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7月12日第12期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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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海峡两岸职教论坛举办

 

  第九届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办。论坛以“教师核心能力提升”为主题,涉及互联网思维、教学改革、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等领域。

 

  在为期一天半的论坛活动中,来自两岸的13位职业院校校长和专家学者围绕提升教师核心能力和师资队伍建设的主题,分享各自研究成果和经验做法。在同期举行的两岸职业院校教学交流会上,来自两岸的5位职业院校教师展示了微课教学。

 

  此次论坛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台湾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台湾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协会、台湾中华劳促会、台湾劳动人权协会联合举办,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厦门市中华职业教育社承办,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协办。包括51名台湾职业教育界代表在内的200余名职业院校代表和各地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参加会议。

 

甘肃与天津签订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落实协议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劳务协作、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等各项工作任务,78日,教育部在兰州举行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落实工作签约仪式。会上,天津甘肃、上海云南等16个省区市分别签订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落实协议书,对口协作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周清玉,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郝远出席签字仪式。

 

  根据省教育厅与天津市教委签订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落实协议,天津市教委将把支持甘肃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发展作为教育援建工作的重点,积极协调相关项目落实,协助甘肃职业院校加强课程建设、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打造一批骨干特色专业,共同推进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和人员交流;甘肃省教育厅将做好援受双方信息沟通、协调,为天津市教委及支援学校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双方指导相关职业院校采取校际结对、专业联盟、职教集团等深度帮扶方式实施对口支援,共同推动协作方案的实施落实。

 

宁夏出台高职院校困难家庭及农林师范专业学生学费减免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关于2017年民生实事任务分工的通知》精神,做好全区高等职业学校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农、林、师范类专业学生精准资助工作,75日,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我区高等职业学院建档立卡经济困难家庭及农林师范专业学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对全区高等职业学校(含民办院校)生源为宁夏籍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农、林、师范专业学生实施学费减免政策,减免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4200元。减免学费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财政承担。各学校按学年和政策标准直接减免相关学费。部分学校的部分专业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标准的,可以向学生收取差额部分学费。自治区教育厅将建立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农、林、师范专业学生信息库,各高等职业学校将把减免学费政策写入招生简章、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给被录取的学生,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能够享受政策。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册》家庭的在校学生。

 

江西拨7.6亿元职业教育资金 省属高职院校生均1.2万元

 

  75日,记者从江西省财政厅获悉,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近日,江西省财政安排下达7.6亿元职业教育专项资金,将省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提高到1.2万元,省属中职学校生均拨款水平提高到5000元。

 

  据悉,此项资金将用于继续完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将省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提高到1.2万元,省属中职学校生均拨款水平提高到5000元,由省属职业学校结合自身发展,依法依规安排和管理和使用,统筹用于人员经费、专业建设、特色办学等方面。同时,引导有关设区市建立完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根据有关设区市财政保障及高职教育发展情况给予适当奖补。

 


   
李克强对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71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人才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对于加强医学人才队伍建设、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教育部、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会同相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和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健全医教协同机制,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中西医并重,以需求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以质量为核心,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加快培养大批合格的医学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奋力推动建设健康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遵循规律,服务需求,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做好医学教育工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刘延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医学教育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启动建立,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连续统一的医学教育模式逐步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为保障人民健康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

 

  刘延东强调,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强化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培育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高水平医学人才。要把质量作为医学教育的生命线,突出医教协同,办好医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医学院(部),实现临床、预防、药学、护理等学科有机融合,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有机融合,构建成熟完整的教学体系。要围绕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加快培养实用型人才和全科、儿科等紧缺人才,深入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健全传承与创新并举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要健全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和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卫生健康事业。

 

教育部: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未经公示将不得录取

 

  记者710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确保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公平公正,教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加大招生信息公开。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省级招委会、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要严格执行相关招生禁令,高校不得擅自突破计划进行录取,批次内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要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取。要明确录取各阶段信息公开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使考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等招生资格考生信息、录取要求、录取结果,均须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高校招生网站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

 

  通知提出,各地要积极推进高职分类招考,使分类考试录取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要精心实施减少录取批次改革,完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努力提高考生志愿满足率。

 

  教育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教育纪检、考试招生等部门组织开展招生录取督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属地高校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对新生报到所需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迁移证、高考加分资格证明等材料与考生纸质档案、录取考生名册、电子档案逐一比对核查。

 

重庆多举措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2017年的大学招生工作即将开始,为助力“准大学生”顺利求学,重庆多举措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实现“每一名贫困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

 

  在2017年重庆市高校学生资助新闻通气会上,重庆市教委、重庆市扶贫办、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等多个部门表示,将为大学生顺利求学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据了解,重庆在本专科生教育阶段建立起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体系。

 

  研究生教育阶段则是国家奖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方式并举资助体系。

 

  在重庆就读的市内市外学生都将享受到国家高校资助政策。重庆市教委总会计师郭小萍表示,重庆40个区县都已全面开展了生源地助学贷款和重庆市生源地补充助学贷款,保证“应贷尽贷”,对市外没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重庆高校就读的,由校园地助学贷款解决。

 

  郭小萍介绍,2017年重庆在以往资助政策的基础上还新增了4项新政策。一是开展生源地补充助学贷款,在国家最高限额标准基础上,重庆市对农村建卡贫困家庭和城乡低保家庭高校学生突破上限。

 

  二是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制,对特别困难毕业借款学生进行救助,解决这部分毕业学生的后顾之忧。

 

  三是上线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加信息化,更加透明化。

 

  四是动员基层力量参与学生资助宣传,把乡镇、街道、村委员、居委员动员起来参与宣传,确保宣传实现全覆盖,确保宣传到每一个学生家庭。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客户四处处长熊辉表示,2017年将继续提高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覆盖广度和深度,预计贷款学生超过13万人,金额超过10亿元。

 

湖北省将实施国际教育合作六大计划

 

  未来3年内,来湖北的留学生将再增1万人,力争达到3万人。79日,第十七届“华创会”国际教育合作交流论坛透露,湖北省将实施对外开放人才培养计划、留学生工作计划等国际教育合作六大计划。

 

  据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刘立刚介绍,湖北省将实施六大计划增强教育的对外开放合作,分别是:对外开放人才培养计划、留学工作行动计划、“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计划、“双一流”建设助推计划、职业教育开放发展计划、中小学对外交流计划。

 

  目前在鄂留学生已达到了近2万,在全国排第9,而湖北的高等教育在全国排名前三,留学生人数与湖北高等教育实力不符。因此湖北省计划到2020年留学生人数力争达到3万人,一些重点院校留学生比例达到在校生的10%。同时加大出国留学的支持力度。刘立刚表示,尽管近五年湖北省院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翻倍,但总量还是不多,真正有前瞻性的人才不多。

 

  此外,在“双一流”建设助推计划方面,由省政府与国外名牌学校签约,发展重点学科。同时高水平建设师资队伍,力争到2020年,高校外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一些重点院校力争每年出去交流的教师达到10%,请进来的外籍教师达到10%。在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上,每年将组织200多名中小学教师长短期出国培训,同时鼓励倡导建立国际姊妹学校。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孙兴洋:教育生态学视阈下高职院校育人策略的优化与实践

 

  摘要:高职院校是一个由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条件等因子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各因子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共生。指出了当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基于教育生态学视阈仔细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并以服务与成就学生为宗旨,从学生、师资、专业、课程、实训条件、就业等维度对育人策略进行优化,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凝练,希冀对同类院校提升育人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育生态,高职院校,育人策略

 

  高职院校是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构成的特殊生物群落,根据教学生态学关于“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环境条件”的定义,高职院校可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从教育生态的视阈对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进行考察,系统的审视高职院校从生态系统的输入环节(招生录取)、转换环节(人才培养)以及输出环节(就业创业)等存在的问题,进而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系统分析高职育人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以“服务与成就学生”为宗旨的育人理念来全面优化育人策略,实践成效显著。

 

  一、重塑高职院校生态系统的价值观

 

  (一)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观

 

  高职院校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内各要素进行准确协调,从而保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学校制定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师资引进、实训条件建设等都需按这一特性来确定。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只有充分认识到校内各组成因子间的复杂联系,用系统论来指导学校各项工作,谋求学校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才能确保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兼收并蓄的和谐共生观

 

  高职院校生态系统与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每所学校都不断地有学生输入与输出,学生作为生态主体在生态系统中被“加工”。高职院校与其外部环境只有相互适应,才能使二者达到协同共生的状态,这是生态因子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这样才能保持高职院校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性,才能促使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结构和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传承超越的可持续发展观

 

  高职院校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人为控制,人们可以通过改变高职院校自身来促进环境的优化,也可以通过优化环境来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把高职院校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也把它置于人与社会、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的统一整体中。高职院校要依据自身的生态承载力,保持发展的“度”,使办学与在校生数、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使学校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稳定且不断发展的态势。

 

  二、高职院校育人问题的成因及策略优化

 

  高职院校中心工作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透彻分析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所在的学校从教育生态的动态平衡观、和谐共生观、可持续发展观出发,确立了“服务与成就学生”的育人宗旨,从唤醒学生自信,矫正学生品格入手,精心引导学生树立自信,自我认同,让每一个学生能够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一技之长有尊严地毕业,成为国家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合格建设者。

 

  (一)学生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学生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第一,自卑厌学,学习积极性不高。成因在于:一在客观层面上,高考成绩不高,选择高职院校是学生的一种无奈之举。作为应试教育的失利者,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本着混一张文凭的态度、而非学习知识的态度来学校就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打折扣,并随之产生厌学情绪;二在主观层面上,部分学生高考失利加上高职院校社会地位不高,形成了自卑情结,对努力学习而取得成功不抱期望;部分对口招生的高职学生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进入到高职教育的课堂,亦无法在课堂学习中很少能够获得成就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

 

  第二,不求进取,自我约束力不强。成因在于:一是学生不能完全适应大学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处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不能很好规划学业;二是学生自我约束力差。高中阶段的辛苦学习,到了大学阶段报复性地放任自我,男生不去上课主要是迷恋网络游戏,女生不去上课常常在宿舍看小说或电视剧。三是“坏榜样”的示范作用。由于某些少数学生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遏止,带坏了其他同学,使得学风江河日下。

 

  第三,自暴自弃,学习效率较低。成因在于:一是学生所学专业与兴趣不统一。学生在选择报考专业是主要依据父母的意愿或就业前景,而当真正接触到这一专业时发现与自己内心所构想的不一致,导致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产生消极情绪,影响去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教学内容专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不强。高职学生学习的目的是将来能顺利就业和工作,当课堂中传授的知识不能与学生学习需要相契合时,学生对上课就会产生消极情绪,直接影响上课纪律和听课效率;三是教学方式较为传统。教师若采用“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照本宣科,不增添实践案例或实践经验,无法与学生实现共鸣。

 

  2.解决学生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多措并举搭育人平台。笔者所在学校一是通过建石油化工专业文化公园、造建筑工程专业文化长廊、搭电气信息专业文化展区、砌企业文化墙、设理实一体职场情境,融企业文化元素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同学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专业文化浸染和熏陶,让学生了解所学的专业,喜欢所学的专业,将专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建立了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和大学生健康成长中心,涉及服务项目40余项,为全校师生提供心理咨询、教学、测评、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三是首创悦听、悦读、悦动组成的“悦文化”工程。通过综合素质加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扬帆讲坛、真人图书馆,在真实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中和校内外专家教授、文化学者近距离聊历史、谈学习、话人生。四是通过必修学分,要求学生记读书笔记、做读书分享;通过造“漂流图书馆”,用“无人管理”模式,创物尽其用、资源共享的学习型校园。五是引导学生参加社团活动、体育俱乐部、志愿服务,按照专业群对口建设专业社团和创新社团,全面对接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和科创类竞赛。六是学校开通了四条民主渠道,每月一期校长早餐会,旨在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烦心事,倒逼职能部门增强为学生服务的意识、院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二,不拘一格构建荣誉体系。一是在毕业生中,微信遴选10名“校长奖章”得主,每人奖励5000元。二是在技能大赛、科创大赛中获得国赛一等奖的团队可获得十万元的奖金,获得国赛一等奖的学生,还有机会留校助教。三是定期选派优秀学生,全额资助赴境外研修,选派优秀学生赴高水平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研修学习,学分互认。四是为学习成绩良好以上的毕业生颁发“副学士”证书,证明其学习能力;五是为在某一领域表现杰出的个人或团队单独召开表彰大会,为单项荣誉设置全校嘉奖令。

 

  第三,以生为本着重能力培养。一是学校推出学生校长助理制度。通过层层筛选,每学期选出5位学生校长助理,通过跟班校长办公,与部门领导无障碍对话,每月举办一期校园新闻发布。通过注重学校共性问题研究,发挥学校与同学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来提升个人综合素质。二是实行学生会主席列席校长办公会,与合作院校组建学生干部互访交流联盟。三是通过班长论坛征集办好学校的金点子,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

 

  第四,星光熠熠助推人人出彩。学校实施分类分层教学,铺设五条星光大道,唤醒学生的自信,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让每个学生未来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一是知识学霸。对于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同时又有较强升学欲望的同学,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向专转本、专接本和专升本分流,进而升入本科院校继续深造。二是技能土豪。学校在全面抓好技能教学的基础上,选拔技能水平较高的同学参加省、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对于获奖选手重奖,以弘扬劳动光荣的传统。三是社团精英。学校成立了100余个社团,覆盖了专业教育、文化、艺术诸方面,每位同学都能选择参加1-2个符合自己爱好的社团,丰富第二课堂活动。四是体育明星。对于爱好体育的同学,学校鼓励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并参加相应的体育比赛,提高知名度,为自己赢得信心。五是创业达人。学校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园,设立创业雏鹰基金,支持奖励“有目标、有激情、有能力、有准备”的扬工学子实现创业梦想。

 

  (二)师资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师资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第一,数量不足,师资结构不合理。成因在于:一是高职教育发展的“粗放化”。这种“粗放化”的发展模式要求教师数量的相应增加,而许多院校由于自身发展经费的限制和出于办学效益的考虑,不愿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引进大批高质量的师资,这就导致高职教师数量缺口很大。二是教师实践能力不强。当前高职院校师资来源的主渠道是高校的毕业生,高校毕业生专业实践经验缺乏、教学实践经验不足;从企业聘请兼职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但教学技能不足,兼具教学经验和专业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远远不足以满足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需求。

 

  第二,工作繁重,知识更新迟滞。成因在于:一是以课时取酬导致片面追求教学任务饱和度,剥夺了教师的发展能力。高职院校为了追求办学效益,不断地扩大招生规模,师生比严重超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教师无暇顾及自身知识的更新和实践能力的拓展。二是专业设置的更新换代过快。高职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链条中处于低生态位,为了争取生源、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跟风设立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以及迎合市场需求的专业,高职教师疲于应付,无暇也无意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三是重使用,轻培养,导致相关政策措施缺位。高职院校在对教师的培训方面投入力度不够,激励教师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相关政策不到位,使得教师在更新知识、丰富实践经验方面后劲不足。

 

  第三,缺乏激励机制,容易职业倦怠。成因在于:一是教师社会地位有待提高。当今社会还存在着鄙视职业教育的观念,这种社会偏见导致人们对在高职院校中任教的教师的认同度和赞誉度不高。二是高职教师压力较大。高职教育要求教师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有相应职业岗位的实践经验和相关技能,对于高职教师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三是考核机制不够科学。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尚未成熟,考核评价机制未能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往往难以满足,致使教师心理失衡,产生职业倦怠,影响教学积极性。四是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由于生源总量断崖式下降,高职院校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办学效益,招收的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找到教学乐趣和成就感,无法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教学的挫败感严重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职业倦怠随之增强。

 

  2.解决师资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打造高水平专业领军人才队伍。一是完善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相关制度,选拔一批优秀教师担任专业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定期开展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专项能力培训,提升其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教学科研能力,提高教学管理的方法与水平。二是拓展专业领军人才来源,积极面向社会、行业与企业,引进专业领军人才。三是开展校级“专业领军后备人才培育”项目,培育一批师德高尚、教育观念新、改革意识强、具有引领专业建设与发展能力、专兼结合的高水平专业领军人才。

 

  第二,加大青年教师培养力度。一是以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和教科研能力为主线,引导青年教师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二是实施青年教师带教制度,每名新进校青年教师配备至少一位带教导师,规范教育教学程序和方法,提升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三是聘请高校高水平学术导师,为每名新进校青年教师配备至少一位带研导师,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四是聘请企业技术能手或能工巧匠担任技术导师,为每名新进校青年教师配备至少一位带训导师,提升青年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五是设立面向青年教师的教学研究、科学研究专项基金,给予青年教师开展教科研的启动项目资助,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科研能力。

 

  第三,加强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制定和执行符合学校发展需求的“双师型”教师标准,实施双师型教师分级培养制度。二是完善教职工国内访学、访问、培训、跟岗(顶岗)的社会实践制度,开展五年一周期的教师全员培训,专业教师五年内赴境外专业学习一次,赴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六个月。三是依托实训基地,在学校建立以企业技师为主体、专业教师参与的“技师(大师)工作室”,承担专业教学、专任教师培养、合作研发等任务。在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工作站”,承担顶岗实习管理、企业技术攻关、兼职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等任务。

 

  (三)专业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专业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第一,注重满足生源的喜好,片面追捧热门专业。成因在于:进入“十二五”,随着生源总量的下滑,许多高职院校为防止学校办学效益下滑,竭力保持现有的办学规模。在专业设置上,只顾及能否招收到学生,不太顾及社会的需求和自身的办学条件,过分注重生源的喜好追捧热门专业,最终导致个别专业毕业生数量激增,出现供过于的现象。

 

  第二,对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短期行为明显。成因在于: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各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时功利色彩严重,专业的整体规划不够,缺乏对社会人才需求必要的调查研究,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新专业的设置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粗放型和盲目性,多半集中在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办学门槛低的专业,低水平重复的问题比较突出,不能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第三,办学特色淡化,忽视专业的内涵建设。成因在于:在专业设置上,有些高职院校追求大而全、多而广。有些本来具有明显行业特色的学校未能坚持原有特色,办学特色逐渐淡化,品牌优势逐步丧失。与行业、企业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不够紧密,局限于高职院校之间的内循环,传统专业不能及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改造,不注重专业的内涵发展。

 

  2.解决专业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结合区域特色,优化专业设置。在专业设置方面,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校结合自身办学历史,明确了以“服务地方为重点、服务行业为特色”的方针。在发挥化工、核建等传统专业优势的同时,结合当地龙头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重点打造机械加工、汽车制造、软件信息等区域特色专业。

 

  第二,集中有限资源,办好优势专业。针对高职院校注重规模扩张、忽视内涵发展、专业设置贪大求全的问题,学校一方面在专业设置时,根据自身的师资条件、办学经费等情况将专业数量控制在30个左右,以避免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专业规模;另一方面集中学校有限的资源办好化工、核建等优势专业,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

 

  第三,明确自身定位,建设特色专业。针对专业定位模糊的问题,学校加强调研,明晰自身办学定位,设置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专业,重点发展与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相一致的专业。制定与学校定位相匹配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深化与企业合作,赢得企业支持并通过行业专家的指导建设特色专业。

 

  (四)课程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课程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第一,培养目标上过分重视其“高等性”轻视了“职业性”。成因在于:高等职业教育首先应该是职业教育,同时也是高等教育。高职院校在我国诞生时间短,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多半参考本科院校的,加上高职院校的教师多半从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高校毕业,受学科课程体系影响较深,造成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课程设置时过分重视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对其职业性兼顾不够。

 

  第二,培养模式上不能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成因在于: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教学要求上脱离了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规格向本科院校靠拢。人才培养模式上沿袭基础教育的模式,为节约成本,实践教学占比低,人才培养模式不能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第三,课程结构缺乏合理性。成因在于:一些专业的课程门类不齐全,迫切需要的实践性课程开不出来,过多的理论课程又删减不掉;缺乏设置合理的选修科目,课程内容缺少弹性;课程结构僵化,缺乏灵活性,不能符合订单式培养的需要。

 

  第四,适合高职教育的高质量教材较少。成因在于:现有的高职教材大多是直接借用本科的同类教材或以往中专教材的翻版,虽然也新出版了一些,但水平参差不齐。教材类型不全,实践教学教材奇缺。教材内容与劳动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鉴定的标准不能有效衔接,影响了双证制的有效实施。教材内容的呈现不能很好地结合实践,不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第五,课程内容不能满足岗位能力培养要求。成因在于:对职业岗位(群)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缺少科学的分析,加之教材的编写往往周期较长,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不能及时地反映到教材中来。课程诸多内容陈旧,未能及时更新,缺乏超前性。课程内容实用性欠缺,未能按企业项目组织教材内容,所学与所用脱节。

 

  2.解决课程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指导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是组织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蓝图,扬工院对人才培养方案每年都要进行优化。一要全面分析总结往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二要充分开展专业调研;三是根据岗位能力变化调整专业培养目标;四是科学重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养成。

 

  第二,积极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针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重教师、轻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扬工院实施了具有鲜明工学结合特色的“111专业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生学业成长的特点,把学生在校学习划分为3个阶段,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和校内专业带头人或骨干教师组成校企双导师教学团队,分别为学生提供导学、导能和导业服务,并逐步向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过渡。

 

  第三,重构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面向专业培养目标,符合职业教育规律以及职业能力培养规律。扬工院积极开展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导向的课程改革,基于岗位能力培养,构建了由“人文素养模块+公共基础模块+专业技术模块+专业拓展模块”组成的校本课程体系,沿着“基础能力+专业能力+专业拓展能力”的培养路径,逐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第四,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课程。要想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就必须按用人单位的要求进行人才培养。学校通过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引入企业项目,基于企业标准,面向岗位能力校企共同参与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十二五”期间校企共同开发教材90余部,其中7部被评为省高校重点教材,18部被评为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极大地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第五,推进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为能向学生提供更多的优秀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扬工院以开放的思维进行办学,与兄弟学校及企业紧密合作,开展优质教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牵头全国工业分析技术教学资源库建设;开展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使用;引入友好共建学校网络课程,推进学分的互认;引入优秀教材进课堂,规定教材出版的年限必须在3年内,规定省级以上优秀教材的选用比例逐年提升,鼓励教师出版优秀的校本教材,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五)实训条件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实训条件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第一,校内实训条件建设不能够达标。成因在于:高职院校的每个专业必须拥有相应的基础技能训练、模拟操作的条件和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多数学校因经费或场地问题没有能按标准配齐配足实训设备。在实习实训课上通常只是教师予以演示或学生蜻蜓点水象征性地体会一下,学生动手锻炼的机会不足。

 

  第二,相当多的实训用的设备与实际生产中的设备相差甚远。成因在于:多数校内实训设备要么在技术上已经落伍,要么就是只能满足演示性操作,无法使学生掌握到企业当下正在使用的技术。

 

  第三,校外实训基地多半徒有虚名。成因在于:一是二级院系领导对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认识不到位,在实施课程教学时满足于低水平地完成教学任务。二是专业带头人因条件或时间限制与企业联系不够,校外实训只能满足“识岗”或“顶岗”环节的需要。三是合作的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能力较弱,或从经济效益、安全生产等角度考虑不愿意接收“跟岗”实训的学生。

 

  2.解决实训条件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校内实训基地生产化。生产性实训基地集生产功能与实训基地为一体,能较好地实现类似企业生产的校内实训。扬工院注重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通过安排学生进入真实企业环境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实习或者承接企业的生产加工任务,将学生日常实训融入到企业生产活动中,使学生与企业生产近距离接触。一是实现了“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保证了学生顶岗实习的质量;三是能促进学生实现零距离就业。

 

  第二,建设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扬工院注重与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有效整合高职院校、行业企业资源,保持实训平台设备设施与企业技术同步更新。与此同时,将校企协同育人贯穿于教育教学改革全过程,切实增强学生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全面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建立紧密型校外实训基地。实训基地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校外实训基地的作用尤为重要。针对校外实训基地合作松散的现象,扬工院强化与周边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合作,发挥政府的统筹、管理、监督作用,利用企业的技术、装备、人才、信息优势,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共建公共实训基地,明确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中的权利和义务,提升了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六)就业因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1.就业因子生态问题及成因。高职院校生态系统流通构成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人才的输出,人才输出的通畅与否表现为就业率的高低。当下多数高职院校生态系统的输出环节呈现脱节错位现象,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成因在于:一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匹配,导致一些冷门专业成为热门,而一些热门专业成了冷门,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调。二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能力不强,毕业生水平与企业实际需求相差甚远,难以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级技术人才。三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毕业生专业水平不再是多数企业录用新员工时的首选,企业更注重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高职院校重视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对学生职业素养方面的培养欠缺。

 

  2.解决就业因子生态问题的策略优化。第一,第一志愿录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选择学校的专业,一方面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专业建设水平的认可。扬工院一方面在招生宣传时精心准备,让高中毕业生对学校的专业有所了解,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在录取时根据办学条件,积极创造条件按学生第一志愿录取,正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科学合理转专业。针对有少数学生选择专业的随意性、盲目性或为遵从家长意愿,学生到校一学期后,学校按政策给学生提供一次自愿转专业的机会。给学生第二次选择的机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所选择的专业,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专业,明确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走上适合自身的职业生涯发展之路。

 

  第三,做好创业教育。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扬工院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在校内建设大学生创业园、构建创业苗圃、开设创业班、设立创业雏鹰基金,与全国创业教育优秀学校义乌工商职业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设立创业导师,鼓励有创业基础或有创业意愿的同学开展创业实践,致力培养创业达人。

 

  第四,做优就业服务。就业是高职院校生态系统的输出环节,就业质量的高低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表现为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学校的满意度。扬工院把就业工作当成系统工程来抓。一是强化调研,确保开设专业为社会所需,人才培养规格适应用人单位岗位要求;二是注重职业素质、职业精神的培养,从新生录取面试就引入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按企业用人要求录取新生;三是人才培养过程校企共同参与,通过早期实施专业导师制到现在推行现代学徒制,让学生一直按企业的要求在成长;四是及时发布人才供求信息,对于量大的需求组织定单班培养,提高企业录用的成功率;五是重视毕业半年后的跟踪服务,与用人单位一起帮助学生顺利实现由在校生向职业人的过渡。

 

  第五,打通继续深造立交桥。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成长提供增量服务,针对多元生源结构,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学校实施分类分层人才培养策略,为有升学意愿的同学提供继续升学服务。一是组织学生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专转本考试,通过省联考的同学将转入本科院校继续学业。二是组织学生参加学校与本科院校合作的专接本学习。学生通过合作本科院校的考核,可以获得自考性质的本科文凭以及学士学位证书。三是组织学生参加国家专升本成人高考,在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完成成人本科学业。四是对少有出国留学意愿的同学,学校外事办、教务处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三、成效与启示

 

  就像生物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化一样,高职院校树立生态理念,要以生态视域整体透视高职院校育人过程,注重从整体性、系统性出发诊断学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追求动态平衡、和谐共生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高,连续两年获职业院校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江苏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江苏省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评比成绩不断提高,近两年获3个一等奖,位处同类院校第一方阵;学生升入本科院校就读比例高出省均近一倍;根据麦可思公司提供的数据,学生对母校满意度达97%,高出省均4个百分点;根据江苏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调研,企业对学校就业工作满意率排名全省同类院校第2名;人才培养工作案例连续两年入选教育部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荣获第二届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2016年世界大会颁发的“学生支持服务”项目卓越奖铜奖;2015115日,人民日报以《服务学生,成就学生》为题,将我校以学生为本铸特色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优质的学生支持服务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口碑,近两年新生报到率达95%以上,位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不畅的症结与机制创新

 

  摘要:如今,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从静态上看,随着一系列建设性文件的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从动态上看,由于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壁垒森严,学习者仍然无法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实现自由有效的教育转换。为了破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不畅的症结,必须探索创新其运行机制。具体而言,这一运行机制包括学分互认机制、课程衔接机制、证书互换机制、招生考试机制、弹性学习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等。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机制,症结,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首先要构建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统一的、完整的、逐级的、通畅的,能够让学生“实习就业有能力、升学有基础”,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然而,仅仅在顶层设计层面构建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运行环节的通畅程度。为此,必然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各组成要素间灵活的教育转换,打通受教育者在各个体系之间升学、转学与返学的渠道。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视野下,教育转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职业教育不同层次之间的转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转换,以及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市场之间的转换。目前,教育转换不畅仍然是制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的症结所在。为了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运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转换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不畅的症结

 

  (一)断头局面下的艰难衔接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生发性的、完整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等值地位,而非仅仅局限在专科层次。质言之,同普通教育一样,职业教育也应该具有本科与研究生层次,即高等职业教育理应由高等职业专科、应用技术本科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三个部分组成。然而,我国职业教育曾长期被定位为低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层次,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只能发展到专科层次。即便是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本科职业教育的合法性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由于层次上的缺失,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转换也就长期被局限在专科层次以下,而本科层次以上的教育转换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中等职业教育与应用技术本科之间的教育转换,以及高等职业专科与应用技术本科之间的教育转换,都仅仅处于试点阶段,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推广。而且,虽然我国已经在引导一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应用技术本科,试图以此为契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但是现实阻力仍然较大,尤其是在“双一流”大学建设推广开来之后,不少原本集中精力发展应用技术本科的院校又转变了办学方向。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教育转换,主要存在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专科之间,二者之间的教育转换在实践中的探索也最为广泛。对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专科之间的教育转换,讨论最多的仍旧是二者之间的衔接问题。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专科之间的教育衔接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课程体系的衔接、组织管理的衔接、教学方式的衔接等。而且,由于有效衔接机制的缺乏,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专科之间的教育转换成本也得以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的制度损耗。

 

  (二)双轨体制下的尴尬融通

 

  揆诸历史,不难发现,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之间的教育转换主要呈现为双轨体制下的尴尬融通局面。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一般来说,学生在初中毕业后进入第一次教育分流,就此进入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在普通教育体系中,课程内容是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组织的,最终将学生导向学术体系;而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课程内容则往往是按照具体的工作任务组织的,最终将学生导向工作体系。由于两种教育体系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与沟通,导致学生选择了一种教育体系之后,即使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该体系,也很难再有机会进入另外一种教育体系。即便有机会完成教育转换,通常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完全陌生的教育体系。

 

  就教育转换的难易程度而言,从普通教育体系向职业教育体系的转换相对容易,而从职业教育体系向普通教育体系的转换则困难得多。举例而言,在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如果发现自己文化课成绩相对较差,即使技能不是特别突出,也很容易转换到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由于普通高考的命题方式是根据普通教育的考核标准来命题的,所以普通高中的学生即使不能考入普通本科院校,一般也可以通过相对较低的分数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即便是从普通教育体系到职业教育体系的转换如此容易,也鲜有学生会主动要求完成这一类型的教育转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中等职业学校中文化课学习拔尖的学生,也很难有机会转换到普通高中读书,因为大多数普通高中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缺乏基本的认可。由于普通高考命题方式的原因,本就不擅长文化课考试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也很难通过考试进入普通本科院校就读。

 

  (三)单向输出下的挣扎回炉

 

  对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之间的教育转换而言,单向输出下的挣扎回炉是其主要形态。所谓单向输出下的挣扎回炉,是指从职业教育体系到人力资源市场的教育转换相对较为容易,而要想再从人力资源市场返回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继续教育却要困难得多。亦即从学校体系中的职前教育转换到工作体系中的职后教育较为通畅,反之则面临诸多困难。就双向转换的畅通程度而言,这有点类似于之前所讲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之间的教育转换,就是从一方到另一方的转换较为通畅,反之则不然。这种现象表明,转换双方对于参与并完成教育转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以就业为导向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其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始终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否顺利就业,也是衡量其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职业学校毕业生都能在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从而顺利完成从职业教育体系向人力资源市场的转换。这种教育转换之所以如此容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就业准入制度。在某些行业,学生需要同时具备职业学校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获得某一职位。而也有不少行业,仅仅凭借职业学校学历证书,学生就能获得工作机会。与此相反,从人力资源市场到职业教育体系的教育转换则要复杂很多,要想从工作体系回到学校体系困难重重。在学校本位职业教育体系之下,我国职业学校的主要招生对象是适龄青少年。由于年龄、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等方面的限制,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劳动者,很难有机会再返回到职业教育体系接受职业继续教育,能够最终获得学历证书的也较为少见。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做了一些尝试性探索。比如,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起就开设了“大学生技师班”,主要招收专科以上毕业生,其初衷是招收应届毕业生,但后来招收的学生多是已经在人力资源市场工作过的往届毕业生。大学生“回炉”接受职业教育,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曾受到诸多质疑。但办学实践表明,从“大学生技师班”毕业的学生,一毕业就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这段“回炉”学习经历可以帮助其在人力资源市场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么,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转换的症结究竟在何处。实际上,我国学校体系与工作体系的长期分离是其根源所在。表面上看,职业学校的就业率很高,大多数学生都能顺利完成从学校体系到工作体系的转换。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企业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认可度并不是特别高,职业学校对学生“从学校到工作”(STW)这一转换环节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导致产教分离的现象十分严重,学生在职业学校学到的技术技能与企业的实际要求也相距甚远。另外,由于体制上的障碍,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主要停留在职业学校向人力资源市场的单向人才输出层面,缺乏更高层次的双向互通流动。

 

  二、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的机制创新

 

  为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有效的教育转换,必然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这一整体运行机制包含六个子机制,即学分互认机制、课程衔接机制、证书互换机制、招生考试机制、弹性学习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各个机制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将学校体系与工作体系联系起来,也将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联系起来,从而打通学习者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升学、转学与返学的渠道。

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机制图

  (一)学分互认机制

 

  为了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运行,首先是建立学分互认机制。学分是激活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转换的关键所在。原因在于,学分是评价学习者升学、转学或返学的重要媒介,只有当学习者的学分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基本“学力”要求时,才具备升学、转学或返学的资本。这一机制建立的前提是学分制在我国的广泛应用。学分制是用学分管理课程,以学分为单位计算学习者的学习量,由学习者自己选择课程、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自己安排学习计划,以学习者取得规定的最低分数作为修业标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为此,必须逐渐推动学年学分制向完全学分制转变。从教育转换的全局出发,可以尝试在我国建立学分银行。学分银行是一种模拟或是借鉴银行的运行机制,使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教学管理制度或模式。学分银行所认可的不仅包括在正规教育体系中获得的学分,还包括在非正规或非正式教育中积累的先前学习成果。学分银行的运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学分积累、学分互认、学分兑换。关键环节仍是学分互认,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学分互认,学分积累就失去了意义,学分兑换也将无法完成。为了促进学分互认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成立涉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学分互认联盟,并成立专门的学分互认管理委员会,学习者依据学分互认标准、协议和流程,方能实现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有效转换。

  (二)课程衔接机制

 

  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有效的教育转换,离不开课程衔接机制的建立。原因在于,通过课程衔接可以有效避免教育转换的“硬着陆”,从而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自然转换,甚至是“无缝转换”。正如前文所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长期处于事实上的分离状态。从横向上看,这种分离状态表现为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的分离,以及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分离。从纵向上看,这种分离状态表现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不同教育层次之间的分离。分离状态直接造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不畅,使得学习者无法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完成自由转换。实际上,各个体系之间的分离状态,并不是概念或者框架意义上的,而是课程意义上的。只有实现了课程层面的衔接,才是真正实现了衔接,因而课程衔接体系是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实质内容。要解决上述问题,必然要建立有效的课程衔接机制。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课程衔接主要体现为中职与高等职业专科、应用技术本科课程的衔接。这种课程衔接不仅要求实现院校层面的纵向衔接,更重要的是,亟待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业教学标准实现体系层面的衔接。为此,必须对不同层次的专业设置进行统一规划,还要改革传统的三段式课程,开发更能体现能力本位要求的项目课程,根据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能力序列展开课程衔接。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之间的课程衔接,由于存在知识体系与技能体系的本质差异,可以采取课程嵌入的方式进行,即在普通教育体系之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类选修课程,在职业教育体系之中适当加强普通文化课程的学习。也就是所谓的“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之间的课程衔接,主要体现为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的融通,而且,还要深入推进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

 

  (三)证书互换机制

 

  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学历学位证书和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逐步实现职业教育学历学位证书体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有机衔接,探索各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衔接的制度。实际上,这一建设规划要求必须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证书互换机制。学习者在普通教育领域是以获取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为主要目标,在职业教育领域则以获取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为主要目标,在继续教育领域是以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为主要目标。因此,各种证书之间的相互认可和转换,可以有效打破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之间的藩篱。为了促进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教育转换,必须建立起完善的证书互换机制。这种证书互换机制强调对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一体化认证,使得这一机制不仅适用于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层次教育之间的转换,而且适用于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之间的转换。为此,必须建立起畅通便捷的证书认证渠道,完善证书互换的一系列流程。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完整的国家资格框架,所以目前比较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互换机制。等待时机成熟时,再逐步落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各种证书之间的互换机制。

 

  (四)招生考试机制

 

  我国招生考试机制的不完善,大大制约了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教育转换。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能够通过招生考试完成从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转换的学生比例很小;在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之间,现有的招生考试机制不利于学生完成从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转换;在职业教育体系与继续教育体系之间,学生一旦步入人力资源市场,很难再通过招生考试机制回到职业教育体系之中接受职业继续教育。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招生考试机制。针对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基础学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为其提供文化素质补习的机会,经过补习教育达到学力要求之后,这部分学生就可以完成向更高层次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的教育转换。有效招生考试机制的建立,离不开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须探索建立更有利于考察职业教育体系学生技能素质的独立高考制度,实行“知识+技能”的考核方式。招生考试机制改革的核心终究还在于自主权和选择权的落实。为响应这一要求,必须探索更为多元的招生考试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单独招生、自主招生和技能人才免试等招生考试办法,尤其要扩大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本科院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还要逐步扩大中高等职业院校招收拥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劳动者的比例。另外,要适当降低入学的基本门槛,为学习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行注册入学制度。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必须严格贯彻“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总而言之,为了帮助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完成自由转换,必须建立更加多元开放的招生考试机制。

 

  (五)弹性学习机制

 

  建立起灵活的弹性学习机制,不仅是促进现代教育体系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对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刻贯彻。终身教育理念强调,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学习的需要都可以享受到满意的教育服务。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长期采用的是学年制,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学分制并未在我国得到广泛采用。在学年制之下,学习者往往被长期限制在固定的地点与时间进行学习,这就给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教育转换带来很大障碍。而且,这种僵化的学年制也给校企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由于职业教育体系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仍是职业院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学生到企业见习与实习的时间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企合作的深度,使得学生无法在学校体系与工作体系之间完成自由的教育转换。而且,对于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学习者来说,由于在学习的同时还要继续工作,过于严格的学制可能会使其对职业院校望而却步,也就无法完成从工作体系向学校体系转换。另外,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视野下,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之间的合作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学年制,探索弹性学习机制,开发更加多元的学制,只有这样,人才的联合培养才能成为可能,学生在同一个教育阶段也就能完成多次教育转换。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学校教育领域,我国实行严格的学籍制度,这给管理带来相当大的便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习者的自由学习。从维持教育的稳定性出发,在学校教育领域,不宜广泛实行多套学籍制度,但可以在小范围之内允许弹性学籍的存在,这样更有利于打通社会人员回到学校教育体系接受职业继续教育的渠道。

 

  (六)资源共享机制

 

  在教育转换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转换机构一般存在教育类型或层次的差异,所以在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或是资源优势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教育领域,这种资源的具体形态表现在师资队伍、实训场地、网络平台、图书馆等诸多方面。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更好地促进学习者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教育转换,必须建立起完善的资源共享机制。具体而言,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层次职业院校之间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来说,高职院校的资源禀赋要高于中职学校,尤其表现在师资队伍、实训场地等方面。为了帮助学生打好从中等职业教育转换到高等职业专科的基础,高职院校可以派遣优秀教师去合作的中职学校作指导,也可以开放部分先进的实训场地供中职学校学生使用。对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而言,由于二者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有所不同,所以资源优势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目前得到广泛关注的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学籍互转、学分互认”试点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有赖于资源共享的程度。在试点过程中,二者之间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在于,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普通高中可以派遣优秀教师去中职学校指导学生,也可以提供图书馆等场所供中职学生使用;中职学校也可以派遣专业课教师为普通高中技术课程的开展提供帮助,同时向普通高中学生开放实习实训中心,为其开展综合实践活动、通用技术课程等提供便利。另外,职业院校也可以与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企业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双方可以开展师资、培训、教学场所、实习场所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共享,从而为学校学生和一线劳动者在学校体系与工作体系之间自由转换提供便利。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郝天聪)

 

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摘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始于职业教育,体现在企业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培育“工匠精神”是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同时,“工匠精神”作为职业教育的精神价值引领,不仅是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现实需要,更是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呼唤。新常态下推进职业教育中的“工匠精神”培育,应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根基,打通“工匠精神”培育通道;以专业实训为手段,强化对受教育者“工匠精神”的启蒙作用;以专业课程为主阵地,将“工匠精神”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终;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支撑,为培育“工匠精神”提供基础保障;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发挥“工匠精神”的熏染作用;以现代学徒制为纽带,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关键词:新常态,职业教育,工匠精神,价值,培育路径

 

  基金项目: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产教融合视角下现代学徒校本实践研究”(jg2015391),主持人:李丽;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电子商务》课程立体化综合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研究”(jg2015392),主持人:何伟

 

  一、引言

 

  在2016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鼓励企业,尤其是制造性企业开展定制化、个性化、柔性化生产,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我国首次将打造具有时代发展需求的工匠精神上升到国家层面,并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和热议。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表现出一系列的新常态特征,在经济增速上集中体现在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在经济发展动力导向上,由过去的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上,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强国之本、兴国之源,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上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瓶颈和挑战:一是适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以劳动力为首的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升;二是资源、环境对于制造业发展的约束力逐渐增强,以往靠要素拉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续;三是国际市场疲软,制造业出口增速明显减缓。为此,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优势,核心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关键出路也在制造业,推动制造业的发展革新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由之路。“工匠精神”作为制造业立足和发展的根基,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腾飞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

 

  从我国历史而言,素有“士农工商”四民之称,而在这之中的“工”即为工匠,代表的是技艺专长者,而工匠精神则是其精神层面所达到的一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价值。新常态下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的工艺、技术、产品等方面创新,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型,必须强化对“工匠精神”的培育和重视。通过对劳动者“工匠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改善劳动力的供给质量,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培育“工匠精神”也是响应制造业强国战略,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必然选择。

 

  职业教育作为技术工人培养的主阵地,也是工匠人才的主要来源,就此而言,职业教育在对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培育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职业教育要根据我国制造业的改革与发展方向,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培养受教者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其“工匠精神”的培育,努力破解“工匠精神”的制度障碍,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开展现代学徒制,营造良好工匠文化氛围,积极探索“工匠精神”培育的多样化路径。

 

  二、“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

 

  我国有着优良的工匠精神传统,自古以来崇尚工匠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祖师”鲁班、水利工程巨匠李冰、隋朝造桥匠师李春、宋代纺织家黄道婆等都是我国古代优秀工匠的杰出代表,皆因具有独到的工匠技艺和精神而被世人所称道和敬仰。同时,我国《论语·学而》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宋朱熹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益求其精也”。清代魏源所提倡的“技进乎艺,艺近乎道”,从传统思想文化中能够看出“工匠精神”在我国源远流长。“工匠精神”作为职业精神范畴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国家和企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尤为重要。在界定“工匠精神”的内涵之前,首先要对“工匠”一词有科学的认识。按照现代观点来看,工匠与工业文明紧密相连,是指适应和满足工业文明发展所培养的掌握专门技艺、技能和技术的人才。而“工匠精神”是指与工匠人才所匹配的精神状态。从广义来看,是指社会劳动者在其职业活动中所遵循的价值纲领,是其职业价值观、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的集合体。狭义来讲,“工匠精神”是以技术技能型人才为首的工匠劳动者对于产品品质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对职业敬畏、工作执着、崇尚精品、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

 

  具体而言,“工匠精神”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术业有专攻,具有较强的专业度和专业追求。在专业领域内有一定的造诣,能潜心于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并能够坚持不懈地融入到专业化的生产中来。二是具有较强的专业操守和专业奉献精神。忠诚于职业,不为外界诱惑所动,能够时刻坚守于自己的专业岗位。三是具有严谨与细致的工作精神。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细节,高标准、严要求地把控产品生产的每一道环节和工序,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四是对职业精益求精的价值和态度。对产品追求卓越,通过不断改善技艺、精心雕琢,以达到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总之,针对工匠精神的内涵,要遵循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要从专业精神、职业精神、人文精神三个层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工匠精神”的内涵,明确认识“工匠精神”源于职业教育,但同时又是职业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工匠精神”理应成为当代职业教育的灵魂,使其成为每一个职业教育受众所努力向往的一种职业精神境界。

 

  三、新常态下“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价值

 

  (一)培育“工匠精神”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在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待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赋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中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来推动我国产业技术革新,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培养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不仅能够促进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实现,而且能够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好的服务。当前,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应来看,高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尤其缺乏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由于受到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并且迫于生活压力,现有的技术工人往往是出于“营生”目的从事一些技术工种,而并非“心向往之”。我国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进制造业的繁荣复兴,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就显得极为重要。

 

  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出路在于制造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规模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问题,表现为大部分制造业实体企业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生产,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质量层次低下,原创性不足,缺乏关键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大而不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为了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变革,促进更多“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产品的出现,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国家全面实施了制造业强国战略,并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而以制造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需要不断强化科研扶持和科技创新力度,还需要一个更为重要的精神价值支撑,即“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内生动力,必须抓紧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使广大劳动者以专业、专注、注重细节、追求品质、精益求精的精神从事制造业生产活动,打造出更多的民族精品、民族品牌。

 

  (二)培育“工匠精神”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出境游人数高达5903万人次,境外消费约72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和旅游出境国。从我国境外旅游的消费特征来看,主要集中于皮具、服饰等奢侈品和生活日用品。从国内来看,由于产品质量层次不一,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而国人在境外消费火热,这从深层次上体现出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在重视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无序化、效益泡沫化、利润最大化、生产快餐化等问题严重。伴随着社会消费水平大升级的趋势,社会大众对于产品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依靠低价取胜,而技术含量低下、质量低端的产品在市场上难以为继。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上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市场上的低端消费品长期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社会产品的需求却长期无法得到满足。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产品的供给结构和质量,以供给侧改革来带动产业的优化升级。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全面优化社会生产结构、提升产品质量,然而生产结构的优化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高端科技研发人员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具有“工匠精神”的一线社会劳动者的支撑。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是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只有使社会劳动者具备了“专业、专注、执着、敬业、乐业、追求卓越、勇于担当”的“工匠精神”,才能全面提升和优化我国产品与服务质量,进一步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据优势。

 

  (三)培育“工匠精神”是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现实需要

 

  职业教育作为职业导向型的教育类型之一,促进受教育者有效就业是其根本责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有效就业并不等同于顺利就业,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效就业不仅包含成功就业的成分,而且涵盖促进受教育者职业发展的范畴。而能否实现受教育者的有效就业,提升其未来职业发展竞争力,促进其在工作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核心在于是否使受教育具备“工匠精神”。从人才招聘市场来看,广大用人单位往往对求职者的职业精神、工作态度、职业技能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表明招聘单位不单对于员工职业技能较为重视,同时也更加看重求职者的职业综合素养。对此,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使其不仅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而且还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态度,这恰恰能够适应市场对于劳动力人才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提升受教育者的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培育工匠精神也是劳动者自我实现的现实呼唤。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生理、安全、社交、尊重需要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顶层的需要,即“自我实现需要”,每一个社会从业者要实现更大的职业发展,在具有一定归属感和成就感的基础上,还需要一种自我实现价值感的促进和激励。而这种自我实现价值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个体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二是劳动者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升华。工匠精神是促进劳动者由“成才”向“成人”转变中的内在动力,职业教育过程中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促使其从“有业”向“敬业”、由“敬业”向“乐业”转变,对于个体、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

 

  (四)培育“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呼唤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工匠精神”的鼎力支持。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任务,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的迫切要求,并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高度。而将“工匠精神”融入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不仅是激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活力的必要手段,更是适应社会转型发展之变的时代要求。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人才的需求结构和层次也将发生较大变化。因此,以就业为本的职业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潮流,更加重视内涵发展,面向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强化人才培养质量。人才质量标准是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尺,而工匠精神则是决定人才品质的重要基石。职业院校在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之外,还要更加重视对受教育者职业精神和职业品格的塑造,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育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起科学的职业观,使其能够以一种“匠人”和“匠心”思维对待工作,以提升受教育者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竞争力,并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路径

 

  (一)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根基,打通“工匠精神”的培育通道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也是培育“工匠精神”的主要手段之一。培育“工匠精神”仅依靠职业院校自身的力量难以达到,需要调动多方的支持与协作,尤其是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界各方主体的支持。尽管大部分职业院校建立了仿真实验中心或模拟生产中心,但这种虚拟化的操作环境与企业的实际生产存在着一定差别,要想真正的让受教育者体味到工匠精神,并受到工匠精神的熏染,需要进一步参与到企业实际生产和产业运营当中。对此,为了有效促进职业教育中的工匠精神培育,应加快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切实将工匠精神与技能教育、企业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使其充分融入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来。从发达国家的工匠精神培育来看,德国双元制在劳动者的工匠精神培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规定受教育者要想成为合格的技术工人,必须接受为期3年及以上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职业技能考核后,还需要进入工厂做3-5年的学徒,在学徒期间表现合格并通过技师资格考试后,才能获得相应的技师资格证书,这也是正式上岗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德国在对技能型人才考核时,除了基本的职业技能以外,还十分重视受教育者在职业素养、职业品德、团队意识、精益求精的精神等方面的表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无形中将工匠精神内化为受教育的自身素养。

 

  (二)以专业实训为手段,强化对受教育者“工匠精神”的启蒙作用

 

  专业实训在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职业院校开展实践教学的主流形式。众所周知,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并且将“工匠精神”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个人素质,需要经过不断实训和实践锤炼,在此过程中只有让其感悟到工匠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才能掀起对工匠精神的向往和追求。对此,职业院校需要从专业实训入手,将工匠精神培育与实训教育紧密结合,切实发挥专业实训教学对受教育者工匠精神的启蒙作用。一般来看,职业院校所开展的专业实训通常是以单门课程为载体进行的,这种实训方式不仅实践性较为突出,而且也较为容易实现,教师一般能够在课堂教学中直接开展,但这种实训教学形式也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多学科知识间的交叉融合。随着社会对于技能型人才需求呈现出复合化趋势,职业院校应相应地将多门相近的课程进行整合与交叉设计,以课程群的形式开展专业实训,培养“工匠精神”。

 

  (三)以专业课程为主阵地,将“工匠精神”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终

 

  目前,职业教育受教育者在校期间主要以专业课程学习为主,对此,培育“工匠精神”应切实发挥专业课程的主阵地作用。职业院校应根据外部市场需求,结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革新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受教育者的职业品格与职业综合素养。专业教师要深入研究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技能型人才职业素养的要求,将其融入到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以及考核中来,使受教育者在强化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养成爱岗敬业、尚品修德、至精至诚、勇于奉献等职业精神。并且面向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要求,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将“工匠精神”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培育和塑造广大受教育者“专业专注、严谨细致、敬业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四)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支撑,为培育“工匠精神”提供基础保障

 

  “双师型”师资队伍是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保障,也是实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构建一支强大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对于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培养意义重大。相对于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教师,“双师型”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和生产经验,在其教育过程中能够有效促进受教育者理论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双重提升。同时,“双师型”教师本身具有扎实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坚守职业本位教育和“工匠精神”培养,能够将敬业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向每一个受教育者传递。对此,职业院校工匠精神培养的关键在于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师资来源渠道。在“双师型”教师的来源上,应坚持专职和兼职相匹配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学校专任“双师型”师资的引进和培养,提升“双师型”教师在师资队伍中的占比;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还应加强企业兼职教师的外聘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吸纳产业界的能工巧匠和技术骨干,以此作为“双师型”师资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密切职业院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培养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提供条件。

 

  总之,“双师型”教师是“工匠精神”培育的基础保障,职业院校必须更加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根据自身条件,加强与当地产业界的沟通和协作,积极开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渠道,实现校企双方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协同创新,共用培育“工匠精神”。

 

  (五)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发挥“工匠精神”的熏染作用

 

  文化对于人的品格塑造和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受教育者在求学过程中,自然会受校园文化的熏染和影响。校园文化是发扬和传播“工匠精神”的重要渠道。职业院校要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应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利用这一隐性资源,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营造一种敬业乐业、严谨专注、乐于奉献、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其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职业院校应加强“软”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如关于职业精神的演讲和征文比赛、先进工匠人物事迹展览、工匠人物交流会或讲座等,营造一种崇尚“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并在长期的校园文化熏染下,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职业精神;另一方面,打造以“工匠精神”为样本的校园器物文化,如在校园内树立工匠名人雕塑、工匠劳动壁画、工匠精神相关标语等,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和价值,进一步提高自身对“工匠精神”的坚持和追求。

 

  (六)以现代学徒制为纽带,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现代学徒制是培养工匠人才的重要方式,其在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塑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学徒制是建立在校企合作基础上,以专业课程为纽带,以培养学徒(工匠型人才)为目标,以校企双方深度参与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堂教学为主导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现代学徒制的推广加快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变革:一是受教育者的身份更加多元化,由传统单一的学生身份转变为学徒和学生的双重身份;二是学习地点更加灵活,不再拘泥于校内接受知识学习,还更加强调深入到生产一线、“田间地头”接受实习实践;三是学习方式发生改变,由过去过于注重理论学习向“工学交替”转变;四是在对受教育者的考核方式上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单一依靠教师考核向两师(师傅、教师)考评相结合转变。综上可以看出,现代学徒制为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培育发挥了纽带作用,并且现代学徒制自身蕴含着丰厚的“工匠精神”,即从企业中挑选的具有工匠技艺和工匠精神的师傅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指导,使其从言语交流和非言语交流中都能感受到工匠精神,并不断内化为自身的职业修养。

 

  总之,工匠精神不仅是对工匠提出的素质要求和殷切希望,也是整个社会对职业有分工不同、无高低贵贱的深刻认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常态背景下,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人才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尤为重要。因此,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必须充分认识到“工匠精神”的现实要义,多途径、多方式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技能水平,为社会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何伟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李丽)

 

“一带一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助推器”

 

  摘要:“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助推器”。职业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设计和主导着“一带一路”建设,如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一样,中国职业教育有必要也有能力深度介入其中,并以此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和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应树立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一致的新理念,形成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新构想,并采取多形式的务实有效的新行动。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自习近平同志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其中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相关合作稳步推进。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上,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我国政府将于今年5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众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这次盛会。“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迅即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响应,是因为它不仅契合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愿望,而且符合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一带一路”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机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和持续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巨能“助推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使用的“一带一路”概念均已包含了该倡议的“实施”的意义。中国职业教育必须深度介入“一带一路”建设并以此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持续发展和水平提升,并把中国职业教育深度介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创世界一流职业院校与骨干专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概念的阐释

 

  (一)关于“国际化”概念

 

  根据《韦氏新国际字典》(第三版)的相关解释,所谓“国际”通常是指存在于国家之间或公民之间的、与国家间交流有关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的、影响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由其衍生出来的国际化一词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作为动词意指“使……在关系、影响或范围上成为国际性的”,作为名词意指“这样的活动或者过程”。就其使用的实际情形而言,更多的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在笔者看来,在现时代无论哪种形式或内容的国际化,从其最真实的情形来看,国际化一词的词性都应是动名词,因为国际化一词所表达的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进行中的概念。

 

  (二)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概念

 

  从世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来看,不同时代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不仅会由于所处时代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而且会由于所处国家或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在深层次上,职业教育国际化既是一个与时间范畴密切相关的概念,又是一个与经济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相应地,在当今它还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概念。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就日益密切,以致在今天有的国家或地区的这种关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职业教育与产业已融为一体。

 

  所谓职业教育国际化,在笔者看来在现时代其含义是指存在于不同国家、企业、机构、组织、公民之间的所有形态的职业教育活动,或指职业教育的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国际流动或交互作用的状态和过程。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资源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或需求进行配置,职业教育要素在市场需要或需求力的作用下在国际间有序地流动,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广度与深度上持续发展。主要存在形态有:职业教育理念的国际化、职业教育信息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机构的国际化、职业教育课程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教师(结构)的国际化、职业教育学生(结构)的国际化、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标准的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的国际化等。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驱力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对产业发展和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所带来的众多需求与挑战。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最大特点是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因此,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就成为永恒的主题,要求相关国家或地区不仅要开放国内职业教育市场,而且要保持与国际职业教育市场接轨。

 

  从全球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来看,它所强调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种超越国家或地区限制,排除政治、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统一标准,其目标指向为全球的标准化与模式化。而国际化所强调的是拥有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组织与组织、机构与机构、团体与团体、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借鉴,而不直接涉及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统一的模式或培育统一的价值观。

 

  基于上述的理解,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从总体来看,二者是互为促进和互为发展的辩证关系。但是二者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全球化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动力,职业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并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持。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一)“一带一路”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大智慧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横跨欧亚大陆,南接非洲东北,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相关国家众多,人口占世界的近三分之二,经济总量超世界的二分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也是破解当前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乏力的“瓶颈”难题的最佳良策。

 

  中华文化在观念上追求和而不同,在现实中注重交汇融通,彰显着与其他文明互联互通的包容和开放宽广的文化胸怀。中华文化体现着一个独特文明体系的定力和凝聚力,由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大智慧。

 

  在深层意义上,“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也是维护全球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它源自中国,福泽沿线,惠及全球。正如外交部长王毅在201738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记者会上所指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但更是世界的。‘一带一路’版权虽属中国,但收益为各国共享。”2017420日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雅典会见新华社社长蔡名照时也说,今年5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全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实现全球化的论坛,将极大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其意义早已经超越中国,对中国周边区域乃至全球都具有深远影响。

 

  (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

 

  在当今世界,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服务贸易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国。中国的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有序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不同国别的人们之间,在工作、生活、教育方面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在观念、标准、规则、制度、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相互学习与彼此适应的过程。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实现13年的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2014年,按照美元计价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流量,累计数量之和为六七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在对外投资中,民营企业的比例逐渐上升,到2015年止,中国海外投资的累计流量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各占一半。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

 

  在现阶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目标。这对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共赢将构成有力的支撑,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走出去”战略更加稳健地实施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背景下,中国企业可乘势拓展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挖掘和利用广泛的市场资源,为世界创造中国的独特价值,实现对外投资的双赢与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参与和引领。

 

  (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需要大提升

 

  在现时代,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不仅是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更是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征之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和在全球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需要大提升。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大提升取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的大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在笔者看来,所谓一个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是指该国或该地区职业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被认可度与影响力的总称。其实,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不仅表现为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所能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者或培训者的数量和其职业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所触及范围的大小,而且表现为其职业教育体系的发达程度及其在全球职业教育领域里的话语权。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来看,在国际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职业教育的自觉意识明显增强,国际视野更加宽广,对国际职业教育形势的判断更加科学和准确;全球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国职业教育已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应承担起相应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责任与义务;文化胸怀更加宽阔,任何国家的职业教育既是其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产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不排斥与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或产业文化不同的他国文化,保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的常态化的深度沟通与交流。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表明,现阶段我们不仅需要适度接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者来中国接受职业教育,还需要实施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

 

  总而言之,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能力和水平需要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保持同步提升。

 

  三、“一带一路”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尽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与全球30多个国家开展了广泛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水平还不高,国际化的规模相对于我们的职业教育规模还不相称,国际化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一带一路”已成为沿线国家或地区及国民共同的事业,其实施必将有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普惠和包容的方向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交融也日益加深。作为与经济社会有着天然联系的职业教育,其国际化问题早已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列入了研究与探索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带一路”的版权拥有者和平台的主角,中国迫切需要加快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持续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最有力的巨能“助推器”。

 

  (一)催生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新理念

 

  宏伟的“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是迄今为止全球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多国合作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将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38.9%。“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最主要的还是它符合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互利合作的共同愿望,凝聚了沿线国家和地区渴望发展的最大共识。为了能够顺利实施这样宏伟的建设,仅仅有共同的愿望和共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共同愿望和共识中提炼出具有最高概括性的能够凝聚人心、统一认识、促成行动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高度的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设计者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理念。

 

  理念(亦称价值理念)是能被一定主体认可并能为其带来价值或利益的认识、观点、观念或思想的总称。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也需要倡导合适的理念,这种理念在逻辑上应该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出台过多个文件,强调“现代世界的每个人都需要获得跨文化能力”“职业教育要促进国际理解与包容,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的公民”。为了探寻合适的理念,就需要探索与培育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价值基础,这种基础主要是教育文化基础与产业文化基础。限于目前“一带一路”框架背景下大规模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才刚刚开始,更限于笔者目前的研究尚未深入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笔者倡议大家一起努力探索与“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相一致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新理念。

 

  (二)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新构想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必须在全球背景下去考量和谋划。“一带一路”在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与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与区域试验来提出主动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构想。其实,这样的构想在我国的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相关文件中早已有雏形。

 

  在我国国家层面上,已有了相关的制度设计,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使用“教育国际化”一词,提出要提高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中国职业教育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谋划发展,要使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特别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颁布,对中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来说具有更加积极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地方层面上,已有将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重点任务目标来设计的,如《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职业教育“引进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标准”,培养国际化的高素质劳动者。

 

  在今后设计基于“一带一路”框架背景下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构想时,一定要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将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及其相关要素放在一个系统中来考量。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企业投资活动主要是到不同国家或地区设立企业和项目,这就必然涉及投资所在国的当地法律、制度、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商品质量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如此,还会涉及到企业的用工制度、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等问题。

 

  由于企业的“走出去”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走出去”,连带着还有中国企业员工的“走出去”和中国企业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的“职业教育”问题。为了中国职业教育顺利“走出去”,就需要通过政府间签署相关的职业教育合作协议,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三)助力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

 

  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职业教育在合适的国际化理念和国际化构想下,借助已有的多元化合作交流平台,构筑和培育新的国际化平台,形成常态化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就需要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化行动计划,主动采取务实有效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

 

  在采取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问题。由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将导致中国职业教育机构在相关国家或地区开展职业教育可能会遇到许多难题。这就需要通过政府间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合作协议或政策进行约束与规制,保障和维护中国职业教育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相关权益。

 

  在采取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过程中,还要处理好职业教育的“本土化”的问题。中国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企业要充分利用各种项目开展汉语及相关其他语种的教学和职业技术技能培养培训,主动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途径。鉴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背景、文化背景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中国职业教育要结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逐步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标准、方法在相关国家“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职业教育在相关国家生根、开花和结果,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民众的福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在采取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过程中,还要将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与创建一流职业院校与骨干专业结合起来。这样做的依据可以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相关文件中找到。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新行动,都要有利于中国职业教育与邻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职业教育与中国企业携手“走出去”,有利于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南海)

 


   
国务院:以社会资本促有效投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整改审计查出的预算执行等问题,推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听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汇报,要求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确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措施,持续为企业减负助力经济升级。

 

  会议指出,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核准项目数量减少90%以上,据抽样调查办理时间也缩短90%以上,相关改革举措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有力促进了补短板、惠民生。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聚焦对投资主体的不合理束缚加大改革力度。一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多证合一”、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等方面加快取得新突破。进一步简化项目准入和报建审批,尽快推开规划、建筑、人防、消防等“多图联审”、“多评合一”。二要优化事中事后监管和全过程服务,以“企业网上告知+政府在线监测”取代准入审查。对不依法履行信息告知义务的,建立异常名录制度,落实企业守法诚信主体责任。三要拿出更多优质资产,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各类投资,回收资金继续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实现良性循环。引导政府出资的投资基金重点投向公共服务、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的支持。四要出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法规政策,营造公平法治环境,对在国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6%,增速比1-4月份低0.3个百分点。在总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1-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当月民间投资增长6.7%,增速比4月份提高1.4个百分点。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吴琦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社会投资是一种更聪明更市场化的投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理制度改革等因素制约下,政府投资占比将逐渐下降,社会投资将会逐渐成为主力军。但目前,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对社会资本准入门槛过高,而且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投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当前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结构性过剩情况仍较为严重,对社会投资意愿也形成制约。

 

  吴琦表示,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促进有效投资,根本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让社会资本有动力;降低民间投资的各类市场准入门槛,提高项目投资收益率,让社会资本有回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让社会资本有投向。此外,还要加强鼓励民间投资相关政策的落实与督查,加强相关部委、各级地方政府的协调性,让社会资本有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今年或将出台政府投资条例,也将对社会资本投资形成影响。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告诉记者,政府投资一直存在多头管理、分散管理和管理制度规则不统一的问题,缺乏统一的政府投资计划,从而分散了政府有限的财力,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补短板”。因此如何通过有限的政府投资资金,调动社会资本投资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是出台条例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工信部正式印发《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年)》

 

  710日,工信部正式印发《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年)》(以下简称《计划》),以推动应急产业发展。

 

  《计划》提出,力争到2019年,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产业集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规模明显壮大,培育10家左右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建设20个左右特色突出的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应急服务更加丰富,完成20个以上典型领域应急产品和服务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建设30个左右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基本建立与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相匹配、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应急产业体系。

 

  《计划》还要求,在技术转移转化方面,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应用于突发事件应对并形成新产品、新装备、新服务。对此,业内普遍认为,《计划》将促进物联网、新材料、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应用落地,进一步推动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八部门:破除壁垒促分享经济发展

 

  国家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等八部门3日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表示,要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破除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清理规范制约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进一步取消或放宽资源提供者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审慎出台新的市场准入政策。同时,做好配套的税收征管措施、纠纷解决机制、评价指标等内容。

 

  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分享经济企业开展有效有序竞争,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及时调整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不断优化法律服务。

 

  另外,研究完善适应分享经济特点的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措施,完善适合分享经济特点的税收征管措施。建立健全反映分享经济的统计调查指标和评价指标,科学准确评估分享经济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贡献。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表示,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明显加快,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之前多项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明确表示要支持发展分享经济,多个部门也出台政策法规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此次意见出台更进一步明确分享经济未来的发展,为分享经济释放政策红利。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除了体量与规模的领先,我国分享经济渗透的领域也非常广。

 

  张新红预计,未来分享经济年均增长超过40%2025年将占据GDP20%以上,分享经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未来510年将会出现五家以上巨头平台型企业。

 

商务部:零售行业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73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16/2017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6年下半年以来,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情况明显好转,实体零售出现结构性回暖迹象。2017年零售行业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质量、效益和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

 

  《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底,我国零售业经营单位共有1811.91万个,同比增长5.2%。全年商品零售额近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4%,整体债务水平略有下降,企业利润规模小幅上涨,行业劳动效率小幅提高。便利店、购物中心、超市业态销售额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7.7%7.4%6.7%2016年下半年以来,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情况明显好转,实体零售出现结构性回暖迹象。

 

  《报告》表明,零售行业变革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商业网点发展不均衡、结构性过剩、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零售企业物流成本、租金成本、人工成本上涨压力较大,数据驱动经营决策的发展格局尚未形成,零售市场公平秩序有待进一步优化,传统零售商业模式创新转型亟待加强。

 

  《报告》认为,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政策日益完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更加普遍,居民消费需求深刻变化,催生零售行业新供给新模式。尤其是《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的出台,为实体零售创新转型指明了方向,营造了良好环境。2017年,零售企业线上线下全方位深入融合、社交化场景化多元消费场景、多业态协同提供一站式聚合服务、供应链体系智能高效等特征将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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