至2016年底,已累计推荐安排专项建设资金460多亿元,带动了4000多亿元的社会投资。

 

  不少地方也在资金和政策扶持方面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比如,重庆市财政日前下拨7000万元补助金奖励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较好的55个乡镇。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覆盖给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工信部赛迪智库研究室副主任李艺铭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具有强大的融合渗透作用,在当前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日益显著,比如农业中开始出现供应链实时管理和冷链物流等新业态。

 

  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于创新创业以及农民农业增收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提出,坚持创新创业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实现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

 

  日前,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科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显示,80%以上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创办的企业涉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上。

 

  “三产融合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有助于提升农业增收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衍生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开创新的增收源泉。”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郜亮亮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方面,郜亮亮建议,为各类新型农业生产主体、服务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环境,鼓励新型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以激发延长产业链条进行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而在李艺铭看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传统生产服务领域对新技术、新模式的融合创新意识不足,技术研发与应用场景衔接落差,行业管理职能部门之间有交叉漏洞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产业融合发展具体路径,在接续旧动能转换的同时,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两部委联合发布共享汽车指导意见

 

  从交通部获悉,88日,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保护用户权益、提高小微型客车租赁有效供给、优化交通出行体系、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提升服务能力、鼓励分时租赁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共5部分13项内容。《指导意见》明确,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用户为本、安全第一,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科学监管、规范有序的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两部门将推动建设龙头企业引领、网络覆盖广泛、经营行为规范、服务品质优良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体系。

 

  《指导意见》明确,依据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出行需要,综合有关方面因素,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规划,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加强小微型客车租赁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推进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枢纽营业网点以及客流密集区停车站点建设。鼓励经营者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加强日常经营管理,经营者应当完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指导意见》明确,要考虑分时租赁非集约化出行的特点,合理确定分时租赁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研究建立与公众出行需求、城市道路资源、停车资源等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分时租赁经营者应提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采用安全、合规的支付结算服务,确保用户押金和资金安全,鼓励采用信用模式代替押金管理。

 

  为营造行业良好发展环境,《指导意见》还提出了加快推进制度标准建设、推动解决租赁车辆道路交通违法处置和租赁车辆诈骗等突出问题的要求。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租赁经营者和承租人信用评价制度,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

 

首批20个农业PPP试点项目推出

 

  88日从国家发改委获悉,为扎实推进农业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共同组织印发了《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第一批试点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筛选出了农业领域第一批共20PPP试点项目。

 

  项目分别有:河北省定州市规模化生物天然气项目;河北省海兴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江苏省洪泽湖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美丽蒋坝项目;安徽省淮北金西域生态休闲农业项目;福建省东山县大澳渔港及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福建省惠安县崇武渔港及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江西省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山东省莱阳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湖北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项目;湖北省武穴市畜禽粪污全域收集、生态处理、肥料化利用项目;湖北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湖南省攸县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项目;湖南省岳阳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项目;四川省蒲江县30万亩健康土壤培育应用示范项目;四川省广安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云南省陆良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云南省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园建设项目;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镇生物天然气供气工程项目;甘肃省庆阳市千万只肉羊产业化及良种肉羊制种基地建设项目;新疆自治区塔城沙湾县马兰鑫科国家科技园区暨沙湾大盘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园项目。

 

  《通知》指出,要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实行全过程管理。加强可行性研究、招标投标、合同签订、项目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的全程监督。切实做好项目分类管理、动态监测等各项工作。强化政策支持,加强对PPP试点项目扶持,通过前期费用奖补、政府补助、贷款贴息等形式,支持项目实施。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试点项目提供便利高效的融资服务。结合国家现有资金渠道,加大对相关项目建设的投入。

 

  “要加强协调调度工作,建立定期协调沟通工作机制,做好试点项目跟踪调度工作。加强与试点地区发展改革部门、农业主管部门信息沟通与共享。适时开展项目督导调研和跟踪服务,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项目评估与总结,及时做好试点项目后评价和绩效评价,总结成功经验,形成可复制模式。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通过举办项目推介会、政策文件解读、宣传典型成功案例等方式,提高各方对PPP的认知度,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业领域PPP项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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